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为国为家，陶澍寄梦同路人



邂逅凭缘，相交凭才

1835年，陶澍从胡林翼口中听说左宗棠其人，间接了解，有了些许零碎印象。如果没有后来的见面，陶澍不会轻易肯定左宗棠。

陶澍约见左宗棠，一则出于胡林翼举荐，二则被左宗棠过人的文才打动。

举人左宗棠与两江总督陶澍第一次见面，时间是1837年，地点在湖南醴陵邑侯治馆舍（相当于现在的醴陵县委招待所）。

陶澍此行，本是专门请假回安化小淹给父母扫坟、顺带探亲。途经醴陵，醴陵县令临时安排高规格接待。

渌江书院山长左宗棠受县令委托，写下欢迎联。“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短短26字，既点出了陶澍受道光皇帝两次接见的殊荣，又将其先祖陶侃督八州军事的光辉事迹合情合境嵌入，现实与历史交融，文字功力超凡脱俗。陶遂引左为知音，结为忘年交。

左宗棠自述相识经过：“乃蒙激赏，询访姓名，敦迫延见，目为奇才，纵论古今，至于达旦，竟订忘年之交。”

青年左宗棠虽然外见傲气，内藏傲骨，但到底是没见过大世面的乡下举人，这次被陶澍虚怀若谷的心怀与礼贤下士的风度感动得一塌糊涂。他回去后跟妻子说：“督部勋望为近日疆臣第一，而虚心下士至于如此，尤有古大臣之风度，惟吾诚不知何以得此，殊自愧耳！”用湖南土话说，陶总督功劳大得下不得地，名气大得吓死个人，我如果不是祖坟开了坼，哪里有机会结识这么牛的朋友！

这次邀约见面，为左宗棠在官场内做了个活广告。一年后，两人约定在南京总督府见面，结为儿女亲家。

左宗棠开始被陶澍有计划、有节奏地纳入到他经营出来的庞大人事关系网。

陶澍在人生最后一刻作奋力一拉，他为什么如此赏识左宗棠？

直接原因在于，陶澍的成长经历，与左宗棠有几分相似。

陶澍的成长之路到底是怎样的？

心路相近，惺惺相惜

1779年1月17日，陶澍出生在湖南安化县小淹乡陶家溪。

陶澍的先祖，可以追溯到晋朝都督八州军事、封长沙郡公的陶侃。陶侃的曾孙，即广为人知的田园诗人陶渊明。

923年（后唐同光元年），为躲避战乱，陶侃后裔陶升，从江西吉州迁来安化小淹乡。元末兵乱，陶升后裔只剩陶舜卿一支，陶氏第12世祖陶志凤迁到石螃溪，定居下来，到陶澍已历16世。

与多数士子受母亲影响而成长起来不同，父亲陶必铨影响陶澍一生至深。

陶必铨生在农家，却是个私塾先生，一辈子除了教书，没干过别的行当。

虽然蜷居在偏远安化深山老林，最远也没出过湖南，但陶老先生志气不小，从他给陶澍的取名便可反映出来：“盖其有以泽苍生也”。

寄望儿子恩惠泽被天下百姓，自己当然更希望如此。

陶必铨发奋读书，方法有点特别：同时摆开几桌书，一本一本全翻开，将内容贯通起来，对江吟诵，先背下再作批语，观点“多前人所未发”。

有本事同时打开几十本书一口气看下去的陶必铨，桌上摆的都是些什么内容呢？经学。

经学即先秦各家学说要义。汉代独尊儒术后，经学特指儒学十三经：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概括地说，经学是一种解释文字意义、阐明蕴含义理的学问。

宋明两朝，流行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清军铁骑入关，将沉醉于“修炼心性”的读书人惊醒。他们怎么也想不通：亿万华夏子民，怎么会亡于只有几十万人，而且还处于原始状态的满族人手中？

山高皇帝远的陶必铨，痛苦中寻找原因，结论是：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教中国士人“空谈理心，不理实政”，才导致明朝亡国。

清朝初年，顾炎武以思想家的眼界，一针见血地指出：“舍经学无理学”。

亡国之耻，理学之痛，让陶必铨读起经学。

大清帝国很快发现，汉族读书人如果攻读经学，势必干预国家政治、经济。为了管住士人的思想，朝廷将理学立为国学。

体制内的读书人按着朝廷设计，纷纷进了圈套。陶必铨居地偏远，民间教书匠，朝廷风气力不能及。他继续读着经学，说着大话，怀着理想，没有人管。湖南父母官哪里有空去理会深山老林里一个连饭都吃不饱的穷教书先生口出狂言呢？

陶必铨沉醉在经学海洋，对实学“杂书”有着狂热的兴趣。他将经学所追求的经国济世的抱负，寄托到自己与儿子身上。

怀着这一梦想，陶澍7岁那年，陶必铨带着他，跋山涉水，来到岳麓书院。

一家之主，本就家徒四壁，陶必铨舍下父母、老婆，带儿子背井离乡求学，困难可想而知。

生计成为头等问题。岳麓书院当时规定，学生读书需自己带米，书院每月补贴10钱银子作蔬菜费。这点补贴，养不活父子俩。

但岳麓书院还有奖学金制度，每月由巡抚或学政（相当于现在的省长或教育厅长）来主持一次月考，考到前三名，就能拿到奖学金。

对陶必铨来说，奖学金就是求学金。为了能在岳麓书院这座读书人梦寐以求的圣殿里呆下去，他不分严寒酷暑，每天坚持读到深夜，总能拿到奖学金。

课余，陶必铨就与学友在岳麓山中找块地方，坐下来对酒纵谈，指点天下。小陶澍在边上听，似懂非懂。

坚持不到一年，因经济窘迫，家庭难以维持，陶必铨被迫带陶澍回乡。陶必铨已经心满意足，毕竟带儿子去见了回大世面，感受了千年学府的气氛。

回到陶家溪，陶必铨操起老本行，教私塾。办私塾有两种：在自家设馆，叫私塾；上门去教，叫坐馆。陶必铨人品好，又是岳麓书院的高材生，有钱人家都抢着请他。他每次坐馆，都对东家要求，带上儿子陶澍。

1790年，陶必铨应邀到安化县城（今梅城镇）主持修复南宝塔，陶澍跟随父亲，到安化学宫读书。

1792年，陶必铨到益阳曾润攀家中设馆教书，陶澍仍跟随在侧旁听，前后4年。

陶澍因此跟随父亲，读到许多杂书，包括算学、测量学等技术书籍。这些书籍，为他精通经济，打下基础。

18岁那年，陶澍参加童试，以院试第二的成绩，考取秀才。

这年，陶必铨在离家三里远的一个叫“水月庵”的破棚子边住了下来，专心教儿子读书。他不再设馆，也不准儿子设馆，更不让儿子干农活。父子俩对着江中巨大的“印心石”，伴随资江涛声，勤诵苦读。

1800年， 21岁的陶澍与父亲一同到长沙参加乡试。陶澍一举考取第30名举人，陶必铨却落榜了。

1801年，陶澍第一次离家赴京，参加会试。这次名落孙山。他遵从父亲嘱咐，留京温习功课，准备再试。

1802年， 23岁的陶澍一举考中全国第二名。考官申报陶澍为一甲榜眼。

殿试由嘉庆皇帝亲自主持。不巧，陶澍在“策”内遗漏了一个字，读来不大顺口。

关键时刻，怎能出错？陶澍被抛进二甲十五名。

全国排第18名，依然很不错。陶澍由此成为安化县有史以来第一个进士。

早年跟着父亲四处求学，生活颠沛流离，陶澍对与自己经历相似的左宗棠，本能地亲近。陶澍在与左宗棠聊天中发现，他在岳麓书院艰难的求学经历，与左宗棠在城南书院苦撑的求学过程，心路接近，且两人都偏爱“杂书”：陶澍读“算学、测量学”，左宗棠读“农学、舆地学”。

陶澍凭经验已经看出，只要给到左宗棠机会，一旦事权到手，他可以创下什么样的高度。

因为，陶澍凭“算学、测量学”，已经在本朝开创出后启来者的高度。

朋友变成拓路人

作为清朝中期最醒目的经济改革家，陶澍一生事功显赫，主要在三个方面：

其一，改漕运为海运。

其二，改纲盐为票盐。

其三，改银钱为制钱。

漕运是朝廷利用河道调运公粮的一种专业运输方式。说白了，南粮北运。

秦汉以前，北方是中国粮食主产区，政治中心就在河南、陕西，不存在南粮北运。唐宋以来，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北方人口膨胀，帝国首都却在北京，粮食逐渐不能自给。南粮北运，成为朝廷的重点工程。清承明制，额征漕粮，每年通过京杭大运河运抵京通二仓的粮食，最少达300万石，多则过400万石。

北京城内，上至皇帝、皇室，下至王公贵族、各部官员、八旗兵丁，数十万人，生存的口粮，全赖漕运。一旦漕运断航，意味着满朝文武，如不坐等饿死，只能临时迁都。

漕运历经数代王朝，发展一千余年，已经形成成熟的运输体系，利益链条盘根错节。

漕运的基本方式是“官督官办、国有国营”。为保证效率与公平，朝廷专设漕运总督、河运总督，权力与地方督抚平行，三方相互配合。

朝廷设此制度本意，是为了让官员相互配合、相互监督，集中力量办大事。不料权力高度集中于皇帝，地方要员办事相互推诿，出了问题互相扯皮，主事官员背后贪腐，办事吏员趁机“浮收”，整个系统腐败深入骨髓，到1825年，已经难以为继。道光皇帝又急又气，累得瘦成了皮包骨。

陶澍勇敢担起道光皇帝委任的国家一号工程，跳出帝国体制的局限，首倡海运，借助民间商人在东南沿海的沙船来运送漕粮。

1826年，陶澍通过自己长袖善舞的政治运筹，改漕运为海运，大获成功。

海运成功的原因，在于完全抛开河运旧有的官僚体系，另辟蹊径，借助一种新型简约的官僚体系，将新生的商人力量组织起来，政府通过购买社会服务，完成了朝廷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纲盐改票盐，与漕运改海运思路一样，将国有国营的纲盐，改为自由市场竞争的票盐。

陶澍左手推票盐，按市场规律出牌，右手破垄断、废特权、追缴欠课，抄没家产。盐政的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两淮盐场由“商疲、丁困、引积、课悬”，一跃变为“盐销、课裕、商利、民便”。

改银钱为制钱，则是朝廷的币制大改革。

清朝所行的货币制度沿袭明朝，银两、制钱并用，实行“银钱复本位”货币制度。

银块称量计值，以两、钱、分、毫为单位；制钱则由政府铸造，每枚一文，规定每银一两，抵钱千文。

陶澍改革的方案是：官局先铸银钱，每一枚以纹银五钱为准，全部按照制钱的式样，一面用清文铸其局名，一面用汉文铸“道光通宝”四字，暂将官局铜钱停卯，改铸此钱，经费比铸铜钱节省十倍。

但这次改革，却功败垂成。

为什么改革一进入深水区，才啃到硬骨头，朝廷却紧急叫停？道光皇帝给出的理由是：“大变成法”。陶大臣你将我祖宗的老法快变光了，不能再继续了。

真实的原因是，陶澍市场化改革，既冲击到帝国集权制度，又冲击到农耕宗法文化，已让道光皇帝无法容忍。

冲击制度，原因是陶澍根据商业规律，推行市场化改革，已经进入金融领域。市场的契约、平等、自由，对皇权已作无声瓦解。

对文化的冲击，基于海运拓宽了国人的视野，撼动了农耕文化的保守、内向。面对瀚浩陌生且生机勃勃的海洋，全新的主权意识、海疆意识、军事战略意识，传统文化面临淬水重生。

全球化到来，面对平等、民主、自由潮流，大清帝国本能退缩。

陶澍改革前，清朝有康乾盛世，陶澍改革之后，清朝有同光中兴，他所在的嘉庆一朝，恰是大清帝国由盛转衰的拐点。同光中兴依赖的两大得力干将左宗棠、曾国藩，陶澍用心提携，精心引导上来。

陶澍由此成为大清帝国由盛转衰的标志性人物：他主持的改革被叫停，标志在全球化到来的前夜，大清帝国不愿壮士断腕，刮骨疗毒，已经难以自救。

站在帝国体制的角度，陶澍已经清晰看见，要振兴衰落的清王朝，关键在得人才。有一批真正通实学、敢办事、能办事的大臣。

左宗棠正是陶澍认可的振兴衰世大才。他决心培养这个天资与勤奋都不俗的青年，让他来担当起挽救清朝的重任，完成自己未竟的使命。

1837年首次见面结交，陶澍事实已初步定好提携计划。 1838年，左宗棠第三次会试后，应约从北京绕道到南京，在两江总督府拜见陶澍。陶澍开头故意冷落，以激将法进一步考察左的人品，直至认定他是一个不但可以托付后事，而且可以将国事担肩的正人君子，才确定破格提携，方法是将独子陶桄托孤，约为儿女亲家。陶氏清楚，左宗棠有耐心看完他家藏的上万册图书，其后临事再出山，必是全国一等一的大才。

陶、左结为亲家，全国士林哗然。曾国藩当时在致诸弟的家信中责怪说，陶相老迈昏花，为了求人才竟然不顾年龄辈分，乱了伦理纪常。当然，曾国藩后来态度有所转变，因为他与大自己26岁的贺长龄也结成了儿女亲家。此例可以见出陶氏破格赏识与提携左在中国官场产生的轰动效应。

提携后人，忠魂承续

陶澍晚年的工作重心之一，在奋其余力，以耿骨忠臣的心志，苦心孤诣为朝廷培养后备人才。为此，他对魏源、贺长龄、曾国藩、左宗棠，不遗余力进行提携，布下一盘很大的棋。

陶澍偏爱左宗棠，托孤于他，表示陶澍对通过科考入仕的体制内官员，已经心灰。

陶澍这种观念，直接缘于道光皇帝常年累月与他抱怨，称朝廷内大臣平时总想自保，不愿像陶大臣一样公忠体国，为寡人分忧。听得多了，陶澍警醒。改革实践让他看清，循规蹈矩的科举人才，擅长词工，短于治事。

陶澍同时想清楚了一个道理：人才失求诸野。民间独立士人，是挽救清王朝最后依托的人才。他决心以自己的名望，通过联姻的方式，为左宗棠打开名气，敲开入仕的门。

近代历史学家萧一山也看出了这点，他总结说：清朝“中兴人才之盛，多萃于湖南者，则由于陶澍种其因”，“不有陶澍之提倡，则湖南人物不能蔚起。是国藩之成就，亦赖陶澍之喤引尔。”

陶澍如此为朝廷尽心卖力，付出了牺牲家庭的代价。他一生先后娶了7个老婆，生有8个儿子， 9个女儿。但因他公务繁忙，常年奔走在官场事务最为繁杂、利益争夺最为严酷的风口，无暇顾及，在经年的举家迁徙与长途奔命中孩子相继死去，只留下7岁的小儿子陶桄。

陶澍抛弃家庭与个人幸福，为挽救衰世呕心沥血，在清朝官场同样是个异数。

陶澍舍家报国，这种强大的心志与毅力，很大程度上缘于湖南这片土地的人才，历史积累两千年，这时才第一次真正得到开发。从春秋战国起，湖南一直处于自由野性、自生自灭的边缘状态，进士屈指可数，官员寥寥无几。

自隋朝设科举制度以来，到明朝茶陵才出个李东阳，高居宰相。这是湖南本土出产的第一个高官。陶澍作为清朝产自湖南本土的第一位高官，对圣贤学说、孔孟之道，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诚”，近乎迷信地执着。他处处以圣贤标准来要求自己，规范言行，追求具备圣人的才德，治国实践中施行王道，以期立德、立功、立言，即“内圣外王”，“三立”不朽。陶澍带头如此，左宗棠步其后尘。他们能迅速发迹，得益于早年带着傻气栖居乡下，凭勤奋苦学，以儒学修养出君子人格。

在陶澍、林则徐二公祠，左宗棠题写过一副对联，传递出的正是这种“诚”：

三吴颂遗爱，鲸浪初平，治水行盐，如公皆不朽；

卅载接音尘，鸿泥偶踏，湘间邗上，今我复重来。

陶澍提携，让民间士子左宗棠在大清帝国庞大的关系网与纵深的历史感中，找准了自己的位置。但如果仅限于此，左宗棠有望做个官僚，却依然无望大成。

机遇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

陶澍破格赏识左宗棠，首先惊动林则徐。

12年后，林则徐邀约左宗棠“湘江夜话”，将自己毕生的积淀，倾私相助，为左宗棠夯实办事基本功。

林则徐为什么选择左宗棠？深探其因，几乎是一种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