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中亚、伊朗被破坏了吗？

成吉思汗的西征与“破坏”

下文将再度确认在不同地区一些至今为止被视作“常识”和“定论”的关于蒙古的评价。

回溯原典史料就会发现，有些所谓“定论”并没有确切的证据支持，甚至还有被恶意扭曲的情况。

首先，成吉思汗自一二一九年到一二二五年为止，前后历时大约七年的中亚远征究竟是怎样的呢？

在将花剌子模王国沙王朝（Khwārazm Shāh）逼上崩坏之路的这趟远征中，蒙古军队从锡尔河（Syr）与阿姆河（Amu）间的肥沃绿洲地带“中亚河中地区”（阿拉伯语，有“河川对岸之地”之意）等地，一直到伊朗本土，在广大区域内大肆屠杀居民，将各座繁荣的绿洲城市悉数破坏的故事，自古以来就很有名。蒙古被视作破坏者的印象的形成，可以说大致能追溯到这趟远征。

但是，冷静来看，此时蒙古的军事活动，大致上局限在伊朗东部的呼罗珊（Khorasan），而伊朗本土的大半部分并未遭到蒙古进攻。

在几乎是极端干燥区域的伊朗高原上，本来就点状分布着被称作“坎儿井”的竖穴，底下有自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Achaemenid Empire）以来就很发达的横穴式贯穿地下水路的独特水道、灌溉设备。坎儿井的开凿并不容易，再加上又得留意横穴式的地下水路是否因土沙的崩落等原因而毁坏，因此开凿、维持所耗的人力与费用都很庞大。

所以，一旦坎儿井遭到破坏，耕地确实会立刻化为原来的荒野与沙漠、半沙漠，居民生活也会土崩瓦解，城镇成为废墟。要再使之复苏为原先的人工绿地，并非易事。一般认为，当时的这种坎儿井的普及范围是从阿富汗到中亚河中地区一带。

过去人们一直都认定是蒙古破坏了坎儿井，令伊朗本土的土地一举荒废。

但是，在以波斯语编年史为中心的相关原典史料中，无论直接还是间接，都未见讲述蒙古破坏坎儿井的记载。并且，就算不从文献而是遗物或遗迹方面来寻找证据，也见不到能够显示蒙古入侵导致坎儿井被破坏，乃至于明确指出确切年份和执行者的实际事例。也有部分历史学者已经对此稍有察觉。这些人虽然并未明确表示蒙古直接破坏了坎儿井，却巧妙地解释成蒙古的入侵令感到恐怖的居民离开土地，使得坎儿井的修补变得困难，结果导致其崩坏。也就是说，无论证据有无，他们都想要得到一个“蒙古的破坏”的结论。

中亚的“大屠杀”

同伊朗一带的土地“破坏”相比，更加深化蒙古暴虐形象的，是成吉思汗西征军在中亚对居民的“大屠杀”。

根据当时伊斯兰史家亲撰的文献记载，在尼沙普尔（Nishapur）有一百七十四万七千人被杀，在赫拉特（Herāt）则有一百六十万人，或根据另外的书籍，据说有二百四十万居民遭到杀戮。

以此记录为根据，自古以来蒙古就被认为是残忍的杀戮者，就算是最近的史家也是如此认为的。

但是，原本在当时的中亚城市里就没有这么庞大的人口。例如，关于赫拉特，近年的调查认为，城市中顶多只容纳了十万人。

实际在赫拉特，在成吉思汗远征后就立刻有名为卡尔提德（Kartids）家族的当地势力在蒙古承认下成立了一个地方政权，终蒙古一代获得极大繁荣。如果有一百六十万人，甚至是二百四十万人被杀的话，那么不仅是赫拉特及其周边地区，大概包括赫拉特在内的呼罗珊地区整体应该都会人烟绝迹。历史上，并没有看到赫拉特在卡尔提德家族崛起的时候有大规模时代断绝的迹象。

另外，谈到蒙古的“大屠杀”，时常被引作例证的尼沙普尔的情况又是如何呢？这座城镇自古代伊朗以来就是文化名城，一般都笃定认为此处的破坏正是蒙古罪行中罪孽最深重的地方，也因此更加证明了他们正是“文明的破坏者”。

但是，这里在蒙古统治下仍然欣欣向荣。在蒙古时代之后的帖木儿（Tēmōr）王朝时代，这里设有帖木儿王室的官营工场，诞生于蒙古时代并成为东西文化融合绝佳例证的青花瓷杰作，也如蒙古时代般地继续产生。

过去以来为数众多的著述中，就算表现方式多少有些差异，但都重复着“伊朗文化的泉源尼沙普尔，在蒙古的杀戮和破坏中消失殆尽，从此就再也没有复兴过”这种论调。事实上，至少一直到帖木儿王朝时代为止，尼沙普尔都是持续发展的。如果说“伊朗文化的泉源”失落了，那应该是在更后来的时代，或者是出于别的原因。刚才所述的，以伊朗方面为中心的坎儿井破坏，或是赫拉特、尼沙普尔等地极端的大量杀戮，或许皆是伊斯兰史家一种感情的发泄。“白发三千丈”的这种夸张手法显然不限于汉文世界。

“破坏”和“大屠杀”都可以说是人们以一种“希望它如此”的心情所创造出的“历史事实”。当然，这并不是说蒙古就完全没有搞过破坏及杀戮。

首先，蒙古彻彻底底地攻占、破坏了花剌子模王国沙王朝作为国防第一线而固守的锡尔河沿岸要塞城市。至于中亚河中地区或呼罗珊地区的主要城市，在开城以后，其中以波斯语或阿拉伯语来说称作“阿路库”及“卡路亚”的内城及城寨、城壁等防御设施大致都被销毁殆尽。蒙古想解除城市防御能力的意图甚是明显。

其次就是杀人，尤其是对敌方的将士，皆无所宽容。例如在著名的布哈拉（Buxoro），有两万康里军以为可以被整合进蒙古军队而安心投降，结果在毫无武器抵抗的情况下遭到杀害。但是，蒙古军队几乎没有伤害一般民众。

这个在阿拉伯语及波斯语中被称为“哈夏尔”的战术是，动员既已开城归顺的城市居民及村民们，令他们站在下一个攻击目标的城市或要塞前面。若是前有护城河，就驱使他们负责填河。至于其目的，第一是要让摆出交战阵仗的守城一方，看看投降的亲属及友人的身影，削弱他们的战斗意愿，第二是为了让蒙古军队减少损耗。

近现代的欧美史家都批评这个“哈夏尔”战术是违背人道的。不过，对蒙古而言，让最新的归顺者站在战斗的最前线是非常正常的。这些新归顺者也会让其后归顺的人站到最前线，前者则依序在后方待命。

而且，驱使已攻下的城市或地方居民们从事搬运、设营、攻城等工作，本来就不只限于蒙古。历史上，在中国、中亚、中东、欧洲，这也是很理所当然的事。

蒙古在战争中进行了破坏与杀戮。此罪固然不能免，但也未到那些历史学家们通过夸张的想象，轻易地就扯上“蒙古大屠杀”这个过于简单的印象那般极端。

中亚并未荒废

如果说中亚真的遭受了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大破坏与大杀戮的话，照理说他们很难重新崛起。但是，在历史上轻易就能找到历历在目的“并非如此”的反证。

中亚在紧接着蒙古时代而来的帖木儿王朝时代，迎来了其史上最灿烂辉煌的时代。有关于此，间野英二的研究甚为详细。

帖木儿王朝统治下完成的建筑物、绘画、抄本、陶器等种种成就，都令人叹为观止。在蒙古时代，中国文化的精华与伊朗伊斯兰文化的偏好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工艺。这些工艺到了帖木儿王朝时代，特别是在中亚绽放了灿烂的花朵。

甚至可以认为，同一时期在日本、朝鲜、中国、东南亚、印度、中东等地创造出来的文化遗产，比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美术品还要优秀。最近开始被使用的“帖木儿王朝文艺复兴”一词，姑且不论它作为用语是否适当，但帖木儿王朝的文化的确是有前所未有的东西文化融合的光辉，因此如此形容也不奇怪。

中亚在帖木儿王朝统治下处于繁荣顶点的十五世纪，正是东方的明朝处于中国史上罕见的低落与黑暗中的时期。另外，奥斯曼帝国（Osmanll Ímparatorluğu）虽然攻陷了君士坦丁堡（Kōnstantinoupolis），但仍处于发展之中，真正的繁荣要等到其后的十六世纪苏莱曼大帝（Muhteüem Süleyman）时期。就如同其昵称“壮丽者”一般，他以强大的国力为背景，华丽地点缀了帝都伊斯坦布尔（Ístanbul），甚至是帝国整体。

此时的俄罗斯，距“文明”还有很远的距离。而欧洲还无法从黑死病的冲击中站起来。因此，十五世纪，只有中亚闪闪发光。

在十五世纪末期，向西方航海的哥伦布，让欧洲人得到了几乎未经人类文明染指的丰饶、广阔的大陆。西欧很是幸运。

如果我们硬是要将中亚的“衰落”归因于什么的话，既不会是一般认知的蒙古时代，也不会是帖木儿王朝时代，而应该是更后来的时代。伊朗也是如此，因为印象中蒙古时代较其前后的种种时期都要好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