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善用其短，化缺点为优点



吸取先秦儒学营养，养成大气人格

左宗棠走进社会，时常面临个性的苦恼。

个性强烈的人，从与社会的交往中也能不断自我觉察出来。

随着年龄增大，社会交往面日宽，格格不入感也日益增加。但气质已成，个性已定，让社会来适应自己，绝无可能；委屈个性，适应社会，则比早年用理学来修心更让人痛苦。左宗棠再次反身自问，终于想明白了一个道理：自身可以改变的东西，尽量朝好的方向靠近；不能改变的东西，就不要改，应尽量从本身挖掘优点。

倔强、偏激，让自己性格刚直，敢说敢做，气势磅礴，人格已经成型。这是一种雄狮的类型，不能因为猴子、羚羊站在他们的角度嘲笑、否定，雄狮就必须改基因做猴子、羚羊。雄狮类型，注定不适合给人打下手，只能自己带领别人，去开创事业。

在个人与社会发生的无数次冲突中，左宗棠逐渐清楚应该选择什么，放弃什么。

1849年，胡林翼向林则徐举荐遭拒之后，左宗棠跟他说出了心里话：我这种个性的人，只适合办大事，不适合做小事；我可以凝聚一批人，带领他们成就一番事业，但如果听别人指挥，按别人的设计，我不是一个合格的能完成任务的人。

弟才可大受，而不可小知，能用人，而不能为人所用。

这句话口气很大，看上去又像“壮语惊众”，其实不然。

左宗棠以儒学提升涵养，已经深得儒家精华，他只是将孔子的原话化用了过来。换句话说，是孔子在隔代教导他这么说。左宗棠以儒学修心，当然以孔子定下的“士人、君子”担当天下的志气要求自己。

子贡当年问孔子，怎么做君子？

孔子答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君子不能让他们做那些生活小事，但可以让他们承担重大历史使命。小人不能让他们承担重大历史使命，但可以让他们做些生活小事。

按孔子的要求，真正要做个合格的读书人，并不容易。孔子与学生子贡就读书人的任务，立下三个阶梯式标准。

孔子说，读书人的第一任务，是“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使命。”即是说，按照礼仪规范治理天下，将天下打点得井井有条，让世界从此进入永久和平，做到了这点的人，就是君子。

子贡可能觉得“治理全世界、开万世太平”目标有点高，又讨价还价地问：老师，我能力有限，您这个要求也太高了，还有没有稍微低一点，容易做到的标准？

孔子说，有啊。“宗族称孝焉，乡党称悌焉。”只要你长年坚持对长辈孝顺，对同辈友爱，并且能用“孝顺”与“友爱”，将家族治理得井井有条，让全乡、全县、全省人民都以你为榜样，自觉向你看齐，就是君子。

子贡大概觉得这个目标还是有点高，以“跳楼价”直接触底线问：老师，还能不能有更低一点的标准？

孔子有点不高兴了，这小子真行啊，读书又不是做生意，哪来那么多“喊一千卖八百”？当即语带鄙夷地说：也许还有吧。“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说得到做得到，全心全意为别人服务，这种读书人你以为很好了是吧？老实告诉你，这已经是不折不扣的小人了，勉强可作君子底线，这个要求你不能再放宽了。

怎么看待这次对话？

子贡商人出身，擅长讨价还价，他看出了问题关键：君子人格要求太高，现实生活中难以做到。今天去看，这确实是君子标准理想化的弊端，也是后世盛产“伪君子”的主要原因。对照“君子三标准”，晚清多数读书人都不合格，多数官员都是“小人”。基本做不到，再不装已无活路。

因此，朝廷官员多数时候避君子话题而远之，或者以君子标准要求他人时才提出来。对他人“君子主义”，对自己“自由主义”。

左宗棠却主动站出来以“君子使命”自居，归因于他处身社会边缘。早年父母双亡、没有田亩、没有积蓄的穷书生，身份几近“游士”，以君子自命，没有被人揪辫子、抓话柄的风险。他将“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使命”这句话消化后，用自己的话表达成“身无半亩，心忧天下”，公开挂在桂在堂的门楹上以明心志。

做君子太苦太难太有风险，读书人多惧为之，又不敢嘲笑孔子，只好反过来嘲笑左宗棠。

倔强的左宗棠懒得管他人怎么看自己。实践圣人教导，我自有主见与判断，为什么要看庸人的脸色？他继续沉心在儒家经典里，读破万卷，与古人“神交”。

用“义理”来愉悦精神，以“三畏”自正其心，以“君子人格”作标准，左宗棠逐渐养成一种大气心怀。君子人格一经定型，“傲气”也逐渐转化成了孟子倡导的“浩然之气”。

“浩然之气”到底是什么？

孟子给“浩然之气”定义了三个标准：一，它是为人处世中让自己心安的良知；二，它是由正义在人的内心中长期积累，逐渐形成的；三，“浩然之气”的道与义，每个人心中固有，不是心外之物。

左宗棠养成“浩然之气”，得益于“燕颔虎颈”的体魄，以及早年养成的倔强心气。

“燕颔虎颈”属“血气”，这种人精力充沛，方正刚直，敢爱敢恨，敢做敢当。倔强心气属“习气”，这种人特别拧，刚明耐苦，认定之事，九头牛也拉不回。

这是一种可以朝着两个方向发展的本性：“燕颔虎颈”若缺乏文化教养，将成粗鄙武夫；“倔强心气”如缺少敬畏心、礼仪规范，则是山野村夫。但一旦习得义理教化，充实文化涵养，则可以成为有理想、有担当的君子。

1835年， 23岁的左宗棠入京会试，题联初现君子“使于四方，不辱使命”的大气心怀：“迢遥旅路三千，我原过客；管领重湖八百，君亦书生。”

此联被后世归类为“伟人体”。

“傲气”与“浩然之气”有什么差别？

其一，“傲气”的落点在我，执着于个人；“浩然之气”落点在人，关注他人。其二，“傲气”的目的，是将人比下去，以成就自己，打压他人；“浩然之气”则忘我，为实现天下正义，但行自己心安。两者归宿，最后都实现了“我”。但前者追求个人的名利双归，后者则是依托事业，实现大我。

左宗棠以“儒学”修心、“实学”修行，用今天话说，形成了与晚清时代难合的“三严三实”风格。

修心时就应做到“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这点儒学与理学并没有什么不同。两者差异关键在“实”：儒学关注现实，实学着眼办事。左宗棠做人实、谋事实、创业实，这完全不合帝国官僚风气。官僚的职事是道德教化万民，文章治国，风化民众，无影无形；官僚的升迁则靠“官德”，长袖善舞摆平各种关系、及时摆姿态塑形象，才是为官从政的“葵花宝典”。

毫无疑问，晚清衰世，官场营营苟苟，表面却更需一团和气，倔强个性难容于时，君子人格、浩然之气，难容于世，左宗棠与主流社会的价值取向越发显得格格不入。

这样一个人，如果做学问，可以像明朝的李贽。如果做艺术，可以如明朝的徐渭。但选择为官谋事，谁敢与他共事？

利用性格缺陷，以“独立人格”合作

左宗棠的方法，是找准自身定位，保持人格独立。

个性行世多年，他逐渐领悟到，人只要明白自身的特点，看到自己的长处，看准自己的短处，在芜杂的社会中找到适合自己的舞台，发挥自己的长处，利用自己的短处，明确自己的道路，保持独立人格，则天生我材必有用，不会有怀才不遇之慨叹。

1852年10月8日，左宗棠入湖南巡抚张亮基幕府，他第一次巧妙利用自己的缺点，以“性格难与人合”为由，坚持以独立身份合作。

1852年10月13日，左宗棠与张亮基谈妥，第一次上长沙天心阁城楼调兵遣将。因为事先得到充分授权，他按自己意志尽情发挥，成功抵制住太平军的强势进攻，使战争从敌方战略进攻转入战略相持。

但战局稍稳，帝国体制引发的问题，开始逐一暴露：

针对太平军屯兵城南，背水面城，左宗棠第一次献上“西渡围歼”之计。

长沙当时是全国战场的前线，集中了太平军的主力。左宗棠此计，意在全歼。张亮基、江忠源军事会议通过，按“西渡围歼”计策出兵。

清廷此时已经意识到太平军来头不小，当时派出近10万援军，在长沙城外河东、河西及城内布防。

各路诸侯屯兵长沙，大佬一时“萝卜荟萃”。统计下来，驻城统兵有一中堂、三巡抚、三提督、十二总兵，城外还有两总督。

指挥官多如天星，清军多如牛毛，布下天罗地网，按理麻雀都逃不过。但太平军依然如入无人之境，什么原因？官场腐败、低效。左宗棠第一次亲眼见识了什么叫“官僚主义”。最高权力在北京，集权在皇帝，皇帝大权在握，却只会听战报。没有御驾亲征，官僚体系内便不能明确指定责权，大臣们谁都在指挥，谁都不听谁指挥，令出多门，“莫相统摄”，等于没有指挥。

张亮基作为地方大员，下令总兵常存、马龙带兵西渡伏击。两人怕得要死，畏缩不敢过河。张亮基没办法，只好改令广西提督向荣，向荣又不听命。张亮基黔驴技穷，只好动用杀手锏，通过督师湖南的钦差大臣赛尚阿发布命令，指定向荣限时西渡。向荣仍想推诿，拉出常存、马龙来攀比论理，称应该派遣的是他俩，不是自己。炮火战场成了辩论大赛会场，口水仗一打20多天。太平军趁清军论辩的空隙，从湘江险境中抽身，集结到妙高峰下，抽转身来包围长沙城。计策最佳时机丧失，张亮基困守城中，心急如焚，不得不考虑亲自督兵西渡。但太平军正在天心阁城墙下挖地道放炸药，出不了城。“西渡围歼”计策，经各方势力拖拉、扯皮，终于流产。

围歼搁浅，后果严重。太平军蜂拥城下，集中炮火轰城墙。在铺天盖地的炮弹冲击下，天心阁城墙正门被炸开，巡抚衙门危在分秒。事有凑巧，太平军炸开城墙后，误将天心阁南墙当作城门，大军蜂拥而至才发现，跑错了。赶紧杀回，往返耽误几分钟，清军抓住这要命的空隙，成功堵缺。

随后几天，太平军趁势对长沙城墙接连发起猛烈轰击。

11月10日，天心阁南门魁星楼侧城墙被炸开一道4丈宽的口子。

11月29日，南门城墙又被炸开一道8丈宽的口子。

幸亏左宗棠指挥得当，又及时堵住。

两军你炸我堵，战局相持，一拖就是80多天。左宗棠布防严密，太平军难以攻下，歼灭战眼看要打成持久战。洪秀全亲自出山指挥，这下急了，他必须尽快打下武汉，图取南京，打通中国东西全线，将战火烧遍全国，才有希望立稳政权。临时权衡，主动撤围，长沙城暂免攻破。

侥幸暂逃一劫，根据官场规矩，需要开庆功会。张亮基主持战后军事总结大会。向荣当场道歉，称后悔没有配合左宗棠的“西渡围歼”计策，现场做了检讨。张亮基性情相对平和，只好双手一摊，表示无可奈何。有什么办法呢？将领战场上搞辩论赛，败后做检讨，临敌畏首对友刁，明知他在装模作样，也不能抓起来杀了，只好睁只眼闭只眼。

左宗棠就不是张亮基这样好脾气，到手的歼敌机会给拖没了，他心里憋了一肚子火。可惜张亮基没处罚权，他作为幕僚，更加无权，又能拿向荣们怎么样？

这场恶战让左宗棠看清楚了，过10万的政府军打不过5万太平军，症结不在武器与军人，而在士气与体制。

左宗棠第一次惊讶地发现，官场内部竟然如此奇葩，官员理不清责、权、利，遇事相互扯皮、推诿、掣肘，有贪心重又不怕死的，甚至背后密谋趁战争消灭政敌，冒着上军事法庭的风险偷挪军需物资。内耗如此严重，换了神仙来主持也打不赢。这更加坚定了左宗棠当初的选择，不随随便便去趟官场这摊浑水，只以入幕名义，与张亮基合作。有了独立人格，左宗棠则可以自由发挥，尽展才干。因为双方是合作关系，左宗棠放手干，干得好受表扬，干不好挨批评，实在不如意，随时可以抽身离开。

张亮基的顾忌感，让左宗棠获得事实的军事指挥权。他当时在给陶桄的信中说得很清楚：

制军待我至诚，事无巨细，尽委于我，此最难得，近时督抚谁能如此！

在湖南巡抚衙门做幕僚近一年，独立合作积累了经验。左宗棠用同样的办法又与骆秉章搭档。

这次独立性比上次更强了。骆秉章自述，左宗棠入幕后独立性强，不归自己管。骆秉章在自编的年谱中这样说道：

咸丰四年三月，（左季高）同伊婿陶桄到省捐输，极力挽留，始允入署襄办，仍不受关聘。

左宗棠利用“性格缺点”而无意开创的这种官场用人新模式，换来的好处是，骆秉章后面手握真正的大权，随时可以问责，而左宗棠冲在台前，获得了更大更自由的办事实权。左宗棠在与郭嵩焘的通信中，说得十分明了：

骆文忠初犹未能尽信，一年以后，但主画诺，行文书，不复检校。

左宗棠在骆秉章幕府中一干就是6年，他治理一省的实践经验，基本来自于这段时间。这为他入仕时一步做上浙江巡抚，打好了基础。

但正如任何一种性格，优势的背面，都对应着缺点；任何一种新的模式，也都有不可避免的问题。左宗棠这种无意开创的“名义幕僚、事实巡抚”的合作方法，也面临一些问题。

怎么面对与解决这些问题，让自己平安自处？左宗棠需要直面，逐一破解。

“三不像”身份也可以利大于弊

虽入幕府，但没有聘书，左宗棠是什么？什么都不是。有实无名的日子并不好过，他自述这种尴尬身份的特殊感受：“所处之地，介于不绅不幕之间，踪迹太幻。”既不是乡绅，也不是幕僚，更不是官员，“三不像”身份，位置不知道往哪里摆。

“三不像”身份带来的好处是显见的。因为既没有职别，也没有故旧，左宗棠可以以第三方立场整顿官场。刚直性格，辅以倔强、偏激，带一股杀气，这种性格用到查处贪腐上，简直像上天所赐，发现谁有问题就查谁，没有顾虑，不必顾忌。

骆秉章以善识才、敢用人著称后世，他懂得怎么巧妙地利用左宗棠这种独特身份，既将任内事情痛痛快快给办了，又让出事官员上门求情都找不到对象，被查处的官员都不知道找谁算账。

但左宗棠因“踪迹太幻”，到底还是给自己带来不小的烦恼。

首先是湖南地方官对左宗棠不买账。想想也是，他一个乡下小举人，算个什么人物？现在好了，动不动以湖南巡抚的名义发号施令，直接给地州市发文件整治腐败，财产没收的没收，官员坐牢的坐牢。贪污的、惰政的、无能的，三类人再不济好歹也是父母官，被一个民间人士给办了，既怕又恨得牙痒痒。尤其是一批已经被查办除职的人，他们四处放风造谣，说湖南官场已被左宗棠把持，这个左某人哪里像个什么幕僚，简直就是“左都御史”嘛！这类攻击多了，弄得左宗棠“遂为世所指目”。好在左宗棠在安化陶家时已经历过这类中伤，锻炼出了经验。只要自身立得正，从头到尾不贪一分钱，不为任何求情者宽缓，反对派想抓他也没把柄。

没名分的左宗棠为什么办事这么卖力？从大处说，实现儒家士子、为国尽忠的道义担当；从小处说，享受行使权力除奸除恶的快感。出山前乡居14年，他与贺长龄、贺熙龄、胡林翼等朋友书信议论时政，已经形成系统的政见，积累了办事的策略、方法。多年岸上观火，苦于无处施展，手心痒得厉害。现在找到了平台，当然不会放过一展身手的机会。成就感是支撑他没工资、没名分坚持下去的动力源泉。

小麻烦是，左宗棠因没有幕僚聘书，没有编制，骆秉章没法上报省财政给他开工资。他在司马桥那20间房子，是骆秉章与胡林翼私掏腰包，各出500两银子买下送他的。但左宗棠是一家之主，老婆孩子一屋人，生活费哪里来？骆秉章与胡林翼商议，由胡林翼再私掏腰包，每年资助左宗棠360两白银，供家庭开支。这样，左宗棠查贪官就理直气壮了，自己没从湖南官府拿一文钱，贪官们还能怎样？

但左宗棠这种身份不明、越俎代庖的做法，到底给自己埋下定时炸弹。毕竟，贪官不是那么好查，老虎不是那么好打，贪官查久了，老虎打多了，难免伤到手脚。 1859年“樊燮事件”，是湖南地方积压多年矛盾的集中总爆发。可见，主持正义不是没有风险，而是太有风险，唯一不变的历史规律是，正义与邪恶较量，会经历一个胶着状态，最后正义总会取胜。

“三不像”身份还有一点让左宗棠有苦难言——大小难事全来找他。

曾国藩本是礼部侍郎，朝廷命官，办湘勇却将自己办成“民兵团长”；左宗棠乡下民间草野书生，临危受命，主持打仗将自己主成了湖南官方事实的一等大员，两人职位、身份完全颠倒。

烦恼由此而起。民间湘勇与官方绿营，属于不同阵营，水火对立。湘勇每取得一次成功，等于反衬绿营的无能，绿营为保住颜面，对湘勇多方刁难。曾国藩本来就是空降湖南，既无实职，也无实权，进湖南衙门办事四处碰壁。湖南提督鲍起豹还常借故与湘勇发生械斗。1853年农历八月初四，鲍起豹大胆派出卫队寻衅滋事，阴谋一举将曾国藩火拼掉。

曾国藩在湖南地方熟人不多，他第一个想到向朋友左宗棠求助。左宗棠以民间身份入官方，刚好适合沟通湘勇与绿营矛盾。左宗棠又多了一项工作，白天忙战事，晚上听曾国藩诉苦，深夜找骆秉章协调，整天脚不着地，脑袋像整满发条的时钟， 24小时连轴转。

事情多到让胸口发麻，左宗棠累得差点趴下，也想找人诉苦了。想想也是，他一介乡下举人，太平军与他本没关系。出山的原因，早就说清了：家乡湘阴也遭遇战火，生灵涂炭，他既不为保卫国家，也不是为保卫朝廷，而仅仅为保卫家乡，别无所图。骆秉章三顾茅庐，将他从局外人变为当事人。现在好了，当事人又变身主事人。官方与民间一起把他当成救命稻草。主心骨不能垮，否则别人还怎么活？有苦有累，只能往肚子里吞。

指挥打仗毕竟是拿成千上万人玩命，体力与脑力消耗同等高强度。身子骨壮实如左宗棠，也快撑不住。他累得眼皮打架，忍不住埋怨说：长沙已经被我搞定了，正准备回家休息呢，老骆、老曾拖住我不放人，还在不分白天黑夜，找到我挖主意、问思路，直问得我不好意思丢下他们不管。他跟妻子写信诉苦说：最近累死了，我真想逃到一个深山老林里，好好睡上他十天半个月，从此改名换姓玩失踪，让这些人永远找不到。

为什么最终留下来了？左宗棠说，骆秉章信任有加，“推诚委心，军事一以付托，所计画无不立从，一切公文画诺而已，绝不检校”，自己又是个义道且重感情的人，此时抛下湖南危局不管，道义上说不过去，心里也不会安稳。（“于义不安，于心尤不忍也”。）还能有什么办法？只好尽心尽力，共同支撑起这风雨飘摇的危局。

好在打大仗的日子只有一阵。这段身份尴尬、工作忙苦的日子，左宗棠硬着头皮，总算挺过来，又进入柳暗花明的旧常态。

这次创下的独立身份合作，有得有失，有利有弊。回过头看，总体得大于失，利大于弊。虽然过程中免不了困苦、牢骚、危险，但收获是显见的。毕竟，骆左合作，不但成功保卫住湖南，左宗棠的时政见解，也得到实现，为他后来出任封疆大吏，东征西讨，积累了经验。

这段时间，考验左宗棠的，除了打仗，还有名利。

考验人的不只是困难，还有成功。取得阶段性成功后，名利诱惑与内心坚持发生冲突，如何自处？

明确职业路径，果断拒绝与放弃

左宗棠出山办事的初衷非常简单，并没有想过获得什么名利，也没有条件企图获得什么。但事情办成功了，名利会主动找上门来。

左宗棠第一次受朝廷隆重嘉奖，因协助湖南防守有功。

1853年，张亮基赴任山东前，向朝廷举荐左宗棠，请示授予实职。朝廷很爽快地答应了，授予左宗棠“以知县用，并加同知衔”，相当于现在享受市委领导待遇的县委书记。对于草野书生，这是一次求之不得的升级机会，但左宗棠委婉拒绝了。

这次拒绝显然是明智的。一旦接受，将正式步进仕途，按体制的规则升迁。失去独立身份，后来骆秉章也不可能再请他，“当代诸葛亮”理想将渐行渐远。

更早一次拒绝，则在1849年林则徐邀约入幕。

第三次拒绝权力诱惑，发生在1860年7月。楚军其时正加紧训练，准备开赴战场。清廷突然改变原定安排，改派左宗棠督办四川军务，也就是代理四川省长。这个职位比“襄办曾国藩军务”实权要大。曾国藩听说后有点紧张，生怕左宗棠临阵换战场。左宗棠考虑后，拒绝了朝廷的好意。他说：“我志在平吴，不在入蜀矣。”

奏折陈述原因，只是官样文章。左宗棠拒绝的真实理由，在他已经懂得，四川官场关系与湖南一样，盘根错节，自己在那里一无故旧，二无师友，一旦陷身其中，势单力孤，筹饷与指挥成大问题。3年前，曾国藩在江西已经发生此问题，自己没必要让悲剧重演。再说，一汪清泉救不了浑浊的黄河，一个左宗棠救不了糜烂的四川。如果贪图一时权势、求得表面虚荣，终将骑虎难下，一步错步步错，势必应胡林翼的预言：“气类孤而功不成。”

清廷最终尊重左宗棠意见，改派湖南巡抚骆秉章督办四川军务。这也喻示，朝廷此时已将左宗棠看成与骆秉章平级，虽然暂没有授予他巡抚实权。

接连三次拒绝，缘于左宗棠有理想方向，有职业路径规划，有智慧与定力，这三者结合，让他既不走错路，也不走弯路。外人看来，这是左宗棠个性有问题，时人嘲笑他高傲、固执、不近人情，不按常理出牌。但左宗棠清楚，要成就大业，必须要懂得拒绝。

关于个性、能力缺点，古来的方法是“避短用长”。左宗棠的智慧之处，在于他改变常规，反过来利用性格中的短处，化短为长。

左宗棠天性偏急。他一生事业成功，得益于“以缓治急”。 1860年带楚军出山，他的战略是“先赣后浙”， 1867年北上陕甘，战略则是“先秦后陇”， 1875年挥师进疆，他定下“先北后南，缓进急战”八字战略指针。贯穿始终的主线，是“气定”、“有条理”。急躁、冒进本是缺点，但有了细心与谨慎备底，以缓和冲，就变成急流勇进，成了优点。

最明显的一例，新疆北部收复后，朝廷数次下谕旨催促左宗棠尽快收复南疆。左宗棠不紧不慢，“任他千变万相，老僧只有不睹不闻一法待之。”事实上，他内心比朝廷更急。但急会乱条理，顺从朝廷的指示，战略就会打乱。他用早年儒学修心习得的方法，将注意力转向为军队筹饷、安顿已归附地区边民生产、生活，“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种缓急有度、以缓为急的做法，是在国力空虚的前提下仍能顺利收复新疆的统帅个人性格原因。

左宗棠这种做法的高妙之处，钱钟书父亲钱基博最早发现。

在《近百年湖南学风》中，钱基博将胡、曾、左比较，有段极其中肯的评价：“胡林翼以聪明成其虚怀，可谓善用其长；曾国藩以愚直成其忠诚，及宗棠以刚愎成其势锐，则皆善用其短。而泽之以文章，养之以学问，以艰难自励其志气，以强毅自振于挫败，三公者，又不同而同。”

如果“善用其短”只限于审时度势，找准个人定位，学会坚持与拒绝，要凭此成就盖世伟业，显然还不够。左宗棠将缺点成功转化成优势，将天赋长处运用得出神入化，体现在创办楚军。

总在以个性打破和改变传统做法的左宗棠，事实上是个真正的军事门外汉。这样一个外行，却亲手创建一支千年一出的常胜军，到底又有何独门秘方？

个性强烈是左宗棠最受今人争议的地方之一，传统知识分子多将它看成性格缺点。一般来说，能够在世俗社会成就一番大业的人，能力、性格、办事方法相互融济，不至于存有太明显的缺陷或漏洞。左宗棠个性刚直，从他早年精读“实学”也可以找到原因，技术思维擅长办事，懂办事的人最容易发现别人的缺点。但正是这种个性与思维方法，让他总能创新。他的创新方法、用人之术，与个性配合有如齿轮，严丝密缝，自成体系，这是左氏虽然政敌不少，办事阻力重重，仍能不断创造奇迹的一大原因。左宗棠的修身方法，在“崇尚群体，不重个人”的传统里，不大可能被主流观念接受；今人家族观念逐渐淡化、年轻一代在市场与互联网环境里成长起来，“个体、自我、私权”意识与左氏无异，其修身方法最易让他们认同。事实上，有个性、并由个性催生的独立、平等、自由等价值观，正是“法治”的价值基础。左宗棠修身虽无可挑剔，但性格不是没有缺点。他终生无法克服的性格毛病，是“论人太尽”。不顾对象、不分场合，将人骂到墙角，十分讨嫌。后人总结左宗棠“脾气臭”，不算冤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