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一跃成为海上帝国

南宋的遗产

通过对中国南方的统治，蒙古作为一个出身游牧民的国家，进而开始往海洋世界发展，这在世界史上是头一次。蒙古帝国的历史也好，忽必烈的新国家也好，到了这里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层次。

那就是打开通往海上帝国的道路，尤其是开始保有海军力。

在南宋国所培养的海上舰队中，虽然也有往南方出逃而在崖山沉没的舰艇，但剩余的皆成为忽必烈政权，也就是大元汗国的所有物。大元汗国几乎是原封不动地继承了南宋国一百五十年的遗产。这项演变所具有的意义很大。

本来担忧南宋国在海上发动攻势的忽必烈及其军事参谋们，对于海洋战斗力的获取颇为热衷，他们甚至热烈地招揽拥有海上舰艇的“海盗”们。朱清及张瑄等人就是有代表性的人物。

另外，就算是对表现出鲜明附庸国立场的高丽，蒙古也令之积极地建造海上舰艇。那些船只被用来压制高丽方面反政府势力所占据的珍岛，接着被用在耽罗岛也就是现在的济州岛，其后又原样用作第一次远征日本时的舰艇。日本所说的“文永之役”，很明显以至元十一年（一二七四）为期，是第二次南宋作战进行大进攻的一环。

不过，只要窥探一下南宋国的直属舰队就可知道，无论如何要论，最强大的既有海上势力，都是在中国东南沿岸以泉州为中心的各城市进出的贸易船队。尤其是以泉州为地盘的蒲寿庚以及在其命令、管辖下的以穆斯林商人为核心的船队。

其实，早在南宋作战之前，蒙古就已展开和这些穆斯林海上商业势力的接触。在杭州无血开城后，往南方逃亡的微小“流亡宫廷”也对蒲寿庚抱有期待。在丰饶且有安定税收的泉州，有南宋王室的一族代代居住。“流亡宫廷”正图以泉州为安住之地。

只是，他们对待这位伊朗乃至阿拉伯系的海洋商人蒲寿庚，则完全是对待名义上南宋国的“提举市舶”，即管制船舶与通商行政官的态度，非常不谨慎且过度傲慢尊大。当然，在一个没有大人物参加，只以政治手腕令人不安的陈宜中为名义代表，由原本是从中国北方流浪而来，乃无赖汉出身的下级士官张世杰掌握实权的流亡“小宫廷”里，这或许是没办法的事。

他们的态度激怒了蒲寿庚。他独自与“流亡宫廷”作战，与蒙古联手将他们赶出了泉州。忽必烈透过笼络蒲寿庚，使海上通商势力完整到手。蒲寿庚也协助忽必烈政权往海上发展。蒙古政府开始在泉州建造大型船舰。

世界史上最早的海洋舰队

对蒙古而言，尝试在接收南宋后把海上战力组织化的最早机会，就是对日本的第二次远征，也就是“弘安战役”。至元十八年（一二八一），即日本年号弘安四年，有一支自江南而来载有十万兵员的大舰队，渡过中国东海来到九州，一般称其为“江南军”。

然而，无论再怎么寻找史料，所得结论似乎都是这支军队几乎没有武装。其成员可以说是搭载着旧南宋国职业军人中志愿者的“移民船队”。一直以来，人们动不动就吃惊于十万这个数字，总先入为主地形成“强大的蒙古暴风”对“弱小的日本国”这种印象。

但是，纯粹的战斗部队恐怕只有由高丽国出发的“东路军”。并且，在那四万东路军之中，真正投入实际战斗的只有蒙古、契丹、女真、汉族混编军队中的六千人左右，以及高丽兵中的四千到五千人。也就是说，一万人上下的战斗力才是真实状态。

那些军队横渡对马海峡而来，并在每一个上陆的地方都建造“石筑地”。从“大陆方面”来看这场“弘安战役”，日本兵占有地利，蒙古远征军队会输也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虽说如此，根据某一位治学严谨的日本史学者的说法，从当时社会的现实来讲，日本方面拥有从数万到十万的兵力是毫无道理的。虽然正确的计算很难得到，但从各地纠集过来的人中能够成为实战力的，充其量仅止于五千名。如果真是如此，那么考量到远征的不利与地利之便，那对两军而言这可能是一场实力相当的战争。若是如此，“飓风”作为决定胜败的重要因素，也可能具有一定的意义。

尽管如此，这也只是一种印象论而已，只不过是一直以来“巨大的外在压迫”与“弱小的日本”这种印象太受到喜爱罢了（这是一种自幕末、明治以来出现的“癖好”。笔者认为“元寇”此一历史用语，应该是作为一种中国文献所使用之“倭寇”的对照，在江户时代产生的人造新词）。相较于那些话题，这里更想关注的是自江南出发的大舰队本身所具有的意义。

总之，这支舰队是强渡“外洋”而去的，是一支由航海舰组成的海军；并且，又乘载了十万人这个超乎常理的大集团，其输送能力实在是令人吃惊。而且，那是接收南宋国仅仅五年以后的事。我们不得不说蒙古有超常的组织力与建造力。既存的水船是无法直接转用作海船的。如果不是备有龙骨设备与结构实在的船只，将无法承受海上波涛。

其实，第二次远征日本中的“江南军”，在人类历史上恐怕几乎是最早而且很明显是完成了“外洋航海”的最大舰队。

在那以前，历史上其实没有什么大舰队的事例。如果一定要举出历史上的一些例子的话，可以想到的就是投入“波斯战争”的大流士（Dareios）海军，传说那是一支巨大的舰队。不过，那支舰队只是渡过顶多算是“内海”的爱琴海，而且还是紧紧沿着陆地而行进的。他们就连色雷斯（Trakya）一处的岬角，都因风势过强无法通过，而特地在半岛的根部地段地势较细之处开凿专用的运河。再者，所谓“十字军”这一连串欧洲人的来袭，其大多数也还是渡“内海”地中海而来的，这和遣唐使船只耗尽艰辛渡过的中国东海是无法相提并论的。

蒙古在接收江南后，转眼之间就成为一个拥有巨大海上舰队的帝国。在南宋国一百五十年之间，萌芽状态的造船力与航海技术，在忽必烈帝国这个具有罕见的凝聚力的国家主导型政权影响下，一鼓作气以人类史上最大的航海舰队登场。忽必烈的大元汗国一方面也是南宋国的后继者。内陆型的军事政权与海洋志向型“生产社会”相联结，催生了这个过去未有的新形式。

然而，过去以来人们总将其与远征日本关联起来，认为由于蒙古强迫征用江南人民制造船舰，导致偷工减料严重，其时的舰队才会一遇飓风就惨遭沉没等，说得好像亲眼看过似的。但是，那只是一种“解释”而已。

的确是有征用或迫使普通百姓建造一部分舰艇的事实。不过，有关建造及劳动的费用又如何呢？如果政府都不必支付物资、工资的话，那么被用于造船的人们应该会直接引发大动乱才对。更何况，我们根本没有佐证“偷工减料”等“解释”的证据。

还有，第三次的日本远征之所以未能实现，也有说法偏向解释成是江南的诸多叛乱及越南的“抵抗”所致等。但是，其实证工作是有困难的。由状况来看，要将那些事实联系起来解释，也缺乏说服力。

江南山岳地带的反乱、暴动，自南宋时代起就不曾断绝，在日本远征的前后以及在其中途，也没有发生任何改变，并不是先有日本远征，才发生了叛乱。还有，即便曾经从军参加日本远征的中阶指挥官刘国杰带着不满五千的“征东兵”来平定内陆地带的叛乱，要将之视为中止征日的理由也是很牵强的。

在文献上，仅有忽必烈于至元二十年（一二八三）指出江南民众多苦劳，故下诏中止“征东”，这成为上述说法的佐证。策士之一崔彧的进言也与此相对应。

但是，那只是“借口”而已。真正的事实是，过去作为忽必烈政权最大后盾的东方三王族之动向开始变得奇怪可疑，这才使得远征日本无法进行。并且，实际上以斡赤斤王族乃颜（政权建立时忽必烈盟友塔察儿之孙）为中心的大叛乱，造成了七十三岁的忽必烈被迫亲自出击的窘境。

原本用于远征日本，在大都中央政府主导下开始编成的强大部队，以及满洲、辽东半岛、高丽方面的各种部队，也不得不陆续北上。然而，这时的第三次“远征日本”与目前为止的两次不同，是由中央政权直接参与策划的。这是一支在过去满洲方面与高丽王国的军队的基础上，再加上中央政府所属军团与舰船的“最强”远征军队。此事若是细读《元史·世祖本纪》等就马上可以了解，其他还有很多文献证据。笔者认为镰仓幕府在“弘安战役”后也没有松懈九州方面警戒态势的做法是正确的。如果这支远征部队按原定计划派至日本，这个时候日本应该就真的很危险了。

于是，战斗都在东北亚一带展开，高丽国也成为战场。包括原本应派往远征日本的船舰在内，各大船队载着来自江南及华北的兵粮，频繁地巡航辽河河口及辽宁沿岸一带等。由船舰负担大量的物资移动与补给，现在是忽必烈政府军队的强项。前后长达五年的大叛乱，使得远征日本无法达成。这基本是没能进行第三次最大的远征的唯一理由，除此之外可以说不存在其他理由。

事实上，这场叛乱一平息，忽必烈就立刻于至元二十八年（一二九一）派遣使者到日本。他并没有放弃远征日本的决心。只是，忽必烈在三年后就辞世了。其后，忽必烈帝国的核心部分受到海都的大侵略，政治形势也随之急转而下，结果第三次征日还是无法实现。

越南的“反抗”也几乎与远征日本的中止无关，因为负责的部门完全不同。

说到第二次的“江南军”，在搜集过去从未被使用的碑文资料等史料过程中，笔者意外知道从主要将官到下士官阶层几乎都平安地回到部队阵营的事实。似乎只要他们搭上某种大型船舰的话，这就没有问题。在当时的汉文文献中一个有名的记录是，江南十万军队中，平安回来者仅仅只有“三人”。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汉文的“文饰”，另一方面是谈及此事的《元史·外夷传》日本条目等一直以来时常被引用的记录，其实是基于元代末期的某种特殊状况来写成的一系列文献。其来源存在疑问，实际上是不可能保持原本意义的（《元史》虽说是正史，但那是明代洪武帝基于一种必须将仍在北方健在的大元汗国说成“灭亡”的紧急政治需求而勉强修纂而成的。因此，其中有些部分使用的资料不可轻信。就算是同一部《元史》，也有因章节不同其史料性完全不同的情况。此外也屡有与《元史》基础文献相抵触的情况。在结果上可以相当程度地了解《元史》的正确及杜撰部分各为何。这样一个文献学上的知识，只要稍对《元史》有所接触的人，就能够马上明白）。

“蒙古大舰队”的主力舰艇似乎没有太大程度的受损。比较可怜的应该是搭上“移民船队”专用船只的人们。只是，那其中也有很大程度的想象成分。究竟有多少人真正沉入海中，或是虽然上岸，但遭到日本军队杀害，或是成为俘虏的呢？其实都不太清楚。

有些不可思议的是，其后在江南悼念战殁者的活动，不问公私，在记录上都看不到。难道说真正失去生命的人其实没有太多吗？或是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士兵被视作卑下的人群，一般士兵恐怕也没有家庭或妻子，就算是失去生命，也没有谁会为他们追悼呢？

如果是后者的话，就真的令人觉得怜惜。在这一点上，历史上大多数的记录其实只要谈到无名的百姓就实在冷淡。然后，所谓的历史学家对于不为既存的印象或文献的表面所惑，追根究底将究竟何为“真正的事实”查明的努力其实大多是苍白无力的。

海洋与内陆衔接

所谓的“江南军”之中，有一部分大型船舰是蒲寿庚所建造的。他们向东南亚各地派兵，也不能忽视背后有以蒲寿庚为首的穆斯林商业势力的影响存在。

远至越南、占城、爪哇的远征，皆是以“海上进攻”的形式来进行的。进攻军团的班底成员不一。蒙古远征军队是以位于派驻前方的各支部队编组、调整、组织而成的。但是，运送那支远征军的舰队，也有同样的人员参与其中。攸关远征的器物、物资等的筹措调度也在相当程度上是借助穆斯林海上商人们的力量完成的。

一般认为，忽必烈政权所主导的向东南亚的“海外派兵”，由于酷暑与疫病，以及当地人们的“反抗”，和远征日本一样以“失败”告终。不过，是否真的能够无条件地就下结论说这些远征是以该地的军事征服及恒久支配为目标的，则大有检讨余地。

至于蒙古时代兀良哈台军队曾由云南出击，并席卷越南的情况则稍微复杂。越南自唐宋以来一直都遭到中国本土的中华政权的“侵略”。或许也因为如此，在忽必烈时代越南也有一种旺盛的对战态势。对于采取此一态势的越南，忽必烈其实并不像过去那般要赶尽杀绝。

更何况相较于那些觊觎越南的国家，蒙古远征军在现实上其实没有什么实战的意愿。他们看起来就像是敦促臣属或朝贡的宣传部队一般。海上舰队自身几乎没有受损。

那是因为如果忽必烈中央政府直接计划，认真地以单纯的军事征服为目标的话，应该就会再编成更加强大的远征军队。这从当时的客观状况来说是十分可能的。

然而，实际上不管是哪一支“远征军”，都是由三线、四线级的人员担任“指挥官”。至少就陆战部队而言，其阵容差不多都很薄弱。就蒙古军队或大元汗国来讲，“远征军”的规模是极为微小的，其程度就好似使用几支江南驻屯部队中处于末端的小股部队一般，是无法同远征日本相比的。

若要以“强大的蒙古军队侵略东南亚”来形容，实在是令人感到奇妙费解。从“攻击一侧”的蒙古方来看，这与其说是详加检讨原典史料后得出的见解，还不如说是近乎一种印象论。

整体审视这样的南方远征，经济上的面向远较军事上的还要明显突出，令人留意到这种行为应该是为了敦劝通商或交易，确保海洋的通商路径与其据点港口。舰队也是近似于拥有武装的商船队伍。我们可以大胆假设，他们不是企图以军事征服陆地，而是为了要制伏海域。而且，从“远征”的计划及立案开始，整体的过程中都看得到穆斯林商业势力的影子。

尤其在一二九二年的远征爪哇时，这一点特别明显。他们徒有“远征军”虚名，其实际状态则几乎是穆斯林海洋商人主导的贸易船队，而他们所进行的可以说是国家与拥有特权的海上企业联合发起的贸易振兴事业。身处中央，同意来自南方“前线”申请出兵的忽必烈及其策士们，应该是这么设想的。但是，看看爪哇的情况，由于当地的纷争而被要求出动部队，陆战部队不小心翻过山岭介入了他们的国内战争，被内战利用后最终撤退。忽必烈之所以会震怒是当然的，他不是为战败而怒，而是因为前线人员竟在沿岸地带的通商活动预定行程之外，招来没有必要的混乱。此外，搭载一万五千名左右兵员的这支船队，作为由中国南海“航行至”爪哇海的舰队来讲，恐怕是史上最大的。

这样的“海上发展”，在南宋时代就已经是可能的，但那时只停留在民间阶段，只是沿岸地带特定人群的“发展”。国家、政权并没有亲自计划和组织过航海以发展海外交易的构想，南宋与蒙古的政权性质完全不同。

对于与蒙古一体化的穆斯林商业势力而言，政权及其前线机关所计划的“远征”活动本身是一项营利事业。而且，这些“海上远征”也不妨说是一种传达“大元汗国”伟业，企图振兴贸易与经济的展现。稍具规模的“军队”则成为其保镖。

蒙古早自成吉思汗时代起就与从事内陆贸易的穆斯林商人联手，延续着可以说是“共生”的关系。这种关系发展至此，其军事与通商的结合也由陆地发展到海洋。

有关从东南亚到印度洋方面，忽必烈政权那种行使武力的政策做法，几乎是以至元二十四年（一二八七）为界，明显地转换到优先建立以和平通商为基轴的关系的工作上。接着，在忽必烈时代末年，包括击退蒙古“侵略”的各国在内都入朝忽必烈政权，相继缔结了表面上从属，实际上是通商的关系。忽必烈中央政府对此极为重视并给予各国优渥的待遇。这一点与做法多少有些粗鲁的前线人员是不同的。忽必烈政权开始在东南亚各主要港湾城市派驻贸易事务官。与大元汗国直接联系的国家自僧伽罗（Simhalauipa，即现在的斯里兰卡）起，甚至遍及印度的西海岸。在此，中国东海不消说，就连从中国南海到印度洋的海域也成为大元汗国舰队的海域。自彼往西的阿拉伯海，则早就处于旭烈兀汗国的势力下。

要言之，在十三世纪末，从中国到伊朗、阿拉伯方面的海域以及所经由的海路整体，就进入了蒙古政权的影响下。那意味着欧亚的内陆世界与海洋世界因蒙古而完全连接在一起。隔绝中国本土南北的“空白壁垒”也以陆路、水路及海路重新联系起来。在单一的主权下，欧亚大陆的东西方没有接痕地在陆上及海上两边连接起来了。蒙古成了人类史上首次出现的陆与海的巨大帝国。然后，与此同时，欧亚的循环交通网如今已经清楚地出现在人们眼前。

来自东方的中国戎克船和来自西方的阿拉伯单桅帆船在蒙古所掌握的海路中往来。交通、通商、政治在海上缓缓地系统化。在与世界帝国蒙古合作的蒲寿庚等大型的海洋商业资本集团的推动下，中国东南的沿岸诸城市呈现了史上空前的活跃盛况。特别是泉州，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贸易船聚集。并且，泉州以刺桐（Zaiton）为名，在欧洲也颇负盛名，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贸易港。欧亚最大的江南之经济力及产业力，透过以蒙古力量为背景的穆斯林商人们之双手，被带到了世界各地。

这一“海上之路”，经过庆元（日后为明代的宁波），以及世界最大的城市杭州，一举渡过“北洋”，从直沽经过通州连接到大都。日本九州博多湾一带，可以说是这个“欧亚循环交通网”东端的转运中心。

有趣的是，作为现在上海起源的港埠，在这个时候在历史上显露身影。处在松江管辖下的上海县这座沿海而立的小城镇，之所以会具有其相应的意义，海运乃为其前提，在此也设置了市舶司。

上海之所以在蒙古时代首次具有意义，是因为能够使之具有意义的政权出现了。然后，它在以动力船进行外洋航海成为理所当然的“西力东渐”以后的近代世界，又再度显露锋芒。

顺带一提，名为杭州的城市在蒙古时代其实更加繁荣，明代以后则有所衰落。被称作“刺桐”，在西方世界名震一时的国际贸易港泉州，也是在明代疾速衰落下去的。蒙古时代与明代及明代以后，在城镇方面的盛衰上有很明显的落差。国家及政权，以及其所采取的经济体系，可以影响一个城镇的生死，有关这一点，一直以来人们都没有好好地用率直的眼光对事态加以观察。

无论如何，在蒙古时代的中国，“蛮族”“非文明”“异民族王朝”“征服王朝”等负面印象还是特别强。因此，要将繁荣称作繁荣，事实当作事实，研究者心中或许还是会有一些微妙心理或抗拒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