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故事——罗马共和国



公元前501年至公元前550年间，凯尔特人和迦太基人登上历史舞台，罗马废除王政。

在占领属于吕底亚同盟的沿海爱奥尼亚城市后，刚刚取得胜利的居鲁士把哈尔帕哥斯留在小亚细亚以完成对吕底亚的征服。

据希罗多德记载，哈尔帕哥斯的一系列战争引起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哈尔帕哥斯首先对位于海岸中部的福西亚（Phocaea）发动进攻：这座城市的居民被称为“最早开始远航的希腊人”。哈尔帕哥斯围城之后，开始忙着在石头城墙外修建工事。福西亚人告诉哈尔帕哥斯说，如果他能撤兵一天，让他们安安静静地讨论一下的话，他们可能会考虑投降事宜。于是哈尔帕哥斯撤兵一天，福西亚人则“备好他们的战舰”（这种战舰有50支船桨和一个标志性的方形主桅帆），“让他们的女眷、孩子带好所有的个人物品上船……他们自己也上了船”，然后驶离了福西亚。波斯人占领了空无一人的福西亚。

福西亚人早已在塞尔诺斯岛（希腊语的名字是科西嘉岛）上为自己建好了一个贸易港口——阿拉利亚（Alalia）。然而，有一半福西亚人难忍思乡之情，决定不顾波斯人的入侵，冒险返回被遗弃的城市。另一半福西亚人则向阿拉利亚驶去。

在科西嘉岛上安顿下来之后，他们开始着手建立自己的贸易帝国。他们的战舰特别适合用于贸易，船上搭载了大批可随时应战的船员（包括船长、船员还有至少50名桨手），因此相对于商船（通常只有五名至六名船员）来说，战舰更令海盗感到惧怕。福西亚人打算控制地中海西部各个贸易线路，而此时希腊其他的城邦还没有对此加以重视。他们在现今法国南部沿海地区建立了一个殖民地，作为与西部地区进行贸易的口岸。

这个新殖民地马萨利亚（Massalia，今称马赛）把希腊贸易网与多个部落组成的贸易网连接在一起，而这些部落在此之前并不为人所了解。它们来自内陆山区，是野蛮好战的部落，带来的是黄金、盐巴、琥珀、皮毛，以及（最有价值的）锡。

福西亚人遇上了凯尔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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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500年间分布在中欧西部地区的部落称作“凯尔特人”是一种时代错误。当时，希腊人和罗马人都把这些部落称作“高卢人”或“凯尔特人”，但是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500年间，这些部落并没有什么族群认同的概念。它们只不过是有着共同起源的零散部落而已。

他们都是印欧人种，也就是说他们的祖先在很久之前都是来自里海和黑海之间那片地区，曾占领那片地区的民族就是后来的赫梯人、迈锡尼人和雅利安人。这四个印欧种族在语言上的相似性表明，他们从同一个地方迁徙到四个不同的地方：赫梯人向西进入小亚细亚，迈锡尼人向西然后又向南进入希腊半岛北部，凯尔特人进入阿尔卑斯北部地区，雅利安人则向东然后向南进入印度。

后来被称为凯尔特人的这支印欧人没有文字，因此我们只能尽可能地研究他们留下的坟墓和物品。公元前630年前后，马萨利亚王国刚刚建立时，一种特殊的埋葬方式已经从现代的奥地利传到南部的卢瓦尔河。我们按照其最著名的考古遗址把它命名为哈尔施塔特（Hallstatt）文明：这个地方就是多瑙河南部的一处墓地和盐矿。

哈尔施塔特部落在坟墓里堆满金饰、剑、矛、食物、饮品还有餐具，供死人使用。头领的坟墓周围是士兵的坟墓，而士兵的坟墓中还葬有他们最宝贵的财产——长铁剑。哈尔施塔特部落的商人驾着马车去往马萨利亚，车上装满了琥珀、盐巴，还有来自遥远矿山的锡，这些矿山位于现在英国的康沃尔郡。这些都是贵重稀缺的物品，贸易使马萨利亚成为一个繁华的都市。

福西亚人在马萨利亚的贸易带来了丰厚的收益，这使伊特鲁里亚人越来越无法忍受。位于伊特鲁里亚中心的各城邦一直忙于向北方地区发展。现在希腊人正不断进攻，占领了那些伊特鲁里亚人认为本应由自己来开发的土地。希腊殖民地沿着今天法国的南部沿海迅速发展起来；摩纳哥、尼斯和圣特罗佩，这些都曾经是希腊的贸易港口。

这种压力迫使伊特鲁里亚各城邦——像希腊各城邦那样各自独立——最终联合在一起。早在100年前，意大利的五个伊特鲁里亚城邦就曾经联合起来共同抵抗罗马。现在，十二个伊特鲁里亚城邦效仿希腊的邻邦同盟，愿意将彼此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在追求共同目标的同时保持各自的政治独立。伊特鲁里亚联盟形成于公元前550年左右，包括维爱、塔尔奎尼和沃尔西尼。

即便联合在一起，伊特鲁里亚联盟也不抱能打败福西亚侵略者的希望。一旦爆发战争，福西亚人便可以调用数百艘希腊同盟的船只。据希罗多德记载，伊特鲁里亚人因此与迦太基结成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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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550年，位于地中海南岸、非洲北部沿海的迦太基已经有300年的历史。推罗和西顿是松散的腓尼基邦联的两座最古老的城市，现在正处于居鲁士的统治之下。但是更遥远的迦太基则是一个独立的小王国。公元前550年左右在位的国王马戈（Mago）是我们有历史记录的第一位迦太基君主。

马戈在位期间，迦太基在地中海建立了自己的贸易殖民地。看到希腊人如此起劲地在附近开拓殖民地，迦太基人和伊特鲁里亚人一样感到不快，他们非常乐意一起对阿拉利亚的福西亚人发动进攻。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一书中就记载了这个同盟，书中提到“伊特鲁里亚人和迦太基人”曾经为了“商业与贸易关系”而建立起同盟。

地图7-1　罗马人、迦太基人和高卢人

阿拉利亚（或科西嘉岛）的希腊人听到风声后做好了战争的准备。希罗多德写道：“福西亚人准备了60艘战船，然后出发航行至撒丁海迎敌。”在之后的交战中，有40艘战船彻底被毁，剩下的20艘战船损坏严重，无法再作战，但仍然可以航行，于是福西亚人撤回了科西嘉岛，带上女眷和孩子，撤到位于意大利半岛“靴子尖”位置的希腊城市利基翁（Rhegium）。

阿拉利亚的海战是到那时为止第二大海上战役（拉美西斯三世与海上民族之战是第一大海上战役）。这场战役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伊特鲁里亚人暂时在一方称霸。根据拜占庭的斯特凡努斯（Stephanus of Byzantium）的说法，福西亚人的战舰不再时不时地来找麻烦，伊特鲁里亚人占领了科西嘉岛，建立了自己的贸易殖民地，势力范围向西扩张至西班牙海岸。他们的实力达到了顶峰，成为半岛上台伯河北部地区的统治者。

马萨利亚与阿拉利亚之间的联系就此中断，但是这并非伊特鲁里亚人所为。伊特鲁里亚人占领了母城之后，就不太在意那些地处偏远的子城了。马萨利亚大概挣扎了一段时间，但它并没有就此衰落，而是一直延续至21世纪，现在名为马赛。

这场战争也给迦太基人带来了发展空间。按照与伊特鲁里亚人达成的协议，他们占领了撒丁岛；而且，由于没有了来自地中海西部希腊人的侵扰，他们也把领土扩张至西班牙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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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希腊人撤退、迦太基人和伊特鲁里亚人在地中海上航行之时，罗马的规模和实力都在不断扩大。它向外扩张得越远，其内部矛盾也就越严重。一个国王怎么可能统治几个彼此敌对，甚至拒绝相互通婚的民族呢？不仅如此，其贵族阶级十分固执、高度独立，他们甚至杀害了第一位半神的国王，又有什么国王可以应付得了这样的贵族阶层呢？

在伊特鲁里亚人统治时期，罗马国王和罗马人民似乎找到了某种折中的统治方式，即一种结合了绝对君主制、居鲁士的风格，还有雅典民治主义的统治方式。罗马早期的历史学家掩盖了这段折中的历史，他们似乎总是把后来的政体强加到之前的那段时期里。但即使是在王政时期，罗马人也已经在处理城市事务时有了发言权。

罗马历史学家瓦罗提到罗马人在早期被划分为三个“部落”，它们可能分别代表萨宾人、拉丁人和伊特鲁里亚人这三个民族（虽然罗马最早的记载对此只字未提）。另一方面，李维相信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把罗马人民划分为六个“阶层”，划分的依据是财富而不是血统。对于一座人们可以白手起家的城市来说，这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在战争时，最富有的罗马人应当全副武装保卫城市，配好青铜制的头盔、盾、护胫甲、胸甲还有剑和矛；最为贫困的人只能带上投石器和石头。即使罗马由国王来统治，罗马的公民也需要自己保卫自己的城市，而且还应大体上决定何时何地需要发动攻击来保卫自己的城市。由于罗马公民有如此之大的管理城市的权力，他们肯定不会容忍保留国王统治太长的时间。

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统治了44年后，君主专制瓦解了。

罪魁祸首就是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的侄子，也就是年轻的小塔克文。他不仅野心勃勃，而且行为不端：他和蛇蝎心肠的弟媳图里亚（Tullia）勾搭在了一起。李维评论说：“邪恶就像磁铁，能相互吸引。”小塔克文早已娶妻，但是为了不让自己的婚姻成为绊脚石，这对情人密谋害死了各自的配偶，然后结婚了。

李维写道：“从那天起，年迈的塞尔维乌斯处境愈发危险。”图里亚是麦克白夫人的原型，她野心勃勃，想让自己的新丈夫成为国王，“她很快发现罪恶的脚步是无法停止下来的……她让她的丈夫日夜不得片刻安宁”。“我不想要一个只安于做丈夫的男人，”她煽动丈夫说，“我想要的男人应该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国王！”

小塔克文深受此话的刺激，立刻行动起来。他趁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不在的时候自己坐上了王位，并宣布自己为王。塞尔维乌斯得知后跑到正殿与这个篡位者对峙，但塔克文“已经走得太远无法回头”，他亲自把老国王赶到了大街上，他的刺客就在街上了结了这位老国王。李维写道：“塞尔维乌斯死后，真正的王权走到了尽头，从此再也没有一位罗马国王按照人性和正义来统治国家。”

小塔克文上台没多久就赢得了一个绰号：“傲慢者”塔克文（Tarquinius Superbus）。他组建了一支护卫队，以暴力手段迫使罗马公民顺从自己。他处决了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的忠实拥护者，还将无辜的人处以重罪，这样他就可以没收他们的钱财。李维告诉我们：“他以武力篡夺了王位，但他根本就没有国王的头衔。”

百姓没有推举他，元老院也没有批准他上台。臣民不可能爱戴他，因此他只能通过恐吓来维持统治……塔克文把自己怀疑或讨厌的人处以死刑、流放或是没收财产；他打破了所有公共事务必须请示元老院的一贯传统；他不经元老院或民众的同意就随意签订或是取消条约，或是随意结盟。

所有这些都是严重的罪行。当他的儿子，也就是他的王位继承人强暴了一位罗马的贵妇——他朋友的妻子卢克丽霞时，终于引发了民愤。卢克丽霞因倍感侮辱而自尽。她的丈夫把她的尸体摆在公共广场上，呼吁民众为他死去的妻子报仇。不久后，民众对卢克丽霞被强奸一事的愤慨就转变成对整个王室残暴专制的不满。

“傲慢者”塔克文当时正在罗马城外率兵与邻邦阿尔代亚作战。得知叛乱的消息后，他马上往回赶。但当他到达罗马时，民众已经全面参与叛乱。李维写道：“塔克文发现城门紧闭，民众下令将其流放。”他的军队“情绪高涨地”加入了叛乱，塔克文被迫带着儿子向北逃至伊特鲁里亚。

卢克丽霞的丈夫和他所信任的一个朋友被推选为罗马的领袖，这是军队投票的结果——只有塞尔维乌斯组建的那部分军队才有权投票。这两名男子被赋予宣布战争、颁布法令的权力，但是与王权不同的是，这项权力他们只能行使一年，而且两人可以相互否决对方的法令。他们现在是执政官，即罗马政府的最高长官。罗马从君主制中解放出来，进入罗马共和国时期。

李维为我们记载了这些年间最详细的历史资料，赋予这个故事强烈的亲共和色彩。在他看来，一旦塔克文被驱逐出境，整个罗马的历史就会转向。李维宣称：“从现在开始，我的任务是记录一个自由国家的历史，这个国家的政府由每年推选出的官员组成，官员不是按照个人意愿被任命，而是要依据至高无上的法律进行推选。”

驱逐“傲慢者”塔克文可能确有其史实基础，但罗马人绝不可能突然间才意识到君主专制的缺点。确切地说，驱逐伊特鲁里亚国王代表着推翻伊特鲁里亚人的统治。

自从100多年前老塔克文上台之后，罗马就一直处在伊特鲁里亚人的统治下。但自从公元前535年阿拉利亚海战胜利后，伊特鲁里亚人的统治就开始变得举步维艰。

驱逐“傲慢者”塔克文之后发生的事情表明伊特鲁里亚的实力在减弱。小塔克文在伊特鲁里亚各个城市奔波，试图建立一个反罗马联盟。“我和你们血脉相连”是他最具说服力的理由。维爱和塔尔奎尼做出了回应。这两支队伍跟随小塔克文回到罗马城外，企图在伊特鲁里亚南部最重要的城市重夺统治权。

他们与罗马军队遭遇，一场恶战之后最终战败，但双方其实几乎打成了平手。李维评论说，罗马人取胜是因为他们牺牲的人数比伊特鲁里亚少了一人。之后伊特鲁里亚人又开始计划再次向罗马发动进攻，这一次由伊特鲁里亚城市克鲁修姆（Clusium）的国王拉尔斯·波尔塞纳（Lars Porsena）统率。

罗马人得知这一消息后恐慌不已。他们好不容易才击退了维爱和小塔克文，拉尔斯·波尔塞纳也因其勇猛好战而声名在外。罗马城外的农民因恐惧而抛下他们的农田，逃到罗马城内。

罗马城的独特之处在于只有三面城墙，其东面没有城墙，只依仗台伯河的天险防御。人们普遍认为这条河是不可逾越的，但有一条路可以让军队跨过台伯河直接进入罗马城：台伯河上有一座木桥，将城外东部的贾尼科洛山与罗马的中心连接起来。

于是拉尔斯·波尔塞纳绕开了城墙，从台伯河方向开始发动进攻。伊特鲁里亚军队像风暴一样席卷而来，轻而易举地占领了贾尼科洛山。驻扎在那里的罗马士兵扔掉武器，从桥上逃走避难。

只有一个名叫贺雷修斯（Horatius）的士兵没有逃跑，他坚定地站在桥的西侧，准备独守阵地。“他在一群四下奔逃的士兵中间特别明显，”李维写道，“手中握着剑和盾，准备迎敌。”

据罗马神话记载，贺雷修斯阻滞了伊特鲁里亚人很长时间，这确保罗马的工兵部队及时赶到摧毁了这座桥。他不顾罗马士兵让他在木桥倒塌之前从桥上撤回的呼喊，继续奋战至整座桥化为碎片。“木桥坍塌，阻挡了伊特鲁里亚军队前进的脚步，罗马士兵此时也因及时完成了任务而欢呼。”李维写道。仍然身在城外的贺雷修斯穿着盔甲跳入河中游了回来。李维总结道：“此举着实伟大，也许这只不过是传说，但注定会名垂青史。”

像西拿基立从耶路撒冷城撤退一样，贺雷修斯守卫木桥的故事虽然只是两军交战中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却因为一首诗而得以流传至今。在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的《古罗马叙事诗》（Lays of Ancient Rome）中，贺雷修斯成为英国爱国勇士的榜样：

城门的守将

勇者贺雷修斯如是说：

“凡立身此大地者，

死亡终将到来。

面对死亡的恐惧，

怎样才算死得其所？

为守护先祖的遗骨，

为捍卫诸神的圣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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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雷修斯此举或许英勇无比，但是守住木桥并不能阻止伊特鲁里亚人的进攻。波尔塞纳将他的军队部署在贾尼科洛山，封锁了河道，使罗马无法通过船只运送食物，然后开始围城。围城期间，双方多次交手，没有分出胜负；拖了一段时间之后，波尔塞纳最终同意撤军，条件是罗马必须做出让步。双方约定和平共处，这一约定虽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双方的关系，但至少使双方不再相互敌对。

这一约定表明伊特鲁里亚人和罗马人现在势均力敌。由于伊特鲁里亚人已经统治罗马达几十年之久，所以这对于伊特鲁里亚各城邦来说，其实意味着失败。就在同一年，罗马与迦太基缔结协议，认定台伯河南部海岸不属于伊特鲁里亚，而是罗马的领土。

波里比阿（Polybius）在《罗马帝国的崛起》（Rise of the Roman Empire）一书中对此协议有所记载。他认为，罗马与迦太基建立友好关系是基于一定的前提的，最重要的前提是罗马的船只向西不得驶过美丽海岬（Fair Promontory），也就是今天的邦角半岛（Cape Bon）。如果一位罗马船长被迫偏离航道需要在禁区停靠的话，必须在五天内修好船只离开，“除了修缮船只或是祭祀所需的物品外，不许购买或带走任何其他物品”。美丽海岬东部的任何交易都必须有城镇官员在场（这大概是为了阻止罗马人在迦太基附近进行武器交易）。作为交换，迦太基人同意放弃对所有拉丁人口分布地区的统治，不在其附近修建堡垒，并且不会携带武器进入拉丁人的领土。显然，罗马人最关心他们未来的政治扩张，而迦太基人只想打造一个贸易帝国。

与此同时，伊特鲁里亚人退出了历史舞台。他们眼见就要失去波河附近的土地，而成群的凯尔特勇士正在翻越阿尔卑斯山，去往意大利北部地区。

据李维记载，由于人口激增，高卢已经变得“十分富裕，但人口众多，有效控制这些人口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于是高卢的凯尔特国王派他的两个侄子分别带领人马去寻找新的土地。一个侄子北上，进入“德国南部”，另一个则带着“千军万马”南下进入阿尔卑斯山。他们翻山越岭，“打败了提基努斯河附近的伊特鲁里亚人”，然后建立了今天的米兰城。

入侵并未到此为止。李维描述了此后至少四次对高卢的入侵，每次入侵的部落都驱赶住在阿尔卑斯山南麓城市的伊特鲁里亚居民，然后在波河河谷建起自己的城镇。第四批抵达的凯尔特人发现“所有阿尔卑斯山和波河之间的地区都已被占领了”，于是他们“乘坐竹筏过河”，驱逐居住在亚平宁山脉和波河中间地区的伊特鲁里亚人，然后在那里定居下来。

凯尔特人从山坡上冲向伊特鲁里亚诸城邦的城墙，这一幕一定令人十分胆战心惊。希腊人和罗马人之所以把这些部落命名为“凯尔特人”，是因为这个词在印欧语中是“攻击”的意思。凯尔特人的坟墓里发现了七尺长矛、锋利的铁剑、战车、头盔和盾牌，这些装备证明他们十分善战。波里比阿说：“他们睡在稻草和树叶上，以肉为食，除了战争和农耕，别无所求。”

这次始于公元前505年左右的入侵是整个凯尔特文化入侵的一部分。而就在此时，新的风俗习俗开始取代旧的哈尔施塔特文化。这种新的文化使用绳结、曲线以及迷宫般的线条作为装饰物，首领的坟墓中陪葬的不是哈尔施塔特坟墓里那样的马车，而是双轮战车。但这两种文化之间的转变并非和平演变。在德国南部霍恩堡（Heuneburg）发现的哈尔施塔特墓地已经被洗劫一空，而多瑙河畔的堡垒也被烧毁。

考古学家们把凯尔特文化的下一个阶段命名为“拉坦诺文化”（La Tène），这是根据这种文化在莱茵河南部最大的遗址来命名的。在有些地方，拉坦诺遗址位于哈尔施塔特遗址的南部，或是覆盖了哈尔施塔特遗址（霍恩堡和迪恩贝格就是此种情况），但总体来说拉坦诺遗址要偏北一些。我们现在把拉坦诺风格的艺术归为凯尔特文化的一部分，认为拉坦诺文化取代了哈尔施塔特文化。这不是外族入侵，而是内部权力更替：一种凯尔特文化取代了另外一种凯尔特文化。

这内部的权力斗争导致他们南下入侵意大利，后来的罗马历史学家查士丁（Justin）记载了这一事实：

高卢人来到意大利寻求新的居住地的原因是内部动荡和无休止的自相残杀。他们厌倦了这一切后就来到了意大利，把伊特鲁里亚人从原本的家园驱逐出去，建立了米兰、科莫、布雷西亚、维罗纳、贝加莫、特伦托和维琴察。

这种动荡的局面可能把一部分凯尔特人驱赶至欧洲的西海岸，甚至可能使他们越过海峡到达不列颠岛。不列颠岛几百年来就已经有人在此居住，尽管我们对这些居民几乎一无所知，只了解他们把巨型的立石摆成圆圈，做一些与祭天有关的事情。最著名的巨石阵可能始建于公元前3100年，并且使用了2000年之久。但是这些人很快就被同样好战的伊特鲁里亚人赶到南部的凯尔特人同化了。就在公元前500年前后，不列颠的坟墓里开始陪葬有战车，就像德国南部的拉坦诺坟墓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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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北方的入侵者，罗马共和国建立了新的政府来应对。李维写道：“在日益焦虑和紧张的情况下，第一次有人提议任命一个独裁官。”这一年是公元前501年，距共和国成立仅八年。

李维记录了投票的民众（应该说是军队）之所以通过这一提议，是因为当时军事上出现了很多紧急情况：与附近城市的战斗、萨宾人的敌对、来自其他拉丁城镇的断断续续的攻击、“民众”的动乱。但是北方的变动也影响到了南方地区，让整个半岛都陷入紧张的局势中。

独裁官这个官职并没有被赋予无上的权力。一任罗马独裁官只有6个月的任期，而且必须由执政官任命。通常情况下，独裁官就是执政官中的一个。他的职责就是在有外来入侵时保护罗马的安全，但他在罗马城中也有与众不同的权力。执政官在罗马城外有处以死刑的权力：如果与军事远征有关，执政官可对城墙外的罗马人处以死刑，但在罗马城里，他们不得不依照投票人口的意愿对罪犯处以惩罚。然而，独裁官不必咨询他人就可以在罗马城里行使生杀大权。

任命第一位独裁官可能是为了对付四处掠夺的高卢人、拉丁人和伊特鲁里亚人，而且就像李维解释的那样，对不安分的罗马人加以控制也是他工作的一部分。他写道：“罗马任命的第一位独裁官沿着街道庄严地行进，前面有仪仗性的战斧开道，这样可以震慑民众，让他们更加温顺……民众对这位独裁官既不能申诉，也不能求助，只有绝对服从。”

绝对服从是罗马的第一道防线。这是共和国的权力第一次出于权宜之计而中断，但不是最后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