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故事——王国和改革者

公元前560年至公元前500年间，印度分成多个王国和联盟，摩揭陀王国开始崛起。

在神话故事中的摩诃婆罗多战争与公元前6世纪中叶之间，印度的各部落经历了斗争和谈判后立下约定，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诸王国共存状态。

佛教口口相传的故事中提到了十六个这样的王国，后来以文字记载下来。其中包括从婆罗多战争中留存下来的俱卢（Kuru）、犍陀罗（Gandhara）、般遮罗（Pancala）；南部的阿湿波（Ashuaka）位于温迪亚和萨特普拉山脉以南，也就是今天的德干高原上；还有位于恒河转弯处以南的摩揭陀国（Magadha）。

这十六个国家被称为十六雄国（mahajanapadas），这个词起源于很久很久之前。早期游牧的雅利安武士集团称自己为“jana”（梵语意为“部落”）；他们定居在恒河流域，占领那里的土地，并且对“jana”这个词加以延展，称自己为“janapada”，意为有土地的部落。十六雄国指的是那些通过占领其他部落的土地而建立起来的王国。在这些王国中，国王本人、他的亲戚和武士都属于刹帝利（kshatriya）种姓。出生在刹帝利家庭的人，生来就被赋予成为精英的权力。

刹帝利享有政治权力，但祭司也能行使自己的特殊权力。雅利安人南下至印度之后，祭祀就已经成为其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梨俱吠陀》中一首早期的赞美诗这样写道：“因陀罗出手相助，那些献身祭祀之人，那些唱诵圣歌之人，那些烹制圣餐之人，那些受圣言激励之人……那些为主持祭司献礼之人。噢，人们啊，他们就是因陀罗。”古老的雅利安人的修行方式结合了哈拉帕文化中的元素和其他当地部落文化中的元素，后来成为印度教中最古老的核心修行方式。祭司是印度社会的第一批贵族，他们在十六雄国时期依然具有影响力。像统治阶级刹帝利一样，祭司也有自己的种姓：出生在祭司的家庭的人就是婆罗门，代代世袭祭司的特权。

这种三分制社会——祭司、武士首领和其他人（这些“其他人”被称为吠舍，属于平民阶层）——在古代社会并不罕见。但是在印度，祭司掌管着一切。在其他大多数的古代社会中，国王和武士处在权力的最顶层，即使是那些嘴上说着敬重诸神的人也可以把他们的先知和祭司关押起来，甚至处决他们。而且在其他古代社会中，国王能够行使一定的神权，有时还会成为最高的宗教领袖。

但是婆罗门独享特权。在十六雄国时代，生来不是刹帝利的人，只要有祭司为他举行仪式授予他神权，就仍然可以成为国王，但是生来不是婆罗门的人却无法成为祭司。据后来的印度教经典《摩奴法典》（The Laws of Manu）记载，婆罗门是所有其他阶层的“主人”，是人类中的佼佼者：“生来就是世界上最高贵的人，是万物的主宰，为保护法律而生，世间一切皆为婆罗门所有……婆罗门的确是被赋予了一切。”

对于那些游牧部落来说，用动物祭祀原本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但到了十六雄国时代，随着印度城镇人口不断增长，这种祭祀方式逐渐被摒弃了。然而，上天赋予那些“生来就是世界上最高贵的人”的权力却丝毫没有减少。祭司的重要性在那些武士集团的观念中根深蒂固，因此婆罗门非但不会失去饭碗，反而会永远处于核心位置。他们不再从事祭祀了，而是在之前祭祀的地方举行没有牺牲的宗教仪式：在黄昏来临时祭拜炉火，照看神像以示对神灵的尊崇，主持婚礼和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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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国的周边地区有一些部落拒绝并入十六雄国中的任何一个王国。这些部落没有建立王国，而是建立起独立的联盟，称作迦纳-僧伽（gana-sanghas）。

地图8-1　印度诸王国

这些迦纳-僧伽部落很可能根本不是雅利安人的后代，他们在武士部落到达之前就是恒河流域的居民。武士部落和迦纳-僧伽部落通婚（正如婆罗多战争中般度氏族与般遮罗部落联盟的故事那样）很可能减少了种族之间的巨大差异。但一个强有力的证据可以证明迦纳-僧伽人绝对不可能是雅利安人：宗教仪式对于十六雄国的印度人来说至关重要，但是对于迦纳-僧伽人来说却并非如此。

迦纳-僧伽只有两类人：拥有大部分土地的统治家族和在土地上劳作的雇工或是奴隶。统治家族的首领做出决定（开战、与其他部落交易、从灌溉系统调水灌溉土地），而劳动人民没有任何发言权。

十六雄国中也有没有发言权的仆人。他们是第四类人：既不是统治阶级刹帝利或婆罗门祭司，也不是像农民、陶工、木工、瓦工那样的普通吠舍。《梨俱吠陀》中的一首诗描述了每个种姓的神话起源，称婆罗门高高在上，从巨大的原人（Purusha）的口中出生，原人造就了整个世界：

婆罗门是他的嘴

他的两只手臂变成了刹帝利

他的两条大腿是吠舍

他的两只脚成了首陀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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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陀罗就是奴隶或仆人，是处于第四层的下等人。他们没有话语权，也没有权力，无法从奴役中解放出来。法律允许他们的主人一时兴起杀掉他们或者流放他们，却不允许他们听神圣的《吠陀经》（如有偷听就要把熔化的铅水注入其耳朵）。他们并不是十六雄国的社会成员，而是另外的东西。首陀罗的起源不明，或许最早是被征服的某个外族。

在这种等级分化严重的社会中，肯定有人会感到不满。

第一个反对所有这种等级制度的声音来自迦纳-僧迦。公元前599年前后，改革家那塔蒲塔·筏驮摩那（Nataputta Vardhamana）出生于恒河流域东北部的一个迦纳-僧伽部落联盟，该部落联盟名为跋耆（Vrijji）。他自己所在的部落叫那特里卡（Jnatrika），他出身富贵之家，是一位王子。

据他的追随者记录，他的改革始于公元前569年，是年他30岁。他先是放弃了自己与生俱来的财富和特权，除了一件衣服之外别无一物。他花了12年的时间沉默冥想。之后他想象出一种脱离祭司的生活：他的世界里没有婆罗门，人生的目的不是通过祭司的帮助与诸神沟通，也不是像经文中传授的那样，生来就要履行天职以取悦诸神。人类应该通过克制自身的欲望（贪婪、好色、食欲），把自己从物质世界的束缚中解脱出来。

公元前567年前后，他开始赤脚穿越印度，宣讲五大教义，即五誓言：不害（ahisma），即不以暴力伤害任何生物（第一次系统解释了为什么动物也有权利）；诚实（satya），即要说实话；不偷窃（asteya），即不盗窃任何东西；纯洁（brahmacharya），即不沉溺于肉欲的快乐；不执着（aparigraha），即不依附于任何物质（他为了展示这一教义，丢弃了身上唯一的一件衣物，赤身裸体而行）。那塔蒲塔·筏驮摩那的追随者称他为“大雄尊者”（Mahavira，意为“伟大的英雄”）。

这些教义并非全新的观点。主流印度教也教导人们以不同的方式把自己从物质世界中解放出来。筏驮摩那算不上是创新者，而是现有教义的改革者。但他提出要极度克己，并且要尊重所有生命，这足以吸引大量的追随者。他的教派被称为耆那教（Jainism），而他的追随者被称为耆那教徒。

几年后，另一个创新者出生于十六雄国之外的迦纳-僧伽。像筏驮摩那一样，他也生于富贵王侯之家。他也在30岁左右时放弃了自己享有的特权，开始自我流放。他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自由只存在于那些能够克制自身欲望的人身上。

这个创新者就是悉达多·乔达摩（Siddhartha Gautama），他是释迦族的一位王子，其家族生活在筏驮摩那出生地跋耆联盟的北部地区。据传统故事记载，他早年家庭生活安逸幸福：他有妻子女儿，他的父王让他在王宫高墙之内享受荣华富贵，对世间的疾苦一无所知。

但有一天，悉达多命令他的车夫驾车带他到花园里游玩。在那里他看到了一位老人，老人“牙齿零落，头发花白，弯腰驼背，手持拐杖，蹒跚前行”。他为眼前这种年迈衰残的景象深深震撼，回到王宫后，觉得“出生是种耻辱，因为所有人出生之后都要变老”。后来他摆脱了这种想法，但是他再次去花园时，又看见一个疾病缠身的人，那人没多久就咽气了。这使他内心更加困惑。

后来他在一次宴会上顿悟。当时很多美女围在他身边载歌载舞，但是随着夜幕降临，那些美女逐渐疲惫不堪，一坐下就睡着了。这位王子环顾四周：

仔细打量那些熟睡的美女，乐器散落在她们身边的地面上，有的嘴角流着唾液，有的正在磨牙，有的在说梦话，有的张着嘴巴，有的衣衫不整，身体裸露，令人恶心。这种反差使他更加厌恶肉体的欢愉。在他眼里，那座辉煌的宫殿……变得像是一座坟墓，四处钉满了开始腐烂的尸体。

从此以后，他就开始了自我流放。据记载，那一年是公元前534年。

悉达多在外漂泊了几年，试图让自己接受人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老并腐朽的事实。他尝试冥想，但冥想之后还是要面对逐渐走向痛苦和死亡的现实。他尝试像耆那教徒那样禁欲苦行，通过绝食来减少自己与尘世的联系。后来有记载说，他的“脊椎突出，像条绳索”，他的肋骨就像“破旧的露天牛棚上面突出的椽子一样”，他的眼睛深深地凹进眼窝中，“就像深井中的水泛起的微光一样”。然而，这种禁欲苦行并没有让他从普通人的境遇中超脱出来。

最后，他终于找到了自己一直在寻找的答案。限制人的并非仅仅是欲望，还有人本身的存在，“人生在世总是摆脱不了强烈的欲望”，并且总有所求，“渴望获得肉体的欢愉，渴望永存世间，还渴望超脱尘世”。摆脱欲望的唯一办法就是超脱于人本身的存在。

意识到这一事实后，悉达多便开悟了。从此以后，他不再是悉达多·乔达摩，而是成为佛陀：他开悟后进入涅槃。涅槃便是对某种真谛的大彻大悟，这种领悟凭空而生、无果而终、超脱于万物，是一种无法用语言描述的存在。

这不仅是一种精神上的发现，而且是一种（尽管声称超脱于尘世）政治立场。这种立场既反对婆罗门又反对等级制度。婆罗门的印度教强调轮回，这就意味着大多数印度人面临着一次又一次令人厌倦的人生，只有通过轮回，他们才有希望摆脱种种约束，然而等待他们的可能又是一次与之前相同或是更为痛苦的人生。用凯伦·阿姆斯特朗的话来说，这种存在“无法让人看到重生的希望，反而会让人再次面临死亡的威胁……经历一次走向衰老的过程，或者经受一次疾病困扰，或是经历一次死亡的恐惧，都足以令人痛苦，而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这种痛苦令人无法忍受，而且毫无意义”。在一个死亡算不上是解脱的世界里，必须找到另外一种解脱方式。

佛陀的教义同样反对婆罗门（和刹帝利）：每个人都必须依靠自己，而不能指望某个强大的领袖来解决自己所有的问题。再后来，9世纪的一位佛教大师留下一句名言：“见佛杀佛。”这是为了向他的学生强调不要屈从于任何权威人物——哪怕他是身受天命之人，无论其是国王还是祭司。

佛陀很快也有了追随者，他们来自各个阶层。

就在大雄尊者和佛陀宣扬放弃物质财富之时，十六雄国的国王们正在不断地争夺领土。恒河的北部迦尸、憍萨罗与南部的摩揭陀是争夺领土的主要国家，它们为争夺恒河流域而发动战争，之后大雄尊者的出生地迦纳-僧伽跋耆联盟也卷入了战争。

迦尸和憍萨罗交替掌权，两者掌权时间都不太长。而恒河下游的摩揭陀逐渐发展壮大。公元前544年，频毗娑罗（Bimbisara）登上摩揭陀的王位，成为印度第一位帝国缔造者，尽管其帝国势力范围并不大。就在佛陀即将开悟之时，频毗娑罗正召集他的军队攻打位于恒河三角洲的王国鸯伽，鸯伽控制着河流的入海口（通过控制孟加拉湾），其重要城市坎帕（Campa）是商船沿海岸南下的重要港口。频毗娑罗发起进攻，占领并吞并了鸯伽。

鸯伽算不上是一个大国，却是十六雄国中第一个永久地被他国吞并的王国，这预示着之后还会有很多王国被吞并。频毗娑罗并非只靠武力取胜。他通过联姻控制了憍萨罗的一部分领土，又通过另一桩婚姻与位于西部边境的迦纳-僧伽建立友好关系。频毗娑罗在全国铺设道路，这样就可以方便他出行，并召集各村落领袖前来商议大事。这些道路还便于他征收（和管理）赋税。他欢迎从北方远道而来的佛陀，因为任何旨在削弱婆罗门力量的教义都必然会增加国王的权力。他意在把摩揭陀建造成一个小型帝国，而不是仅仅把几个武士氏族勉强聚拢在一起。长久以来印度与西方帝国的发展道路截然不同，现在也渐渐走上帝国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