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传——文采风流

东汉献帝建安二十三年（218）的上半年，在政治斗争中取得完全胜利的曹丕，把全部精力转向文学活动，并且在文学的评论和创作两方面都留下垂称后世的光彩成就。

他之所以在这段时间专心致志于文学，有两个主要原因。从客观上说，这是政治斗争的需要，或者说是一种韬光养晦、持盈保泰的手段。每日里独坐书斋，究心文辞，寄情翰墨，这既可表示自己心境恬淡，绝对不会对老父实施抢班夺权，又可躲开许多人事纠葛，免得惹出不必要的是非。围棋大师们在手谈之时都遵守一条原则：凡在自己已经取得明显的优势时，即应简化局面，不要再走变化复杂的棋形，以免功败垂成。曹丕此时的作为，正与上述棋理相合。

除了客观情势的逼迫外，主观愿望的驱使，也是曹丕浸淫于文学的重要原因。此时的曹丕，虽然才三十二岁，人生的阅历却是相当相当丰富了。他生于乱世，长于军旅，自幼随父征战四方，不知目睹了多少社会的变故和生灵的死亡。“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如此深沉的感慨，不只是在其父曹操的胸中涌动，而且也在他的胸中涌动。生命异常短促，那么人怎样才能不朽呢?《春秋左氏传》中有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对曹丕来说，有一个权倾天下威震四方的老父在堂，立德和立功都轮不到他的头上，唯有立言一途可走。曹丕原本就富于文学才情，多年间又一直与一批文坛健将相互砥砺切磋，这样一来，他自然而然就把文学创作视作立言不朽之法门。既然他对文学的社会价值产生了全新的认识，全身心投入其中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曹丕这半年间的文学活动中，第一件意义深远的事情即是为建安诸子编定文集，并且对其文学创作进行评价。

自上一年的冬天起，曹丕即开始搜集编辑徐干、应玚、陈琳、刘桢、阮瑀、王粲六人的遗作。到了这一年的正月下旬，他已经把纂辑工作完成。诸子遗作，皆汇为一编，真可谓琳琅满目，珠玑粲然。在印刷术尚未发明的时代，作家谢世之后，其作品若无人整理成集，很容易流散亡佚，从此消失无踪。因此，曹丕此举，实在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件大有功德之事，足以令那些以相互轻蔑为快乐的轻狂文人们愧煞。

上文已经提到，建安文坛的诸子共有“七子”，即上述六子之外，还有一位孔融。为何曹丕没有将他列入名单，搜集编辑他的诗文作品呢？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当时的孔融，并非时常追随曹丕游处的友人或僚属，换言之，他与曹丕关系疏远，不属于曹丕的文学沙龙群体；二是他因触怒曹操而被诛杀，如果作为特例将他列入，为其整理遗编，从政治上考虑，也颇为不合时宜。

整理一位作家所留下的全部作品，分类编年，无异于对此作家的作品，进行了一次全面的鉴赏。而同时整理多位作家所留下的全部作品，便不能不把他们的优劣得失加以对照和分析。所以曹丕此次亲自编定诸子文集，实质上是对诸子的文学创作作了一番全面而深入的比较研究。深入研究的结果，自然是有许多意见要说。抒发胸臆，须觅知音。二月三日，曹丕提笔给密友吴质写了一封长信，这就是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非常著名的作品《又与吴质书》。

此时的吴质，已调到邺城正东一百五十里处的元城县（今河北省大名县东）当县令。从朝歌县长到元城县令，犹如半斤对八两，故而他一直郁郁不乐。曹丕自顾不暇，暂时还照顾不了吴质，不过二人常有书疏往还，嘘寒问暖，关系始终很密切。吴质长于文辞，当年又和徐干等六人同游于公子之门，因此曹丕的满腹见解要向他倾吐。这封派专使送往元城的《又与吴质书》，不可不读，全文如下：

二月三日丕白：岁月易得，别来行复四年。三年不见，《东山》犹叹其远，况乃过之？思何可支!虽书疏往返，未足解其劳结。

昔年疾疫，亲故多罹其灾。徐、应、陈、刘，一时俱逝，痛何可言邪！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谓百年己分，可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观其姓名，已为鬼录；追思昔游，犹在心目；而此诸子化为粪壤，可复道哉！

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而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论》二十余篇，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此子为不朽矣。德琏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学足以著书。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间者历览诸子之文，对之抆泪；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为繁富。公干有逸气，但未遒耳，至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元瑜书记翩翩，致足乐也。仲宣独自善于辞赋，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至于所善，古人无以远过。昔伯牙绝弦于钟期，仲尼覆醢于子路，乃痛知音之难遇，伤门人之莫逮。诸子但为未及古人，自一时之俊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后生可畏，来者难诬，然恐吾与足下不及见也。

年行已长大，所怀万端，时有所虑，至通夜不瞑。志意何时复类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头耳！光武言“年三十余，在军中十岁，所更非一”，吾德不及之，年与之齐矣。以犬羊之质，服虎豹之文；无众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动见瞻观，何时易乎?恐永不复得为昔日游也!少壮真当努力，一年过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烛夜游，良有以也。

顷何以自娱?颇复有所述造否?东望于邑，裁书叙心。丕白。

曹丕此信的主要内容，按照叙述的次第，是怀思旧游，评论诸子和感叹自身三部分。历来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者，都把目光集中在评论诸子这一段上。单看此段文字，简直就是一篇完整的文学评论文章。在这里，曹丕以客观而公正的态度，对徐干、应玚、陈琳、刘桢、阮瑀、王粲六位文学家，在著述方面的特点和长短得失，作出了允当而扼要的评价。曹丕本人即是文学大家，诗、赋、论、铭、诔，诸般文体皆精，又深知为文之甘苦。他来衡量诸子的文章，其评语自然是非常之中肯。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以作家的身份评论同一时代的作家群体者，曹丕乃是开风气的第一人；身为作家，然而却能在评论同时代作家时，秉持公正爱护之态度者，曹丕也是开风气的第一人。

相形之下，吴质在评论诸子时所表现出来的格调就不太高了。二月八日，也就是在曹丕写信后的第五天，吴质再三斟酌，回信一封。此信的开头也是怀思旧游，结尾则是委婉地请求曹丕援引帮助自己，中间一段评论诸子的文字写道：

陈、徐、刘、应，才学所著，诚如来命。惜其不遂，可为痛切。凡此诸子，于雍容侍从，实其人也。若乃边境有虞，群下鼎沸，军书辐至，羽檄交驰，于彼诸贤，非其任也。往者孝武之世，文章为盛，若东方朔、枚皋之徒，不能持论，即阮、陈之俦也。其唯严助、寿王，与闻政事，然皆不慎其身善谋于国，卒以败亡，臣窃耻之。至于司马长卿称疾避事，以著书为务，则徐生庶几焉。

吴质以汉武帝的一批文学侍从之臣，即东方朔、枚皋、严助、吾丘寿王、司马相如等人作比较，说明建安诸子是如何缺乏参与军国政事的谋略才能。他所说的或许是事实，但是，这里的主题是评价诸子的文学成就，所以吴质之论便有文不对题的味道。深究吴质之心，是想表达出自己比诸子长于政事这一层言外之意，以促使曹丕提携自己。他知道在文采风流上自己要逊诸子一筹，故而避开此点而言他事，并且多少用了贬损诸子而突出自己的手法。吴质原本也是以文才见知于曹氏，而且与诸子有曩昔之好；而今涉及个人利益，便不能宅心于仁厚之地；可见文人要如曹丕那样不染“文人相轻”之恶习，确非一件易事。

在《又与吴质书》中，曹丕还只是就少数作家的作品发表针对性很强的意见。接下来他要提高一步，就文学这一个大题目阐述此较系统的概括性看法，也就是申明和展示他完整的文学观。在这一方面，他所留下的重要文章有两篇：一篇是《与大理王朗书》，另一篇是《典论·论文》。

王朗，字景兴，乃徐州东海郡郯县（今山东郯城县北）人氏，时任魏王国的大理，也就是高等法院院长。其人长于著述，又与曹丕关系极好，所以曹丕要向他阐述自己的文学观，也是“琴逢知己抚，诗向会人吟”之意。只可惜《与大理王朗书》已经残缺，难窥全豹，流传于今者仅如下一段：

人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疠数起，士人凋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

上列文字，强调了篇籍的重要性。此处的“篇籍”，包括偏重于思想性的“论”和偏重于艺术性的“诗”、“赋”这两大类著作，大体相当于今日的思想论著与文学作品。把文学作品的重要性提高到可以扬名不朽的程度，在曹丕所处的时代，算得上是一种别出心裁之论。且不说此前之人对文学作品如何意存轻视，就是曹丕那位才高八斗的老弟曹植，也都瞧不起翰墨之事，他在《与杨德祖书》中这样说：

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昔杨子云，先朝执戟之臣耳，犹称“壮夫不为”也。吾虽薄德，位为藩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留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

曹植认为，辞赋之类的文学作品，只能算是“小道”，即小玩意儿，不是大事业；大事业是什么？是在政治和军事上建功立业，留名后世。同胞兄弟，又同为文学大家，竟然意见相左如此。曹植的文学观，可以说未能突破汉代重儒经轻文学传统看法的藩篱。然而曹丕并不满足于对文学重要性的新认识，他在《典论·论文》中，更进一步从多方面阐述其文学理论。

《典论》是曹丕的一部论文专集，凡五卷，由多篇短论组成。从现存的一些篇章内容来看，作者所论，不外乎政治与文化两大类问题。曹丕荣登太子之位后，一方面吟诗作赋，抒发性灵；另一方面又撰写《典论》，评说古今。《论文》一篇，即是《典论》中关于文学的专论，也是中国古典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

《典论·论文》再一次强调了“文章”，也就是“篇籍”的重要性，他说：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努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

此段文字论述文章的重要性，比起《与大理王朗书》所言来要透辟酣畅得多。尤可注意者，是“盖文章经国之大业”这一句。此前曹丕言文章的社会价值，都只限于可致个人声名于不朽，而今他进而认为文章有定国安邦之功用，这样就把文章置于与儒家经典同等重要的位置上。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的三百年间，文章一直是儒家经学的附庸。曹丕此论一开，便预示着文章必然脱离经学，由附庸而蔚为大国。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还提出了“文气”的问题，这是古往今来论文气之始，他写道：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此处的“气”，乃指作者自身在文学方面的才气。才气的清浊高下，很大程度上与作者先天的资质、性格和志趣相关，所以不可能通过后天的学习来获得或改变。有什么样的才气，就有什么样的文章。曹丕的文气论，是有一定道理的。后世常有“文如其人”、“字如其人”之说，正与他所阐述的道理暗合。

在《典论·论文》中，曹丕又对当时诸般文体的特点，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认为：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

对不同的文体的特点加以论述，或者说针对不同的文体提出相应的写作要求，曹丕又是“导清源于前”的第一人。西晋的陆机则“振芳尘于后”，在其《文赋》中更创十体之说，于后世之文论影响极大。然而陆机之十体，即由曹丕的四体发展而来。尤可注意者，是曹丕提出的“诗赋欲丽”的主张。此处的“丽”，着重是指辞彩的华美，也就是作品外在的艺术性或艺术感染力。此前的论文者，只是说作赋尚丽，例如扬雄《法言》即认为：“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至于诗歌，汉代论者一直遵奉据说是孔夫子所提出的“温柔敦厚”之旨。而今曹丕一反常规，主张诗和赋都须具有华美的辞彩，这就标志着文学家自觉追求作品艺术性的时代已经到来。自此之后，文风渐趋绮丽，到了六朝时更达到花团锦簇炫人眼目的程度。所以后世论者认为：曹丕其人，乃是“为艺术而艺术”一派的开山祖师爷。

曹丕的《典论·论文》，还率先讨论了文德的问题。他鄙视“文人相轻”这一“自古而然”的恶习，对建安七子相互推重的高尚品德给予高度的评价，他说：

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骐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

在这里，曹丕实际上是揭示了文坛风气与文学发展的关系。建安时期的文学，之所以能够呈现异彩奇光，与建安文坛的良好风气是分不开的。诸子虽然各有所长，却能够彼此钦服，不是把笔力和精力用在相互嘲笑和攻击上。处于这样一种和谐友好的气氛之中，作家们不仅可以保持一种奋进争先的创作热情，可以相互学习和切磋，而且还免除了大量精力和时间的无谓浪费，如此一来，文学焉有不发展繁荣之理?

总而言之，《典论·论文》是曹丕精心结撰之作。此文一出，曹丕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先驱者地位，于是就完全奠定了。

在这段时间内，曹丕在文学创作方面也获得了丰收，共撰写诗、赋一百余篇，真可谓洋洋清绮，文采风流。可惜这样自得其乐的悠闲日子不久便告一段落。七月间，益州的刘备大举北进，汉中郡形势危急。曹操亲提大军西上长安救援，留守重任重新又落在曹丕身上。于是，曹丕只得把他那畅游于八极万仞之心收束回来，以便应付繁重而琐碎的公务。这正是：

放下文章从政事，重担旧任镇都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