近代通史——巨野教案和大足教案

从1896年到1900年，短短的5年间全国共发生教案近150起，相当于前期20年发生教案的总和，反映了甲午战争之后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空前激化，而战败的清政府在教案的对外交涉中已经无力与列强抗争。民众反对外国教会同时，也直接与清政府发生武装对抗。这5间年最典型的教案就是1897年的山东巨野教案和1898年的四川大足教案。这次教案又被称为“第二次余栋臣起义”。

（一）巨野教案

1897年德国两名传教士在山东巨野县被杀，德国借此出兵占领胶州湾，这就是轰动中外的巨野教案；因巨野县时属曹州府，故又称“曹州教案”。

1880年，德国天主教圣言会传教士安治泰即进入山东烟台活动。1882年，安治泰在阳谷县建立了山东东南部的第一个教堂，另一位圣言会传教士福若瑟则于1885年进入巨野县的磨盘张庄建立了曹州的第一个教堂。1886年，罗马教皇任命安治泰为山东南部教区主教，福若瑟为副主教。至1893年，在山东的德国传教士已有34人，建立教堂12座，发展教徒4000人。1894年德国传教士薛田资被派到磨盘张庄传教，发展教徒。

1897年11月1日，这一天是天主教的万圣节。德国圣言会传教士韩理和能方济来到磨盘张庄教堂，与薛田资一直闲聊到深夜。三人刚入睡，一伙人潜入院内，韩理和能方济惊觉后从窗口开枪。这伙人冲入室内，将两教士杀死，薛田资躲在门房内幸免一死。两教士被杀的具体原因以及何人所为，历来说法不一。清政府坚持是强盗行窃杀人案件；而不少的中外记载和口碑资料则称是大刀会组织了这次行动。薛田资还直接指控曹庄大刀会首领曹作胜及其同伙是凶手。德国驻华公使海靖也坚持这是民人仇教的报复行凶案件，并指责山东巡抚李秉衡素与外国人不睦，对教堂不加保护。清政府坚持此案是强盗行窃杀人，意在减轻官方的责任，因为这类案件在任何国家都难免。而德国坚持认为是仇教的报复行凶案件，是官方保护教士不力、纵容仇教所致，以便扩大事态，为德国出兵山东寻找借口。

巨野教案发生后三天，停留在荷兰的主教安治泰得到消息立即赶回柏林，向德国政府建议：“我们现在应该利用机会占据胶州。它对我们在各方面是个最好的、最能发展的据点。”又在利用谒见德皇威廉二世时进一步鼓动说：“如果德意志帝国真的想在东亚取得一个属地，并重新巩固我们已经扫地的威信，这将是最后一个机会。不管代价如何，我们不应放弃胶州——在经济与工业方面，胶州有一个比目前的上海更大的、更重要的前途——胶州的占领不会使东方任何人惊异，因为一切人士早已料到这件事。”其充当德国对外侵略扩张急先锋和策划者的面目暴露无遗。而德国政府长期以来对教会的大力支持也得到了的回报。正如德国学者所指出：“德国外交部为了保护(传教)权和为了促进这个教会的努力，到1897年就已经得到了收获，当时安治泰手下有两个教士被杀害，于是正好被用作实现李希霍芬占领，实际上就是吞并胶州的计划的实现。”李希霍芬，德国地理学家、普鲁士远征军成员。从1868年起7次来华考察。1869年第三次来华考察后，认为胶州湾是中国最重要门户，提议德国政府占领胶州湾。

对于德国将利用教案大作文章的意图，清政府也有所警觉。11月8日，出使德国大臣许景澄致电总理衙门告之此案，认为德国公使必然“借词强索”，请总理衙门作好交涉的准备。。9日，山东巡抚李秉衡将教案发生的情况电告总理衙门，说明正在缉拿凶盗。10日，清廷谕令“务将凶盗拿获惩办”，“现在德方图借海口中，此等事适足为借口之资，恐生他衅”。12日又谕令“以速获凶盗为第一要义”，《并将巨野知县摘顶，派司道大员查办，限期半月破案，不使德国借为口实。在清廷的严令下，山东地方官大肆搜捕，先后抓获了无辜乡民近50人，经严刑逼供，认定巨野县民惠二哑巴、嘉祥县民雷协身等9人为涉案“凶盗”。1898年1月15日奕等奏报：惠二哑巴、雷协身被判死刑，另3人判监禁5年。但据薛田资记述，实际上有2人被判死刑，5人被判无期徒刑，并认为“他们都是无罪的”，判决是“不公平的事情”。德国方面对破案反而并不重视，而是积极准备迅速占领胶州湾，实现其蓄谋已久的侵略目的。德国政府还特地指示德国公使海靖在德军未完全占领胶州湾之前，不急于向清政府提出赔罪的要求。

就在清政府查办此案之际，德国派停泊在上海的舰队开往胶州，于1897年11月中旬强行占领了胶州湾，以军事和外交相配合的手段，迫使清政府屈服，并故意提出苛刻的条件，以便继续占领胶州湾。11月20日，德国公使海靖向总理衙门提出结案的六项条件：（1）李秉衡革职永不叙用；（2）中国赔银修建教堂，赐立匾额写明保护教堂之意；（3）惩办凶犯，有官绅涉案应加重惩办，赔偿教士全部损失；（4）中国保证今后永无此等事件；（5）德国有权优先获得在山东的铁路修筑权和矿山开采权；（6）德国办结此案的费用全部由清政府负担等。这些要求大大超过了教案本身的赔偿范围。参与谈判的奕、翁同龢等提出德国先退兵再谈判。海靖则声言撤军是“唯一不能谈判之点”，要让德国舰队留有胶州以“监视”地方当局执行中央政府的命令；甚至蛮横地宣称：在要求得不到满足以前“将保持占领地区作为抵押，并设立临时行政机构”。清政府为了尽快结案，只得接受以海靖提出的六项条件作为谈判内容。双方争执的主要是第一条和第六条，清政府官员多方为李秉衡辩解，海靖始同意将“李秉衡革职永不叙用”中的“永不叙用”改为“不可再任大官”之意。关于第六条，海靖表示“不至多索”，但始终不肯说出具体数目。12月23日总理衙门照会海靖，表示除赔偿数额尚须商议外，同意接受德国提出的全部要求。29日，海靖照会总理衙门，提出结案条件，主要有：(1)山东巡抚李秉衡革职，不可再任大官；(2)赔偿教堂损失3000两。(3)中国代建济宁、曹州、巨野三处德国教堂，每处建筑费各66万两，后两处拨地10亩，教堂前立匾额写上“敕建天主堂”五字，又在巨野等7县各建教士住宅1所，共付银24万两；（4）朝廷降旨保护在华德国传教士；（5）准设立德商华商公司，承修胶济铁路，并拥有铁路沿线附近30里内的矿山开采权；（6）允许德军驻胶澳或其他地方，则不再提军费赔偿。最后强调“该教案俟中德两国各款和平商妥照办，始为了结之据，并为此案不能致德国再有调集船兵据中国之地”。实际上意味着只要不同意德军占领胶州，就不能结案，德国将再调集军舰来占领中国之地。次日，海靖又两次提出照会，故意称曹州镇总兵万本华还在支持驱教民杀洋人，要求清政府将万革职，李秉衡革职也必须“永不叙用”，以此要挟清政府同意德军占领胶州。

1898年1月4日，海靖向总理衙门亮出底牌，提出租借胶州湾99年，并威胁说：“本大臣已奉本国严谕：一、如不允租，不但不退胶、墨之兵，且应尽兵力所到任意侵占。二、愿租之后，可以不要中国赔费，否则，尽德兵力，索赔百万。三、此事未定，中国不能借用洋债，各银行知此事未妥，亦不敢借。”因甲午战败而背负巨额赔款、依靠借洋债度日的清政府对德国的这一威胁不能不有所顾虑，也自知没有与德国抗衡的军事实力，最后只得接受了德国的条件。

1898年3月6日，中德签订《胶澳租界条约》，条约的主要内容为：（1）德国租借胶州湾，租期99年；（2）德国获得修筑胶济铁路权、铁路附沿线30公里内地区的开矿权；（3）德国有在山东全省优先开办各项企事业的特权。至于巨野教案本身，并没有包括在条约之内，只是在约文开头提到一句“山东曹州府教案现已商结”。事件的经过清楚地表明，巨野教案不过是德国强占胶州的一个借口，即使没有发生教案，德国也会寻找其他借口，达到其侵略的目的。清政府则接受了自有教案以来最苛刻、最屈辱的结案条件。德国强占胶州也促使中国人民进一步掀起了反侵略、反瓜分的斗争高潮。1898年的大足教案正是这一斗争高潮中出现的典型教案。

（二）大足教案

1898年发生的四川大足教案，由余栋臣领导的反教斗争发展为与清政府的武装对抗，是19世纪末全国规模最大的一次教案。在此之前，大足曾三次发生打教斗争，1898年发生的教案则是前三次打教斗争的继续和扩大。

大足系重庆府属县。1865年法国传教士在跑马场燕子窝建立了大足第一座天主教堂。1882年后法国教士彭若瑟相继在大足龙水镇、三驱场、万古场修建教堂。龙水镇距大足县城约40华里，以制铁、煤炭等手工业发达而著名。此地天主教教徒人多势众，秘密会党哥老会也十分活跃。

1886—1888年，大足龙水镇在农历六月十九日举行灵官庙会期间两次发生打毁教堂事件。因系聚众突起，打后人散，官府都未找到为首之人，以赔款修复教堂了结。

1890年8月4日（农历六月十九日）又逢灵官会期，彭若瑟请大足知县钱保塘出示禁止办会布告，派教民王怀之雇百余人守卫教堂。四乡民众不顾知县禁令仍前来赴会进香。有孩童向教堂掷瓦块，王怀之即率打手从教堂冲出，持刀追杀，造成14人受伤，其中有孩童6人。大足县绅粮蒋赞臣上前救护受伤的堂侄，进香用的铜锣被教民夺去，铜锣上有“蒋赞臣”三字。彭若瑟即向县署指控蒋赞臣为打教首领，要求实施拘捕。蒋赞臣遭此诬陷，便投奔龙水镇龙善堂哥老会头目余栋臣（人称“余蛮子”）。8月12日，余栋臣约集哥老会众攻打龙水镇教堂，打死教民12人，焚毁教堂房屋10余间，打毁教民房舍130余家；并发布檄文，声讨列强“凭陵小国”“欺侮中华”等“骇天八大罪”及教会“无法无天，自恶自毒”种种暴行劣迹。这是龙水镇第三次发生的打教斗争。这次反教斗争又被称为“余栋臣第一次起义”。

事件发生后，法国公使和法国主教多次提出交涉，要求清政府惩凶赔偿。四川总督刘秉璋以教案系因教堂先杀伤百姓、激成众怒而起，主张“严拿两造滋事之人惩办”。在清军的围剿之下，余栋臣被迫退避西山。1892年1月，川东道张华奎等与法国主教白德理等议定：两造首匪王怀之、余栋臣等照案严拿；龙水镇教堂缓修，仍留地基；给教堂教民偿恤银5万两。

余栋臣退避西山后出没无常，对教会和官府都是潜在威胁。1898年4月，巴县知县王炽昌奉川东道任锡汾之命，派大足县教民罗国藩与龙水镇团首蒋如兰将返乡的余栋臣诱捕，押至荣昌县狱。蒋赞臣与哥老会成员张桂山等将余栋臣营救出狱。余栋臣等回到龙水镇后聚众6000人，打造兵器，准备起事。7月3日晚，余栋臣派张桂山、唐翠坪分路包围荣昌县河包场郑家湾天主堂，擒获法国教士华芳济作为人质。

华芳济被捉消息传出，法国川东主教、驻渝领事、在京公使分别向清政府严重交涉。清廷责成都将军兼署四川总督恭寿派员查办。7月18日，川东道所派委员及大足知县等前往与余栋臣谈判。余提出“销案永不拿人”、“法不得因此要挟”以及交出罗国藩等作为释放华芳济的条件。据华芳济记述：“余蛮子提出了他的条件，他威胁说，如果不接受他的条件，他将把四川的基督教徒统统杀光，并且将最终拒绝释放我。”该资料据华芳济原作（写于1999年）的法文首刊本翻译。川督恭寿致电总理衙门，建议对余实行招抚，因“动以兵威，华芳济必死，且附近各国教堂教民立受其害”，故“明知此举于政体有碍，然欲保全教士，不得不于无可设法之中，作此万有一得之想”。当天奉旨“著该督饬令地方官相机操纵，权宜办理”。余栋臣此举确实给清政府造成了棘手难题。

8月3日，余栋臣发布《告示》，控诉列强侵略中国的罪行：“焚我清宫，灭我属国，既占上海，又割台湾，胶州强立埠镇，中国意欲瓜分；自古夷狄之横，未有如今日者！”宣称“但戮洋人，非叛国家”，“惟就义民今日之幸（举），以剪国仇，以继圣教，以除民害，以洗沉冤。”1898年9月19日（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四日）《中外日报》，这一《告示》“以‘扶清灭洋’为宗旨”，《余栋臣传》，见《民国重修大足县志》卷五，1945。反映了甲午战争后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

9月底，余栋臣率民军攻入铜梁县城，又捉获了华籍教士黄用中及教徒唐某（不久将唐某杀死）。民军分路出击，大张旗鼓，“帜上书‘灭洋’二字。道路观者云从蚁附，以余蛮此举为快事，虽三尺童亦群呼杀教。此风蔓延通省，在在皆然。”

面对迅速蔓延的打教风潮，清廷陷入剿抚两难的窘境。时恭寿病死，按察使文光护理川督。9月中旬至10月中旬，清廷先是谕令文光“迅为弹压”，继又强调“即剿即抚，不可偏废”，后又令川东道前往招抚，宣布只要余栋臣释放人质，解散部众，即可“立沛恩施，免其治罪”。大足教案迅速波及接界之湖北地区，湖广总督张之洞也主张实行招抚，于10月7日致电文光称：“余蛮子系因仇教而起，与土匪有别，鄙意此事似宜令官绅抚谕，劝令将洋教士送出，解散胁从，善为了结。”张之洞认为余栋臣“因仇教而起与土匪有别”的看法，与此前官府屡指反教民众为“匪”以减轻护教不力之责任的做法，似亦有所不同。

文光派提督周万顺等与余栋臣协议招抚事宜。余栋臣要求收编后拨给其洋枪，周假意答应而迟不践约。新任布政使王之春欲“诱出”教士后即行攻剿，再派周万顺和士绅张炳华于11月27日往见余栋臣，勒令放人。余栋臣怒将两人扣留。12月，刚到任的川督奎俊主张“以剿为抚”。御史张承缨则奏请先同各国公使“议定用兵之际，万一余蛮首害华教士并伤及各教士及各教堂，是事出意外，我不能任此赔偿”，以免法国借此重演“德人胶州故事”。清廷不得不谕示奎俊：“仍以设法招降，从权了结为是，勿以冒昧从事，激成巨变，是为至要。”

在清廷剿抚两难之际，湖北施南、宜昌两府亦“讹言纷起”，利川县哥老会“假托余蛮旗号”，焚毁教堂，劫掠教民。张之洞恐事态扩大，转而主张以剿为辅，12月21日电告王之春，称已与驻汉口法国领事言明：“我自必以救出教士为先，若该匪一定不放，借此要挟，我惟有进兵攻剿，教士生死在所不顾，领事深以为然。”并要王之春与法国驻渝领事商明：“设或华铎受害，我当厚给抚恤，重诛匪徒。一面重赏密行购线，保护洋铎，一面进兵无所顾惜，或竟不敢害洋铎，以留为剿败赎罪之地，亦未可知。”张之洞将这一处置方案同时电告了总理衙门。

王之春即与法国驻渝领事和川东主教协商，取得后者同意后，开始部署兵力攻剿，于1899年1月2日电告总理衙门：“抚法已穷”，只有攻剿，因“外人必以司铎启衅，捷于影响，当必与之订明，事后不致图赖”。总理衙门即于6日照会法国公使毕盛，声明“非剿更无良策”，“用兵之后，两铎若有伤亡，势万不能兼顾，为此先行知照”。毕盛复照表示同意以武力解决，但仍然强调“惟事完后，不论遇何景况，自应以巨补报相酬”，为日后谈判预留地步。

1月中旬，王之春调集大量清军，合力围攻龙水镇。因众寡悬殊，余栋臣被迫率部转移西山，途中华籍教士黄用中被民军所杀。余栋臣见败局已定，便致书王之春表示接受招抚，于1月19日将华芳济释放。清廷此时仍然倾向招抚，于20日电谕奎俊：“此事关系川省全局，倘得以招抚结案，保全实多。”接到余栋臣求抚及华芳济获释的确切消息后，清廷又再次谕示奎俊：“速妥筹办，以消反侧而靖人心。”1月底，余栋臣、蒋赞臣向清军投降。王之春奏请将余栋臣处死，清廷以为“杀之不武，不如赦之，以昭大信”，希图缓和官民矛盾、民教矛盾。后将余栋臣押至成都永远监禁，蒋赞臣被送西安军营服役。此后，四川地方官与法国主教议结此案，共赔银1186100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