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思史——乌尔旗

内部镶嵌马赛克的木盒，出土于乌尔皇家墓地，今伊拉克南部

公元前两千六百年至公元前两千四百年

几乎所有大城市的中心区，在繁华与财富，权力与繁忙的聚集地，都矗立着纪念大规模牺牲者的纪念碑。巴黎、华盛顿、柏林、伦敦，莫不如此。比如，在伦敦怀特霍尔街附近，离唐宁街、财政部与国防部不远处就矗立着一座纪念上个世纪的大战中数百万死难者的纪念碑。为什么要在城市的中心纪念死亡？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为了让人们记住，我们的城市所展现的繁华与美丽，都需要我们自愿去保护，使之免遭觊觎者的入侵。本节所述的物品来自一个古老的繁华城市，它也许能清楚地表现出，城市的富裕，与发起战争、夺取胜利的强权密不可分。

大约五千年前，城市开始建立，地球上的一些大河流域见证了人类发展史上的这一快速变迁。在几个世纪之内，肥沃的土地及农业的丰收使人口变得稠密。如前所述，大幅增加的人口使埃及成了一个统一国家。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美索不达米亚（今伊拉克境内），由于粮食充足，人口迅速增长，达到了三至四万人。这是空前的人口规模，第一批城市也因此诞生。如此大规模的人口显然需要新的管理系统来维持不同群体间的和谐。事实证明，美索不达米亚在公元前三千年创立的系统具有极强的适应力。它几乎奠定了现代城市的基础。毫不夸张地说，现在各地的城市，都带有美索不达米亚的DNA。

在美索不达米亚的早期城市中，最有名的当数苏美尔人的城市乌尔。这便是杰出的考古学家伦纳德·伍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选择乌尔进行考古发掘的原因。在乌尔，伍利发现了简直如小说虚构一般的贵族坟墓。墓中有一位王后和数名殉葬女仆，浑身都披挂着黄金饰品。陪葬品中还有华丽的头饰、黄金与青金石制作的里拉琴、世界上最早的棋类游戏，以及一件被伍利最早描述为饰板的神秘物品：

墓穴更深处有一件更惊人的物品，一块饰板，由木头制成，长二十三英寸，宽七点五英寸，两面都精细镶嵌着贝壳、红石与天青石。木质已朽，因此看不清描绘的场景是什么，但是有成排的人物和动物形象，待清洁和修复后，这块饰板必会成为这个墓室最大的发现之一。

这是伍利最令世人瞩目的发现之一。很明显，这块“饰板”是一件杰出的艺术品，但美学上的成就并非其最重要之处，重要的是它让我们明白，早期美索不达米亚城市的权力是如何运作的。

伍利发现的这件文物尺寸如同小手提箱，但顶端收窄，有点像一大条瑞士三角巧克力，通体饰有镶嵌图案。伍利称之为乌尔旗，因为他认为这曾是战旗，用来在行军时或战斗中高高举起。如今这一名称仍被沿用，但很难想象它如何作为战旗使用，因为很明显，上面的图案需要极近的距离才能看清。有的学者认为这是一件乐器，或是一个存放珍贵物品的盒子，但真相仍然无从知晓。我曾问过如今在伦敦工作的知名伊拉克考古学家拉米亚·阿勒盖拉尼的看法：

很遗憾，我们无法了解它的真正用途，但对我而言，它展示了整个苏美尔民族的生活。它与战争有关，也与和平有关，它展示了苏美尔人旅行的范围——青金石来自阿富汗，红色大理石来自印度，而所有贝壳都来自波斯湾。

这一点极为重要，到目前为止，我们所展示过的文物都是用单一材料制成的，石头、木头、骨头或陶土，所有这些材料也都是制作者随手可得的。如今是第一次看到一件由好几样差别极大、原产地也相隔甚远的材料组合而成的文物。只有把各种材料黏合在一起的沥青是本地产的，这来自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如今巨大财富的来源——石油。

能把这些物品以这种方式集合起来的社会是怎样的社会？第一，它必须有富余的粮食，第二，它的权力与管理结构能让统治者调动富余的食物沿着漫长的贸易路线进行交换。食物的富余还能让一部分人从农业劳动中解脱出来，成为神职人员、士兵、管理者，以及最重要的，制造出乌尔旗这样复杂华丽物品的工匠。而这些也正是你能在这件文物上看到的人物。

乌尔旗的每一面都有三层长条状的漫画。其中一面可以说是所有统治者都梦想的税收制度运作情景，在下两层里，人民安静地排着队，依次献上自己的贡品，如鱼、绵羊、山羊、牛等，而在最高一层，国王和一些地位较高的人——很可能是神职人员正依次享受盛宴，还有人在一旁弹里拉琴。乌尔的权力结构展示得再明显不过：农民艰辛劳作，献上自己的收获，而权贵陪着国王饮酒。如丹王的画像一样，为了突出国王的至高无上，艺术家把他的形象描画得比别人都高大，以至于头部超出了画面。在乌尔旗上，我们看到了一种新的社会运作模式。我请来伦敦政经学院的前院长安东尼·吉登斯教授向我们描述社会组织的这一变迁：

阶级伴随着粮食的富余而出现。因为有人可以依靠别人的劳动生存，而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在传统的小型农业社会里，每个人都得劳动。之后，神职人员、战士阶层、有组织的战争、贡品与类似国家的组织都出现了。新的权力形式由此诞生。这些都是息息相关的。

如果每人都生产同样的东西，就不可能出现贫富差距。只有有了富余，一些人可以依靠别人生活，而一些人仍需劳作，才会产生阶级系统，随后演变成权力与统治系统。你会看到有一些个体出现，声称自己拥有神赋予的权力，宇宙观随之诞生。文明的源头出现了，但与之相伴的是鲜血、变迁和少数人的发达。

乌尔旗的一面展示了统治者治下的繁荣经济，另一面则展示了统治者用来保护这种繁荣的军队。这让我又回到本节一开头提出的那一看法，历史似乎证明，一旦你富裕起来了，就必须不断战斗以保有财富。我们在一面上看到的文明社会的国王正是另一面上的统帅。乌尔旗的两面极佳地展示了早期经济与军事之间的联系：财富之下常常掩盖着丑陋的暴力。

我们再来仔细看看战争的场景。国王的头又一次超出了图画的边界，他是唯一身着长袍的人，手握一把大矛，他的士兵领着囚徒们向前冲，结局不是受死，就是受奴役。战斗双方的长相极为相似，极可能这场战争发生在近邻之间——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邻近的城市间不断发生战争，试图互相征服。战败者被剥去衣服，以强调战败所带来的羞辱，那可怜的模样令人痛心。最底层绘有目前已知的最古老的双轮战车，事实上，那也是目前已知的最古老的带轮车辆，采用的绘画手法日后将成为经典，此刻则仍处于首创时期：艺术家表现了拉着战车的驴从走到慢跑再到飞奔的过程，速度逐渐加快。直到电影问世之前，都没有艺术家能用更好的手法来表现这一过程。

伍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发掘乌尔的时期，正是一战即将结束、土耳其帝国崩塌、现代伊拉克刚刚建国的时期。新国家的重要机构之一便是巴格达的伊拉克博物馆，它接收了乌尔出土的绝大部分文物。这些古文物从出土那一刻起，就表现出与伊拉克的国家认同的强烈关联。因此，最近的伊拉克战争中，对伊拉克博物馆古文物的掠夺使得人人震动。再度引述拉米亚·阿勒盖拉尼的看法：

对我们伊拉克人来说，这些文物是世界上某个最古老文明的一部分，而这一文明发生在我们的国家，我们都是它的后代。来自苏美尔时代、保存至今的许多文物都能让我们找到认同感。古代史是凝聚现代伊拉克的力量。

因此，美索不达米亚的过去仍将在伊拉克的未来扮演关键角色。考古和政治，就像城市和战争，似乎仍然紧密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