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以修身方法，搞军事创新

历史大观园历史故事 2020-06-08 20:58:53 0

适合气质的方法才是好方法

1860年6月9日，朝廷下发圣旨，着左宗棠襄办曾国藩军务。左宗棠第一次迎来组建军队的机会。

这给他出了个大难题。左宗棠既没有进过军事学校，也没有修过军事课程，更没有读过兵书，这军队怎么组建？

在湖南8年，左宗棠指挥绿营战斗，与自己建军根本不是一回事。湖南巡抚衙门里有现成的绿营、成熟的管理体系，他只需要负责出谋划策，调配指挥，相当于政府聘请的高级CEO。轮到自己办军队，情况就完全两样了。自主创业，大到方向、目标、方法，中到团队组建、管理，小到一粒粮食、一杆枪、一张稿纸，都要自筹。

自筹建军连榜样都没有。 1853年初曾国藩创办湘勇，启用的是罗泽南1000人团练，现成底子，不用考虑这么多细节。

不能学的另一个原因，曾国藩气质“迟滞”，与左宗棠“势锐”不同。左宗棠清楚，统帅的气质，决定军队的气质。

从曾国藩那，左宗棠倒得到一些启发。曾国藩根据自身“迟滞”的特点，选择士兵要“朴诚”，又根据自己多年京官经验，规定将领要“才堪治民”。左宗棠作为旁观者看出了问题，这哪里是铁军的搞法？办军队有办军队的规律，总体原则是职业化、专业化。

左宗棠根据自身特点，以职业化、专业化做标准，将选拔士兵标准定为“精壮”，“止取其能拼命打硬仗耳”，以儒家“君子人格”作为选择将领的标准。

左宗棠建军决定尝试全新模式，与在巡抚衙门受过打击有关。代理巡抚8年，每天上向朝廷汇报请示，下向湖南14市州发文部署，做的全是文字工作，前线将领嘲笑左宗棠“白面书生”，上不得战场。这句嘲讽对左宗棠刺激很深。

白面书生怎么了？他倔强地别开眼光，偏要用读书人的方法来建军。

打仗跟读书不就是一回事嘛！干嘛要说得那么神秘？左宗棠对武举人出身的提督们的嘲笑不以为然。他跟儿子孝威说：我看读书考试与带兵打仗完全是同一个理，好比说，平时练兵就像在课堂温习，上阵打仗像入试场考举人。既然同理，读书的方法会了，打仗无师自通。

这是就建军原理说。但具体到创业，需要的不是理论，而是实践。更准确地说，需要具体可行的方法。他如何将儒家学问转化为建军打仗的具体可行之策？

左宗棠开始发挥他“神交古人”的想象力，大胆做触类旁通的知识迁移。

且看他怎么迁移？

四书五经也可以作军事学教材

根据自身气质特点，左宗棠决定围绕“气”字来做文章，将它做足、做深、做透。

孟子的著作里有“养气”之道，哪里得“用气”之法？

四书之一《大学》里的一句话，被他挖出来。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意思是说，“大学”这门学科，目的是让人明白人类那些高尚的品格，人一旦拥有高尚品格，就可以通过自身行动，去觉醒世俗社会中的每一个人，使越来越多人的智慧得到开启，引导他们弃旧图新，致力于加强文化修养，实现人人知书达礼，有品格、有修养，最终达到人与世界完美和谐。人一旦知道要达到完美和谐，就能够志向坚定；志向一旦坚定，就能够镇静不躁；一旦镇静不躁，就能够心安理得；一旦心安理得，就能够思虑周详；一旦思虑周详，就能有所收获。

左宗棠琢磨这段话，发现全句的核心字眼在“定”，关键又在“气定”。

早年气质粗驳、个性鲜明，左宗棠如今怎么做到“气定”？首先让自己“心定”。

想到这里，他得出治兵之道，核心在“养气、治心”。

治军先养气，治病先养心，乃不易之理也。

根据这一总思路，左宗棠开始自己鼓捣、探索训练士兵的方法：

楚军第一项训练，“练心”。模拟各种困苦的环境，锻炼士兵的心理素质。

第二项训练，“练胆”。以各种极端危险的场面，锻炼士兵的胆魄。

第三项训练，练打仗技术，学习怎么用炮、用枪、用刀，怎么瞄准轰打、射击、刺杀。

练兵之要，首练心，次练胆，而力与技其下焉者也。

这种用做学问办法借助想象力与知识迁移搞出来的军事创新，将军事教科书彻底给颠倒过来了。自古以来，科班出身的军事家都将训练士兵力量与军事技术放在第一位。左宗棠一个饱读儒学与实学的军事门外汉，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他自有理由：“养气”是强兵之本，“打仗以胆气为贵”，没胆气则军人缺力量，没气势则军队缺灵魂。士兵胆气从哪里来？天生固然有一部分，但主要靠锻炼得来。根本上说，要“练心”。为什么练习打仗技术放到最末位？左宗棠说：打仗的水平，敌我双方都差不了太远，敌人一枪能打中你的胸，你眼色再差，一枪也能打到他的腿，再补一枪，不就打死了？战场瞬息万变，敌人没时间让你练靶子，技术太精，派不上用场。决定战争胜负，核心在人。即使热兵器取代了冷兵器，战争仍要靠人力进行。武器、战争技术、战斗场地，都是定数，唯有人是变数，人心主导一切。所以，练好了人心，则变数也成定数，定数叠加，胜算把握增大；反之，如果不注重练心、练胆，只求“修器之精、技之长、阵之整”，到了紧要关头，便会“穷矣”，死路一条。

左宗棠进一步论证说：打仗看起来复杂，但抓住了关键，就没那么神秘了。打仗既然像读书，积累主要靠平时。上战场就像进考场，多年积累，眨眼工夫全使出来。胜还是败，看似靠战场临场发挥，其实取决于平时功力积累。士兵胆气壮，上阵可以超常发挥；相反，胆气薄，上阵不摔跤也会挨枪子。敌我双方功力高下，决定因素全看军队平时“养气”如何。

“养气”的目的，在得“浩然之气”，左宗棠将它定义为“天地正气”。他进一步结论，治军成败，关键在符合“天地正气”。带兵打仗的“天地正气”是什么？社会规律、人心规律、军事规律。因此，战争的目的、手段，关键是要符合这三大规律。

根据这一原理，左宗棠规定军队训练重点是让士兵知道，他们在为保家卫国而战。号令三军、统率将领的依据，是时刻做到顺应家国大义、世道人心。

顺应的具体标准是什么？“公、诚、廉”。

左宗棠将这3个字确定为选拔将领的具体标准。

“公”即选拔将才公开、公正，杜绝用人唯亲，军令赏罚公平。

“诚”是要求将领内心正直、坦诚，不弄虚作假，不耀武扬威。“所持者诚信不欺，丝毫不苟，不敢以一时爱憎稍作威福，致失人心。”?

“廉”即“廉干”，廉洁、能干，不贪钱，会办事。

在“公、诚、廉”三条标准中，左宗棠发现，关键在将领“廉”。这是他多年官场经验的心得：不贪钱的人，人品诸多方面往往都可取；贪钱的人，污点绝不会仅仅停留在贪钱。因此，“廉”不但是“公”与“诚”的目的，也是检验将领道德人品最重要的一项指标。

在军事将领训话会上，左宗棠说：“廉”虽然是读书人最崇尚的气节，今天武人也应该这样要求。如果将领贪财好利，平时就不会专心带兵；将领不廉，军饷难以保证；将领不洁，战场上会想方设法冒功领赏。这类将领，不但上战场取不了胜，下了战场在士兵中也将威信扫地。

如此看重“廉”，怎么杜绝“逼人不廉”的事情发生？左宗棠的方法，拿自己的养廉银来奖励给两类人：打仗最卖力的将领；家人贫穷到难以度日的将士。他将心比心说，军人都有家有室，家人需要花钱，如果工资太少，有时条件会逼得人贪污，我从工资中私掏腰包相赠，则可以防止这类极端情况发生，“故其下吏化之，不至于奸”。家里不缺钱，你还不卖力，那就是主观原因了，怪不得我不客气。

训练打仗技术方面，左宗棠也完全脱离军事教材，而根据自己早年参加农业劳动实践的心得，规定每天军事训练必开一项“习劳作苦”专门课程，以收谷打禾、挖土翻田、扛沙挑泥、搬砖运瓦为教学内容。

这完全是左宗棠凭经验鼓捣出来的。这样长期训练下来，楚军特别耐苦。这是后来西征军能够克服大漠经年风沙、缺食少水的超常困难，长驱数千公里收复新疆的根本保证。

早年在家乡务农时，他发明“区田法”，方法是把农作物种在带状低畦或方形小区内。 60岁以下的老人， 10岁以上的孩子，家庭主妇，闺阁少女，都可以利用起来，找到一份事做。用今天流行的话说，“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支持创新向小微个体发展，让各种创新资源集聚，用创新的翅膀使农业飞向新高度。”

军队人数方面，左宗棠不搞大规模，只募5000士兵。理由是“兵之用在精，兵之精在将”。

选择精兵，跟出山做幕僚期间经验有关。他在湖南指挥绿营，第一天就见识了10余万清军对抗5万太平军软弱乏力的表现，刺激太深。既然人数根本见不出优势，尾大不掉反而是个累赘。何况，招募人数庞大的军队，养活数以万计的军人，军饷与粮饷也跟不上。如果拖欠士兵口粮与养家的血汗钱，将士身在战场，心在账房，这仗还怎么打得下去？

最后重要的一条，就是纪律。左宗棠刚直、气盛，他在湖南整顿吏治时喜欢杀贪官，每到一地，第一件事必是查出个罪恶滔天的，铁面无情宣判死刑。这种风格用到治军上来，左宗棠充分展现了铁血刚硬的一面。他说：“用兵之道，纪律为先；驭将之方，赏罚为要”。这就是法家的“胡萝卜加大棒”思想的具体运用。

楚军军纪刚硬生冷，谁犯了罪一经坐实，任何人求情都不管用。他的赏罚也是两个极端：奖要奖得人没齿不忘，罚就罚得人魂飞魄散。因此，楚军敢违规乱纪的将领，几近于无。但只要打了胜仗，左宗棠必笑逐言开，用自己的工资代将领慰劳军队。要是查出有将领冒领军功、贪污军饷、倒卖粮草，会毫不客气判处极刑。

建军宗旨定了，军制、军纪有了，到哪里去找将领呢？

借壳上市，资产重组

自己毕竟没建军经验，“借壳上市”可以弥补经验欠缺。

左宗棠第一眼看中王鑫（珍）留下的老湘营。

王錱，字璞山，湖南湘乡县人，罗泽南的门生。

王錱跟左宗棠第一次见面，在1853年初。

那次，王錱跟曾国藩带兵来长沙，左宗棠对他很有好感，见面结为好友，相互通信。后来，左宗棠专门给他去信，信中以“廉耻、信义、刚明、耐苦”八字高度评价他，王錱引左为知己。

王錱与左宗棠一样，才大气大，个性强烈，正直敢言。这种不压抑、不伪装的性格，打破了中庸的文化生态，时人对他颇有指责。但王錱在文化方面的才华，不及左宗棠，“粗豪”的秉性，接近纯粹武夫。

王錱本来是曾国藩的部下，因与曾国藩闹翻了，才独立出来。

曾、王矛盾，起于1853年早春。曾国藩第一次出山，带湘勇在岳州连吃几个大败仗。王錱当时是曾国藩部下，很有自己的一套。突围后，他憋了一肚子火，心直口快，当面指责曾国藩带兵无能，指挥无方，拒绝再接受命令，回湘乡再组织3000余湘勇，大有取曾国藩而代之的架势。

曾国藩其时正值血气方刚，以法家治军，刚硬生冷。见王錱不服管束，愤激之下，当场下令解散王錱全营。

王錱气得须发皆竖，火速找到赏识自己的左宗棠论理。左宗棠带他跟骆秉章谈，骆秉章听后，写信询问曾国藩：王錱的事情，好像有问题啊？

曾国藩正在气头上，积怒成怨地回信说：王錱不服管教，我带不了他。不是我妒忌他，他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非常时期，不开除不足以正军心。

左宗棠看信后，颇不以为然地说：王錱是难得的人才。涤生老兄最近老爱说人才难得，我看不见得。人才谁没有缺点？有才能的人都有个性，没才能的人才没个性。作为统帅，宁用有缺点的人才，不用没缺点的庸才。用人之长，护人之短，不就可以了嘛。老揪住人家的缺点上纲上线，这恐怕不是正确的用人之道。

曾国藩脾气来了，左宗棠的话也不听，终于闹得跟王錱形同仇人。

客观地说，王錱勇武有余，文教不足，确实不符合“才堪治民”要求，这点曾国藩并没看错。在太平盛世，这类人才最好不闻不问，任其自生自灭。关键是，现在是乱世，论带兵上阵的本事，王錱在湘军中第一，左宗棠、鲍超都比不上，开除未免有点可惜。

左宗棠一直垂青王錱，可惜天妒英才，王錱33岁那年战死江西。他流星一样走了，身后留下老湘营4营，由弟弟王开化、王开琳统领。

左宗棠筹建楚军，第一个想起老湘营。因与王錱老交情在，找到王开化商量， 4个营爽快被接收过来。

楚军新招募5804人。在营制上首先自我创新：改变湘勇360人一营模式，内部分营、哨，各编前后左右四种，每哨320人，每营500人。老湘营仍保持360人一营，由王开琳统领。老湘营、四哨、四营，合成中营，由王开化总领营务，刘典、杨昌浚（濬）任副手。左宗棠另配200亲兵，直接管辖。

军队避开湘勇，取名“楚军”。原因之一，湘勇是民兵，左宗棠看不上。要搞就搞正规军，别遮遮掩掩，像犯了错误似的。何况， 7年来，左宗棠与曾国藩交道已多，战略观点经常不合，开军事会议几乎都是左宗棠在教曾国藩，他既看不上曾国藩的战略，更看不起他的战术。更关键的是，左宗棠一直有主见、想法，从来不愿受制于人，更不愿委曲求全，为保持一团和气，牺牲掉自己的正确主张，无论他是张亮基、骆秉章，还是曾国藩，都绝无可能。更何况，此时他已有了另立山头的想法。

选兵方面，左宗棠也打破了曾国藩模式：曾国藩的标准是“朴诚”，左宗棠的标准是“精壮”。曾国藩选湘勇多用湘乡人，多亲友；左宗棠则不限地域，搞五湖四海。

两人眼光差别的原因跟个人的气质、资历有关。曾国藩朝中大员，刚从北京回湖南，地方根基太浅，士兵“朴诚”好管理，亲友圈出了乱兵好管教。左宗棠本土乡下半个农民，地方人脉广，加上长得像个武人，心雄气壮，不用担心管不住兵。

挑选士兵标准不同，背后的深层原因，在于政见不同。曾国藩办团练的初衷是保卫湖南。着眼保卫战，当然将士兵道德品质放在第一位，以免士兵乱纪坏了清誉。而左宗棠办楚军的谋划，已经立足保卫中国。着眼战场胜利，当然要按职业军人的标准选兵。

后来的事实是，曾国藩的湘勇果真管不住，以“吉字营”最乱。曾国荃虽然对兄长言听计从，但也开始选择性听取，基本上处于放任状态。左宗棠的楚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士兵敢越轨，左宗棠必格杀勿论。

具体到选将方面，两人因自身天资、气质不同，除了“才堪治民”与“公、诚、廉”的标准差别之外，具体考察时也完全不同。曾国藩看相，左宗棠看气。

曾国藩流传相术口诀：“邪正看眼鼻，真假看嘴唇，功名看气概，富贵看精神，主意看指爪，风波看脚筋，若要看条理，全在语言中。”

左宗棠不信这套，他既不信风水，也不信运气，更不信相术。他服膺于孔孟，将领孔武有力，气势盖人，能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就会列入首选。

建成楚军后，左宗棠开始有点自信了。

他的自信，建立在小心谨慎与自我省察的基础上。表现出来，就是“惕厉”：对各种可能出现的危机，充满警惕。胡林翼不是批评自己“虑事太密”吗？左宗棠再回头反看自己，想得太细，确实很累，诸葛亮就是这么活活给累死的。但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缺点，因为自己身体好，记忆力强，反应快，吃得消。何况，《大学》说“安而后能虑”，不就是鼓励人想清想细吗？可见事情要因人而异，没有什么是绝对。

军事门外汉左宗棠按照四书五经，根据读书做学问的方法建军，打下的楚军班底竟成了毕生事功的基石。 1867年平定大西北组建的西征军、 1884年援越抗法组建的恪靖定边军，都依托楚军发展而来。

左宗棠留给后世的启发是，科班出身的人，长处在中规中矩，但受专业束缚太深，往往难有创举。倒是门外汉，虽没有专业基础，但也没有专业条框，根据想象来，知识迁移，触类旁通，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倒也可以开创一种新模式。

楚军纵横中国25年，寿命超过湘勇1倍多，为何今天史籍难见只字片言？

楚军细节讳莫如深

楚军创下盖世伟业，到底有何独门秘技？这在当时就曾引起文人学者的极大兴趣。

左宗棠刚平定陕甘回军动乱那会儿，郭昆焘、吴敏树等四人去信商议，请左宗棠提供一手资料，计划合写一部《楚军纪事本末》。

左宗棠拒绝了。理由说得含蓄且委婉：湖南人自有历史以来寂寂无闻，只因近20年来一批有勇气的读书人站出来，以天下为己任，为国家做了其他诸省人不愿做的难事，过程中尝尽艰难困苦，才取得今天这样的辉煌。楚军建立当初，哪里想过这么远？现在我们打了许多胜仗，依靠战功，许多老乡做了官，享受荣华富贵。但这些都是意外所得，不值得后世湖南人效仿。为什么？湖南人的本分，是耕读传家，不是带兵打仗。耕读是几千年的老传统。你以为现在大家靠带兵打仗得高官厚禄，可以神气一时？实话说，今天湖南人荣耀，靠的是湖南祖宗积德。湖南人如果知趣，就不应再透支，而要考虑为后代积德。毕竟，耕读传家才是百年大计。所以说，今天不宜再出兵书来变相鼓励湖南后人从军，弄得将来的湖南人丢掉耕读传家本分，走到哪里都将自己当个人物，那就糟糕了。

以上公开答复的理由，只是左宗棠内心真实的想法之一。不方便公开说的原因，还有两个。左宗棠在与儿子的家信中透露出来：

其一，楚军的经历、兴盛过程，自己历年来的奏折，已经说得很全面，后世真想研究军事的人，看原作即可。同时代的人出来写，当事人都还在世，个人恩怨搀杂，很难客观公正。以亲历者身份写，一旦碰上夹带私货，就麻烦了。作品流传开了，一开始就混淆视听，读者先入为主，后世要纠正过来，已经很难。到那时，历史真相怎样，反倒没人关注。与其这样，还不如让后人来写。真实性不敢绝对保证，至少客观些。

其二，“飞黄腾达之时，不被人嫉。”湖南两千年来处国之边缘，地卑人微，无人关注。现在骤然间人才全盛，全国的眼光都看过来了，这时尤其要提防骄傲自满情绪。“器忌盆满，功名忌太盛”。出书立传只会助长后世湖南人“虚骄”之气，其结果是害了湖南。

基于以上这些原因，左宗棠最后表态：

《楚军纪事本末》之议，意在表彰，实则赘说，且令同时之人多议论，不如其已。

左宗棠警惕后世湖南人“虚骄”， 10多年后不幸应验。

湘军骤然崛起后，湖南人自荣自炫，不可一世。甲午战争中，湘军充当了一支重要力量。一仗打下来，结局大出意料，湘军被日军大败。湖南人颜面扫地，“骄气”同时被打掉了。亲历见证湘军心态前后变化的谭嗣同说：湘军在牛庄被日本鬼子打得满地找牙，湖南人满世界炫耀的虚骄神气，顿时就像泄了气的皮球。

湘军与日本战，大溃于牛庄，湖南人始转侧豁悟，其虚骄不可向迩之气，亦顿颓矣。

失败也可以是好事。 20世纪初一大拨湖南人崛起，与这次大失败的激励有直接关系。军机行走谭嗣同积极倡导戊戌变法，内阁总理熊希龄组建一流人才内阁，都是在湘军惨败的悲情激励下奋发出来的。

《楚军纪事本末》不了了之，带给今人莫大遗憾，一支成就盖世事功的军队，翔实的军事细节，居然埋于故纸丛。这也是后世盛传《曾胡兵法》，而不兴“左氏兵法”的主要原因。左宗棠面对历史肃然敬畏，但在历史面前过于谦虚，历史已快将他忘记。

按儒家学术思想创新建军，为什么能屡打胜仗？左宗棠临终前夕跟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见面，说出谜底。

翁同龢与左宗棠第一次见面，在1882年农历二月初四。翁同龢当天日记记下印象：

“访晤左季高相国长谈。初次见面，其豪迈之气，俯视一世。（原稿此后空白数字）思之深耳。”

翁同龢最后一次见左宗棠，在1885年农历六月二十一日。这次，左宗棠跟他详细谈及楚军胜利的秘密：战争取胜靠霸道，决定胜败在统帅，统帅成败在养气。《大学》“知止而后有定”的修身之道，与带兵打仗同源相通：统帅养气，以气统将；将领养气，以气领兵；士兵养气，以气临阵；上下同气，则无战不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