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史——阿拉伯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和泛伊斯兰主义的复杂关系

如前所述，阿拉伯世界的传统文化和意识形态以普世主义的伊斯兰教为代表，后者同时提供了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因此，阿拉伯世界最初的民族主义采取泛伊斯兰主义的形式就是必然的了，其主要代表是哲马鲁丁·阿富汗尼，他主张以理性和科学精神改造伊斯兰教，以《古兰经》为基础实现宗教复兴、民族独立，统一伊斯兰世界。正是从这种具有强烈宗教色彩的现代主义出发，产生了世俗的阿拉伯民族主义。

然而，阿拉伯民族主义仍与伊斯兰教存在着不解之缘。

首先，伊斯兰教是构成阿拉伯人主体的穆斯林的宗教，而穆斯林与阿拉伯基督徒有着共同的历史命运。基督徒凯哈里利·伊斯凯达尔·库伯鲁西在1931年出版的《拥抱伊斯兰教吧，基督徒们》的小册子中宣称，伊斯兰教是仁慈的、平等的、民主的宗教，阿拉伯基督徒应当与阿拉伯穆斯林团结起来，共同反抗欧洲人的压迫。

其次，伊斯兰教与阿拉伯民族存在历史和语言的联系。巴扎兹指出，伊斯兰教最早是启示给阿拉伯人的，先知穆罕默德使阿拉伯人觉醒，伊斯兰教继承了阿拉伯文化，而阿拉伯语通过《古兰经》充分展示了阿拉伯民族的智力生活。纳比赫因此直截了当地宣称：“先知的诞生即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诞生。”

再次，伊斯兰教是两世兼重的宗教，与政治生活密不可分。巴扎兹引用西方学者罗素的著作指出，伊斯兰教是政治或社会的宗教，它已渗透到个人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伊斯兰教不应当与阿拉伯民族主义相对立。胡斯里认为，由于穆斯林分布地域辽阔，存在语言差异，实现政治统一似无可能，而阿拉伯统一是完全可能的，这是建立世界范围的穆斯林共同体的第一步。复兴社会主义的奠基人、基督徒米歇尔·阿弗拉克也将伊斯兰教称为阿拉伯民族的“灵魂”。

在实践中，伊斯兰色彩也常有表露。一次大战后，汉志谢里夫·侯赛因希冀建立的阿拉伯王国事实上包含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尽管费萨尔王子在叙利亚的临时政府采纳了某些世俗化措施。在独立后的阿拉伯国家，政府进行了程度不一的世俗化改革，但与凯末尔完全西化的改革不同，它们保留了伊斯兰的因素。

例如，在司法改革方面，以西方法律和教法同时作为法律的渊源。在对外政策中，像埃及也利用伊斯兰教服务于国家利益，它设立了“伊斯兰之声”广播电台，在非洲国家建立清真寺、伊斯兰文化中心和学校，1954年还与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在开罗建立了名为“伊斯兰会议”的国际组织。

同时，个别阿拉伯国家的统治人物试图恢复昔日哈里发帝国的荣耀。埃及赫迪夫在一次大战后图谋自封为哈里发，以便取代被废黜的奥斯曼哈里发。然而，从也门内战开始，以埃及为代表的共和主义和与沙特为代表的君主主义矛盾日益加深。

1962年，沙特正式建立穆斯林联盟，以泛伊斯兰主义为大旗与埃及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对抗。

1969年，沙特更发起成立了伊斯兰会议组织，它成为国际上最重要的泛伊斯兰主义组织。

不过，该组织的宗旨是促进伊斯兰国家的合作、发展和繁荣，而非创建一个统一的伊斯兰国家，因而不同于近代的泛伊斯兰主义，也不同于从体制上否定世俗国家的伊斯兰民族主义，后者同时反对世俗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和执行泛伊斯兰主义政策的阿拉伯君主国。这决定了沙特与世俗的阿拉伯共和国合解的可能性。

1967年，阿以战争的失利缓和了埃及等前线国家与沙特的关系，双方恢复了政治、经济上的合作，这尤其表现在1973年的十月战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