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忽必烈与他的策士

蒙古左翼集团

对于在兄长蒙哥即位典礼及其后接受东方委任命令的翌月就火速赶至金莲川的忽必烈来说，首先必须着手的是“建立组织”。

他与札剌亦儿国王家族之间，或许早就取得默契、达成共识，要不然就无法将军队进驻金莲川这个游牧地。

历史上认为，在这个札剌亦儿国王家中，第四代速浑察的后继者忽林池（Qurmuši）是无能的。原本是由于其弟乃燕（Nayan）的强烈拒绝，蒙哥才放弃了指名有能力的乃燕，以乃燕辅佐为条件，认可由忽林池继位。至少史料上是这么解释的。

忽林池是否真的无能，并不清楚。但是，其后忽林池作为一位札剌亦儿国王非常努力，在稍后发生的帝国大动乱中，也与忽必烈站在一起，在紧急关头必定出面。然而，他从不高调张扬。

比较显眼的是速浑察的弟弟霸都鲁（Ba’atur）。他成了忽必烈的参谋，并且不只是单纯的参谋，而且是最高阶的副将，是股肱之臣。历史上也认为，向忽必烈进言“燕云之地”即中都地区到大同一带的游牧与农耕两个世界相接之处应为帝都地点者，就是霸都鲁。据说这是他对于在哈拉和林（Qaraqorum）的现任皇帝蒙哥将帝都设置在中亚河中地区的构想的批判。

姑且不论他究竟与“燕云”帝都提案是否有关系，但如果没有霸都鲁，就没有进驻金莲川一事。这是因为霸都鲁相当于札剌亦儿王族现任君长的叔父，不只是其监护人，也是忽必烈的姻亲兄弟。

忽必烈的正妻察必（Čabui）是成吉思汗正后孛儿帖出身的弘吉剌驸马家的女儿。她的一位姐姐帖木仑其实就是霸都鲁的夫人。并且，这样的连带关系中还存在另一位更重要的人物。

那就是察必与帖木仑的胞兄，弘吉剌驸马家的现任首领斡陈。也就是说，忽必烈拥有一位代表帝国最高姻亲集团的族长，以及一位在帝国东方占首要位置的系谱集团的事实首领，这两位实力雄厚的人物的支持是忽必烈很大的优势。并且，这或许就是蒙哥将东方委予忽必烈的最大理由。

斡陈所率领的弘吉剌驸马家游牧领有地，位于金莲川草原正北方，以湖水为中心，面积广大。要言之，忽必烈是在霸都鲁与斡陈所控制的势力范围内建立起了大本营。

在靠近弘吉剌领地的东南方，是亦乞烈驸马家的游牧领有地。而剩下的忙兀族长家的游牧地位于何处？从目前可以掌握到的史料里无法得出结论。但是，忙兀族和兀鲁兀族集团是成对的，所以其领地恐怕也离金莲川不远。

忽必烈的金莲川营帐是在五投下的全面支持下设立的。在那以后，五投下所有家族的领袖就成为一体，拥戴忽必烈，尽忠献身地奋斗。五投下将未来赌在忽必烈身上，并且几乎完美地成功了。

显然，五投下从一开始就完全和忽必烈一体化，当然是因为代表五投下的两大势力札剌亦儿国王家及弘吉剌驸马家的意向早就确立了。坦白而言，甚至应该说是五投下集团主动地邀请、拉拢忽必烈将营帐设在自身根据地，大大方方地驻扎在最核心的位置上。

当时，身为五投下盟主，自始以来就在蒙古东方有特别权益，处在微妙立场上的札剌亦儿国王家，献上一切向新的权力者忽必烈臣服一事影响很大。这不仅对五投下，而且给其他东方诸多势力带来的影响也是无以估量的。契丹系诸军团也好，汉人军阀也好，由于他们直接效忠的主人是札剌亦儿国王家，所以也等于一齐归顺了忽必烈。几乎没有任何一人不服气，这真的是令人难以置信。没有大量的调整和斡旋，实在是不可能实现的。

札剌亦儿国王家是真正将赌注下在了忽必烈身上，其目的是摆脱本不该有的衰落的命运。而其赌注的王牌就是忽必烈的连襟霸都鲁。

只是，究竟是因为霸都鲁本人在札剌亦儿国王家内部本来就确实拥有实力呢，还是在札剌亦儿国王家的总体意志下，霸都鲁作为集团复兴与家族重振的舵手，被推上台面送到忽必烈身边的呢？这已经超过目前史料能解释的范围了。虽说如此，从结果来看的话，木华黎家族漂亮地达成了复兴。只不过，通过这个复兴，与其说是国王家族，不如说是霸都鲁家族站上了荣华的顶点。

作为其结果，忽必烈的金莲川营帐在运作之初就拥有极为强大的阵容。在军团方面，就算忽必烈自身的实力微弱，但以五投下为主的旧木华黎家组织下的蒙古军团全数被纳入麾下。耶律阿海一系及石抹明安的子孙们持续掌握政权的中都地区，也被收入忽必烈的帐下。当然，其下契丹系诸军队及汉人军阀也进入忽必烈麾下。杂乱无章的诸多势力，经过重新整顿慢慢地开始形成了巨大的金字塔。

如此，忽必烈营帐从一开始就无可否认地带有强烈的“东方”色彩。从蒙古整体的平衡来看，这是一个太过热衷于“东方”的阵容了。与此相对的旭烈兀西征营帐，一方面采取将自过去以来伊朗方面诸势力重整的形式，另一方面以蒙古本土牧民们组成的蒙古汗国的小型版为核心部队，两者完全不同。并且，这也成为后来各政权特征大大相异的原因。

谜一样的忽必烈

其时忽必烈三十七岁，较兄长蒙哥小七岁。然而，这个时候的忽必烈几乎没有什么显著可彰的特质或事迹。

一直以来，世人都认为他从一开始就热心于东方事务，或是说对中国文明怀着理解与憧憬等。不过，此一认识极为可疑。本来，这种认识的根据就是来自忽必烈成为世界帝王之后，那些汉族官僚们想自夸在即位以前就跟随他的传记的记载。若是如此，无论是谁，只要和忽必烈拥有同样立场，应该就会有同样的评价。

忽必烈是一位传奇人物。身为一位蒙古人，却能活到实在是极为罕见的八十岁高寿，本身就很奇异。并且，他明明是一位有如此影响力的历史人物，但一直到三十七岁作为蒙古东方权力者登场为止，前半生却几不为世人所知，此事也很奇怪。

但是，忽必烈名副其实地成为最高权力者之后，对其他历史人物会做的，诸如妆饰自我的逸闻或造神、圣人化等塑造，完全不关心。他也不屑于那种意识到周遭与后世，耍演技作秀的小聪明。这是一种至他子孙世代似乎都有贯彻的、完美的即物主义^[1]。

有关忽必烈，其所有面貌至一二五一年开始清楚浮现。有关他的策士也是如此。其实最清楚的事实，就是忽必烈并不像过去所说的只宠用汉族策士。

忽必烈所拥有的策士其实由许多人种与成员组成，使用的语言也迥然不同。但是，他们似乎都说蒙古语，至于他们是一开始就如此，还是后来才习得的，这里暂且不论。

有关此点，若是我们将语言的壁垒过大视之，就会远离于事实。当时的蒙古政权及其周边，是不亚于现在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环节的多语言状态，能通两种或多种语言非常正常。

那是一个想要习得无论是哪一种语言都不是那么困难的环境，汉人策士们也大多通晓蒙古语。

在此举一个反映当时状况的实例，就是皇帝蒙哥。根据波斯文的记录，据说大汗蒙哥本身可以自如地使用数国语言，上至欧几里得几何学，下至古今东西诸学都能广泛了解，是一位出类拔萃的读书人。

顺带一提，一直以来人们都很习以为常地认为蒙哥是一位单纯、质朴的游牧武人，除了战争什么都不懂。但这是一种将忽必烈视作汉文化的理解者，较蒙哥优越的想法的写照，本身毫无根据。

无论是东方一决金朝灭亡的三峰山之战，还是西方拔都西征时讨伐克普恰克，蒙哥都在实际体验中亲眼看到东西两侧的欧亚大陆。彼时的蒙古中本就有不亚于马可·波罗的众多旅行者，更不用说率领这些人群统治多种族世界帝国的人物了。如果他真如一般所认知的单纯、质朴，那恐怕是无法胜任的。例如在语言方面，自己本身具备外语能力，要比通过翻译得到的信息更加准确。

关于忽必烈究竟有没有如蒙哥般的能力，并没有明确的记录。有关忽必烈，不管如何都还是以汉文史料为主。但是，所谓汉文记录虽然令人非常佩服，但也许是因为太过有文化传统，具有一种动辄褒贬，极端倾向某一端的特质，未必能满足直率形容事实的需要。再加上，汉文又有独特的价值观，在有关与自身有同样价值体系的事务上极为饶舌，对于其外的世界则容易变得冷淡。在某些文献中，甚至有几乎放弃去理解外部世界的倾向。

所以，忽必烈个人是否优秀，在史料上是无法得出结论的。只是，他的谥号以蒙古语来说是“secen qayan”，即“薛禅皇帝”，那他无疑是一位聪明的人物。并且，从略微掌握的材料来看，他甚好亲手以畏兀儿文来撰写书简、任命书与指令书。

只要有事，忽必烈就频繁与侧近亲信、策士进行讨论与协商，在绵密的分析、检讨后方下决定。他对侧近亲信与策士极为信赖，一旦决定将何事托于何人，就会托付到底，直至成败见分晓。而且，他对新资讯与新知识也非常敏感，在发掘、任用有能之士方面求贤若渴。

此外，一旦有必要，忽必烈就会立刻亲自带头上阵。他七十三岁还亲征、镇压叛乱军队，就是一例。说他是一位果断的人，是不会错的。

决策集团与实务部属

忽必烈营帐的策士们，大致上可分为决策集团与实务部属两种。此外，从人种与职务分担来说，另可分为五个集团。

首先，组成核心部分的，有以霸都鲁为首的包括乃燕、忽林池的札剌亦儿国王家，弘吉剌的斡陈驸马及其胞弟纳陈驸马（Način-güregen），亦乞烈的德雷给驸马（Derekei-güregen），兀鲁兀的哈达库郡王，忙兀的孛尔康（Balcon）五投下，以及库鲁·不花、塔察儿［这一位塔察儿与前面提及斡赤斤王室或许兀慎族（Hü’üšin）同名者乃不同人物］等蒙古将官。所有事项皆由这些人士所组成的会议来讨论决议。

既是忽必烈的个人参谋，也出席此一首脑会议者，有畏兀儿人廉希宪、燕真，女真人赵炳、赵良弼、粘合南合，汉人刘秉忠、姚枢，等等。这些人物每一位都可以说是忽必烈营帐的首脑班底。当然，他们皆擅长蒙古语。不可思议的是，契丹族的谋臣，至少在这个时期还未见显眼的人物出现。

在征税、财务、兵站、输送方面，成吉思汗、窝阔台时期以来的财务官僚马合木·牙剌瓦赤（Mah mūd Yalawāch）也效忠于忽必烈营帐。他被蒙哥正式任命为华北的税务行政首席官僚，派驻于中都，即汉文史料所称的“燕京等处行尚书省”。忽必烈营帐在秋深时节就会下迁中都一带过冬。当然，我们也没有忘记这一位经历许多蒙古政争仍生存下来的老练穆斯林也成为忽必烈营帐的要人。

负责经济事务的另一位人物，是出身于中亚河中地区的阿合马（Ahmad Fanākatī）。他也是一位伊朗系的穆斯林。此人原来是在察必皇后娘家弘吉剌驸马家中进出的御用商人，其后随着察必的出嫁一同来到忽必烈身边进而得到信赖。阿合马是万能型人才，亦出奇擅长组织方面，其背后有巨大的穆斯林商人团作为支撑。他和作为蒙古人长大的汉族张惠等人，逐步并切实地在忽必烈营帐中组成了经济事务团队。

另外，负责华北行政庶务的团队则以汉族为中心。属于这个团队的成员几乎都来自刘秉忠与姚枢的人脉。从汉族士大夫的角度来看，他们每一位都是太过于偏向实学的人。光是如此，就可以了解他们是多么有能力，并且是多么有经验的人才。

此外，还有一群在广义上可说是负责文化、宗教方面的不可思议的成员。例如，畏兀儿人安藏能通梵语、藏语、畏兀儿语、蒙古语、汉语等，也精通佛典等众多东西方文献，是位令人惊叹的拥有多语言能力的大学者。蒙古的历史编纂亦在他指导下进行。王鹗与王盘则是将中华文明精华传授给忽必烈的耆宿。还有，刘秉忠师从的佛僧海云原来也出身自女真王室，是被皇帝蒙哥指定为华北佛教界领袖的人物，他不吝协助忽必烈，给予他许多智慧与指引。

虽说有这么多的策士，但他们的组织与成员尚不充足，分工亦尚未健全。忽必烈不断追加新的成员。倾听所有的意见，加以取舍选择，发掘、善用人才，令之适得其所，形成庞大的组织力量，这就是忽必烈。

在中国的战略

忽必烈的金莲川营帐，对于东方经略，特别是南宋国的战略，很明显以采取长期战为前提。

首先，必须先巩固华北的根据地。汉人军阀们在表面上表现出对忽必烈营帐服从的态度，但其真实意向并不清楚。要消除窝阔台去世后十年间的无政府统治状态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并非一件易事。为了重新组织汉人军阀的势力，一定要恢复他们的信赖。因此，在派遣自己账下的实务派部下前往重要地点任职的同时，忽必烈也将各地军阀身边的各色幕僚聚集至自己帐中。

强行突破“空白壁垒”与“水的壁垒”，从正面直接攻击南宋国是危险的。因此，首先要在黄河至南方淮水之间建立军事据点。在淮水下游方面的亳州，支持以顺天府地区军阀张柔为中心的汉人势力。对于汉水流域的襄阳、樊城，以真定军阀史天泽为中心来重新组织当地部队屯田于邓州一带。此外，在黄河下游一带的邳州等各要冲里，则令蒙古方面的军阀旅显、解汝楫及济南军阀张邦直等组织水师。每一支对蒙古而言都是有用的汉人势力。

问题是与东方三王族的关系。有关于此，并无直接叙述的记录。只是，从结果来看，双方很明显是彼此拉拢、互相协调，分别进行作战行动的。

忽必烈花了整整一年才奠定金莲川营帐的基础，翌年（一二五二年）七月，他到哈拉和林近郊的幕营地造访兄长皇帝蒙哥。在此，蒙哥命令他远征云南大理，也就是说忽必烈提出的草案获得了认可。

忽必烈营帐的作战计划是在当下避免正面攻击南宋国，从而形成大规模的包围圈。只要控制云贵高原，就有可能在不虞粮秣匮乏的条件下由侧面直攻南宋国。另外也可经由越南的大越国来进行北攻。

在实施这个云南大理远征计划的同时，蒙哥也下令攻打高丽国，主力是东方三王族。这大概是忽必烈营帐与东方三王族妥协的结果。如此一来，忽必烈就不会侵害到东方三王族的既得权益。而且，东方三王族的部队亦参与了云南大理远征军，还获得了新领土的分配。

从蒙古整体的角度来看，关于东方的两方面作战，是以忽必烈与东方三王族合作的形式进行的。这在逻辑上与旭烈兀的西征有察合台家与术赤家参与策划一事很相符。而忽必烈营帐的战略，甚至是更加巧妙的。

当年八月，忽必烈就这么踏上了远征的旅途。他的步伐异常缓慢优哉。他们渡过黄河，在翌年（一二五三年）的夏天驻营于六盘山。那是二十六年前其祖父成吉思汗撒手西归之处。山麓间广布的关中盆地一带，在重新于帝国全境实施的户口调查后，这一年刚成为忽必烈的私领地。这很明显是为了远征。

忽必烈夏营于高原状似桌台的六盘山期间，想必极为忙碌，因为远征军乃于此进行整顿。另有兀良哈族（Uryangqai）的兀良合台（Uriyanqadai）以副将身份率领精锐的纯蒙古部队而来。他是有名的战斗指挥官速不台（Sübügätäi）之子。

速不台在成吉思汗西征时，翻越高加索山攻进罗斯，在窝阔台对金作战时担任攻陷开封的指挥。拔都西征时，他对克普恰克及罗斯了如指掌，作为副官协助成吉思汗家的公子们立下大功，战绩显赫。就如同成吉思汗麾下“四狗”之一的封号般，他与其家系在成吉思汗一族所至之处，背负着如猛犬一般经常战于最前线的宿命。

其子兀良合台作为直属于拖雷家的耆老，在推戴蒙哥时为了驳倒反对派的滔滔雄辩，于波斯文史料中也有所记载。和蒙哥亲自参与的拔都西征时情况相同，自猛将速不台以来极为强大的战斗集团可以说是作为王牌，与兀良合台一同被借给了忽必烈。事实上，我们或许应该说兀良合台才是主将。

成为忽必烈私领的京兆府（即长安，位于六盘山附近），是耶律秃花家所率之契丹军团的主要根据地。其族长朱哥举旗下诸军团之力誓命效忠。另外，此时也首次吸收了陕西契丹军团。

甚至，在正西方凉州平原的阔端（Köden）王族也派来了使者。阔端是窝阔台次子，他虽曾在原本的西夏之地建立“汗国”，但在参加兄长贵由（Güyük）即位仪式后，就得病逝世。有一说是遭贵由的母亲脱列哥那（即昭慈皇后，Döregene）咒杀而死。他的儿子们与贵由一派断绝关系，协助蒙哥即位。

一二五三年前后的阔端家族长应该是灭里吉歹（Mieli Jipai）。现在的陕西省西安市西郊，有一座与鸠摩罗什具有渊源的草堂寺仍然保持着十三世纪的面貌，附近有这个时期达到全盛的新道教全真教祖寺大重阳万寿宫遗址，仅留下石碑的碑林，等待有缘人的造访。在这个佛教与道教的据点里，现在仍存有蒙古时代的许多碑刻。其中也有刻着阔端与灭里吉歹在长达两代的时间里所颁布的保护这个佛寺与道观令旨的碑文。据此，可以了解到至少到忽必烈被委任东方的一二五一年为止，阔端王族的地位高于以耶律秃花家为首的诸军团，在陕西省一带拥有权威势力。

就阔端家而言，他们必须与被加诸自身之上的新权威者协商。陕西不消说，包括作为自身主要据点的甘肃或自阔端以来屡次派兵的西藏高原在内，究竟要如何处理呢？因为忽必烈远征军是经由西藏东部来进行南征的，是故更应加以考量。

自阔端家派来的使节团中有一位稀客。那是西藏佛教诸派中萨迦派的中心人物萨斯迦班弥。还有一位是旧西夏国大臣之子，担任阔端家政治、文化、宗教顾问的党项人（Tangut）高智耀。

在此可以确认阔端家与忽必烈营帐之间的提携关系。年轻的西藏佛僧八思巴（‘Phags pa）在忽必烈的旗下寻得了在华北、西藏两地区的宗教权威之道。此外，作为带发佛僧兼儒者，又作为旧西夏国人亦知晓蒙古、西藏、中原情况的高智耀也由于与忽必烈这个新的权威者搭上关系，得以在更为宽广的舞台上，展开有如变色龙一般复杂奇异的政治、文化活动。

在已过盛夏时节的九月，已经完成部队编制的忽必烈远征军，途经西藏东部，一鼓作气地进军云南高原。那是一场几度穿过幽深山谷，跨越大山大河的长征。蒙古军很迅速地就在十二月攻下了位于洱海之畔的大理国首都大理。

然而，忽必烈在此将善后事宜托付给兀良合台，自己则火速回朝。翌年（一二五四年），忽必烈在六盘山度过夏天，该年冬季在蒙古本土向蒙哥做完报告之后，一二五五年返回金莲川后就长驻此地不再移动。另外，一二五六年，以汉人参谋刘秉忠的设计为基础的草原城市——开平府，就在金莲川一带开始修建。

自此时开始，他和兄长蒙哥的关系就突然变得奇怪尴尬。此一兄弟对立过程在史上广为人知，但有关其原因则众说纷纭，其真相未有定论。

蒙哥政府对其私领地京兆府进行会计监察，忽必烈营帐派遣过来的汉族实务部属有数人遭到处刑或放逐。有一些看法认为，此事可看出蒙哥不满忽必烈过度吸收中华文明。但是，这里更可疑的是，有记录显示的忽必烈与兀良合台在云南远征途中不和一事。

就如其后亲征南宋作战时一般，蒙哥在此时很明确地盼望速战速决。远征云南也是因为了解到从华北方面正面进攻相当困难，忽必烈早早班师回朝，说不定也可以看作一种放弃了自云南进攻南宋的态度。就兀良合台而言，比起忽必烈，他更必须对蒙哥效忠。

更何况，从云南归来的忽必烈，也完全致力于经营华北，看不出有什么计划全面进攻南宋的迹象。忽必烈营帐的基本战略，是否获得大汗蒙哥的承认？此点大有疑问。忽必烈方面说不定也是想一边了解到蒙哥的意向，一边巧妙地拖延事态，但没想到做得太过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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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质朴中肯与注重实际。——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