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为何未尽全功？

蒙古体系

经过了忽必烈时代的三十余年，大元汗国变成了世界史上前所未有的国家。同时，欧亚世界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时代。

至少在东起日本海西至多瑙河口、安纳托利亚高原的蒙古领土之内，国境的壁垒都消失了。然后，包括欧亚与北非在内，陆上与海上的通商壁垒也悉被除去。人类主要的生活舞台几乎都透过“人与物”的循环，缓缓地被联结在一起。

那不是借由军事力被强制联结在一起的，而是透过史上版图最大的国家蒙古举政权之力整备、维持的交通网以及所利用的通商，稳稳地被联结在一起的。

蒙古虽然仍旧保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但此刻是通过以中国为中心的巨大经济力，领航着世界与时代。虽然时代缓慢地从军事演变到经济，但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开始活跃起来。

当然，对于当时生活在欧亚与北非，包括日本列岛在内的大部分人而言，世界的动向还是无法察觉或是眼目所不及的。但是，各地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自然而然被卷入以蒙古为中心的世界动向，联结在一起。

例如，日本在这个时期所展开的社会、文化、经济状况，远较一般“常识”所设想的还要广泛普遍地与大陆联动。而且，光是因为在其前后与现在相联系的日本文化基层或价值体系已经基本确立，其所具有的意义就值得进一步探讨。

也有主动利用以蒙古为中心所形成的体系，欲沾其恩惠的人。从整体来看，虽然依然较少，但在过去时代原不可能的行动范围与多样化的活动都成为可能。对这些人而言，特别是在蒙古时代的后半期，环境变得更加自由与便利。

以伊本·巴图塔或“马可·波罗”、孟高维诺（Montecorvino）、鄂多立克（Odorico）、马黎诺里（Marignolli）为代表的，诸如身为汪古贵族之子，担任旭烈兀汗国统治下聂斯托利派（Nestorianism）基督教团主教（Catholicos）的马尔谷即雅伯拉哈（Yahballaha）三世，以及原为其师，曾遍访罗马教廷及西欧各国，写下某种“西方见闻录”的巴所姆（Barsoumas），乃至曾于少林寺及灵岩寺留下撰文碑刻的日本禅僧邵元等有名人物因为自行留下记录，或是其行动偶尔被世人记载，才成为留名史上的人物。但不只是这样的有名人物，许多不知名的商人、宗教者、政治家、外交官、技术者、艺术家、运输业者等，都以过去未有的规模移动，这也不是强制的结果，而几乎出自他们自身的意志与选择。

一个人在其一生中可能移动的距离和见闻的深度大大地拓展和加深了。在过去的时代若不是有特别的地位或是落入设想不到命运的人物就无法体验到的事物，在当时就算不是有特别境遇的人物，只要多多少少有些机会和运气以及之后的兴趣，就有可能在安全环境下充分体验。从各地社会区域的整体来看，那也许还是一小部分，但较之前这些人的数量更多，而且他们确实带来过去看不到的资讯与见闻。诸如此类事迹在人类整体历史上还是有不容忽视的意义与影响力。

关于国家与政权，以具有强化通商国家、经济立国特点的蒙古为主，各地权力皆不可思议地彼此吸引，冲淡了过去的意识形态色彩，开始显现出向经济、通商的倾斜与关心。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各地的社会与文化状态也和过去明显相异。当然，各个文明圈和各个区域仍然有显著的独立性，但已经产生了超越于此的共通现象与状况。

例如，在蒙古的疆域里，不问区域及政权，各式各样的人种、语言、文化、宗教几乎都在未受国家限制的形式下，形成了并存、共生的状况，可以说是“没有意识形态的共生”。现在我们看来，有点令人感觉到不可思议的区域纷争、民族对立、宗教战争其实很少。

大元汗国不用说，各地的蒙古国家都令人吃惊地对政治与经济以外的事物不抱关心。就连已经伊斯兰化的旭烈兀汗国，作为政权核心的蒙古及其周边的人们，本身的宗教性都很淡薄。旭烈兀汗国，也不过是出于统治的必要性才披上伊斯兰国家的外衣。

回顾来看，所谓的“近代精神”，无论好坏皆以自宗教脱离为必要条件。蒙古时代后半期的世界，是在“近代”以前非常罕见地，国家及政权都被共通的即物主义、合理主义、重视现实的风潮所笼罩的世界。而且，对于与自我相异的存在、文化、价值观的排他性与攻击性，并不如今日严重。以混血政权蒙古为中心，其政治与经济所带来的异文化共存、多元化社会的状态变得理所当然且一般化。

令人兴味盎然的是，在蒙古统治下死刑案件非常少。例如，在大元汗国所统治的中国方面，其死刑远较自负为“文化国家”的宋代还少。更何况，明朝洪武时期竟然发生了公然杀害中央政府官员及其血族数千人或数万人的事情，这在历史上也难见相似案例。蒙古时代与此是无法相提并论的。

在中国，王朝和作为其支持基础的士大夫们都认为意识形态优于一切。思想与价值体系紧紧地束缚住人的思考与行动。蒙古时代，特别是忽必烈主导的大元汗国成立后，无论好坏，这个精神的桎梏逐渐松开。不过，在南宋治下萌芽的朱子学，在江南为大元汗国所接收之后，在蒙古的开放环境下，反而在全中国发展，甚至也对高丽国与日本国产生很大的影响。

但是，无论如何，时代与世界的环境都变得更加通畅了。欧亚与北非，开始为繁荣与经济活跃状况所包裹。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下，一直以来都不太可能的，超越既有框架的人物与事物、美术、工艺、科学、技术、思想、哲学一一登场。英国的摩根氏曾说过“蒙古自由主义”，只要眺望这个时代的东西方，就会觉得这句话确实中肯。

国家与国界、民族与人种，可以说进入了一个无国界的时代。在人类史上，这样的情况一直到二十世纪都是不存在的。

要言之，以国家控制经济与流通的大元汗国为中心，世界开始摸索走向史上首次某种迈向体系化的道路，即便其形式是松散且模糊不清的。在此想借用将之创造出来，又大举展现的蒙古之名，暂时称作“蒙古体系”。从此，世界历史踏进了新的阶段。

过早的时代

因为忽必烈及其策士为国家与经济体系奠定了基础，所以大元汗国及蒙古帝国就算没有忽必烈那样的具有个性者可推戴为大可汗，这个体系也能发挥作用，并在安定的状态下运作。

然而，这个状况并没有持续多久。自十四世纪三十年代开始，蒙古的东西方就开始混乱、动荡，逐渐瓦解。其中一个原因很明显就是自十四世纪初起到十四世纪二十年代止，与以往不同的、长期的规模遍及全球的巨大动荡。

动荡不只发生在蒙古境内。在欧洲，自十四世纪初起，就发生了灾害或异常的气候，农业生产也受到巨大损失。蒙古帝国内部的诸多政权之中，旭烈兀汗国最早开始动摇。一三三五年第九代君主不赛因（Abu Sa’id）逝世后，旭烈兀的后裔断绝，“伊儿汗”的地位虽然转移到其他的蒙古王族身上，但旭烈兀汗国陷入内战与混乱。接着，一三五三年成吉思汗的血脉完全断绝，蒙古失去了整合力量。不过，即使其规模较旭烈兀汗国稍小，位于伊朗内部的蒙古系政权仍持续到十五世纪。在伊朗方面，可以说在一三五三年以后，蒙古的长期支配开始崩溃。

其实各地的蒙古政权都不是一下子就“垮台”的，它们都是以衰落、动荡、自毁、分立，然后逐渐消逝的形式最后“垮台”的。

一旦中央机构衰弱，蒙古帝国也无法避免如游牧联合体过去的模式一般由整合走向解体。天翻地覆的变化所持续的时间长得令人无法置信。地震，洪水，长期的异常气候。欧亚全境皆覆盖在黑暗的阴影中。

接着自一三四六年开始，黑死病侵袭埃及、叙利亚、地中海东部沿岸以及西欧，将国家与社会逼上绝路。在同一时期，中国黄河大泛滥，疫病侵袭华北与华中。超脱了历史研究框架的文明史家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ardy McNeill）将这疫病称作黑死病，但不可否认此说缺乏关键性的史料。

无论如何，以蒙古为中心的欧亚世界光辉，在正要开始发光时，就因长达约七十年的“大天灾”而消失了。

这个“世界性天灾”的猛烈，无论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武宗以后历代大元汗国皇帝及其政府，不是忙于帝位的暗斗和对立，而是苦于这个无比异常的连年天灾。紧急的对策会议日常化，从大臣到大可汗，为自身的不德招来不寻常的灾难而向天地与万民谢罪，下罪己诏。但是，这并不能抑制天地的呼鸣和咆哮。在中国本土，以省为单位持续出现十万、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受难者。蒙古高原的情景最是惨烈。

无涉于感情好恶，这个时期的历任蒙古皇帝及其当局，不得不说真的是叫人惋惜。当然，民众更是可怜。过去，有关这个异样的大天灾，常被说成是“元朝蒙古”的“混乱政治”招来了悲惨的时代。恶政招来天地之怨的这种“天人感应”说始于中国汉代。如果说近现代的历史学家也是其信奉者，那就太过分了。

中亚、中东、欧洲的历史研究都不会把这个时期的“大天灾”称作“混乱政治”的结果。至少在文献记录的确认范围内，这个“大天灾”是史上最大规模的，这是事实。它给人类史、世界史的发展所带来的影响难以估计（如果说这个大天灾侵袭现在的世界，现代社会究竟是否有承受数十年的耐力，是我们不敢轻易地给予保证的）。

至少，笔者认为想尝试讨论“世界史”的人，是不该将目光从这个侵袭十四世纪的黑暗与不幸移开的。其原因究竟为何，若是可能，今后想要加以解明。

一三六八年，大元汗国从中国退出。忽必烈一族的王朝在其后也花了二十多年以蒙古为根据地和明朝展开激烈的攻防战。但是，忽必烈所创造出来的，作为大型整合基础的政治与经济的体系已经丧失了。蒙古帝国急速地分裂为大大小小的诸多势力。

一三八八年，身为忽必烈嫡统的脱古思帖木儿（Tögüs-Temür）被阿里不哥的后裔也速迭儿（Yesüder）取代后，不是忽必烈血脉的成吉思汗后裔就自称“大元可汗”开始支配蒙古，但其在根本上已经是和忽必烈所创造出来的“大元汗国”不太有直接关系的政权。蒙古真如其名成为“蒙古高原”上的政权。

那么，就算异常的“大天灾”如何以超越人类理解的程度持续，但为何忽必烈与其策士兢兢业业地创造出来的国家与经济的体系会瓦解到此种地步呢？

用一句话来概括原因，就是太过早熟了。其构想目标非常卓越。忽必烈与其策士以宏大的计划、绝妙的统制力、顽强的意志，陆续地将之实现。这些构想几乎是远远地超越时代的，其中大多数，若没有很久之后的西欧，就是无法实现的。

虽然他们的构想与实现的努力值得称赞，但支撑其体系的技术能力和水平都还太低了。忽必烈与其策士既无大卡车也无动力铲，既无火车也无动力船。此外，他们在通信与联络手段方面只有驿传的特快信和传信鸽而已。要管辖东西超过一万公里的超大版图，当时人类在技术上与产业上还是太过落后了。

技术的薄弱是致命伤。有史以来屈指可数的“大天灾”长期袭来，他们却没有承受那可怕打击的耐力。“蒙古体系”不幸地没有获取使自己固定化的方法和机会。

而且，忽必烈与其策士创造出来的国家与经济体系，巧妙地太过完美了。以大都和大可汗为物与人的结点，所有一切都与之相连的结构，一旦在哪里发生了无法作用的事态，就不得不瞬间崩坏。一旦演变至此，蒙古这个联合体和其经济循环体系，都如组合前的积木一般，回到各自孤立的状态。

忽必烈及其策士们，最大限度地发挥可以使用的贫乏的技术力，也将智慧与创意发挥到了极限。只是，当时的状况是头脑转得比时代快。他们时常在现实中碰撞到技术与时代的障碍而被扯后腿。也有一些构想纯粹是由于技术层面的限制而不得不放弃的。

忽必烈的新国家计划，在构想与现实上相冲突，总之在忽必烈的这一代有一种一股劲地横冲直撞的感觉。虽说如此，在前近代所有国家、政权之中，在国家与经济的彻底体系化这一点上，在那规模的巨大程度上，忽必烈及其策士们所创造出来的模式是很出色的。

但是，这所有一切都尚未完成便中止了。如果没有那空前的“大天灾”，不知道会不会还有相应的持续与发展呢？

作为记忆的体系

那么，“蒙古体系”是否全部消失了？其实并非如此。即便蒙古时代结束，其体系仍以各种形式留存在世界上，化为血肉。可以说，作为记忆的体系继续存在，在其后世界史发展的过程中，成为不可忽视的要素。

例如，看起来抗拒、否定蒙古遗产最激烈的明朝，虽然在表面上鼓吹汉族主义、中华主义，但其实在诸多层面都继承了大元汗国的许多模式。尤其是那巨大的帝国形式就明显是从大元汗国继承下来的。

最容易理解的就是版图。明朝作为“中华统一王朝”几乎是第一次将手伸向满洲即现在的中国东北地区，统治云南与原为鬼国的贵州地区，甚至对西藏一带也想行使影响力。很明显，“中华”以大元汗国为镜，吸收了其国家模式变身为“巨大中华”，以至明清及民国、当代。

并且，身为明朝第三代皇帝，与父亲洪武帝在不同意义上成为明帝国“建设者”的永乐帝，在内陆曾经数度亲征“蒙古高原”；在海上方面，则派遣由郑和领导的大舰队数次经印度洋，驶至伊朗、汉志（Higāz），甚至是非洲东岸。这些若不以大元汗国为前提就无法想象。

永乐以后的首都，是曾为大元汗国帝都的大都。其名虽然唤作北京，但其城市的基本特点几乎都如实地继承大都，也重建了高度相似的建造物。在当代这里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即北京。其实，只要将蒙古时代大都的区划放入脑袋，就可以走遍北京旧内城地区的大半了。故宫故不消说，在蒙古时代曾有过主要建筑物的地方，在明代几乎都再度修建了同样的建筑物。

原本，北京这块土地就紧邻蒙古高原。如果只是以所谓的“中国本土”支配为目标的政权，绝对不会将首都置于此处。因为那将会使自身太过暴露在包括蒙古高原在内的东北角“边境”的北方威胁之中。

将首都由南京迁至北京的永乐帝，很明显是以重现大元汗国为目标的。在他死后，虽然明朝因为接连出现“内向”的皇帝而急速地蜷缩下去，但永乐帝自身应该确实曾经打算要创造一个拥有“蒙古高原”的国家。若是如此，那么迁都北京和蒙古亲征就都是可以理解的。

虽然说永乐帝尊崇唐太宗，但其实比谁都要尊敬忽必烈，致力于模仿他。他几乎是一位“忽必烈教”的信徒。这也令人可以理解，为什么永乐帝其实是失去中国的元顺帝妥懽帖睦尔（toγan temür）之子的这个“迷信”会深植在汉族和蒙古族间。据说洪武帝将怀了妥懽帖睦尔之子的女性纳入后宫。

在永乐帝之后，明朝一直无法占领蒙古高原，而且一直在北京停滞不前，在国家权力的安全维持方面，其实已经面临甚大的矛盾。因此，十六世纪的明朝担忧在蒙古高原小规模重建的“大元国”牧民军团的侵略，不得不建设巨大坚牢的万里长城。

蒙古时代固不待言，永乐帝时代也没有建设万里长城的必要。中国史上的万里长城其实没有被建造得那么多。就算是少见建造的场合，也不过是挖掘了与人同高的壕沟，将土堆到守卫一方的小规模程度。这在防止骑兵的程度上已经是很充分的城壕与土壁了。

将国土全以石壁围住的构想，无论谁来想象都绝非寻常。留存至今的极度坚固的万里长城，向我们无言地说明了明朝后半期的当权者们是多么“内向”而自命不凡，而明朝的皇帝权力在人类史上又是多么极致地独裁专制（作为一个例子，世界史上的宦官之乱以明代中国最烈。那是明朝皇帝作为异常独裁当权者的必然结果。反观，在深深地带有“蒙古共同体”典型特点的蒙古大可汗的权力等中，皇帝个人可以恣意发挥的范围则极为有限。这一直以来都有很大误解。在明朝帝国中，为何只有皇帝一个人在这片土地上巍然而立，官僚以下的所有臣民只能唯唯诺诺地如羔羊一般呢？作为终人类史上独裁权力模式的反面教材，笔者认为值得探讨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明朝创始者朱元璋的存在影响很大，这不容否认。他从一位纯粹的暴徒发迹时，在白莲教这个武装信仰集团内部获得地位是幸运的直接因素。白莲教信仰仅一人有如弥赛亚般的光明主“弥勒”会降临救济尘世。名为“明”的国号，即位后强迫人民学习“六谕”，人类史上少有的针对识字阶层的大屠杀……如果说洪武帝将自己看作这个世上唯一的救世主“弥勒”，那么这一切就可以理解了）。

永乐帝固不待言，其实自洪武帝的时代开始，明朝皇帝就被称作“大明可汗”（在非汉文文献中的发音近“岱明可汗”。“岱明”即“大明”，是现代汉语“大明”在非汉语文献中的发音），他对旧蒙古势力、满洲的女真族、半岛的高丽国及其后的李朝朝鲜国，以及以越南为首的东南亚诸国，也作为世界帝王“大元可汗”的后继者，展现施与恩惠的权势。

例如，在以汉字音译的蒙古语原文及其汉文直译所成的甲种本《华夷译语》中，有几份蒙古牧民集团遣使来朝时的“来文”，相反洪武帝赐予的“赐文”则以双语形式来书写。根据这些文献可知，作为蒙古东北的巨大势力，催生忽必烈政权，又以乃颜叛乱使忽必烈政权陷入危机的东方三王族，将洪武帝唤作“大明可汗”，献上少量的贡品，作为回报则获得了莫大的赏赐。而且在明朝的体制中，斡赤斤王族被洪武帝赐予泰宁卫，合撒儿王族则获得福余卫，合赤温（Qači’un）王族的核心部分（合赤温王室虽称作“吴王”，但一三八八年脱古思帖木儿受到明军突袭时被捕杀一事可见于《明实录》。作为其结果，成吉思汗时代以来，构成合赤温王族中心的兀良哈族的千户群，就残留在合赤温旧牧地之一“朵颜山”保持势力）则获得朵颜卫的“卫所”指挥官头衔。

明朝将自身的军队制度单位“卫”或“所”（千户所、百户所。当然，这也是对蒙古时代的模仿）等名称，赐予满洲、蒙古、西藏、云南、贵州、缅甸等区域的“当地权力者”，将这些权力者与集团视作自身帝国的一员。至于获得赏赐的一方，因为可以保证自己获得莫大的赏赐，明朝的表面工作对他们来说皆无所谓。

在明朝体制里头称泰宁卫、福余卫、朵颜卫的东方三王族，在明朝这边以最近的朵颜卫之名总称作“朵颜三卫”（或者由于朵颜卫是兀良哈族，所以总称作“兀良哈三卫”）；但在蒙古的“大元国”体制中，则以蒙古语总称作“鄂杰德”。他们如同蒙古时代一样，继续保持着独立的政治势力。

他们在燕王朱棣，也就是永乐帝推翻南京政府（史称“靖难之变”，即绥靖变难之意）时也成为有力的军事合作力量。甚至，与清朝太宗皇太极缔结攻守同盟，使得大清帝国得以建国的有力同盟者科尔沁部也是这东方三王族的后裔。

以拥有成吉思汗胞弟合撒儿血脉为豪的科尔沁部，终清朝一代都是堪比清朝王室的家世，作为最高等级的军事贵族与爱新觉罗一族一体化。清末镇压太平天国，在“亚罗号”战役中一度击退由天津往北京进军的英法联军的清朝最后王牌僧格林沁（Sengge Rinchen）就是科尔沁军团的亲王将军。就这个意义来讲，东方三王族的血汗是催生大元汗国、永乐政权，以及大清帝国的原动力之一。

“大明可汗”继承蒙古的政治态度，继续维持近似于大元汗国时代的“国际关系”。在大元汗国时代，西北欧亚的钦察汗国、西亚的旭烈兀汗国、中亚的察合台汗国等，频繁地将使节团送至大可汗跟前，获得了以赏赐为名的巨大经济援助，其中也包含直接、间接所属于各汗国的地方君侯们。

在明代，不只是统治中亚的帖木儿王朝频繁地遣送明使节，奥斯曼王朝竟然也屡屡派送使节团。根据《明实录》，就连苏里曼大帝时代也是如此。甚至在明代前半期有马木留克王朝，后半期有奥斯曼统治下包括麦加、麦地那在内的汉志王国，也在“天方国”这个宗教色彩浓厚的名称下，或许通过海路向明朝送出了使节团。他们皆以中国的财富为目的，这固不待言。

在政治关系上也是如此，“蒙古体系”多少有些损坏，但在记忆方面还是有所继承的。这不可能是明朝有意而为之的，而是明朝在无意识下继承的，因为早就已经有模型存在了。

甚至，若是将目光转向经由海路的通商关系，“蒙古体系”是毫无改变地继续存在的。如同后述，明朝畏惧倭寇而决定“海禁”，但也不是明朝一立国马上就变成如此的。其后被认定是非法的中国戎克船，在当时是公然且频繁地往东南亚或印度洋方面驶去。阿拉伯的商船在印度洋上活跃地移动。

作为这样一个历史的产物，东南亚急速地成为“华侨”地盘。然后，一半由于中国穆斯林，一半由于印度洋方面的穆斯林商人势力进出发展，伊斯兰化也急速地展开。

在名为“马可·波罗”的某人往西前进的一二九○年前后，东南亚沿岸地带的居民还未开始信奉伊斯兰教。但是，在十四世纪三十年代伊本·巴图塔通过时，港湾城市的土著王侯以及商人们早就几乎都成了穆斯林。东南亚伊斯兰化的浪潮随着“蒙古体系”另一端的穆斯林商人们的到来而开始。

永乐时代的郑和大航海本来就是“蒙古体系”的产物。当时的世界基本上与蒙古时代汪大渊所记的《岛夷志略》的世界没有太大改变。郑和的舰队在东南亚、印度与西亚各地贩卖最多的商品是如上所述的元代后期景德镇在蒙古时期的伊斯兰世界中应需要而大量生产的“青花”，在当时的国际语言波斯语中发音作“拉殊瓦尔第”的瓷器，这一点也没有改变。

就如同在英语中称作“blue and white”一般，那是在白色的瓷胚上绘染钴蓝色的瓷器。中国有一部分研究者主张青花瓷器在南宋末年就已经出现。不过，南宋末年时欧亚大半部分其实已经逐渐进入蒙古时代。并且，成为青花重要材料的“回回青”以及钴蓝颜料是从伊朗方面传来的。再者，问题的核心不是技法是何时产生的，而是在于社会上或产业上具有意义的需求究竟是何时开始的。在白瓷上以钴蓝描青花的构想与需要，始于蒙古时代并在其后期才开始具有意义。正因为处于蒙古体系的时代，它才会以整个欧亚的规模来进行“社会化”“产业化”。

明代大量精巧的优良器物，除了宫廷使用以外，都是输出的，特别是向西方输出的。青花的图案也是应其需要来描绘的。现在最多的青花收藏品是在伊斯坦布尔的托卡比（Topkapi）宫殿博物馆（其中有相当比例被认为是原为马木留克王朝所有，其后由于奥斯曼王朝征服埃及，才被带到君士坦丁堡去），并非中国，此事说明一切。那里所收藏的大量青花逸品，皆是海上的“蒙古体系”从蒙古时代到明代依然存在的无双证据。

根据最近发现的家谱得知，郑和是大元汗国时代进行云南开发的赛典赤（Sayyid Ajall）的后裔。如果真是如此，他之所以在伊斯兰世界受到欢迎，而且永乐帝之所以任命他为舰队司令官的理由就很清楚了。因为所谓的“赛”（Sayyid）就意味着他承继了穆罕默德的血脉。此外，若是这样的话，从“太监”就是后宫的管理人这一点来看，从前无条件地将郑和视作“宦官”的看法也很可疑。总之，郑和的存在本身也是“蒙古体系”的遗痕。

如果明朝在永乐帝辞世后也贯彻同样的国家方针，没有极端地转向“内向”，至少在亚非方面，“大航海时代”还未必就会是欧洲人的囊中之物。若是“蒙古体系”永续发展，就不能论定“来自东方的大航海时代”是不存在的。

其实，永乐帝逝世后明朝的方针转换，不正是决定了中国的历史，然后成为世界历史的“大转向”吗？到当时为止，“东方”的技术力、产业力完全地压倒“西方”，而且借由吸收南宋遗产的蒙古与海洋技术联结而组织化。以忽必烈时代蒲寿庚之子蒲子文等人所组织的前往西方的宣教舰队、爪哇远征舰队、“马可·波罗”乘船的使节团舰队为主，经过汪大渊所记载的商船，到了明永乐时代变成了郑和的大航海。社会产业力和国家向海洋发展的意图相结合，一步步地催生了巨大的海运力量。那看起来像是历史的大幅推移。然而，它们一举被放弃了：与郑和有关的记录被刻意地消除，禁止建造航海用的大型船只，甚至还采取不让人住在沿海地带的政策，也就是所谓的“海禁”。许多事物在萌芽阶段就被摧残了。有关海洋文化的知识与技术，还有更重要的意识都退化了。

“东方”在海洋方面落后，其实是晚近的事。一直持续到最近的关于历代中华政权一贯地抱有“重陆轻海”思想的看法是一个误解，其实是在明代闭关锁国政策以后才变成这样的。“东方”自我限制了本身的发展，又或说那叫作“自灭”。从长期的时间段来看，东西方的力量开始逆转。十五世纪是双方命运走向歧路的世纪。

以明为中心的东亚，逐渐被封闭在自身内部，而让只有微弱力量的葡萄牙、日斯巴尼亚（即西班牙）等“海上帝国”开出历史的“谎花”。

不过，这样的历史是由装备有枪炮火器的舰队所创造的。然而，至少到蒙古时代为止，火药枪和大炮都是“东方的”胜过“西方的”。在襄阳包围战中，我们可以看到枪炮火器被有组织化地使用。可是，自十五世纪中叶开始的一个世纪之间，“西方”令枪火一举进步。“东方”在这里也是“自我设限”，使得舰队和火炮的组合理所应当地成为“西方”之物。

所有变化都发生在十五世纪中叶到十六世纪中叶为止的仅仅一个世纪间，那是世界史由“陆与弓箭”到“海与枪炮”时代的大变化。“东方”借由蒙古创造出基础要素，然后也透过蒙古教会“西方”这些知识，然而自己却后退了。我们不能不说明朝“内向化”所具有的意义很是重大。

“枪炮传来”日本，是极具象征意义的。该事件发生在一五四三年，搭乘中国海盗所驾驶船只的葡萄牙人从海路带来枪炮。其后近百年的日本史，伴随着火器重武装化及统一化，发展到“海外进出”的时代。他们也想成为“海与枪炮”的一员，但他们还是在这个阶段“自肃”了。虽说如此，这百年大变动以中国船员所搭乘的葡萄牙航洋船为契机，其意义非常深远。就算说是葡萄牙的“海上支配”，也是以与过去阿拉伯、印度、中国方面的海上势力合作，乘其势力的形式来成立的。以宏观角度来看，在结果上也不是不能说这属于“蒙古体系”的部分应用。

回过头来，在蒙古时代后，欧亚大陆上有东方的明清帝国、中央的帖木儿帝国及第二次帖木儿王朝的莫卧儿帝国（Mughal Empire）、西北俄罗斯帝国，以及西南奥斯曼帝国四大帝国，在此时同时一分为四。它们分别在各自区域及“文明圈”内成为具有蒙古时代以前未曾有过的规模与内涵的大帝国。这些政权与国家每一个都是在蒙古时代起步，而且比蒙古帝国还要长久，一直到近现代的门扉开启为止，代表前近代欧亚的巨大帝国。忽必烈的大元汗国虽然因为偶然或必然而无法永续，但在此拥有相当稳固的军事、经济体系的巨大国家形式还继续留在时代。在西欧列强带来帝国主义的稍早之前，我们或许可以说蒙古带来了“亚洲帝国主义”时代（这个时代俄罗斯的扩大是往几乎无人或只有弱小集团存在的东方西伯利亚的扩大，几乎是“亚洲的帝国”）。但是，此事对那些区域的人们是否幸运，从某种层面的事实来看，也必须得视情况而定。

应是回首时

经过蒙古时代，欧洲急速地变得“外向”，不知不觉地重视生产与流通，特别是国家和社会都把通商作为一个当然目的，与“十字军”的时代简直不同。那么，为什么会如此呢？

所谓的国家，是以通过推动、管理通商及经济行为来为广大“国民”获得利益为第一目的的。社会与国民借此滋润、繁荣。我们都以为这些事是不证自明的。甚至每一个人对于利润获得的努力与苦心，以及伴随而来的对获得劳动报酬的要求，还有将这些商务与劳动视为理所当然的思考方法，都被认为是“近代社会”不可或缺的要件。在此姑且不论人们是否会意识到这些。

但是，被认为是其原型的西欧诸国及其社会，在历史上是何时，以何种理由或经由何种过程变成如此的？那并不清楚。而且，西欧为什么会追求通商与财富，踊跃地向外而去？只从基督教传教的精神或者是宗教上的理由进行说明，本来就太过单一了。

沃勒斯坦（Wallerstein）在有关宏观论说成型的这个重要时期，是以欧洲为中心来思考的，亦即十四至十五世纪是大混乱与危机的时代。但是，当时出问题的并非世界，只是欧洲出现了危机。欧洲在这个危机之中编织出了以国家和资本主义作为社会中心的体系，由此脱离危机。一般认为那就是这五百年间席卷地球的“现代体系”。其观点实在可怕。他不了解蒙古，并且，对有关那“混乱与危机”不只存在于欧洲一事也不了解。

国家在和缓的主导下拥有组织力，主动掌控物流，自身也凭借通商利润而存立的这个模式，在世界史上忽必烈的国家恐怕是第一个。笔者不敢断言以经济与通商为立国根本的各国模式，包括西欧近代模式以及日本国模式，其重要的根源都在蒙古时代。那是无法笃定的，至少现在还不能确定。所谓的历史就是这样。只是从十三世纪后半叶到十四世纪，忽必烈所领导的超广域的国家蒙古以横跨东西的规模，以这样的方式来实行这一模式的事实的确存在。这样的国家与时代以世界规模存在，是确实有的。

至少在其“开端”的这个时候，就能够看到可以说是以世界规模展开的经济样貌。或者可以说与商业有关的近似于“意识革命”的事物，其实是在蒙古时代以欧亚规模一度发生了。只是令人遗憾的是，现在我们还无法证实它。一直以来，我们为了要确证它而准备的资料未免太过单薄，而且我们也不知道是否真的有足够多和质量足够好的史料来证明它。虽说如此，至少可以说若将目光从蒙古时代，特别是从其后半期的欧亚世界的和缓统合化现象中移开，应该就无法谈论“世界史”中的“世界的世界化”。当我们想象以那种程度整合的“世界史”时，并不是以欧洲规模来一举达到的。不管怎么说，都应该以欧亚规模的统合至少在蒙古时代就已出现为前提，认为欧洲的“世界发展”存在于其经验的基础上，那才自然（当然，也不应该忘记在现今的南北美洲大陆及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等，当时欧洲人只是乘虚而入的这一点）。

要言之，欧亚在蒙古时代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蒙古时代之后，欧亚几乎所有的地区都变身为过去不可能成为的样态。但是，蒙古时代本身除去“马可·波罗”《百万之书》在欧洲的流行（那导致哥伦布的西方航海）等以外，几乎都遭到遗忘。在现实运转的体系中，蒙古时代的记忆虽然仍有余留，但在每一个人的意识中，只单纯成为过去的插曲。

我们倒不如说随着时势变迁，在将自己视作“文明人”的人们看来，蒙古累积了不少“负面观感”。当然，忽必烈国家是否具有前瞻性，其国家、经济、社会的体系如何，又给后来的时代带来多大影响？这些也被人忘却了。

但是，在现在的这个时间点上要再一次重新检视今日世界与欧亚历史时，蒙古时代及忽必烈国家所具有的意义就清晰地浮现出来。现在正应是回顾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