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俄罗斯的不幸是真的吗？

“鞑靼的桎梏”

一二三六年，以成吉思汗长子术赤（Jöci）之子拔都（Batu）为司令官的蒙古军队，席卷了位于窝瓦（Volga）、保加尔（Bulgar）与现在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Basqortostan Respublikas）的大匈奴王国，翌年（一二三七年），向当时被称作罗斯（Rus）的俄罗斯进军。这是世界史上有名的“俄罗斯·东欧远征”。

据说，那时俄罗斯全境几成废墟。此后，俄罗斯处在蒙古统治下，度过了漫长的苦难时代。一般认为俄罗斯的不幸大半都是蒙古造成的。“鞑靼的桎梏”之语就是其象征。

所谓的“鞑靼”（Tatarlar），指的是被成吉思汗吸收、合并的强大的蒙古系游牧部落，汉字“鞑靼”就是其音译。

在成吉思汗成为高原霸主之前，蒙古部族不过是一个极小的集团。所以，就算他们适逢政治上的好运，一举实现了游牧联合体，但“蒙古”之名也不见得就立刻在周边区域被使用。

也就是说，比起不太为人所知的“蒙古”之名，自古以来就驰名近邻的“鞑靼”之名，有时也会被用来称呼这个新兴政治势力。总而言之，对蒙古而言，“鞑靼”不是自称而是他称。

此外，一二二三年，成吉思汗西征军的特遣队在迦勒迦河（Kalka）畔攻破罗斯诸王公军队时，蒙古军队首次在俄罗斯出现。

这支蒙古特遣队，为了与撤回蒙古本土的成吉思汗主力部队会合，就这样消失在东方草原的彼方。但是，这一突然现身袭击格鲁吉亚（Georgia）、亚美尼亚（Armenia），以及俄罗斯，然后又再度像是消失般地往东方远去的不可思议的可怕集团的冲击，震惊了俄罗斯甚至是整个欧洲基督教世界。

这时，大诺夫哥罗德（Novgorod）的编年史作者将这支蛮族定名为“塔塔儿”（Tartare）。于是，“塔塔儿”这个词，就伴随着恐怖和惊惶而广为流传。

所谓的“塔塔儿”就是“鞑靼”。但是，若以“Tartare”来发音，这个词又与希腊语、拉丁语的“塔耳塔罗斯”（Tartaros），即“地狱”的发音相似，因而给基督教世界的人们留下了强烈印象。尤其是在东正教，也就是所谓俄罗斯正教支配着人心与生活的俄罗斯更是如此。

以“鞑靼”为名，再加上“地狱之民”的印象，使得“鞑靼的桎梏”而非“蒙古的桎梏”的这个形容由此而生。“鞑靼”与“塔耳塔罗斯”的双重印象更是搭配巧妙。

那么，“鞑靼的桎梏”真有其事吗？自一二三七年到一二四○年为止，蒙古大侵略的实际状态与“一般定论”有所不同。的确，罗斯城市中有几座城市被蒙古攻略，其中也有遭受破坏的。但是，许多城市其实没有受损。

九世纪以来的古都，并且常被视作欧洲文明圈一员的基辅（Kyiv），被认为是遭受蒙古攻击而荒废的。象征古代罗斯的基辅遭到破坏一事，作为蒙古的恶行之一闻名于世。但是，至少在同时代东北俄的古代编年史中，并未记载在基辅的破坏与杀戮。而且，当时基辅罗斯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基辅罗斯这个统一体并不存在。罗斯分裂后的中心，正转移到东北俄方面的弗拉基米尔（Vladmir）。

此时，蒙古大军首先是攻击了东北俄，然后，再进军历史悠久的罗斯基辅。但其中蒙受灾难的，只有蒙古军进攻路线上的城市里没有听从开城劝告的极少数城镇。而且，这些遭受损害或破坏的城市，也迅速地被修复、重建。要以“定论”或“常识”说俄罗斯全境因为众所周知的这场“拔都西征”而几近毁灭的话，是非常缺乏根据的。

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的评价

此后漫长的“蒙古支配”中，发生了什么事？在回答此问题前，必须将当时以俄罗斯为中心的政治地图置于脑海中才行。

以术赤一门为直接首领的蒙古人及其政治集团，被称作“钦察汗国”（Jūchī ulus）。汉语意译为“汗国”的“兀鲁思”在蒙古语里原指“人群、部众、人类集团”，也以“国家”的意义来使用。他们的牧地东起发源于阿尔泰山（Altai）西麓的额尔齐斯河（Irtysh）流域，经过哈萨克（Kazakhs）草原，覆盖黑海北岸沃野，西面远至多瑙河（Danube）流域广阔的西北亚大草原全境。

其政治中心是以窝瓦河一带为根据地的拔都家系。在惯例上历代的族长也兼任术赤一门全体的代表者，作为领袖在帐篷上饰以黄金，以俄语来说就是“Золотая Орда”，意即“黄金斡尔朵”（ordo，意为宫帐）。

“黄金斡尔朵”简单来说就是“黄金帐篷”之意。在日本也时常使用“金帐汗国”的俗称来指称它，原因就在于此。日后，罗斯诸公国拥戴“黄金斡尔朵”为主人。

结果就是，西北欧亚的世界中，形成了新的政治结构。首先，南部一带向东西扩展，雨水不多但土壤肥沃的广阔大草原上点状分布着术赤家的游牧集团。其次，在北方雨量虽然较多但土地贫瘠的森林地带，并且在相当于乌拉尔河（Ural）西侧的西北地区，又有罗斯农民的小世界，有为数众多的诸公国相争。

包含罗斯诸公国在内，这一整体形成了一个大的体系。处在这个多层结构顶点的，是“黄金斡尔朵”的主人——拔都家的族长。

罗斯诸公应对蒙古的方式各式各样。其中较热衷于与蒙古联系的著名人物是亚历山大·涅夫斯基（Aleksandr Nevskiy），他的选择决定了俄罗斯往后的命运。作为苏兹达尔（Suzdal）的雅罗斯拉夫二世·弗谢沃洛多维奇（Yaroslav Ⅱ of Vladimir）大公之子诞生世间的他，从一开始的诺夫哥罗德公（knyaz novgorodskii）最后爬上了代表罗斯的弗拉基米尔大公（Velikiy Knyaz Vladmir）这个权力的顶点。

令他一举成名的，是一二四○年在涅瓦河（Neva）畔战胜瑞典军队的战役。所谓的“涅夫斯基”（Nevskiy）是“涅瓦（Neva）的”之意，其后“涅瓦的亚历山大”就成为他的通称。

一般认为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在一二四二年击败条顿骑士团（Deutscher Orden），阻挡了其侵略。他作为制伏外敌的名将在当时享有盛名，其后也被视作俄罗斯的救国英雄。特别是在斯大林的时代，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更被视作俄罗斯的民族英雄。其时正当对德战争，这位被认为“曾击败条顿骑士团”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是绝佳的存在。当时出现了以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为主角的电影，其形象被夸大到简直可与古代英雄亚历山大匹敌。

但是，一二四○年也好，一二四二年也好，这两个年份皆是拔都所率的蒙古军队从俄罗斯席卷波兰、匈牙利之时。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对这位最强最难以对付的对手丝毫未露敌意。此事也正说明了罗斯诸公国并未因“拔都西征”而遭到毁灭。

一直以来，世人在颂赞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以其“英雄行为”拯救俄罗斯的同时，又对同一时期俄罗斯因蒙古大侵略而溃亡感叹万分。这究竟是种什么样的心理呢？

正如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的这两场战役所象征的，在那之前蒙古侵略军不过是试探性地攻击俄罗斯以观察情势而已。罗斯诸公方面也由于在表示归附意愿之后蒙古军就立刻离开，未遭受什么实际损害。

对罗斯而言，实际上的威胁来自瑞典和条顿骑士团。所以，他们才表明抵抗态度，以自己的力量迎战。只不过，这个时候的条顿骑士团等，顶多是一百人到两百人的“侵入军”尔尔。

说不定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在此时已经得到蒙古方面的谅解，甚或是与其协商来应对这两场战役。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一般认为在相当于这两场战役间的一二四一年四月九日，进攻了波兰的察合台（Chagatai）次子拜答儿（Baidar）所率领的蒙古特遣队，在莱格尼察（Legnica）郊外的平原上，击溃了以西里西亚公（knyaz Slaskie）亨利克（Henryk）为主将的波兰军与条顿骑士团联合军。只不过，也有一种说法是莱格尼察战役等并未发生。有关莱格尼察的战役，从同一时代的史料来看，仍然不甚清楚。就算是有，恐怕也只是很小规模的。

一般认为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是在翌年的四月五日，于结冰的楚德湖（Peipus）上击败条顿骑士团的。如果说莱格尼察战役真正发生过，那么条顿骑士团就在同一年之内两度遭遇大败。在这种情况下，蒙古与罗斯诸公也许看起来像是一体的。

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不只热衷于与蒙古联手，也亲自打压罗斯人针对蒙古的抵抗活动，实在称不上是斯大林所塑造的那种“民族英雄”。因此，杰出的俄罗斯史家芬奈尔（J.Fennel）指出，“鞑靼的桎梏”始于一二五二年亚历山大·涅夫斯基背叛自己同胞弟兄们的那一刻。

的确，说不定正是如此。他在这一年借着蒙古的势力成功成为弗拉基米尔大公。弗拉基米尔逐渐成为罗斯的中心。并且，大公之位更君临罗斯诸公之上。

他主动臣服于蒙古，在明里暗里借使其力强化自己作为大公的权力。从“黄金斡尔朵”归来途中，一直到一二六三年十一月十四日逝世为止，可以说他将作为弗拉基米尔大公的政治手腕发挥到了极致。

日后，他的做法成为一种范例。也就是说若欲成为俄罗斯的掌权者，与蒙古的协调与亲密是关键。

罗斯诸公争相前往“黄金斡尔朵”。如果说“鞑靼的桎梏”状态真的存在于俄罗斯，所指的应该就是此一状态。

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对俄罗斯而言究竟是一位救国英雄，还是卖国贼？这中间或许有争议之处。不过，他的确是一位务实的政治家。可以说，他是一位如果必要且可能的话就会正面迎击来敌，反之若知不可为则屈膝与对方“协商”，或者可以说他就是这样一位“很普通”的人物罢了。

迈向俄罗斯帝国的道路

俄罗斯这片大地，在蒙古到来之前，除了联结北方波罗的海与南方黑海的通商、交易以外，几乎为周边世界所忽略。

就算是罗斯的城市，大多只以土垒和木栅围起。城市规模与景观都微不足道。环顾当时的欧亚世界，它们确实无法与中国或中亚、中东的城市相比。

即使是理应一口咬住、使劲榨取它的蒙古也不重视俄罗斯，由此便可窥知当时俄罗斯的状况。

钦察汗国与隔着高加索山脉（Caucasus）控制伊朗南方的旭烈兀汗国持续对立，其原因是钦察汗国想要获得自高加索山南麓至阿塞拜疆（Azerbaijan）的肥沃牧地与丰饶富庶，以南下政策为首要国策。

与此相反，蒙古并没有直接统治罗斯诸公国的意图。当然，俄罗斯以税赋进贡，但对于“黄金斡尔朵”的主人而言，俄罗斯的税赋恐怕无法与散布于黑海或亚速海（Sea of Azov）沿岸的塔奈斯（Tanais）、苏达克（Sudak）等意大利殖民交易城市缴纳的上纳金相提并论。

对罗斯诸公而言，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蒙古都是最重要的存在，但就蒙古来说，罗斯诸公则不是其重视的对象。直率地说，关于此时俄罗斯方面的情况，一直以来的历史学者都有一种以罗斯地方为“主”，克普恰克草原的蒙古为“从”的思考倾向，尤其是以欧洲史立场出发的史家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事实是相反的。

俄罗斯不如说是借由受到蒙古的支配，被编入了世界帝国蒙古的经济、文化、流通体系中。蒙古的驿传、运输、交通网“站赤”（蒙古语音译，即驿站之意。突厥语发音作“亚姆”，波斯文史料中的记载发音亦近于此。汉字的“站”是转写蒙古语发音，以字形来显示其意。于语尾添加表“人”之意的接尾语“赤”的蒙语“站赤”，本来是“从事驿传者”之意，一般而言多用来指称驿传及其系统整体）的范围也远至俄罗斯。这个交通网不只连接起了欧洲与亚洲的陆上交通，也为通往波罗的海、里海、黑海、地中海、红海、波斯湾的海上交通带来了便利。此外，更重要的是，它也为以拔都家为主的蒙古带来了富庶。

罗斯地方是在蒙古到来之后，才开始活络起来的。

十三世纪到十六世纪的俄罗斯，各方面都有来自蒙古的深刻影响。俄罗斯正教之所以能够普及罗斯全境，在某种层面上也是因为明里暗里借用了蒙古的力量。但更重要的影响是莫斯科的崛起。

蒙古到来时，莫斯科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城镇。然而，由于蒙古的到来与支配，机会降临到莫斯科头上。历代的莫斯科王公都成为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所制定的政略的忠实继承者。通过联姻与纳贡，其与蒙古的关系日益亲密，一三二八年“黄金斡尔朵”终于承认莫斯科王公为大公，将俄罗斯全境的征税委任于他。

如此，莫斯科以蒙古势力为背景缓缓地增强权力。其间，在十四世纪完成民族统一的立陶宛（Lithuania）逐渐强大。以南方草原地带为势力范围的蒙古与势力范围从北方波罗的海方面伸展到第聂伯河（Dnieper）水系的立陶宛，在罗斯形成了一种拔河角力的状态。钦察汗国在各地的蒙古政权中算是特别“长寿”的，但自十四世纪后半叶开始就有较强的分立倾向，在十五世纪中叶反复分裂成数个政权势力。但是，即便如此还是保持了松散和缓的权力集团，莫斯科亦为其一员。

这样的状态又持续百年之后，十六世纪中叶伊凡雷帝（Ivan IV Vasilyevich，俗称“恐怖伊凡”）出现，击垮了窝瓦河流域的喀山（Kazan）、阿斯特拉罕（Astrakhan）汗国，莫斯科大公国开始蜕变为俄罗斯帝国。

可是，就连这样的伊凡雷帝，也是采取了“先让位给名叫西美昂·贝克布拉托维奇（Simeon Bekbulatovich）的蒙古王侯，然后再即位”这样一种迂回的形式，可见蒙古是王权保有者的观念在当时还很强。这意味着俄罗斯帝国本身没有蒙古确实是无法成立的。

俄罗斯帝国在控制住曾为钦察汗国中心地区的窝瓦一带之后，就急速地扩张，特别是在东方与西伯利亚方面。在扩张过程中成为主要旗手的，是喀山以及过去钦察汗国中突厥系人的一部分。

作为欧亚大帝国之俄罗斯帝国的大版图，是以蒙古支配为内部基础、逐渐外化而成的。据此有一种看法认为，俄罗斯帝国是蒙古帝国的继承者之一。

“鞑靼的桎梏”就在这个过程中被塑造出来。相当于俄罗斯皇帝的“沙皇”，被当作将长时间压抑下的俄罗斯民众从“地狱之民”“鞑靼”手中拯救出来的“神圣功勋”。沙皇不是专制君主，而是一位服侍于神的使命的世间解放者。

在此，“鞑靼”这个坏人是必要的，再加上又有俄罗斯正教的装饰，喀山、巴什基尔（Bashkir）、克里米亚等地的突厥系居民就被刻意强加“鞑靼”之名。

对俄罗斯而言，“鞑靼的桎梏”在漫长历史中是追求权力者自我正当化与激发民族意识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