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着眼文化救世，以“儒学”安定天下



办兰州贡院，大西北文教由此兴起

文化是“心术”之根，是天下太平之本。基于这一想法，左宗棠每平定一地战乱，第一件事是恢复与弘扬文化。

1863年，浙江巡抚左宗棠考虑到“乱后书籍板片多无存者”，便在宁波刊刻《四书》、《五经》。

战后举目废墟，经济极度匮乏，印书的钱哪里来？左宗棠用“羡余”。“羡余”是当时浙江省借助官方力量，组织官差在战后赈济灾民，用钱购买灾民在山中采挖的茶笋，再把茶笋卖进集市，赚得的一些运输差价。利用这笔钱，左宗棠在宁波创立浙江刻书处。

战后经济萧条，经费十分紧张。浙江刻书处成立时只招聘陈正伦、吴克文两位职员，刻工也只有16人。左宗棠调任福州后，继任者坚持了下来，成为浙江官书局前身。

左宗棠任陕甘总督期间，在甘肃再做文化盛举，修建兰州贡院。

甘肃与陕西原来属同一行省，省会设在西安。 1666年，康熙皇帝颁旨，陕甘分置，甘肃单独立省，管辖范围包括甘肃全省、宁夏全区、青海河湟地区、新疆乌鲁木齐及哈密。

尽管两省分设，但士子合闱。甘肃考生考举人，必须赶到西安。甘肃入西安路途遥远，往返一趟，多则几个月，开销巨大，有财力赴试的考生不到三分之一。读书人不取功名，难有出头之日，士人由此荒疏，甘肃文教日见衰落。

1873年，左宗棠向朝廷奏请陕甘分闱，清廷批准。

政策有了，落实需建试院，经费何来？

甘肃正历兵事，政府财政亏空，拿不出这笔钱。左宗棠看中兰山书院山长吴可读，请他去募捐。

吴可读是兰州人，忠肝义胆，侠义心肠。他与左宗棠同岁， 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中进士，曾任刑部主事，因守母孝回兰州，被聘为兰山书院山长，与左宗棠很谈得来，私交也不错。

吴可读欣然领命，每天穿梭于各州县衙门，游说于富绅商贾之家，发动甘肃各界募集资金，遭了不少白眼，终劝捐得白银50万两。

劝捐的艰难过程，《除夕有怀·率成七律三十首·其一》一诗中有详细自叙：

酒醒乡关听漏终，小窗独坐一灯红。

亡羊此夜悲歧路，失马当时说塞翁。

无限低回千载上，许多感慨卅年中。

平生不洒穷途泪，泣向流光诉转蓬。

“捐款”相当于“割肉”，没人主动捐；迫于舆论压力，富户、乡绅、商人又不得不捐。吴可读费尽口舌，好容易求得一笔捐款，社会又谣传他已卷钱跑路，也有说他挪作他用，又有人说朝廷风向有变，贡院建不起来。被各式谣言蛊惑，有钱人家人心惶惶，有时连跑几家，求不到一个铜板。挫败感让他只能在旅馆借酒浇愁，独灯枯坐到天亮。“失马当时说塞翁”一句下面曾有自注：“时予劝捐已就绪，以浮议暂止。”写尽过程之艰。

吴可读其人个性彰显，是晚清少见的风骨之士， 1879年4月25日（光绪五年闰三月初五），因反对慈禧太后“垂帘听政”，进行“尸谏”。

吴可读颇有点海瑞式的“忠君”。当天举行同治皇帝大葬，随行到天津蓟州，住在三义庙内。葬礼上，吴可读独个站出来，当场指斥慈禧借“皇太后”名义继续“垂帘听政”，只是为了满足个人私欲，完全违反朝廷体制。骂完，他在白绫上题下一副对联：“九重懿德双慈圣，千古忠魂一惠陵”，再从容将白绫绕在义庙正室的梁木上，双腿一蹬，套上脖子，上吊自杀。不料义庙年久失修，梁木已经腐朽，才蹬腿，“咔嚓”一声，拦腰截断。上吊不成，吴可读改服毒自尽，留下绝命诗：

回首六十八年中，往事空谈爱与忠。

坯土已成皇帝鼎，前星预祝紫微宫。

相逢老辈寥寥甚，到处先生好好同。

欲识孤臣恋恩所，惠陵风雨蓟门东。

1875年，崭新的试院落成。这是当时中国最大的试院，长一百四十丈，宽九十丈，外筑城垣，内建棘闱，可容纳考生4000人。

左宗棠将之命名兰州贡院，取意“为朝廷贡献人才”。他应邀欣然题写院联：

共赏万余卷奇文，远撷紫芝，近搴朱草；

重寻五十年旧事，一攀丹桂，三趁黄槐。

上联意思是，自己来批阅试卷，各类人才如“紫芝、朱草”，群芳辉映，百花齐放，不用担心在自己眼里埋没。下联回顾自己坎坷的科考路：一次乡试便中了举（一攀丹桂），三次会试却名落孙山（三趁黄槐）。换成白话说，同学们考中了固然可喜可贺，没考中也没什么大不了，还可以学我。这是左宗棠平生第一次拿自己作“励志教材”。

1875年秋，甘肃省在兰州贡院举行有史以来第一场乡试，考生多达3000余人，比以往多出3倍。

此后30年，全省共录取举人681名，中进士116名，超过了陕甘分闱前200余年录取人数总和，安维峻、刘尔炘、张林焱、秦望澜、杨思、范振绪、邓隆、慕寿祺等一大批人才脱颖而出。兰州贡院由此成为近代甘肃文化教育最重要的发祥地。废除科举后，兰州贡院又作为甘肃法政学堂、甘肃工艺学校、国立兰州大学办学所在地，延续百年文脉。

左宗棠驻节兰州期间，每年都要给兰山书院捐资2000两。兰州贡院开考后，左宗棠对家境穷困的考生，总给予特别关心。第三次乡试，他给62位考生捐赠了路费，甘肃举人进京会试缺路费，他一概私赠济助。

吴可读对践行“王道”的左宗棠之大义情怀感佩得五体投地。

为表达对左宗棠的感恩，不惜打破左宗棠从不为自己做寿的习惯，为他操办63岁大寿。

1875年农历十月初七，左宗棠63岁生日，吴可读还专门撰写寿联相赠，一表景仰：

千古文章功参麟笔，两朝开济庆洽牺爻。

上联意思是说，左宗棠平生的道德、文章、事功，可以与孔子作《春秋》并列。下联称左宗棠开济咸丰、同治两朝，足胜“当代诸葛亮”。“牺爻”指伏牺（羲）氏所画八卦，两两相重，演为64卦，指代64岁生日（虚岁）。

这是当时一流学者对左宗棠毕生作出的最高褒奖，比起潘祖荫、杨昌浚的评价，内涵要深出许多。也正因这两句话实在过于高深，不但普通读者看得吃力，文人学者也难以参透，所以一直没能流传开。

文人高士的赞誉，让左宗棠心悦。从小“喜为壮语惊众”，他对于别人的高度评价，来者不拒。喜欢他人夸奖，追求一种成就感，这种近似虚荣的心理，也是左宗棠尽心办事的一大动力。

要获得成就感和尊敬赞誉，背后要付出比别人成倍的努力。做上总督后，左宗棠位高权重，他人看到的多是自己表面的荣耀，只有自己才能感到肩上沉重的责任与超常的压力。

置身大西北，左宗棠不但要面对战争，恢复经济，顾及民生，还要处理民族问题、宗教信仰问题、国际纠纷。

战争的事归战争，建设的事归建设，两者目的一样，但方法完全不同。他化解这些错综复杂矛盾的利器，又是儒学。

左宗棠如何运用儒学来救乱世？

融佛入儒，以“经术”济世

左宗棠平定西北地区过程中，对回民子弟的教育特别关注。

1872年，化平直隶厅通判左寿昆根据左宗棠的建议，在化平川设立12处义学，招收回民子弟，学生学费、课本费、伙食费全免，进行儒化教育。所用课本，初学班用《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高级班用《四书》、《五经》、《孝经》、《小学》、《吾学录》、《圣谕广训》。

左宗棠以儒学为教化依据，把当地的“圣女川”改名为“圣谕川”，意在“宣讲圣谕，以化顽俗”，用心良苦。

经左宗棠发动，当地提督喻胜荣用多年薪水在化平城内修建了一所书院，专供回族子弟深造。他不仅修建了校舍，还建了7间商铺，修了一座水磨，将几亩菜地送给书院，凭租金解决教师工资。

左宗棠为书院取名“归儒书院”，意在西北用儒家文化教化民众，“伦谊明而习俗化矣”。他专门题写《归儒书院碑记》，表达了要以儒家文化教化民众，安定天下的志愿。

《归儒书院碑记》共700余字，末尾注“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太子太保东阁大学士陕甘总督二等恪靖侯加一等轻车都尉湘阴左宗棠立石，光绪四年五月吉日立于归儒书院”。碑文命意的核心，是“以儒者之说进之”。

左宗棠办学不单看形式，还要亲自去考察内容。《甘宁青史略正编·卷二十四》中记称，甘肃直隶州知州响应左宗棠开办儒学的号召，在境内办了四处义学。左宗棠收复新疆时期，抽空闲时前去调查，跟老师面对面交谈了解。

左宗棠问：娃娃们读的哪一种书？

老师说：教材才拿到的，是《千字文》、《三字经》。

问：《千字文》谁写的？

答：周兴嗣。

问：做这样一部书，用了多长时间？

老师望着左宗棠，仔细想了好一会儿，答不上来。

左宗棠坐上讲坛，耐心讲述道：这本书由南北朝梁朝散骑侍郎、给事中周兴嗣编纂，文字取自王羲之的书法，许多人不知道。起初，梁武帝教臣子学王羲之书法，命令殷铁石从中选一千个没有重复的字，每个字用一张纸，堆在一起，杂乱无序。梁武帝请来周兴嗣说，你有才华，帮我将这一千个汉字组成韵文。周兴嗣冥思苦想，一夜之间编好了，只是头发全白。后来，孙智永禅师临帖，将此文抄了800本，从此流传民间，江南每家寺院至今都各保留了一本。

老师听了，“哦”的一声感叹，长了见识。

左宗棠又顺手抽出一本《三字经》，翻开第一页，指着“性本善”三个字说：性心，从心从生。如果将耳、目、口、鼻、手、足、动、静看作性，则性就是一种“作用”。佛祖释迦牟尼曾说，狗也有佛性。其实是说人性本善。孔子说，“性相近”，孟子说，“性善”，也是这个意思，全是一个道理。

左宗棠旁征博引，老师听得入了迷。左宗棠讲完了，他还沉浸在这些新鲜又深刻的讲述中，细细咂摸读书三味。

左宗棠这次提起释迦牟尼，并将他与孔孟比较，不免让人意外。

作为军事家的左宗棠，并没有留下读兵书的历史记载。但他对儒家、佛教都深有探究，却有无数文字可以证实。

《雪门诗草》记述了一则左宗棠逸事：1863年，左宗棠就任闽浙总督时，在重阳节这天去灵隐寺拜访高僧，住了一晚。

寺僧道出寺里一副旧联，请左宗棠指正：“泉自几时冷起？峰从天外飞来”。

左宗棠一听，马上说：你这副对联，掐头去尾，没有说完，可以改一改。

寺僧请左宗棠赐墨。左宗棠略一沉吟，写下新联：

在山本清，泉自源头冷起；入世皆幻，峰从天外飞来。

寺僧豁然开朗，拍手称好。这一改，不但联意清晰明白，且有了纵深感，境界非原联可比。

左宗棠搁笔解释：看了原来对联，联想自身，不禁有了共鸣。自己祖辈乡居为民，家风清白，积代寒素，这叫“泉自源头冷起”；如今，自己凭借事功，骤然发迹，以封疆大吏身份空降福州，不正是“峰从天外飞来”？

“入世皆幻”是佛教语。什么含义，左宗棠并没阐释。他非常注意言行，从不在公开场合发表对佛教的看法。但对联透露的出世超脱感，内行一眼可以看出他的佛学功底。

惯看战场生死，左宗棠内心，事实常在儒、释、道三家停驻。他题兰州浚源寺大雄宝殿联：“法轮自转菩提海；净域长流功德泉。”以人间的公德慈善之举，比作佛教善心与净界之效。

左宗棠适时借鉴佛教向善的一面，用来正天下人心。他题福建漳州芝山书院联：“经始问何年，果然逃墨归儒，天使梵王纳士；筹边曾此地，大好修文偃武，我从漳海班师。”可见他在“融佛入儒”。他以佛教崇尚“良善”，比拟儒家“正人心”，让人耳目一新。任陕甘总督后，他题甘肃酒泉亭联：“甘或如醴，淡或如水；无即学佛，有即学仙。”见出他在三教之间自由出入的洒脱与通透。

左宗棠谈及佛教，极具灵光，一闪之后，又遁入儒家。

个中原因之一，左宗棠认为，佛道慈悲为怀，出世高超，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固有它的道理。但要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还得靠俗世儒家。因为，物质的世界，改变它在精神，但手段必须依靠物质。佛教与理学，过于侧重人心，更多的意义仅限教化，可以借鉴，难以应用。

大约因为读破万卷，儒佛兼通，腹有诗书气自雄，他身上散发出来的类似苏东坡式的一流大儒的气质，令同时代一流大学者为之倾倒。

1881年农历五月初九，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与左宗棠面谈后，在日记里记下当时感受：“访左相长谈，得力于养气，其言以死生荣辱为不足较。……余服其有经术气也。”

但诸多的逸闻野史中，左宗棠并未被人称有“经术气”。相反，一些被左宗棠称作“纤儒妄生”的读书人，总极力将他描绘成一介雄强武夫。郭嵩焘则干脆将他比作“能干的泼妇”，意思是左宗棠这种直人君子直得过了头，性格刚到让人难以忍受，但想着他特别能办事，也就忍一忍算了。

以今天的眼光看，个性左宗棠信奉儒家“义理”，其实并没有脱离纯粹的“古典文人”形象。他重情、重孝、重礼仪，完全按儒家的要求规范为人处世，有时甚至到了“愚孝”的地步。儿子孝威在母亲病重期间，割臂肉烧灰作药，左宗棠居然当作有孝心，非但没有批评制止，反而称之“可爱”。长女孝瑜最像左宗棠，个人能力颇强，有次跟丈夫陶桄一同面见父亲乡举时的“同年”，左宗棠得知后大为光火，以“无才便是德，有德便是福”的儒家古训批评教育，宣布下不为例。虽然古制规定女人不能参加社交活动，但其时孝瑜已46岁，做了奶奶，左宗棠批评起来照样不留情面。

主张“君臣朋友之间，居心宜直，用情宜厚”的左宗棠，在生时无论在官场还是社会，朋友交情都十分广泛，而且深情款款，情真意切，非一般士大夫泛泛所有。他的乡举恩师徐法绩去世，左宗棠赴任陕甘总督后，不但前去徐家探望后人，还在他死后送去礼金，作下墓志铭。张亮基、骆秉章去世后，后人都找上门来，请左宗棠作墓志铭。以他们的朋友、故旧关系之广，独想到左宗棠，足见情谊之洽。左宗棠在大西北期间，数位有三四十年没有联系的乡举“同年”因生计艰难写信前来告苦，左宗棠无一例外慷慨解囊，私掏腰包，每次都以三五百金相赠。他还特别提醒儿子，见面赠金时须恭敬执子侄礼。放在今天来说，相当于送老同学一套别墅外加一辆宝马。要知道，左宗棠在长沙司马桥20间别墅式住宅，才花1千两，今天长沙同类型住宅，售价早已过亿。

这样一位“重孝守礼”的儒学实践者、创新者，身上既遗传了传统的糟粕，无疑也凝集了古典的精华。他规范家庭、规立家训、规传家风，对今人同样深有启发。

“信人颇笃”的用人原则，是左氏用对人才的关键。衡量一把手是否合格，关键看两点：一是拍板，二是用人。一项事情到底做不做？需要有预见性，既能猜到开头，也能猜准结局，拍板的一把手除了凭经验、逻辑，更多时候需赖直觉。拍板之后是用人，用人关键是要有方法，将合适的人才放到最合适的位置。一把手用人最终能不能办成事，关键依靠三点：一、知人有智；二、容人有量；三、用人有术。以这三项指标考量左宗棠，结论是：刘典、蒋益澧、杨昌浚这样被曾国藩舍弃的“二渠道”人才，被左氏慧眼识珠，悉数挖掘、栽培出来，可谓“知人有智”；保举蒋益澧巡抚广东，刘典巡抚陕西，杨昌浚辅助自己，刘锦棠接替自己，各自独立担当一面，不负使命，可谓“用人有术”。左氏容人之量如何？后世颇有指议。理由是，终其一生，其培养督抚不过数人，比曾国藩相去甚远。左氏幕内人才不盛，主要有三个原因：一、独立领军太晚，通过“二渠道”挖掘的人才，天资与起点均太低，多数难以栽培成一流大员；二、左氏个人办事能力太强，幕僚在手下难以得到全方位锻炼；三、因“察人颇严，用人颇缓”，对入幕谋士高度信任，人才流动性不大，经常不见招募，可能因此错失一些奇能异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