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责难与称赞

以文明为名的偏见

不知何时开始，蒙古的形象被创造且在人们的心中固定下来。其形象过于强烈，真正的样貌反而被视而不见。

要清清楚楚厘清“历史责任”的所在，真的非常困难。那些被视作“恶行”者，在历史的现实场面中，究竟是否真是如此？要做到谁皆无疑问且坚定的确知，不是寻常之事。

就这一点来讲，蒙古是不幸的。正因为他们拥有超越古今的巨大活动范围，因此要让后世了解其实际状态，又将更加困难。因为其疆域实在是太大了。

他们究竟做了什么？又未做什么？就算是极为简单的事，也不太容易了解，更何况是要将之搜集整理，与前后的时代相比较，做出适当正确的判断等。

对于蒙古的种种负面印象，与所谓的“文明”相纠葛，很难不让人想到这是由人们的意识与情绪所造成的。

以中国为例，将蒙古视作野蛮与非文明的批判，早在蒙古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蒙古统治时代初期就可以看到了。但是，责难者只限于一部分读书人。

对此，蒙古政府方面并未采取明确的措施。我们并未看见镇压，以及进行言论控制等事实。就此点而言，不知为何几乎从来都未被提起。

令人瞩目并感意外的是，在明代直到前半期为止，竟然存在认可元代社会的论调。例如，阅读叶盛的《水东日记》可以发现，该书从各种方面来讨论元代的整体情势，直率地接受事实，谦虚地认为该学的就要学，称赞元代的部分也相当多。

明朝政府，特别是因为洪武帝朱元璋为了成为中国的王者，将蒙古政权驱逐至北方，倡导中华主义，做出反蒙古的姿态。但是，这是一种表面上的态度，还是近似于政治上的宣传呢？固然，这种阿谀当权者场面话的文章有很多，但也仅止于“胡元”这种表达方式的程度尔尔。这种程度的谄媚与奉承，在中国史中是很平常的。

然而，明代过了中期以后样貌有所改变，对前王朝的责难开始高涨。其背景是缺乏根据与内涵的空洞哲学论风潮的兴起。当然，部分原因也是内蒙古土默特部（Tümed）的俺答汗（Altan Khan）包围北京，明朝认真考虑南迁等，所谓“北虏”威胁加深的影响。

但是，对蒙古的恶劣评价是在清代确立的。以满族为核心的清朝，极度厌恶自己被中国士大夫及读书人称为“夷狄”。他们焦虑地在意这个评价，就连每一个文字都很拘泥，只要有人稍说出一点像是批判的话或坏话，就立刻将其投狱、处刑，甚至累及一家眷属，这就是所谓的“文字狱”。

作为其结果，对清朝的批判和冷语就销声匿迹了。相对于此，同为“夷狄”的蒙古元朝则成为抨击对象。清代的士大夫与读书人将因为个人著作或文书、书简都容易受到审查而产生的对清朝政权之责难全转移到对元朝的痛骂上。

清代的考据学来自“文字狱”的反动，有好细微议论之癖，另一个共同的习性就是嫌恶蒙古，异口同声地认为元代的文字与学术是野鄙与低俗的。

其源流应该就是明末清初的大学者顾炎武。以明朝遗臣自命的他，掩饰对清朝的轻视，以一种明显意图，在表面上指责、嘲讽蒙元。这成为其后考据学的流行的根源。

另外，也有如钱大昕那般，直率地认同蒙古时代的重要性，在完整如初地汲取中国历史与文化之余，终生一半以上的时间都投注在研究蒙古时代的人物上。但是，像他那样货真价实的大学者是罕见的。拥有那般见识与能力以及气力者，纵观古今皆不存在。一旦俄罗斯的威胁渐成现实，所谓的“西北学”受到重视，蒙古时代研究也作为其一环而展开，但对于蒙古及其时代的偏见与蔑视已经无法改变了。也就是说，蒙古在中国的恶评，是清朝二百多年间的结果。

反作用下的“极端美化”

相反地，也有一种一谈到蒙古就使劲赞美的现象。此一倾向在最近尤为明显。

本来，就算是热衷于诽谤蒙古的近现代史家，也无法否定自十三世纪后半叶开始，前所未有的活跃的东西方交流。

欧洲的历史学家们热衷于使用柏郎嘉宾（Giovanni da Piano di Carpine）、鲁不鲁乞（William Ruysbroeck）、洗满·圣康坦（Simon de Saint-Quentin）、孟德高维（Giovanni da Montecorvino）等基督教传教士，或马可·波罗、鄂多立克等“旅行者”的记述，大肆地对此加以宣传。

并且，在十四世纪前半叶，相较于尚有许多疑点的马可·波罗，确实有穆斯林进行过前所未有的世界旅行，而且其旅行范围也更大。例如诞生于摩洛哥丹吉尔（Tangier）的伊本·巴图塔，他的游记就很受伊斯兰历史研究者喜欢。

甚至，中国的学者们也强调中国的文物、美术、工艺给西方世界带来了很大影响。他们主张：在元代中国，欧亚世界各地的各色人等聚集而来，赞美中国。

这种印象，又与交织误解、偏见或有意憎恶而成的“蒙古大破坏”片面命题太过不同。

上述心理导致“鞑靼治世”（Pax Tatarica）或“蒙古治世”（Pax Mongolica）等新的名词形成。这一名词源自奥古斯都（Augustus）时代开始后约两个世纪间古代罗马帝国凭借军事实力支配地中海，带来了安定秩序——当时赞美其支配的诗人与后世的历史学家以拉丁语“Pax Romana”名之，意即“罗马治世”，此后这一用语在欧洲史的领域风靡一时。

“Pax Tatarica”是“鞑靼治世”，“Pax Mongolica”是“蒙古治世”之意。有关“Pax Tatarica”一词，由于“鞑靼”与“地狱”的双重印象，此语将会变成意指“地狱之民”所带来的“和平”这样一个矛盾的讽刺。

但是，说是“鞑靼治世”或“蒙古治世”也不能解决什么问题。实际上，蒙古帝国的历史被描写为在前半部分所进行的是给人类史带来灾难的蒙古侵略，在后半部分所带来的是欧亚史上前所未有的大交流。我们对此又该如何下判断呢？

预先在脑海中准备好带有结论意味的评价，强行推销造语和印象，那是误解之源，只是扩大了混乱而已。

在历史上，不当的过低评价或曲解，抑或不尽于理的责难与定罪皆不妥。但是，虽说如此，过分的好评与美化，莫名其妙的赞美与颂扬也很可怕。因为那皆是过度深信，有其目的，有时也是一种明知故犯的谎言。

将现代的价值观或印象过度套用在过去，即使根据当时的情况进行解释，也只能让我们离真实存在的历史越来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