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铁腕加冒险：实践统军治吏的必取手段



铁腕治“惰政”、“腐败”，湖南像换了朝代

要在人间建立一番事功，到底适合选择“刚”，还是“柔”？

左宗棠说：刚。

左宗棠认为，处在乱世，男子汉若要成就一番立得起来的事业，就不能像绵羊一样可爱。

什么是刚呢？是郭嵩焘批评左宗棠时说的“暴气”吗？不是。

左宗棠说：刚不是外表看起来气势凌人，也不是喜欢骂人，时刻像一只斗鸡。刚就是有胆量担当别人不敢担当的难事，有勇气做别人患得患失害怕做的冒险事，有耐力忍住别人所不能忍受的苦差事。男子汉志向一旦确定，终生全力围绕理想这一点去努力，半路上懂得拒绝，不被诱惑分心，不被名利遮眼，专心致志坚持终生，成就或大或小，总能取得。反之，如果选择做乱世绵羊，既帮不了别人，也帮不到自己，被时局裹挟，最后只会无谓葬送自己。

敢担当，会做，能忍，左宗棠自述这种精神，最早见于他与左宗植的儿子左癸叟的一次通信：

所谓刚者，非气矜之谓、色厉之谓，任人所不能任，为人所不能为，忍人所不能忍。志向一定，并力赴之，无少夹杂，无稍游移，必有所就。

左宗棠是这么想的，更是这么做的。

入张亮基幕府后，左宗棠发现，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之所以爆发，根源是“民之不靖，实由于吏治之不修”。即是说，“惰政”、“腐败”，是两大病根。

怎么拔除这两大病根？左宗棠拿“惰政”、“腐败”开刀，将人力资源重组，该开除的开除，该免职的免职。

依照“任人所不能任，为人所不能为”，在赶走太平军的短暂太平里，左宗棠着力治理湖南，第一件事，就是铁腕治官。

清朝其时承平两百余年，“惰政”、“腐败”成风，社会生气少，暮气日见深重。官员架子大，从不下乡，省里文件，基本出不了巡抚衙门。政令不能通达，地方官各自为政，山头林立，民生灾情、冤假错案比比皆是。

左宗棠对症下药，组建一支“特别行动调查组”，将湖南地方乡绅组织起来，从省里派出专员指导，不分昼夜，加班加点到民众家里调访，搜集官员贪腐证据，统计地方土匪实况。

几个月下来，湖南各地州、县级官员的贪污事实、数据，像经过电脑统计一样精准地摆到张亮基的办公桌上。占山为王的土匪，纷纷收到了湖南巡抚衙门发来的通报、警告文件。贪官与土匪吓得透不过气来，以为张亮基背后有神仙在帮助。（牛应之在《雨窗消意录》中的描述是：“亮基乃聘左宗棠入幕，使通宾客，日夜访民疾苦。吏有奸，山泽有盗，巡抚辄知之，远近骇以为神。”）

骆秉章继任后，左宗棠凭经验，继续铁腕“反贪官、打土匪”。练兵、转饷、省防，提拔一批乡绅。

8年下来，湖南渐见起色：首先，境内大贪官基本清理掉了；其次，以浏阳征义堂为代表的土匪集团被剿灭。两大毒瘤根除，湖南像换了个朝代。

地方政局一稳，民众安心生产，社会财富逐年增加，骆秉章趁机开办省厘金局，对大宗商品盐、茶收取2%的交易税，一年收集下来，达数百万两白银。凭这笔钱，左宗棠严肃军纪，整顿绿营，士兵一改颓废气象，作战能力增强。依靠打下的基础，湖南省不但成功抵住太平军，还搞起军事输出，援助湖北、江西、贵州、广西、四川五省，即“内清四境，外援五省”。到1859年，确如潘祖荫所说，“是中国不可一日无湖南，而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也。”

地方治理经验让左宗棠认为，他已经探到了清王朝的病源：朝廷政教本质是好的，误在地方没有执行；朝政腐败，错不在中央，而在地方。

这见效一时的成功，让左宗棠相信“人治”。其时洋务运动仍未兴起，左宗棠对西方政教的了解，几乎是零。他站在传统的角度，从经验出发，得出结论：

任法不如任人，人存而斯政举；兴利不如除弊，弊尽而利自生。

在儒家文化传统固有的“思想的盒子”里转圈，他这一想法尽管看不到多少历史进步，但比同时代人还是略显高明。不可否认，儒家文化对“治标”有显著于一时的效果。

主政靠刚，打仗依气。在具体的战术上，左宗棠对“气”的灵活运用，是冒险。

以左宗棠“虑事太密”的性格，不可能鲁莽冒险。

左宗棠怎么做好事前准备，做到有把握地冒险？

冒险刷新事功，步进官场“超车道”

1860年9月22日，经过一个月“练心、练胆、练技术”的独特军事训练，左宗棠带领5000楚军，从长沙金盆岭出发，经醴陵前往江西迎战，以配合曾国藩所在的安徽祁门湘勇大营。

出山头10天，左宗棠与太平军连打三场遭遇战。三场仗打下来，消灭了几千太平军，攻下两座城，楚军未死一人。左宗棠有点底了，他说：“我此去要尽平生之心，轰烈做一场，未知能遂其志否？”

太平军其时仍处于攻势。左宗棠出山，正赶上太平军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发起第二次进攻，太平军分三路进攻：南路由左路军主将刘官芳，北路由定南主将黄文金，东路由侍王李世贤。到12月23日，三路军占领景德镇东北的浮梁，曾国藩的祁门大营粮道与文报被切断，陷入困境。

左宗棠凭借“空城计”，守住景德镇，攻下浮梁。

1861年2月18日，左宗棠率领楚军与鲍超的霆军分三路在梅源桥、洋塘向黄文金发起攻击，激战4小时。黄文金败走，左宗棠取得保卫湘勇生命线的第一阶段胜利。

太平军内开始知道，这半路杀出来的左宗棠，是个强劲对手。决定调遣威震清军的李世贤来收拾他。

1861年3月上旬，李世贤从安徽休宁出发，专门来与左宗棠争夺江西通往祁门这条生命线。

两军第一次是遭遇战，发生地在江西婺源，左宗棠果然战败。

战败的后果出乎意料地严重：4月9日，景德镇被占，左宗棠退守乐平。景德镇失守，祁门生命线切断。曾国藩所部3万士兵断粮一月，军心动摇。

孤悬绝境，曾国藩想到自杀。他镇定下来，写成遗嘱。遗嘱中称，这次自杀，不是怕死，而是因为凶险比上次李秀成过祁门而不敢攻要高数倍。我们现在不但粮道断了，而且发往外地求援的文书通道也断了，祁门完全已被隔成孤城，弹尽粮绝，突围无望。我决定与将士们一起死。大家能够死在一起，也是大幸。

曾国藩写完后封好，再写个便条，寄给正在祁门城楼上指挥战斗的幕僚欧阳兆熊。

欧阳兆熊接过一看，吓得连指挥打仗的心思都没有了：

为捍卫道统而死，重于泰山。我这次命定要死在祁门了。我已经写好遗书，就藏在帐内。等我死了，你第一时间派人发往朝廷。作为两江总督、兵部尚书，我死在祁门自己的土地上，不算丢人。（“吾身为两江总督，兵部尚书，两江之内皆吾地，死于己土，虽死无憾。”）祁门万山包围，本是一块绝地，你赶快率部队沿河往东边撤退，越快越好，打仗撤退不算耻辱。只是，我现在进则进不得，退也退不得，只有坐待等死。等我死后，你还是要想办法来救出残存的主力部队，以图东山再起。（“愚谓祁门居万山之中，况是绝地，不如退之东流，兼顾南北两岸，亟应早为定计，何必以退为耻乎？然吾已无进退可言，只望待吾命归黄泉之后，率兵设法行动之。”）

左宗棠其时正在前线指挥打仗，不知道有这封遗书。但他知道祁门对曾国藩有多么重要。

退守乐平后，为减轻祁门压力，左宗棠自定战略，采取计策，决定调虎离山，主动冒险出击。

1861年4月21日，左宗棠率领5000楚军，与李世贤统领的5万太平军对阵乐平城下。

面对10倍于己的敌人，左宗棠为增加胜算把握，设法制造军事障碍。他命士兵将附近的水道开成堰塞湖，弄得附近四处泥潭，让太平军骑兵无法行动。

4月22日夜间，天气骤变，次晨大雾弥漫。左宗棠判定天赐良机，决定发挥楚军练心、练胆的优势，借助极端恶劣的环境，对太平军骤发猛攻。

23日一早，左宗棠命令王开化、王开琳、刘典兵分3路，瞬间出城。

当时风狂雨急，河水暴涨。楚军按照左宗棠的独特的练胆方法，战前杀声震天。雷鼓齐鸣中，李世贤仓促应战，两军近距离肉搏。枪炮声、刀戈声、冲杀声与电闪雷鸣混在一起，场面惊天动地。

借助恶劣的天气，战争很快就陷入胶着。逐渐地，楚军平日练心、练胆锻炼出来的过硬心理素质逐渐显现出优势，士气压倒太平军。楚军越战越勇，太平军气势被攻溃。高下一分，太平军开始出现败退，楚军士气大振，爆发力持续增强，太平军终于抵挡不住，调转枪炮，兵败如山倒。李世贤指挥迅速撤退。太平军一路狂奔，人马自相践踏，被踏死的、击杀的、淹死的超过5000人。

王开化身先士卒，带领部下直奔李世贤，企图活捉。李世贤惊慌失措，一路死命逃奔，逃到一座山岭拐角处，抓住一个士兵，将衣裤剥下，套在身上，混杂在逃亡的士兵中，才侥幸躲过一命。

鲍超闻讯，率霆军前来支援，见楚军已胜，转攻景德镇，景德镇驻军见大势已去，跟随李世贤部弃城溃逃。一直逃到浙江西边，才安定下来。

乐平冒险获胜，扭转整个战局，祁门之围破解。曾国藩高兴得流下热泪，他说：“有此大捷，所有鄱阳、祁门、景德镇、休宁一带太平军，全部肃清，吾可安枕而卧矣。”

左宗棠与妻子曾详细自述这场恶战经过。

这是检验左宗棠用儒家学问创建楚军是好是坏的第一场关键战役，也是左宗棠独立带兵后凭事功敲开仕途大门的第一块敲门砖。

1861年5月11日，作为左宗棠的直接上级，曾国藩以过人的识见，毫不吝啬地向朝廷推举左宗棠，称左宗棠“因地势以审敌情，蓄机势以作士气”，“以数千新集之众，破十倍凶悍之贼”，是“深明将略，高于时贤”。应由襄办升级为帮办。

朝廷愉快地接受了曾国藩的建议， 5月26日，左宗棠升级为三品京堂候补，帮办两江总督曾国藩军务。

左宗棠凭借冒险，不断刷新事功榜，逐渐步进官场“超车道”。 1862年1月24日，朝廷发布上谕：“浙江巡抚着左宗棠补授”。从草野书生到封疆大吏，前后不到16个月。

凭铁腕加冒险将创新实践出来，可以取得阶段性的成功。

要想巩固创新成果，事业再上新台阶，还需配套改革方法。

巩固创新，调动一切社会资源做配套改革

左宗棠懂得利用时势，趁自己处于急剧上升期，调动一切社会闲置资源为我所用。

做上浙江巡抚，标志楚军从起步民间的“野战军、游击队”转型为体制内正规军，是朝廷对左宗棠前期创新成果的一次认证。

阶段性胜利后，他及时向朝廷写奏折申请，要求派广西臬司蒋益澧再召集几千兵勇过来，以备将来独当一面。命令前处州镇总兵刘培元回湖南招募3000兵过来，到后即任命他做浙江衢州总兵，并筹办衢州水师。请贵州、湖北、四川三省巡抚各选精兵两营来援助浙江。入浙兵饷，也请临近各省周济援助。

以上人才，都是左宗棠平时留心记下的。以上关系，也都是左宗棠在代理湖南巡抚行使事权时积累的。当时看不到什么作用，现在开始派上大用场。

朝廷见左宗棠能挽狂澜于既倒，当然不会吝啬政策资源，对他放宽政策，几乎有求必应。

左宗棠明白，作为起步于体制外的一股创新力量，要迅速从民间边缘切入国家主流，只有迅速做强做大实力，夯实基础，比旧体制中的满族既得利益者更能担朝廷重责。

外援可以缓燃眉之急，要壮大自己，关键在自生造血。

这首先需要拿旧体制开刀，清理原有僵死、腐化的旧员。左宗棠根据“任法不如任人，人存而斯政举，兴利不如除弊，弊尽而利自生”的价值取向，按照治理湖南的经验，对浙江全省的官场做了一番彻底的清理与整顿。

早在被任命浙江巡抚之前，左宗棠就已经做好这种打算。他给朝廷的奏折中写道：

查浙江军务之坏，由于历任督抚全不知兵，以致卒之兵日增而饷日绌。军令有所不能行，以守则逃，以战则败，恩不知感，威不知惧，局势愈益涣散，遂决裂而不可支矣。

朝廷对左宗棠既然给予了信任，当然会给予他完全的人事任免权。左宗棠依靠朝廷授权，做上浙江巡抚后做的第一件事，一口气罢免17位道府以下的官员及失守的将吏。

罢免贪官、庸官，不过是为整顿吏治、实践创新扫清了道路，要医治战争创伤，关键在建设，将新理念、新方法，大胆渗透进去，运用出来。

在战乱未定中建设，不能过多花费在民生，只能是为加强国防而筹备。

大清帝国面临的危机，已不止是太平天国起义，还有来自泰西诸国的海防隐患。

1863年农历二月，法国人德克碑向浙江巡抚左宗棠请求，允许自己招募1000士兵，帮助朝廷剿灭太平军。

这个突如其来的请求，让左宗棠将目光从远东投向欧洲。他敏锐地预感到，“借师助剿”，洋人来了。中国历史上有引狼入室的教训，《三国演义》开篇是何进引董卓入京，后果怎样？董卓反客为主。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左宗棠向朝廷建言：“客日强而主日弱，终恐非计。”

左宗棠定下策略，一手利用，一手防备。

1863年农历四月，朝廷任命左宗棠为闽浙总督兼浙江巡抚，他事实已经在计划海防了。

左宗棠对浙江官场全盘摸底后，不禁慨叹，本朝吏治腐败已经烂到骨头。官僚集团既无心办事，也拙于办事，皇帝政令出不了紫禁城。

外侮内忧，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朝代，像晚清这样患难深重。左宗棠学实学，学来办事能力，应了道家谶语：“巧者劳，智者忧。”

个人辛劳，成绩总归有限，个人忧患，总有才拙智短之尽。如果想走得快，一个人走；如果你想走得远，一群人走。

创新是一个人可以做到的事，但要实践创新，将它运用到国家、社会、军事的各个层面，产生积极的效应，必须拥有一个强大的人才团队，才可以完成。

左宗棠的足迹从东南沿海走到西北大漠，纵横数万里。能成就如此远大事业，个人既具备将才，又具备帅才，还只是一个方面。最终成就旷代大业，关键还得益于他能识人、会用才。

避开理学济世主流，儒学创新者左宗棠如何识别人才？

左宗棠一生都在创新：做渌江书院山长时，他带领学生走出书斋做田野调查，是“教学创新”；在柳庄作农田时，发明“区田法”，将男女老少带动起来，是“大众创新”；在桂在堂自画中国地图，运用“互联网思维”，是“观念创新”；出山办楚军时，将曾国藩没选中的“二渠道人才”全部挖掘出来，是“用人创新”。及起用胡雪岩做道员，负责楚军、西征军后勤，搞“政商合作”，是“体制创新”；收复新疆后，他向朝廷奏请设“海防全政大臣”一职，是“国防创新”。用今天话说：“左宗棠是为创新而生的。”出山办事33年，依靠强大的创新能力，他独到识人、用人、治国、理政，不但办成的事在中国1200年内无第二人能及，即使去世后，余智仍存，影响深远。新疆建省，中国西北塞防从此百年稳固；福州船政肇始，中国近代海军、海权意识从此起航。创新力是左宗棠一生事业成功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