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传——初试威权

曹丕自建安十六年（211）受命为五官中郎将之后，半年的时间里，他这位丞相副手一直还没有得到独立行使威权的机会，因为这半年，曹操都在邺城主持政事，未曾离开。然而不久机会似乎就来到了。

七月间，曹操统兵西进关中（此处指今陕西省中部），攻击马超、韩遂等关陇割据势力，卞夫人及曹丕的胞弟们皆随从前往。曹丕作为丞相的副手，在邺城镇守并总领留后众事。行前，曹操不免要嘱咐一番，同时，还指派了三位得力的朝廷干员，协同五官中郎将府的幕僚，合力辅佐曹丕。这三位干员是：

奋武将军、安国亭侯程昱。程昱，字仲德，兖州东郡东阿县（今山东省东阿县西南）人氏。其人多谋善断，他的任务是充当曹丕的军事参谋长。

居府长史国渊。国渊，字子尼，青州乐安郡盖县（今山东省寿光市南）人氏。其人长于处理庶务，曹操要他总管丞相府各项公事，为曹丕当好行政事务的辅佐。

左护军徐宣。徐宣字宝坚，徐州广陵郡海西县（今江苏省灌南县南）人氏。其人素有威严之名，其主要职责是监察留守后方的诸军，制止军人中可能出现的不轨行为。

安排停当之后，曹操率众西去，曹丕随即开始体验初试威权的滋味。

起初曹丕觉得滋味不错。在臣僚的前呼后拥之下，升高座以断决民事，跨骏马以巡察军营，确实有一种威权在握，政由己出的兴奋感觉。但是，很快他就失去了兴奋感，因为没有什么大事件出现，日复一日的例行公事不足以施展他的手段和才能。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心中经常萦绕两种相互矛盾的念头。一方面他希望在自己留守期间，局势安定，诸事顺遂。另一方面，他又下意识地盼望有一两桩突发事件冒出来，使自己有充分表演的机会。曹丕经受矛盾心理的煎熬，好不容易才度过了整个秋天。刚一入冬，他所企盼的突发事件终于出现了。

十月初的一个凌晨，马滑霜浓，一骑急使带着满身疲惫从北门驰入邺城，来在五官中郎将府，呈上一封十万火急的军事文书。当时，凡是“边有警急，即插羽以示急”；而臣僚有紧要之事呈报，亦“露板插羽”。插羽者，“取其急速如飞鸟也”。而这，就是后世鸡毛信的起源。府邸的门卫一见是插有飞鸟羽毛的告急文书，不敢延误当即呈送上去。不到半个时辰，曹丕已经在高烧的明烛下拆看来文。

羽书是冀州治下的河间郡（治所在今河北省献县东南）郡太守发来的，原来那里发生了大规模的武装暴动！这河间是冀州北面的一个大郡，跨有易水、泒水、滹沱水和漳水等四条大河的下游之地，地势平坦肥美，在东汉盛世时拥有人口六十余万。及至袁绍据有河北，河间与其东邻的勃海郡，都是袁氏势力的根基所在地。此次曹操率军西征后，遂有河间人苏银、田伯，聚众起兵反抗，声势甚盛。一时间，冀、幽二州的交界地带局势动荡，人心不安。河间郡的太守兵力单弱，只好困守在郡治乐成县（今河北献县东南）城中，同时派出急使南下邺城求援。

曹丕看毕来文，不禁精神大振，心想我自幼习练骑射，武勇过人，可惜多年来只有在打猎场中显露身手。而今实战机会就在眼前，我一定要大奋神威，杀他一个片甲不留！当下他就决定：自己率兵亲赴河间平叛；在大获全胜之前，暂不把河间情况报告父亲，以免影响西线的战局。接着，他又展开地图，一面察看，一面设计对敌方略，不知不觉间，天色已经大明了。

辰末巳初之际，曹丕匆匆漱洗，用过早膳，便赶至议事厅召集众官进行紧急会议。他先请邴原向大家宣读了河间郡送来的羽书，然后说出了自己的初步决定。

出乎曹丕意料的是，他的想法没有获得热烈的支持。与会者都双眉紧锁，闭口不言。

一阵沉默之后，长史邴原先开了口，他缓缓说道：“老臣愚钝，不晓军事，但私心以为将军亲征之举，似可不必。”

功曹常林立即接口发言。常林在出任五官中郎将府功曹之前，曾经先后当过冀州博陵郡（治所在今河北省蠡县南）太守和幽州刺史。博陵是河间西面的邻郡，幽州是河间北面的邻州，因此常林对河间的情况相当了解。他说：“我曾经在博陵和幽州任职，故而对河间的形势可以作一预测。河北的吏民，乐安守善者多，好乱生事者少。田银、苏伯之流，不过是乌合之众，其智甚小而其谋甚大，非心腹之患。方今丞相大军远征西陲，南方犹有强敌孙权窥伺，将军作为天下之镇，轻动远举，即便扑灭河间小寇，亦算不得威武。”

接下来是奋武将军程昱，从军事角度发表权威性意见。他认为目前西线正发生激战，作为留守的最大任务，是作好后勤供应，保障前线足食足兵，而不是其他。河间目前虽然局部形势紧急，但是此郡距邺城尚有六百里之遥，一时间成不了大气候。如果曹丕提兵远赴河间，旬月之中势难赶回，此时邺城周围万一有什么风吹草动，那才是危及全局的大患。结论很明确：他也不赞成曹丕亲征。

曹丕见各位大佬几乎没有一个同意自己的打算，心里很不是滋味。不过，他是一个极善于控制自己内心情绪的人，加之不久前的君父先后辩论一事又让他学会了谨慎处世之道，所以他马上爽快地表示俯从众议。接下来大家又议决了以下数条：第一，立即派遣智勇兼备的将军贾信，率精甲五千驰援河间。第二，立即通令与河间相接壤的州郡长官，调集地方军队巡界守境，确保本州郡的稳定。第三，加强邺城周围地区以及从邺城至关中一线的警戒。第四，立即把河间的实际情况和以上应变措施向丞相详细报告。

三天之后，以上各条均已付诸实施。在理智上，曹丕也认为这样的应变方案是最稳妥的。但是在感情上，他总觉得有些怅然。以丞相副手之尊，处留守之重，在应付危机的过程中却是如此无声无息，实在遗憾。不知不觉间，他的心中又有一种古怪想法闪现：要是贾信降伏不住河间的叛贼就好了，那时我再收功河间，不是更显出我的手段非凡么?

然而曹丕又失望了。一月不到，贾信自河间送回大捷的战报，说是苏伯、田银的主力军团已被击破溃散，余众一千余人，据垒死守。经过数天的日夜围攻，这一千余人尽数被俘，并请求投降。现特请示五官中郎将，看如何处置这批俘虏。

原来，曹操过去曾经制订了一条严厉的军法：交战之中，凡是被围而后降的敌军，一律杀无赦。按照此条军法，上述一千余人均无活命的可能。但是，贾信觉得这批壮丁用来补充军队最好，杀之可惜，所以暂缓行刑，驰书请示。

曹丕阅罢战报，第一个念头便是“按律尽诛无赦”六个字。河间既然已经没有他的用武之地，那么要想树立威风和显示权力，大约就只有砍掉一千多个脑袋这一着了。他马上召集会议，宣布了贾信的报告和自己的意见。

这一次会议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大多数臣僚，都支持曹丕的意见，力主按成法行事。曹丕正暗自高兴，不料程昱却独树一帜，发表不同的观点，他说：“之所以要诛杀投降之人者，是因为过去的情况特殊。当时天下扰攘，逐鹿者如风起云涌，故而立‘围而后降者不赦’之令，以示威天下，促使与我对敌之军，在受围之前即投戈归顺。而现今的形势则大不同，不仅天下大定，而且河间又在我邦域之中。可以说此乃一批必降之众，杀之对任何人都不会产生威慑作用，这就与以往立诛降令时的本意完全不合了。因此，老臣以为不可按旧法实行诛杀。”

居府长史国渊，也支持程昱之论。他认为河间郡隶属于冀州，而冀州的州牧已由丞相兼领了多年，如今在丞相所辖的河间大开杀戒，恐怕不甚相宜。

程昱与国渊毕竟人少势单，不足以挽回一开始就形成的一边倒局面。无可奈何之中，程昱转而提出一项建议，他说：“即便要按法行诛，此等生杀大事，亦宜先行禀报丞相。”主杀派立即反驳道：“军兴之际有专命之权，何须先行禀报?”

程昱愤而不言，会议形成僵局。曹丕见状，便宣布暂时休会，稍后再议。衮衮诸公，随即散去。

待众人散尽之后，曹丕回转内院，在中庭缓缓散步，思索一番。仲冬时节，朔风阵阵，带来了纷纷扬扬的雪花。几片雪花飘在曹丕的脸上，他顿时感到了一股沁人心脾的清凉。少顷，他止住足步，唤来一名侍从。命他速去请程将军来府一叙。

程昱刚刚回到自己的住宅，曹丕的侍从就驰马赶到了。听了使者说明来意，程昱的脸上不禁浮起笑容。他二话没说，转身又向五官中郎将府驰去。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曹丕吩咐左右在暖阁摆设了精美的肴食，与程昱对坐而饮。曹丕举觞向程昱劝酒之后，诚诚恳恳地说道：“适才会议之上，君言似有所未尽，故略备薄酒，敬听尊教。”

程昱很受感动，虽然时值寒冬，心中亦泛起一阵暖意。他望着曹丕，缓缓说道：“与会者皆言‘军兴之际有专命之权’。其实凡所谓‘专命’，均指临时有危急情况，以致于呼吸之间即可产生严重后果时的应变措施。而今降者之命受制于贾信之手，不可能发生瞬间之变，所以老臣不愿将军擅自行之。”

曹丕由衷地点了点头。他沉默有顷，才对程昱说道：“君言甚善，甚善。”

程昱心中的担忧消除了。于是二人开怀畅饮，一个时辰后曹丕才派人送程昱归去。

次日，曹丕派出专使，携带请示处置河间降卒的报告，星夜驰往长安。同时呈送的，还有国渊以居府长史名义写的一份建议，建议除个别首领人物外，全部赦免河间降卒。二十天后，专使从一千五百里外的长安回到邺城，把曹操的指示呈交曹丕。曹操指示的大意是：方今国家急需人力，河间降卒赦而不诛，可分遣至各营，以充军旅。曹丕看后，不禁以手加额，暗自庆幸自己没有鲁莾从事。

一个月后，也就是建安十七年（212）的春正月，曹操平定了关中，还军邺城。他特别召见程昱，高度赞扬他在处置河问降卒一事上的表现，说道：“君不但深明军事谋略，又善于处理他人的父子关系。”

赞扬了程昱，曹操又召见国渊，询问他在报告河间郡平叛时，为何照实数上报临阵所斩的首级数目。原来，当时的报捷文书，按惯例是“以一为十”，也就是杀一报十，杀十报百，杀百报千，杀千报万，一律夸大十倍。这样，可以达到听起来很令人觉得战果辉煌的效果。国渊当即回答道：“当征讨外寇之时，多报斩获之数，可以增大武功，激动民心，这是可行之法。但是，如今河间在丞相直接管辖之下，多报斩获之数，窃以为耻，故如实上报之。”

曹操一听，大为高兴。于是重赏程、国二人，又当众褒奖不止。

这一切曹丕自然都看在眼里，记在心头。特别是父亲赞扬程昱“善于处理他人的父子关系”那一句意思深长的话语，使他反复品味了好多天。至此，他才彻底明白：副手是很不好当的，只要老父健在，他这个丞相副手就必须夹起尾巴做人，事事请示，不能自专；任何擅行威权的尝试，都可能给自己造成严重的恶果；而当初自己一心想树立光辉形象的举动，真是幼稚可笑之至。

曹丕既已大彻大悟，从此便把“谨言慎行”四字奉为圭臬。他也幸好早有醒悟，早有应付政治风波的心理准备，因为一场危及他前途的继承人之争，不久之后即将出现了。这正是：

收拾雄心循规矩，风波眼看要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