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通史——法国侵占越南和中法战争的爆发

一、法国侵占越南

19世纪中叶，法国为了在亚洲建立所谓的“法兰西东方帝国”，1856年与英国联合发动了侵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58年又与西班牙组成联军，以保护天主教为由，进攻越南。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法国将侵华军队集中到越南，扩大侵越战争。1862年6月5日，法国强迫越南阮氏王朝签订了第一次《西贡条约》（即《柴棍条约》，柴棍即西贡），这一条约的订立是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的开端。至1867年，越南南部（即南圻）各省全部沦为法国的殖民地，由法国总督直接统治。与此同时，法国殖民者试图探测一条从越南进入中国西南地区的路线，从1866年起组织了一支探险队，从西贡出发，沿湄公河北上，进行了两年多的探测，结果发现湄公河上游（即澜沧江）通航困难，而越南北部（即北圻，当时西方人称“东京”）的红河则是进入中国云南的理想通道。从1873年1月至4月，法国军火商堵布益成功地带领3艘小船从红河上游航行至云南蛮耗（蔓耗），然后又顺河而下，到达河内。连德国和英国人都承认“这是法国人的重大发现，其经济后果和政治影响会使法国人得到利益，赢得荣誉”。

为了扩大在越南的殖民势力范围，进而打开中国西南地区的门户，法国开始进一步侵占越南北部。1873年11月，安邺率领一支法国远征军攻占了河内及其附近各地，并准备继续西进，攻占中越边境上的重要交通门户保胜(今越南老街)。此时，驻扎在保胜的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应越南阮氏王朝之请，参加抗击法军的侵略。12月21日，黑旗军配合越南军队在河内城郊大败法军，收复河内，击毙安邺，迫使法军退出红河。越南国王封刘永福为三宣副提督，据守红河两岸。

不久，越南阮氏王朝在法国威逼下，派人与法国议和，1874年3月15日，在西贡签订了第二次《西贡条约》（即《法越和平同盟条约》），以此为根据，法国力图否定中国与越南的宗藩关系，变越南为其“保护国”，并取得沿红河至中国云南的航行权。

中越两国有着悠久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在历史进程中形成了宗主与藩属的关系，这种宗藩关系是中国统治者与部分邻国统治者建立的一种特殊的政治关系。外藩君主利用与清王朝结成宗藩来巩固其统治地位，而清王朝则通过这种关系取得“天朝上国”名义，以提高它在国内的统治威望和保障边疆的稳定。按定制，外藩君主必须接受清帝“册封”并定期派人到京“朝贡”。清帝则按“薄来厚往”的原则，给予“朝贡”的外藩使团以优厚回赠，对外藩也有保护的责任。外藩仍是独立国，自主处理本国的内政外交，清廷一般并不干预，更不在这些国家设官、殖民和驻军。所以这种宗藩关系属于东方的朝贡体系，同西方的殖民体系有着本质的区别。清政府保持中越的宗藩关系，主要是为了维护西南边疆的安定。越南阮氏王朝被迫与法国两次订立《西贡条约》后，仍然希望保持与中国的宗藩关系。从1866年至1881年曾五次派贡使团到中国来朝贡。法国也不得不承认越南国王“不断地向中国皇帝派遣使节，这些使节按照老习惯，每三年向北京进贡一次，这在某种意义上就等于承认顺化统治者对天朝的藩属地位”。1881年至1882年初，清军也应阮氏王朝之请，进驻越南山西、北宁地区。

法国侵占越南，不仅在于将越南变为自己的殖民地，更是为了以越南为跳板，进一步侵略中国，称霸远东。1873年5月19日法国海军将领、西贡总督杜白蕾在给法国海军和殖民地部的一封信中说：“我们出现在这块富有的土地上，出现在这块与中国交界也是中国西南各个富饶省份的天然产品出口的地方，根据我的意见，这是一个关系到我们今后在远东地区争霸的生死问题。”1879年6月8日，法国驻海防领事土尔克公然向一些传教士宣称：“法国必须占领北沂……因为它是一个理想的军事基地，由于有了这个基地，一旦欧洲各强国企图瓜分中国时，我们将是—些最先出现在中国腹地的人。”

1882年3月，法国海军上校李维业率领法军第二次侵犯越南北部，5月占领河内，次年3月侵入南定省。1883年5月19日，黑旗军与法军在河内附近的纸桥发生激战，以白刃战大败装备精良的法军，击毙李维业。刘永福被越南国王封为三宣正提督。８月，由法国海军将领孤拔率领的南路法军攻占了越南首都顺化，强迫越南政府订立《顺化条约》，将越南正式作为法国的保护国，越南完全沦为法国的殖民地。

面对法国侵略越南进而侵略中国的严重局势。清政府内部出现了“和”“战”两派的分歧和争论。

主战派大体包括清流官员（张之洞、张佩纶、陈宝琛等）、湘系官员（曾纪泽、彭玉麟、刘坤一、左宗棠等），以及滇、粤、桂三省督抚（刘长佑、张树声、倪文蔚等）。主和派主要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为代表。主战派认为中越唇齿相依，法国侵占越南，对中国便有唇亡齿寒的危险，主张出兵援越抗法。主战派以山西巡抚张之洞的见解最有代表性，他主张“守四境不如守四夷”，将抗法战线推到越南境内，并提出了“争越、封刘(永福)、战粤、防津”战略设想。主和派以李鸿章的意见为代表，认为中国“各省海防，兵单饷匮，水师又未练成，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中国若与法国交战，“一时战胜未必历久不败，一处战胜未必各口皆守”，即使暂时取得一定胜利，也会引来法国更大的军事报复。随着法国军事侵略的升级，清朝官员主战的舆论虽然逐步占据上风，但清朝最高决策层在和与战的问题上一直举棋不定，以至“法越构衅，绵延三年，致法占越南，和战仍无定见”。

同时，中法两国也在进行外交谈判。1882年11月，李鸿章与法国驻华公使宝海在天津举行谈判，就越南问题达成协议。双方同意：中国驻北越的军队退出，法国申明无侵占越南领土主权之意；在保胜立关收税，准许商船溯红河至保胜从事进出口贸易；在云南、广西界外与红河中间之地划界，分归中法两国巡查保护。1883年2月，再次组阁的法国总理茹费理推翻了上述协议。9月15日，法国又向中国正式提出一个方案：在北越与中国边境间划一狭小“中立区”，中国撤出驻越军队，承认法国对整个越南的殖民统治，开放云南的蛮耗为商埠。曾纪泽、李鸿章分别与法方进行多次谈判，10月下旬，谈判没有取得协议而结束。至此，法国政府“决议夺取山西、北宁，将不与中国谈判”，企图通过扩大侵略战争来攫取更大的权益。

二、中法战争爆发

1883年12月，法国议会通过增拨2900万法郎的军费和再派1.5万名远征军的提案。法国远征军总司令孤拔率舰艇13艘、法军6000人，向驻扎在越南山西的黑旗军和清军发动进攻，中法战争正式爆发。

中法战争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883年12月山西之战开始，到1884年5月《简明条款》签订，战争局限在越南北部红河三角洲。

山西位于红河南岸，是控制红河中上游的战略要地，驻守此地的部队有黑旗军3000人、清军2000人及越军2000人。因清廷和战不定，清军统帅、云南巡抚唐炯亦消极避战，擅自“率行回省，置边事于不顾”。12月13日，法军在军舰炮火的配合下，向山西发起猛攻，黑旗军和清军坚守激战3天，伤亡逾千，终因众寡悬殊，被迫撤离，山西失陷。

1884年2月，米乐接替孤拔任法国远征军司令，率法军12万人，分水陆两路，于3月8日开始进犯北宁。北宁南拒河内，北蔽谅山，是法军北上经谅山进逼中越边境的必经之地。奉命出关督师的广西巡抚徐延旭虽然所部清军已达2万人，但其“迁延不进，株守谅山”，致使前线部将战败溃退。3月12日，法军攻占北宁，又乘势连陷太原、兴化。这一战役中清军伤亡约1700人，法军仅死26人，伤25人。中法战争爆发后不到５个月，法军占领了整个红河三角洲。

清军在前线的溃退，朝野舆论大哗，主战呼声日高。清流人士更是纷纷上疏，要求严惩败将，力主与法决战。清廷为了掩饰败绩，一面罢黜了恭亲王奕，更换了全部军机大臣，以礼亲王世铎为首席军机处大臣，贝勒（后为庆亲王）奕劻主持总理衙门，实际大权则掌握在醇亲王奕的手中，史称“甲申朝局之变”；一面下诏将唐炯、徐延旭撤职查办，任命张凯嵩为云南巡抚，潘鼎新为广西巡抚。表面上作出与法决战的姿态，暗中又在寻机与法国议和。

法国在军事进攻的同时，也对清政府采取了“诱和”政策。法军攻下北宁后不久，法国海军舰长福禄诺通过粤海关税务司德国人德璀琳，向李鸿章递交了密函，要求撤换曾纪泽的驻法公使职务，作为议和的先决条件，这是因为曾纪泽在对法交涉中一直态度强硬，为法国所恼恨。4月28日，清政府明令撤换曾纪泽使法的职务，暂以驻德公使李凤苞兼代，以此向法国表示议和的“诚意”。

1884年5月11日，李鸿章和福禄诺分别代表中法两国政府，在天津签订了《中法会议简明条款》（又称《李福协定》），共五款，主要内容有：（1）中国南界毗连北圻，法国应保全助护；（2）中国将驻北圻各防营即行调回边界，中国“尊重”（条约中中文译作“均置不理”）法国与越南所有已订与未订的条约；（3）法国不索赔款，中国准许在中越边境任意通商；（4）法国答应在与越南修约时，决不出现有损中国威望体面的字样；（5）三个月后，两国即派全权大臣，照以上各节，会议详细条款。

在福禄诺看来，《简明条款》最重要内容是第二款，这标志着中国最终放弃了对越南的宗主权。法国政府也希望尽快实现这一条款，签约后第三天，即指示福禄诺向清政府提出清军从北圻立即撤出的要求。第二款没有具体规定中国撤兵的期限，但按第五款规定，自然应该是三个月后双方订明了详细条款，中国再按具体规定撤兵。福禄诺启程回国的前一天，即5月17日，突然交给李鸿章一件“牒文”，其中片面规定：法军于20天后，即6月6日占领谅山等地；40天后，即6月26日占领北圻全境。“牒文”最后还声称：“这些期限届满后，我们将立即进行驱逐迟滞在东京领土上的中国防营。”这个单方面提出的“牒文”，显然既违背了外交常规，也无任何法律效力。对福禄诺的这一无理要求，李鸿章大概采取了“含糊应对”的办法，即既未应允，也未驳回。事后，按法方的说法，李鸿章同意了福禄诺的这一要求；按李鸿章的说法，他明确拒绝了福禄诺这一要求。据廖宗麟分析，李鸿章可能是采取了“含糊应对”的办法（见廖宗麟《中法战争史》，385—389页）。

法国政府接到福禄诺关于中国同意限期撤军的报告后，即指示远征军司令米乐派出军队按期前往接收谅山等地。6月23日，法军上校杜森尼率约800多人的先头部队到达谅山附近的北黎（即观音桥），强行抢占四周山岗，遇见清军则“不和他们谈判，直接向他们开枪”，并枪杀了前来交涉的3名清军使者。驻防北黎的清军8个营约3000人被迫还击，两次打退法军的进攻。至次日，法军共死19人，伤79人，失踪2人。清军“阵亡者百数十人，伤者三百有余”。这次事件，通常称为“北黎冲突”或“观音桥事变”。

北黎冲突立即成为法国向中国勒索更大侵略权益的借口。6月28日，署理法国驻华公使谢满禄代表法国政府照会总理衙门，指责清政府不执行简明条款，声称法国将保留索赔和报复的权利，要求清政府迅速从北圻撤军。茹费理也于7月9日照会李凤苞，要清政府提供忠实执行简明条款的“担保”，在《京报》上公布立刻从北圻撤军的上谕，并赔款25000万法郎（约合白银3800万两）；如一周内得不到满意的答复，法国将采取直接行动来自行获取担保和赔款。所谓“获取担保”就是由法国占据中国的一个沿海口岸，并征收该地的关税。12日，谢满禄又以最后通牒的形式，将茹费理的上述要求照会总理衙门，声称“自今日为始，限七日内，复明照办”。

清政府认为北黎冲突出于误会，希望依照简明条款的规定，通过议定详细条约来解决两国争端，遂于7月16日谕令清军一月之内从北圻全数撤毕，19日又任命两江总督曾国荃为全权代表，赴上海与新任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议定详细条款。法国则将最后通牒限期延至月底。

7月25日，曾国荃到达上海后与巴德诺开始谈判，法方坚持以中国接受赔款原则为前提，若从速了结可减少5000万法郎。曾国荃答应以抚恤名义给法方银50万两，但巴德诺认为数目太少，坚决不允。清廷则以曾国荃擅自允给，传旨申饬，拒绝任何赔款。

法国早已作了再次发动战争的准备。北黎冲突后，法国将其在中越两国的舰队组成远东舰队，任命孤拔为司令，配合巴德诺的谈判，向中国实行武力威胁。在谢满禄向总理衙门提出最后通牒的第二天，法国舰队分别开进了福州马江和台湾基隆，准备随时占领中国的这些口岸作为“担保”。因台湾孤悬海外，基隆所产之煤又可供军舰燃料，法军便以基隆作为第一个攻占目标。

1884年8月4日，法国远东舰队副司令利士比率舰队封锁基隆口，中法战争进入第二阶段，到马尾海战中国战败为止，战争主要在中国的东南沿海进行。

就在法国任命孤拔为远东舰队司令的同一天（6月16日），清政府任命准军将领刘铭传为督办台湾军务大臣。刘铭传于7月16日抵达基隆后，立即在基隆和淡水进行防御部署。当时，台湾守军共有40营，约2万人，大部分驻防台南。刘铭传调台南两营精锐到台北，使驻防基隆的部队增至8营共4000人，淡水另有6营共3000人。守军增筑炮台，设防备战，严阵以待。8月5日8时，法国3艘军舰（共载炮49门，兵员900人）依仗优势炮火发起进攻。清军以炮火还击，击中法军旗舰，但因火炮落后，对法舰未构成威胁。法舰集中火力轰毁清军主炮台，又击中附近弹药库引起强烈爆炸，清军被迫后撤。法海军陆战队200人强行登陆，占领基隆港口。次日下午，刘铭传亲率官兵，奋起反击，以优势兵力将登陆法军三面包围。法军在军舰炮火的掩护下，慌忙逃回海上。战后，刘铭传报告战绩，“生擒法人一名，死伤不下百余”。但法军只承认死亡2人，受伤11人。第一次基隆之役以法军的失败而结束。

8月16日，法国议会通过追加3800万法郎的侵华经费，授权茹费理政府“使用各种必要方法”迫使中国屈服。法国政府当天电告巴德诺，向总理衙门提出如下照会：鉴于清廷已谕令清军撤出北圻，赔款减为8000万法郎，分10年付给；限48小时答复，如不接受，将由孤拔“采取他认为有用一切步骤，以保证法国政府取它有权获得的赔偿”。8月19日，谢满禄将上述照会递交总理衙门，仍然被清政府拒绝。21日，谢满禄下旗离京。同日，清廷也电令驻法公使李凤苞离巴黎，中法关系破裂。次日，法国公使巴德诺正式向孤拔传达了进攻福建马江的命令。

马江又名“马尾”，位于福建东南的闽江下游，重山环抱，港阔水深，堪称天然良港。这里既是福建海军的基地，也是福州船政局所在地。从闽江口至马江约30公里，沿岸层峦叠嶂，易守难攻。

还在1884年7月中旬，孤拔率法国舰队以“游历”为名驶入马江军港。这支舰队的来访，竟受到了清朝“官员们的殷勤欢迎”，孤拔被作为“一个强国的代表”而“受到友好的接待”。结果，一支有备而来的敌军舰队，与福建海军同泊一港长达40天之久，轻而易举地获得了攻击福建海军的有利条件。

进泊马江的法国舰队共有舰艇11艘（巡洋舰5艘、炮舰3艘、鱼雷艇2艘，运输舰2艘），舰载重炮共77门，兵员共1830人。福建海军的船舰共有11艘（巡洋舰1艘、炮舰8艘、运输舰2艘），舰载火炮共45门，乘员1190人；另有10余只旧式中国炮舰和武装划船。江防陆军则逐次增至20余营。双方海军相比，法军占据明显优势。

当法国舰队驶入马江后，会办福建海防大臣张佩纶意识到法舰如首先发动攻击，必然后果严重，曾致电总理衙门指出：法军“先发即胜，船局必毁，纶督各军必死战”。他还与闽浙总督何璟联名建议“塞河先发”，但均被清廷电令阻止。在此期间，总理衙门又请美国出面调停。8月17日，法国拒绝了美国的调停，总理衙门亦照会各国公使：“法国有意失和。”清廷急忙谕令沿江沿海督抚筹防备战，并电告张佩纶：“现在战事已定”，令其设法布防，封锁马江，阻止法舰进出。虽然如此，清政府对和议仍存幻想。就在谢满禄下旗离京的当天，李鸿章将李凤苞的来电转告总理衙门：法国政府允诺“先恤五十万两，俟巴到达津，从容商结。倘商约便宜，冀可不偿。”这一消息使清政府以为和议尚存一线希望。23日，总理衙门复电李凤苞：“法如欲仍议津约，中国亦不为已甚，可由法国派人来津，与李中堂详议。”然而就在这一天下午，中法马江之战已经爆发。

孤拔对发动马江之战作了精心策划。首先，攻击的时间选定在下午2时江水退潮之时，因福建海军的主要舰艇泊于法舰上游，退潮时船尾正对着法舰的船头，炮火无法发挥作用，处于被动位置；相反，法舰则形成十分有利的攻击之势。其次，法军表面递交战书，实则不宣而战。23日上午7时，法驻福州领事将开战决定通知各国领事，英领事转告闽浙总督何璟“三日内法必开仗”。10时许，法领事才将正式照会送交何璟，此时距开战时间仅3小时多。何璟可能将照会中的“本日”误解为英领事所说的“三日内”，也可能是由于阴阳历换算或翻译的问题，到下午1点半以后，才弄清开战的确切时间，立即电告在马尾的张佩纶和在长门的福建将军穆图善。张佩纶接到急电，译电尚未及半，炮声已经传来。

23日下午1时56分，停泊在马江的法国军舰突然发动进攻，以鱼雷、榴弹攻击停泊在上游的福建海军旗舰“扬武”号及炮舰“福星”号。“扬武”号仓促应战，船尾被鱼雷击中，机器房被榴弹炸毁，受重创迅速沉没。“福星”号掉头冲入敌阵，“建胜”、“福胜”两舰随之，连连发炮还击。法舰集中炮火，将三舰先后击沉。与此同时，停泊下游的炮舰“振武”号遭到法舰合围亦被击沉，“飞云”、“济安”两炮舰没来得及起锚，即中炮沉没。另2艘受伤自沉，2艘中炮被焚。至14时30分，福建海军的11艘舰艇全部沉没或焚毁。停泊在海潮寺前及罗星塔两侧江岸附近的40余只小型炮船及商船亦大部被击沉、击毁。中国官兵阵亡521人，受伤150人，失踪51人。法国海军则仅有5人毙命、15人受伤。据1884年9月30日闽海关副税务司贾雅格向总税务司赫德的报告。

24日11时30分，孤拔率巡洋舰一艘及炮舰两艘，驶近船厂，开炮猛轰，船厂的仓库、设施及即将竣工的一艘巡洋舰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摧毁。此后，法舰沿江而下，逐次击毁两岸炮台。26日，清廷始电令穆图善“赶紧堵塞海口，截其来往之路”。但为时已晚。8月27日起，法舰炮轰闽江入海口的长门、金牌炮台。30日，法国舰队驶离闽江，扬长而去。

马江之战爆发后3天，即8月26日，清政府向法国正式宣战，到1885年4月清政府下令停战，是中法战争的第三阶段。战争除在东南沿海继续进行之外，主要战争在中越边境。

法国政府决定采取以战逼和的策略，1884年９月底，法舰队司令孤拔奉命率兵舰再次进犯台湾，法军分兵两路，由孤拔率主力舰队进攻基隆，由利士比率另一支舰队进攻沪尾（即淡水港）。台湾防务大臣刘铭传考虑到基隆靠近海口，炮台在８月间被法军轰毁，便坚壁清野，毅然将主力撤至距基隆80里的沪尾，重点保卫台北府城。10月1日法军在基隆登陆，因疑清军有埋伏，不敢贸然前进，至4日攻占基隆后始发现是一座空城。10月2日晨6时35分，守卫沪尾的清军采取先发制人的战术，比法军预定的开战时间提前3小时半，先行向法舰开炮，法军措手不及，3舰受创，双方炮战持续至下午4时。次日，孤拔派舰驰援，使攻击沪尾的法舰增至7艘，海軍陆战队约600人。10月8日上午10时，法海军陆战队强行登陆。刘铭传指挥守军奋勇反击，激战3小时，法军败退海上。这一仗击毙法军“拉加利桑尼亚”号战舰陆战队司令方丹，以及“雷诺”号的见习军官罗兰和狄阿克。据清军战报，法军共被击毙300余人，溺死七八十人，受伤百余人；清军伤亡200余人。据法军统计，法军死17人，伤49人。据海关统计，清军死80人，伤200人。法军战败后，调集其远东舰队全部舰只封锁了台湾海峡。

1885年1月中旬，总兵吴安康奉命率南洋海军军舰5艘从上海出发援台，孤拔率法舰队7艘北上阻截。2月13日，双方舰队在浙东石浦附近洋面遭遇。吴安康率“开济”等3舰摆脱法舰追击，驶入镇海口内；“澄庆”、“驭远”两舰因航速较慢，驶入石浦港。2月15日（农历正月初一）凌晨3时半，法鱼雷艇进港袭击“澄庆”、“驭远”，两舰发炮还击，但见港口已被法舰封锁，“恐船资敌用”，被迫“开水门自沉”。10多天后，孤拔发现南洋海军3舰已泊入镇海港，便率舰队镇海直扑镇海口外洋面。

在法舰进犯之前，浙江巡抚刘秉璋、提督欧阳见利、宁绍台道薛福成等官员已经采取了各种防范举措，在镇海海口钉木桩、沉石船以阻敌舰；在南北两岸的金鸡山和招宝山上增筑炮台，调集兵力万人，扼险驻守。南洋3舰也作好了协同作战的准备。从3月1日法军向镇海守军正式发起攻击起，至3月20日，法军的多次进攻或偷袭均被守军以炮火击退，法舰多艘受伤，官兵伤亡数十人，孤拔本人也中弹受伤，法舰队不得不慌忙撤走，镇海之战再次以法军失败而结束。3月30日，法舰队占领澎湖列岛，以为基地，但孤拔终于在6月11日死于澎湖岛上。

三、镇南关大捷与中法新约的订立

法军按照预定的东攻台北、西取谅山的作战方针，在进犯中国东南沿海的同时，又在中越边界地区增调军队，发动进攻。

清政府自宣战后，确定了沿海防御、陆路反攻的作战方针。担任反攻的是东线的桂军以及西线的滇军和黑旗军。1884年9月中旬，东线桂军8000人兵分两路向北圻进军，进抵船头（今陆岸）、郎甲；广西巡抚潘鼎新率部驻扎谅山，策应两路。10月，法军司令尼格里率法军主力3000人攻占郎甲；进攻船头的另一支法军则遭到桂军的反击，形成对峙，因潘鼎新未及时增援，驻守船头的桂军见郎甲失守，后援无望，被迫后撤。法军因后援不济亦暂取守势。与此同时，西线的滇军和黑旗军进围宣光城，但东线桂军却未能及时以主力反击，策应西线进攻，而是株守谅山。

1885年2月4日，法军司令尼格里率法军主力7000余人，集中优势火力，向东路桂军发起猛攻。潘鼎新指挥失当，战胜不追，战败即退，最后放弃谅山，退入关内。2月13日，法军占领谅山。23日，法国攻下中越边境重镇——镇南关（今广西友谊关）。谅山、镇南关失守，形势十分危急。新任两广总督张之洞起用年近七十的老将冯子材及王孝祺分率粤军18营援桂，对清军后来取得镇南关大捷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冯子材的军队未到之前，清军在广西前线的兵力共有50余营，2万多人。潘鼎新为推卸责任，竟诿罪于冯子材援军来迟。张之洞得知情况后，立即电奏朝廷，为冯子材申辩。同时令冯子材任广西关外军务帮办，授以镇南关前线指挥权，允许他相机行事。冯子材团结各军将士，广泛联络边民，加紧修筑工事，作好了反击侵略军、收复镇南关的准备。法军见中国军民声势强大，便炸毁镇南关，退驻关外30余里文渊城。冯子材率军移至关内8里处关前隘，并在关前隘两旁的山岭上赶修炮台，筑起了一道三里多横跨东西高岭的长墙，进行了周密布防。同时主动出击法军占据的文渊城，打乱法军的侵略部署。

３月23日上午10时30分，法军1000余人分两路直扑关前，另一路1000人作为预备。冯子材率所部及王孝祺部正面迎敌，奋勇抵抗；各路清军相互配合，或抄袭敌后，或断敌补给。次日晨，法军分3路再次进攻。冯子材身先士卒，奋勇杀敌，清军夹击反攻，三面合围法军，当地各族民众，纷纷前来助战。激战至傍晚，法军全线崩溃。清军乘胜反攻，27日攻克文渊，29日收复谅山。这场战役据清方的估计，在镇南关共歼敌千余人，在收复谅山战役中又歼敌千余人。但据法军的统计，在镇南关一役中，23日死4人，伤25人；24日死70人（其中军官7人），伤188人（其中军官6人）；两天总计，死74人，伤213人；在谅山一役中死3人，伤37人，失踪4人。这场战役给了不可一世的法军以沉重的打击。法国远征军总司令部从河内发给法国政府的电报说：“我痛苦地报告你，尼格里将军受重伤；我军撤出谅山，中国军人数众多，声势浩大地涌出三个纵队，势不可当地攻击我军。”参加这次战役的法国军官威狄埃上尉事后也心有余悸地记下了当时的情形：“在我们的脚下，敌人从地上的一切缝隙出来，手持短戟，开始了可怖的混战。他们的人数比我们多十倍、二十倍。他们从我们的四周一齐跃出。所有军官和士兵都被围住、俘虏，敌人由各方面射杀他们，然后割去他们的头。”

在西线战场上，从1884年10至1885年3月，法军占据的宣光城一直被黑旗军和滇军围困。在镇南关激战的同一天（3月23日），黑旗军和滇军在越南义军的配合下，在临洮大败法军，收复广威府等十几个州县。正当他们准备进攻宣光之际，清廷却颁布了停战诏书。

镇南关—谅山大捷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所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也是法国发动侵越和侵华战争以来最大的一次惨败。连法国茹费理内阁也因此被迫下台。巴黎的报纸还把法国在镇南关的失败，比为1815年拿破仑在滑铁卢的覆没。张之洞也说：“自中国与西洋交涉，数百年以来，未有如此大胜者。”

战场形势的急剧变化，使中国在军事上和外交上都处于有利的地位。但清廷却主张乘胜而收。赫德也一再向清廷施加与法议和的压力。清廷决意乘胜求和，授权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的英人金登干于４月４日与法国外交部政务司司长毕洛在巴黎签订了《中法停战条件》，主要内容为：承认中法《简明条款》有效；双方立即停止敌对活动，法国撤除对台湾的封锁，中国从越南撤兵；法国派大臣一人至天津或北京商定所订条约的细目，然后再由两国订立撤兵日期。于是，清廷颁发停战诏令。上谕传至前线，将士们拔剑砍地，扼腕愤痛，不愿退兵。全国不少地方也先后通电谴责和议。张之洞也接连电奏朝廷请求延缓撤兵，力主“停战则可，撤兵则不可，撤至边界尤不可。关外兵机方利，法人大震，中法用兵年余，未有如今日之得势者，我撤敌进，徒中狡谋，悔不可追。”他请求朝廷展限十日或半月撤兵，但三次电奏力争都受到清廷的申斥。

1885年5月13日，清廷授权李鸿章在天津与法驻华公使巴德诺谈判中法正式条约。其实，此时的李鸿章并非真正的“全权代表”。天津不过是谈判的前台，而后台则在巴黎。还在1885年２月27日，清政府便通过赫德牵线，授权金登干与法国外交部秘密议和。中法和约的谈判，是由法国把事先拟定的条约草案交给金登干，由他电告赫德，赫德再交给总理衙门；待清政府提出修正意见，其间也征求李鸿章的意见，然后再经赫德交金登干，由这位英国人与法国外交部政务司副司长戈可当具体磋商。李鸿章和巴德诺在天津的主要工作是核对细节和约文。清政府所争议的不过是有关“不致有碍中国威望体面”的虚文，掌握清王朝最高决策权的仍然是慈禧太后。

6月9日，《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即《越南条款》或《中法新约》，又称《李巴条约》）在天津签订，共10款，主要内容有：（1）清政府承认法国与越南订立的条约；（2）在中越边界上指定两处为通商口岸，一处在保胜以上，一处在谅山以北，允许法国商人在此居住，并设领事；（3）中国云南、广西同越南边界的进出口货物应纳各税，照现在通商税则较减；（4）订约后6个月内，由中法两国各派官员赴中国与北圻交界处会同勘定中越边界。(5)中国日后修造铁路时，应与法国商办；(6)法军撤出基隆、澎湖。

此后，清政府又被迫与法国签订了《中法越南边界通商章程》（1886年）、《中法界务条约》（1887年）、《中法续议商务专约》（1887年）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法国得到很多权益。通过上述不平等条约，中国西南的大门已为法国洞开，为法国进一步侵略中国，进而争霸远东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法国侵略者因而宣称：“亚洲现在是在三大强国的手中——俄国、英国和中国，而我们就是第四个。”

中法战争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演变也产生了影响，清政府针对中国海军力量薄弱的问题，开始加快了海军早期现代化的进程，于1885年10月设立了“总理海军事务衙门”，负责管理和指挥全国海军，同时扩充北洋海军，并于1888年正式成军。清政府也深感台湾在国防上的重要性，亦于1885年10月决定台湾正式建省，改福建巡抚为台湾巡抚，以刘铭传充任。定彰化中路（今台中市）为省会，设首府曰“台湾府”（省会未建成前，先以台北为施政中心），全台共有三府（台湾、台北和台南）、一直隶州（台东）、十二县、五厅。刘铭传在台湾倡行自强新政，加强海防建设，推动了台湾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台湾的早期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