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重商主义与自由经济

忽必烈政权的经营战略

在忽必烈的国家内部，尤其应该注意的特点，是它这样一个原以游牧军事力作为基础的军事政权，最终却不依靠军事力的支配，而是将国家经营的主轴放在经济的掌握上。与此相关者，就是发挥了中华帝国特长的行政机构，是它扮演了联系军事与经济的中介角色。

忽必烈及其策士们，很早就抱有经济立国的思想，从一开始就考虑到创造世界性规模的流通、通商。而接收南宋及海外派兵，则是为了达成其目标的巨大计划。至于利用既存的交通、运输网络，整备驱使水陆海的巨大流通机构之硬件设施，则属于其先行工作。

既然是亲自创造流通经济机构，那就要将其中所得利润课税贡献给国家财政。成为其核心推手的，是伊朗系的穆斯林商人势力及出身于此的经济官僚。

忽必烈活用被称作“斡鲁脱克”（Ortogh）公司组织的这样一个穆斯林商业企业家集团的力量，促进物流与通商，也促进了产业化。然后，又将相关的有力人士任命为财经官僚，以政经一致的方式推进经济政策。

本来，在成吉思汗统一高原之前的蒙古境内，其周边就有穆斯林，特别是伊朗系商人们来来去去。其后，一旦蒙古将注意力转移到对外战争，这些中亚、伊朗方面出身的穆斯林的活动就更加频繁。他们以通商团为名，组成商队开赴敌地，展开内情调查、制造混乱和离间活动。在针对城市或国家政权的劝降及交涉调停里，大都有穆斯林参与。

支撑远征军及对外战争的各种物资调度和筹措，以及其输送网的确保等，也多由伊朗系的穆斯林商人、官僚们来负责。蒙古军事远征的两个特征即情报战、补给战，其中的每一项都有穆斯林势力极深程度的参与。极端说来，蒙古只要使劲地往准备好的以穆斯林商人为中心的路径行进即可。

在那之前，凡在中央欧亚各地所到之处，就有伊朗系穆斯林商人们的活动据点。远征的成功在途中就已得到确保。甚至，穆斯林的能力在征服后的统治与运作上得到更大发挥。特别是蒙古大多通过承包形式，将征税几乎完全委任给穆斯林管理。

如此，对于这些穆斯林商业势力来说，蒙古的扩大与他们自身的利益直接联结。对于从伊斯兰世界来到东方，已经个别地展开通商活动的穆斯林商人们来说，这些地区被置于单一主权下，在其庇护下得以安全、自由进行大规模的经济活动是最理想的。

可以说穆斯林商人是为了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商圈和获得更大的利润而利用了蒙古的军事力、政治力。蒙古也利用了这些穆斯林商人的资本力、情报力、通商网，更圆滑顺畅地推动自己的远征与扩张。就世界帝国蒙古的形成而言，伊朗系的穆斯林商人们是不可缺的要素。

在极短的时间里，蒙古得以达成令人惊讶的扩张，可以明显发现其具有一个军事与通商结合的背景。而且，现在它更向海的世界发展。

忽必烈政权统合、组织陆上与海上各股穆斯林商人的力量，并较过去更有效地发挥他们的力量，让他们成为“世界通商圈”的主要推进力。

忽必烈在政权建立后立刻就以阿合马（Ahmad）为首成立了专管经济、财务的特别中央机关。其机关的名称以汉字写作“制国用使司”。“国用”就是掌管国家出入之用的职称及其机关。就汉字的排列而言，不甚“文雅”。就现代风格来说就是“综合财务厅”之意，可以说是令人感觉到一种直截了当的外来语味道。其构想的源头恐怕是伊斯兰世界的“迪旺”。

这个职务及官署在数年后被提升等级改名为“尚书省”。之所以要改称“尚书省”这个古典文雅的名称，就是表示它是与中国传统中央政府机构中书省同样等级的另一个中央政府机构。

过去的中华王朝里只有统辖行政人事机关的中央政府机构而已（其名因时代而异），统辖经济方面的中央官厅、中央政府机构的构想并不存在。经济、财务专管机关的设置并非没有必要，但他们非常排斥将之凸显于政权的表面上。唐末、五代、北宋之世，虽然有“三司使”这个经济主管部门，但那完全是属于中央行政部门的下辖组织，原则上是不得已才设置的。

本来历代的中华王朝对于商业或相关的事物就很消极。他们设定古代的理想王朝、理想社会时，无法完全从“以农为本，以商为末”的农本主义、自然经济原理主义的价值观中脱胎换骨，无法舍弃对商品或商品生产、流通的鄙视立场（虽然有“经济”这个词，但那不是经济的意义，而是“经世济民”之意，要言之，就是政治。同样，“政治”一词是“政事”之意，或者是统治的美称）。

当然，那是一种表面上的大道理，也是一种顽固强烈的大道理。王朝与社会，地主与民众，都受到这个道理制约。道理与真实，就如同月亮的表里一般，一方面作为阴阳两面合于一体，另一方面一到了公开场合就只有大道理才会被推出台面。所谓的中华王朝很明显就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存在。其实，商业到了唐宋时代就渐次发展，在南宋治下的江南，特别是城市区域及沿岸港湾的活跃盛况更令人目眩。但是，国家与政权并不采取主动奖励利益追求、积极参与的姿态。因为其政权本质就不是如此。其政权乍看之下很清廉正派，但那只在表面现象，在其里层，其实政权及官僚士大夫都未忘记要彻底地吸噬商业及其相关的利益。要言之，他们是只管榨取的角色，但同时对商业还坚持褊狭、固陋的态度。

蒙古从一开始就无须这样的表面功夫，因而是自由的。他们没有应该标榜的理想与原则，相反的是直视现实，重视经济与商业。特别是忽必烈政权将之推出台面，并且主动地培养以追求利益为本的商业、企业集团。其国家经营的中心机关则是尚书省。

以现在日本国政府的省厅机关来比喻尚书省的管辖与职掌的话，相当于统合了总务、财务、文部科学、农林水产、经济产业和国土交通机构，是过去中华世界里无法想象的存在。尚书省及其相关人士，在汉文史料中不常被提及是理所当然的。在表面原则上，国家政权若是意图“赚钱”，那真的是不得了的事。更何况，尚书省的主要班底皆由伊朗系穆斯林组成，因此人们对于忽必烈政权经济政策的非难，除了价值观、文明观的差异外，又加上了人种的因素。另外，在南宋时代达于一个顶点的“华夷思想”将人类以人种、宗教、文明、文化差异来区别对待的意识，特别在汉族士大夫的助长下不容忽视。

借由国家主导的自由经济活动，国家社会得到发展，借此人类的活动、精神与行动的范围，甚至是生活的方式，也有各式各样的多样化、活性化。这般状态酷似近代以降西欧的国家与社会和资本主义的样貌，与我们现在的样态也是共通的。忽必烈帝国的体系，作为它们的先驱，在世界上是极为值得关注的。饶富兴味的是，其很明显地具有抚育至今为止被欧亚陆上、海上经济活动忽略的“周边民”的面向，可以说是借由经济来从事“教化”。总而言之，即使说是经济政策，其真正意义也不仅止于此，在广义上乃是一种帝国统治的战略。

＊斡鲁脱克为“公司”之意

穆斯林商人们创造出被称作“斡鲁脱克”（Ortogh）的共同出资组织，透过大规模的资本及提携活动，进行所有的经济行为。“斡鲁脱克”在突厥语里为“伙伴”“组合”之意。在当时的国际用语波斯语中发音为“斡鲁塔克”，汉字则写作“斡脱”，为“斡鲁脱克”的音译。

要言之，斡鲁脱克就是现在的公司。穆斯林商人势力创造了大大小小的许多斡鲁脱克来展开活动。其中也包括了在蒙古领土内与穆斯林商人几乎占据不同地盘的各种畏兀儿商人或汉人商业势力。然而，从资本规模来说，它们则显然不敌“斡鲁脱克商人”。

大型的“斡鲁脱克”发展为从通商、运输、金融到征税、兵站、军需，什么都有所涉猎的企业体。在这个意义上，它接近于“综合公司”。其下又形成中小型的隶属“斡鲁脱克”的系列集团，亦屡与其他大型“斡鲁脱克”缔结合作关系。而且，其活动范围超越一个“文明圈”，遍及蒙古领下的东西方。例如，在可以说是旭烈兀汗国附庸国的安纳托利亚（Anatolia）的鲁姆苏丹国（Saljūqiyān-e Rūm）内部，也有斡鲁脱克频繁活动。其班底除伊朗系穆斯林外，还有畏兀儿、汉人，甚至还有欧洲人，正可说是“多国籍企业”。

国家收入来自商业利润

大元汗国以这些穆斯林经济官僚为中心来推进的财政运作及经济政策，是一种极端的重商主义。中央政府收入的八成以上是透过盐的专卖所得的利润，还有一成到一成五的商税收入，皆是针对商业行为课税所得的收入。将盐的专卖收入与商税收入合并计算，就会变成百分之九十到百分之九十五。

中央政府的收入可以说完全没有倚赖农业作物，而农业税收都划归给地方财政。在那块土地收成而得的税收，就使用到那块土地上，这是忽必烈政权的基本立场。该地行政相关的经费不用说，此外如各种经营修缮费用及社会事业费用，还有经由该地的驿传等的维护费也由其支付。这种政策乍见之下像是优待地方。

中央拥有与地方不同的财源。那就是通商与专卖这种超越地方的财源。因此，在流通的要地，中央财务厅的官员就置有与中央官厅头衔相同的派驻机关。阿合马的七个儿子就是扮演这样的角色。经济活动较盛的据点城市及港湾、运河陆运的转运中心、码头等都成为中央直辖区域。这是以点与点联系所形成的经济支配。

忽必烈政权所采的商业政策中有一个特征，那就是过路税的废除。过去只要商人通过重要地点，都被课以过路税。如此就无法培养长距离移动的大型商业及商人。

然而，忽必烈及其策士们却把经由中间地点的过路费取消了；作为其补偿，则让地方取得其土地所有税收作为地方税，无须上缴中央。

商品只要在最终的卖出地缴纳销售税即可。这在蒙古语中称作“塔穆加”即“印章”之意，指在纳税之际，作为领取的证明，接受税务负责人盖印认可。其税率竟然一律定作三十分之一，大约是百分之三。以过往只要通过主要城市及交通上的要处，就会被一一课税来看，税率真的是相当低，这就是商税。

完全取消过路税是历史上划时代的英明决断。远途商人因此变得极为兴奋。而且，水陆海的交通运输网又在蒙古政权的公费下得到彻底的整备、维持、管理。对大商人而言，时代完全改变了。对中国方面来说，是从以“商”为恶，无法完全丢舍意识形态的国家权力，转变成为政权一方主动推动，并保护、培育大商人的时代。且这种转变超越中国本土，从“大元汗国”全境推及蒙古所有疆域。

忽必烈及其策士的目标是，透过优惠远途商业，使得与之相关的中小规模流通、通商也活性化，卷起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物流旋涡。形为这个巨大物流的导火线也是主要推手的就是以阿合马以下的忽必烈的经济官僚及一体化的伊朗系穆斯林为主体的“商业组织”。

忽必烈政权下设管辖多数斡鲁脱克的专门官署，在接受其许可与认可的前提下，各斡鲁脱克展开经济活动。对蒙古来讲，这只是将斡鲁脱克置于国家行政机构的管理之下的行为。

但是，正是这个许可与认可，对斡鲁脱克而言伴随着绝大的威力，因为如此一来他们就能够以蒙古的武力为后盾，也可以拥有优先使用蒙古公权力维持的交通运输之便的重要特权，从而成为所谓的特权公司。

如此，与蒙古政权相结合的斡鲁脱克，使用蒙古的武力与交通网，积极地前往欧亚各地，有时也依情况半强制地进行买卖与贸易。并且，作为其结果，他们也通过蒙古所敷设的交通、输送机关向大都输送物资。

忽必烈政府管理位于大都积水潭北岸一带的官营广场，在此收税。当然，卖出地及纳税地在杭州或泉州等大都市或据点城市也无妨。总而言之，在这些城市也一定会有税务员。只要在中央尚书省网络的所及之处纳税即可。

斡鲁脱克本来是向蒙古王族及诸王侯、贵族等以出资的形式借入资金，以此为资本，进行各种各样的商业行为。他们将其利润的一部分还给作为出资者的蒙古显贵。然而，说到这些蒙古王侯们的资金，其大多数都是以帝王忽必烈的赏赐此一形式来赐予的。

总而言之，这个“物资”与“资金”的两个流通循环，成为相互支援的双重结构。循环的根源就是忽必烈。在此一结构中，忽必烈将纳入的税金作为赏赐来分配，而正是其赏赐成为斡鲁脱克的活动资金。

以赏赐的形式来进行在游牧经济中无论如何也无法得到的经济援助，忽必烈借此将蒙古帝室以下的分权势力都团结到自己的权威之下。这使得利用军事政变、未经“统一库力台”这个正式即位程序的忽必烈，以“财富”这另一个武器，确实取得了自己身为蒙古大可汗的地位。因为他以经济力为后盾来经营帝国。

这种做法当然不得不变成一种点对点的支配。忽必烈的新国家，与诸如其后的清朝，只要有稍具规模的城市就会设置“满城”相比，在面的支配上力量较弱。相反，其各地据点城市及要地与中央的关系却是既直接又紧密的。

要言之，忽必烈帝国是以据点支配和控制物流、通商为最大的特征的，借此超越帝国分有支配的原理与实际状态。因为物资的集散和课税财源等问题都能够在不涉及分有支配的情况下解决。

白银流通

那么，蒙古帝室、王族、贵族所得到的赐予，以及斡鲁脱克借入作为经济活动资本的资金，究竟是什么呢？

那是白银。在《元史·食货志》“岁赐”的条目下，记载了散布在欧亚各地的蒙古帝室，也就是成吉思汗的四位嫡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托雷的子孙等，成吉思汗的庶子阔列坚的子孙，三位胞弟合撒儿（Qasar）、合赤温（Qaci’un）、斡赤斤（Odcigin）及异母弟别里古台（Belgutei）的子孙等，以及蒙古高原强大集团的子孙和族内重臣的子孙所得到的白银金额。

若是一级的王室血族，就可无条件获得一百锭。忽必烈在每年正月于大都举行的朝贺帝室仪式之际，皆对各个家系的族长或是其代理人进行“定例赏赐”。总额是一年大约五千锭。一锭至少是两千克，五千锭就有十吨。

与其后的时代相比，这看起来似乎不是太大的金额。但是，在发现新大陆以前的时代，银的数量很少。在那个时代十吨已是巨额。

这个仪式正是“统一库力台”中“臣服誓言”的替代物。只要这个仪式及银的赏赐继续进行，大可汗的权威就会获得保证，横亘欧亚东西的蒙古大帝国就会成为一体、永续发展。

而且，这说到底不过是“定例赏赐”，也就是说每年必定能领到这些白银。实际因应各种状况还会有更多各式各样的临时赏赐。

其总额依年份而有不同，但时常远远超出“定例赏赐”的合计总额，也几乎是以白银赐予的。极端来讲，只要向忽必烈表示部内或领内有天灾或饥馑，就能得到巨额赏赐。

蒙古诸王族、族长家，成为巨额白银的拥有者，他们也向斡鲁脱克出借这些白银。蒙古王族及贵族都变成了白银的资本主。

西北欧亚的钦察家，伊朗的旭烈兀家，中亚方面的察合台、窝阔台等诸系统，也想得到白银，乐于获得白银赏赐。处于蒙古草原者、云南高原者，也是如此。白银到处通用，成为一切价值的基准。

本来，在欧亚世界里白银作为通货的使用就有很长的历史。在蒙古出现的十三世纪，白银就已经在欧亚的几乎全区域，作为对外通商的决算手段发挥了国际通货的作用。然后，蒙古也在全境创造以白银为通用货币的征税、财政体制。如果在巨大版图中没有一个皆能适用的共通价值基准，蒙古将会感到窒碍难行。这个问题只有白银才能解决。因为若要以黄金作为基本通货，未免也太稀少了。

白银成为蒙古帝国的基本通货，这也让使用白银的历史发生很大变化。那就是在蒙古的全境，也就是大半个欧亚地区，交易与生活皆用白银来支付，白银不仅仅是不同国家或人种间的“会计结算手段”而已。

令“支付白银”普及的最大力量就是征税。在蒙古的全疆域中，涉及万人的征税皆以“白银支付”来进行。至今没想过要获得白银的农民、市民等，再也无法维持不知情的状态。无论喜不喜欢，在民众层级，“使用白银”或“支付白银”的经济也开始非常普遍。

最容易了解的事例就在中国本土。中国长期以来皆处于“白银世界”之外。白银用于岁币、赐予、赠送、贡纳等，就算名目不一也都是对外结算之际才被使用。白银在与粟特（Sogd）商人等其他文明的人群为交易对象时也有所使用，但这亦是“对外结算”。不过，岭南地区与广州等港湾城市透过南海路径，从相当早期就有印度以西的贸易商人来航，所以“使用白银”的习惯在民众层级也多少有所普及。但在上述地区以外的中国本土，只在个别场合才看得到白银的使用。

在蒙古到来的同时，首先在华北，其次是江南，“使用白银”和“支付白银”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这在历史上是很单纯的事实，与到宋、金为止的时代相比，有极为明显的落差。

一般而言，中国地区能够完全成为“白银世界”，是在新大陆的白银，也就是所谓墨西哥银大量流入的十六世纪，即明代中期以后。当然，那是全球性的现象，不仅仅限于中国。例如，日本也是在十六世纪开始显著地普及白银的使用。白银的大量到来改变了世界。

只是，在这里重要的是，“白银使用”的基础早就在蒙古时代准备好了。因为蒙古时代“使用白银”和“支付白银”的体验就发展到民众层级，所以在大量的墨西哥银涌来时，民众自然就能够顺势接受。这是单纯的事实，但或许因为太过单纯而一直没有获得注意。

蒙古及与其相关的人群，如军人、商人、旅人等，立场各式各样，但他们深入江西、湖南、四川、云南、广西、西藏等深山、谷间以及山的另一端（其实他们时常往深山里去。这些人的子孙现在仍生活的乡村或聚落，有时会突然在意想不到之处被“发现”。例如，在稍早以前，就有在中国、缅甸国境附近发现契丹族聚落等具冲击性的事实被报道。在这些情况下，他们大都被认为是和周围人有所不同的“怪人”，其语言或民俗受到关注和调查，其结果就成为“具有冲击性的报告”。只不过，坦率来讲，对文献史家而言，很多事情是早就料想得到的。当然，所有这些事例不见得都与蒙古时代有关，但是其中也有大半是不得不做此考量的）。

在这些人群之中，斡鲁脱克尤其如此。在文献上有很早以前就有大型的斡鲁脱克进入越南的明确记载，而且是较蒙古军团进攻稍早的时期。这是经济先行于政治及军事的一例。

透过这些军人与商人，“使用白银”“支付白银”经济，就普及到一直以来被“文明世界”遗忘的人们及村落中去。就这一点而言，蒙古虽然没有传播什么意识形态或思想，但或许可以说是将人们劝诱到“使用白银”的这个经济世界去的“宣教部队”。

这个以忽必烈与大都为中心的巨大“人”与“物”的循环，说它其实是白银的循环也无妨。此一状况，以忽必烈的大元汗国为中心，其间或有程度差异，但都在蒙古境内展开了。可以说，忽必烈透过白银向蒙古帝国全境发挥影响力。回过头说，中东与欧洲很早就是“白银世界”了。印度方面传统上是金银并用，但还是逐渐地往“使用白银”倾斜。

在欧亚世界里扮演国际通货角色的白银，经过了蒙古帝国的出现，以及忽必烈新世界帝国这个掌控、引导以银为媒介的巨大经济循环的政体成立这两个阶段，开始走向通往“世界通货”的道路。接着，由于“大航海时代”以后大量新大陆白银的到来，世界整体一举变成以白银为共通价值的“白银世界”。蒙古时代就具备这样的条件。“白银时代”即“世界共通通货时代”的门扉，在蒙古与忽必烈时期，已经能够并且确实被打开了。

白银以忽必烈及大都为中心开始流通。不只是蒙古帝国，欧亚世界也和流通的白银一齐被看不见的手慢慢地、确实地联结起来。接着，整个世界开始迈向一个被包裹进单一经济结构的遥远的、以近现代为名的后世，巨大历史的步伐静悄悄地迈出。

欧亚通用的重量单位

有一个绝佳的事例，显示白银是蒙古世界共通的“基本通货”。忽必烈向蒙古帝室以下的成员赐予的“定例赏赐”是银锭，是重量大约两千克的银块。其形状有许多，但在东方大致是背部呈圆状，左右与内侧内陷的独特形状。其后这种银锭又被称作马蹄银。

这样一个白银的铸块就是一锭，也就是白银的基本单位。银在中国方面有钱、两、锭三个阶段。钱的十倍为两，两的五十倍是锭。反过来讲，就是一锭等于五十两，等于五百钱。

锭、两、钱是彻彻底底的重量单位，形状如何皆无所谓。银的重点只在于重量，是称重来交易的称量货币。

银锭之所以是马蹄形状的铸块，其实不过是大元汗国的统一形式，因为如果完整的银块的重量足足有五十两，那么高额的赏赐就极为便利。换句话说，再无更重的重量单位。

然而，这里才正隐藏了关键。在蒙古全境中，这个重约两千克、形状独特的银块，就作为表示白银的最大重量单位，成为共通的基准。查证当时的几种文献，忽必烈所赏赐的这个银块，在蒙古语称作“斯给”，也就是“斧头”；同样，在畏兀儿语称作“雅斯脱克”，也就是“枕头”；在波斯语念作“巴利休”，仍是“枕头”之意。

当然，“斧头”或“枕头”不过是形容这个独特铸块形状的比喻，和称作马蹄银没有什么差别。然而，在这里重要的是，这个“斯给”“雅斯脱克”“巴利休”等词，皆超越了形状，也作为显示银本身的重量单位来使用。

也就是说，所谓一斯给、一雅斯脱克、一巴利休，就与一锭是同样意思。例如，在波斯语史料中如果记载“给予一百巴利休的银”，就等于是授予一百个银块，或相当此重量的银。如果是汉文史料的话，就会是“赐予银百锭”。

话说回来，关于白银在当时似乎就没有表示锭以上重量的词了。有枕头、斧头以及马蹄等奇妙形状的这个银块，作为在蒙古统治下显示白银最大重量单位的物品，在欧亚东西方开始流行。

也许因为畏兀儿语是突厥语的一种，所以自中亚至西北欧亚全境都称之为“雅斯脱克”。只是从截至目前的文献中还无法找齐明确证据。另外，波斯语是当时的国际语言。伊朗方面不用说，中亚、西北欧亚、北印度也把波斯语作为书面语广泛使用。同样也是意味“枕头”的词，或许“巴利休”在广泛的范围下较为通用也说不定。

所谓的“斯给”，应该是银在蒙古支配阶层中的称呼。相反，“银锭”是使用汉语与汉字的人们的说法。将这四种语言可能使用的范围标示在地图上，就可以覆盖蒙古帝国全境。总而言之，这种形状的银块与其所代表的重量单位，在蒙古全境是共通的。

回过头来说，作为白银重量单位的钱、两、锭，各自大约是四克、四十克、两千克。根据出土的当时的畏兀儿文献可以了解到，巴克鲁、斯提尔（或塞提尔）、雅斯脱克等重量单位，与钱、两、锭完全对应，被作为重量单位来使用。至少汉语与畏兀儿语这两个世界，超越了语言的差异，使用了同一重量体系。令人遗憾的是，有关剩下的波斯语及蒙古语，是不是有相当于汉语的钱及两的重量单位，目前还未有定论。

只是，在此应该注意的是，在后来为蒙古所灭的金朝统治之下，中国的锭才开始具有五十两之意。在那以前的中国，有几种重量的“银条”被称作“铤”，那在其后变成“锭”了，两者的汉字发音皆为“ding”。一直到金代为止，有各式各样的银锭，重量和形状都有很多种。一锭不一定是五十两。

另外，中亚、中东、欧洲几乎不存在相当于两千克的重量单位。也就是说，蒙古会制造出一锭等于五十两的银锭，是承袭了金代的遗制。然后，与“锭”所对应的“斯给”“雅斯脱克”“巴利休”也正是因为处于蒙古时代才成为可能。

当时银锭的实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及日本和其他地区都还有相当数量留存。但是，不只是所谓的枕形、斧形的银锭，平板状的条状在日本，然后鱼板形的细长形状在俄罗斯皆有所流传。每一个银块皆重约两千克。

还有，俄罗斯在一八五一年和一九一四年都有发现银块的报告。其形状与其说是斧头，不如说是压得扁平的东西，面与面的交线都趋近直线，而且切面非常锐利，然后，很明显是在略显细薄的中央部被打碎的。其每个重量大约一千克，每个表面都刻有汉字，单面可以很清楚地读到“银伍拾两”。也就是说，它本来是约两千克的银块。

其中，从收藏于东京日本银行货币博物馆的银块可以看到，上面刻有八思巴文字与汉字的“大元天历年”等文字。那是大元国的天历二年，也就是一三二九年的镌刻，较忽必烈时代要晚得多。

只要重量有两千克，形状如何都是无所谓的。相反，如果在中亚以西发现枕形的银锭，那么当地的王侯从大元宫廷拿到的确实就是这种形状的实物。

与银锭对应的斯给、雅斯脱克、巴利休，也慢慢地变成与其本来所指的形状无关，只是显示重量本身的单位。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波斯语的史料中，屡屡看得到“以铜□□巴利休”这样的形容。当然，严格地来考虑的话，如此用例的“巴利休”，也可以做别的解释。例如，无涉银、铜等素材的差异，也许是纯粹以所有事物的重量单位来使用的意思；或者是将铜以银的重量来换算显示的数字，也就是说“巴利休”也有可能是只适用于银的重量单位，也完全有作为价值单位的可能性。目前很难下定论。不过，至少可以确定“巴利休”已经不仅止于“枕状的银块”之意。

这里再次强调，大约四克、四十克、两千克这三个阶段的重量单位成为蒙古帝国“基本通货”的白银重量体系。其中的约四克，是因为自古萨珊王朝的硬币等大多数的“银货”“银钱”的重量大抵如此，所以从很久以前就得到广泛使用。其十倍的四十克也是可以与之联动的重量。只有最大重量单位的两千克，是源自蒙古的东西。并且，又加上往昔以来的四克、四十克体系，它们成为一套重量体系。

现在于意大利佛罗伦萨仍有正本留存的裴哥罗梯（Pegolotti）《商业指南》一书，在当时是作为蒙古时代十四世纪东方贸易的入门手册来书写的。“巴利休”这个词在此作为东方使用的价值基准登场。然后，书里还记载着只要带着白银到东方去，就不会有阻碍。

不只限于裴哥罗梯，意大利的贸易商人们在使用“巴利休”这个词的同时，也了解到枕形的银块，或者至少是“巴利休”一词所表示的白银的独特重量，也就是价值单位。此事就如同单个或多个人物假托“马可·波罗”之名一般，显示了对于当时的欧洲人来说，波斯语是当时蒙古统治下最好使的国际语，同时也告诉后人蒙古的重量单位体系至少也普及到了意大利。总而言之，在忽必烈政权下采用的锭、两、钱等蒙古帝国的重量体系，连通了欧亚。

纸币是万能的吗？

但是，其实白银本身是不够用的。银的绝对量相对于必要的流通量是不足的。盐引和纸币作为其辅助者而出现。不过，上述两者性质不相同。

一般而言，一说到忽必烈政权，马上联想到的就是纸币。宋代被称作会子和交子的一种约定支票，到了金代明确地有了现在纸币的外观并大量发行。忽必烈及其策士们将之吸收，在忽必烈通过“军事政变”即位的中统元年，即一二六○年七月这个极早的时期，就发行了纸币。

该纸币正式来说被称作“中统元宝交钞”，简称“中统交钞”或“中统钞”，有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一百文、二百文、三百文、五百文、一贯、二贯十种。

所谓的“贯”就是“一串”的意思，将一千枚铜钱以一条“绳索”或“钱绳”穿过串起，要言之，就是一千文。

这些纸币的面额成为铜钱的单位，例如，十文就等于铜钱十枚。实际上，在每张纸币的中央稍向上处，记有显示面额的汉字，亦绘有表示其相当铜钱枚数的图画。

笔者总不得不认为，一直以来对这个总称“交钞”或“钞”的纸币评价都太过了。的确，在这个坐拥巨大国土的大元汗国，而且在十三至十四世纪这个时间点上，要全面实行纸币政策，无疑是人类史上应该大书特书的一页。在大元汗国统治下的主要城市中，设置有负责交钞印刷、管理、运用的官厅，而且由于这个纸币至少在“原则”上是兑换纸币，所以成为纸币发行基础的准备金即“钞本”也有相应的储备。

大元汗国在全国各地设置了负责将过度使用而脏污揉烂无法再用的“昏钞”换成新钞的“交用库”或“倒钞库”，在大都等地也设置了数个倒钞库。有传言称，朝廷在进行昏钞手续之际，强制收取手续费，或是为了收取手续费而故意使用大尺寸、容易揉烂的纸等。不过，多多少少的“运用之妙”是理所当然的，不应该受到非难。

无论如何，他们向全疆域布下规模如此巨大的金字塔式网络。而且，以这些组织、机构为主，涉及纸币政策的一切都置于大都中央综合经济官署尚书省的掌控下，所以说阿合马等忽必烈的经济官僚的能力有令人刮目之处。

在东方，其后纸币政策就被放弃了。明朝的创始者洪武帝模仿蒙古发行纸币，但立刻就失败了。因为他们没有筹措发行准备金，所以才导致此一结果。只是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一直以来都没什么人谈到洪武帝的失败。在世界史上，直到十九世纪以后与大元汗国匹敌的纸币政策才得以开始展开。大元汗国货币所持的远见性、组织力、运营力，以及规模的庞大，无论强调其在世界史上有多么大的意义，应该都不算过分。

只是，问题是世人一直以来都将大元的纸币想得太过万能了，也就是说，什么都被认为只要有这个以“交钞”为名的纸币就能了事。因此，才出现了例如元末纸币通胀，经济混乱，其结果就是大元“灭亡”这个大历史叙事。不过，其实正如后所述，前面提到的“中统钞”与白银相联结，是至元末为止一贯的基本纸币。另外，例如其后发行的“至元钞”等，在其每个时期的政权下印刷的纸币都会发生极大改变。这个由双重柔性构造外观上的“纸币通胀”，就是大元汗国纸币政策的本质。

其实，当时的社会并未发展到经济与社会会因“纸币通胀”而混乱的程度。产业与经济、生产与消费，也未如现代般成为完全联结的有机体。将当时的社会与高度产业化的生产社会、消费社会进行拙劣的比较是危险的。看起来已经“定论化”的这个“纸币通胀”导致的“元朝”崩坏说，可以说是误解，是太过比拟现代社会的印象论。

之所以会产生有关忽必烈政权纸币政策的这种印象，“马可·波罗”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大可汗以纸创造通货，构筑了莫大财产”的这句名言被四处引用，闻名于世。忽必烈就像“炼金术师”一般的形容的确是比较容易理解的。这句话虽然不是胡言，但也只是事实的一部分而已。

纸币是小额通货。大元汗国几乎从未发行铜钱。在忽必烈之后，就算有少量的发行，也可以说是近乎一种“纪念币”，发行量少。忽必烈及其策士们事实上放弃了中国传统的“铜钱主义”。

取而代之的是“交钞”，也就是“纸币”。所以，“交钞”才会绘有与其面额相当的铜钱图案（虽说如此，在通行之际，“交钞”也是以银的单位“两”或“钱”来换算的，所以仍然是与银联动的）。他们只是以既轻薄，携带又便利，印刷费也便宜的纸币，来取代既重且铸造又花钱的铜钱。

最高面额不过两贯的“交钞”，可以说是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小笔交易之物，不适合大笔的交易。而且，关于它在何时使用，是否到处通用，也存有疑问。

铜钱有实质价值，但交钞充其量只是纸张，正是因为有国家权力的强制力及信用才能通用。例如，金朝末期恼于军事费不足的开封金国政府，滥发庞大的纸币，但谁也不相信已经动摇的政权的纸币，其纸币已经成为废纸。

还有，一旦离开都市到广大的农村及山区甚至是穷乡僻壤之地，应该就几乎没有人使用纸币了。铜钱的情况也一样。现实的当地生活依然是以物易物，以小麦或米的“代用货币”为中心。

相反，正是因为白银本身作为本金能够以绝对价值来交易，在大笔交易的场合还可能会被地主或有名望的人物等使用。在前近代世界中，只要除却权力的相应渗透，人群往来交错的城市地带——交通要冲或特别大城市的近郊另当别论——大致都是这种程度。

要言之，纸币能够通用的地方，是中央与地方政府机关及军事据点的所在之处，换句话说，就是政治、军事、政权的力量确实渗透的安稳地点。尤其是在纳税、俸给、军事调度、赏赐褒奖等领域，只要是政府直接涉及其中，纸币就会作为有意义之物被毫无质疑地通用。

除了大都，以杭州、开封、京兆、扬州、泉州、广州等主要据点城市及官营场为首，纸币也都有很大程度的通用。至少在关于中国本土方面，可以说是大元汗国的行政、司法上的参考书的《元典章》中所记叙的设有纸币相关机关的诸城市，都可以视作对纸币有所使用。还有，吐鲁番盆地的畏兀儿王家的冬都哈拉火州和天山以北的夏都别失八里，或是与额济纳河对望，西夏以来的哈剌契丹等，就算是多么偏远的“边境”，只要在远距离交易中心地及军事驻屯地等处，纸币作为一种“基地经济”反而更加通用。正因如此，在这些地方会有“交钞”出土。这也意味着，并非即便在这样的“边境”也有使用，而是正是在这样的“边境”才会被使用。

从当时的世界情势来看，用纸币可以购物并与银兑换，光是这样就令人吃惊。只是，考虑到纸币流通的地区或场面有限，以及其面额较小，就不得不说不能将纸币过度地视作万能。那么，在大元汗国流通的“高额纸币”究竟是什么呢？

“高面额纸币”是盐引

在事实上扮演“高额纸币”角色的是作为国家专卖盐之兑换券的“盐引”。

在中国，作为汉代以来专卖制的结果，盐是一种高价商品。因此，若有价格稍廉的食盐，就会飞也似的畅销，无论在哪个时代都有黑市盐商横行于世，这当然是专卖制下过分抬高盐价的结果。作为盐的公认兑换证的盐引，是拥有盐这个现实背景的某种有价证券。由于其面额颇高，所以实质上也扮演了和高额纸币同样的角色。

中国自古就有盐引这个制度。阿合马以来的财务官僚们又施加创意，令百姓主要以银购入盐引。对于忽必烈而言，盐引是与银联动的“纸币”，是不太够用的白银的替代品。

中央政府的另一个收入来源商税也以纳银为基础。忽必烈帝国的中央政府财政，是以包括盐的交易在内的全部商业行为所获的白银为支柱的。

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呼和浩特的内蒙古考古研究所，收藏有自西夏时代以来的城市遗迹哈拉浩特（Qaraqota）出土的盐引原物。就目前所知，这是唯一留存的大元汗国时代的遗物，可说颇为贵重。

盐引只有位于大都的尚书省或是设于大区域的派驻机关才能发行。商人们前往这些机关购买盐引。从哈拉浩特出土的盐引中，在“中统钞”的额面上以墨书有“五拾定”（五十锭）的字样。发行时间是至治元年四月，也就是一三二一年，属于忽必烈第四代孙英宗硕德八剌（Sidibala）的时代。日期处则空白没有记载。

只要看看这枚盐引，就可以知道盐引的购入价格被称作买引钱。另外，在时间上，因为印刷有“至治元年”和“□月□日”，因此盐引的“正式用纸”似乎是每年批次印刷的；也因此可以知道承办官厅因应必要，在使用时以墨在上头记载面额、发行月日及处理的负责人和验收人的姓名，并且，要在整个版面盖上朱印才会有效。

中统钞五十锭，是交钞最高面额二贯的二千五百倍，是与交钞无法比较的高面额。那么，它换算成银到底又会是多少呢？这其实很难计算。

交钞与白银的公定换算率，一开始是交钞二贯等于白银一两。但是，那是政府的“期望比率”。实际从相当早的时候开始，换算率就是从十分之一到二十五分之一。其后实质价格也逐渐下降。

因此，到了忽必烈时代开始已发行名为“至元通行宝钞”，简称“至元宝钞”或“至元钞”的新纸币，以中统钞为基准订为五分之一的价值。甚至，在忽必烈辞世后，也发行新的交钞。那个时候中统钞也成为基准。而且，数量虽少，但中统钞皆有持续印刷、发行。

要言之，交钞与可以说是“基础纸币”的中统钞，和当时应时发行的各种“临时纸币”形成了双重结构。然后，如前所述，与白银直接联动的是中统钞。恰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定历史时期，与美元或日元联动的是“外汇兑换券”，也就是所谓“外货券”或“外汇”，相对于此在一般生活中使用的则是“人民币”。方才所述的“纸币通胀说”说的就是这个“临时纸币”暴跌的现象。就算如此，大元汗国的财务当局也不在乎。只要白银以及与银联结的中统钞维持平稳即可。

在元代中期发行的这个盐引实物上以中统钞换算来记载面额一事，也可作为上述的佐证。若是姑且将当时困难时期的实际汇率从诸史料中拾拣出来观察可知，这枚盐引面额的中统钞五十锭相当于白银二点五千克左右，用银锭来算是一个多，仍然是相当高的额度。

在这枚盐引里还藏有更令人吃惊的秘密。本来盐引指定了将之携去即可换盐的制盐地和可以贩卖盐的“行盐地”，就这枚盐引实物来说，则是“两淮”即淮水与长江间区域的“淮东”与“淮西”，意即指定在位于华中沿岸的制盐地领取，在华中地方拍卖的盐引。

然而，这枚盐引竟然在相隔遥远的甘肃及蒙古边境，沙漠中的人工军事城市哈拉浩特出土。这是盐引本身到处皆可销售，与制盐地与行盐地无关的最佳证据。

若是想换盐，去换就好。不过，不去也可以。以能够换盐为前提，这个盐引被交易，甚至来到了沙漠中的军事城市哈拉浩特。

另外，在科兹洛夫（Kozlov）调查队的调查中有名的哈拉浩特遗迹，其实在一般认识上与其说是西夏时代的遗物，不如说是原样留下蒙古时代末期样貌的“时光胶囊”。其遗物不只限于这个盐引，还满是蒙古时代贵重的文献、遗物、遗迹。而且，那盐引也正是“活生生的”蒙古时代的“证明”。

白银二点五千克的大笔金额，皆被容纳在一枚纸制的盐引里。无论何时皆可换成高价国家专卖品盐的盐引在现实上发挥了作为与银直接联结的“高额纸币”的机能。

商人们踊跃收购并频繁地利用以一张纸就具有高额价值的盐引。由盐引卖出所获得的收入，达到中央政府财政的八成以上。国家主导的专卖及纸币政策，以及如前所述的白银与物流，远距离交易与经济社会活性化的促进，都是整合完善的漂亮做法。忽必烈的新国家的确配得上通商帝国的称谓。

＊宋钱招来误解

中华王朝一直以来都在原则上坚持以铜钱为基础。

然而，忽必烈与他的策士们却干脆地放弃这个坚持。在通货的素材上也不再坚持只使用铜。从蒙古全境来看，钦察汗国以及旭烈兀汗国也发行了作为交易通货的黄金。忽必烈政权亦在对帝室进行“定例赏赐”之际，下赐少数的黄金。他们虽以白银作为“基本通货”，但也利用如黄金和纸币等可以利用之物，尽可能地因应了广泛的通货需求。我们不得不说，这个政权与国家的体制已和过去完全不同了。

只不过，忽必烈与顾问团只是没有采取“铜钱主义”而已，但并没有否定存在于现实中的铜钱。所以，大元汗国是以银为基础，再加以与之联动的盐引和纸币，偶尔使用金，也可以使用通用到宋金时代为止的铜钱。

然而，这里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接收南宋的结果是纳入新版图的江南是一个“铜钱主义”的世界。是否要认可南宋时代的铜钱？这个问题在忽必烈政权的中央财务厅尚书省及江南占领军的派驻前线间，似乎发生过些许争议。据说似乎也出现了不认可铜钱，要全面换为交钞的强硬意见。结果，若是突然由铜钱至上的世界转移到银与纸币的世界，一定会引起重大混乱的常识论被采纳，使得铜钱得以继续使用。也就是说，对忽必烈国家来说还是原则论优先，因为若是在好不容易到手的江南引发不必要的混乱，那么一切将会血本无归。

不过，在纳税之际则须使用白银与纸币。这是一种原则与实际，官用与民间的并存、折中方案。在江南的民间买卖或经济生活中，铜钱还是可以如往常般被使用。

这意外地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因为涉及政府以及官用的事业或买卖者，再也没有必要如南宋时代般大量地囤积铜钱。铜钱这个通货，一旦大量使用就变得很麻烦。此时，就发生大量铜钱被抛到市场上的状况。很难想象南宋时代还曾为铜不足或铜钱不足所苦。

虽然也不是不再需要铜钱，但还是出现了铜钱过剩的状况。然而，此时出现了非要铜钱不可的一群人，那就是日本贸易商人。

终北宋及南宋两代，由于屡有日本船前来大量购入铜钱的情况，铜钱不足的状况日趋严重，因而宋代政府曾颁下了禁令。然而忽必烈政权早已不再拘泥于铜钱，社会已经发展到自由经济时代。对江南社会而言，铜钱成为最有利且自由的出口商品。

或许由于蒙古的两度侵袭，日、元关系总被错认为是冷淡的，但现实完全相反。在第二次远征日本之际，日本的贸易船队也频繁造访江南，更何况其后还发生了大交流的浪潮。

在中日交流历史上，稍微晚近的最盛时期其实就是蒙古时代。当时屡屡有一次就是几十人、几百人的留学生或留学僧渡海到大陆的情况；从大陆也有一流的文化人士、工艺家等频繁地来到日本，有时甚至永久居留。两国虽无正式的邦交，但贸易往来非常频繁。

从江南到日本的最大出口商品是铜钱。那当然不是元钱而是宋钱。一九七六年，在韩国木浦的新安海域发现了蒙古时代的贸易船，从在船上所发现的许多木札、木简的记录上可以了解到，此船载有送往京都东福寺与博多的货物，以及其于一三二三年自宁波出发，目的地大概为日本的博多这两项讯息。货物中除青花瓷等物以外，也有大量的宋钱。这是理所当然的。

有关宋钱，在此只能谈到它是在宋代制造的，至于何时被运来的则另当别论。这里有很多未解之谜。

然而，不知为何总有一种武断的见解认为日本的宋钱就是日宋贸易的产物。虽然日宋贸易确实很频繁，但日元贸易应该更频繁。此外，要是谈到铜钱，那么到曾经颁布国家级禁令的南宋时代为止的时期，以及对铜钱没有特别拘泥，反而自由经济还受到国家奖励的蒙古时代，在环境上是完全不同的。

只不过，如新安海域的贸易船般，连运送时间都清楚地发现的事例还是很稀少。若像其他那些无法证明传入时代，只是原样出土，或是摆在路边摊的宋钱，很难让人们知道它们是何时来到日本的。

宋钱会招致误解。但是，这误解是人们自己的武断想法所造成的。

欧亚世界通商圈

忽必烈政权吸纳了拥有当时世界最大经济力和产业力的中国本土，采取了自由经济政策，奖励跨越区域与“文明圈”框架的大型通商。无论是谁，身在何处，都可以做生意。人种或民族皆无所谓。只要支付百分之三点三的商税与关税，就可以自由通行。

只是，忽必烈在世时，由于中亚方面发生帝室一族的反抗，在政治上忽必烈自身未亲眼看到其开花结果。然而，忽必烈与策士们的构想，确实在忽必烈长逝后的十三世纪末实实在在地结出了果实。然后，到了十四世纪前后，就名副其实地出现了横亘欧亚东西的人与物的大交流。

有许多人亲身为这个时期的欧亚大交流做见证。他们既有经由陆路来去的，也有经由海路来去的。

在文献上将往返陆路的史实描述得最清楚者，就是旭烈兀汗国的使节团。那最主要是因为最重视波斯文的蒙古政权留下了其所著的历史书籍。

他们组成以几百人为单位的旅行团，利用敷设在蒙古东西的站赤路线，悠然前来。被称作“答纳”的大珍珠以及名产“大马士革剑”、优良的“阿拉伯马”、中东的优质织金，包括香料在内的种种药材等——他们携带数额巨大的进贡品和礼品前来。此外，属于宝石的一种，又被用在最高级“青花瓷”瓷器图案上的青金石，或是作为代用品的钴颜料等，也可能是由他们带入中国的。

在这些使节团到达之前，处在行经路上的驿传路就较平常准备更多的马匹与骆驼。只要事前通知即将经过，蒙古的驿传负责官员就会奋力地迎接大旅行团。从接到旅行团到送至下一宿驿间的接待费用是很庞大的，为此政府时常划拨特别支出。

这样的使节团逗留在大都的特别宾馆内，此事在汉文史料上留有记录。然而，由于接待过于舒适，所以陆续有使节团不思归去。由于是数百人单位的长期逗留，因此接待方很是忙碌。其中似乎也有不少同一王族分别派遣的使节团彼此撞见的情况。

当然，这样的事例是特别的。然而，不仅只有可和旭烈兀汗国匹敌的大势力，在其组织之下的个别王侯、地方君主以及地方权力者等好像也屡次派遣使节团，因此其数量乃超乎想象。

即使在《元史》里只写到“遣使朝贡”，例如以大约三年一次的频率遣使而来的伏尔加河钦察汗国君长家的情况等，我们也必须考虑到他们所来自的区域或旅程，其君侯的位阶等不寻常的情况。如果每个使节团都准备了如旭烈兀家的使节团那样的“伴手礼”，就已经不知道政治与通商到底哪一个才是其主要目的了。或许我们可以认为，当时蒙古治下的每一个政权、每一个地区都曾派遣过通商使节团。

一方面，有关陆路，在民间层次的证言里，刚才已经提到的裴哥罗梯最容易了解。据其所言，从意大利搭船到黑海，经过克里米亚半岛在塔纳（Thana）上陆，接下来再往东方去就是蒙古的世界。那里不会像欧洲那样在路上遇到劫匪或强盗，利用马车可以在借由公权力整备的公共道路上安全又舒适地旅游。在此所描述的状况，坦白说来太过理想幸福，反而令人退缩不知道是否可以直接这样解读。在有关旅行便利和安全方面，后面会提到的“蒙古体系”没有公私之分而广泛地提供服务。

另一方面，有关海路，已经有许多人的报告和体验。汪大渊的《岛夷志略》是由东往西航海而归的人们的珍贵记录，从中可以看到最基本的还是通商。到了蒙古时代，远较南宋时期更具有政府直辖的特别高级窑业专门产业城市色彩的景德镇，出产中国区域特产瓷器的最高级品，它们跨过山岭，在泉州及福州的港口装船。一读《岛夷志略》就能够清楚知道，中国的青瓷和白瓷，尤其是“青花”即日本所说的“染付”，对由东往西的商船队而言是最高级的贸易商品。在单色容易令人联想到硬质宝石的中国瓷器的技术上，加上波斯陶器的彩绘习惯与蒙古伊斯兰共通的钴蓝色的品位，上述三个要素结合出现的青花是只有蒙古时代才能看得到的东西方交流的精华，在从印度到伊斯兰的世界，都受到略显异常的热烈欢迎。

史上存有诸多疑点、真相复杂的“马可·波罗”也是在海路上由东向西的人。搭上将蒙古贵妃从大元汗国处送到旭烈兀家的使节团船队便船的波罗一家身影，只在《百万之书》中可以看到。另外，有关这个使节团，波斯文写成的史书《瓦撒夫史》（Vassaf）上有详细的叙述。

曾为旭烈兀官吏的谢拉夫丁（Sharaf al-Dīn）所著的《瓦撒夫史》毫无错误地描绘了当时的真实情况。那本书上没有提到波罗一家。但是，此史书关于他们一家以外的所有人士，包括正使以及副使的姓名在内，与“马可·波罗”的描述其实颇为一致。

向《百万之书》传达讯息的人物无疑也身在这支船队中，他恐怕是用“马可·波罗”之名来谈论了自己的体验。此外，这两本书无法否认的一致性可以证明，印度洋上的东西航路最晚在十三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到九十年代是完全掌握在蒙古手里的。

据说在泉州还留有墓石的来自佩鲁贾（Perugia）的方济各派（Francesco）修道士安德鲁（Andrea）是从西到东，即从伊朗到中国的人物。他接受罗马教皇克莱门斯五世（Clemens Ⅴ）的命令，被派到位于汗八里（Khanbalik）也就是大都的孟高维诺（Giovanni da Montecorvino）处，完成了任命他为汗八里总主教的使命；其后前往刺桐（即泉州），成为刺桐主教后逝世。

不过，无论怎样，由西往东航海而归的代表要算是伊本·巴图塔。出生于摩洛哥丹吉尔（Tangier）的他，在埃及等中东各地旅行后，逗留在政治上几乎统一印度次大陆的图格鲁克王朝（Tughluq）君主穆罕默德（Muhammad）处。在那里长期逗留后，他又通过海路来到了大元汗国。他的游记是证明蒙古时代欧亚世界是多么自由开放，多么容易旅行的最佳书籍；同时也最清楚地呈现了其时往南方的海路是多么活跃。

针对利用这些海路的海外通商，忽必烈及其策士们决定以销售额百分之三点三为原则（依船商的种类也有百分之五或百分之七的情况，不过基本上是三十分之一）。以泉州为主的中国东南沿岸主要港口都市，设置了负责贸易事务以及进出口管理的“市舶司”官署。其名称和宋代以前一样，乍看之下会被认为是同样的体系。然而这个组织在忽必烈帝国时代是较南宋更多由政权主动奖励、推动、管理的，并没有在表面上说因为“蕃商”过来才不得不管理，但又期待进口税收的那种矛盾姿态。大元汗国在航海路径上的停泊港到目的地交易处都设有派驻员，统一管理其出港、停泊、交易及归港；加之政府机关还在泉州等造船业中心地亲自制造贸易船只，连同资本金一起出借给海洋商人，力图促进贸易。据说贸易船跟资本金的出租费用是贸易利润的七成。

大元汗国不只如宋代以前只是一般管理港湾的出入，还企图掌握海路与其所有的通商行为。那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忽必烈政权与成为海洋通商中心的穆斯林商人势力联结并将之收纳进来。

这和陆上系统一样是点对点的据点支配。不过，散布在大元汗国领域内的主要港湾以及东南亚沿岸要冲的停泊港、港湾都市，都与大元汗国中央官署或名为“行省”的派驻机关直接联结。

借由全政权之力图振兴贸易的大元汗国力量，海上东西方贸易已经清楚地系统化。对此而言，印度沿岸地带扮演了中转点的角色。然而，从十三世纪末到十四世纪，在内陆地带的北印度平原中，图格鲁克王朝等德里苏丹诸政权迎击经常由中亚南下侵略的察合台汗国军。尽管如此，伊本·巴图塔是作为图格鲁克王朝君主穆罕默德的使节而从海路由印度到中国来的。广泛地来看蒙古与印度的关系，内陆与沿岸有不同的因应方式。在历史上，不如说北印度和中亚、内陆亚洲的关系较深，很多事物应该要在其延长线上考虑。有关多元世界印度与大元汗国的关系，还有待今后的研究工作来解释说明。

在西亚和中东，不仅旭烈兀汗国，埃及的马木留克王朝也进入了这个通商链条。刚开始是民间的层次，然而之后由于旭烈兀汗国伊斯兰化使得政治对立的壁垒消失，马木留克王朝更积极地参与“东方交易”。其推手是喀里密（Karimi）商人。他们购买经过印度洋到来的东方物品，在中东诸区域贩卖，甚至卖到欧洲诸国。

西欧也自动进入以大元汗国为中心的欧亚通商圈。威尼斯（Venezsia）、热那亚（Genova）、佛罗伦萨（Florence）等以海洋通商作为立国根本的意大利城邦国家，本来就有与东方特别是蒙古接触、通商的历史。蒙古已经由过去的“恐怖时代”明确蜕变成以大元汗国为中心的松散国家联盟主导的“融和时代”，不仅是地中海方面的意大利诸城市，包括阿尔卑斯以北的其他西欧诸势力在内，在政治上面向东方的壁垒都急速消失。以“十字军”为名的“对决世代”已经远去。

威尼斯档案馆内藏有当时与旭烈兀汗国之间交换的通商议定书，里面有许多有趣的内容。关税一律和遥远的大元汗国统治下的东方同样为百分之三点三。在过去来讲，这是极低的税率。另外，档案还记载了各种各样的细节。令人惊讶的是，档案中还有在运送商品的时候，如果发生危害或灾难，蒙古方面将会补偿的一节文字。

经常有意大利商人来往旭烈兀汗国的君主处，甚至也有直接留下成为臣子者。例如，一三○二年第七代君主合赞（Ghazan）向教皇卜尼法斯八世（Bonifacius Ⅷ）送出使节与书简。其使节是热那亚人布斯卡雷诺·基索卢非。此外，来自比萨（Pisa）的伊索这位人物，是合赞之弟，其后在后继者即第八代旭烈兀汗国君主的完者都（Öljaitü）成为基督教徒时，为其取罗马教皇尼古拉四世（Nicolaus Ⅳ）之名作为受洗名尼古拉的命名者。

其中令人最惊讶的是下面的事实。其后成为旭烈兀汗国新首都苏丹尼叶（Soltanieh，这座城市可能是模仿大都而建造的）总主教的威廉·亚当（William Adam）在一三一五年起的十七年间的某个时期，提出了有点令人难以置信的有关旭烈兀汗国与欧洲结盟的提案。根据英国的蒙古帝国史研究者摩根（D.Morgan）的观点，其提案内容竟然是让小舰队航向印度洋，而且是让热那亚人航行，以截断马木留克王朝与东方间活跃的通商生命线。

其提案还只停留在计划阶段而已。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不久以后旭烈兀汗国就和马木留克王朝讲和了。即便如此，还是可以令人理解，埃及与东方的海上通商是多么繁盛，然后此事在欧洲方面，特别是让与旭烈兀汗国交好的意大利商人强烈意识到，要将东方贸易理解为马木留克王朝“生命线”的事实。也就是说，欧洲势力想直接将舰队送进印度洋，与东方直接通商的构想，并不是从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的时代以来才开始的。

蒙古时代后半叶的欧亚

如此，整个欧亚，从东到西，由穆斯林斡鲁脱克商人、喀里密商人、拜占庭商人、意大利商人彼此交会错综形成横向联结。虽说如此，但让这个欧亚世界通商圈成立的，是奠基于重商主义与自由经济，施行从未有过的通商振兴政策的巨大、富庶、繁荣的东方，也就是大元汗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