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改变世界史的那一年

阿音札鲁特战役

一二六○年，是改变了世界史的一年。

自成吉思汗统一高原的一二○六年起，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在这个成吉思汗孙辈的世代，欧亚大陆的绝大部分被纳入蒙古版图。

此时掌权的是第四代蒙古皇帝蒙哥（Möngke）。他是成吉思汗幺子拖雷（Tului）的长男，在一二四九年及一二五一年为推戴与即位而召开的两次库力台大会中，排除反对派的力量登上帝位。他紧接着下令启动帝国全境的人口调查与户籍再调查；另外，也规划了东西方的两场大型军事作战。

然后，就在一二六○年，欧亚大陆的东西侧，有两件大事几乎同时发生。

在西方，蒙古西征军队击垮巴格达的阿拔斯王朝（Abbāsīya）哈里发，往叙利亚进攻。主将是皇帝蒙哥的五弟旭烈兀（Hülegü）。他虽说排行第五，但在父亲拖雷的正室——其贤惠聪明享誉帝国全境的唆鲁禾帖尼（Sorkhokhtani Bekhi）所生四名男子中则排行第三。位于其上的胞兄是忽必烈，其下的胞弟则是阿里不哥（Ariq Böke）。

大可汗家族族谱略图

（①～⑤为大可汗继承者）

以蒙哥为首的这四名嫡出兄弟，一致团结地想为帝国干一番新的大事业。阿拔斯王朝第三十七代哈里发穆斯台绥木（Al-Musta’sim）虽然打从心底畏惧旭烈兀所率领的蒙古军到来，但作为这片土地上的伊斯兰教“信徒首领”，他仍要使尽气力虚张声势。他在遭到灭亡前曾几度与旭烈兀交换外交书信，将当时的蒙古形容为“兄弟们”所领导的国家，而“兄弟们”指的就是蒙哥四兄弟。蒙哥之名，在蒙古语中意指“永远、恒久、长寿”。只不过，他却没能获得永恒的权力。

旭烈兀进入北叙利亚，攻下据点城市时，传来了长兄蒙哥驾崩的消息。旭烈兀立刻决定班师回朝。当时出身乃蛮族（Nayman）的怯的不花（Kitbuqa）率领一万二千名先锋部队，和已经纳入蒙古麾下的穆斯林势力及来自“十字军”国家的部队一同包围了大马士革（Dimashq）。旭烈兀命令怯的不花留下，为了返回遥远的蒙古本土，踏上了前往伊朗西北的旅程。一般认为当时旭烈兀胸中怀着争取帝位的雄心。

埃及十年前就成立了马木留克王朝，这是一个由奴隶兵所组成的政权。以开罗为首都的阿尤布王朝（Ayyubid），在一二五○年以马木留克军团势力击破了入侵埃及的法兰西圣路易所率领的“十字军”，并且俘虏圣路易。其后，马木留克这一军事集团立刻发动军事政变，掌握了政权。有关马木留克王朝的详细资料，请参考佐藤次高先生的研究。

当时，在开罗的是已即位成为马木留克王朝第四代苏丹的忽秃思（Qu uz）。此外，将成为其后继者的拜巴尔（Baybars），虽然在成功捕获圣路易的行动中是核心人物，但其后反而遭到猜忌，在叙利亚卧薪尝胆了数年后，由于蒙古来袭的这个紧急情势，才得到再度登上历史舞台的机会。

攻下大马士革后的怯的不花并未休兵，而是顺势继续南下。马木留克军队也为了迎击而北上。其时为一二六○年九月三日。

两军会战之地是巴勒斯坦的伯善（Beisan）与纳布卢斯（Nablus）之间。阿拉伯语将流经此处的小股水流的上游称作“阿音札鲁特”（‘Ayn Jālūt），意为“歌利亚之泉”。

马木留克军队在会战中意外获胜，蒙古军惨遭落败。据说，被认为是基督教聂斯托利派（中国古代称作“景教”）教徒的蒙军大将怯的不花，或在混战中战死，或在成为俘虏后遭到杀害，无论其是如何牺牲的，他在死前都吐露着自己对主人旭烈兀的忠诚。失去主将的蒙古军全军溃散，就连本已占领的地区也接连失守，终至撤离叙利亚。

战役之后

有种说法是阿音札鲁特一带为淤泥所覆，所以蒙古军无法自如地发挥实力，不得已下马而战。但是，那是否真的成为败因？真伪未明。

蒙古军队被称作“骑马军团”，但也时常下马战斗。长距离移动的机动性即“脚的长度”，与在战场上骑马的效果即“脚的速度”，未必是相同的。在此情况下，马木留克军队也是骑马军团。所以，如果说他们是因淤泥而受到阻碍，那么对马木留克军来说也是一样的。

有一个原因是，怯的不花所率领的蒙古军队已经筋疲力尽。一二五三年，他们比旭烈兀主力军自蒙古本土出发的时间提前一年多，就先行来到当地，且自那时起就持续在前线战斗。他们在移动与战斗中无疑是疲惫困顿的。

而且，怯的不花又犯了很大的错误。既然旭烈兀主力军队已经离开，那么就应该按兵不动，专心致力于保住叙利亚才对。在完全没有后援军队的情况下，进兵至不熟悉的敌阵中，本身就是一大失策。因此，连一度归顺蒙古的地中海东部沿岸诸势力都被卷入危机，终于种下无法永远确保叙利亚的祸根。并且，他在战略部署上也过于拙劣。

但是，最大的原因恐怕还是埃及的马木留克军团过于强大，这是胜过所有决定因素的第一理由。首先，在双方所留下的文献记录中彼此兵力数量相差了一位数，恐怕马木留克军团还更多。加之马木留克军团的士兵大多数是故乡位于西北欧亚大陆的突厥系人。

要言之，由突厥系骑马战士所组成的马木留克军团，与怯的不花所率领的蒙古军队相当类似。一方是连战连胜后疲惫不堪，战线也拉得过长的蒙古军队；另一方是战备、补给充足，为了保卫埃及与伊斯兰战意十足的马木留克军团。两方在离埃及不远的巴勒斯坦正面冲突，结果是蒙古败北。

这场会战就其本身的规模而言并不大，类似规模的会战还有很多。但是，它在历史上的影响与意义却非常大。

首先，看似已被逼至毁灭深渊的伊斯兰世界，终于得到喘息的机会。马木留克在埃及国内是异邦人的军事政权。自掌握实权十年以来，同党间的内讧与权力斗争甚盛，当时世间皆认为此一政权无法长期维持。

但是，此刻马木留克已成为伊斯兰与埃及的救世主。他们在埃及民众的欢呼中胜利回到开罗，其后又成为挡在蒙古前方的强固壁垒，遏制了其西进。

姑且不论其失败的理由及当时的状况，曾被认为是无往不胜的蒙古军队确实在众人眼前溃败了，这对蒙古造成的打击无法估量。蒙古一直以来刻意放出杀戮与破坏的传言，将自身营造成一支极其恐怖的无敌军队。“恐怖战略”已经不再起作用了，人们都了解到了蒙古的实际面貌。

一二○六年蒙古国家出现以来，蒙古所塑造出来的长达半世纪以上的“恐怖时代”，此刻差不多在欧亚大陆的西半边落幕了。自那以来由于蒙古本身的多极化，像此时这样的大西征就再也不可能了。

对蒙古而言，无法借由陆上的路径，将叙利亚、埃及以西的区域置于直接影响下。借由军事力量联结“西方世界”的梦想最终没能实现。但是，这样一个新局势，成了令其后在东方建设新型“大可汗汗国”的忽必烈构思另外一个“世界政策”不可忽视的条件。那就是不只是陆地，也通过海洋，不凭借武力而是借由通商来形成所谓“欧亚交易圈”的构想。

两个蒙古汗国的对立

自阿勒坡（Alab）班师回朝的旭烈兀主力部队，已经折返至阿音札鲁特。就在那时，传来了排行其上的兄长忽必烈即位的消息。旭烈兀决定留在伊朗自行独立。历史上的旭烈兀汗国就在此成立。

其疆域在其后虽然多少有所变动，但基本上是东至阿姆河（Amu）西达安纳托利亚高原（Anatolia）为止。这虽然不及古代的阿契美尼德王朝（Achaemenid Empire），但几可与萨珊王朝（Sassanid Empire）的疆域匹敌。伊朗借着蒙古的力量，再度重拾萨珊王朝灭亡以来历经数百年失去的“伊朗之地”（Iran Zamin）的理念与现实。

然而，在此又出现了新的政治问题。旭烈兀拥有西征军的主力，他顺势在伊朗之地自立的态势明朗后，与盘踞高加索山脉北方的钦察汗国对峙的紧张局面骤然加剧。原来在旭烈兀西征时提供一部分军队的钦察一族，将伊朗视作蒙古帝室的共有物，特别想要取得伊朗西北地区。但是，广布着丰沃草原的阿音札鲁特对旭烈兀汗国而言是“要害之地”，也就是心脏地带。两个蒙古汗国的对立是命中注定的。

蒙古同胞内部形成的南北对立，对于在阿音札鲁特之战后杀害忽秃思，成为埃及马木留克王朝新主人的拜巴尔而言，是绝佳的外交环境。他一方面收编自旭烈兀脱逃出来的钦察家军队，另一方面也通过海路，谋求与窝瓦河畔的“黄金斡尔朵”接触。

十三世纪六十年代的欧亚大陆

陆路已被旭烈兀截断，而位置相当于海上路径“咽喉要冲”的君士坦丁堡，在一二○四年“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后，成立了拉丁帝国（Latin Empire），它对伊斯兰的马木留克王朝而言则是敌人。然而，这个地方也于一二六一年发生变化，拜占庭帝国的巴列奥略王朝（Palaeologan dynasty）在尼西亚（Nicaea）复活了。其名完完全全就是“罗马帝国”，这个弱小却坚韧的拜占庭国家“皇帝”，一方面提防来自东方旭烈兀汗国的压力，另一方面不情愿地允许窝瓦河与尼罗河的交涉团通过。那是自钦察汗国君主别儿哥（Berke）处出发的使节船队，他们经过黑海、马尔马拉海（Sea of Marmara）、爱琴海、地中海抵达埃及，这样以旭烈兀汗国为共同“敌人”的两者形成同盟关系。

这个同盟得以迅速实现的背景，除政治环境之外，还有两个理由。首先，别儿哥作为一位蒙古君主，几乎是第一位热衷于伊斯兰信仰的人物。这使拜巴尔很容易创造出以旭烈兀为“伊斯兰之敌”的大义名分。当时的旭烈兀几乎不带有伊斯兰色彩。旭烈兀汗国明确开始向伊斯兰国家发展，要等到一二九五年合赞（Ghazan qaγan）成为第七代君主以后。

另一个理由是，钦察汗国和马木留克王朝其实很相似。钦察汗国在拔都（Batu）西征后茁壮地发展，囊括了以当时的国际语波斯语来说“Dasht-i Qipchāq”即“克普恰克草原”的西北欧亚大草原以及当地居民突厥系克普恰克族大集团。从实际情况来看，钦察家的蒙古族可以说是被吞进了克普恰克族的大浪里。

钦察汗国在语言及人种方面都急速地突厥化。之所以会将钦察汗国俗称作“克普恰克汗国”，也是源自其主要居住地与居民的名称。

然后，埃及的马木留克一族从广义来讲大多数出身于“克普恰克草原”。原来，拜巴尔自身是出身于库曼族（Cuman）即克普恰克族。他在少年时代被应该是拔都西征军之一的蒙古军队所掳，经由奴隶商人之手，辗转来到大马士革与埃及。要言之，这个窝瓦—尼罗同盟，带着浓厚的伊斯兰色彩与克普恰克色彩。由于此一同盟，被南北夹击的旭烈兀汗国，还要向欧洲基督教世界寻求友好关系，甚至还提出向叙利亚及埃及共同出兵的建议。如果这真的实现，在蒙古时代闭幕的“十字军”历史或许还会再加上几页篇章。

如此，欧亚西半边一举迎来了政治多极化的时代。早自“十字军”全盛期开始，觊觎东方的欧洲君主、王侯就为了自身的财富与权力，更加蠢蠢欲动。威尼斯、热那亚（Genova）等意大利海上商贸城邦国家也巧妙地利用此一形势活跃起来。与此相反，在“蒙古恐怖”的时代，唯一能够团结欧洲基督教世界的罗马教皇，曾通过控制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使权力达至顶峰，却在此时急速地失去权威，在十四世纪初期迎来了“大分裂时代”。

“国际政治时代”真真正正来临了。如此，以阿音札鲁特之战为界，当地的政局发生大转变，欧亚大陆在其西侧率先进入了新的时代。

蒙哥的猝死

另外一边，一二六○年成为东方一系列大变动的高潮节点，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将整个欧亚世界卷入其中。

一二五九年八月，南宋亲征中的蒙古皇帝蒙哥在酷暑中猝死于最前线的四川阵营。根据拉施特·哀丁（Rashid-al-Din）的《史集》所述，那是因为“瓦巴”袭击了蒙哥亲征部队。所谓的“瓦巴”在阿拉伯语、波斯语里指的就是“疾病”“霍乱”等。

此时，蒙哥直属部队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因“瓦巴”而倒下。例如，在王室方面察合台家族的权威人士喀答古赤·薛禅（Qadaqchi Sechen）就是如此。

四川湿气很重，每至夏季便闷热难耐。在蒙哥远征军阵中发生了某种传染病，那应该是事实。只不过，已无法确定那是现在所说的霍乱还是痢疾。

亦有人称那是十四世纪侵袭欧亚大陆西部的所谓“鼠疫”或“黑死病”。自然不能完全否定其可能性，但就目前可以使用的文献而言，尚无可以佐证的史料。

又有一说指蒙哥身负“箭伤”而亡。由于蒙哥太过靠近钓鱼山的要害城塞，故遭到据守的南宋士兵狙击。现在的四川尚留有相传蒙哥疗愈箭伤的场所。不过，中国向来都不乏这种传诵在地因缘的故事。

反正，那都是人所创造、书写的历史。其真伪自然无法分辨。但是，自古以来位于权力顶点者，特别是在最前线突然撒手人寰的异常事态，无论如何都会有我们无法了解的谜团。尤其是蒙哥的猝死，其生后立即发生的变动过于巨大，而且对于其继任者忽必烈而言又过于幸运，因此，其死亡的真正原因当然成为千古之谜而流传。

无论如何，蒙古帝国在“敌营”面前失去了掌握偌大疆域唯一的一名大可汗。蒙哥生前一直致力于通过稍显强制的做法与领导能力，挽回蒙古一度松懈的统治。正因如此，事到如今帝国反而更迎来了可能一举瓦解的危机。

接着，翌年，即一二六○年，成为整个蒙古帝国内部激烈震荡、动乱不断的一年。

在这个动乱中，忽必烈崭露头角，为世界与帝国开启了新的时代，只是其每一步都伴随着战乱动荡。

蒙哥逝世时（一二五九年）的蒙古帝国

最重要的原因是，那时他和兄长蒙哥不和，一度被解除了经略东方的重责大任。其后，两人在表面上达成和解，忽必烈于一二五八年才以东路军的主将身份再度被起用。

两人不和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有些实在是根深蒂固，而且使蒙古的走向与世界的命运最终发生了无法挽回的改变。我们在这里必须稍微回溯后再加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