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左宗棠与曾国藩交往纪事



团练之初，人才“互挖”

将曾国藩与左宗棠第一次拉拢到一起的，是办团练。

机缘始于左宗棠第一次出山。

1852年10月8日，左宗棠应张亮基邀请，从湘阴柳庄赶到长沙，大军压境中用绳索吊进长沙城，不受“关聘”，开始合作。张左一见如故，“握手如旧，留居幕府，悉以兵事任之，至情推倚，情同骨肉”，像多年老友。

左宗棠其时刚进不惑之年，长年呆在民间，知民情，晓世事。作为湘上农人，他受权主政湖南，发现官场弊端在腐败，吏治不修，土匪横行。他想到起用地方人才，保一方平安。“团练”两个字第一次冒了出来。

谁来主持团练？左宗棠找张亮基商量。

两人将湖南人才逐一盘点，初列名单精心筛选，最终锁定四人：罗泽南、江忠源、郭嵩焘、曾国藩。

罗泽南乡下秀才， 1851年（咸丰元年）由附生举孝廉方正，其时44岁。他的优势是已经在湘乡带出了1000多人的团练，有经验，有基础。不足是如果从县城提拔进省城，笼罩湖南，学历、声望、资历都不够，一时难以服众。

江忠源是最理想的人选。他1837年（道光十七年）考中举人， 1844年已经在湖南宝庆府新宁县创办了团练，命名楚军。凭借这支军队， 1847年成功镇压雷再浩新宁起义。 1852年，他又三败太平军，解桂林之围，被提拔做知府。问题是，他作为官方军事指挥，此时正在全面负责长沙城防，抽不出身。

郭嵩焘呢？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进士，优点是长于辞赋、理财，有办事能力。缺陷是文人气太重，统兵领将，并不擅长。

最后，两人都将目光放到曾国藩身上。

曾国藩本来人在北京，跟湖南也就祖籍关系。但1852年7月28日，曾国藩突然接到母亲去世的讣告，从江西主考任上直接赶回，以礼部侍郎身份在家守孝。按规定需3年，最短也要住满25个月。作为朝廷要员，他在湖南声望最高，能凝聚人才。

张亮基根据与左宗棠商量的结果，给曾国藩写去第一封言辞恳切的邀请信。

张亮基在信中谦称：鄙人来湖南做父母官，是为了保卫曾大人您的家乡。但我能力不够，所以恳请曾大人移步出山。就小处言，是为了扫清叛军与土匪，建设“平安湖南”；从大处说，是为了报答咸丰皇帝。

为了打动曾国藩，信的末尾，张亮基用了“朝夕听命”一词。暗示曾国藩只要答应出山，自己愿意奉他为领导，听他指挥。

但张亮基第一回吃了个闭门羹。

曾国藩很直接地回信谢绝：感谢明公雅意！我守母孝，回湖南一年了。这一年来的乡下生活让我发现，我以前亏欠父母与家人太多了！我正打算辞掉京官，专意伏侍父亲，做个孝子，哪里还有心思出山办团练？再说了，母亲都没安葬好就匆忙出山，这事情今后传出去，还不要在官场里闹笑话？自己人前再也抬不起头，还盼张大人多多谅解。

曾国藩谢绝理由是实，但系托词。曾国藩不方便说的原因，还有两点：一，自己不过一介书生，带兵打仗这事儿到底行不行，不知道。二，拉人打仗，等于劝人送死，自己多年客居北京，本乡情况并不熟悉，哪里去筹钱招人？

关键时候，郭嵩焘出现了。

郭嵩焘知道湖南巡抚衙门正在通过朝廷推荐曾国藩出山，便借去曾府吊孝的机会，给曾国藩做起思想工作来：子诚兄您不是从小立志要平天下？如今机会来了，怎么不抓住它，一展才华？自古圣贤教导，臣下忠君报国。如今平定叛乱，就是忠君报国。忠孝如难两全，忠即是孝，穿着黑色丧服出山办事，古来多有先例，不为不孝。

公素具澄清之抱，今不乘时自效，如君王何？且墨绖从戎，古制也。

这些大道理，曾国藩未必不懂。作为教育部副部长，他经常这样教育官员。郭嵩焘真正打动曾国藩的，是基于正常人都有的心理：连比自己还要文气得多的郭嵩焘都觉得可以，看来真可以。

1853年1月22日，朝廷根据湖南巡抚衙门的推荐，下令曾国藩办理团练，圣旨除了发一份到湖南省巡抚衙门，同时下发一份到长沙府湘乡县荷叶塘乡白杨坪村曾府。 1月26日，曾国藩接到命令后毅然出发，去长沙找张亮基见面商谈。

这次见面会谈的主要人物有四位：张亮基、左宗棠、江忠源、曾国藩。

曾国藩与左宗棠第一次见面了。

这次见面的主讲是左宗棠。一则他作为幕僚，直接经手湖南防务，业务最拿手，介绍得归他；二则他代表张亮基，抛出观点后，只作建议，不作定案，张亮基与曾国藩万一不合，彼此有个缓冲。

四人商谈的核心内容，据《左宗棠年谱》记载，邀请曾国藩仿照明朝戚继光的现成办法，带出一支两千人的队伍，加强操练，以备不时之需。

会谈下来，张亮基同意曾国藩将罗泽南训练的3营1000余人的团练纳入旗下，作为湘勇班底。

第一次见面会是个“交友会”，也是一次“人才互挖会”。曾国藩发现左宗棠才气过人，识见超人，得知他未受“关聘”，动了念头。

当面见识了左宗棠指点江山的气势，曾国藩懂得，要挖到这种才大气大的人，得先将自己降到尘埃。

离开巡抚衙门，曾国藩立即去信，盛情相邀。他极其低调地写道：接过朝廷任务，压力很大。我能力欠缺，办不好团练，所以很想请左先生前来助我。您来营后，专心帮我出谋划策、练兵打仗。官场关系方面的纠葛，您想听就听，不想听就捂起耳朵走开；您想看就看，不想看就闭上眼睛移步。我保证不委屈您，不勉强您。

意外的是，左宗棠拒绝了。

拒绝的理由，左宗棠在给女婿陶桄的信中说了出来：曾国藩是个正直的官员，也有担当办大事的想法，只是办大事的能力还稍微差了点，不一定办得成，但我们还是相见恨晚。

曾涤生侍郎来此帮办团防。其人正派而肯任事，但才具稍欠开展。与仆甚相得，惜其来之迟也。

左宗棠拒绝曾国藩，还有一个不方便说的原因，见面之前他与张亮基同力推荐曾国藩，看重他是朝堂命官，可以凝聚人、能服众。见面后发现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未免有些小失望。

照曾国藩的意思，左宗棠加入湘勇后可以做个“首席专家”或“特别顾问”。这完全不符左宗棠的职业规划，他一心要做当代诸葛亮，连誊录、知县、知州都会毫不犹豫放弃，偶像林则徐的邀请也果断拒绝，这次当然也不会委曲求全，答应做个“书呆专家”或“老头顾问”。

阴差阳错的是，乡下举人左宗棠此时代表湖南官方，代言地方一把手，与办团练办成“民兵团长”的曾国藩来谈合作。身份完全错乱，职位的标签都不管用。什么说了算？唯学历则曾国藩为上，凭能力则左宗棠为上。

“名”与“实”，“能”与“权”严重错位，注定两人以后会有磕碰。

挽救曾国藩，左宗棠骂他是“猪”

左宗棠与曾国藩第一次共事，在湘勇练成出山之后。

1854年4月中旬，曾国藩经历岳州失败，退守长沙水陆洲。

太平天国东王杨秀清因1852年秋未能攻入长沙，正发起第二次“入湘战役”，命令石贞祥、林绍障统帅3万多兵，从汉口出发，长驱直入。迅速占领了湘阴樟树港，望城乔口、靖港，宁乡新康等水路要塞。长沙城四面楚歌，十面埋伏。

曾国藩代表湘勇，左宗棠代表绿营，合谋解长沙之围。曾国藩部下将官主张正面出击，以靖港为突破口，往新康、乔口、樟树港一带，直接打回岳州，报失败之仇。

左宗棠站在全局战略的高度，却是一番新见。他力排众议，主张进攻湘潭，理由有二：一，湘北已经全线失守，湘潭就成了太平军打通湘南的要塞，一旦湘潭失守，衡阳、永州将门户洞开，全湘不保。二，湘潭力战保住，则可以在西南方向给长沙城留出一条通道，保住实力，仍可与太平军作长久对抗。

曾国藩战前讨论会没有更多意见。一则不懂，二则不便，所以专心在听。自己不懂，但别人好在哪里，他懂。比较之后，他拍板赞同左宗棠。于是部署塔齐布、彭玉麟带领水陆两师1万余兵，出击湘潭。此战消灭太平军1万余人，成了湘勇创办以来首场大胜，证实左宗棠战略眼光确实过人。

靖港战役是曾国藩在这一战闲时节以统帅身份直接发起的第一场主动出击战。直接目的是配合湘潭战役，先打个胜仗，以鼓舞士气。兵力倾巢出动，水陆两师各5营，战船40艘。

靖港惨败，曾国藩跳水自杀。

曾国藩被救起后，一心求死，他爬起来给咸丰皇帝写遗书，要不负忠心报国初衷。

作为败军之将，他既伤感，又羞愧，带着这样一种情绪，他提笔写道：

我的本事已经用完了，仗打不赢，特此报告皇上，我要以身殉国。

我四月初二亲自带领水陆各5营兵力，开赴靖港前线剿匪，才打半个小时，士兵死的死，逃的逃，一败涂地，我当场气得说不出话来。唉，怎么说，这都是我治兵无方，指战无能造成的。我出山带兵剿匪，不但没能帮皇帝老人家您肃清湖南，打到湖北去，反而在本省丧师失地，这条罪过太大了，无颜见您。我虽被逼以死谢罪，但还是掩盖不了对朝廷的辜负，我平生志向到此也就完了，真是死不瞑目！

曾国藩再提笔给左宗棠写张便条，交代后事：

季高老弟：我决定死。我死之后，你抓紧安排人将我的遗体运回老家，越快越好。丧事就没必要办了。我的工资还存有一些钱，你用这笔钱帮我买棺材，做运费。剩下的全部捐给湖南省粮食局。这是我的绝笔书，来生再见。

左宗棠接到绝笔书，吓了一跳，马上命士兵放下城墙吊绳，赶往水陆洲曾国藩坐船。到后一看，曾国藩躺在床上，脸色惨白，只剩一口气。

此情此景，左宗棠气不打一处来，见面就开口痛骂：男子汉大丈夫，说什么自杀，你是个猪啊？！

左宗棠自述经过是：

其晨，余缒城出，省公舟中，气息仅属，所著单襦沾染泥沙，痕迹犹在。责公事尚可为，速死非义。公闭目不语，但索纸书所存炮械、火药、丸弹、军械之数，属余代为点检而已。

曾国藩这次寻死觅活，对自己形象实在不利。人交往凭第一印象，开头几次以什么态度、方式交往，会逐渐形成稳定的“心理结构”。一旦定型，以后见面会自觉回到心理定位。

开头两次交往，左宗棠像兄长。这种心理定位固定下来，让小一岁的左宗棠日后对曾国藩缺乏应有的兄长敬意，总像训斥老弟一样教训曾国藩，在讲究尊卑上下的中国，这种出格做法，给后世留下口实。

更不妙的是，左宗棠以“崩溃疗法”痛骂，开了这个头，后面很难收住。

正直敢言者必会骂人。左宗棠生活中确实常开口骂人，要不逸闻野史不会有那么多此类记载。但他也不是见人就骂。仔细归类，可以发现，他只骂三类人：一，能力跟不上权力的；二，贪污腐败、享受特权的；三，怎么也教不会，又只能在边上替他干着急的。见了这三类人，左宗棠会当面毫不保留地痛骂，“刚直矫激，面折人过，不稍宽假”。

左宗棠看问题眼光准，用到骂人上来，一句话就能点中要害。对被骂者来说，如果理性直面，有如针石良药，可以起死回生。但如果抛开医治他人的效果，但就情绪说情绪，左宗棠的逆耳忠言，确实让人难以忍受。

左宗棠责人精准，从他教育儿子也可以看出来。

1860年农历正月三十日，左宗棠避“樊燮事件”风头，借口进京会试。过洞庭湖后，想起自己不在家，儿子们会不会留恋玩耍？这一想不要紧，哪里还放得下心？赶紧写信回去敲打，指责长子孝威“气质轻浮，心思不能沉下，屡经谕责，毫不知改”，批评次子孝宽“气质昏惰，外蠢内傲，又贪嬉戏，毫无一点好处”。

在儿子面前，左宗棠有一说一，想怎么教训就怎么教训，没必要为他掩饰，这叫真实。虽然这种教育方法完全不对。但到了朋友面前，没有经过修饰的直骂，流于“村野”。时人也纳闷：一个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文化人，怎么会如此粗俗激进？

“村野”与左宗棠40岁前一直居乡有关。湖南乡下人开起玩笑来都没大没小，骂起人来更是没遮没掩，左宗棠青年时代在这种环境里度过，被村民同化了。

“村野”的优点是真实、坦诚、接地气，缺点是野性、粗俗，不合礼仪。但湖南民间几千年来一直是如此习俗，野性，火辣，想说就说，说得痛快，绝不遮掩。仔细说来，这也是湖湘文化活力的源泉。说话温吞水，真话弯弯绕出18路，哪里像个什么湖南人？但这种敢爱敢恨的性格，有着强烈的地域特性，出了湖南难以理解，总被误解。

当时曾国藩的火暴性格与左宗棠骨子里并没有什么不同。但两人天性有异：左宗棠属于血气旺的那种，反应快，口快心直；曾国藩属于血气黏滞的一类，心里想得快，嘴巴跟不上来。

在北京学习官场礼仪，让曾国藩注意外在修养，也是导致二人言语表达差别的一个方面。礼部侍郎再怒火冲天，面对一大堆文人学者，也绝无可能当面骂人是猪。

官方修养遭遇民间村野，各有各的眼光，各有各的活法。很难说哪种就绝对好，哪种就绝对坏。但两者需要相互借鉴、中和搭配，倒是事实，所谓“质胜于文则野，文胜于质则史”。

因心直口快不遮掩，左宗棠与曾国藩第一次闹出不愉快，时间在1857年（咸丰七年）。

“民间实干家”批评“官场政治家”

曾国藩再次被左宗棠痛骂，因曾国藩失礼而起。

1857年农历二月初四，曾国藩父亲曾麟书去世。二月十一日，曾国藩在江西瑞州大营接到讣告，如释重负。办湘勇4年来，每天除了要处理繁杂的军务，还要应付纷乱的官场关系，曾国藩有职无权，被地方各派势力戏弄，折腾得快要崩溃。他接到讣告，烧香拜佛，刚好借机抽身远离。他违反朝廷礼制，先斩后奏，私下抓紧交接湘勇统帅大印，再向咸丰皇帝打请假报告，不等朝廷批准，径直赶回老家。

堂堂教育部副部长，举止为何如此失礼？士林哗然。但很少有人去想过，曾国藩其实已经憋坏了。

自出山办团练以来，他面临的尴尬跟左宗棠相似。左宗棠以幕僚名义做事实巡抚，“不绅不幕，踪迹太幻”。曾国藩以教育部副部长身份办团练，非官非民，踪迹更幻。

中国人看重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1857年初，曾国藩好歹将战场拓到江西，但没有想到，他与江西地方官的矛盾，剧烈到一触即发。

湘勇虽是事实的军队，但名义上属民兵。没有国家正式编制，经费全靠自筹。曾国藩为了激励士气，将湘勇兵饷提高到绿营兵的3到5倍。结果造成军费支出数目庞大。哪里找这么一大笔钱？湖南解决超额军费的方法有二：一，发动大户人家捐款，民间商人与乡绅，每户少则几万两，多则数十万两，威逼利诱，不捐也得捐（陶桄被逼捐白银5万两，就是被曾国藩从安化绑架过来的，左宗棠追来长沙论理，还与曾国藩争论过一场）；二，通过湖南巡抚出台政策，允许曾国藩在衡阳、湘乡等地州市设厘金局，对茶、盐两项大宗商品收税，每单取百分之一， 一年下来，可收几十万两。

曾国藩根据湖南经验，出省作战依然实行“就地筹饷”，不料一下碰到敏感区。傻瓜都知道，经济是一省命脉，江西巡抚陈启迈不干了。

江西在宋朝时是全国人才重镇，走出的进士、宰相，全国居冠。但人才全面勃兴之后，像民国之后的湖南，做官渐成风气，全省从官方到民间，形成浓郁官气，积成深重暮气。官气重、暮气深的地方，扯皮的事情多，什么话都不好说。曾国藩官衔虽是礼部侍郎，但职事是湘勇统帅，名与实脱节，官僚陈启迈借口不知道怎么跟他交道，拒绝配合。理由是，如果曾国藩是礼部侍郎（相当于如今教育部副部长），大可以回京城主抓全国教育工作，江西巡抚衙门（相当于今天的省政府）保证不拖欠教育款；如果是湘勇统帅，则对不住，“民兵团长”的事，归江西主管民间社团的机构负责，统帅品级太低，见巡抚还不够资格。

曾国藩心里这个气啊，江西防守一塌糊涂，你陈启迈死到临头还跟老子摆资格。恨不能将他的官帽子摘下来，甩到赣江里打水漂。毕竟，战争容不得官气，太平军的枪，可从来不跟你讲等级。

打仗看似属军事，其实是民事，它不单需要经济开路，还需要民政支持。招募新兵，购买军备物资，离开当地政府支持，寸步难行。

江西不配合，曾国藩兵饷无着，如身陷沼泽，心同热蚁。他终于看出问题症结，关键在自己无权。他赶紧向咸丰皇帝打报告，公开伸手要实权。

咸丰皇帝却有着自己的小盘算：曾国藩汉人带兵，原本没指望他干出什么大名堂，不想一举竟然将太平军赶到江西。这是好事，也是坏事。一介书生，下乡振臂一呼，天下影从，一旦实力坐大，对朝廷岂不构成威胁？得防他一手。何况，湘勇是民兵，如果过分偏爱，会引起朝内抗议， 80万八旗、绿营正规军，置于何位，如何平衡？

比较权衡之后，咸丰皇帝初步形成想法，仗则任由曾国藩打，权力下放悠着点。反正，湘勇即使全军覆没，朝廷也没负担；万一打赢了，原本就没权嘛，由八旗、绿营最后收拾局面，皆大欢喜。

本着这一想法，朝廷提早在南京南北两面，分设江南大营与江北大营，由满州贵族出任统帅，专等时机成熟，抢在曾国藩前面，一举杀进天王府，端掉太平天国巢穴。

曾国藩看出了咸丰皇帝这个如意盘算，也开始打起皇帝的算盘来。他有无尽委屈只能憋在心里：朝廷办事用他，荣誉归人，手心是肉，手背就不是肉了？这朝廷也太偏心。他决计跟咸丰皇帝较劲：既然我在江西处处受制，朝廷装聋作哑，那好，我丢下不管了，看你放不放权？

曾国藩借守父孝开溜，目的是做给朝廷看，附带也让江西那些老是躲在背后冷嘲热讽的士绅闲人看看，你们眼睛看花了，我老曾可不是个逆来顺受的泥菩萨，而是个有个性的人。

曾国藩没有料想到，江西战事一撒手，全国当时炸开了锅。

远在湖南并不知内情的左宗棠有意见了。作为主政湖南的“幕僚”，他当然有发言权， 5年多来，自己拼力守住湖南，奋力整顿湖南，对全国日益颓败的局势忧心如焚。他当然不能眼看着局势走下坡路，也不会站在曾国藩的角度，设身处地去体会他的难处，而是希望他死命顶住江西，以减轻湖南压力，共谋大局，争取最后的胜利。

曾国藩临阵抽身，左宗棠认为他在当逃兵，窝了一肚子火。左宗棠认为，男人上了战场，不是胜利，就是马革裹尸还，这没有什么价钱可讲。逃兵没血性，最让人看不起。曾国藩4年前自杀的一幕，又浮现在眼前。必须将他拉回战场！

怎么逼他出山？有了上次的经验，接着骂。

左宗棠将曾国藩当成老弟来教训说：涤生，你来信说，自带兵打仗以来，过多功寡，自己无足轻重，所以回家守孝，天经地义，皇帝也不能夺情。我以为错了。好比说，在父亲面前，孩子没有聪明不聪明，能干不能干的差别，反正都是儿子。父亲去世，儿子理应守孝，这与父亲对所有儿子应一视同仁，又不是同一个概念。所以，你说聪明能干的大臣，皇帝可以夺情，不聪明不能干的大臣，皇帝不能夺情，哪里有这种说法？

我以为，老兄带兵打仗5年来，不敢说只有功劳，没有过错。有过错也没什么了不起，谁都不是完人。面对错误，什么最重要？自己的心。我以为，办事的人，只要心到了，力尽了，事情干得好还是坏，别人都没什么好指责的。孝顺的儿子，不能因为父母得了绝症，连药都不熬了；忠心的大臣，不能因为事情办不下去，就半路放弃不办了。做臣子的，尽心竭力，为国家办事，这是本分。做一件事，就了断一件事，活一天，就做好这一天，人生在世，大概就是如此。

为什么要忠心办事？因为现在中国整体上不容乐观：江西全局已经糜烂；金陵、镇江、扬州太平军正不可一世；安徽清军被困于城中，饥饿逼近极限，接近崩溃；桐、舒、英、霍、六安全部沦陷；湖北也难以支撑；湖南虽然独好，但忙于军事输出，财政十分紧张，也难以为继；两广、云南、贵州诸省陷于兵祸，看不到出头之日；东南江浙、福建一带，也即将燃起战火，后患巨大。更糟糕的是，去年全国多地发生数十年一见的蝗灾，不少地方颗粒无收，军粮捉襟见肘。恢复太平，暂时还看不到一线转机。

说完这些令人悲观丧气的事实，左宗棠忍不住生气了，他开始语带愤激：老兄你还出不出山，我不知道。出山后能不能挽救时局，我也不知道。但你不等朝廷批准，就匆匆忙忙回家奔丧，既不符合礼制，也不符合道义，我不得不帮你指出来。你这次是自己将自己搞砸了，我近日与朋友们聊起你，他们都这么认为。你没等朝廷批准就回家，如今没有朝廷命令复出，岂不是也没有理由出山？眼下进退失据，都是你当初没有尽心造成的。

信中，左宗棠还说起曾国藩在北京认识的长沙籍恩师唐鉴，对唐鉴的做法表达严重不满。称这位理学大家退休回乡后，每天将自己陶醉在语言文字里，跟他见面讨论，无论学术还是时事，观点严重不合。亏老人家做得出，看时局混乱，他不去安定民心，反带着全家跑到宁乡一个深山里躲兵祸去了。这么怕死，不顾人民死活，哪里是什么“圣人”呢？我觉得，理学鼓吹圣人，都是瞎吹的，我打心眼里看不起这种口头说得天花乱坠，行动上苟且庸懦之人。朱熹说，“圣人无死法”，并不是说圣人在乱世里可以贪生怕死。他就继续躲到深山老林里接着吹吧，反正我是不再听了。

说到这里，左宗棠不无痛心地感叹：现在的人都太自私了，世道坏就坏在这里。唉，拿这些人真是没办法。

近今人心、学问，均蔽于一“私”字，不独嗜利无耻之人为然，即谋学问、负声誉者，亦往往于是，可慨也！

信寄出后，曾国藩没回。他先后去了五封，曾国藩都没回。左宗棠才意识到，曾国藩生气了。

曾国藩憋着不理他。

这封照直说的信，令曾国藩的心被严重刺伤了。他遭遇的不止是左宗棠一个人的痛骂，后面还排有一群官员。连地方乡绅也对他冷嘲热讽，江西那些官员，也趁机起哄，让他生不如死。

在所有的责难中，左宗棠的骂，让曾国藩最为伤心。毕竟，他佩服这位贤弟的能力，也欣赏他的血性，拿他当亲密战友。

欧阳兆熊在《水窗春呓》中纪实：“（曾国藩）闻讣奏报后，即奔丧回籍，朝议颇不为然。左恪靖在骆文忠幕中，肆口诋毁，一时哗然和之，文正也内疚于心，得不寐之疾。”

虽说曾国藩被骂得患了失眠症，左宗棠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客观地说，左宗棠说的都是实情。左宗棠自己认为，他这些话不过是践行儒家“君子人格”与孟子“浩然之气”，是对士人最起码的要求，否则你就别自称道德高尚。但他哪里想到，曾国藩既没有他的办事能力，又没有他的气魄，跟他身份、处境也不相同，无法采用他的方法。更何况，左宗棠的观点，带有明显的理想色彩。

虎有虎道，蛇有蛇踪。曾国藩按照官场套路与传统士人都遵循的游戏规则，有自己的另一套办法，一曰甩手，二曰拖，三曰磨。

1857年农历五月，朝廷批准曾国藩守孝三月假期已满。曾国藩赶紧上奏申请，希望朝廷同意他在家守满3年，咸丰皇帝不同意。曾国藩瞅准时机大倒苦水，渴望得到实权，称“非位任巡抚，不能治军并兼及筹饷”。咸丰皇帝开始只感觉到曾国藩在负气，现在终于明白他守孝先斩后奏的真实意图，更加恼火，当即下圣旨说：我看这事难办啊，那你还是在老家守满3年再说吧。

曾国藩哑巴吃到黄连，打落的牙齿也只有和血吞了。

曾国藩这种工于心计的斗法，在中国源远流长，也是今天被认作是中国传统文化糟粕与弊端的方面。左宗棠惹恼曾国藩，关键在他没有从阴深的谋略，去体会曾国藩的“良苦用心”，站在传统的角度看，左宗棠确实不懂套路，不近人情，但以现代眼光看，左宗棠突破了“官官相护”的传统弊病。

待朋友主张“居心宜直，用情宜厚”的左宗棠，一年内再没有接到曾国藩的信，他开始反思自己。人毕竟不是生活在真空里。自己心是够直，但朋友之情呢？难道也鸡飞蛋打？他“忧思郁结”，十分伤感。

再次接到曾国藩的信，已到1858年下半年。

左宗棠高兴自不待言。他马上回信说：我上几封信只是就事论事，没有他意。了解我的人，都不会因此怀疑我、责怪我，说我轻狂。对别人高要求，对自己宽容，这是不对的。你来信说自己对古书的“义理”一端，并没有通透，所以才负气，这说的就是我啊。

这是左宗棠与曾国藩第一次实质性冲突，因曾国藩宽容，左宗棠善反思，温和化解。

1857年是曾国藩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年。这年，他隐居乡下，闭门静思，像蟒蛇蜕皮一样，开始了人生一次大蜕变，从信奉法家，转向道家柔术。

曾国藩之所以摇身一变，缘于帝国官僚制度已经走进末路，理学在帝国制度中已经无力回天，传统文化的弊端已经积重难返，他只有回到先秦的道家，在奄奄气息中抓到最后那根救命稻草，才不至被帝国抛弃。

道家尚软、弱、柔：挠挠者易折，皎皎者易污。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江海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唯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与尚刚、尚直的左宗棠完全相反。两人从性格、气质到价值取向，逐渐形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左宗棠占阳面，曾国藩据阴面。

一般来说，道家适用于太平盛世，尤其是开国初期。汉初信黄老，唐初信老子，就是这个原因。道家主张无为而治，不折腾，有“小政府、大社会”的意味，这有利于激发民间社会活力与创造力。但衰世、乱世、末世，法家才是王道，信道家只会加速灭亡。

曾国藩不是皇帝，不至于决定一国意识形态，他只以道家治军、为官处世，负面影响力不至于太大。以柔术处世，曾国藩万事释怀，包括对左宗棠刚直无私的批评。

心态一变，世界跟着转变，属于曾国藩的再次出山的机会很快又来了。

1858年9月29日，清军江北大营被太平军无情攻破，天京之围化解，北京面临空前危机。朝廷已如危巢累卵，再不重用湘勇就要鸡飞蛋打。咸丰皇帝不得不服软，急召曾国藩出山。

曾国藩有了上次的教训，知道自己的细胳膊拧不过朝廷粗大腿，找到台阶，这次不再提任何条件，马上复出。

再次出山后，曾国藩从头到尾换了个人，不但意气不见了，连性格都没有了。他一面调兵遣将，一面遍拜长沙官场，逢人说好话，向所有曾得罪过的人道歉。他亲自跑到左宗棠所在的长沙司马桥住宅，请左宗棠以篆书体书写“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一句，以示尽弃前嫌，和好如初。

但曾国藩的问题才解决，左宗棠很快又陷入危机。“樊燮事件”一时风声鹤唳，风雨欲来。而正是这场危机，促使左宗棠与曾国藩真正开始了第一次共事。

两人第一次商议合作，话题生猛，是决定中国命运的绝密级“高峰论坛”。

我们不妨再走近会议室门边去听听。

动荡岁月的“高峰论坛”

左宗棠从长沙赶到安徽见曾国藩，已到1860年仲春季节。

促成左宗棠此行的机缘，一是左宗棠刚从樊燮事件中脱身出来，朝廷任命起用已成定局；二是曾国藩经过上次较劲，已经触发咸丰皇帝放权的念头。

左宗棠到来，曾国藩喜出望外。回想起1853年冬尽春来时节，两人第一次见面，那次会后，曾国藩专门去信相邀，直接被拒绝。 7年过去，时间像战车轱辘，转来转去转回原点。

“樊燮事件”未了结之时，因有湖广总督官文撑腰，杀气氤氲。左宗棠其时内心灰暗到极点，有点破罐子破摔的情绪，请求加入湘勇营，“以一营官自效”，直接带兵上前线，为朝廷壮烈捐躯。曾国藩知道这是激愤话，给骆秉章回信不同意，邀他来安徽讨论天下大势、军事形势。

1860年（咸丰十年）农历三月二十四，曾国藩在当天日记中留下这样一笔：“写左季高信，专人去英山迎接”。这年闰三月二十六，曾国藩幕僚李元度与左宗棠一起来到安徽安庆宿松大营。见面即谈。

第二天一早，两人共进早餐，正式畅谈。

曾国藩沉迷理学，持身严谨，有个奇怪的特点，早起。每天早上5点，天蒙蒙亮即起床，下床第一件事直奔餐桌。据说李鸿章在他手下做幕僚时很不习惯，反问道：老师，早起还说得过去，为什么一起床就要吃饭？没道理。可不可以改一下？曾国藩淡淡地答：道理是养出来的，坚持成习惯了，就是道理。为这点小分歧，李鸿章差点离开曾国藩幕府。

左宗棠也有早起的习惯，两人持身严谨，生活习惯倒还接近，没有冲突。

曾国藩接来左宗棠，不分昼夜，整日商谈。《曾文正公日记》里，接连9天记录有“与季高、次青畅谈”一句。其中有四天在“早饭后”，三天在“中饭后”，一天在夜里。刚到那天，见面时间是“未正”，畅谈至二更尽，即深夜23时。

四月初十，胡林翼应曾国藩之邀，也从黄冈英山赶到安庆宿松，参加商谈。

这是三人毕生唯一一次“头脑风暴高峰论坛”。现场精彩程度，可以想见。曾国藩九弟曾国荃也参加了，还有一位不知何人的“张君”。

第二天一早， 5人蒙蒙亮起床早餐，开始畅谈，这一聊就是整天，及至深夜23时，意犹未尽。左宗棠与胡林翼精力充沛，谈锋仍健，准备开夜车。但曾国藩眼皮开始打架，身体快撑不住，宣布趁早休息，明天再谈。他的记述是：“余已倦甚，而诸公兴会淋漓。”

随后几天，三人照旧在军营闭门密谈。曾国藩日记每天都记载有见面时间、人物，而畅谈内容，毫不涉及。只是在四月十六日这一天简单荡开一笔：“早饭后，与胡中丞、左季高熟商一切。傍夕，与胡、左诸公谈江南事。”

这一笔给后世留下无尽的想象空间。“熟商一切”的内容是什么？“江南事”到底指哪些事？不见于任何正史。逸史野闻倒很详细，称是三人“推翻清朝，另立新朝”的密谋。

四月十七日，曾左胡“三人团”继续畅谈。这次很可能谈到具体出山办事，左宗棠无意中说：姚石甫这个人，到底是老了，那样子真是看不得。所以我说，人老了，精力日见衰退，还是以不出山任事为妙。曾国藩一听，陡然一惊，吓出一身冷汗，他联想到自己，精力已经一天不如一天，是不是也要考虑退休了？

闻之悚然汗下，盖余精力已衰也。

这个细节说明，曾国藩确实非常在意左宗棠说过的每一句话，哪怕玩笑。

四月十八日，天蒙蒙亮，三人早饭，继续畅谈。到九点正，曾国藩与胡林翼情谊殷殷，送左宗棠上马车，转水道回湖南。

见面会共23天，胡林翼参加8天，三人都似乎意犹未尽。但左宗棠决计速返，倒不是朝廷有什么要事，而是他接到家信，长子孝威得了重病。

左宗棠最看重人的孝顺，他自己特别孝顺，教得孝威也十分孝顺。正因为此，年前樊燮事件，孝威生怕父亲有个三长两短，既忧又急，累垮了身体，卧病在床。左宗棠精通医术，急于回家为儿子把脉开方。江湖郎中多骗子，他不放心。左宗棠在1848年救灾时积累了丰富的医学经验，医术水平比得上今天湘雅医院的教授，看病不求人。

这次“高峰论坛”，因内容隐秘，外人无从得知。期间生活花絮，于是成了士人阶层津津乐道的话题。胡林翼回湖北后跟朋友李续宜说起，不无欣赏地调侃左宗棠：“饭牛之奇才，有舐犊之私爱。”

私人生活里，曾国藩与左宗棠除了天下大势、军国大计，闲时也开玩笑。曾国藩跟郭昆焘写信，风趣地回忆说：季公在我营时，我笑话他有“惧内癖”，怕老婆。左宗棠马上接口说，只有自己有这个癖好的人，才反过来说别人有这个癖好。他反应太快，我玩笑开不过他。

这段紧张与轻松交替的欢畅日子，是曾国藩与左宗棠一生中最为融洽的一段。

见面会后，左宗棠命运逆转，如上高速超车道。

左宗棠忧心如焚地回到长沙司马桥，治好儿子的病，朝廷任命书同时下来：命左宗棠作为曾国藩的助手，襄办湘勇。

左宗棠与曾国藩迎来生平事业波澜壮阔的合作期，其间精彩迭出、异彩纷呈。

相互倚依，蜜月与阳谋

1860年7月，左宗棠在长沙升旗纳将，招兵买马。他跳出办团练的条条框框，第一次以职业军人的标准选拔、训练士兵，打造楚军。

按照朝廷的任命书，楚军当属湘军的一支。

取名楚军，一则江忠源原来用过，名正言顺，公开与八旗、绿营并列，没有风险。二则另立门户，为将来独门独户创建事功，做好准备。三则有仿项羽之意。项羽江苏下相人，属于古代楚国，项羽力能拔山，气能盖世，军事水平一流，兑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成为西楚霸王，号令天下，终古以来，未曾有过。左宗棠与项羽比较，虽是书生，但同样气能盖世。

曾国藩对楚军名号，没有不同意见。他作为朝廷高官，一言一行要注意政治影响，采取“低取高打”策略，命名“湘勇”。左宗棠“高取高打”策略，命名“楚军”，更合他本意。

左宗棠以当代诸葛亮自称，长处首先体现在战略。

战略高超，与左宗棠早年的知识结构与成长经历有关。他研究农学、地理时锻炼出精细的技术思维，习儒家义理、养浩然之气培育出大气心怀，两者结合，让他有过人的眼光：既能凭“望远镜”看出远景、趋势，又能用“显微镜”看清末节、苗头。两者同时兼具，左宗棠看问题稳、准、狠。

左宗棠第一次骂曾国藩一语能击中要害，起死回生，这种能力迁移到战略上来，他一条计策，就能置敌于绝地。

左宗棠的战略水平，前面已经得到过两次验证：1852年10月13日，他第一次上长沙天心阁城楼调兵遣将，献上“西渡围歼”之计，比诸葛亮出山火烧博望坡不输。 1854年4月下旬，左宗棠独自主张曾国藩将战略重心放在湘潭，迎来湘潭大捷。

第三次制定战略水平如何？1860年9月22日，左宗棠率领楚军从长沙金盆岭誓师出发，经醴陵取道江西，给曾国藩定下战略：“偏师保越”。

当时太平军取攻势，锋芒正盛。清军的江南大营第二次被攻破，主帅和春受伤病死。太平军趁势攻下苏州、常州，计划大规模南下。

曾国藩3年来与咸丰皇帝不遗余力地较劲，功夫没有白费，终于争得实授两江总督大权。有了施展平台，他长袖善舞的政治运筹才能，淋漓尽展。

但曾国藩最大的短腿，在制定战略、指挥军事，都不擅长。军事起家不懂军事，只好外行按外行的办法。他根据自己“笨拙”的特点，以湖南人“霸蛮”的办法，“扎硬寨，打死仗”。这种“牛皮糖”式的风格，见效一时。太平军被缠上，不死也得脱层皮。但因不符军事规律，难以为继。胜后怎么打？脑袋一团麻。眼下，曾国藩准备去江苏缠住太平军，面对面硬碰硬。

左宗棠跳出一时一地的得失，站在全局来洞察战机，认为当务之急，不求得江苏一仗胜利，而应移兵江西，进则可以守住南大门，退则可以保住浙江、福建，机动部队可以对江苏构成威胁。他从地理、政治、军事、人心四个方面，深入剖析为什么要“跳出江苏打江苏”。

曾国藩对左宗棠深刻独到的见解深为叹服，自己虽然想不到，但一听就懂。他果断采纳，将“偏师保越”战略确定为现阶段指挥湘勇、调配绿营的指导方针。

江西由此成为全国战场的中心。

左宗棠在江西战场的出色表现，集中体现在1861年4月21日乐平一战。此战冒险成功，逆转战局，化解祁门危机。

左宗棠战略上“偏师保越”，战术上以“气势”与“冒险”凌驾，两招锁死太平军命门。太平天国内部空前紧张，战略上针锋相对，作出相应调整。

1861年9月5日，李秀成从安庆败逃，兵力转移到江浙。从江西东向的侍王李世贤部及从广西回师的石达开部，根据李秀成新战略，纷纷避开江西锋芒，杀入浙江。

浙江防守极为衰弱，大兵入境，防线土崩。到11月1日，短短不到两月，太平军已经打下绍兴、龙游、金华、浦江、义乌、东阳、严州、萧山、诸暨、汤溪、临安，省会余杭（杭州）也落入掌控。

到11月中旬，浙江巡抚王有龄已完全丧失抵抗力，联名杭州将军瑞昌向朝廷发去紧急求助奏折，称“全浙糜烂，浙省不保”，指名道姓要朝廷委派左宗棠来督办浙江军务。

11月20日，朝廷根据王有龄要求，给左宗棠发去紧急任命书，同时给曾国藩发布紧急命令：“即饬左宗棠带领所部，兼程赴浙，督办军务。”

曾国藩与咸丰皇帝上回较劲，已经较出成熟的政治经验。眼下皇帝急，他就不急了。他知道，凭左宗棠的本事，入浙江即能迅速平定。但作为两江总督，他得考虑，胜后怎么奖赏？总不能将王有龄开除，由左宗棠取代。道义上说不过去。唯一的办法，借太平军之手，去掉王有龄。

策略定下，曾国藩不忙着派兵，而采取“合理拖延”办法，假装积极向朝廷请示，郑重其事地联名江西巡抚毓科向朝廷申请，要求朝廷独派左宗棠率楚军入浙。他以极其尊重的口吻，认真汇报他的部署：

臣等往返熟商，即请左宗棠督率所部进援浙江，并将驻防徽州之臬司张运兰，驻防广信之道员屈蟠，驻防玉山之道员王德榜、参将顾云彩，驻防广丰之道员段起各军，及副将孙昌国内河水师，均归左宗棠就近节制调度。兵力稍厚，运棹较灵，于援剿浙、皖之时，仍步步顾定江西门户，庶于三省全局有裨。

皇帝看后，立即批准。这本来就是朝廷的意见嘛！难道上封圣旨他还没收到？再快马加急，日行600里送达。曾国藩坐在军营，开始焦虑起来。他在掐着指头算，王有龄还能坚持多久？他必须巧妙地打出这个时间差。

浙江战局没有逃出曾国藩的预算。 1861年12月29日，王有龄举家及数百名官员被困城中，弹尽粮绝，被迫自杀。朝廷批复同意的圣旨，到曾国藩手中已是1862年1月7日。

接到圣旨当天，曾国藩书信通知左宗棠紧急开赴浙江。同时第一时间向朝廷全力保举左宗棠任浙江巡抚。

书信在三地间来回寄送。 1862年1月24日，左宗棠接到朝廷颁发的浙江巡抚任命书。 2月13日，左宗棠才接到曾国藩的命令，二话没说，率楚军从安徽汪口出发，奔赴浙江。

浙江战场是左宗棠的独立战场，他独当一面的才干，尽情施展。

1863年2月，左宗棠经过一年奋战，将太平军在浙主力摧毁。部将蒋益澧一举攻下汤溪、兰溪、龙游，太平军在浙防线切断，浙江大局已定。

胜利如此神速，朝廷大喜过望。 1863年5月5日，朝廷再次破格提拔左宗棠做闽浙总督，同时兼任浙江巡抚。这天起，左宗棠与两江总督曾国藩平级并列，同为封疆大吏。

这两年半是左宗棠与曾国藩一生合作的蜜月期。两人发挥各自长处，配合天衣无缝：曾国藩依靠左宗棠，挽狂澜于既倒；左宗棠依靠曾国藩，打破官场惯例，取得办事大权。

随着地位、权力的变化，两人并列成为中国两座军事山头，关系也开始走到一个转折点。

前面的路，开始波谲云诡，风险莫测。

走向决裂：争执的正面与背面

1864年农历六月十六，曾国藩等来一生中最重要的日子。这天，曾国荃率领吉字营，用大炮轰开南京城门，大兵哄抢入城，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运动宣告失败。

曾国藩安排曾国荃攻打南京，是从政治角度考虑部署的关键步骤。

朝廷早前试图以八旗攻下南京，勘定乱局，随江南大营、江北大营先后两次被摧毁，化作泡影。

南京太平军实数只有5万，而分散全国的部队，多达30余万。吉字营之外，左宗棠的楚军、李鸿章的淮勇，都有能力独立打下南京。

两人都很识相。李鸿章稳稳守住江苏、上海，对曾国藩言听计从；左宗棠只打浙江、福建，绝不抢功。毕竟，两人名义上都是曾国藩提携起来的，曾国藩还是一手栽培李鸿章的老师。

南京城破，曾国藩出离喜悦。回想11年来出生入死，苍黄变幻，他颤抖着提起笔，给朝廷报捷。

朝廷当即下圣旨封赏：曾国藩为一等毅勇侯，曾国荃为一等忠襄伯爵。

朝廷上下，都沉浸在额首相庆的喜气之中。

左宗棠这时却站了出来，给朝廷上奏折，陈述一个惊天秘闻：

据金陵逃出难民招供，太平天国伪幼主洪天贵福（洪福填）并没有被抓住，更没有被处死，已于同治三年六月二十一由东坝逃至广德，被太平军将领黄文金迎入湖州府城，想借伪幼主名号，召集太平军余众。而江西的李世贤、汪海洋也都还在蠢蠢欲动，试图东山再起。他们即使不能在江西建立根据地，也必然还会窜入浙江、福建，与两广大本营各据地势，以全局眼光看，则东南大部中国，并没有收复，有卷土重来的危险。

慈禧太后接到奏折，勃然大怒，当即责问曾国藩：你上报称洪福填已经“积薪自焚”，毫无证据。说南京叛军已经全部剿灭干净，是在撒谎。南京到底逃出多少人？你老老实实查清楚再报上来，将防范不力的将领名字查报上来，一定要从重从严处理！

曾国藩一方面积极为自己辩解，同时向朝廷举报，左宗棠的屁股也不干净，他打下杭州城，也有数万叛军逃出，而左宗棠报告上称只有几千人。

慈禧太后听出曾国藩在转移话题。她定神一想，浙江已经收复，于今不存在后患，若细追究，一无对证，二无价值，三得罪左宗棠。而南京才打下，逃兵全是后患，不追究不行。

慈禧太后下圣旨说：曾大臣，一码归一码，我现在只跟你说南京逃兵与伪幼主潜逃。左宗棠如实举报你，属于公事公办，你不要有意见。他也说了，虽然举报你了，以后还是会和你同心协力，不会带一丝陈见。左宗棠正直能干，朝廷还有更重要的事情，更远大的目标，需要该大臣来完成。你应该向他学习，成为一代名臣，不要辜负朝廷重望。

慈禧太后精通权术，故意当面褒左宗棠贬曾国藩，以激起他的怒气，加深二人关系裂痕。

曾左两人笔墨争论，你来我往，有如一场大戏。

事实真相呢？左宗棠举报没错，洪天贵福确实从南京逃到了湖州。

直到1864年10月25日，洪天贵福才被江西巡抚沈葆桢抓获，被押入席宝田部兵营。同年11月3日，洪天贵福被押解到江西南昌。本应送北京刑审，为了照顾曾国藩面子，沈葆桢安排南昌知府许本墉就地审讯，将结果上报朝廷。拿到交代材料后，慈禧太后授权沈葆桢就地处决。 1864年11月18日，沈葆桢将洪天贵福绑赴南昌市内一处商业集中地，凌迟处死。

左宗棠怎么得知洪天贵福逃脱？他手下总兵刘明灯在安徽歙县打了胜仗，意外俘虏了李秀成的干儿子李士贵。李士贵见过幼天王，经不起拷打，当场招供。左宗棠得到确证消息，于农历九月十五日写举报信，这时距离南京城破，已近3个月。

问题是，左宗棠为什么要第一个站出来检举揭发曾国藩？

个性刚直，真话直说，这只是一个方面。左宗棠不是不懂策略，为了讲真话不计后果的人。左宗棠事实上擅长政治策略。他任陕甘总督期间，甘肃发生了特大地震。因大清帝国并没有救灾机制，而报灾只会干扰战事，左宗棠选择不报。几个月后，他避重就轻，从余震地带四川报上死了几百人，轻松掩盖过去。“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的政治智慧，左宗棠运用起来娴熟自如。

左宗棠战场多胜，敌人多以为神，其实哪里有那么高明？他首先赢在洞察全局，制定战略。他平定陕甘，靠“先陇后回”战略，他收复新疆，赖“先北后南，缓进急战”战略。

超强的军事战略能力迁移到政治较量上来，左宗棠当然明白，兔死狗烹，鸟尽弓藏。太平天国平定后，朝廷与湘军之间，会有一次大较量。自己作为曾国藩曾经的助手，有如楚汉相争时的韩信，倒向哪边哪边赢。

后来的事实，朝着左宗棠的预判发展。

打下南京后，朝廷对曾国藩猜忌防范达到极点。慈禧太后下发圣旨，公开批评曾国藩说：你率部攻克南京，居然让洪天贵福与李秀成两个主要人物带领1000余太平军化装成湘勇逃出，这仗打得并不漂亮。

同时，朝廷要追查南京城金银财宝的下落，曾国藩要如实报来，如数缴公，因为这不是私物，而是公产。朝廷甚至还破天荒第一次要求曾国藩将湘勇11年多来的军费开支，列成一个明细表，到户部报账。这明是抚慰，暗地在查湘勇老底，摸清底细，以防兵变。

湘勇各营闻听大哗。不说南京财宝已抢夺一空，被曾国荃当作奖品发给了部下，用大船运回了湖南，就是湘勇11年多的账目，多年来也是自筹自用，无从稽查，朝廷之前多年不闻不问，现在打赢了，却要秋后算账，这是哪门子理？

朝廷所以一反常态，骤然变脸，意在逼曾国藩造反，以试探他的真心，测出他的底线，寻找应对之策。

湘勇各将草莽武夫，被朝廷一激，纷纷上当，果真动了拥曾国藩黄袍加身的念头。

朝廷此时事实上已对南京军事作了严密布防：蒙古亲王僧格林沁、江宁将军富明阿、镇江守将冯子材分别屯兵金陵城四周，紧盯吉字营一举一动。三人接到朝廷密令，一旦发现风吹草动，以诛乱杀叛罪围剿湘勇，斩尽杀绝。

曾国藩内遭猜忌，外临兵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他确实无意造反，每天念叨着一句话：“倚天照海花无数，高山流水心自知！”

最后胜利前夕，曾左同时看到，太平天国平定后，全国的军事力量，控制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三人手中。这意味着什么？湘军只要趁势再上，振臂一呼，朝廷势必危如累卵，瞬间坍塌。

李鸿章是曾国藩的学生，朝廷对他不抱支持希望。左宗棠有8年在湖南巡抚衙门工作，楚军出山后，名义上隶属湘军，事实始终是一股独立力量。如果左宗棠也支持曾国藩，则朝廷危在旦夕。左宗棠与曾国藩不和，朝廷稍微放心，凭楚军与八旗、绿营，仍有实力制衡湘勇。

左宗棠掂量出轻重来了，他知道，眼下局势已如高空落重，到顶后开始下坠。如何把握政治制衡，避免让朝廷对湘军有尾大不掉的感觉？主动制造与曾国藩不和。这样不但可以保住曾国藩，也可以自保。

后来的事实，再次朝着左宗棠的预判走。

曾国藩被部下簇拥，欲效赵匡胤“陈桥兵变”。当时社会纷纷传言：“三千里长江上下，无一船不挂曾字旗！”朝廷一听，这不是前所未闻的军阀吗？虎视鹰顾，警惕万分。曾国藩深知“功高震主、至功无赏”，加之湘勇仗势在南京一带放肆趁火打劫，让他也大为头疼。反复权衡，他决定自表忠心，请求自剪羽翼。

当时，让清廷顾忌的湘勇嫡系，多达7万余人。虽然鲍超的霆军2万多人，已调往江西，改由沈葆桢指挥，但曾国藩一旦想起事，还不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曾国荃统领5万吉字营盘踞南京，如狼居卧榻之侧，成清廷最不放心的军队。

曾国藩决定先拿吉字营开刀。 1864年农历七月二十日，他亲自主持，一次性裁掉一半，留下的两万五千兵，一万守南京城，一万五千调到城外打游击。

曾国藩不但裁兵，还要裁帅。 1864年农历十月四日，曾国藩事先瞒着曾国荃，以“病情严重”为由，强行奏请朝廷将九弟开缺回湖南老家养病。 40岁的曾国荃正值富年，身体好得能斗牛，哪里有半点病？接到“被生病”的准假条，气得真的大病一场，悻悻回到湘乡。

曾国藩没有犹豫，继续大幅裁兵。到1865年农历二月，吉字营的守城部队被裁得只剩两千人。朝廷接到报告，眉开眼笑。表扬曾国藩的同时，颁发曾国荃做山西巡抚的任命。曾国荃此时窝在老家，被大哥与朝廷搞得一肚子火，还在生闷气，托病抗命。朝廷担心他在地方再次集事，再者首功无赏，说不过去。 1866年，再下任命书，改任他做湖北巡抚。曾国荃的气此时被磨得差不多消了，这才走马上任。湘勇旧部至此全部解散，风暴危机平稳化解。

左宗棠因及时举报曾国藩，被朝廷引为心腹。直接结果是，楚军胜后既没有遭防范，也没有要求裁兵。左宗棠在政治战略上走对了毕生最关键、最重要的一步棋。

靠着这步对棋，左宗棠成就了自己。后来平定大西北，西征军又大规模招兵买马，朝廷没有戒备。收复新疆时，军队人数多达87000人，控制着3倍于法国面积的领土，完全可以独立成国，朝廷依然没有防范。

高度信任背后，与左宗棠在1864年主动制造与曾国藩不合，存在前因后果。

有人推测，左宗棠举报曾国藩，是意气用事，闹个人攀比。这实在是未经人事的书生之见。在现实世界操作大事的人，每临大事有静气，首先理性考虑的必是现实功利，而不是文人式的情绪与意气。何况，政治变幻、军事风云，险象环生，要成就大业，在“道”的对面没有“术”，不可能成功。左宗棠早年在湘潭周家入赘、在安化小淹设馆，长年底层生活经验，让他不但懂“术”，也会用“术”，只不过，他很智慧地将“术”用于“道”。

对于当时社会“负气、妒忌”传闻，左宗棠保持沉默。这种动机猜测，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主动站出来，反倒授人口实，越搅越浑。

但左宗棠与曾国藩既然已经主动导演“将帅失和”，在皇权高压的环境里，戏还得演下去，这一演， 8年不再通信。

1872年3月12日，曾国藩去世。朝廷的防范，不撤自消。左宗棠不用再以“政治战略”，维系不和假象。他十分伤感，安排儿子孝威带400两白银前去吊孝，并赠送亲笔挽联，高度评价曾国藩：

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

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针对8年不通音信，社会传言多端，左宗棠在信中夫子自道：曾国藩去世，我深感悲痛，不单是失去他，国家时局更让人担心，我与他的交游、情谊，历历回想起来，也不能无动于衷。我作挽联两句话，是20年交情的纪实。我说“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早年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就多次说过，不是今天才说出来的。“君臣朋友之间，居心宜直，用情宜厚。”我以前给朝廷的奏折，每次写好后都抄录了一份寄给他，两人之间并没有隔阂，更没有城府，不是外界猜测与想象的那样。我与曾国藩以前有过争论，那是因为价值取向不同，办事方法有异，争论的方面，从来只围绕“国事、兵略”展开，丝毫没有涉及过私情。两人的交情，不是那些未历重事、不负责任的人猜测的那样，更不是喜欢捕风捉影、拿“意气用事”来揣度的人想象的那样。

吾与侯所争者国事兵略，非争权竞势比。同时纤儒妄生揣拟之词，何值一哂！

这封家信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明确透露，左宗棠举报曾国藩的奏折，之前已经抄写过一份提前寄他，曾国藩早有心理准备。这也从侧面证实，两人出于自求保全，在慈禧太后面前联手演了双簧。这就容易理解，曾国藩为什么反过来举报左宗棠打下浙江时放逃几万太平军这种时过境迁、毫无杀伤力的信息。

举报前，左宗棠掂量过，在攻下南京这样大功劳面前，逃出洪天贵福与李秀成，并不会给曾国藩带来实质性的伤害。

这与半个世纪后梁启超与蔡锷联手反袁世凯演的双簧异曲同工。蔡锷假装与梁启超政见不合，公开决裂，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批评说：梁老师反对帝制，是书生之见，但书生手无寸铁，也没什么杀伤力，任他造舆论得了。如果不是蔡锷发起护国运动自曝，梁蔡失合的传言，后世也会凿成史实。

因为默契，心领神会，曾国藩对左宗棠事实心存感激。所以他低调地说：“论兵战，吾不如左宗棠；为国尽忠，亦以季高为冠。国幸有左宗棠也。”

两人虽然公开表示决裂，暗中支持并没有停歇，左宗棠西征军筹饷，曾国藩在两江总督任上及时供给，他还竭尽能力，将老湘营干将刘松山推荐给左宗棠。刘松山的老湘营是剿灭捻军、平定陕甘回军动乱的先锋与主力；他培养的继任者刘锦棠，统领老湘营又成为收复新疆的先锋与主力。无疑，如果没有曾国藩支持，西征大业更加困难。

但曾国藩去世后，文人笔记中多见左宗棠私下场合聊起曾国藩颇多批评与贬斥，其中不乏当时文人的夸大之辞，包括捕风捉影。正史中的左宗棠对曾国藩既不刻意拔高，也不故意贬低。他评价曾国藩，历经岁月洗磨，今天回头细看，事实有着流俗所难理解的公正、客观。

《铜官感旧图序》就是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