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既生左，何生曾



曾国藩三次自杀，左宗棠两度挽救

正史中，左宗棠一生对曾国藩最醒目的一次评价，在《铜官感旧图序》。

《铜官感旧图》感念的，是曾国藩首次自杀之事。

曾国藩一生到底有过多少次自杀？没人准确统计出来。原因有两点，一是某次具体遇挫后，连续多次自杀，比方单湖南靖港失利，就先后有过五次，严格说来，只能算一次。二是还有多次自杀停留在与幕僚、朋友口头秘授、遗嘱表态阶段，因授人太多，陈述交叉，传于逸闻野史，难以采信。

正史一般认为三次：1854年4月28日在湖南靖港跳水；1855年2月11日在江西湖口跳水；1861年4月9日在安徽祁门自杀。

曾国藩三次自杀，左宗棠两次参与过挽救。

江西湖口被逼自杀，因遭遇劲敌石达开。

1855年1月29日，太平军40艘运粮船划过九江，湘勇水师率100余艘舢板追到鄱阳湖口，顺势冲破太平军防线。运粮船进入鄱阳湖后不知所向，但湖口防线缺被重新堵上。原来，湘勇中了诱敌深入之计。舢板船队被切断退路，孤立于长江。

2月11日，石达开趁黑率领30余只小划船火攻湘勇水师，另派罗大纲领30余只小划船围攻曾国藩的拖罟坐船，意在一锅端。这仗打得一溃涂地，曾国藩指挥船被太平军俘虏过去，公文、书籍，黄马褂、白玉四喜扳指、白玉巴图鲁翎管、玉靶小刀悉数被夺。走投无路，曾国藩望江而投。

安徽祁门一仗，则全赖左宗棠救曾国藩于倒悬。

1861年3月起，太平军对祁门大营连续发起进攻，进逼离祁门仅20余里。曾国藩陷身太平军，文报不通，饷道中断，陷入绝境。 1861年4月9日，景德镇被占，左宗棠退守乐平，祁门再次被牢牢锁死。曾国藩悲观至极，买好棺材，留下遗嘱，安排后事，静坐待死。他气聚神凝，在日记中平静述说此时此刻的“生死体验”：

是以忧灼特甚，夜竟不能成寐，口枯舌燥，心如火炙，殊不知生之可乐，死之可悲矣。”

万念俱烬之际，楚军统帅左宗棠冒险出兵，在江西乐平展开决战， 5000兵大败太平军5万人。此战势如破竹，迅速逆转战局。景德镇沿线顺势收复，祁门遂得解围，曾国藩捡回一命。

因先后有三次自杀，曾国藩到底在“真自杀”还是“假自杀”，没有人能够说明白。后世学界专门研究，归纳出五种假定：

一、羞愧与愤怒自杀；

二、情急自杀；

三、惊吓过度自杀；

四、对前途绝望自杀；

五、装腔作势自杀。

湖南靖港首次跳水，前面四点可能兼具，但还不至于“装腔作势自杀”。

三次自杀，以湖南靖港影响最为巨大。这与章寿麟作《铜官感旧图》有直接关系。

《铜官感旧图》画成后，图文并茂，立体全面，一经出版，舆论当时大哗。

《铜官感旧图序》的来龙去脉

铜官山在靖港对岸，晋代在此地开办铜矿，设官管理，故名。

1877年（光绪三年）暮秋时节，湖南长沙籍官员章寿麟从南京回湖南，逆流而上，自洞庭湖转入湘江，途经铜官山，触景伤情，想起23年前曾国藩在此跳水自杀往事，将船停了下来，画了七幅画，取名《铜官感旧图》。

章寿麟自述创作情境与心境：

时隔23年，我再次站在铜官山上，看秋风激荡水波，听树木呼然作声，恍惚又回到当年那场惊心动魄的厮杀，又见到曾国藩在这里指挥湘勇奋勇作战的情景，内心波澜起伏，莫可名状地悲怆。

23年弹指一挥间，倏忽逝去。如今，曾公死去也已经5年。大人物的死，真是像泰山梁木轰然崩折，令人无限痛惋。物是人非，人间惆怅。我决定用图画将当年故事画下，让后人通过它，记住这段历史。

我首先申明，作这样一幅画，并不影响曾国藩的伟大。他以一等毅勇侯留名后世，一生的事功，历史已经记下，不是一幅画可以抹杀。我就在想，曾公这样一代伟人，绝对不是平白无故降生，也绝不可能平白无故死掉。 23年前，我救不救他，他都会逃过一劫。

由此可见，带兵打仗，是人间大难事。即使是像曾公这样的人，仁厚、智谋、英勇、大义，也不免要受到挫折。他过人之处，在从不被挫折折服。挫折折不断他，困难压不垮他，相反，他会迎难而上，振翅高飞，越飞越高越精彩。因为曾公的定力，不是一般人可以达到的。他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像唐代名臣李光弼、宋代名将韩世忠那样，败不辱身、舍身殉国。曾公当年在这里跳江自杀，绝对不是作秀，而是真心想死，舍身殉国。

想到这里，章寿麟欣然命笔，为《铜官感旧图册》写下自序。

图文作好后，章寿麟想听听更多当事人的意见，邀请左宗棠、王闿运、李元度等200多位官场大佬、文化名人品鉴。

不料怀旧风一起，众人兴趣空前强烈，围绕它写文赋诗，题词作曲，达200余篇（首），章寿麟儿子将这些文字整理成四册书，题名《铜官感旧图题咏》，公开出版发行。

章寿麟如此重视这段历史，因他当年一手救活过曾国藩。

章氏的叙述，比照前文，有如今天离同一新闻事实远近不同的两家媒体报道，从另一个侧重面切入，在细节上做足补充与完善，一个半世纪后读之仍如临现场。对于这些十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笔者不避烦琐，仍照实再聚焦、还原一次。

1854年农历三月下旬，曾国藩决定攻打靖港前，有了与太平军拼命的想法。他给幕僚李元度与陈士杰口授两千余字的遗书，称自己一旦战死，就按此向朝廷汇报。

两人第一次见这种架势，预感到情况不妙，请求随部队同行。

曾国藩拒绝说，你们的谋略，我已经记下，但你俩都不能上阵杀敌，去了不安全，我反倒还要安排亲兵保护。

李元度决定瞒着曾国藩，私授幕僚章寿麟，要他悄悄躲进曾国藩座船的后舱，一旦发现意外，如此这般行事。

不出李元度意想，靖港会战一打响，湘勇一败涂地，曾国藩情急之下，跳进湘江。

亲兵当即下水营救，曾国藩气得胡子都直了，破口大骂，命令放手。眼看头顶就要没于江心，章寿麟“扑通”冲进湘江，抓起曾国藩就往船上拖。

曾国藩惊讶地问：你怎么来这里了？

章寿麟按李元度之前的密授说：我从长沙赶来报喜的，湘潭打了大胜仗，援军大部队正开过来。

曾国藩一听，不再寻死，任章寿麟托起，上了船。

曾国藩被章寿麟用快船紧急运到罗泽南行营，再由行营返回长沙水陆洲行营。到长沙一问，才发现上当，又要寻死。他气息奄奄躺在床上，将军械、战备物资逐一清点，一手交给在湖南巡抚衙门主政指挥的“幕僚”左宗棠，预定四月初四料定完后事再死。

左宗棠第一次对曾国藩实行“崩溃疗法”，村野粗话、大义正话一齐来，骂得他无法自杀。

1854年农历四月三日傍晚，湘潭快马传来真捷报，湘勇消灭太平军1万余人。曾国藩转恼为喜，翻身下床向朝廷报喜。

章寿麟的谎言竟然成了事实，曾国藩也不再言死。

没想到，章寿麟随后却意外遭遇曾国藩冷落。

打下南京后，曾国藩拜相封侯，众文武论功行赏，诸多低级武官与士兵都得到了提拔，一时成为“土豪显贵”。章寿麟却只得到个泰州知州。后调军中管理营务，一直没有提拔。直到1872年3月12日，曾国藩病故南京任上，章寿麟仍只是知州。

章寿麟对仕途终于心灰意冷， 5年后，带着失意与情绪，他自请开缺，休归长沙。

归程中，他作图七幅。

200多篇题跋、题识，图文并茂，壮观有如史诗。

左宗棠作为当年参与见证的一号人物应邀作序。他的评价怎样？

众人翘首猜测。

左宗棠客观评论曾国藩

《铜官感旧图题咏》洋洋洒洒蔚为大观，最醒目只有三篇：左宗棠的序，李元度的记，王闿运的诗。

作为曾国藩当年的幕僚、密谋章寿麟暗藏船舱的主使，李元度对此最有发言权。他在1879年作《题铜官感旧图》，不仅第一次向外界披露了隐情，并专门发表了看法。

李元度的看法，概括起来，主要有四条：

一、章寿麟一手救起曾国藩，功高盖世。表面上看，是“手援一人”，事实上呢，是“而援天下”。

二、曾国藩终生没有报答章寿麟，主要是因为章寿麟有古代高洁名士之风，像古人介子推，自己不站出来要官，官职自然也没有轮到他。

三、关键是曾国藩没办法报答章寿麟。不提拔固然让人指责忘恩负义，如果提拔，则更麻烦，跳水自杀就成了装腔作势。既然当年真想死，就不应报答他。不但不能报答，反而还需要责怪他。

四、章寿麟没有得到曾国藩提拔，无关紧要，这不会掩盖他“手援一人，而援天下”的历史功劳。

这篇文章里，李元度对曾国藩“忘恩负义”其实颇有微词，在文尾不惜搬出曾国藩祖父曾玉屏对章寿麟的高度评价，并以“当代介子推”作比，侧面隐约传达出对曾国藩不报恩的抑郁与愤懑。

曾国藩的贴身幕僚传出此文，社会的负面反响可想而知。

当负面评价如风如潮跟来，左宗棠站在公正、客观的角度，却不这么认为。

1883年农历七月， 71岁的左宗棠应邀作序推荐。他主要针对李元度的《题铜官感旧图》观点，写下《铜官感旧图序》。

左宗棠的看法，概括地说，也是四点：

一、平定太平天国，在当时看是大事，放进中国历史中看，并不算什么了不得的事。何况，曾国藩个人的历史作用，也没有今天吹捧者说的那么重要。他当年没有战死在铜官，对个人来说是幸运；但说如果战死了，湖南就没有继起者出来平定天下，恐怕也不是那么回事。

二、曾国藩当年被困靖港自杀，这种志气应该充分肯定。他跳水绝对不是在装腔作势，为什么？他一心为国，不瞻前顾后，不患得患失，忘记了毁誉，也顾不得吉凶、荣辱。任何办大事的人，都需要达到这个境界，才有望成功。

三、曾国藩毕生追求的，不是简单的事功，而是伟大的精神价值。为了保持精神价值的纯洁，他不会拿国家权力来做交易，更不会拿地方官职当私人奖品。他没提拔章君，既不是“提拔不合适”，更不是“不提拔更不合适”那么回事。

四、我今天之所以站出来说一下，是因为社会对我与他的关系议论纷纭，许多停留在猜测、想象与攻击，需要有人秉公持论。没错，我与曾国藩在带兵打仗的战略与治事安民的方略上意见多有不一致，我从来就不回避这点。但我们私交一直在，从来没有因公事不合而伤私情，这点大家都看到了。我做两江总督后，将曾国藩在两江任时的那一套，全部逐一改过来。天下人理解不理解，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因为这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处事始终坚持两个原则：办事符合义理，内心感到安稳。如果曾国藩有在天之灵，可以见面再论一论“国事、兵略”，我还是坚持这两个原则。

左宗棠序文一出，时人评价“亢而侮”，口气大，看不起曾国藩。

站在左宗棠的角度，自有他的逻辑。其时新疆已经收复，这是比平定太平天国伟大得多的事业，他有底气来客观评定。左宗棠以过来人的体验，以君子人格、天下大义为尺度，跳出了“私恩”与“回报”这种将公权力当作个人奖品的庸俗化的猜测与想象，站在历史与精神价值的角度，确实高屋建瓴。

左宗棠的公正与客观，跟王闿运比较则十分明显。

王闿运一生，仿佛是为否定曾国藩而生。他作《湘军志》，客观真实地将曾国藩带湘勇以来的烧杀掳掠悉数记下，传之后世。曾国藩死后，他赠挽联，不但极尽嘲讽，而且对其人完全否定：“平生以霍子孟、张叔大自期，异代不同功，勘定仅传方面略；经术在纪河间、阮仪徵而上，致身何太早，龙蛇遗限礼堂书。”上联讥其无相业，下联讥其无著述。要事功没事功，要文章没文章，曾国藩一无是处。

王闿运这次作长篇叙事诗《铜官行寄章寿麟题感旧图题咏》， 以他一贯总体否定的风格，态度“噱而慢”：将曾国藩当成一个玩笑，语气轻慢。

王闿运描述，曾国藩亲临战阵的窝囊情形是“板桥漂破帅旗折，铜官渚畔烽明灭。岂料湘潭大捷来，千里盗屯汤沃雪。”他对事后以救曾国藩为功的文人，附带一并嘲讽：“一胜申威百胜从，塔龙如虎彭杨龙。时人攀附三十载，争道当时赞画功。”

清末江西派词人、画家夏敬观读后，发表自己的读后感说：左宗棠的序，王闿运的诗，将当时的前因后果说得最为详细。熟知过程后，我发现曾国藩一生所以能够成功，完全靠运气，论才能、识见，他在江忠源之下，如果江忠源不早死，就没有后来的曾国藩了。

案此图题咏自以左序王诗为能详言当时之事实，故郑诗特表而出之。曾文正功业之成，出于天幸。当日论其才识者，谓出江忠源下，使江在，无曾也。

夏敬观将曾国藩与江忠源比较，还得出“曾不如江”的结论，如果曾国藩地下有知，一定会用三角眼死死盯着他看。局外人来类比每况愈下，真应了曾国藩在生时的一句口头禅：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

多种观点摆到一起，谁意气谁理性，谁客观谁偏激，一目了然。时人比较三篇文章，结论是左宗棠立意高、心怀大，评价最为客观、公正。

曾国藩号称“完人”，他晚年脾气、性格全无，为什么还留下诸多非议？官场办事总会得罪人，事成之后，利益与情感交错，会留下诸多积怨。秉公会得罪恩亲，持私会遗臭后世。左宗棠以刚直个性行事，固然得罪过不少人，曾国藩以道家柔术处世，又何尝排遣了议论？足见世道人心之复杂，客观公正处世之难。要真实评定，则难上加难。这也提醒今人，任何人的评价，都不是最后结论，而只是某个角度里的观察与判断，无法代表绝对真理。

左宗棠所以被后世议论与曾国藩不合，还有一个原因，两人在生时真真假假闹些故事，为后世留下谈资，以佐人生趣味。

意气与玩笑背后见真情

左宗棠与曾国藩骨子里事实都是有个性的人，有股敢顶的倔强蛮劲。分别是，左宗棠选择遵从自我天性，以真实、本我面貌行世，曾国藩选择压抑天性，戴着面具，以超我形象示人。两人气质由此相反、言行风格大异其趣，越到后来越明显。

肚子里明明有一串人话，硬要压在心底做鬼话，左宗棠哪里看得下去？故意跟曾国藩恶搞，以玩笑、戏噱的方式，来化解他制造出来的庄严与神秘。

野史传闻，曾国藩有次给左宗棠写信，出于谦让用了“右仰”，以示客套。这本是人际礼节，再正常不过，左宗棠却很是不快地说：他写了“右仰”，难道要我“左俯”不成！

又一则野史披露，曾国藩去世后，朝廷赐谥号“文正”，左宗棠听说了，嘟囔说：他都“文正”了，我岂不成了“武邪”？

还有一副多处被引用，至今已无法确切考证作于何时的对联。曾国藩出上联：“季子自鸣高，仕不在朝，隐不在山，与吾意见常相左。”左宗棠对下联：“藩臣当卫国，进不能战，退不能守，问他经济有何曾？”

1852年起，曾国藩与左宗棠开始通信，一直以兄弟互称。曾国藩官拜大学士后，按惯例左宗棠须自称“晚生”。或许，左宗棠心理记忆中一直将曾国藩看成“贤弟”，一时不能习惯，写信半开玩笑说：我比老兄只小一岁，说不上晚，还是自称“愚弟”合适吧。

惟念我生只后公一年，似未为晚，请仍从弟呼为是。

曾国藩也知道在左宗棠这个大才面前自称“老师”有点心虚，何况被左宗棠骂过多次，形象全无，权威树立不起来，因此故意装作认真地说：“恕汝无罪”。这四个字是当时流行的戏台词。可见两人都当这个场面上的称呼是演戏，没有真拿它当过一回事。曾国藩私下场合，其实也不愿虚与客套，虽然公开场合他非常注重政治影响。

不过，左宗棠毕竟是儒学信徒，礼制是儒学之本。到公开场合，左宗棠也十分注意形象，点滴小事都从不打马虎眼。曾国藩去世，按照礼制，左宗棠挽联必须署“晚生”。左宗棠果然遵制，客客气气自称“晚生”。曾国藩去世后，长沙中山路船山祠堂边设有曾文正公祠。

左宗棠收复新疆后回乡省亲，作为湖南最具个性魅力的“明星官员”，衣锦还乡，引得数万人自发赶到长沙，前来围观。左宗棠当时乘坐一架八人大轿。因围观人流如潮，长沙街巷过于狭窄，轿子过不去。左宗棠干脆掀开轿帘，笑着下轿跟民众拱手打招呼：你们是要看宰相耶？宰相就是这个样子。我就是你们要看的左三嗲嗲！

这种老顽童式的可爱，像极曹操。曹操当年西征马超、韩遂，韩遂的士兵争着看他，曹操大声说：你们是想看曹操吧？告诉你们，他和你们一样，也是个人，并没有四只眼睛两张嘴，只不过多了点智慧。

左宗棠进曾文正公祠，按照礼仪，该跪就跪，该拜就拜。仪式完毕后，左宗棠要亲兵揭开神帐，看着曾国藩的木像，仔细端详了一会儿，摸着胡子点头称道：“涤生，生前哪得有此！”

真真假假的玩笑与恶搞至此结束。

两人生前私交一直深厚，从后来的事情上也可以窥斑见豹。

左宗棠晚年对曾国藩的后人，不但在生活上给予关照与帮助，在事业上也极力扶持。

曾国藩为官清廉，与左宗棠一样，足为世范，但因此后人衣食无着，常向亲朋故旧求助。左宗棠得知，每次总是从工资里抽几百两银子赠送。要知道，左宗棠一妻一妾、四子四女，每年才花200两。

曾国藩最小的女儿曾纪芬在《崇德老人纪念册》中记称，左宗棠心慈情重，她很愿接近。丈夫聂缉椝27岁那年，她建议去南京两江总督府拜访左宗棠。左宗棠欣赏聂缉椝的才能，提拔他做两江营务处会办。（两江营务处是左宗棠收复新疆后在南京设立的军事筹划机关，相当于参谋处。）

其后，左宗棠对聂缉椝悉心栽培。 1882年春，聂缉椝随左宗棠出省阅兵。当时上海制造局已经开办，许多官员前来求任，左宗棠送客后，独留聂缉椝小坐一会儿，交心道：仲芳，你都看到了，今天来的人，求官只为发财，我对他们失望；只有你是冲事业来的，你可以担当大事，好好努力。

若辈皆为贫而仕，唯君可任大事，勉自为之也。

带在身边的那段日子，左宗棠像待儿子一样待聂缉椝。在他大力举荐之下，数十年后，聂缉椝分别在江苏、安徽、浙江三地担任巡抚，成为曾氏显赫的后人。

两家关系处熟后，左宗棠还曾特邀曾纪芬到家做客。见面后，左宗棠故意问：涤生兄猴年生的吗？曾纪芬说：属羊。左宗棠说：哦，大我一岁，你就将我当叔叔吧。他交给曾纪芬一项任务，在两江总督府内找到曾国藩当年住过的卧室。他将曾纪芬当女儿看待，关系近得胜过亲人，左宗棠一次当面开玩笑说：满小姐已认我家是她的外家了。曾纪芬琢磨这句话，自己内心里还真将左宗棠看成“干爹”了。

之所以厚待曾国藩后人，一则左宗棠“居心宜直，用情宜厚”，毕竟自己做上浙江巡抚，出自曾国藩一手举荐，人不能忘恩；再则，他确实与曾国藩没有个人私怨，私交中的意气，停留在玩笑，当不得真。

中国人习惯，同龄人生活中喜欢以玩笑相互打击为乐，尤其在关系亲近的男人间。左宗棠虽位高权重，生活中也是常人，爱开玩笑。左宗棠晚年，应了中国古话，“树老根多，人老话多”。他在总督任上对求情的官员有特别一手，见面就滔滔不绝地说自己的故事，从楚军东征说到西征军远征，从自己说到曾国藩，将工作汇报当成听英模报告，让对方只能听，没有机会求情，时间一到，端茶送客。这本是左宗棠管理下属的一种策略，但却得罪了不少官员，他们求事不成，恼羞成怒，添油加醋，流传左宗棠对曾国藩的批评。话一经传开，越传越失真，传到最后，左宗棠俨然泼妇骂街了。

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左宗棠晚年时，社会流行批评曾国藩，肯定左宗棠，与今天情形正好相反。原因呢？曾国藩晚年处理“天津教案”不当，“外惭清议，内疚神明”，换来如潮讥评。左宗棠平定大西北，巨大的历史功劳摆在那里，朝野上下一片褒奖。曾国藩幕僚薛福成很不满意这种现象，他在《庸庵笔记》中分析说：现在社会上流行褒左抑曾，为什么？因为曾国藩已经去世，批评他没有风险，但左宗棠还活着，批评他则容易自惹麻烦。现在的人真是太势利了，即使偶有议论左宗棠不对的，也认为左宗棠只有两点做得不对：一者他是曾国藩举荐才独立创建楚军的，他出山后却老在指挥曾国藩，否定他的意见，使曾国藩难堪；二者左宗棠办事“不感私恩，专尚公义”，为了国家大义，大公忘私。薛福成说：这两点明是批评左宗棠，实则在表扬左宗棠。我以为都没说到点子。问题的关键是，曾国藩举荐左宗棠，左宗棠却争强好胜，将声望与功劳弄到曾国藩上面去了，全国人民褒左抑曾，我担心这事让后世知道了，他们都拿曾国藩作反面教材，不敢再举荐比自己厉害的人才了。这样发展下去，世道人心不是会越来越坏了吗？

情义是中国文化之魂。薛福成站在人身依附的官场关系看，确实说到了点子，也道出了后世尴尬。

这样看下来，传闻中的曾左矛盾，其实另有隐情。

但这并不是说，两人没有矛盾。只是，矛盾不在此处。如左宗棠所说，在“国事、兵略”上，两人确实存在较大分歧。

两人为什么会发生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