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世界史与蒙古时代

不确切的体系论

最近，有某种观点席卷历史学领域，那就是名为“世界体系”的概念。

众所周知，这是美国的社会学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提起，并在其大著《现代世界体系》（The Modern World-System）中详述的概念。在日本，这个概念由西洋史研究者川北稔引入并译成日文。

简要言之，此观点认为，十六世纪以降，直至世界完全成为一体的现代为止，地球上各地以西欧为中心逐渐被纳入一个“世界体系”，尽管这并非有意为之的结果，但世界确实是以一个整体来发挥作用的。

此观点的重点在于生产与流通。例如，在地球上各个地方，即使是农奴制或奴隶制大庄园，虽然其阶段或形式古老陈旧，但也应被视作资本主义世界体制中的“边境”，是基于欧洲分工体制“欧洲世界经济”的一部分来发挥作用的。那里提供了以生产为目的的种种原材料，这些物资被运送到欧洲，在当地被生产为制成品，其制成品进一步被运到各地销售。总而言之，以西欧的生产为顶点，地球上各地有看不见的手各自发挥作用，整个世界形成一体，环环相扣。

沃勒斯坦将其发端推至十五世纪末以来的“大航海时代”，将其至现代为止的“近代”视作这个体系形成、发展的过程。特别是认为在此过程中，西欧核心国家在十七世纪中叶有荷兰，十九世纪中叶有英国，然后至越战为止则是美国等为“霸权”所支撑的“霸权国家”出现。然后，在美国“霸权”衰退的现在，历时五百年的这个体系则呈现混乱状态。

这真是波澜壮阔的历史论述。将大量生产社会的出现置于进程中，以生产活动为纵线，将地球“世界化”，尽可能地使用所有历史资料，集其大成加以彻底阐述的魄力，对读者而言真的是有不容招架的压倒性魅力。

为沃勒斯坦此说而着迷的人有很多，这是理所当然的。在此无意对其加以反击，只是仍有几个察觉到的问题点。

他虽然以生产与流通为关键词，但相反若以消费为中心也还有别的体系存在，不是吗？

例如，根据其见解，十八世纪后半叶以降，对于宛如被定位在“欧洲世界经济”“边境”的清代中国而言，其实西欧制品不过是被从周边各地带过来的“粗劣物品”之一。财富与霸权，这种集中在生产与流通一方的西欧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在此未必是有效的。从亚洲角度来看，西欧中心的立场未免太过于武断。

而且，他所使用的资料在品质与可信度上也有问题。各领域的历史研究者，都是在各自的研究状况及阶段中从事工作的，因此资料不可能是均质的。特别是在亚洲史方面，令人遗憾的是，他的根据与理解相当缺乏，因此，论点一旦出了欧美就会变得相当混乱。

关于他的想法中最重要的地方，在此只举一个事例来论。他认为，“欧洲世界经济”出现以前，已存在数个“世界体系”，以此布下预防线；又说它们一定会从“世界经济”过渡到“世界帝国”，未演变成为“帝国”的“世界经济”，只有他所称颂的“欧洲世界经济”，他主张那里存在“近代世界体系”的优越性。

但是，这只不过是一种未经慎重考虑的见解。在他作为既有的事例所举出的中国，是首先有“世界帝国”（此一用语是否妥当，另当别论）存在，“经济”则一直是落后的。连超越小地区的中型规模的流通或经济状况，若无“帝国”的强制力，其实都没什么太大进展。“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国”，秦汉帝国以来的政治权力是其最主要的原因，这是常识。更何况要形成“世界经济”这种规模，“世界经济”要先于“世界帝国”而存在，这实在是不可能的。

就其立论整体而言虽然可以这么说，但太过于形式主义了。对于一个个局面中历史的洞察，失之浅薄。特别是他连对东亚与中亚，甚至是对中东伊斯兰世界及俄罗斯方面，都欠缺基本的历史知识与认识。直率地说，亚洲史研究者从他的观点中只看到了生搬硬套的欧美型构想而已。这令人深切感到，历史研究中东方与西方的“裂缝”，果然在构想阶段就难以填补吗？要得到一个具有“世界”整体说服力的结论，仍是不易。

要想掌握亚洲史的全貌，本来今后就仍需要庞大的基础研究，恐怕连一百年也还不够。在目前的时间点上，欧洲姑且不论，要以全球的视野来总括亚洲全体，还是太过大胆。所以，就算是用电脑来收集整理，资料本身不充足还是会沦于模棱两可而无计可施的境地。而且，要直接采信并非亲眼所见原始出处的资料，作为一位历史研究者需要非常注意小心。

虽说如此，沃勒斯坦的想法无疑给欧美人士及站在西欧中心主义立场上的人带来勇气。他那宏大的整合化作业一出现，就有许多人为其所触发。其中的一个倾向，就是将类似“近代世界体系”那般的全球化“世界体系”视作更早以前就存在的主张。

以亚洲史而言，也有些人将伊斯兰的出现与隋唐帝国的形成联系起来，欲将之与欧洲史串联。从旁支撑这种想法的就是“丝绸之路”。对这些人来说，不存在“丝绸之路”究竟是否真正存在的问题。

无论由谁来看，最具有说服力的都会是蒙古时代。因为相当一大部分的欧亚大陆在当时被置于同一政权的统治下。“蒙古治世”是蒙古时代“世界体系论”“霸权国家论”的先驱者。当然，也有许多人开始主张十三到十四世纪才有“世界体系”存在。

沃勒斯坦也许会因此种主张感到困扰。在他的视野里头没有蒙古。就算是要从现在开始学习，有关蒙古时代应该使用的史料经典就达二十多国的语言，并且更重要的是，东西方专门研究者都想要描绘出一种完全不同的历史图像。再者，一旦蒙古时代已经有了全球性的“世界体系”，以西欧为优势的前提与目标就会瓦解。

有关最近这个十三世纪到十四世纪已经存在“世界体系”的主张，在此不打算深入讨论。只是，有关代表此种动向的某些欧美人的著作，笔者只能赞同美国的蒙古史专门研究者莫里斯·罗萨比（Morris Rossabi）的评价：“尽是一些虽然有趣，但只是搜集了充满扭曲事实与误解且毫无根据的材料，极为简单草率的作品。”

历史的假设怎么提出都无妨。那随时会被修正，再出现其他新的假说。

但是，最近的现成“世界体系论”，仍没有超出“随想”之境。责任与根据全推给专门的历史研究者，罗萨比的这一评价是很适当的。

一直以来有关蒙古时代史的研究，分有东与西两个集团。这是因为，虽然有关蒙古帝国及其时代的文献史料达二十多国语言，但其中尤以汉文与波斯文为双璧的两大史料群为大宗。

大致上，一方面欧美、俄罗斯、土耳其、伊朗等“西方”研究者是以波斯文为中心的，主要处理了拉丁文等“西方史料”。另一方面，日本、中国的“东方”研究者，则以作为“东方史料”支柱的汉文史料为主。如此一种状况，可以说是“东”“西”的研究者，各自以其擅长的文献为据，长期进行的一种“国际分工”。

但是，其实两个集团的目标大不相同。因此，两者的差异之大，就算说是两个历史图像并立也不为过。这并不是说结合两者就能顺利了事的。

“东方”的研究，长期下来以极端地往“东方”，尤其是往中国倾斜的形式来进行。例如，以成吉思汗为中国史上人物的构想，亦属此类。他们将蒙古帝国史视作与中国史无太大差别的历史。

另外，“西方”的研究重视蒙古帝国往东西方的扩张。伊朗方面的“旭烈兀汗国”、西北欧亚的“钦察汗国”、中亚的“察合台汗国”等自不待言，尤其是与欧洲及埃及马木留克王朝（Mamluk Sultanate）等的“国际关系”更容易成为话题。

照理说应该要以“东西大交流”将两者联结起来，但无论如何汉文史料与波斯文史料的隔阂真的是太大了。现在欧美具有代表性的研究专家如英国的德·摩根（D.Morgan）说，要研究这个领域，“一定得先决定要基于哪一边写成的史料来进行研究”。这不单是语言或文字的问题，还由于两个文献群各自背负的巨大文化传统完全不同。

只不过，在日本方面，根据蒙古时代史与伊斯兰史研究泰斗本田实信所言，在以传统的东方史料为中心的基础上，自波斯文原典着手的历史研究也有所展开，两者间的史料鸿沟逐渐得到跨越。虽说如此，仍然存在以多种语言写成的庞大史料，它们分散于世界各地。可以充分想象得到，其中应还有许多未被发现者。

关于蒙古时代的研究，在全世界有一百五十年左右的积淀，在亚洲史研究里的质量是首屈一指的。然而即使如此，现在已经探明的事实仍只有一小部分。要翻越的有史料之墙与语言之墙，以及说不定远较前两者为大的意识之墙。事实的探求才刚要开始。

展望世界史的视角

沃勒斯坦将“近代世界体系”设定为自十五世纪末开始。那是因为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西欧以“大航海时代”为开端，开始走向大海，而“世界”由此才成为“世界”。

新大陆确实是主要借助欧洲势力才开始与欧亚及非洲联结起来的，这在“人类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只是，如果欧亚之间也要以这种看法来简单下定论的话，当然会出现异议。例如，有一种意见认为，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发现”印度洋航路，只不过是利用了阿拉伯海上势力所开辟出来的航路。此外，有关欧洲的海上支配也是如此，在虽然未经特别的组织化，但已经有相当多既有竞争对手的亚洲方面，葡萄牙也好，日斯巴尼亚（España，即西班牙以拉丁语发音的音译名称）也好，甚至是荷兰、英国也好，一直到十八世纪为止，其实都没有像他们所自夸的那般，有什么太大的突破。就算如此，“大航海时代”在“人类史”上是一个阶段性的发展，这是没有疑问的。

那么，接下来人们当然会问：不仅限于沃勒斯坦，一直以来所有的西欧中心史观对于在事实上叫人束手无策的“大航海时代”以前的漫长历史，究竟有何评价？

先前所述的七至八世纪的“世界体系”说或十三至十四世纪的蒙古时代“世界体系”论，姑且不论其是否恰当及有无根据，它之所以会被歌颂，在心理因素及历史背景上都是有相当理由的。

一直以来，西欧中心主义的“世界史”似乎都断言世界在“大航海时代”前分有几个“文明圈”，彼此之间虽然多少有过交流，但基础上是几近孤立的。

的确，就算在某个“文明圈”发生的历史现象实际上与其他“文明圈”是有交流的，或者说完全就是在相互的连锁效应下发生的，但因为现实中难以形成跨越多个“文明圈”的文献与视点，这成为一道阻隔的壁垒，最终在结论上就不得不停留在各自的“文明圈”框架中处理。

作为其结果，我们就很难确定什么情况是共通的，或是特殊的。

然而，在长期以来作为人类活动主要舞台的欧亚历史上，作为一个极为罕见的例外，有一朵覆盖欧亚中央区域的史料之云可以化晴，可以让人们从文献上以一个整合性视野来眺望东西方世界的时代。那就是蒙古时代。

只要愿意寻求，就可以得到确切的证据。并且，一个可以跨越想追求的史料及语言壁垒的状况，目前正要逐渐出现。当此成就之时，我们就能够在真正的意义上得到一个与西欧中心史观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世界史”的真实面貌。

不过，这条路本来就很漫长。这趟旅程必须跨越世代与国界长期持续，恐怕会成为一趟以文献为主要线索，几乎要闭关于书房的跨越时空回到过去的内在之旅。

本书不过是个人在遥远旅途的入口前徘徊、踌躇的一个小小尝试。这本来就完全是一个假设的提出，并非要性急地提出结论——那本来就是不可能的。

本书想提出的是有关蒙古时代这个在“世界史”“人类史”上具有显著及特别意义的“时代”，一些既非责难亦非称赞，而“至少是不得不这么想”的事项。本书之所以要在截至目前的部分中，针对一直以来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多数以“定论”“常识”为名的误解稍微提出一点点的异议，也是基于这个理由。

在接下来的部分里，本书想要谈论的是，在有关蒙古想要创造的这个国家与经济体系的问题上，一些小小的己见。这是关于成吉思汗之孙忽必烈所构想的世界国家“大元汗国”，以及以其为中心，为前所未有的世界通商圈所包覆的欧亚世界的假说。

＊日文原文版凡例说明

在欧亚中央地带营生的游牧民及其社会、国家里，其集团的首长以突厥蒙古语称作“汗”（Qan/カン），至于众多君长之上的至高存在则称为“可汗”（Qa’an/カガン、カアン）。蒙古帝国的领导者自第二代皇帝窝阔台（Ögödei）起就自称“可汗”，至于帝国结构中其他汗国的君长则仅称“汗”。要言之，蒙古帝国是由一位可汗下属的多位汗率领的双重结构多元复合体。

此外，过去常有研究者对“可汗”（Qa’an）与“汗”（Qan）的差异与使用方式未能充分理解的现象，就将之全以“汗”（Han/ハン）等来记载。并且，“カ”（Q）与“ハ”（H）的不同主要是来自日文记载的局限。真正的原音是介于“Q”与“H”之间，因时代与地区而异，但一般认为在蒙古时代其发音较近于“Q”。本书日文原文版之所以将在日本常记载作“フビライ”（忽必烈）、“ハイドゥ”（海都）的人名，以“クビライ”（忽必烈）、“カイドゥ”（海都）来记载，也是由于认为如此一来较接近当时的发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