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纲——君主和对外政策

在前面一章里我们已经追溯了一种新文明的开端，这是“近代”型的文明，现已遍及世界。它依然是一项巨大的未定型的事物，今天还只是在它成长和发展的开始阶段。我们已经看到，以神圣罗马帝国和罗马教会作为普遍的法律和秩序的形式的那些中世纪的观念，在这新文明的曙光中消失了。那些观念消失了，好像是势所必然的，使得那种全人类应有一个法律、一个秩序的观念可以按全世界的范围来重新规划。而虽然与人类利益攸关的几乎每一其他领域都在前进，可是教会和帝国这些普遍的政治观念的消灭，在一个时期里，曾把政治范围里的事情带回到仅仅是马其顿式的个人专制和君主国家主义。

在人类事务的巩固过程中似乎出现了一个中间期，中国编年史作家叫它作“乱世”的那种阶段。这个中间期和从西罗马帝国灭亡起到查理曼在罗马加冕时止这段时期一样长久。我们今天还是生活在这段时期里。我们还不能说它也许将近结束。旧的主导思想已经幻灭，而一大堆混杂的、新的、未经试验的设计和建议纠缠着人们的心思和行动，在这种时候，整个世界只好又退回到依靠君主个人领导的古老传统。人们还没有十分明显的新途径可以遵循，而君主却仍在那里。

16世纪末君主政体在全世界盛行，并且趋向专制政治。德国和意大利都是一块块专制王侯割据的领地，西班牙实际上是专制政体，在英国君权从来没有这么强大过，当17世纪来到时，法兰西君主国逐渐成为欧洲最大、最巩固的强国。它的盛衰起落我们不能在这里叙述了。

每个宫廷里都有成群的大臣们和幕僚们跟他们外国的对手耍弄一套马基雅弗利式的权谋。外交权谋是宫廷和君主国的天生职业。可以这么说，外交部门是17、18世纪全部历史里的主角。它们使欧洲保持在战争狂热之中。战争越来越费钱。军队不再是未经训练的募集来的士兵，不再是一群群携带着自备马匹武器和随从的封建骑士了；他们需要越来越多的火炮；军队是由领饷的部队组成，不发饷不行；他们是职业性的，行动迟缓，装备繁重，围攻坚守，旷日持久，必须建筑精心结构的堡垒。到处军费在增加，赋税随之上升不已。

就在这里，l6、17世纪的这些君主国跟社会上新的要求自由的无形的力量发生了冲突。在实践中君主们发现他们并不是所属臣民的生命或财产的主人。他们发觉征税碰到了麻烦的反抗，而如果要继续搞外交上的侵略和联盟，征税又是必不可少的。财政成了每个会议室里的讨厌的鬼魅。理论上，国君拥有他的国家。英国的詹姆斯一世（1603年）声称：“正像争论上帝能做什么是无神论和渎神那样，作为一个臣民去争论一个国王能做什么，或说一个国王不能做这做那，也是僭越和高度的侮蔑。”

然而，实际上，他发现，他的儿子查理一世（1625年）更加深刻地发现，在他的领地上有很多地主和商人，富有而聪明，他们对国君和他的大臣们的要求和需要都加以很明确的限制。如果无损于他们也作为自己的土地、实业、贸易等等的君主，他们可以容忍他的统治，不然就不行。

欧洲到处都这样平行地发展着。在国王和王侯之下都有这些小君主，即私有主、贵族、富裕的公民等等，他们那时对拥有主权的君主的抵抗大致和德国的国王和王侯们过去对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的抵抗相同。如果赋税太重，他们就要限制赋税，还要求对自己的房屋和地产有自由处理之权。书籍、阅读和通信的普及使这些小君主们，这些所有权的君主们，在思想上取得了一致，在抵抗上团结了起来，这在世界历史的以往阶段是不可能有的。他们到处都想抵抗君主，但并不是到处都能找到同样的便利，可进行有组织的抵抗。尼德兰和英国的经济情况和政治传统使得君主政体和私人所有制之间的对抗在这些国家首先产生了争论。

起初，这个17世纪的“公众”，这个财产所有者的公众，对外交政策很少关心。起初他们并不理会外交怎样会影响他们。他们不愿为它操心，他们承认这是国王们和王侯们的事。所以他们并不试图去主制外事纠纷。但正是这些纠纷的直接后果引起了他们的争吵，他们反对国君的沉重的赋税、对贸易的干涉、专断的监禁和对良心的控制。他们就是在这些问题上跟国王争论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