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郭嵩焘挚情举荐，意气责怪



乡情加共事，撮合成朋友

郭嵩焘与左宗棠是湘阴县同乡。

1818年4月11日，郭嵩焘在湖南长沙府湘阴县城城西出生，小左宗棠6岁。作为同乡，两人自小就有交往。

与生于乡绅家庭的穷困读书人左宗棠不同，就家世而言，郭嵩焘称得上“富家子弟”。

《湘阴郭氏家谱》记载，郭家到郭嵩焘曾祖父郭熊时，号称“富甲一方”。称“长沙首富”，不算夸张。

富家的影响，赋予郭嵩焘经济才能。这种才能，最早在1854年帮曾国藩筹备军饷时显现出来。

郭家有经营商业和利贷的传统。到郭嵩焘父亲时，仍然经营借贷。见识了从商者的辛勤刻苦、仁厚道德，郭嵩焘没有按社会的流俗，先入为主地以“无商不奸”的社会成见来看待天下商人。日后在长沙禁烟会上，他甚至说“商贾可与士大夫并重”。

郭嵩焘与左宗棠气质迥然不同，天资难分上下。 11岁那年，郭嵩焘就读于湘阴仰高书院。此后一路顺利， 17岁中秀才， 18岁中举人。 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 29岁的郭嵩焘进京会试，考中二甲第39名进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

家庭起点不同，加上先天气质差异，两位湘阴籍人物，沿着起点给定的路径，后天差异日加明显：左宗棠偏技术理性，郭嵩焘偏人文感性。左宗棠的思想力，围绕办事能力发展，郭嵩焘的思想力，朝着思辨方向走。

左宗棠长处在知行合一，郭嵩焘专在纯学术研究。他们思维的逻辑，看问题的眼光，差异较大，同一件事情，往往得出不同的结论。如果不是同乡，他俩的人生轨迹，应该没有什么交集。

郭嵩焘与左宗棠人生发生交集，缘于1848年湘阴洪灾。救济乡民过程中，左宗棠建“仁风团义仓”，两人以慈善的立场，人道主义的心态，为救助灾民做过不少实事。

郭嵩焘与左宗棠走到一起，缘于太平天国运动前夕，两人为躲避太平军屠杀，提前在东山选择了一块隐居地。左宗棠住白水洞，郭嵩焘住梓木洞。

1852年冬，郭嵩焘受左宗棠委托，去湘乡登门劝说曾国藩创办团练，郭嵩焘负责帮湘勇理财，与在湖南省军政府指挥战事的左宗棠各行其是。

两人共同语言不多，但也没有什么实质性冲突。湘阴同乡的身份，办事时发生的人际交道，成了将两人凝聚成朋友的核心要素。

被动欠下一笔“人情债”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乡情观念的凝聚力在古代颇大。“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同乡之间普通日常的交往，会让人心生情愫。尤其远隔千里，“乡愁”与“乡情”，会得到强化。

郭嵩焘对左宗棠后来鼎力相助，基本上出于这两个原因。

1858年年底，因肃顺极力举荐，郭嵩焘被咸丰皇帝任命为南书房行走。这是一个标准的“词工之臣”工作，郭嵩焘干得得心应手，颇讨咸丰皇帝欢心。

郭嵩焘上任后，左宗棠在主持湖南平定叛乱工作，已经引起咸丰皇帝注意。 1859年1月6日（咸丰八年十二月初三），咸丰皇帝得知郭嵩焘与左宗棠是同乡，君臣间展开一番对话。

问曰：“汝可识左宗棠？”

对曰：“自小相识。”

问曰：“自然有书信来往？”

对曰：“有信来往。”

问曰：“汝寄左宗棠书，可以吾意谕知，当出为我办事。左宗棠所以不肯出，系何缘故？想系功名心淡？”

对曰：“左宗棠亦自度赋性刚直，不能与世合，所以不肯出。抚臣骆秉章湖南办事，与左宗棠性情契合，彼此亦不能相离。”

问曰：“左宗棠才干如何？”

对曰：“左宗棠才尽大，料事明白，无不了之事，人品尤端正。”

问曰：“年若干岁？”

对曰：“四十七岁。”

上曰：“再过两年五十岁，精力衰矣。趁此时尚强健，可以一出任事也。也莫自己糟蹋，须得劝一劝他。”

对曰：“臣也曾劝过。他只因性刚，难与时合。在湖南亦是办军务，现在广西、贵州两省防剿，筹兵筹饷，多系左宗棠之力。”

问曰：“闻渠意，想会试？”

对曰：“有此语。”

上曰：“左宗棠何必以科名为重，文章报国与建功立业，所得孰多？渠有如许才，也须得一出办事才好。”

对曰：“左宗棠为人是豪杰，每谈及天下事，感激奋发。皇上天恩如能用他，他亦万无不出之理。”

1859年下半年，左宗棠骤然卷身“樊燮事件”。官文极力构陷，左宗棠危在旦夕。郭嵩焘这次谈话，形成了咸丰皇帝对左宗棠的正面看法，对他后来坚定起用左宗棠，起到一定作用。

化解“樊燮事件”危机，走在台前的关键人物是潘祖荫。他连上三封奏折，称“中国不可一日无湖南，而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

潘祖荫怎么知道左宗棠的？

诸多版本称，潘祖荫奏折是郭嵩焘写的。郭嵩焘在日记中则说，潘祖荫听自己详细说过左宗棠事迹后，亲自动笔。就算是郭嵩焘写的，他也不会在日记中实记。

左宗棠当时对前因浑然不知。后来，郭嵩焘将日记抄给他看，他才跟长子左孝威自述起经过原委。

左宗棠以古代高洁志士类比，以儒家的“君子人格”比照自身，将郭嵩焘做了好事不留名当作大公无私、急公好义，认为两人关系，超越古人情谊。

左宗棠按自己的逻辑解读郭嵩焘的举荐，但事实上，郭嵩焘要留名，也在意回报，晚年还在日记中提起。

左宗棠显然错会了郭嵩焘。这只是一次人情欠缺的误会，不会构成实质性冲突。但偶然一笔“人情债”，造成朋友间“关系能量”失衡。

相互会错意，关系才开头，交恶还在后头。

仕途屡遭不顺，左宗棠惜才保荐

与左宗棠刚直、势锐不同，郭嵩焘的性格，用曾国藩的评价说就是，“芳菲悱恻”。内心里鲜花盛开，脸上却人间腊月天。

郭嵩焘生平多抑郁，一则文人天赋，同时也缘于仕途不顺。

1859年2月26日，咸丰皇帝起用在南书房已补足学识的郭嵩焘，去天津参赞僧格林沁军幕，负责加强海防。

郭嵩焘到任后，以学者的口气，头一句话就劝僧格林沁赶紧放弃海防，将主要精力用于剿灭捻军。理由是：捻军是朝廷的心腹大患，办理一天，就有一天的功劳，办理一年，就有一年的功劳。海防呢？没用。因为洋人来中国，目的是通商求利，商业上的事，应该通过商业的手段去解决，不要动不动就喊要跟西方人打仗。所以，海防不管你防还是不防，都既没有功劳可言，也无效果可统计，那你还去办理海防干什么呀？

正在积极指挥海防建设的僧格林沁听了，半天作不得声。政见不同，不相与谋。他借机将郭嵩焘排挤走。

1959年10月，朝廷再让回京待命的郭嵩焘去反腐败。郭嵩焘以钦差大臣身份，前去调查山东巡抚崇恩。

思想学问一流但办事经验严重不足的郭嵩焘，没有考虑社会实情、办事方法和技巧，单凭理想与良心操作，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山东福山县商人公开抵制，发生激烈民变，商民直接捣毁“厘金局”，将郭嵩焘新任命的局长萧铭卤活活打死。

两个月下来，大老虎一个没打到，反将自己打得挂了彩，灰头土脸，外焦里嫩。回京后，他以“罪臣”之身被移交吏部，受“降二级调用”处分。

此后，郭嵩焘赋闲居乡，开始变得抑郁。

左宗棠对郭嵩焘的生活十分关心。 1861年农历二月十二，左宗棠给郭嵩焘弟弟郭昆焘写信，要他劝兄长出去旅游放松一下，别老呆在家里憋坏了。郭昆焘如实转告，郭嵩焘听了很生气，说：老乡们只见我闭门绝交游，就想当然妄下断语，此可笑也。

郭嵩焘再一次出山的机会很快又来了。江苏巡抚李鸿章向朝廷举荐，1862年5月1日，朝廷发布任命书，郭嵩焘任苏淞粮道。

郭嵩焘从长沙坐船东行， 10月5日到达上海就任。

正在为筹饷发愁的浙江巡抚左宗棠，十分欣赏这位湘阴同乡的理财本领。 1863年1月，他向朝廷保举，邀郭嵩焘同时兼管浙江盐务。

郭嵩焘自称中国第一流洋务人才，这与左宗棠自比诸葛亮一样，不是吹嘘，两人在各自的领域内都十分了得。

众星捧月，成绩显著。

1863年7月1日，清廷向曾国藩下发了郭嵩焘新的提拔任命书：

郭嵩焘着以三品顶戴署理广东巡抚，并着迅速前赴署任，毋庸来京请训。

郭嵩焘做上了孜孜以求的巡抚，他欣喜于圣贤梦想终于有了实现平台。

谁知道，郭嵩焘做上巡抚后，就像羊入狼群，开始厄运连连，陷入官场内斗泥潭，无法自拔。

起先，他与前后两任两广总督，接连鸡飞狗跳。幸运的是，慈禧太后将两任总督相继调离。

不幸的是，作为巡抚的郭嵩焘，与作为总督的左宗棠，要直接发生关系了。

朋友VS共事，何去何从？

1865年4月15日，闽浙总督左宗棠来到福州指挥作战，同时负责督办广东军务。由此成了郭嵩焘的顶头上司。

福建、浙江在左宗棠的辛苦经营下，兵强势雄，太平军无处可躲，主力李世贤、汪海洋两部往弱处转移，一下败退进福建龙岩、漳州。左宗棠又剑锋南指，穷追猛打。

左宗棠指挥淮军将领郭松林、杨鼎勋，将福建龙岩、漳州作为前线，一举击破太平军。

余下残兵，窜入广东。

根据属地负责制，广东的太平军归郭嵩焘负责。但郭嵩焘不擅长打仗，紧急向左宗棠求援，盼他命令郭松林、杨鼎勋乘胜追击，将广东的太平军残部一举歼灭，以绝后患。

左宗棠却认为，太平军主力已经被自己消灭，就那么一点残兵败将，广东本土力量，足以对付。北方捻军吃紧，需要郭松林、杨鼎勋去协助。遂一纸调令，将两部精兵从郭嵩焘眼皮底下调走。

对左宗棠抱着极大希望的郭嵩焘，心一下子掉进冰窖。

诸多因素的叠加，造成两人对同一件事在感受与理解上的差别。在事功正节节攀升，以当代诸葛亮自命的左宗棠看来，既然郭嵩焘说“中国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自己就不应因乡谊之私，成全朋友之私，放弃全国大义。

左宗棠并不是唱高调，他真心实意这么认为。他终生都以这个原则与官场朋友相处，这也是他被后世指责的原因之一。

问题是，巡抚郭嵩焘长于理财，不擅带兵打仗，左宗棠清楚。现在逼得郭嵩焘自用其短，这种“大行不顾细谨”的做法，确实很伤朋友。

1865年8月，因为广东经营太弱，太平军残部又占领广东长乐。郭嵩焘既急又乱，无计可施，只好亲自带兵去惠州督战。不想这下总督瑞麟又生气了，认为他越职侵权。

求人不成，求己也不成，走投无路的郭嵩焘绝望了。1865年9月19日，郭嵩焘赌气向朝廷请辞，要求“以病乞休”。

左宗棠见局面已经僵死，再不出面不行，瞅准时机，出来收拾两广官场。他向朝廷报告说：广东已经被总督瑞麟和巡抚郭嵩焘经营得一团糟，可见此二人都无法胜任工作，建议朝廷同时撤职。

慈禧太后下旨问：左大臣怎么看待郭嵩焘其人？

左宗棠评价说：郭嵩焘为人勤恳，办事笃实，品性高洁；而谨慎有余，灵活应变非其所长。

慈禧太后同意，再问：你认为谁合适做广东巡抚？

左宗棠回复：蒋益澧。

慈禧太后说，左大臣有眼光，就按你说的办。

理顺了人事关系，左宗棠一声令下，大张旗鼓出兵广东。

到1866年2月，楚军一举在广东嘉应州消灭最后一股太平军。历时15年的太平天国运动，至此全部覆灭。

朝廷嘉奖，郭嵩焘与左宗棠同列有功，被赏赐二品顶戴。

但坏消息同时传来，与嘉奖令同步，朝廷听取左宗棠建议，郭嵩焘就地解职，蒋益澧替任广东巡抚。

左宗棠没有预料到，自己这下捅到了马蜂窝。

性格不兼容带来纠结

左宗棠建议朝廷解除郭嵩焘巡抚之职，到底出于何种用心？

推测考虑，根据左宗棠刚直个性，坦荡磊落风格，本意应是为了保护。

左宗棠从1852年加入湖南幕府，积累了14年官场斗争经验，心里完全清楚，官场不但是繁剧之地，也是是非之窝。郭嵩焘文人情怀，眼光高远，魄力欠缺，作为全省一把手，权重责大，一旦出了事故，不但声名毁于一旦，且有生命之虞。

同时，出于个人功名与政治利益的考虑，左宗棠也有自保心理。他很清楚，郭嵩焘处理官场斗争毫无经验，且软肋不少，一旦帮他，非一步可及，会从此背上一个沉重的政治包袱，一不小心自己也会搭进去。

更关键的是，左宗棠对郭嵩焘和气一团，不肯铁腕整顿广东十分不满。擅长理财的郭嵩焘，作为广东省头号官员，连税收工作也不尽人意。左宗棠举例说：潮州地区那么大一块好地方，郭嵩焘一年才收2万两白银。按我的办法，每个月就能轻轻松松收上2万两。我不能越俎代庖，只能眼看着郭嵩焘干着急。但干着急总归是不行，大家捆在一条船上，他收不足钱，我的仗没法打。

郭嵩焘站在自己的角度，其实是有苦难言。他不是不想收，而是不知道怎么娴熟使用手中的权力去收。他按照书本上说的去为官，但下属都不按书本套路出牌，这让他一度迷惘：广东省厘金局局长不卖力，我能有什么办法？收拾他吧，既狠不下心，也找不到理由。

曾国藩早年已经看出郭嵩焘适合做学者，不适合当官。他说：“筠仙非繁剧之才，乃著述之才。”郭嵩焘当时不信。现在左宗棠刚直对待，让他不信也得信了。但曾国藩只是委婉提醒，左宗棠却照直去做，这一下将他彻底得罪了。

为人处世、待人接物，左宗棠有句名言：“居心宜直，用情宜厚。”对待朋友，内心要正直，态度要坦诚，感情要深厚。如果“心”与“情”不能统一，怎么办？很好办，先“直”后“厚”。

左宗棠此次对郭嵩焘，正是先“直”后“厚”。

在敢作敢当、“霸道”治军的左宗棠看来，“官场好人”郭嵩焘与本朝一塌糊涂的官场，已经格格不入。错不在郭嵩焘，而在官场。但责怪官场无用，那就让懦人走开，由强人来改造官场。

左宗棠正是这么想的。他气魄宏大，豪雄盖代，以个性对抗黑暗，以“天地正气”来重新塑造官场风气，该抓的抓，该杀的杀，菩萨心肠，霹雳手段。

郭嵩焘却反对左宗棠这么做，包括反对他以霹雳手段反腐。理由是，专注事功，见效一时，遗患后世。因为贪官也是人，人杀多了，国家成屠宰场，社会一片血腥气，谁还敢相信道德与善良？因此，教化大于杀戮，和谐大于改革。只要教化得当，官场就可以风清气顺。

被左宗棠建议朝廷解职后，郭嵩焘不清楚其用意，开始在心里打起哑谜。

解职之初，郭嵩焘没有着眼事实层面，去核定哪些是事实，哪些偏离事实，也没有真正站到公私的层面，理性客观地反省。

1866年农历三月十五日，郭嵩焘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接王少鹤信，知粤抚已擢蒋芗泉。鄙人作何位置？尚无确信。能得罢职归家，万为快耳。左季高三保蒋公，必得此席而后已，可谓全力以争矣。终亦不能测其为何心也。

本来，郭嵩焘自己已向朝廷请病假，他这个巡抚的座位并不稳。卸任之初，他确实并没怎么上心。但当真正解职归乡，蜷居乡下，郭嵩焘闭门琢磨，看法大变。尤其是左宗棠一路高升，他感到很不是滋味。

他反复比较，猜测后得出肯定的结论：左宗棠在玩弄权术，对自己用心过酷。

这还了得！郭嵩焘开始对左宗棠进行漫长的谴责与“索债”，心路积怨难纾。

“人情债”：欠下的，怎么还？

幽居湘阴乡下，作为乡绅，郭嵩焘开始与官场朋友频繁通信，邀朋友评理，长年累月。他越想越不对劲，日记上百处写到左宗棠，从价值观到做事方法，从人品到用心，无一不是愤激的批判。

最极端的一次，在1868年农历九月十五。他梦到左宗棠跪在自己面前，自扇耳光，沉痛反思。醒来后，郭嵩焘感慨说：我为什么做这个梦？因为鬼神在催左宗棠赶快向我道歉。

作为闻名的学者，郭嵩焘日记流传后世。读郭嵩焘晚年情绪与意气激荡的日记，左宗棠已经一无是处。

郭嵩焘在幽怨中回忆与左宗棠交往的点点滴滴，发现左宗棠从为人到用心，坏处无穷之多。曾国藩早年向朝廷上奏，称赞左宗棠“刚明耐苦”，郭嵩焘也拿出来批评。他生气地说：我现在总算明白了，你知道左宗棠的“刚”是什么吗？“暴气”。你知道左宗棠的“明”又是什么吗？“自以为是”。

“刚”是不是“暴气”，难说。军事统帅左宗棠肯定不会带兵到战场上绘画绣花。他的治军之道，就是“霸道”。但“自以为是”的批评，偏了。左宗棠曾很有自知之明地说：“吾以婞直狷狭之性，不合时宜，自分长为农夫以没世。”这已经是十分严重的自我解剖与批评了。

左宗棠真正的性格缺点，是胡林翼照实指出的“刚直矫激，面折人过，不少宽假”。

郭嵩焘是近代中国首任外交官，作为思想家，他有洞透千年的眼光；作为文人，他有敏感的天分与才情；他对左宗棠的评价，三分中肯背后，七分激忿难平。

郭嵩焘的仕途，左宗棠影响其实并不大。

卸任广东巡抚后， 1876年12月1日，郭嵩焘再次出山，前往欧洲，担任中国首任驻英公使，但这次又因副使刘锡鸿的蓄意陷害而免职。

郭嵩焘晚年对官场里伤害过他的朋友，一律选择不原谅。而左宗棠作为同乡，欠自己太多，更加不原谅。 1881年农历十一月二十五，左宗棠回湘阴省亲，郭嵩焘见面第一句话就责怪道：你当年为什么接连弹劾我三次？左宗棠说：老朋友，我只弹劾过你一次。

这次回乡省亲，左宗棠带了100多名亲兵，湖南地方按宰相规格接待，场面十分壮观。湖南有历史以来，这种荣归故里的气派还是第一次。郭嵩焘看后颇为反感地说：“趋从乃至百余人之多，亦云豪矣”。他认为左宗棠在炫耀。

对左宗棠来说，郭嵩焘是一位尴尬的举荐者。他既给自己人生带来帮助，又弄得自己声名受损。左宗棠的口头禅是“不值以此区区挠吾素节”，他将名声看得比生命还重。但他一生都不知道郭嵩焘在日记里单方面记了什么，如果看到了，一定会和他当面辩一辩。毕竟，历史当事人的只字片言，死后都是后世研究者的一手素材，郭嵩焘情绪与意气过烈，对了解左宗棠不多的读者来说，很难分清哪些是事实，哪些是想象。人的心理，容易先入为主，郭嵩焘身上浓郁的文人气，吸引真正的学者。学者读了郭嵩焘，也许很难再对左宗棠有好感，这大概也是左宗棠虽文才一流却鲜有人知的一个原因。

这是一次性举荐者的代价。左与郭志趣不投，禀赋各异，偶然的交集带来缘起缘灭，分道扬镳在所难免。

左宗棠死后，郭嵩焘仍没有原谅，他题下两副挽联。

其一：世须才，才亦须世；公负我，我不负公。

其二：平生自许武乡侯，比绩量功，拓地为多，扫荡廓清一万里；交谊宁忘孤愤子，乘车戴笠，相逢如旧，契阔生死五十年。

第一首过于意气，对死者不尊，当时没敢挂出来。郭嵩焘选择将它留在日记里，让后世来断这桩公案。

两人如此龃龉，凶终隙末，大约是左宗棠没有料想到的。

比较来看，胡林翼就不是这样。他与左宗棠也有分歧，彼此当面痛批过，左宗棠还批评他“喜任术，善牢笼”，但两人性格互补，越批评越了解，感情也越深，彼此掏心贴肺，全无隔膜，是真男人的交往。

这或许是“左郭关系”与“左胡关系”的差异最恰切的注脚。

左宗棠“论人太尽”，性格刚直不留情面，确实让当事人很难接受。如果还一意固执，以为真理在握，会对身边更多人造成误伤。好在左宗棠有着很强的自我反思能力。

作为87000万西征军的统帅，左宗棠凝聚人才很有自己的一套。这些方法，又离不开早年的自我反省、完善与修行。

性格缺陷与生俱来，如何修正？

选择“实学”，让左宗棠习得办事能力，属“智商”一端。朋友“荐举”，为左氏赢得办事机会，属“情商”范畴。左宗棠一生始终坚守一条交友准则：对于“能办事、人品正、价值观一致”的朋友，一见如故，均有深交，彼此“居心直，用情厚”；对于“非友”、“亦敌亦友”者，一旦办事发生冲撞，他要么当面指责，要么见面痛骂，“面折人过，不稍宽假”，不拿这类人当朋友。“交友”之道贯穿左氏一生，是助力事业成功的重要一环。他用同样方式的“察举”、“荐举”，从民间发现刘典、蒋益澧、杨昌浚等朋友，起用他们在浙江、广东、陕西、甘肃、新疆5省，独当一面，为革除旧体制弊端戮力同心。他应邀为魏源《海国图志》作序，意在借助知音魏氏的先进思想，团结体制内“同志、同道”的改革派，图国家自强之道，求百年永固之方。左氏晚年与光绪皇帝老师翁同龢深交，家国大义、朋友情谊交融，是朝廷顺利批准“援越抗法”的原因之一。与同时代诸多结盟成利益集团的高“情商”官员遭遇不同，左宗棠一生很少受朋友牵袢、拖累，更不受“人情绑架”，与上述“交友准则”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