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立家根本，全在“心安”两字



教子先问“心安”

1868年春节，湘阴左家如往年一样，在忧虑与喜庆交织的气氛中平静度过。家人虽然其乐融融，但遗憾“两大家长”不在。“家君”左宗棠离别家人，在千里之外的望都行营，指挥前线将士奋勇作战；“家督”左孝威也没能在家陪母亲、弟妹们一起过年，悄悄地去到了一个左宗棠不知道的地方。

孝威到哪里去了？

左宗植一封“告状信”透露了秘密。原来，左孝威瞒过左宗棠，此时已步进与望都行营近在咫尺的北京城内，准备参加本年会试。

左宗棠看完信，内心五味杂陈。年前他已经得知，妻子周诒端脚气病复发，生命危在旦夕，眼下正卧病长沙司马桥住宅休养。远隔千里，他的心一刻也不能放下。祸不单行，这段时间恰逢剿捻遭遇一连串失败，朝廷震怒，为示惩罚，已收回之前授予的全部爵位、封赏。左宗棠以“戴罪立功”之身带兵，如履薄冰，生怕再出事。却没想到，节骨眼上，孝威动了考进士念头。

左宗棠不得不分心家事。他越想越感到不对劲。正月二十五日，在获鹿行营安排完战事，他赶紧抽空寄信，命令孝威速回。

信中，左宗棠苦口婆心，给儿子讲了不少大道理：按照古制，长子有在病床前照料母亲的责任，母病期间绝对不允许会试，母亲一旦有三长两短，儿子则是不孝“罪人”。

左宗棠想不通，自己15岁那年得知母亲病重，当即放弃最后一堂秀才考试，回家在病床前伏侍，这事子女们都知道，如今怎么就不肖自己呢？

信末，他带着一点伤感，不无赌气地说：世上哪有你这样的读书人？父亲时刻处在危险的战场，倾覆只在转瞬之间，母亲又重病在床，生命危在旦夕，你却处之泰然，还有心思优哉游哉进京赶考！如此大逆不孝，你的心难道没有一丝不安？如果你还觉得“心安”，那你就这样做好了！

天下有父履危地，母在床而其犹从容就试者乎？汝安则为之！

孝威是个大孝子，听从父亲教导，准备弃考返乡。如不是左宗棠后来见妻子病情有所缓解，追加一信勉强同意续考，孝威这次就要直接离京了。

信中“汝安则为之”一句，引用的是孔子原话。

“心安”观念，最早缘于孔子与学生宰我的一次辩论。

一天，宰我反问孔子：老师，您规定父母去世后儿子要守孝3年，我觉得这个时间太长了点，可不可以改成一年？一个大活人，在荒郊野外守坟， 3年内不能参加礼仪，礼仪也就荒疏了， 3年不准听音乐伴奏，歌词都给忘了。我看改成一年则刚刚好：老米刚吃光，新米刚入仓，钻木取火的工具刚好用过一轮，新旧接得上，不影响生产、生活。

孔子一听，不高兴了。反问宰我：这话也只有你问得出口。人家逢父母去世，全家人眼泪一把，鼻涕一把，心都碎了，你却照旧吃香喝辣，穿金戴银，难道真的可以心安？

宰我认真地回答：心安啊。

孔子一听，十分生气，出口痛骂：好你个宰我，居然心安理得！那你就照自己说的去做，试试看好了。反正你说的这种事，君子是做不出来的。君子逢父母过世，吃饭不香，听歌不乐，睡觉不安。你这么叛逆，我看是不孝之子啊。你再仔细想想，父母生你、养你，抱大你，辛辛苦苦，熬了3年；父母去世，子女守孝3年，这是对等回报，难道不是天经地义？我告诉你， 3年之孝是社会公理，不可以再拿出来讨论！

因为孔子坚持，儒家3年之孝此后沿袭下来。 19世纪60年代的中国，并没有今人的现代理念，仍然严格恪守孝道古制。

左宗棠幼读四书五经，儒学的孝顺观念，已深植于心。左宗棠以“行吾心之所安而已”作为教子的基本准则，而不同之处是，他根据时代变迁和社会进步，给传统“孝义”融入新理念。

以“心安”重新定义“义利”

这次“教子事件”，左宗棠背后的逻辑是，儿子应该放弃“会试进士”之利，而成就“儒家孝道”之义。

义、利在中国古来矛盾对立。传统儒学的价值取向，舍利求义。

子贡当年问怎样治理国家，孔子答：国家粮食充足，军备充足，老百姓信任统治者，就可以了。

子贡问：如果必得去掉一项呢？

孔子答：去掉军备。

子贡又问：如果必得再去掉一项呢？

孔子答：去掉粮食。

为什么？孔子说：自古以来，人总是要死的，如果老百姓对政府不信任，政权就一刻也不能存在。

孟子将这一价值观做了发挥，说：“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说什么利益呢，只要有仁义道德就可以了。

“只要义，不要利”，从反面造成一个大问题：民众没有私产，则无私权；既无私产，又无私权，则“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成了飘渺不定的主张。道德因此成了幌子。

是否可以“只要利，不要义”？更有问题。人为了求利，不择手段，而且可以冠冕堂皇，“如果道德也是相对的，则人肉只是口味问题”。

孔子并不放弃利，他只是看重获利的手段：“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后世的读书人，在义利的对立中，逐渐找到了调和的方法。南宋的永嘉学派、明代的王阳明心学、清代的浙东实学派，在“义利兼容”、“工商皆本”上研究出一整套的理论体系：“以义取利，以利养义，义利合一。”

左宗棠的家教观念，将儒学“心安”观念做了创新。

左宗棠说：全世界人形形色色，样子不同，学问不同，追求也不同。但有两点相同，一追求名，二追求利。这世上哪里有脱离利的名呢？名其实也可以归结为利。

世上的名分三种：一曰“道德名气”，二曰“文章名气”，三曰“办事名气”。

三种名气，以“道德名气”最不靠谱。古代以道德出名的人怎么样？我没看到，不太清楚，所以不敢轻易评价。但当今活跃社会上的那些“道德名人”，到底怎样，我看得不少。他们到底因为道德好才出名，还是因为出名后沐猴而冠，才被人再戴上一顶道德高帽？走近去看看吧，你懂的。今日世上见得多的，是“道德贩子”。他们打着“道德名人”招牌，或者进朝廷沽名钓誉，或者入江湖招摇撞骗，最后赚得盆满钵满，目的还不是贪图那点利。

以道德名者，人因其道德而名之乎？抑已因其名而道德者也？或市于朝，或市于野，归于厚实已矣。

“文章名气”呢？只能远观，不能近看。顾炎武批评过一种文化人，巧言令色，八面玲珑，他们打着“文化大师”名号，这里讲学，那里开课，社会需要什么，他就提供什么，貌似百科全书，能够捞到好处，就乐此不疲。一旦发现捞不到金，马上改门换面，另起炉灶，美其名曰传播国学。这种文化人，整天价东奔西走忙出名，你以为他真在忙名？说到底他在忙钱。

以文章名者，亭林顾氏所谓巧言令色人哉？负盛名招摇天下，屈吾身以适他人之耳目，期得其直焉，不赢则又顾之它尔。

“办事名气”则不同，它是个手艺活，靠技术与汗水吃饭，很不起眼，但事实上就这个最靠谱。官员办事，跟农民作田、工人做工、手艺人做功夫，本质上没有差别，同属“百工之事”。工人靠自己的本事、汗水吃饭，做出来的东西拿到市场公平交易，对别人有好处，又不侵占别人，这是最好的名气，我们为什么不站出来提倡？

以一艺一伎名者，其名细，今之君子不欲居，然亦百工之事也。吾益人而不厉乎人，尽吾力食吾功焉，斯亦可矣。顾伎庸术劣，抑人炫己以求自利者又何比比也？

左宗棠最后得出结论，三种名气，以“办事名气”最放心。因为看得见，摸得着，经得起历史检验。反过来，凡不是通过自己的智慧与汗水付出得到的利，或者所获之利超过智慧与汗水付出，都会让自己良心不安，因为它是通过出卖良心与尊严换来的。

农之畔，工之器，商贾之肆，此以其财与力易之者也。此之所谓求利者亦有其具，不以其财，不以其力，以其廉耻易之而已。

于国于家，这在晚清都是一个惊世骇俗的结论。根据儒家理论、帝制要求，官员的基本职责是教化民众，至于办事，那是农民、工人、商人才做的事，将官员看成“办事员”，这叫目无官长。左宗棠对帝国官员职责定位，无疑是一次观念大革命。

左宗棠这些新思想怎么来的呢？

他本是内陆湖南的一个读书人，固守“耕读传家”，并无商业思维。他早年读杂书，习实学书籍，养成了技术理性思维，后来以农民的实在眼光观察社会，深得农人耕种的扎实。再后主政浙江、福建，才感受到工商文明与海洋时代的气息，两种思想碰撞，价值观念逐渐成型。

这是一种融农民的“朴实”与商人“平等”于一体的义利观。

左宗棠将它用于教导官员，更直接用来教育子女。

以新“义利观”教子

左宗棠教导官员与教育子女方法不同，背后的理念却一样。

从他教导官员的观念，可以从侧面看出他的家教思想。

左宗棠以“王道”治官，成绩出彩，首要一条，在他分清了官员的“义利”。

左宗棠认为：“利”既讲权利，也讲义务，即权利与义务对等，付出与回报相等，核心是等价交换。从政为官，则超越了利，进入“义”的层次。以“义利合一”作标准，官员的权利是代表民众，官员的义务是为民众办事，官员的价值在名垂青史。

官员怎么才能名垂青史？代表民众，为民办事，成就事功，事业垂世。身后名气，这是人所能取得的最大收益。这些收益事实都是社会给的。官员办事调动的资源，来自社会，用之于社会，自己付出的是什么？调配资源时的智慧与汗水。

根据“利”的等值原则，智慧与汗水付出越多，事功越大，官员名气越大。巡抚、总督年收入正常在4万两白银，超过普通民众家庭数千倍。怎么理解？这些金钱回报，是朝廷的恩赐，并不完全是个人劳动所得。官员如果还吝啬聚财，则属于贪婪。贪婪不是儒家文化教导出来的官员可以心安理得的。

根据这一“义利观”教育子女，左宗棠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既然每个人在社会的所得，全在个人的汗水与智慧付出，那么，个人真本事的大小、能力的强弱，才是决定个人社会地位的关键。

因为从道理上想清楚了这些，左宗棠着意锻炼后辈的真才实学，反对后人为应付科考而读书。

早在1856年正月二十七日，左宗棠就与侄子左癸叟写信表达了这一看法，他说：科举考试总在考八股，会写文章的人中了进士，没有真本事的人也中了进士；道德人格优秀的人才考上去了，品行恶劣的人也考了上去。今天社会正是需要真本事的时候，与其削足适履考个进士光宗耀祖，满足虚荣，不如埋头在家苦读实学，学到办事能力，不愁将来用不上。

左癸叟按照左宗棠的设计，后来被左宗棠选拔进浙江军营作文案，后被提拔做了地方官，成为左宗植三个儿子（左癸叟、左丁叟、左壬叟）中最优秀的一个。

对于自己四个儿子（左孝威、左孝宽、左孝勋、左孝同），左宗棠更加用心培养。为了打消儿子们“官二代”的特权思想，左宗棠有意安排他们去办一些资助贫困考生的事。

1868年闰四月十四日，左宗棠安排孝威从胡雪岩的阜康钱庄里取1000余两白银，专作资助回不起家的湖南籍考生的回程路费。

当时正逢捻军出没，京师来往马车稀落，只有一些不怕死的车马公司还在运营。车辆供不应求，车主趁机发“战祸财”，回一趟湖南，喊价在80两。要知道，左宗棠当年会试，两马一骡一仆，往返半年，全部食宿、车马费加在一起，也才百两。

一两白银到底相当于今天多少钱？当时湖南猪肉价格每斤50文，鸡蛋每颗2文，一两白银可兑换1620文。以肉价推算，约500块，以鸡蛋推算，约4000块，按物价折算，一文钱大致抵今天一块钱。

回不起家，就有饿死京城之虞。古人赶考因各种原因死在路上，是家常便饭。左宗棠自己就遭遇过一回“被死”。 1832年第一次会试期间，有同乡回湖南传闻，称左宗棠已经病死。周夫人忧思成疾，竟卧床不起，后虽证实是虚惊一场，但悬惊数月，从此落下终生病体。左宗棠深味赶考艰苦，给儿子在信中说：同乡下第寒士进京一趟太不容易，你见一个就应帮一个。回想我当年三次进京赶考，吃尽了苦头，受够了白眼，现在想起来还感到心酸。

他试图用行动让孝威明白，寒士与世家子弟虽然家境不同，但人格平等、机会均等，不能因为父亲是总督、钦差大臣，就感觉自己也高人一等，人最终要靠本事说话，自己的条件比别人好，利用这难得的条件学到本领，才是唯一的出路。

孝威的态度如何？似乎很不痛快。他的办法是消极对待。从胡雪岩的账号里提出1000两后，他并不亲自去，而委托一位湘潭籍考生代替自己去发钱，而这个考生左宗棠刚好认识，素来鄙夷其为人，孝威免不了又挨一顿批评。

孝威大概也想不通，一个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抠着手指头花钱的父亲，对别人家的孩子怎么格外体谅，动辄花费上千两？

左宗棠这次教育效果并不如意，在于他这种“义利观”太超前。毕竟，19世纪中国是一个家族社会，家人都相信肥水不流外人田。左宗棠经常济困帮难，儿子逐渐不满，心生抗拒。

因为常年带兵打仗，无法身教，像这样通过书信手把手教导的时候，也不是很多。更多的时候，左宗棠通过言传，以家庭琐事，指点与引导儿子们。

以烦琐小事，教子平实

以家庭琐事教子，与左宗棠自身特点有关，也与他着意锻炼儿子具体的办事能力有关。

左宗棠人格立体多面，深入他的内心，初看如万花筒，细拣如百宝箱。随处打开，看到的几乎都是琐细。全然不见慷慨激昂，清一色归于平实、素朴。

左宗棠记忆力惊人，他不但装了一脑子中国地图，对隔年生活小事也全都记得。教导起儿子来，甚至还有点婆婆妈妈，不厌其烦。

1872年农历五月十二日，左宗棠给四位儿子写信，开头就关切地问：孝威，你的腰痛好了没有？还咳嗽吗？你二伯父左宗植最近死了儿子，自己又得了重病，我说过，你们在家平时要多过去关心他，安慰他，想方设法哄老人家开心。宽心话不一定真能起到什么作用，但能让老人暂时忘记病痛也好。何况，宽心话说不定真能起到一点作用呢，你们为什么不去试试？（“凡可博老人欢者，极力为之；或有时渐忘忧戚，亦未可知耳。”）还有，孝宽你上次背着我花了600两银子修理长沙司马桥那套房子，我早说了，浪费。你既然已经来信认错，我也就不再深究你的责任。你们的母亲去世已经三年，你们还能像母亲生前教导的那样，持家有方，友善亲邻吗？你们的庶母也已经老了，个人生活中有什么烦恼事，尽量不要打扰她，给她添堵。我呢，还是老样子，经常腹泻，好在我懂中医，自己开药方调理，保养见效，身体没什么大毛病，西北荒漠气候比不得江南水乡。但多喝点西北风，吃点沙尘苦，我还是能挺过去的。（“吾腹泻如常，幸尚耐苦。”）总之，“办一日事，尽一日心”，就是这样。

这种唠叨家常的话，出自军事统帅之口，多少让人意外。何况，“办一日事，尽一日心”，语气接近“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见不到半点激昂的影子。

左宗棠年轻时自比诸葛亮、仲长统，面对家人，他的风格更接近曹操。

作为三国大英雄，曹操性格立体多面，极具个性魅力。他既有“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的雄浑大气，也不乏“神龟虽寿，犹有竟时；滕蛇乘雾，终为土灰”的哲学思考。但他死前遗嘱却让人大跌眼镜，内容琐碎，婆婆妈妈，不忍卒读。

曹操在遗嘱中这样对儿子们说：亲爱的孩子们，我已经接到阎王的邀请函，看样子活不了几天。我死之前，有几件事放心不下，这里要特别交代一下：家里还剩余一些香料，你们可以分给我的各位夫人；我死之后，她们没事干，没饭吃，你们就安排她们去学编草鞋丝带，拿到市场上卖，多少能赚点生活费，总比看着饿死好（“余香可分与诸夫人，诸舍中无所为，学作履组卖也”）；至于我做官获得的勋章和绶带，死后多少也算个纪念品，你们不要随便拿起来就给丢了；我穿过的华丽的衣服，能值好几个钱，这些个宝贝，你们最好找个地方好好藏起来，不要被人顺手牵羊给牵走了。如果藏起来还不放心，你们兄弟干脆分了算了。（“吾历官所得绶，皆着藏中。吾馀衣裘，可别为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

一世大英雄临死前不留豪言壮语，却为家里的鸡毛蒜皮磨磨唧唧，操碎了心。苏东坡看到这里读不下去，嘲笑曹操“平生奸伪，死见真性”。

以苏东坡评价曹操的标准看，左宗棠不但算不上英雄，连称男子汉都勉强。

深入生活中去看左宗棠，是个标准的管家婆。家事不分巨细，他不但全部记挂心头，时不时要拿出来絮叨，还指点儿子们怎么做家庭小事，儿子写信粗心弄出几个错别字，他能纠结上半天，最后不忘反复叮咛，不厌其烦说个一二，夜晚躺在床上还在想这事。

生活中的左宗棠因风格琐细，颠覆了文人墨客笔下的大英雄形象。其间巨大的落差证明，真正力救时艰的本色大英雄，也许并不都是诗人笔头想象的“大江东去”、“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那般气概。

民国早期军阀混战，文化界曾流行过一段短暂的“左宗棠热”。抗日战争时期，左宗棠的军事天才再次引起不少军人的兴趣，但《楚军纪事本末》流产，想研读也找不到教材，只能找来部分奏章作参考。左宗棠的家教风格在晚清同时代人物中实在太特殊，有学者深入研读后恍然悟出了一个道理：真正能成就历史伟业的大英雄，往往就是左宗棠这种类型。日常生活中像个管家婆，婆婆妈妈，絮絮叨叨，磨磨唧唧，让人感到几分慈祥，几分亲切；一旦大事临身，却能迅速果断，快刀斩乱麻。也就是说，左宗棠生活中像只麻雀，官场里像只啄木鸟，战场上像只雄鹰。

左宗棠为什么总记挂生活琐细？一则是在早年研究农学、地理时锻炼出来的思维方式，二则是在柳庄亲手种地时养成的习惯。毕竟，画中国地图必须细心，比不得画山水画，错一个地名，整张图都要重作；在柳庄种地，夏天少浇一次水，庄稼就烧坏了。关键还是，左宗棠天性“虑事太密”，习惯投心烦琐，一丝不苟，津津有味。

左宗棠不但是“细节决定成败”的实践者，还是“细节决定人生”的立论人。他自创一段名言：“粒谷必珍，富之本也；只字必惜，贵之原也；微命必护，寿之根也；小过必惩，德之基也。”换成白话说，要想发大财，必须珍惜最不起眼的每一粒谷；要想身居高位，必须珍惜口中笔下的每一个字；要想长命百岁，再渺小的生命也要加以爱护；要想道德圆满，对小过错也必须加以惩罚。

左宗棠考核官员，先叫他办小事。小事办不好，一定无能办大事。这一方法用到家教上来，左宗棠从来不像理学家那样在家书里大谈义理、天下、国家、道义，反倒颇有耐性教儿子们做小事。

最有趣的一例在1878年底，左宗棠计划退休回长沙。长沙司马桥住宅的邻居李氏将屋子卖给了左家。左宗棠将自己当成“装修师傅”，凭20年前的记忆，回忆邻居家的结构、布局，安排儿子做改修计划，对正室、大厅、客厅、夹室、住屋、厨房做出了规划设计图，隔空指挥，手把手教孝宽去操作。

1880年农历六月，在接到调令入京前夕，左宗棠还在写信给四子孝同，要他购买大包的红、白萝卜种子及天鹅蛋种子寄去新疆，称“此间地脉甚厚，种蔬最妙”。

今天新疆产的鳝鱼，据说也是左宗棠当年安排家人从湖南带种苗去的，只是新疆人将它当成蛇，当地人有很多至今仍不敢吃。

左宗棠这些不避琐细的教子举动，在当时根本看不出作用。但百年后，历经数代，效果显现，孙辈读到他遗下的家书，感慨唏嘘，奉为家宝，严格遵行。

引导后人专注琐细实事，效果至少有三：一是锻炼了后人的动手能力，二是培养了子孙办实事的兴趣，三是避免后人将时间、精力花费在养狗斗鸡、抽烟赌宝、提笼架鸟上。

这也是湘阴左氏能够从左宗棠这一代起成为旺门大族的一大原因。

湘阴左氏兴盛的根本原因，在于左宗棠系统总结、提升了祖辈500多年传下的家教，并将它光大，形成风气，影响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