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言传身教，为儿孙积德，为后世留榜样



家风根本，在于“积德累善”

家教内蕴深厚与否，由“传教者”思想洞察力决定。

左宗棠一生以军事著称后世，原因在他善于制定战略。

左宗棠的战略水平之所以高人一筹，在于他思考问题的思维方式与人不同：一地的事情，他习惯放进全局中去分析；一时的事情，他习惯放进历史中去考察。事情有了历史纵深感，也就了然于胸。

左宗棠将这种思维方法用于分析自身，对自己从哪里来，此生应该做什么，又将到哪里去，想得清清楚楚。

他的根据是：从左氏祖先繁衍时起，已历数十代人，人数成千上万，将左氏放进全球里去看，湘阴左氏只是其中一个分支。左宗棠是谁？湘阴左氏这一代人中的一个。个人的繁衍，家族的兴衰，此生的尊卑荣辱，看上去很了不起，其实真看清楚了，也只是历史中的一段。

左宗棠说：中国姓氏、宗族万千，为什么有些家族崛起，有些家族衰落？世上没有谁可以无缘无故地崛起，也没有谁会无缘无故地衰落。崛起还是衰落，祖宗那里可以找到原因：祖宗如果做了很多有益于社会的好事，则个人的成长环境，从小健康积极，这样的人走进社会，社会帮助他的人就多；反之，祖宗如果做了许多恶事，则历代累积下来，家族文化扭曲，社会关系紧张，后人从小的成长环境负面消极，从小人格不健全，社会上的人敬而远之，厌恶、拒绝帮助他的人也多。这样两类家族，置身同一个时代竞争，差别显而易见：积德累善、有益于社会的家族崛起；无德有恶、有害于社会的家族衰落。

左宗棠分析家族的思想，来自《易经》。《易经》若用术语表达，抽象艰涩、内容复杂，普通读者很难看懂。但它的核心价值观一经说出，谁都能懂：“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一部《易经》，核心在说“因果”。“因果”本来是佛教的专有名词。佛教将“因果报应”分三种：现报、生报、速报。报应的具体表现为“六道轮回”，人在“天道、人间道、修罗道、畜生道、饿鬼道、地狱道”轮回降生。

佛教的“因果”有能自圆其说的逻辑，但带给人最大的困惑是，只能相信，无法证明。《易经》与佛教在“因果”上的差别是什么？《易经》可以给我们提供一套完整的，可以看得见、找得到的证据。任何一个人只要有耐心总结自己家族百年历史，都可以清晰看出其中的因果逻辑链。

以“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考量家族，纵向分析，横向比较，左宗棠想清楚了人生的根本问题：个人活在世上的时候，作为家族一代人中的一个，崛起靠自己努力，但主要依赖祖宗积德累善。所谓“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德、五努力”，前四者都由祖宗给定，个人努力只能在这个基础上发挥。将自己放进家族中看，若干年后也会成为祖宗。个人努力的作用，主要是为了后代。要想给到后人最好的遗产，唯一能做的就是积德累善。

想清楚了这些，左宗棠不聚财。他认为世上最大的悲剧是后人“蠢而多财”。从小捧着金饭碗长大，本事没学一点，嗜好滋生一堆，每天坐吃山空，人家觊觎你的财富，自己又没本事守得住，父亲一死，首先倾家荡产，最后断绝子孙，这难道不是家族悲剧？财富简直是家族的慢性毒药。

左宗棠选择散财，这与其说是无私奉献，不如说是运用新“义利观”权衡后作出的一种精明计算。后代“蠢而多财”与“贤而寡财”两大选项，历史上多数显贵选择了前者，左宗棠果断选择后者。他的理由是，后代“蠢而多财”，必然导致“蠢而寡财”，选择“贤而寡财”，就总有希望“贤而多财”。因为社会财富竞争，说白了是贤愚竞争、能力竞技。因此，“子孙强于我，留钱做什么？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家有万贯，不如薄技在身。”在世时散财行善，内可以正家风，外可以广人缘，这才是治家的苦口良药，是真正的发家强族之道。

左宗棠这种“积德累善”观念，也是受家风熏陶与影响产生。

湘阴左氏始祖叫左志远，南宋时从江西迁到湖南，世居湘阴东乡左家段。

左志远有个儿子叫左汤盘，读书了得，考取过宋朝嘉定年间的进士，在浙江省做过采访使，掌管检查刑狱和监察州县官吏。

明朝万历年间，家族又出了个显赫的人物，九世祖左天眷。左天眷做过唐县知县，后升做辽东监军道，直接对总督负责。左天眷因工作成绩突出，后被提拔做辽东经略（相当于巡按）熊廷弼的军事参谋长。这一代中，左天眷堂弟左任庵也是个出色的读书人，他最醒目的特点，就是骡子脾气，倔强清高。赶上张献忠杀进长沙府，左任庵被威逼出山做官。为捍卫士人气节，他严词拒绝，被张献忠当场杀害。此后，湘阴左家沉默于乡间，再无闻人。

进入清朝起，湘阴左家以读书耕田为本，也没人出山做过官。

左宗棠曾祖父左逢圣读书为生，是邑痒生，县城秀才，舌耕养家。左逢圣一生有两大特点，一孝顺，二慈善。族谱上记下他一则故事：一次，他在外教书，碰上爷爷病重，饮食起居完全不能自理，左逢圣将爷爷弄坏的脏衣服用盆子端到河边洗，边洗边想起爷爷，不禁痛哭流涕。他教书虽然没挣多少钱，小日子过得紧巴，但心慈人善，在本县人口流动频繁的高华岭设立一处茶室，自己买茶烧水，免费供往来行人解渴。 1752年（乾隆十七年），湘阴发生大水灾，民众颗粒无收，左逢圣找有钱的富户合伙，在湘阴袁家铺开了一个粥厂，免费救济灾民。为了办成这桩义举，他不惜将唯一的一件上好的衣服卖给了典当行。

左宗棠祖父左人锦是国子监生，一等秀才。虽然舌耕为生，家境不宽，但继承了左逢圣的慈善家风，曾仿照社仓法，在县城修建“族仓”，以应对灾荒年月。左宗棠记忆里，祖父是一个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的人，平时在家里闲居也一脸严肃，为了帮助邻里乡亲和睦，救济村里那些贫困到难以自养的人，总是不遗余力。

先生律躬之严，闲家之肃，敦睦家族推济邻里之义，余于是而又知其世德相济，积累深厚。

父亲左观澜留给左宗棠最深的记忆，是个穷困的好人。左观澜为人勤恳，爱好慈善，但国家整体衰落，经济日益萧条，而养大6个子女，花光了他所有积蓄，歉收年份，家里要等着钱买米下锅。但历代积德与逆境磨砺，最明显的好处是让左宗棠与二哥左宗植特别发奋， 1832年双双考中举人，成为家族史上两百年未有的荣耀。毕竟，到父亲一代，湘阴左家已历7代秀才。

500多年家风传承，左宗棠继承得最好的是孝顺与慈善。

受家风熏染，左宗棠的慈善义举，在21岁那年便表现醒目。四子左孝同在《先考事略》中记载，左宗棠第一次进京会试缺钱，新婚妻子周诒端将娘家带来的金银首饰卖了100多两银子送他做路费，临行前夕，左宗棠的大姑妈朱老夫人家里穷得揭不开锅，找上门来求救，左宗棠一感动，一手相送。如不是亲戚朋友再次凑齐这笔钱，第一次会试就泡了汤。

左宗棠第一次大规模的社会慈善活动，发生在1848年。当时湘阴遭遇洪灾，全城被淹，举乡逃难。左宗棠发起义务捐赠倡议，募集了5000多两白银，办成粥厂义务救灾。这次花光了家里全部积蓄，只剩环睹萧然的四墙。

做上浙江巡抚，左宗棠年收入在4万两白银左右。随着官越做越大，品级越来越高，“陋规”外快也多得惊人，仅陕甘茶马使一职，为他累积了38万两白银。

面对祖辈500年未有的巨额财富，左宗棠不但没有欢喜，反而充满了警惕与忧患。钱多在社会好办事，但对家族并不见得是好事，他的办法，是大笔捐款。

为什么要大把捐钱？除了前面的“心安”、独特的“名利观”，还缘于他读《易经》，悟出人类社会有个平衡法则。人在一个地方得到，老天必会在另外一个地方让你失去，以实现总体平衡。这种因果，有时是当代出现，有时会隔代循环。

凭《易经》参透了人世“阴阳平衡、好坏转化”规律的左宗棠说：“富贵怕见开花”。因为花开之后便是花谢。又说：“暴得大名不祥”。因为骤然发迹者易骤崩。没有积淀的富贵，瞬间改变家人固有的发展轨迹，打破了家族成长的规律，拔苗助长，像鸡笼里冒出黑孔雀，不是好事，反预示大灾。要想不财多累孙，发达后多做慈善，主动放弃钱财。

《易经》里有句话：“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君子一方面自强不息，一方面对处境心存警惕，有一种忧患意识，才有望免除荣耀带来的灾祸。左宗棠将这句话刻在心头，对照自家检点反省。他劝孝威不要考进士，很大程度上还因为他知道儿子天资只有中等，所以17岁就中举，很可能是湖南主考官冲着自己面子给的。左宗棠对此颇不以为然，儿子没有高水平，靠关系占了寒门子弟指标，堵死他们的上升通道，一方面自己于心不安，同时为儿子才不及位担忧。人是高是下，得靠真本事，这样才能免得长忧。这看似在对社会负责，其实首先在对后代负责。

8个子女中，长女左孝瑜能干又孝顺，最像左宗棠。嫁给陶桄后，闲居安化小淹，日子悠然清淡。她看不得丈夫清寂，一天到晚吹枕边风，劝得陶桄捐了个道台。用今天话说，花钱买了个市委书记。左宗棠知道后，气恼不已。但朝廷准许买官，自己不知道说什么好。他开始考虑长远，怎么刹住后人这股刚冒出来的“求官风”？他拿孝瑜作反面教材，写信告诫儿子们说：你大姐这个人啊，我也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一心怂恿少云去当官。当官真有她想的那么好？我看不见得。她是不知道当官的难处与苦恼，你等着看吧，她将来总有一天会后悔的。

意识到家大族大，族内缺少灵魂，自己辛苦打下基业，不出百年将走向毁灭，左宗棠开始焦虑：是时候得好好想清楚，自己辛苦大半辈子，到底为了什么？

国家的事，已经问心无愧。家人呢？不理想。哪有人能平定天下却治不好家的道理？！

但治家似乎不见得比平天下容易。眼下，后人各想各路，有衰落迹象。自己死后，到底还能给儿孙们留下什么，给百年后的左家留下什么？

顺着这点往下想，左宗棠彻夜难眠。以前，他只为四个儿子成长困境失眠。

担忧的很大原因是，最近20多年里，他已见过太多富贵之家一夜衰败的事情。远的不说，湘潭岳父周衡，本是以相当于现在的财政部副部长级别退休，当年何等荣耀。现在两个外甥纨绔得厉害，书没读好，事不会做，又抽鸦片，数万两银子，能经得起数十口人几年折腾？如今要靠从自己这里谋点差事，混点银子，勉强度日。亲家陶澍呢？位居两江，官拜宰相，名动中国，不谓不显。但死后骤然萧条，虽留下几万两银子，但安化小淹陶家为争菲薄的遗产，已经闹得四分五裂，各类募捐也时常找上门来，东敲一块，西敲一笔，曾国藩办湘勇时还绑架逼捐，陶桄如今只能靠爵田收租维系家庭正常运转。曾国藩呢？拜相封侯，号令天下，名震朝野，不谓不重。但他一生清廉，工资全用于国事，死后只余下区区1万多两银子，又几乎全部用来办丧事，曾纪泽、曾纪鸿兄弟又非常重情，吊丧者所赠礼金多数返还。曾国藩一生没留下一分钱遗产，好在纪泽、纪鸿争气，能独当一面，但曾氏子女众多，如今有些还要靠自己接济，才能勉强维持下去。

看来，高官无论贪婪还是清廉，富贵还是安贫，都很难走出“富贵陷阱”。

左宗棠是个心事很重的人，这个“富贵陷阱”切实将他难住了。想了数个夜晚，比较了各种可能性，在脑海里预演、推断了家族的各种结局，左宗棠终于想明白了。他提起笔，给子侄写下一联，要求刻在湘阴左氏公祠门上，作为族训：

要大门闾，积德累善；是好子弟，耕田读书。

翻译成白话，要成为显门旺族，靠祖辈历代多做善事；要出好儿孙，靠鼓励种地读书。两者都做好了，家族才能百年兴旺，屹立不垮。

今天仔细分析这看似普通寻常的16个字，可以看出是左宗棠对家族苦心孤诣斟酌后确定的一个巧妙设计。

为什么不定位于“仕读传家”？入仕是读书人本分，也是主业，能够实现固然很好，但国家官位有限，后代有才干且性格适合做官的人不会多，尤其做官的机会与平台，百不一遇，终归不能定为家族主业。家族要兴旺，扎根于“耕读”。也就是做乡绅，民间读书人。民间读书人家庭，介于国家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社会地位、声望、财富，高过普通民众，又低于管理者。这种身份像脚跨朝廷门槛，进可做官，退可做民，即使不进不退，仍可以做社会中等阶层，符合中庸之道。子孙后代不管才人辈出还是平庸守常，乱世无倾覆之祸，治世无衰退之忧，家族都是“不倒翁”。

按照自己的定位设计，家族固然可以求进保不退，但怎么保证自己死后族训不改？人死不能说话，核心靠家风熏染。家风胜于家教、家规、家法，在于它潜移默化的影响力。

家风说一千道一万，核心是“积德累善”。

那16字族训定位，属于主张，还不是方法。

在日常生活的具体做法上，如何“积德累善”，求家族兴旺，保基业长青？

说到不如做到，身教胜于言传。左宗棠用行动阐释。

要避开“富贵陷阱”，唯有“惜福保家”

国人有为儿孙积财富以旺后人的传统。后世传闻，李鸿章为子孙后代积累了2000万两白银的遗产。左宗棠如果聚财，可以超过李鸿章。他的私账支票，一概由老部下胡雪岩在开。

身以侯门之贵，湘阴左家无疑是“富贵之家”。从发迹时起，左宗棠着意避开“富贵陷阱”，主要从三个方面教导后人“惜福保家”。

一、早年尽力让儿孙们经历、体验社会艰苦，在无依无靠中锻炼出真本事。

左宗棠发迹后，后人享福显而易见。身为陕甘总督之后，孝威在湖南受到官场与学界的特别对待。 1868年农历三月一日，左宗棠写信告诫他：你年轻学浅，又无阅历，切记“凡事以少开口，莫高兴为主”。

1862年做上浙江巡抚，家人开支日增，经常伸手要钱。这时起，左宗棠开始意识到，家族成长路上出现了“富贵陷阱”。

其时，左宗棠虽握军事实权，官衔仍不过是虚职“太常侍卿、三品京堂候补”，相当于今天副省级干部。这在湘阴县已是大官。传统社会讲人情世故，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湘潭周家在左宗棠最落魄的时候给予过大力帮助，现在要他还“人情”，心安理得。周家后人周佑生、周履祥都赶到江西楚军行营求官来了，周佑生还附带将妻兄刘顺东带来了。

左宗棠对岳父家人心存感恩，有心栽培，用心考察。但军营不是乐园，生活困苦，训练极苦，刘顺东适应不了，不到一个月，得了重病。左宗棠打发他一些银子，遣回湖南。周佑生则不嫌苦，跑到乐平前线去视察。左宗棠考察一段时间后，有点担心地对孝威说：此人没有什么大志，倒有些不良爱好，特别是来到江西后，丢掉了在家时养成的忠厚、认真的好习惯，喜欢在军营里高谈阔论，我看他在这里恐怕要流于庸碌，我要对不起你外婆家了。周履祥这孩子呢，坏处是什么？我说不上来。他固然没有什么大过大错，但也看不到什么优点，到军营后没有一点长进。现在他是可以依靠我混过一阵，但人哪里能混一辈子？将来难免仍要回到老家，到时恐怕连当农民都做不好，你说这事情可怎么办呢？你绝对不能将他们两个作榜样，老老实实在家读好书才是正道。

随着官品越升越高，亲戚、故旧、同乡、同年陆续找上门来，左宗棠不得不分心照顾。后人树荫乘凉的想法苗头，让左宗棠加紧对儿子的教育与引导，引导他明白世事之艰，成事之难。

1864年农历十月二十九日，针对孝威跟他母亲谈论自己“打下福建已经容易”，左宗棠不无忧虑地说：唉，你只看到我这几年来连打胜仗，以为容易，却不知道我背后下了多少功夫，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书经》上说：事前考虑得周全细致，做起来才相对容易。古人办大事都格外小心，即使成功了，也不敢夸海口。你现在少年意气，我不怪你，但你“视天下无难事”，这个想法很危险，我不得不指出来。你现在将一切都看得简单，等长大后出来办事，面对一团麻的具体事情，理不清，解不开，一再无成，茫然自失，到那天再后悔就晚了。

左宗棠感到，有必要将自己多年来遭遇挫折的心路当作经验告诉儿子，让他提前掂出轻重。他说：古来功名振世的人，都在早年吃尽苦头，碰尽钉子，被社会反复锤打，练达了人情，洞明了世事；晚年得到办事权，才取得大成功。人不要想着“早慧”。“早慧”是骂人的话，早成即早毁。人见过少年老成，谁见过少年大成？社会现象如自然规律：天道不经过翕聚，便不能发舒；人事不经过历练，也不能通晓。《孟子》中有一章叫“孤臣孽子”，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人要得大成，要牢记六个字：“操心危，虑患深”。

1865年正月初一，左宗棠已经获得“一等恪靖伯”封号，妻儿都有奖赏。左宗棠想到，四个儿子还小，此时获得家族历代未有的奖赏，不但会形成一切得来容易的错觉，还会对父亲产生依赖。这绝对不是小问题。当即写信回家，告诫儿子们：福泽不会长久，人只能自立自强。你们因为我，已经成了“世家子弟”，社会从此对你们多了吹捧。但你们心里应该明白，自己学业未成，能力暂时还跟不上，多听坏话没害处，若一味听好话，容易滋生“矜夸之气”、“纨绔之气”。此时，尤其要警惕，不要应了流俗，落入“富贵陷阱”。

1872年农历五月十二日，儿子们都已相继成人，左宗棠再次重申：我每年从工资中提取200两银子寄回家，只供你们安顿家庭、教育子女用，家里除了孩子母亲的医药费、老师的伙食费，一切能省则省，不能乱花钱，败坏左家清白家风，要知道，“惜福之法”，才是“保家之法”。钱省着点用，用后如有节余，就散给穷亲戚，因为“惟崇俭乃可广惠”。何况，“广惠之道，亦远怨之道”。你们在家吃香喝辣，人家啼饥号寒，这就难怪社会要仇恨你。相反，你们生活俭朴，平时乐于慈善，出门不在乡人面前人五人六，社会自然也就不会用有色眼镜看富贵子弟。

长子按古代称呼叫“家督”，意思是“家里的总督”，总管一家之事。长子品性，决定家风，左宗棠对孝威一言一行十分留心。

尽管多年书信言传，点滴耐心教导，意外还是发生。毕竟，“官二代、富二代”天生的优越感，不是父亲写几封信就可以改变。

督兵剿捻期间，孝威在京会试，左宗棠有心锻炼，交代他办两件事：第一件，用一百两银子为母亲买高丽参，以治疗多年未愈的脚气病；第二件，就是前面说到的，用一千余两银子接济在京会试的湖南籍贫困考生，作为他们搭乘轮船或坐马车的回程路费。

交代后，左宗棠虽然戎马繁忙，并没有忘记。带兵经过宁津时，他无意中碰到一姓张与一姓高的考生，一问，是孝威同年。左宗棠饶有兴趣地交流起学问中事，两人悠悠忽忽，闪烁其辞，左宗棠很不高兴。活该是冤家路窄，两人学问不深，鸦片瘾倒大，居然当着左宗棠的面抽起来。左宗棠平生最恨抽鸦片的人，他在军营里定下铁规，私抽鸦片，一律死刑。学生抽鸦片，自己管不着，他皱起眉头，右手一扬，亲兵不客气将两人当场赶走。

回营帐后，左宗棠坐立不安。他越想越感到哪里不对劲。儿子怎么跟两个鸦片鬼混到一起了？朋友如此，自己品性能好到哪里去？他马上去信追问孝威：你给母亲买人参，这么慎重的大事，为什么要托付“吸烟好友”？

对于孝威品性不肖自己，左宗棠感到伤心。他叹息说：我35岁（虚岁）时才得你，因此对你抱了大希望，你却结交这样的浪荡公子，看来我是无望了。

这是左宗棠一生中最感绝望的日子。忧虑中他反思，自己常年立身严谨，为什么儿子不肖自己？自己能教好来自五湖四海各种偏才、怪才，为什么却连自家儿子都教不出来？探根寻源，他得出结论，是自己常驻军营，没时间带在身边教。没有身教，言传失效。他顿时后悔出山做官。自己虽然功成名就，但儿子如果坏了，自己辛苦奋斗一生，到头来有什么意义？

没想到后来孝威带给左宗棠的打击更大。 1873年，因先天肝急脾虚，加上在西北军营积劳咳血，孝威不幸病死。老年丧长子，左宗棠精神崩溃，终日茶饭不吃，神思罔罔，感到自己已是行尸走肉。

二子孝宽代替孝威，成了家督。其时左宗棠已过61岁，步入晚年，积大半生阅历、识见，家教观念日臻系统。

二、后事安排以“中庸”为标准，不多积遗产，逼迫儿子们“勤俭持家，享下等福”。

1876年农历五月初六，左宗棠年逾花甲。带着沉重心事，他开始回顾一生，安排后事。

他跟三个儿子说：我们湘阴左家，世世代代家境清贫，历史清白，祖辈积德累善，之前虽然没有大富大贵，但生活自得其乐，这是我们家族的幸运。这些年来，虽然我多次告诫你们，不要有做“官二代、富二代”的想法（沾染世宦积习），但家里还是出现一个不正常的现象，家庭开支日增，出现不能抑制的势头。这是衰亡前兆。我老实告诉你们，我的养廉银不是用来养家的，我随便得很，只要发现手头有余钱，随手拿起来就送人了，你们赶紧自作打算，自谋安身立命，不要想着靠老爸，老爸最靠不住。

1878年（光绪四年）农历十二月十九日，左宗棠对自己死后的遗产分割第一次做出明确安排：从本年度陕甘总督的养廉银中拿出2万两，分成四分，每分5千两，分给四个儿子。孝威其时已经病死，其妻贺氏也忧伤而死，此份由孝威长子左念谦继承。其余3分给孝宽、孝勋、孝同。因为兄弟4家人仍合在一个大家庭里同吃同住，这份遗产需等左宗棠死后， 4兄弟分家才能兑现。

限定5千两，左宗棠的用意很明确，儿子如果有本事，凭这点钱做本，可以通过自己努力奋斗出来；即使能力有限，难以上进，但只要塌实勤恳，守好“耕读”家风，有了这笔钱垫底，不至于饿肚子。这比起寒门读书人，境况已经好出许多。“享下等福”而知足、自惜，就不至于因骄奢淫逸而败坏家风，让富贵之家沦落破产。

这不能说不是一种超远的预见与规避。比较贺长龄就一目了然。作为左宗棠的亲家（其弟贺熙龄之女嫁左宗棠长子孝威）、老师、朋友，贺氏以云贵总督之尊退位，家底不可谓不厚，但他对家族既缺乏左宗棠这种明确的“耕读”定位，家教中亦缺乏这种“惜福保家”的规范与警醒，在他死后不出半个世纪，遗产被后人挥霍殆尽，诗书家风烟消云散。辛亥革命前夕，美国有传教士在长沙一家餐厅点菜吃饭，托盘子给美国人做服务生的，就是贺长龄的一个孙子。富贵之家固已不保，书香之气也斯文扫地，让人唏嘘叹惋。

晚年对儿子越是关切，左宗棠的要求越是严格。 1879年农历十二月五日，左孝同根据古制，从长沙赶到肃州大营服侍左宗棠。名义上是服侍，事实上是左宗棠给儿子提供实践锻炼的机会。他规定孝同一家人的生活标准，只能参照长沙住家的规模，不能在军营搞特例，沾染“官场气习，少爷排场”。左宗棠细致到厨房分工都亲自做了安排：总督府的大厨房，只准改两口灶，一口煮饭，一口熬菜。厨子只能用一人，打杂一人，水火夫一人。

但对于儿女们的人情往来，左宗棠并不主张抠门、小气。他按儒家中庸原则，主张适中。 1878年农历十二月十九日，左宗棠与孝宽、孝勋、孝同商量湖南老家的人情与应酬，说：人情的总体原则，我的想法是，不能太节省，太节省显得小气，但绝对不能铺张奢华，这貌似大方，其实浪费。每次具体拿多少？你们兄弟共同商量，看着办就行了。

人事应酬随宜点缀，太俭不可，过丰又难为继，当共酌之。

1879年正月二十九日，左宗棠为断绝儿子们的依赖心理，再次与孝宽、孝勋、孝同明确自己不积遗产。他说：

仕宦而但知积金遗子孙，不过供不肖之浪荡，并其同气亦受其累，可胜慨叹。

不积遗产，不是一时头脑发热的偶然想法，而是左宗棠积一生阅历与智慧的决定。

想法最早缘自左宗棠从冯钝吟一句话中得到的启发：“子弟得一文人，不如得一长者；得一贵仕，不如得一良农”。与其盼子孙后代有才华，还不如培养他有品格；与其望子孙后代做高官，不如从小教育他知民间疾苦，先做个实在的普通人。

左宗棠第一次以这一观点教育后人，在1867年农历正月二十七日。他对侄子左癸叟说：

湘阴左家世代寒素，论科名不过是乡下举人，论家产薄田不到15亩，但正是这种处境，子弟都朴素、古拙，跟奢靡、轻薄不沾边，左家靠这点繁衍生息，兴旺起来。现在我们号称名门望族，一些讲究门当户对的官员，都过来跟左家子弟攀亲论姻，这不是好兆头。子孙找个普通人家的姑娘，还可以延续寒素家风，培养子女正直、善良的品格，吃苦耐劳的精神。找了名门闺秀，却难以做到。照现在这个趋势，我看不出几年，祖宗积累的好家风，到你们这一代就要丢干净，养成一些不知哪来的“贵游气习”，脚根站不稳，社会诱惑遍地，要摔跟头的。你们千万不要让我这个预言成为事实啊。

三、后人盛衰不偏重看一世一代，而以家书立规，以祖辈世代所累积家风为榜样，着眼风化百代后人。

左宗棠的家教影响与家风熏染，在儿子一代中作用事实并不明显，原因除了古人的“儿子必须肖父亲”观念限制了儿子个人的兴趣与爱好自由，还因长子6岁起，他已离家在外，单纯言传，在“官二代、富二代”的现实面前缺乏说服力。左宗棠晚年深切地意识到这点，对儿辈不尽如意有所妥协。但他同时也看到了，只要不改家族定位、强化家风熏染，后人一定可以重新酝酿，族人一定有再次崛起的时候。

这一家教的积极作用，在孝同身上最先发挥出来。孝同论天资不及孝威，但仅因22岁起，左宗棠带在身边教了一段时间，就凭真本事拼了出来，没靠父亲余荫。

“惜福保家”的家教，真正对家族发挥强大的作用影响，在家书出版之后。

民国期间，四子孝同步入晚年。他翻读父亲多年书信，对当年那些掏心入情、苦口婆心的教导，有了完全不同的体会。他流着热泪，系统整理手头搜集的书信原稿，编成《左宗棠家书》出版，目的是让家人、亲戚内部阅读，以规后人。此书被左氏后人奉为珍宝，家人研究讨论，找出其中警句、箴言作为范本，子孙诵习，身体力行，影响深远。

以三子左孝勋一脉为例，他分得5千两白银后，并没有用作“奋斗基金”，而用它置办了一些房产。他生有2子4女，这本就不多不少的银两，哪经得起几下花？在他为4个女儿办嫁妆后，所剩无几。到其子左念恒（左宗棠孙辈中排行第12位）一代， 6个兄弟姐妹，再无家产可资，境况与爷爷左宗棠当年寒士情形开始类似。左念恒被逼勤俭读书，一举考取“拔贡”，一个相当于举人的功名。但就在他准备会试前夕，朝廷宣布科举取消。其后，辛亥革命爆发，功名之路彻底中断。民国改元，其姐夫剑臣在浙江省教育厅担任厅长，左念恒应姐夫之邀，在浙江省教育厅里做个科长，每月赚得工资100多块银圆，养家糊口。他工作出色， 1925年出任临安县知事。就在仕途一路通畅时，不幸患了伤寒，误服中药致死，享年仅44岁。

左念恒生有8女2子，在他死后，其妻带着子女，靠着田租、房租生活，每年可收200石租谷， 360元租金，合计金额900银圆。可以说，左念恒之子左景清、左景伊与8个女儿，境遇与祖宗左观澜靠教书收入养活左宗棠6个兄姐时又完全一样了。侯门之家第一次回到原点，左宗棠家教通过家书影响，开始发挥作用力。四世孙辈谨守太爷爷遗教，崇尚俭朴，在清贫中自强崛起。持此信念，仅左念恒一脉的10个子女，就有4人脱颖而出，且在个人领域内均卓有成绩。其中，长子左景清成了作家，次子左景伊成了北京化工学院教授、全国政协委员，七女左景善与小女左景成，都成了总工程师。

比较同时代人，曾国藩生有2子5女，长子曾纪泽所生3个儿子全部夭折，按照传统说法，只有次子曾纪鸿繁后。左宗棠4子4女， 4个儿子均未断脉，即使28岁便夭折的长子孝威，也生有念谦、念恂、念慈三子。曾氏后人在数量规模与人才规模上，都较左氏为弱。

今天，左宗棠诞辰已过203年，湘阴左氏因为左宗棠的精心设计，成功走出“富贵陷阱”，这不能不引起今人特别留意。

左宗棠在世时颇有点坚持自己内心认定的“真理”，而不在意时人怎么看自己的意味。但他特别在意后人怎么理解自己。曾国藩向朝廷表扬他特别能吃苦耐劳，高瞻远瞩有谋略，他认为这些说的都是表象，不是真实的自己。

涤公谓我勤劳异常，谓我有谋，形之奏牍，其实亦皮相之论。

被过分夸大或有意贬低，都将失真。别人口里批评或赞美的人已经不是自己，为什么要在意？“千秋万世名，寂寞身后事，吾亦不理。”

他相信，后世自有知音。

不错，左宗棠观念超前，注定是一个属于后世与未来的人物。他的影响力，今天开始初显。他独特的个性魅力，开始突破族群、人种，影响面越来越大。正是身上具备沟通东西方的“人格价值”，美国《时代》周刊将他评选为“一千年来影响全球的40位智慧名人”。美国人特别喜爱的一道中国菜叫“左宗棠鸡”（宫保鸡丁）。

西方热读左宗棠，因为左宗棠身上有可以与他们沟通的地方。

这不免让人奇怪，左宗棠既没去美国留过学，也没有拜过美国人为师，他让西方人认同并接受的元素，到底从何而来？

杰出人物身上往往浓缩了一个时代的文化密码与精神气质。将目光投进全球之前，我们不妨先拿同时代的杰出人物曾国藩作一番深入的比较。

左氏确立家风的理论基础是儒学的“心安”价值观，建立家教的方法论是儒学的“中庸”原则，规范家人的日常言行准则是自己创新的“义利观”——“一艺一伎之名”。生活在义利剧烈冲突的晚清，如何保证旺门大族长久“心安”？以“中庸”原则，践行新“义利观”，真正做到“积德累善、惜福保家”。左氏曾用两句话形象阐述这8个字：一、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二、穷困潦倒之时不被人欺，飞黄腾达之时不被人嫉。区别于“诗书传家”、“孝友传家”、“仕读传家”，左宗棠“惜福保家”的做法主要有两点：一、坚守“耕读传家”传统，将侯门家族定位到低起点，进退有据，避免树大招风；二、从“利”着眼，通过“节俭”来“广惠”，通过“广惠”来“远怨”，避免空洞与奢华。通观史上富贵之家，导致家庭覆没，往往因为树大招风；导致家族覆亡，不外空洞与奢华。左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脉络，到此构成一个完善的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