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通史——英国觊觎西藏与清政府的对策

一、英人入藏“游历”与通商

从18世纪中叶起，英国一直企图以通商为手段来打开中国西藏的门户。1773年，东印度公司派兵侵占了不丹的一些地区；第二年，驻在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的六世班禅应不丹德布王的请求，致书告诫印度总督赫斯定：“德布乃统治此地区达赖喇嘛之属下（现达赖年幼由我摄政），若您坚持对不丹进一步侵扰，则将引起达赖及其臣民之反对。”赫斯定希图借此机会与六世班禅取得联系，立即派熟悉西藏情况的东印度公司秘书博格尔由不丹进入西藏，住进日喀则扎什伦布寺。博格尔与拉萨派来的官员进行了接触，提出同西藏订立商约的要求，拉萨的官员则表示“西藏属于中国大皇帝管辖，通商的事他们不能作主”，也不同意他前往拉萨。博格尔又要求单独与六世班禅订立商约，也被拒绝。在西藏活动的5个月期间，博格尔详细调查了西藏的物产、税收、风俗以及孟加拉通往拉萨的道路，于次年4月返回印度。

1783年，赫斯定又以庆贺班禅灵童六世班禅于1781年圆寂，丹白尼玛被确定为六世班禅的灵童，即七世班禅（1782—1853）。为名，派遣英军上尉忒湼及其随员桑德尔前往扎什伦布寺，再次向班禅的摄政仲巴呼图克图提出订立商约的问题，仲巴呼图克图表示曾多次写信请示达赖，达赖和清廷都不同意与英国通商。忒湼又提出由东印度公司在扎什伦布开一商店，由英国人来主持。这一要求仍被仲巴呼图克图拒绝，仅同意由印度人来扎什伦布经商。忒湼在扎什伦布活动了3个月，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同样搜集到有关西藏的大量情报，并进行了交通路线的测绘。他也不得不承认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的主权，意识到不可能避开清朝中央政府而与西藏地方政权单独订立商约，因而在向英印政府提出的报告中，建议今后采取拉拢班禅反对达赖及挑拨清朝中央与西藏地方之间关系的策略，来达到与西藏订立商约的目的。

进入19世纪后，英国控制了与西藏毗邻的尼泊尔、哲孟雄（锡金）和不丹，并以此为基地加紧了对西藏的渗透。英人不断以“游历”为名潜入西藏活动。东印度公司职员曼宁是第一个进入拉萨的英国人，此人在剑桥大学读书时便迷上了中国的语言和文化，1806年在东印度公司驻广州的一个机构任职。1811年9月，曼宁从加尔各答出发，经不丹进入西藏，先在帕克里停留了一个月，然后以朝佛及行医为掩护进入拉萨，拜见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结交西藏僧俗上层。不久，驻藏大臣识破了他的真实身份，认为他“假借朝佛之名，希图暗中传教”，将他驱逐出境。

与此同时，英国的一些所谓的“探险家”以考察为名，不时进入西藏地区收集情报。1812年，英印政府文官莫克罗夫特装扮成朝圣的商人，从印度的阿尔摩拉翻越尼堤山口潜入西藏阿里，到达马法木错湖，测绘了康仁波清山。此后，又有英属印度军官亨利•斯特拉彻和理查德•斯特拉彻兄弟继续勘测马法木错湖、康仁波清山以及马法木错湖水系。

19世纪60年代，“印度三角勘测局”在英印政府的授意下，专门对我国青藏高原进行有组织、有系统的勘测和调查。该局总监蒙哥马利创办了一所培训学校，训练印度的当地人充当勘测员，代替一眼就能被人看出的欧洲人，以便能更顺利地潜入西藏。在这所学校接受训练的南•辛格于1865年化装成商人由尼泊尔潜入西藏，到达日喀则、江孜、拉萨等地，秘密从事活动，历时半年多。一路上，他用装有测绘仪器及其数据的特制手转经轮和特制的念珠，秘密进行地理、气象和交通等方面的测量活动。1872年和1878年，一位代号为AK的受训人员辛格•米兰瓦尔两次进入西藏，探测西藏至青海的路线。1880年，另一位代号为K.P的哲孟雄土人金杜布受训后潜入西藏，试图探测证实雅鲁藏布江是否为布拉马普特河的上游，以解决当时地理界关注的这一悬案。他在雅鲁藏布江漂下多根刻有自己名字的木头，结果因联系失误，测量局未能及时在布拉马普特河口观察打捞，使这一探测半途而废。

英印政府经过长期的勘测，将打通印藏的突破口确定在大吉岭—春丕峡谷，并加快了道路的修筑。大吉岭一带是产茶地区及避暑胜地，英印政府的军政要员在夏季常云集此地，印度茶商可以通过他们敦促英印政府早日推动印茶销藏。1879年，一条可以通行大车的公路修筑至春丕谷地南端的日纳岭；1881年，一条以东孟加拉铁路干线上的西里古里为起点通至大吉岭的窄轨铁路竣工。这两条道路缩短了藏印边境至印度政治中心加尔各答的距离，为英国进一步向西藏渗透和扩张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中英烟台条约》的订立虽然使英国人进入西藏合法化，但是，西藏地方政权和广大僧俗群众却坚决抵制英人的入藏“游历”，特别担忧天主教的传入将破坏西藏的宗教统一，危及西藏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因此，西藏各地阻止英人进藏的事件和冲突屡有发生。

1882年后，英国经济进入了长期的萧条，英国资本家迫切要求开辟新的市场。《泰晤士报》曾发表社论呼吁道：“我们到处听到商人诉说贸易停滞。如果我们坚决要求进入西藏，那儿有一个广大市场等待我们。”1884年10月，英印政府任命孟加拉省财政秘书马科蕾筹办进藏商业考察团事宜。马科蕾返回英国，向政府陈述：开通印藏贸易不仅因印茶销藏而给英国带来可观的经济利益，还会使“我们在亚洲的政治势力就将得到巨大的扩展”。这促使英国政府批准了他的出使计划。

清政府内部对是否接纳英国商务考察团却产生了意见分歧，曾纪泽、李鸿章主张同意英国的入藏通商的要求。1885年8月，曾纪泽致函李鸿章说：“西藏系天朝属地”，马科蕾要求与总理衙门谈判西藏通商事宜，表明英人“明认中国之主权”，“兹幸英人不萌侵夺之念，但以通商为请，在我似宜慨然允之，且欣然助之经营商务。商务真旺，则军务难兴，此天下之通理也。我之主权既著，边界益明，关榷日饶，屏篱永固，兴利也，而除害之道在焉。”12月，四川总督丁宝桢则上奏表示坚决反对，他针对曾纪泽所论，强调：“英人之与西藏通商，是乃多年故智，而用心阴鸷，即露端倪，我不可谓彼之不言侵夺，第专意通商。”英人不过是“佯借通商之美名，实阴以肆侵夺之秘计，设使事机不顺，彼先得中国之利权，继欲占中国之土地，势不至易通商为侵夺不止。彼时我之虚实彼尽知之，我之人情彼尽悉之。”而且西藏僧俗皆反对与英人通商，如将通商之说强加于西藏地方，将导致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恶化，“兵端已先肇于西藏”，则反为英人所利用，“转移其祸于我，是我先为西藏受害”。更为严重的是，英人并非仅注意西藏，而是要进一步通过西藏进入四川，“设藏路一开，则四川全境俱失；川中一失，则四通八达，天下之藩篱尽坏”。最后，总理衙门在英国公使欧格讷和马科蕾作出保证不与西藏地方政权私行缔约，不得以任何形式帮助天主教势力渗透西藏后，发给护照，知照驻藏大臣妥为保护，同时要求马科蕾必须取得西藏地方政权的同意，始得入藏。

马科蕾返回印度后，很快组织了一个“商业”考察团，包括测量、绘图、医务、翻译等人员，还有300名印度士兵组成的卫队，随带有驯象10只、各色礼物百余驮。1886年初，考察团在大吉岭集中，准备于旧历三月中旬起程，并扬言如果藏人阻拦，将带兵3000名自行保护进藏。

驻藏大臣色楞额在获悉马科蕾一行的行动后，既不敢严正拒绝马科蕾的武装威胁，也无法强迫西藏僧俗官员同意英人的要求，便奏报清廷，痛陈英人入藏，尤其是印茶销藏的危害，“必使川省之茶无处行售。彼得独专厚利，我乃坐失重资”。奏报引起了清廷的重视，总理衙门与英国公使欧格讷反复交涉，要求考察团暂缓入藏。当时，中英间关于缅甸问题的谈判几成僵局，英国为了诱使中国承认其吞并缅甸，决定在入藏问题上稍作让步。1886年7月，中英双方以中国承认英国占领缅甸、英国取消入藏考察为交换条件，在北京正式签订中英《缅甸条款》。英国虽然暂时取消了马科蕾的入藏考察，但很快又开始策划边界纠纷，对西藏发动了武力进犯。

二、英国第一次侵藏战争

马科蕾将率兵从大吉岭入藏的消息传来后，西藏地方政权为了阻止英人的入侵，便在西藏境内的隆吐山口建卡设防，派兵驻守。隆吐位于西藏与哲孟雄、不丹交界处的热纳(即日纳)，是从喜马拉雅山南麓进入春丕谷地的第一道险要关口，原属西藏地方的热纳宗营管辖。嘉庆初年，达赖因“哲孟雄部长人亟恭顺，尊从黄教，赏准将热纳宗草场一段，拨给该部民通融住牧，并令该部长代办热纳宗营官事。该部长领有商上印照为执。地虽赏准通融住牧，仍是藏中之地，而隆吐山更在此地迤北，是为藏地确切不移凭据。”隆吐属于西藏，就连哲孟雄部长也明确承认，而且他将西藏地方政权收管此地，视为是对自己纵容英人在本人管辖境内筑路、游历和组织考察团的一种处分。因此，西藏地方政权在自己国家的领土上建卡设防，阻止外来入侵，完全是正当的行为。

1886年12月，英驻华公使华尔身向总理衙门提出交涉，认为藏人此举“意在阻止通商”，要求总理衙门行知驻藏大臣予以制止。次年6月底，华尔身再度向总理衙门交涉时态度强硬，指责清政府对此事“似有漠然之势”，声称“惟有即刻调兵驱逐出境”，《决意付诸武力。此后，华尔身又再三到总理衙门进行威胁：“藏兵出境驻西金（即锡金）隆吐山阻塞商路，印督欲用兵驱逐，决不容该兵在彼守冬。”面对英国的威胁，清政府采取了退让的政策，一面令中国驻英公使与英外交部交涉要求延期，一面令川督刘秉璋飞咨西藏地方撤回隆吐守军。

清政府对英退让的政策，遭到了西藏地方僧俗官员的抵制，他们多次向驻藏大臣文硕呈递“公禀”，揭露英国侵吞南亚、觊觎西藏的野心，“垂涎藏境，以便东窥四川、云南，北窃西宁、青海，水陆交冲，蚕食我大清边境”。请求总理衙门正告英国公使，要求英人从其侵占的哲孟雄、不丹的土地上“一概退出，撤毁铁索桥，以正疆界，方为正办”，坚决表示：如果英军胆敢侵犯，则西藏民众将不惧牺牲，“惟有复仇抵御，实力阻挡”。文硕也多次向总理衙门陈述意见，支持西藏僧俗官员守疆自卫的立场。总理衙门不顾西藏僧俗官员的反对，三番五次电令四川总督刘秉璋飞咨文硕，严令撤卡。但西藏僧俗官员态度坚决，表示“自守疆域，并未越界滋事，英人何得阻挠”，“就使目下即有莫大祸患，我等藏众亦决不甘心以地让人”。清廷无奈之下，乃于1888年2月18日发布上谕，严责西藏地方“蠢兹忿举，不量己力，越疆置卡，肇衅生端，因有新约通商，反欲断绝商路”；怒斥文硕“不能将朝廷保全该番之意，剀切劝渝，近复畏难取巧，反欲借拒英护藏为名，谓地为藏地，撤无可撤，连章累牍，哓辩不休，推其执谬之见，即兴兵构怨，有所不恤”。清廷一厢情愿地以为，只要退兵撤卡，便可避免战端。然而，这种退让政策既打击了西藏地方抵御外侮的士气，也助长了英印政府进犯西藏的野心。

1888年初，英印政府调动军队2000余人集结西藏边界，由陆军准将格拉汗指挥，作了进攻的准备。西藏地方政权获悉英印军队准备进攻的消息后，立即从各地增派援军前往隆吐山，在山间路口构筑石墙，集团防堵。3月20日，英印军队向守卫隆吐山的藏军发起攻击，正式挑起侵略战争。次日，英印军队集中炮火摧毁藏军据守的兵房、石墙，炮弹直落藏军中央，藏军顽强抵抗，伤亡过多，被迫从隆吐山撤退至纳汤以北，在山头连夜构筑起长四五里、高与胸齐的石墙，凭险据守。英印军队再度发起进攻，以密集炮火将石墙夷平，占领纳汤，藏军败退至捻纳以内春丕谷地。

隆吐山、纳汤等地的守失，并没有动摇西藏军民抵御外侮的决心，西藏地方政权积极组织反攻，从前后藏及西康等地征调藏军增援前线，分别集中于亚东附近各地。此后，藏军虽然曾多次组织反攻，试图收复隆吐，但都被英印军击退。

在英印军挑起战争的当天，清廷再次严厉申斥文硕：“识见乖谬，不顾大局”，将其“即行革职”。7月，新任驻藏大臣升泰抵藏后，奉行清廷的退让政策，迎合英人关于藏南界址的说法，称西藏接近哲孟雄的边界在雅拉山，该山又位于隆吐之北，所以隆吐不在藏境，以证明英国指责藏军“越界戍守”事出有因，命令藏军先行撤入帕克里。8月，英印军不断“添兵运炮”，多次进犯藏军营地，藏军本欲出营反击，均被升泰一再阻止。9月，英印军凭借炮火优势，向驻守在捻纳山的藏军发起大规模进攻，藏军武器落后，力战不支，伤亡惨重，被迫退至仁进岗一带。英印军占领则利拉、亚东、郎热等地后亦不敢向前深入，退回纳汤附近的对邦。西藏地方政权仍然组织力量，加紧备战，截至11月，集结在仁进岗一带的藏军总数已达万余人。

三、中英《印藏条约》订立

1888年12月，升泰自率部队到达仁进岗，令集结此地的藏军后撤至灵马汤，将藏军与英印军隔离。接着，升泰亲赴纳汤会晤英印军政治官员保尔商谈议和，英印政府外交秘书杜兰作为英方首席代表与升泰进行谈判。

谈判开始，英方提出7项草约，主要内容是：划定西藏与哲孟雄边界；中国承认英国在哲孟雄境内之完全统治权，永不侵扰哲孟雄国境，或干预其内政；英国臣民得自由进出西藏贸易，与西藏人民同等待遇，英国货物进入西藏所付关税，应按另议税则缴纳等。并坚持先将7条议妥，再议撤兵的问题。7条草约较之中英《缅甸条款》更为苛刻。双方在哲孟雄和通商问题上争论激烈。升泰提议哲孟雄与中国西藏的关系“照旧”，即哲孟雄照旧向驻藏大臣及西藏地方首领呈送年节礼物及贺禀，继续保留清朝皇帝的封赐。而英国则企图完全割断哲孟雄与中国的传统宗藩关系。在通商问题上，升泰坚持战前边界通商，关市最远只能设在对邦或亚东，不同意英国提出的西藏境内自由贸易。双方争执不下，1899年1月10日，英方宣布谈判中断。

此时，清政府接受总税务司赫德的推荐，任命其弟赫政为升泰的译员和代表。1899年2月，赫政经印度抵达大吉岭。赫德则在北京遥控指挥，电告赫政设法向升泰解释：“英国愿加强中国在西藏的地位，如中国反对，英国必将抛开中国直接与西藏交涉，难免又惹起军事行动，对西藏固不利，对中国也很难堪”，希图以此来迫使升泰作出让步；同时指示赫政“试作中间人，将事权掌握在自己手里”。4月，赫政代表升泰与英方重开谈判。

7月，赫政根据赫德的指示，与升泰改拟了草约五条上报清廷，主要内容是：如以咱利山（即热勒巴拉岭）为藏、锡分界，则锡金（即哲孟雄）应为中、英共同属国；据升泰调查，英人以咱利山为藏锡分界，藏人则以日纳宗为界，主张谈判时“拟在两说之间，会议定界”（《中国海关与缅藏问题》，93页）；若锡金作为中英两国共同属国，则可以咱利山为界。锡金应送西藏禀礼照旧，并非表贡款式；据赫德的指示，关于锡金问题的表述要用“含浑词句”，所以草约中只提“禀礼照旧”，而不使用“进贡”等词句，实际上是为了消除中锡两国传统的宗藩关系，仅保留礼仪往来。如锡金归英保护，则西藏将停止每年给锡金的麦、盐，收回锡金在春丕等处的庄房；英国保证印兵不得越过日纳；亚东设关通商，他口不得往来窥探等。总理衙门回电升泰，同意按上述五条，“即与妥筹商定，从速了结”。然而，英方代表拒绝了中方提出的这一草约，并提出以英方所认定的“以流入梯斯塔河各水，与流入莫竹江及藏境河流各水之间之最高分水岭为界”；在哲孟雄境内，“英国政府有唯一最高统治权，中国人和西藏人对哲孟雄内政均不得在任何方面予以干预。英国政府应允在上述谅解下英国军队将不逾越藏哲边界。”言下之意，中国如不能“谅解”英国的上述要求，英国军队就将“逾越藏哲边界”，进攻西藏。

英方的无理要求也使中方难以接受，谈判陷入僵局。英印政府再次扬言要抛开清朝中央政府直接与西藏交涉，甚至不惜再度发动武装进攻。升泰则向总理衙门指出：现查明俄国正向西藏渗透，藏中僧众已经表示“我等与其同有仇之英国议和，莫若与无仇之俄人通好”，《可将此情况透露给英国驻华公使，催促英方尽快缔约，并强调划界要标明沿界山名。赫政则提出先行缔约，待勘界时再“彼此书名绘图”。总理衙门亦回电称“不必书旧界山名”。

1890年3月17日，升泰与印度总督兰斯顿在加尔各答签订《中英会议印藏条约》八款。全其主要内容：拟定西藏与哲孟雄的边界，哲孟雄为英国一国保护督理，通商、游牧及官员交涉之文移往来等事，容后再议。

1891年底，升泰与保尔在仁进岗重开谈判，以解决《藏印条约》的遗留问题，通商成为谈判的主要议题，而其中的商埠和印茶销藏则为双方争执的焦点。关于商埠，升泰坚持应设在亚东，保尔则提出设在帕克里，后来又提出设在江孜。英方之所以要在帕克里设埠，是因为一旦进入此地，则登上了西藏高原，便可长驱而入。关于印茶销藏，因历来藏饷专靠川茶税收，“印茶行藏，藏饷无着，是川藏切身之害”，将直接影响川、藏的国计民生，危及清朝中央政府在西藏的统治以及与西藏地方政权的关系，故中方坚不同意印茶销藏。次年9月升泰病逝，清廷任命参将何长荣与英方继续谈判，经相互妥协始达成协议。

1893年12月5日，双方在大吉岭签订了《中英会议藏印续约》九款。其中规定：亚东订于光绪二十年三月二十六日（1894年5月2日）开关通商，任听英商前往贸易，由印度政府随意派员驻寓亚东，查看英商贸易事宜，英商可在亚东租赁住房栈所；印藏贸易经过藏哲边界，五年内免纳进出口税，在此期间，印茶不得运藏；五年后印茶入藏，应纳税率不得超过华茶入英之数。《藏印条约》及《藏印续约》的签订，使英国终于打开了中国西藏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