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霸道”治军，事功光环瑕瑜互见



严、缓细察，用人不疑

用二流人才，打造一流团队，建立旷世事功，可能吗？这事在左宗棠做成之前，停留在想象与假设，做成之后，才成为历史事实。

左宗棠在用人上颇花了一番工夫先做思考。

关于如何用人，古人有个原则：“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一用定终生，一锤子买卖，高风险。龚自珍说：“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后人据这句话，修正为“用人要疑，疑人也要用，关键是用好。”明知有问题，还要放手用，这像捧沙追风，风险更大。左宗棠最终确定“信人颇笃”原则，是上述两种用人观的折中：先充分怀疑，察人颇严；再充分让时间检验，用人颇缓；确信无误，再信人颇笃，用人不疑。

左宗棠用人不疑的典型事例，是王开化。

楚军出山之初那段日子，左宗棠与营务总理王开化相处最洽。因为王錱这层关系，左宗棠与王开化相识最早，也相知颇深。他将两人关系比作苏轼与苏子由，军中事务，一任交由他处理。可惜王开化体质太差，无法承受军队高强度的过度劳苦，英年早逝。

左宗棠对王开化请假归乡后病逝十分伤感，他在给左宗植的书信中，对怎么信任王开化有恰切描述。从两人关系的侧面，看出左宗棠的军营管理风格。

王开化与左宗棠留下的，全是正面交情，融洽关系。这种类似昙花式的信任，做到并不难。人一生办事几十年，能够一直相互合作，做到相知笃信，则要困难得多。

左宗棠不但欣赏人才的缺点，还善于从其缺点里发现优点。他决定起用这样一批人才，来打造自己的团队。

到底是好是坏？其时无人能知。

从1860年楚军成立，历经西征军、恪靖定边军两次蜕变，阵营从最早的5804人，壮大到87000多人，左宗棠手下走出的将官，数以百计。从楚军源流一路培养，最终成就事功，个人也位至督抚的，主要有刘典、杨昌浚（濬）、刘锦棠、蒋益澧等人。

且看左宗棠怎么有计划、有方法、有步骤地选拔他们、提携他们、信用他们？

刘典：凭“武功”为左宗棠独当一面

刘典是湖南宁乡县枫木桥乡三龙村良家湾人。他自小有几分痴气，少年时代常闭门苦读，读到入迷处，将墨水当茶喝，弄得满脸乌黑。

刘典在科考上也不太顺， 13岁那年参加童试，因不愿为八股格式所缚，字数过限而未被录取。

没有功名，做官没有机会。但乱世成就了刘典。他与罗泽南是朋友，少年时代起，两人常在一起，相互砥砺品行，以学问相互期许。太平天国运动起，受罗泽南启发，刘典模仿其在宁乡办团练，因镇压当地罗仙寨斋教会众起事有功，被保为训导，辅佐知府，负责宁乡县教育事务。

刘典与左宗棠认识，缘于也曾在城南书院就读。虽然左宗棠早已毕业，两人勉强也算校友。因为气味相投，私交很洽，两人常通书信，交流时事看法。左宗棠评价他“品端守正，熟习营务，堪资赞画”。

左宗棠是个爱才的人，因为刘典没有功名，无法来湖南巡抚衙门工作，左宗棠在湖南巡抚衙门做幕僚时，热忱地向曾国藩推荐。但曾国藩只欣赏左宗棠本人，对有几分接近左宗棠味道的刘典，颇不以为然。左宗棠没办法，只好再荐于杨岳斌，“并奏请帮办杨岳斌军务，而杨岳斌尤不以为然”。

曾、杨不以为然的原因，在他们认为刘典性格有问题。具体什么问题呢？他们没说。但我们从左宗棠当时评价刘典的一段话里可以找到答案。“倡勇敢之气，然性稍褊急，有所见必直达其是”。用今天话说，刘典性格耿直，有点偏激，是个直性子，有什么想法，不会憋在肚子里，一定要当面说出来。传统社会里，这种人“情商”低，容易得罪人。曾国藩、杨岳斌本能排斥。

但左宗棠却一直记挂着刘典。 1860年6月，左宗棠出山筹办楚军，首先想到重用刘典。他第一时间咨请湖南巡抚骆秉章，希望他同意将其时在长沙府宁乡县做训导的刘典调给他任楚军营务处副总理，与杨昌浚并列平级。骆秉章二话没说，当场同意。

在楚军筹备情况汇报奏折中，左宗棠向朝廷解释自己保举刘典的原因：刘典是个人才，虽然不被曾、杨看好，原因不在刘典，而在曾、杨。是人哪能没有缺点？关键是要看人家优点。主帅自己有本事，能将人才能用对地方，自然就可以带领他做出成绩；反之，是人才也会变成为酒囊饭袋。

同一军也，用之或胜或不胜，则将帅之才否不同也；同一才也，用之或效或不效，则任使之宜否不同也。

左宗棠决定重用刘典，除了固知他的性格缺点，更多看中他人所难及的优点。左宗棠评价：刘典刚直、聪明，能吃苦耐劳，崇尚气节，擅长分析地势，敢于冲锋陷阵，既能不辱使命，出色完成任务，又知仁民爱物，不拿民众一针一线。

其为人刚明耐苦，廉于而有志节，臣可保其断不负国，断不厉民。其用兵最长于审察地势，临阵必身先士卒。

因为素交，加以信任，刘典爽快入营。从楚军成立起，左宗棠对刘典完全信任，视他如同左右手。

从出山到平定太平天国，刘典果然不负期望，英勇善战，独当一面。《清史稿》对刘典出色的战况，有详细记述。刘典因此升任浙江按察使。

凭借出色战功， 1866年左宗棠借调任陕甘总督之机，顺利保举刘典为甘肃按察使，做自己的军事助手。

剿灭捻军一战，刘典助力很大，驻兵潼关，“逼渭而军，扼其南渡”。捻军当时是仅次于太平天国的起义部队，朝廷十分重视。因此战之功， 1868年经左宗棠保奏，刘典升为陕西巡抚。

作为左宗棠一手提拔起来的疆吏，在其后平定陕甘回民起义与收复新疆战役中，刘典举陕西之财力、兵力，对左宗棠竭诚支持。

1879年，刘典病死于任上。他虽然有为人正直、不愿委屈天性与世俗混同的“毛病”，但完全符合左宗棠所规定的“廉干”标准。刘典死后，杨昌浚见他家里“环堵萧然，一如寒素”，丧事因故居过陋，无法办理。左宗棠从养廉银中拿出5000两白银作礼金，料理刘典后事；另捐1000两，为刘典母亲建牌坊垂世，肯定她为国家培养出了一个好儿子，给自己培养了一个好帮手。为表达深情厚谊，左宗棠安排孝宽代表自己前去吊孝。

左宗棠与刘典私交之深，信托之重，古今罕见。 1875年刘典请假回湖南宁乡，左宗棠请他为妻子周诒端、儿子左孝威在长沙岳麓山、湘阴八尺坳一带相改迁的墓地，顺带为自己百年后也找一块“迁神”（安葬）之所。刘典死后，左宗棠向朝廷鼎力建言厚待，终得按诏视侍郎赐恤（副部级干部标准抚恤），赐谥号“果敏”，并在江、浙、陕、甘四省建祠堂纪念。

刘典固然以武功垂世，但受左宗棠“书气”的影响，他对文教同样有执着的追求。 1864年回乡探亲，他在村内捐建云山书院，成为当地文化盛事。 1867年春，书院158间房屋落成，刘典自题院联：

为将十年，每思禁暴安良，愧无格致正诚本领；

读书万卷，须知明体达用，不外君臣弟友常经。

辛亥革命后，书院改名为云山学校。这所学校对后世影响颇大， 1909年春，何叔衡、谢觉哉先后在这里任教与担任校长。

同乡何叔衡身上，隐约可见刘典的影子，这是地域特性使然，更是文化影响所致。

刘典在文教上的作为，开湖南风气之先，为变革社会培养青年，这也是左宗棠不避人才缺点、敢于大胆起用予后世的遗泽。

左宗棠用人有道，他出色的帅才表现在兼收并蓄各类人才。他不单起用时人认为性格有缺点的武人，也起用时人认为性格有缺点的文人，杨昌浚就是一例。

杨昌浚：以“文治”替左宗棠支援一方

刘典在武功上独当一面，为左宗棠守住一方，杨昌浚则在文治上尽忠尽职，为左宗棠支援一方。

杨昌浚是湖南湘乡县神童乡丰乐三十八都人。湖南民间数千年来习武成风，在这样一种大环境下， 1849年，杨昌浚拜罗泽南为师，学习程朱理学和武艺。两年后，考中生员。罗泽南办成团练后，杨昌浚在里面做了个小头目。

1852年10月，罗泽南率湘勇在田家镇对岸半壁山攻下太平军，杨昌浚参战有功，积功升为训导。

1853年初，罗泽南随曾国藩来到长沙，创办湘勇，杨昌浚留在湘乡，继续做他的训导。 1856年，刘蓉在家乡办起团练，杨昌浚加盟，积功升为教授（府学教官）。

杨昌浚是个怎样的人？左宗棠给朝廷的保举奏折里评价他“性情恬裕，屡辞保荐，廉明笃实，晓畅戎机”。也就是说，杨昌浚为人实在，业务精熟，性格平和。这让人一下子联想到骆秉章。骆秉章曾被朝廷批评“没欲望”，杨昌浚这方面确实有点像他。

杨昌浚与左宗棠性格气质没有什么接近之处。那左宗棠为什么还特别欣赏他？基于三点：

一、有文才，打下土地后，能不辱使命，治理一方；

二、有超强的执行力，能出色完成任务；

三、性格平和，为人实在，不虚谈阔论，塌实肯干。

楚军升旗纳将，杨昌浚在首选之列。

杨昌浚其时丁忧刚满，无意出征。这样一个功名欲望并不强烈的人，在乱世很容易被浪费，要激发他的潜能，开发他的本事，靠拉。左宗棠的方法是盛邀，情深意重。左宗棠是一个情感强烈的人，他一旦用心付出，会执着得让杨昌浚感到拒不出山既对不住自己，又对不住朋友。杨昌浚终于被左宗棠的诚意打动，答应随军襄助三个月。

三个月晃眼过去，杨昌浚喊要回家，左宗棠又极力挽留，诚意坦荡。杨昌浚拉不下情面，答应呆下来。这一呆，就长期驻心下来了。

那种别人反复求，自己又不怎么情愿的人，一定有他绝对过人的地方。杨昌浚就是如此。他坚心扎根后，跟随左宗棠从江西一直打到浙江，屡立战功。短短五年，一路升迁，历任衢州知府，浙江盐运使、按察使、布政使。

杨昌浚打仗的本事不会超过刘典，但他的“文治”本领比刘典高。左宗棠用人之初，已计划做好战争与建设两方面的人才储备。杨昌浚偏重建设型官员标准，左宗棠有意将他的职位朝这方面安排。

1866年，左宗棠从福建出师西征，特意将他留在浙江任上，临行前反复嘱咐他：要注重洋务，留心实学，科学技术既是力量，也是国家未来的方向，当下需习外人之器，师外人之长，当务之急，在兴修水利，提高农业收入，改善民生，为西征筹饷做好后勤保障。

1870年农历八月，左宗棠极力举荐，杨昌浚正式担任浙江巡抚一职。杨昌浚不负左望，他按照左宗棠的嘱托，在浙江凿湖导河，兴修水利，发展农桑。战后萧条渐复生机，他曾自作诗一首，写实当时浙江战后重建中崛起的盎然生机：

手植垂杨三万株，春来新绿满西湖。

他年若过双堤路，漫道棠阴继白苏。

浙江在杨昌浚的勤恳经营下，经济日见复苏，有能力承担军饷。朝廷曾指定东南三省对口支援西征军，广东总在拖欠，福建也常敷衍，只有浙江一分不落，全力支持。

杨昌浚经左宗棠一手举荐而位居巡抚，这种有能力无学历、有本领无欲望的人才，能够骤然显贵，是乱世带来的。但他毕竟只是个秀才，以军功起家，既没有左宗棠的实学底子，也没有多年主政地方的经验，与多数由进士钦点的翰林一样，治事安民靠边做边学。这一学就学出了问题， 1872年处理“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不当，惹出祸端。

案件发生在浙江余杭县，形式同“西门庆与潘金莲”。葛品莲是余杭县一家豆腐店的伙计，身材、长相与武大郎几分相似。妻子毕秀姑，白净水灵，平时爱穿白色上衣、绿色裤子，看上去像棵白菜，人称“小白菜”。

杨乃武是余杭举人，高大帅气，爱打抱不平，常去官府找麻烦，由此得罪了知县刘锡彤。

忽一日，葛品莲暴病身亡。母亲喻氏怀疑小白菜与杨乃武勾搭成奸，毒害亲夫，请人写好状纸，告到县衙。

余杭县令刘锡彤酷刑逼供，屈打成招，判处小白菜“谋杀亲夫罪”，凌迟处死。杨乃武“通奸杀人罪”，斩首示众。判决上报到浙江按察使署，浙江巡抚杨昌浚未经细察，直接批转上报刑部备案。

杨乃武与小白菜不甘被冤，开始了漫长的进京上访。终于闹得江浙朝野震动，英国报纸也刊载了此案。英国外交官面见慈禧太后时称：贵国的司法公正如果像“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那样的水平，我们可不敢恭维。

慈禧太后听出了问题，下旨命杨昌浚复查。

这一查，内幕浮出水面。真实的案情是，刘锡彤曾滥收钱粮敛赃贪墨，被杨乃武联络士子举报，心怀怨隙，让儿子刘子和用迷药奸污了小白菜，再移花接木于杨乃武。

杨昌浚已经铸错，骑虎难下。为保住面子和众多参审官的顶子，没有勇气据实上报，反过来会同藩台、臬台合伙造假，维持原判。

编造一个谎言，需要更多谎言，谎言链一长，容易掉链。到1878年，真相泄出。慈禧太后盛怒，将刘锡彤判处流放黑龙江，涉案30多名官员同时被革职、充军或查办。浙江巡抚杨昌浚也被革除顶戴花翎。

杨乃武与小白菜雪冤，杨昌浚被骂作昏官，千夫所指。左宗棠其时远在新疆，得到消息，百味杂陈，他因过于信任杨昌浚，还为他辩白过，称没有错判。

杨昌浚在浙江的势力垮台，左宗棠的精心培育毁于一旦。西征军筹饷更加困难，这对左宗棠是一次不小的打击。

杨昌浚再次出山，缘于1878年农历四月，西征帮办、陕西巡抚刘典因病求退，左宗棠因事务繁杂，上奏清廷，调杨昌浚代刘典主持后路军政事务。

再次出山后，杨昌浚继续勤勉办事，做左宗棠贴心的后勤部长。 1880年正月，因筹解西征军饷出力最多，获一品顶戴。左宗棠在哈密奉诏回京时，举荐他护理陕甘总督，与刘锦棠会办新疆。

有了上次教训，杨昌浚其后按官场套路，小心谨慎，击鼓传花，以这套标准官僚的手法，得以一路顺利升迁。 1888年农历二月，杨昌浚调补陕甘总督， 1894年正月，赏加太子太保衔。但到1895年农历七月，甘肃回军又起事，杨昌浚因防范不严，镇压不力而被清廷革职留任。

杨昌浚一生，性情温和，偏文气，与谭嗣同父亲甘肃巩秦阶道道员谭继洵一样，是左宗棠一手提拔上来的安民治事的技术型官员。尽管位居总督，历史功绩不薄，政绩上也并不输于由进士提拔起来的督抚，但《清史稿》对他的评价却颇有微词，称他有点老好人：“性和撰，而务为姑息”。即是说，杨昌浚为了让治下显得一团和气，有点粉饰太平，包庇坏人。

尽管政声在后世有异言，但与同时代的官员比较，杨昌浚至少也属中等。

杨昌浚对左宗棠后世声誉传播的最大贡献，是留下了一首《恭诵左公西行甘棠》：

上相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

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不能小看这首诗的历史地位，今天许多人第一次听说左宗棠，就是通过这首诗。

刘典武功、杨昌浚文治配合之外，左宗棠在人才结构搭配上再加上刘锦棠的锐气，使之成为西征军的主力与开路先锋，这是他毕生事业再上高峰的关键。

但能给统帅带来莫大荣誉的人，也会给统帅的事业带来污点。左宗棠信用刘锦棠，充分证明了这点。

刘锦棠：勇将功罪后人论

刘锦棠是老湘营的集大成者，他将老湘营的历史功绩，推上一个巅峰高度。

老湘营在晚清史上功勋卓著，后世研究者颇为好奇。它到底是一支怎样的营队？

事实上，老湘营是一个统称，发展经过多次流变：王錱开创老湘营，战死于乐安营，此后，由张运兰、王开化分领。王开化部并入楚军，随军东征，张运兰复归曾国藩旧部，援剿江西、皖南。张运兰后带兵开往福建，此部又一分为二，由易开俊、刘松山分而统之。易开俊后来因病请归，刘松山跟从曾国藩剿捻。未果，朝廷罢免了曾国藩。左宗棠接替剿捻，将刘松山挖过来，并入西征军。

虽号称老湘营，部队已多达30余营，士兵过万，完全是独立军队的规模。

刘锦棠是刘松山的侄子，父亲刘厚荣是湘勇军官。刘锦棠10岁那年，刘厚荣在镇压太平天国中战死，刘松山将刘锦棠带在身边，南征北战。从小目睹战事， 16岁起，刘锦棠投军老湘营，参与征战。

刘锦棠人生最光辉的一页，在收复新疆战场。

1875年5月3日，左宗棠受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刘锦棠担任西征军营务总理，负责指挥前敌诸军，这年，他才31岁。

刘锦棠按照左宗棠“先北后南，缓进急战”的战略，进入新疆后立即与当地清军将领金顺部会合，组成兵团。他信任并利用维吾尔族人民提供的情报，分化瓦解敌人营垒，捕捉战机、及时调整军事部署。

1877年4月14日，刘锦棠按照左宗棠“三路并进”的部署，率领31营人马与将领张曜、徐占彪约期进发，从乌鲁木齐南下， 16日夜间秘密包围达坂城，一边修筑炮台，一边调整部署，向城内开炮。守敌惊慌失措，或倒戈卸甲，或俯首就擒。南疆第一座壁垒打通，刘锦棠趁势挥师直追，攻克托克逊、吐鲁番两城。

这几场战役打下来，阿古柏阵营中一些英国、土耳其教官和工匠顺带做了俘虏，他们惊叹西征军神速，称刘锦棠“飞将军”。

西征节节胜利，刘锦棠先后获赐骑都尉世职、赏戴双眼花翎、三品京卿候补。后又晋升为二等男爵、补太常寺卿、转通政使司通政使。

1880年农历七月二十四，左宗棠秘密接到朝廷600里廷寄：“来京陛见，以备顾问，命荐贤员督办新疆一切事务。”他第一个想到刘锦棠，当天派出快马，命令火速赶来哈密密谈，见面后信任有加，将新疆事务一手全权转交，由刘锦棠署理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

1884年11月19日，在左宗棠极力建议下，朝廷正式宣布新疆建省，任命刘锦棠为首任巡抚。这一年，他才40岁，用今天话说，相当于当时中国最年轻的省委书记。

左宗棠的信任与大度放权，刘锦棠军事才干得以尽展。但正是这种信任与大度，导致刘锦棠与左宗棠意见分歧时，擅自做主，酿成一生最大的败笔。

1870年2月，刘松山率领老湘营攻打甘肃金积堡。这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刘松山身先士卒，策马寨前，指挥攻坚。突然从寨中打出一发飞炮，击中刘松山左胸。部下急忙前来救护，刘松山痛斥道：“毋顾我，乱行列！”诸将愤怒，争相执火炮猛攻城内，冒着炮石攀梯夺城，终于拔下一寨，擒获回军首领马五。

刘松山抬回大营，后因伤势过重而死。左宗棠含泪厚葬，亲自为他守灵3天，提拔26岁的刘锦棠接任老湘营总统。

刘松山阵亡，老湘营悲情弥漫，刘锦棠报私仇心切。经他鼓动，老湘营将士舍命攻城，气势异常凶猛，回军统帅马化隆不敌，溃退城内。刘锦棠下令坚壁清野，马化隆城困粮绝，请求投降。

投降信送到左宗棠案上。

鉴于马化隆前面几次行缓兵之计“诈降”，得计后反将左宗棠抚慰的物资转作军备，背后暗地部署兵力，调兵遣将，阴谋再动刀兵。左宗棠这次不再上当，坚持必须全城缴械才能受降，降后政策“严惩首恶，宽宥胁从”。

马化隆阴谋被识破，不再言降，两军对垒，炮火依然不断。

5月，困缩城中的马化隆粮近断绝，派军出城抢粮，未能成功。

左宗棠以老僧入定的耐性，步步紧缩包围圈，部署围城，寻找毕其功于此役的机会。

7月，左宗棠派将领黄鼎统领中路各军，会同雷正绾出击何家堡，攻下峡口，控制金积堡的正西与西南两面。

10月，黄鼎占领离金积堡西门只10里之遥的洪乐堡。

刘锦棠率领老湘营，充当攻打金积堡的先锋，守死金积堡东、南两面；徐文秀则牢控金积堡西北。

经过为期3个月稳扎稳打的部署，西征大军将金积堡像铁桶一样箍紧。

金积堡堡墙高4丈，厚3丈，周长9里，堡中有堡，防守严密，马化隆倚仗城坚墙固，负隅反抗。

刘锦棠针锋相对，带老湘营环堡挖了两道深1丈、宽3丈的长壕，壕边筑起高约丈余的围墙，以深沟高垒围困，切断金积堡与外界的联系。同时筑成几座炮台，居高临下向堡中轰击。

马化隆弹尽粮绝，城内饿殍遍地，无力再支撑，出城投降。

11月26日，马化隆给左宗棠写来投降信：“以我一人之死，赎万众无罪之生”。

马化隆自缚投降，左宗棠动了恻隐之心，有赦免回军的念头。但刘锦棠为叔父刘松山报仇的心绪坚决迫切，不同意左宗棠的意见，将帅之间，第一次正面冲突。

《庆防纪略》中记称：

马化隆投诚后，左侯欲贷其一死，刘锦棠力争，至是行刑，盖出于不得已耳。《从戎草》记刘锦棠致左侯启有警句云：‘义不共天，难效宽宏之量；时唯正月，群闻欢笑之声’。改学夏辣疏中句也。

左宗棠被逼得要作一次艰难抉择。

左宗棠是一个决策果断的主帅。他决定的处罚，从来说一不二，必杀的对象，下手从不含糊。这并不是出于好杀，而是平定乱世必需的手段。左宗棠平定西北的政策早已确定：“以剿求抚”。剿是手段，抚是目的，剿的目的，是为了抚。眼下西北形势经过一番胶着，已进入拐点，出现“抚一叛而平全局”的曙光：马化隆束手待毙，河州马占鳌见大势已去，跟着也想来求抚。西宁马桂源盟军三缺二，孤掌难鸣，也有可能前来求抚。以政治家眼光看，杀了马化隆，对平定西北大局并无好处。

左宗棠综合权衡，向朝廷果断建言：马化隆暂时不杀，待收复了最后一个据点，再根据罪恶轻重，最后集中处理，原则是“重者诛夷，轻者迁徙”。

朝廷批准。

1871年1月6日，马化隆投降被押已47天，朝廷认为攻克金积堡大局已定，叛军首领马化隆罪孽深重，下旨处决，左宗棠判之以凌迟。

1871年2月17日，通昌堡、通贵堡回军向黄鼎军部投降，平定金积堡战事划上句号。

平定陕甘回军，按说暂告段落。

但刘锦棠为叔父报仇的情绪未平， 3月2日，他并未向左宗棠报告，遂带领军队冲进金积堡，从中搜出藏匿的1200杆洋枪。刘锦棠以此为口实，指责回军明降暗反，擅自指挥部下，将马化隆全家及1800余精悍部众，屠杀一尽。

等左宗棠接到报告，城内已尸身横陈。

攻克金积堡，是左宗棠毕生指挥的战役中伤亡最大、攻坚最长的一次。但刘锦棠此次为报私仇无节制的屠杀，作为主帅，左宗棠事前应该想得到。为了满足刘锦棠报私仇，借以平息老湘营悲愤的情绪，左宗棠有意无意放任刘锦棠，事前并未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哪怕口谕。作为这起屠杀事件的第一责任人，左宗棠欠下一笔血债，给自己在后世留下一道永难抹掉的毁誉。

这次无节制的屠杀降兵，也打乱了左宗棠平定回军的政治招抚计划，马占鳌、马桂源见马化隆残部惨遭屠杀，放弃前来投降。

直到1872年6月底，马占鳌确信左宗棠宽大为怀，以剿求抚，才正式接受收抚。左宗棠充分信任马占鳌，将他的部队改编为马队三旗，由马占鳌任督带兼中军管带，归河州镇节制。马占鳌代表清军，率部平定西宁、肃州回军，一举俘获马桂源，甘肃大局至此才算平定。

刘锦棠从小置身战争环境，耳濡目染，成长为战争奇才。多年以来，左宗棠对他赳赳武夫缺乏文教多有提醒。左宗棠认为，在乱世建立一桩大军功，粗鄙之人都可以做到，没有什么了不起，将领如果缺少文化，缺乏敬畏之心，行为少义理规范，这种事功虽见效一时，但容易带来祸害，后世粗鄙武夫仿效，则国家文教、礼仪破坏殆尽，民族缺乏灵魂，难以自立。

因此，左宗棠非常注重培养刘锦棠写诗作文，通过吟文赋诗，来培养他的“书气”。

逸史称，有次，刘锦棠因战事惹恼了左宗棠，怎么想办法道歉，也得不到谅解。他看到水池中开了一枝牡丹，灵机一动，命亲兵端来墨宝，苦心想出一首诗：

谁将仙种下瑶台？得意澄清独自开。

除却月明池上影，更无花与并肩来。

左宗棠仔细端详一番，这才转怒为笑。他希望刘锦棠不要局限于赳赳武夫，而应成为一个文武全才。

“信人颇笃”原则，优点是能充分发挥将领潜能，无往不胜，缺点是在关键时候可能失控，酿成大错。刘锦棠的做法，证实了这点。

这是一个难以走出的“二律背反”。

左宗棠大胆信用蒋益澧，与刘锦棠又有不同。

从蒋益澧身上，可以看出，晚清为什么必然走向末路。

蒋益澧：翻版“小左宗棠”

刘典“武功”，杨昌浚“文治”，刘锦棠“先锋”之外，蒋益澧则是左宗棠按照自己的模式，一手培养起来的巡抚。

蒋益澧与刘典有几分相似，不同之处在于刘典憨直、蒋益澧灵活。蒋益澧少年时代便个性彰显，不喜约束。他的游侠风格，与汉朝将军韩信有几分接近，湘乡乡里难容，于是云游四方。

1852年，罗泽南在湘乡办团练， 19岁的蒋益澧加入，做个小头目。曾国藩出山后，蒋益澧被调配过去，帮办亲兵营。 1854年改隶于罗泽南部，他跟随到江西、湖北镇压太平军，因战功升任知府。

1856年，罗泽南在回援武昌时中炮死于战阵，李续宾接任。蒋益澧与李续宾性格合不来，遂告假回乡。

处身乱世，有才气的人像家藏黄金，总会被人惦记。

1857年，广西兴安、灵川农民再次起义，占领柳州、平乐、庆远。广西巡抚劳崇光向湖南巡抚骆秉章紧急求援。左宗棠代表骆秉章，邀正居家中的蒋益澧从乡下新募1500人，并带永州驻防绿营3700人前去支援。蒋益澧能征善战，迅速收复各大失城，朝廷嘉奖，提拔做道员，加按察使衔，留广西补用。

1859年夏，永明农民军北走灌阳，与石国宗农民军会合，攻占兴安，直逼桂林。蒋益澧闻报即回兵。但他没想到，出省作战不但战事复杂，人事关系更加复杂。处理关系非蒋益澧所长，广西学政李载熙弹劾他“贻误战机，冒饷妒功”。朝廷采信，下旨降为道员。

蒋益澧本来就不是冲着官衔才跑出来带兵打仗的，对降级也没在意，仍与湘勇将领刘长佑、萧启江配合，终于解了桂林之围。稍后，又奉命前去镇压贺县农民起义，攻下昭平、平乐、浔州。战功显著，朝廷收回处罚，再授广西按察使。

楚军创办后，左宗棠向骆秉章申请挖蒋益澧，骆秉章自然乐得成全。

左宗棠对蒋益澧格外欣赏。他认为蒋虽然性格不与时合，但个人能力超强，能出色完成任务。能干的人，要看他的优点，不要揪住缺点不放。 1857年，因为相信他的能力，郑重举荐他出山。经过3年检验，印证眼光没错。

蒋益澧也许确实太自由桀骜了点，连向来宽容大度、幽默风趣的胡林翼对他都不怎么感冒。要知道，湘军体系中，真正最具容人雅量的是胡林翼。左宗棠能容忍，倒不是他比胡林翼还有雅量，而是自己身上缺点鲜明的人，不会在意别人的缺点。

《清史稿》对这一点有直言不讳的记述：

益澧年少戆急，曾国藩、胡林翼素不满之，而左宗棠特器重。

1862年，浙江巡抚左宗棠举荐蒋益澧为浙江布政使，命令他回湖南征集8000兵，招满后带到广东，由两广总督劳崇光免费配发武器、军饷，再从广东绕道来浙江，开赴前线打仗。

蒋益澧进军浙江后出手不俗，第一战与刘典联手，在裘家堰大破李世贤营垒。

攻打浙江战功显赫，奠定了左宗棠信任的基础。

1864年10月，闽浙总督左宗棠去福建追剿太平军，提拔蒋益澧做“护理巡抚”，直接代表自己，信任达到极点。

这段时间，蒋益澧发挥了出色的治事安民才能。

浙江经太平军战乱，社会秩序混乱，经济凋敝，财政拮据。蒋益澧从省情出发，核减漕粮，酌减关税，兴修水利，使农、工、商业都有一定恢复。同时，增加书院经费，修复名胜古迹，兴办慈善事业。生产建设恢复搞得风生水起，东南几省的战后重建工作，浙江走在最前面。

疏陈善后事宜，筹闽饷，濬湖汊，筑海塘，捕枪匪，又覈减漕粮，酌裁关税，商农相率来归。增书院膏火，建经生讲舍，设义学，兴善堂，百废具举。东南诸省善后之政，以浙江为最。

凭着守土尽责的建设成绩， 1866年，左宗棠再次倾力举荐，蒋益澧取代郭嵩焘，担任广东巡抚。

蒋益澧与前任郭嵩焘“和气为尚”主政思路截然不同，他以军人的气魄，一上任就拿广东财政开刀，裁减太平关关税4万两，撤销收税丁胥，改由巡抚直接派人征收，以杜绝办事官吏截流贪污。

广东不同于内地，商业活跃，洋人众多。广州城内设有专为外商买办的机构“欧洲人公所”，与中国人经常扯麻纱，蒋益澧遇公事则与洋人论理，寸步不让。他干得热火朝天，一心扑在上面。

熟悉省情后，他主张在广东造船购炮，写信与左宗棠商议，计划在沿海一带建铁厂，制造轮船，雇洋人工匠做教授，选聪明子弟入厂学习。

这些主张因任期过短，最终没有实现，但可以见出福州船政局的影子。

蒋益澧不会想到，他想办事的大主张，触动了官场十分敏感的利益分配与权力资源。他一心只想办事，政治智慧与为官权术却都不够，各方利益没有平衡就匆促上马，不知不觉中犯了与前任郭嵩焘同样的失误。

守旧官僚利益被触动，颇为不快。在派系严重的帝国官场，左宗棠安插过来的人，打破广东官场生态，引起一批官员不安。 1868年，两广总督瑞麟与闽浙总督吴棠找个理由，联手弹劾他，罪名是“任性不依例案”。用今天话说，蒋某人“有权就任性”。这样的指责，本就莫须有，“法治观念”在大清帝国是零，有的也只是“律治”。而“王法”本是最大的“任性”。但朝廷居然予以采纳，蒋益澧不幸又被降二级，以按察使留用。

左宗棠其时已调任陕甘总督，无法荫护。蒋益澧孤身居粤，官势一落不可收拾。不久，瑞麟找个借口，干脆将他调往广西赴任。人家是官越做越大，自己这官越做越小，政治前途每况愈下，蒋益澧深感难有作为。办事无权，他无意恋栈，一气之下，请病假回湘乡乡居，一隐就是好几年。

对于有个性、办事能力强的官员，朝廷在危机时总会惦记。 1874年农历四月，日本侵犯台湾，蒋益澧奉诏复起，朝廷“属以边事”。但才到北京，却病发猝死，事业骤然止步。

蒋益澧是一个实干型官员，一生才干稍展，却被弹劾站边稍息。虽不尽己意，但官方评价颇高：

蒋益澧经挫折而奋起，平浙、治浙，并著显绩，信乎能自树立。

蒋益澧死后，社会对他个性的非议、指责，都不见了，响起一片赞扬与同情声。这是中庸文化平衡的必然。许多人本就如蒋益澧这么想的，只是不敢学他这么说，这么做。朝廷也格外关照，将他诏复原官，依巡抚例赐恤，诏允建祠纪念，赐谥号“果敏”。

以上4人，代表4种类型，从侧面可以看出左宗棠的用人策略与风格。左宗棠就依靠这样一些性格有缺点的个性人才，点石成金，给予充分信任，一群人联手，成就大事业。

但左宗棠哪里料到，他放手起用个性有缺点的武人做将，“得罪”了文化人。

清朝崇文抑武，武人并无地位；有个性的人喜打破潜规则，让人难堪。这两点都让文人无法释怀。因此，左宗棠起用人才，不单曾国藩皱眉头，在纯粹的文化人眼里，似乎也多不以为然。

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是欣赏并支持左宗棠的学者，他多次在日记中提到左宗棠，对他的绝世才气、深刻洞见，欣赏钦佩。但他只认可左宗棠本人，对左宗棠欣赏的人才，并不感冒。

1875年农历十一月二十五日，新疆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兼署伊犁将军李云麟受左宗棠委托拜访翁同龢，匆匆聊过数语，翁同龢在当天日记写下并不太友好的第一印象：“察其词气，近俗。”

文人按自己的气场标准，虚拟了一个“文人王国”，对不合自己味道的人一概排斥，其实这也是一种性格弊病。左宗棠用武人带兵，这种打造职业化军人的方法，是成就事功的根本。如果按文人的眼光选将才，词气虽雅，战绩却俗，两者实在难以调和。

根据左宗棠标准选拔与培养出来的将才，全是能独当一面的狮虎。狮虎善于搏击，要他们优雅，则不及仙鹤。既势大力沉，又飘然翩跹，只有稀见的“飞虎”。左宗棠因才施用，本是矮子里面拔将军，自然难得完美。他并不追求将才完美，反倒主张“藏拙”，将不同缺点的人才巧妙融汇，造就完美团队，不得不相信，这是一种高明的用人之道。历史上之前还从来没有一个统帅，用了这么多有着各种性格缺点，为社会所难容的人，而最终却成就了如此空前的事业。

成在创新，毁誉也在创新。左宗棠独特的“人才观”，不但当时遭文人指斥，即便后世，也颇存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