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纲——罗马教廷的缺点和局限性

前已说过，英诺森三世似乎没有认识到他的受监护人弗里德里希二世是长大成年了。同样真实的是罗马教廷似乎从来没有意识到欧洲业已长大成年。近代有见解的研究历史的人，不可能不同情罗马教廷的根本思想，即以一个全世界的公正统治来保持全球和平的思想，同时也不可能不承认拉特兰政策中渗透有许多高贵的成分。如果不使我们人类被破坏性的种种不断增长的发明的力量所毁灭，迟早人类必将实现普天下的和平；这个普天下的和平有必要采取一种政府形式，那就是说，一种护法组织，用“宗教的”这一词最好的意思来说，即一种统治人类的政府，通过人人都受教育，在思想上协调一致，而对人类历史以及人类前途和命运抱有共同看法来进行管理的政府。

我们现在必须承认罗马教廷是第一次明确地有意识地试图在世界上提供这样一种政府。我们不能过于认真地检查教皇权的缺陷和不当，因为我们可以从其中吸取的每一教训必然对于我们形成自己的国际关系思想是最有价值的。我们已试图举出罗马共和国崩溃的诸主要因素，现在我们应当试图诊断罗马教会为什么不能获得人类的善意而把它组织起来。

研究历史的人最先感受的事是教会断断续续地努力要在世界上建立上帝之城，教会的政策却没有全心全意地继续不断地定要达到这个目的。只有偶然有某一个优秀人物或某一批优秀人物掌握了教权时才朝这个方向努力。拿撒勒人耶稣所宣讲的天国，我们已经解释过，几乎从一开始就被早年知识上较差的教义和礼节传统所掩盖了。基督教几乎从它开始就不再是纯粹预言的、有创造力的宗教。它本身就同以人献祭的古老传统，同太阳教的浴血，同与人类社会俱来的僧侣权术，以及同关于神的构造精心制成的教义都牵连在一起。伊特剌斯坎大教长血淋淋的食指强调了拿撒勒人耶稣的教训，亚历山大城希腊人心理上的复杂性又和这些教训搅在一起。在这些矛盾重重的、不可避免的争吵中，教会变成了独断的。因理智上的分歧，其他解决办法既已无望，教会就乞灵于专断的权威。

教会的神父和主教们愈来愈成为受信条、教条和固定规程所桎梏的人；到了他们成为红衣主教或教皇时，他们一般都是老人了，习惯于为眼前利益而进行的政治斗争，不再能有纵观世界的眼光。他们不再想看到天国在人们的心中建立，他们已把这件事忘却了；他们所想看到的是教会的权力，就是他们自己支配人们的权力。他们甚至准备同人们心里的仇恨、恐惧和贪婪讨价还价来保障这个权力。正因为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大概暗地里也在怀疑他们庞大和精致的教义结构是否统统健全，所以他们不容别人加以讨论。他们不能容忍别人的提问或异议，并不是因为他们对于所信仰的宗教有深切的信心，而正是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为了政策上的种种原因，他们需要人们的顺从。

到了13世纪，教会为显然已经感到那使人痛苦的怀疑可能很快会摧毁它的整个权力机构而焦急不安。它没有了灵魂上的宁静。它到处搜索异端，就像传说中的胆小的老妇在睡觉以前到床下和碗橱里搜索窃盗一样。

我们已经提到在277年受磔刑并被剥皮的波斯人摩尼。他的讲述善恶之间斗争的方式就是说这是像光明的力量起来反抗宇宙间固有的黑暗的力量。所有这些深奥的神秘必须用种种象征和诗的词句来表达，而摩尼的思想在今天许多知识分子性格中仍然引起反应。谁都可以从许多基督教的讲道坛前听到摩尼教的教义。但正统天主教的象征就不一样了。

这些摩尼教思想在欧洲，尤其是在保加利亚和法国南部传播得很广。在法国南部相信这些思想的人叫作卡塔尔派或阿尔比派。他们的思想同基督教的要旨没有什么冲突，所以他们相信自己是诚笃的基督徒。就全体来说，他们生活在暴乱、无纪律而邪恶的时代，却有杰出的和纯洁的美德。不过他们怀疑罗马教义的健全和圣经的正统解释。他们以为耶稣是反对《旧约》里的那个暴虐上帝的造反者，而不是上帝的孝子。

同阿尔比派密切相联的是华尔多派，即一个名叫华尔多的信徒，他在神学上似乎十分符合天主教，但同样地触犯了教会，因为他斥责教士们的财富和奢侈。这件事为拉特兰宫所不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英诺森三世号召征伐这些不幸宗派的十字军，广泛收容了一切游荡的无赖汉，允许他们用火与剑将劫掠和种种可想象的暴行带到法兰西王最和平的臣民中间。这次十字军东征的种种残酷和使人厌恶的记载，比读到基督徒受异教徒迫害而殉道的任何记载都更为可怕，尤其令人增加恐怖的是这些记载的无可争辩的真实性。

这种黑暗而无情的不宽容是被混进上帝统治人世计划里的一种邪恶精神。这是与拿撒勒人耶稣精神完全背道而驰的。我们没有听说他打了那顽梗不化的或没有反应的门徒的嘴巴或扭了他们的手腕，但是教皇们在他们当权的几百年间，每遇有对教会理智上的完美稍加指摘时总是勃然大怒起来。

教会的不宽容不但限于宗教事务。那些在教会会议中明显地占优势的狡猾、自大、暴躁和相当恶毒的老人，除了他们自己的知识以外，憎恨一切知识，并且完全不信任他们所没有审定和控制的一切思想。他们竭力抑制科学，显然他们是嫉妒科学的。除了他们自己的心理活动以外，任何别人的思想活动都被他们视为非礼。后来关于地球在空间的位置，究竟地球是否围绕太阳旋转的问题，他们准备作一场巨大斗争。实话说，这个问题本与教会毫不相干。教会满可以把属于理性的事情归之于理性，但它似乎迫于内心的必要，定要闯进人们理智的良知之中。

如果这种不宽容只是出于一种真正强烈的信念，那已经是够坏的了，而与之俱来的还有一种对普通人的智力和心理尊严毫不掩饰的蔑视态度，这对我们用近代眼光来判断的人来说很难接受，无疑地对当时抱有自由思想的人来说也很难接受。关于罗马教会对待它在东方多难的姐妹教会的政策，我们已经十分平心静气地谈过了。罗马教会所用的工具和手段许多都是可鄙的。它对待自己的人民也泄露出一些真正冷嘲热讽的意味。它因为置自己的公正教训于不顾而摧毁了它的威信。关于种种特许之权，我们已经讲过了。教会在16世纪干的无比愚蠢的事是出售赎罪券，以为炼狱中灵魂所受的种种痛苦可以用金钱来赎买。但最后导致的这种无耻的和被证明是灾难性行动的精神，在12、13世纪就已经是很明显的了。

早在弗里德里希二世播下批评的种子，人们的思想中萌茁而生长了不可避免的造反果实以前，基督教世界中显而易见地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认为当时的一切宗教气氛都不很好。于是在教会内部开始了各种运动——我们今天将称它们为“信仰复兴”运动——是含蓄的、没有讲出的对教会现行方法和组织的无能的批评。人们到修道院和圣职以外去寻求新鲜的正直生活的各种方式。

一个著名的人物是阿西西的圣方济各（1181～1226年）。这里我们不能详述这个快活的青年人怎样放弃了他生活中的一切逸乐去寻求上帝，他早年的历史很像佛陀乔答摩早年的经历。他在快乐生活之中忽然觉悟，改变信仰，誓守赤贫，他投身于模仿基督的生活，为有疾病和不幸的人服务，尤其是为当时在意大利很多的麻风病人服务。

有一大群门徒来跟从他，这样，方济各会的第一批托钵僧出现了。除原有的小兄弟团体外，还建立起修女信徒会，还有大批的男男女女进入了非正式的修会。应当注意，他在埃及和巴勒斯坦讲过道，没有受到穆斯林的干扰，尽管第五次十字军东征这时正在进行。他同教会的关系至今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他的工作曾得到教皇英诺森三世的批准，但当他在东方时，他的修会改组了，加强了纪律，以权威代替了感化的冲动，因为有这些变化，他就辞去了该会的领导职位。他始终热情地坚持了清贫的理想，但他刚一去世，该会的保管人就据有了财产，在阿西西建造了一座大教堂和修道院来纪念他。在他死后他的亲密伙伴们所身受的该会纪律的惩罚，其严厉与迫害几无区别；好几个显著的热衷于简朴生活的人受了鞭打，其他的人受了监禁，一个想逃走的被杀死了，“第一个门徒”会友贝尔纳，在山林中度过了一年，像野兽一样受到搜捕。

方济各会内部的斗争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因为它预示了基督教世界将有大乱来临。整个13世纪，一部分方济各会修士尽力遵守教会的会规，1318年，其中有四人在马赛被作为不可救药的异端活活地焚死了。看来圣方济各的教训和精神与12世纪被杀害的华尔多派奠基人华尔多的教训和精神两者之间并没有多大差别。两者都是十分热衷于拿撒勒人耶稣的精神的。不过当华尔多反抗教会时，圣方济各还竭尽全力做顺从教会的好孩子，他对于正式基督教精神的评论只是含蓄的。但两者都是反对教会的权威和规定程序的良心爆发的例证。在这第二个例证中，和在第一个一样，很清楚，教会已察觉到了造反的气味。

与圣方济各性格很不相同的是西班牙人圣多明我（1170～1221年），这人首要的是笃信正宗。他有和异端雄辩而改变他们信仰的热情。因此他被教皇英诺森三世派去向阿尔比派传道。他的工作同十字军的战争和屠杀同时并进；凡是多明我所不能劝化的，英诺森的十字军战士就把他们歼灭掉；但是他的种种活动本身和他的修会为教皇所承认和鼓励，表明讨论的浪潮正在上涨，而罗马教廷想恃武力来迫使人服从则无济于事。

就几方面来说，黑衣托钵僧或多明我修士——方济各修士是灰衣托钵僧——的发展表明罗马教会已走上歧途，愈来愈深地陷入有系统的教条，因此而引起同日益活跃的人类智慧和勇气的毫无希望的冲突。教会的职责本是诱导，而选择了强迫。圣多明我对他设法劝化的异端所作的最后宣讲，至今还保存着。那是历史上的一个路标。它暴露了一个人的致命的愤激，因为他的真理得不到流行而对真理的力量丧失了信心。

他说：“多年以来我用温厚、讲道、祈祷和涕泣来规劝你们，却终于无效。但按照我国的格言，‘在恩赐办不成功的地方，打击可能有效’，我们将唤起王侯教长们来反对他们，噫！他们将把他们的国家和王国武装起来反对这个地方……因此凡恩赐和温厚无能为力的地方打击是有用的。”

13世纪时教会中发展了一种新的设置，即教皇的异端裁判所。这时以前，教皇习惯于在这个或那个地区偶尔审讯或调查异端，但这时英诺森三世看到了新的多明我修士会是一种镇压异端的有力工具。于是异端裁判所在该会的指导下组成一个常设的审查机构，教会通过这工具着手用烈火和苦刑来打击和削弱人的良心，认为这是统治世界唯一希望之所寄。13世纪以前，很少用死刑来惩罚异端和不信教的人。这时在欧洲的百来个市场上，教会中居高位的人们目睹着反抗教会者烧黑的尸体，这些大半都是贫苦而无足轻重的人民可怜被焚而倒下的。他们自己对人类的伟大使命也随这些尸体一同被焚烧而倒在尘埃和灰烬之中了。

方济各修士和多明我修士的发端不过是基督教世界正在崛起的许多新兴力量中的两个，或者扶持教会，或者破坏教会，随它自己的智慧而定。这两个修会确被教会所同化所利用，尽管前一个修会稍受暴力的强制。但其他的新兴力量就更坦白地不服从和批评了教会。一个半世纪之后，出现了威克利夫（1320～1384年）。他是牛津大学一个有学问的博士，有一个时期他是巴利奥耳学院的院长，他也在教会中领取各种俸禄。他在晚年开始屡次直言不讳地批评教士的腐败和教会的不智。

他组织了许多贫苦牧师，即威克利夫派，在英格兰各地传播他的思想，为了便于人们可以评判教会和他本人之间的是非曲直，他把圣经译成英文。

他比圣方济各或圣多明我都更有学问，更有能力。他有许多身居高位的支持者，在人民中间也有一大群徒众；尽管罗马教会痛恨他，下令拘禁他，但他还是以一个自由之人死去的，临死时还以路忒沃尔司教区牧师的资格执行了圣餐礼。

但是那把天主教教会引向灭亡的邪恶老朽的精神，不愿让他的尸骨安葬在坟墓里。根据1415年康斯坦次宗教会议的一项法令，他的遗骸被命令掘出焚毁，这是1428年弗莱明主教奉教皇马丁五世的命令执行的。这种亵渎神圣的举动并非某一孤立的狂妄者作出的，而是教会的正式法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