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帝国风云——有心才能办事



他的名字叫爱新觉罗·旻宁，是嘉庆帝的第二个儿子，即二阿哥。旻宁有一个长兄，但出生三个月就病死了，所以他实际上可以算作大阿哥。1813年9月15日这一天，嘉庆帝不在京城，阿哥们则聚集于上书房读书，谁也没想到，一场震撼宫廷的大事变就在眼前。当天，一群老百姓竟然持刀弄枪，闯进了戒备森严的皇城！

这不是在演戏，更不是在穿越，参与者当然也不会是普通的老百姓，他们是天理教徒，或者说，是一群造反者，首领唤作林清，所以史书又把这次突发事件称为“林清之变”。

金庸《鹿鼎记》中韦小宝进宫的情节并非空穴来风，林清施展“无间道”，把地下工作做到了大内深宫，好多太监都是安插进来的教徒，他们里应外合，使得造反者轻易就混进了紫禁城。

林清原计划调集数百人攻打皇宫，“韦小宝”们说这又不是赶集，里面地方小，容不下那么多人，想想也对，由内应太监做向导，轻车熟路，人多反而眼杂，于是林清就临时挑了两百人作为敢死队。

组织这样的惊天大行动，意外总是少不了，结果真正闯进深宫的只有五十多人，但这五十多人已经足以把宫内搅到天翻地覆。

枪壮?人胆

当天负责在上书房值班的官员是礼部侍郎宝兴。他熬了一个通宵，正打着呵欠准备回家，路上正巧就撞见这让他终生难忘的一幕：一群人舞着刀冲过来，个个犹如从地狱放出的罗刹，而那一把把刀都泛着白光，冷森森令人胆寒。

宝兴是个文官，也没有经历过如此情境下的紧急演练，那颗心哪，真是吓得突突的。好在他的临场表现还能算得上是个半拉老爷们儿，脚下虽然已经打晃，但还能挣扎着踉踉跄跄地往回跑。

附近的一名护军统领闻讯而至。护军是宫内警卫，这位警卫首领倒也不含糊，立即带人上前摆了一个防御造型，但大内高手勇则勇矣，却不智，因为跟在统领后面的没几个人，你武功精湛，人家也是精挑细选出来的敢死队员，一阵拼杀之后，天理教的人固然倒了一些，几个护军同样也都挂了彩。

眼见得护军已经抵挡不住，一旁的宝侍郎赶紧让人关门。不行了，得向上汇报。

惊闻大变，紫禁城内早就乱了套，人们一个赛一个地狼狈。亲王贝勒爷们固然心虚胆怯，争着要驾车逃命，有的护军统领竟然也想跟在后面溜之乎也。最倒霉的就是如宝兴那样的文官，手无缚鸡之力不说，跑还跑不快，某位翰林院编修就差点吃了刀子，这时多亏他的仆人挺身救主，替他挨了几刀，这才得以虎口脱险。三天后，当搜索队在一个柜子里发现他时，已经饿得不成样子了。

怕吗？很少有人不怕，当然也有例外，二阿哥旻宁大叫一声：“快把我的武器拿出来！”

阿哥们的武器其实是用来围猎的家伙，比如鸟枪、火药罐、腰刀。以往打鸟兽，现在要用来打人。

上书房太监奉命爬上墙垣，登高警戒。不一会儿，就听到他尖着嗓子喊起来：“不好不好，爬墙过来了。”循声望去，果然看到有人上了墙，手里还举着白旗——不是投降的标志，而是进攻的号令。

武器已经取出，旻宁端着鸟枪立于殿下。那一刻，是磨刀霍霍者与一位王子的对垒，墙上墙下，双方的距离如此之近，彼此间的眼睛鼻子眉毛全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鸟枪也称鸟铳，因枪筒后的击发扳机形如小鸟，又可击落林中飞鸟，故有此名。据明代戚继光在所著兵书中记载，鸟枪始自倭寇，换句话说，它最早是由倭寇带到中国大陆来的。从明代后期至清，鸟枪一直都是军队的常用火器，宫中亦有少量配备。

鸟枪号称现代步枪的鼻祖，但使用起来却极其烦琐，几个步骤做下来得让你出一身汗，所以一般都要几个人轮流装填弹药和发射。若是一个人单挑，脆弱一点的心灵绝对经受不起。

事实证明，旻宁是条汉子。他的动作很快，而且枪法极准，第一枪就撂倒一个，再一枪又打死一个。就这两枪，把进攻者全都给镇住了，乃至“错愕不敢前”，没人再敢随随便便攀上墙头。

枪壮?人胆，鸟枪一响，大家伙儿的胆量和爆发力全都被超水平激发出来，其他皇子也跟着乒乒乓乓放起了枪。

危急关头，旻宁担当起了领导者的角色。他一边下令将紫禁城的四门紧闭，实行严防死守，一边派人发出警报，召集京城禁军入内护卫。

还有一件事不能忘，那就是得派人向他的父皇奏报这里所发生的一切。

嘉庆帝接到奏报，已经是第二天的事了，此时他正在丫髻山行宫，距北京城近两百里路程。1813年9月19日，嘉庆急忙起驾回宫，但刚到达京郊，就听说有天理教人马正浩浩荡荡直奔他们而来，据传有三千之众。

随同嘉庆的御林军并不多，从扈从大臣到普通兵丁都被吓得面如土色：看这情形，对方杀进皇宫的过程，倒像是在围点打援，三千精锐，我们怎么干得过人家？

嘉庆到底是扳倒过和坤的皇帝，不是吃干饭的，虽然也免不了心慌意乱，但表面还能强作镇定：“不要怕，等他们真的来了，你们在前面抵御，我一定会督后观战。”潜台词是，我这个皇帝绝不会扔下你们，一个人跑掉。

上上下下紧张了半天，最终才发现是虚惊一场，“有贼三千”纯属谣言。擦完汗，嘉庆一行回到北京，得知“林清之变”已被平定，而在过往惊心动魄的三天里，二阿哥旻宁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

第一天，在宫内护卫和京城禁军的内外夹攻下，基本遏制了天理教的正面攻击，但警报并没解除，因为还有很多教徒潜藏于紫禁城内，皇宫不是更安全，而是更危险了。

从第二天起，旻宁宣布戒严，并下令禁军进行大搜索。到了半夜，突然电闪雷鸣，下起了雨。

禁军所用武器也是鸟枪，火药受了潮，便无法射击。官兵们全都抱怨，说雷雨早不来晚不来，这时候来，真是招人骂。后来才知道，教徒们聚集一处，已经准备在紫禁城里纵火，听到雷声后大部分人惊溃而去，余下的再想点火，雨一来又把火种给浇灭了。

虽然水浇灭了火，但天理教的暗袭并未停止，同样宫内也不敢放松戒备，旻宁亲率贴身侍卫四处进行巡查。

“好皇帝”的委屈

没有这场雷雨，紫禁城可能会被付之一炬，所以该出口大骂的不是京城禁军，而是天理教徒。这个神奇的雷雨夜似乎是大清国国运尚存的一个标志，当天理教徒火攻不成，试图再次翻越大内宫墙时，闪电把地面变成白昼，完全暴露了他们的身影和行踪。

在无法正常使用鸟枪的情况下，旻宁还有别的武器。这个武器的名字叫弹弓，二阿哥使用弹弓的纪录是，百步之外瞄准飞鸟，百不失一二，基本上是百发百中，完全是一个神枪手的水准。

旻宁挟弓以射，这回手法更快，而且弹无虚发，越墙者无不应弦倒下。在转到乾清宫时，他忽然看到有一个人立于殿脊之上，正手挥令旗，组织新一轮进攻——这些天理教徒堪称民间高手，功夫真是个个了得，想想看紫禁城的宫墙有多高，殿宇又有多高，然而此辈竟能飞檐走壁，如履平地一般。

旻宁一摸口袋，袋里空空如也，弹丸已经告罄。情急之下，他用上了“咬”，当然不是咬人，而是咬纽扣，他把衣服上的几颗金纽扣全咬了下来。

金纽扣就是弹药，旻宁来了个连珠射，殿脊上的指挥者被击个正着，随即摔死于殿下。

雨越下越大，天理教再也无计可施，天明以后，“林清之变”宣告完全失败。

经历这场没有预演的事故，旻宁威望大增，群臣纷纷上奏，有的夸他智勇沉着，有的赞他举措有方。嘉庆帝在回京途中就评价其为“有胆有识、忠孝兼备”，册封智亲王，旻宁所用枪支也成了一把英雄枪，被命名为“威烈”。

作为父亲，嘉庆对儿子的出手并不感到特别诧异，他还清楚地记得旻宁小时候的事。

那一年秋天，皇室例行“木兰秋狝”，也就是组织大家到皇家猎场去围猎。当时乾隆尚在，嘉庆和一班皇子皇孙们随队而行。乾隆对时年八岁的旻宁非常偏爱，在皇子们比试射技时，特意把这位皇孙带在了身边。旻宁初生牛犊不怕虎，看得兴起，等父辈们一结束比赛，他就迈步上前，也拿出了自备的小弓箭，啪啪连射过去，接连中了两靶。

孙子出落得如此有出息，让乾隆又惊又喜，急忙把旻宁喊到身边，摸着他的小脑袋打趣：“你要是能连着射中三靶，我就赏你黄马褂。”

旻宁二话不说，举弓便射，这次竟然又中了靶心。射完之后，他将弓箭往地上一扔，跪倒在乾隆面前。乾隆乐不可支，问他想要什么赏赐，可他就是抿着嘴不回答，也不起来。

乾隆大笑：“我知道了。”

赏黄马褂本来只是一句戏言，但小孩子较真儿，大人不履行诺言还不行。再说君无戏言，过去有人凭一片梧桐树叶，都能分到一个诸侯王当当，一件黄马褂算得什么？

乾隆立即命侍臣去取黄马褂。侍臣挑来选去，所有黄马褂里，只有成人穿的大号，又不可能临时赶制儿童版的小号，没奈何，只好取来一件大的黄马褂给旻宁披上。

旻宁如愿以偿，这才开开心心地谢恩站起。

对于小旻宁来说，那件黄马褂实在太长太大，披在身上，像件长裙子，连路都不能走。于是乾隆下令侍卫抱着他走，一路走过去，观者无不惊羡不已，堪为一时之佳话。

俗话说得好，从小一看，到老一半，乾隆看好他这个孙子，嘉庆也看好他这个儿子，而成年旻宁的神勇表现，也证明赏给他的那件黄马褂已经越来越合身了。

虽然意外地诞生了一位英雄，但“林清之变”还是从心理上给嘉庆留下了沉重的阴影。

丫髻山行宫离乾隆的陵寝已经很近，按照原计划，他还要去给亡父扫墓，然而京城发来的奏报把所有好心情扫得一空。在返京途中，嘉庆便命大臣起草“遇变罪己诏”，不料一番自我检讨下来，嘉庆却发现他不仅没有犯什么大错，甚至还完全够得上一个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的好皇帝标准。

我即位十八年了，这十八年来，心里满满当当的都是国事政事天下事，从没有敢懈怠疏忽。现在突然给我来这么一手，“实不可解”，真是不知道老天爷到底打的什么主意！

“好皇帝”的委屈都是相同的。就像当年的明朝皇帝崇祯，自怨自艾后，很快就会把批评的矛头指向大臣，愤恨“诸臣之误朕”，嘉庆也是如此：再三跟你们这些大臣讲，不要因循怠玩，认真一点，你们不听，还是忽悠，结果忽悠来忽悠去，弄出这样的大祸。

在嘉庆看来，“林清之变”简直跟火星坠落差不多，皇帝尚在行宫，老巢就差点让人给抄了，历数汉唐宋明，哪朝哪代有过这样的事？

留京的王公大臣们迎接王驾，跪听嘉庆的“罪己诏”时，个个呜咽失声，哭得稀里哗啦。当然还有那最哈哈最没心没肺的，私下仍在叨叨：我觉得我们已经很尽职了呀，您还说这话，什么意思嘛。

嘉庆是帝国的当家人，不管是抽自己嘴巴，还是打别人屁股，反正都说明一个问题，他是真急了，觉得这个家越来越难以维持。

“我们大清以前是何等强盛啊……”

众望所归

说起来，嘉庆的运气也真是差，父亲乾隆文治武功，看上去完美得不能再完美，偏偏到他上台的时候，犹如《水浒传》中“洪太尉误走妖魔”的开篇，那什么天罡地煞都被放了出来。

先是白莲教哗然而起，酿成大清开国以来最大规模的民变，接着政府与民间，你啪嚓我，我啪嚓你，一人一嘴毛，国家由此元气大伤，眼睁睁地看着“康乾盛世”到了头。如此一蹉跎就是九年，刚刚把白莲教给摆平，猛不丁地又来这么一出，确实让人有点晕头转向，不知西东的感觉。

嘉庆烦闷不已，这一年，他甚至连生日都没心情过了。

“林清之变”时，有一支箭射在皇门匾额之上。过后进行清理，箭头被特意予以保留，嘉庆似乎有意用这种方式来告诫子孙：有朝一日，你们要用实际行动把插在额上的那个箭头给拔掉。

这个时候，他自己感到更多的却是一种无力感。

又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基本瓦解了天理教，但阴影并未能从当事人的心中完全褪去。直到临终的前一年，嘉庆还不忘跟大臣们聊起这件事：“永不忘十八年之变（即林清之变）！”

1820年7月25日，嘉庆突然驾崩于热河行宫。

老皇帝一死，最紧要的事就是确定帝国的继任者。从嘉庆的爷爷雍正开始，清廷便实行了“秘密立储”制度，老皇帝想让谁做储君，名字写下来，封存于匣中，后人要宣布继承者的时候，就到乾清宫最高的“正大光明”匾额后面去找。

“林清之变”让嘉庆对整个皇宫都失去了安全感，他没有再把匣子托付给“正大光明”，而是带到了热河行宫。可老爷子去得太突然了，随着他一断气，那个要命的匣子究竟在哪里，也成了问题。

如果找不到嘉庆的遗诏，该怎么办？只好活着的人给答案了。

孝和睿皇后力挺二阿哥旻宁。值得一提的是，这位睿皇后只是旻宁的继母，旻宁的亲生母亲早在其未成年时就去世了。虽然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但孝和睿皇后对旻宁十分照顾，而旻宁对继母也很孝顺，“林清之变”时，他曾亲自到后宫去安抚皇后，以免她担惊受怕。可以说，这对母子不是亲生，却胜似亲生。

惊悉嘉庆去世，孝和睿皇后既不清楚匣子藏于何处，也从没听丈夫透露过所立皇太子是谁，她只知道一点，旻宁才是未来皇帝的最合适人选。

皇宫之内，从一般妃子到皇太后，可以说没有哪个女人不希望自己的亲生骨肉当皇帝，所以宫心计演了一届又一届，从没有遇冷的时候。孝和睿皇后有两个亲生儿子，如果两个儿子争气，相信皇后也没到超凡脱俗的地步，非要胳膊肘往外拐不可。

可是反复衡量之后，孝和睿皇后认为自己的两个亲生儿子当皇帝都不够格：三阿哥一天到晚听戏，是个票友；四阿哥日日迷醉于古籍善本之中，是个书呆子，两个阿哥加起来也抵不上一个旻宁。

皇后是个理智而聪明的女人，在江山社稷和个人私欲之间，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当天，她便发出懿旨，表示如果一时找不到匣子，当立旻宁，“以顺天下臣民之望”。

旻宁早在“林清之变”后便誉满天下，“天下臣民”当然都希望这位智勇兼备的阿哥能够继承大统，但这时忽然又传出消息，匣子找到了。

原先恨不得挖地三尺，当匣子真的出现时，众人反而忐忑起来。从嘉庆生前的言行来看，他最欣赏的皇子无疑应该是旻宁，然而所谓天恩难测，皇帝的心思不能猜，一猜就是错，没准儿他嘴上咧咧两句，真正挑选继承人时又会是另外一种想法呢。

军机大臣奉命开启密匣，打开后发现，在嘉庆留下的传位诏书上，钦定皇太子正是旻宁！

大家都想到一块儿去了，真是众望所归。1820年8月27日，旻宁正式即位于太和殿，第二年改年号为“道光”。

以德治国

在登基的最初那几年，坊间一直流传着关于这位皇帝的种种传说。某县有个“贰尹”，即县令副职，说是副职，却一直在排队等候，要想上岗，就得进京参加吏部组织的公务员考试。

一考下来，分数呱呱叫，名列总分第二。这么好的成绩，“贰尹”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可是很多天过去了，好消息并没有如约而至。本来第一名被选，就要轮到他，但榜单直接跳过，给了第三名，紧接着，第四、第五名，都戴着乌纱帽，心满意足地到各地做官去了。

“贰尹”家里很穷，漂趟北京也没带多少盘缠，时间一长便显得窘迫起来。起初这位仁兄还相信科学，相信政府，以为是吏部的办事人员弄错了，纠正过来后还会给他机会，于是四处借钱，饥一顿饱一顿地待在旅馆里继续坐等喜讯。

你就是把旅馆坐穿，也没你什么事啊！吏部考试不是科举，这里比的是关系和背景，不是分数与能力，而且刷你下去也非常容易，一两句评语就足以把一个高分选手打入十八层地狱。

清醒过来之后，“贰尹”备受煎熬，我的这颗中国心哪！

独处异地，没有一个肩膀能靠一下，大鼻涕也不知蹭谁身上才合适，倒霉的“公务员”绝望至极，真的觉得自己成了世上最“二”的那个人。在神情恍惚中，他一个人走到城外林子里，悬了根带子就要上吊。说时迟，那时快，就听得弹弓嗖地响起，弹丸飞过，带子被打断了。

谁有这么大的本事？“贰尹”非常惊异，正在东张西望之际，林子深处突然走出一男子，按照他的描述，此人身材高大，潮人装扮，正是刚才的发弹者。

潮人对“贰尹”的行为很生气：堂堂男子汉，傻啦吧唧地玩什么自杀，至于这样吗？

等“贰尹”抽抽噎噎地把前后情形诉说一遍，潮人又笑了：“我当什么事，这有什么难的？”说着，他从身上摸出了一只鼻烟壶，鼻烟壶很常见，但他的鼻烟壶不常见，因为是白玉的。

“明天你就拿着这只鼻烟壶去吏部大堂求职，求不到就不要出来。”

“贰尹”恍惚间也搞不清状况，糊里糊涂地答应下来，第二天真的去了吏部。吏部门卫都是势利眼，见此人衣着寒酸，竟然要直闯吏部大堂，当即认作哪条街上冒出来的疯子：“别进大堂了，还是让我先扭送你去班房再说吧。”

推推搡搡之际，几个大官正好从吏部门口走出，一眼就发现了“贰尹”手里拿着的白玉鼻烟壶。这几个人顿时脸色大变，立刻呵斥门卫：“不许无礼。快请来人里面坐！上茶，上好茶！”

“贰尹”入内后有些不知所措，倒是大官们很快道出了破格礼遇的缘由：“你手里拿的鼻烟壶，是当今皇上的东西，你怎么得到的？”

“贰尹”才知道昨天遇到的那个潮人，竟然是道光皇帝。可是这对他来说，究竟是福还是祸？

这边“贰尹”尚在七上八下之中，那边道光已经询问了入朝的吏部官员：“那个带着我的鼻烟壶去吏部求职的人，他现在担任什么职务，是道台（副省级）、知府（市级）还是知县（县级）？”

几个吏部官员开始还以为“贰尹”只是无名之辈，没料到背景真的通了天，于是心里也七上八下起来，只好吞吞吐吐地回答：“都不是，只是一个贰尹。”

道光笑了：“那这小子的运气也太差了。难怪会痛苦到要自杀，弄得我在林子里打猎都不安心。你们看他都到这步田地了，可以选一个最好的职位给他吗？”

皇帝在这里虽然用的是疑问句，可哪个官员又敢回以否定句。结果没有任何意外，“贰尹”拿上吏部颁发的官印，开开心心地上任去了。

这个流传于清代野史中的故事疑点颇多，但毫无疑问，它显示的是早期道光的魄力，当皇帝微服走出宫殿，用手中的弹丸击断林中带子时，他收揽到的是一颗颗民心。

嘉庆在把儿子写进他的传位密诏前，对未来的继承人有过各种方式的考察，其中之一便是探询其治国理念。

在回答父亲的询问时，旻宁说他要以“敦崇教化”为治国之源，以“甄别贤愚”为治国之本，概括起来就是要以德治国。后来道光皇帝的施政，说明他并没有自食其言，确实是这么做的。

这个世上，也许最不缺的就是鼓吹道德的人，但太多的“道德家”都是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别人，把任性的喇叭朝向自己。道光不是这样。他于古玩珍奇一无所好，对吃喝玩乐也不热衷，从不搞七下江南或者形象工程之类的事，闲下来就是读书作文。在私生活的自律方面，别说他爷爷乾隆那样的风流皇帝不能相及，恐怕嘉庆本人也做不到。

这是在三代里面比，若是伸展开去，在整个清朝皇帝系列中，要论生活俭朴，谁得的票数也不会有道光多。在他继位之初，内府按惯例准备了四十只御用砚，道光说：“我一个人要这么多干什么，浪费嘛。”退又不能退，便分赐大臣，一人捧一只回去。

道光所用的御笔仿制于民间，是极普通的那种，甚至连笔管上镌字都免了，认为浮夸，没必要。皇宫里吃饭，他从不挑食，虽然偶尔也会想起要尝尝某个菜，但一问价钱太贵，马上打住。

宫中的费用于是缩了又缩，减了又减，每年不过二十万两银子，吃穿拉撒和排场全在里面了。

“妙书”竟是淫书

道光自律苛严，但圣人不是天生的，即使皇帝有时也免不了生出八卦之心。有一年他在便殿召见官员，所谓便殿，是皇帝吃饭休闲的地方，所召见的官员又是亲近心腹，大家都很放松，君臣唠起嗑来也就要比平时随意得多。

道光伸了个懒腰：“长昼如年啊，每个白天都是这么难熬，你有什么消遣的法子吗？”

官员回答：“我以为读书最好。”

这是标准答案，但道光还是皱了皱眉头：“读书当然好，可我说的是那种可用于消遣的书。我已经找遍内府藏书，从没见到过啊，不知道外面有没有这样的妙书可以看？”

官员恍然大悟：“哎呀，皇上，外面的妙书可多了去。光我就看过……”

道光长居深宫，对于这些“妙书”别说看，连名字都没听说过，所以表情很是茫然，只好说：“嗯，我记下来了。”

第二天早朝，道光在军机处碰见军机大臣，这位军机大臣状元出身，书香世家，家里多的是书。道光便笑着问他：“听说你家里藏书丰富，像这些书一定买了吧？”

接下来，便是一连串“妙书”的名字。军机大臣不听犹可，一听大惊失色，立刻趴在地上一个劲地磕头。

道光不高兴了，“我不过就是想跟你借来看看而已，你不借也就算了，用得着这么夸张吗？”

军机大臣却早已汗流浃背。能不出汗吗？你听听都是哪些“妙书”：《金瓶梅》《肉蒲团》《品花宝鉴》……

这都是当年如雷贯耳的三级名书啊，作为状元，就算是曾经偷看过，大庭广众之下也不能承认，再说皇帝这么皮笑肉不笑的，算什么意思？

军机大臣一个劲地否认：“这都是淫书，我家里绝不敢买，更不会收藏。不知道皇上是从哪里得知我有这些书的，真是太冤枉了。”

“妙书”竟是淫书，道光当场愣在那里，脸上青一阵白一阵。说是要对天下人进行“敦崇教化”，自己却第一个看“淫书”，说出来岂不让人笑掉大牙。

回去后，他气呼呼地写了个手谕，把推荐“淫书”的那位官员狠狠骂了一顿。

那些年，道光不光自律甚严，而且广开言路，鼓励御史上条陈发表意见。这些条陈，也就是意见书，由道光亲自批阅后，都要分发军机处及各部处理。条陈里面免不了会由事及人，对军机大臣或各部大臣提出尖锐的批评甚至是举报。常见的情况是，当事官员不敢不遵从皇帝的旨意，但却会牢牢地记住举报人的名字——哼哼，我可是讲究人，今天你摆我一道，说不定哪一天我也会让你变成死玩意儿！

道光留了个心眼儿，他会把条陈中御史的名字和发表日期都一一裁去，更有甚者，有的条陈从行文风格和语气上，很容易让人看出是谁谁谁，他就索性把前后文也裁掉，只保留中心意思。这么一来，哪怕是心眼儿再窄的大臣也难以打击报复，而御史们要是还不感动，那就等于白活了。

所谓“以德治国”真不是一句口号，它首先体现的是倡导者自身的素质和水准，厚道也是一种。

连精神出轨都不允许，这是道光的道德境界，而这也成为他对手下官员评判优劣、“甄别贤愚”的一个重要标准。

常言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那说的是地方上的官吏，一般而言，京城的普通官员都没什么额外油水，小日子也没那么好过。有个翰林家里很穷，薪水不高，又不愿到地方上做官，生活因此陷入窘迫，常常靠跟朋友借钱度日。某天，他又去朋友那里借钱，去了之后当然不能一开口就说这么俗的事，于是两人下棋赋诗，一直玩到傍晚，这就把借钱的事给忘了。

道光听说后，把翰林调到内阁，并且告诉他，没有人保举和推荐你，要提拔你的正是我本人：“为什么要提拔你，因为从借钱的那件事上，我就看出你是一个进退有操守的人！”

千里马

“德”只是一个方面，道光并没有忽略官员的能力。在他刚刚登基称帝的那几年，除了拿自己做榜样，倡导“以德治国”外，还没忘记要虚的实的一起来，曾经大力推行实政。

所谓实政，用道光的话来说，就是要“实心实力办事”，只重效果，不求虚名。在倡办实政的大旗下，道光当起了伯乐。

1824年冬，运河大堤忽然溃决，导致运粮的漕船搁浅，这让执政才四年的道光大为不安。从皇家宫廷，到各级官员，再到驻于北方的八旗军队，其粮食大部分都要依赖于南粮北运，一旦运输卡住，大家都得饿肚子。

道光赶紧召集文武百官商议，有人提出“暂雇海运”，从海上开辟新的运粮通道。当时大部分官员都反对，理由不是说海运不可行，而是说以前没这个先例，因为谁也没见老祖宗从海上运过粮食。

道光力排众议，旗帜鲜明地支持漕粮海运，并任命陶澍为江苏巡抚，具体经办此事。

陶澍就是得到道光赏识的那一匹千里马。据清代野史记载，出人头地之前的陶澍曾经非常落魄，家里穷到锅底朝天，只能靠做私塾先生度日。不过穷困潦倒也有穷困潦倒的范儿，只要有俩钱他就拿去喝酒赌博，横竖没个能混出头的气象。

很自然地，陶澍遭到乡邻们的各种嫌弃，没人叫他大名，而是直呼“陶阿二”，即陶二流子之意，体面一些的人家都不愿意搭理这个二流子。

嫌弃到后来，连老婆都忍不住了。陶澍的老婆崔氏带着哭腔对丈夫唠叨，说这破家也太穷了，简直处处戳我的心哪，这样不行，我不能跟你一块儿饿死。

崔氏提出的解决方案是：要么你把我给卖了换钱，要么直接下一纸休书。

陶澍怎么也不可能下作到把自己老婆给卖了，所以只能“休”，而所谓“休”，说穿了，其实不是陶澍休崔氏，而是崔氏要踹陶澍了。这个女人反客为主，玩的不过是一种主动和被动的关系。

可怜陶先生穷得就只剩下和老婆相依为命了，让崔氏如此一逼，那真的是“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喝了一瓶二锅头”。

不离不行吗？陶澍只能笑着，当然是强笑着，劝崔氏回心转意：“夫人的见识也太浅了一点吧，我不过是还没交上大运罢了。前不久有算命的先生给我测过，说我日后必将发达，你不要着急，总有机会跟着我吃香的喝辣的。”

崔氏根本听不进去：你说的交大运得什么时候，让我继续等，等成一具干尸啊！好吧，我相信你是有福之人，自然有女人可以和你同享富贵。我就算了，咱们现在就拜拜，但愿出去后，真能听到关于你的好消息。

在老婆的催逼下，陶澍迫不得已，只得离了婚。很多年后，他进京赶考，得中进士，此后一路升迁，真的做到了朝廷大员，据说他那原来的老婆听到后，把肠子都给悔青了。

这就是那个时代的传奇。科举纵有千般坏处，但它毕竟可以使一些生活在底层的寂寂无名者实现咸鱼翻生，从而施展其才华。

陶澍不同于范进那样的迂腐之辈，年轻时所传闻的喝酒赌博，也并不能遮掩他那一颗济世之心。早在不得志时，他喜欢读的就是一些经世致用的“野书”，别人看着都为他着急：你赶快看点“正经书”，争取考个状元什么的吧！

陶澍不慌不忙，而且还能洋洋洒洒地给你说出一番道道：“我们读书人的使命是什么，不光是求得荣华富贵，还要转变国运世运，所以我看这些书是有用的。”

如果你还是“陶阿二”，这番高论就只能自说自话，但当陶澍真的做官后，这些曾为大部分士人和官员所轻视的学问，果真令其大放异彩。

古人讲究忠孝节悌，对符合这一要求的“感动帝国人物”，朝廷不仅会下旨表彰，还会按人头下发材料费，用于建造牌坊。各个省的孝顺儿子、乖巧弟弟虽不多，贞女烈妇总是不少，材料费加一块就成了一个不小的数字。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这笔钱往往被办事的人所贪污吞没，反过来又狮子大开口，向当事人勒索修牌坊的钱，而材料费也由三十两被无端地提到了百余两之多。

陶澍初任江苏巡抚时，便发现了这个问题，他想出一个妙招：索性合并同类项，把你们那贞女烈妇啥的凑一块，我统一给你们建一牌坊得了。

第一块牌坊，上面有五百多人；第二块牌坊，三千多人，既为国家省下一大笔钱，又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何乐而不为。

陶澍在自己的辖区内施行后，还怕别的省不知道，特地将这一做法刻印成册，让各省仿照推行。这件事情尽管看上去不大，但却是其他墨守成规的同僚所不愿尝试的，由此也可见陶澍为政之实。

尚武精神不能丢

一开始，推行实政的道光却并不喜欢陶澍。陶澍为官做人不够圆滑，平时爱的就是评点你评点他，尤其身任监察御史时，更是对人丝毫不留情面。说起某人某事，都是一副声色俱厉的样子，乃至于激动到胡子都会当场翘起来。

那时候的道光正鼓励群臣大胆直谏，可作为一个从小接受严格的皇家教育，具备极高涵养的人，他实在看不惯陶澍的有些做派，甚至怀疑此人是不是说一套做一套，纯粹搁人面前显摆来了。

结果私下一查，陶澍言行一致，道光转而对他大加赏识和重用，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你这个人尚有良心，肯说几句正经话。”

在陶澍主持海运之前，漕运方面正一筹莫展，乃至于几百万两银子的投资砸下去，连个影子都见不着，这让道光大为恼火，多名官员因此遭到重责。

那些受责官员能够把应试内容倒背如流，也可以写一手漂亮的楷书，他们倒霉就倒霉在对漕运知识一窍不通，说什么什么不懂，乱来。在这方面，陶澍要强多了，也只有他才能胜任如此复杂浩繁且无先例可循的工程：调运和雇用多达千余的粮船，组织水师一路督运护送，监控从兑米到验米的每一个环节。

此次漕粮海运相当成功，属于道光早期办得最为成功的实政之一，对道光和陶澍来说，都称得上是生平的一大政绩。

文治是必要的，但武功更不能少。事实上，从乾隆到嘉庆，他们寄望于道光的，也正是这一点。

在年轻的道光皇帝身上，具备很多乃祖的气质，血脉之中，有辽阔的大漠，有驰骋的骏马，乃至那些习惯和语言。按照清代制度，满蒙官员在殿上跟皇帝谢恩请安，一律都要使用满语。可是满人入主中原已经两百多年，说汉语在很多满人中也逐渐形成了习惯，满语倒反而变得有些陌生。有个满人武官回北京，在给道光谢恩时，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太紧张的缘故，就忘了这条禁忌，从头至尾都用汉语表述。

道光不是听不懂汉语，但他越听越恼火：满语是我们大清立国的根本，老祖宗打江山时就说这个，多神圣的一门语言。可你连偶尔讲两句都不会，这不是忘本吗？真是个败家玩意儿！

得，立命革职。能够进京面见皇帝，差不多是每个地方官的荣耀。那些没运气的或许还得围住这位武官问这问那：说说看，皇宫里咋样儿，带劲不？

可怜遭羡慕的那位已经被吓傻了，脸上的褶子都摞成了一堆，早知道满语这么重要，就该先补习了再上朝。

对于道光来说，满语代表着百年前那个强悍的马上民族，如今虽然从马上到了马下，但尚武精神不能丢，否则就不足以应付类似“林清之变”那样的社会动荡，而呼啸的羽箭也随时可能再次插进皇门的匾额。

挑战终于来了，在道光即位的第六年，爆发了张格尔之乱。

早在乾隆年间，南疆就发生过“大小和卓叛乱”，乾隆多次出兵平叛，有名的“香妃故事”即源自这几次军事行动。在晚年乾隆自夸的“十全武功”中，南疆平叛独占三席，而且最为耀眼。后来的史家认为，“十全武功”多有自吹自擂的成分，唯独这三仗名副其实。

南疆叛乱失败后，始作俑者大小和卓翘了辫子，大和卓的孙子随乳母逃到了国外。张格尔便是大和卓那个长大的孙子，这么多年来，他隔三岔五地就要入境滋事，杀哨兵，抢马匹，烧房子。不过一般都是小规模寻衅，而且只要听到一点风吹草动，就会嗖的一下跑掉，驻疆官兵也拿他没什么办法。

1826年，张格尔第三次入境，这次他成功地把当地回民煽动起来，呼的一下就掀起了大规模叛乱。当年8月，叛军攻破喀什噶尔（今喀什），参赞大臣庆祥兵败自杀，随后南疆四城全部陷落。西北边陲由此一片混乱，形势之严峻，让人恍然又回到了“大小和卓叛乱”的年代。

道光肩上所要承受的重量，不比当年的乾隆轻多少。在张格尔叛乱中，裹从的回民超过数万，这让他感到十分不解。因为自祖父平定“大小和卓叛乱”后，中央政府在南疆实施的一直是轻徭薄赋政策，真是没向当地人收多少税，征多少役，新疆回部也“久已习为恭顺”，渐渐地服从中央政府了，怎么他们又突然会被张格尔所利用呢？

道光敏锐地察觉出了蹊跷，他随即下令内阁首席、文华殿大学士长龄负责查访。经过调查，长龄确认原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斌静贪横不法，民愤极大，是导致张格尔乘隙作乱的间接诱因。斌静被迅速革职拿问，由刑部按照“激变良民”律处以斩监候，后交宗人府“永远圈禁”，这就是震惊朝野的“斌静案”。

道光宣布，对叛乱分子区别对待，胁从者如果能解甲归降，就予以赦免，各归各家，只对一条道走到黑的予以严惩，这就等于最大限度地孤立了张格尔。

奇奇正正，虚虚实实

在道光组建的平叛班子中，长龄有统率之才，遂授以扬威将军。帅之外还要配将，将的人选是陕甘总督杨遇春，授以参赞大臣之职，作为长龄身边的左膀右臂。

此次征讨，道光从吉林、黑龙江、四川三省调集兵力达五万之众，为平定“大小和卓叛乱”时兵力的两倍多，但他仍无必胜把握。

与大小和卓时期不同，张格尔的叛军属于中外混合部队，除当地的一部分死硬分子外，还包括相当数量的浩罕（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士兵，他们骑着马，挥着刀，嗜血好杀，彪悍善战，非常难以对付。在大军出发之前，道光特地把出征将帅召集到一起，指着地图交代自己的作战方略：“看见这个地方没有，此地名叫阿克苏，乃南疆之要冲，你们的先头部队到达这里后，不要急于冒进，以防中计。”

留在阿克苏干什么？“等！等后续部队全部到达，厚集兵力，才能做到一鼓作气。”

道光的判断是准确的。张格尔在攻克南疆四城后，也把阿克苏视为重中之重，叛军一度距离阿克苏仅四十里之遥，与城池隔河相望。

杨遇春作为先锋官，已先一步到达了阿克苏。作为一个行伍出身的老将，杨遇春一生经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大小数百战，嘉庆年间的白莲教、天理教皆由其一手平定，他长于练兵，别人认为熊包的，到他帐下可能生龙活虎，而他的精锐部卒如果归其他将领指挥，倒不一定好使。

随杨遇春先期到达阿克苏的一共只有五千陕甘兵，又立足未稳，在面对强敌进攻时，一般人都难免会紧张到手足无措。可是杨遇春毫不慌乱，他打过的仗太多了，猝然间遭遇伏击的事也经常发生，有什么了不起。

冲就是，准保能杀叛军个人仰马翻。这个冲，不是让别人冲，是杨遇春自己第一个冲了出去！

行伍出身，就必须从士兵做起，每升一级都得拿军功出来说事，不是猛人，要想完成从士兵到将军的历程，那是比登天还难。杨遇春打仗从不怕死，像这样身先士卒，一马当先，几乎是家常便饭。不过说来也怪，战场上冲在最前面的人，往往不一定死得最早，尽管周围全是箭矢、火药，连战袍都多次被毁，杨遇春本人却始终毫发无伤，犹如被金刚附体，因此嘉庆曾赞叹他为“福将”。

在杨遇春的带头冲杀和直接指挥下，官军两面夹击，总共击毙和俘虏叛军千余人，“大河以北，已就肃清”，河北岸的叛军全给解决了。

这一击非常关键。当张格尔尚准备在大河以南整兵再战时，长龄已率后续部队赶到，并按照道光的部署，实行严防死守，使张格尔夺取阿克苏的企图彻底化为泡影。

得知首战告捷，道光忽然改变了他的军事计划。

按照道光最新发出的密旨，长龄一边向张格尔散布假消息，宣称官兵将按原计划继续驻留阿克苏，短时间内不会立刻进剿，一面却暗暗地分出兵力，对喀什噶尔进行突袭。

张格尔吃了败仗，士气不振，如今正是占他便宜的时候，所以道光才会变“静”为“动”，这就是军事上常说的奇奇正正，虚虚实实。

收复喀什噶尔，柯尔坪（今柯坪）为必经之地。张格尔熟知南疆地形，他的眼力也很霸道，你必过，他必守，柯尔坪共有三千叛军用以据守。显然，要啃下这块硬骨头，没副好牙口可不行，长龄和杨遇春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杨芳。

杨芳时任陕西提督，他是杨遇春一手提拔的老部下，也可以说是杨遇春帐下最出色的一员战将。

那还是在与白莲教作战的时候，杨芳奉命进行侦察，发现对方一支军队正在渡河撤退。这是发起强袭的最佳时机，但是他这个骑兵侦察小队，包括他在内，一共才九个人，九匹马，而敌人却密密麻麻，足有数千之众。

回去报告吧，来不及，没准人家早就乘着船跑了。杨芳当机立断，派两名骑兵回去报信，他自己带着余下的骑兵，大喊一声，纵马直冲过去。

白莲教军队虽人多势众，但大家都急着跑路，军心不稳，这一冲便把队伍给冲乱了。当时已有五艘船只离岸，杨芳搭弓引箭，嗖的一声射了过去。这一射的后果，倒不在于能不能射中目标，而在于让对方受惊，受惊之后，船上的人你推我搡，本来就拥挤不堪的船只吃不住重，立马就翻掉了。

杨芳连发五箭，连翻五船。杨遇春随后驱大军赶到，消灭了这支白莲教军队，此役被称为“军中奇捷”，杨芳也由此得到了杨遇春和朝廷的重视。

仿生军事训练

军中关于杨芳的传奇故事还有不少。某次，一支官军因待遇不公而闹哗变。杨遇春督军平变，却吃了败仗，急得不知如何是好。杨芳对杨遇春说：“这批官军曾是我的部属，大家处得如兄弟一般。现在他们见了我都躲着走，显然仍记着我的好，所以我愿意一个人深入虎穴，去劝回他们。”

说完，杨芳单人独骑去了对方军营。起先，他说道理：你们难得打赢一仗也没什么了不得，该吃亏还得吃亏，如果早点投诚悔过的话，还来得及。

这些人仍然犟着脖子不为所动。见此情景，杨芳又赶紧拿多年的兄弟情说事，而且越说越激动，说得声泪俱下。男儿有泪不轻弹，何况还是老上司，众人大为感动，也跟着流下了眼泪，一场兵变奇迹般地被予以化解。

论在朝野间的名气，其时的杨芳不如杨遇春，但他却是最有可能超越杨遇春的人，而南疆平叛给予他的，正是这样的天赐良机。

1826年10月，杨芳奉命突袭柯尔坪，只带了两千多兵卒。他的老本行是侦察兵，因此非常注重侦察，无论行军还是扎营，周围随时都有探马负责察看敌情，即使突袭也不例外。这一招成了他的护身符。在距离营地仅几公里的林丛中潜藏了两千多叛军，为的就是打埋伏，但他们被杨芳的侦察兵提前发现了。一场遭遇战之后，伏击的叛军反而被杀得大败而逃。

第二天，杨芳采取两面夹击的战法，在柯尔坪将叛军牢牢夹住。双方冷热兵器一齐上，真个是杀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这一战，基本将柯尔坪守军予以全部歼灭。

柯尔坪的克复，为直取喀什噶尔创造了先决条件，但此时南疆逐渐进入冬季，大雪封山后，道路崎岖难行，官军被迫暂停进攻。

从各地调集的大军陆续集中于阿克苏，这么一块巴掌大的地方，短时间内一下子集中如此多的人马，吃穿成了最大难题。政府的后勤补给点远在陕甘，往新疆运点粮草不容易，相比之下，乌鲁木齐的屯粮倒是很足。道光马上决定将乌鲁木齐设为新的粮台，并派钦差大臣具体督办，就近采买粮食。

从乌鲁木齐到阿克苏，路途比内地近了一半还不止，平叛大军再不用为粮草不继而发愁，长龄等人转忧为喜。

肚子是吃饱了，但天气还是不好，进攻喀什噶尔非得推到第二年不可，此时就明年究竟如何打，君臣之间展开了争执。

清代皇家时不时就要举行的“木兰秋狝”式围猎，实际上是一次次向祖先致敬的军事大演习，所谓“围猎以讲武事，必不可废，亦不可无”。正是在这样不间断的仿生军事训练中，道光知道了要如何“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知道了怎样才能“给馈饷，不绝粮道”，也逐步培养出了“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的信心和决心。

自从开战以来，不在第一线的道光，比在第一线的长龄还要忙。为了毕其功于一役，他为来年作战构想了一个出奇制胜的策略，即三路进兵，一正二奇，一路为“正兵”，两路为“奇兵”，从而给张格尔布下天罗地网。

可是道光的这一战策也存在不足。张格尔在喀什噶尔驻军不下数十万，官军加起来才五万，很多还没到达，加上又要分兵留守阿克苏，实际能够进兵喀什噶尔的只有两万两千人，这种情况下，兵分得越多其实越不利。再者，若完全按照他的奇兵路线行军，官军要经过长达数百里的大漠戈壁，沿途的少数民族部落又被张格尔所蛊惑，部队一边走一边还要防，效果将大打折扣。

长龄是一个军事行家，他看出了问题所在，因此在收到道光的密折后，毫不客气地给皇帝打了回票。

对他的抗旨不遵，道光没有动怒：“好了，当地情况你一定比我更了解，我不会再遥控指挥，你觉得该怎么打就怎么打。”

命中克星

春暖雪融，到了全力一击的时候。1827年2月6日，长龄主帅亲征，率队向喀什噶尔大举进军。张格尔闻报，急忙在喀什噶尔外围的村庄筑起防线。这个血管里流淌着“恐怖分子”血液的军事首领，非常懂得在战争中利用地形，他事先挖坑设坎，再引水淹没，使得庄外多出了许多不知深浅的水渠，以此来限制对手的骑兵战术。

骑兵过不去，长龄就组织步兵突击。张格尔则把水渠当成屏障，用俄制的燧发枪进行隔河阻击。在近代武器家谱中，燧发枪和鸟枪同属滑膛枪，但燧发枪比鸟枪又前进了一步，其装填和发射速度明显加快。

持燧发枪的叛军在火力上明显优于持鸟枪的官军。两方对峙之下，长龄还之以连环铳炮，这是清末官军在火器运用中的一种常用打法，实战时，由鸟枪兵和火炮兵一排排上，交替配合，以保持枪炮连续不断。

连环铳炮反过来压制住了单个的燧发枪。在它的密集打击下，临渠防守的叛军纷纷中弹倒毙，尸体重重叠叠地倒压于水渠之中。

就在双方处于胶着之时，长龄派出的骑兵部队从左右两翼发起包抄，叛军阵营大乱，再也支撑不住。官军乘胜追击，1827年2月29日，他们进至喀什噶尔城下。

张格尔图穷匕见，倾巢出动，十余万人临河列阵，黑压压竟长达二十余里。面对着数倍之敌，只能智取，不宜强攻。长龄挑选敢死队，准备实施袭扰战术，以疲惫敌军，但是当晚敢死队出发后，忽然出现了一个谁也没想到的意外状况：平地刮起大风，一时间飞沙走石，别说人，连前面的道路都看不清楚。

看上去这不是好兆头。敌众我寡，假使张格尔借着这阵大风发起反击，官军未必抵挡得住，长龄和杨遇春商量，要不要退营十余里，待风停后再攻。

为什么要退？这不正是老天助官军一臂之力吗？大风一起，张格尔不知道官军有多少兵，又怕官军借机渡河，必然心虚。作为一支客军，打持久战不利，最好的生存方式就是速战速决，杨遇春对长龄说：“我认为，不是退，而是要进，不是用敢死队，而是要大部队！”

到底是久经沙场的老将，有见地，长龄点头赞许。当下他就派出千余名骑兵，打马直奔护城河的下游，虚张声势地做出要从那里渡河的假象，以牵制叛军主力，而杨遇春则亲率主力以夜色为掩护，从上游实施抢渡。

一过河，官军再次发挥连环铳炮的威力，炮声夹着风沙，给张格尔上演了一部声光俱佳的立体大片。叛军有性能较好的燧发枪，但缺乏杀伤力大的火炮，不仅城下连营被冲得稀里哗啦，城池也很快就守不住了。

占领喀什噶尔后，官军已取得明显优势，长龄不再害怕分兵会削弱战斗力，除他自己坐镇喀什噶尔外，杨遇春和杨芳分别出兵，将南疆四城全部予以收复。

仗是打赢了，但道光并不高兴，原因是张格尔跑了，其后尽管下谕旨再三缉拿，仍然到处都没有张格尔的踪迹，就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自古擒贼擒王，张格尔乃此次南疆之乱的祸首，天生的捣乱分子，三番五次地来兴风作浪，这个人不除掉，南疆还是得不到真正的安宁。道光很生气：“我以前为什么一再强调要出奇兵，不是为了好玩，为的就是要在正兵从正面出击的同时，以奇兵截断张格尔的归路，如果当时那么做，张格尔还能溜得掉吗？”

长龄无言以对，交不出人来，即使挨骂也得受着。

张格尔到哪里去了呢？都以为他又逃去了浩罕，没承想这厮跟浩罕国王也闹掰了，人家拒绝收留，于是只好暂时钻进了游牧部落的帐篷里。

如果张格尔就这么做了牧民，看看蓝天，放放牛羊什么的，倒可能没事了，毕竟南疆这么大的地方，长龄也就那么点兵，不可能进行地毯式搜索，更不可能长期驻扎。

可是当不了良民的终究还是当不了良民。道光也深知张格尔的赋性，他不仅“瞒天过海”，故意派人四处散布官军已然全部班师的假情报，而且还使出了反间计。

南疆不止一种教派，有对张格尔死心塌地的，自然也有跟他不是一条道的，道光通过积极善后，竭力取得这些教派的支持，并告诉他们：以后你们只要看到张格尔这个到处惹是生非的家伙，千万别客气，记着一棒砸过去就是！

张格尔对道光设下的局深信不疑，而且他的脸一向够大，被扁多少趟也不觉得臊得慌。当年年底，这老兄就按捺不住寂寞，凑了一支五百人的骑兵冒了出来。出来后，确实没看见官军的大部队——杨遇春真的撤回了内地，但却撞见了维吾尔人。

这些维吾尔人就属于跟张格尔不对付的，一瞧，哎呀，是这冤家：就知道你还要出来嘚瑟，受死吧！

见维吾尔老百姓密密麻麻，不是热烈欢迎，而是捕捉猎物的神情，张格尔赶紧打马就走。

在道光的“瞒天过海”之中，杨遇春走人是“正”，还有一个“奇”始终在南疆蹲守，率领奇兵之人称得上张格尔真正的命中克星，他就是杨芳。

在得到张格尔终于再次出现的报告后，杨芳发力猛追，在消灭张格尔所率骑兵后，将其本人一举擒获。1828年1月，道光在紫禁城内获知了这一特大喜讯，当即亲笔题写了两个大字：绥边。

平定张格尔之乱的功臣被绘像于北京紫光阁，其中长龄、杨芳、杨遇春居于首位。

陋规

不管曾有过怎样的精彩，总会有一些生命中的魔咒让人无奈。平定“林清之变”后，嘉庆对当时的旻宁大加褒奖，称其有胆有识。二阿哥回奏，说那时候我也是气血上涌，不知道恐惧，但是事后还是越想越怕。这话并非完全出于谦虚，从一个正常人的反应来看，他说的是实情。

在执政的最初几年，道光也不知道恐惧，他可以微服出宫，可以把一个普通翰林直升内阁，也可以在不动声色中指挥一场又一场可与其祖父相媲美的大战役。

只有当激情散去，仔细打量面前的这副摊子时，才会猛不丁地发现其中的可怕之处。

从嘉庆开始，为了对付各种突如其来的民变，“康乾盛世”留下的国库几乎都被用空了，以致到了捉襟见肘、入不敷出的程度，到道光继位，国库仍然是只出不进。

不能不花啊，打仗打的其实就是钱，要平定张格尔，你能不继续往外掏？张格尔一役，经户部核算，军费没个一千万两白银下不来，国库无论如何拿不出这么多，左挪右支，还剩两百万两的缺口。

一分钱都能逼死英雄汉，何况两百万，道光想来想去，只能在自己家里想办法，由内务府拨出这笔钱。内务府大臣一听就急了，宫中用度已经够少了，每年不过二十万，一下子要挪出去两百万，莫非十年之内大家都不吃不喝？

道光倒是有办法：金钱就像海绵里的水，挤一挤，总会有的。

在世人眼中，曾经智勇兼备、英姿飒爽的皇帝，终于彻底蜕变成了一个一毛不拔、毫无风度的铁公鸡。

为此最受伤的还是他身边的那些办事人员。从内务府大臣到太监，这些人从宫外采购物品，多多少少都有回扣，可是由于道光近乎达到极致的“抠门”，他们的隐性收入也大为减少。

说是伺候皇帝，活最苦最累，得到的油水还不如一般王爷，谁会没有怨言。某天，道光想换换口味，弄碗片儿汤尝尝——一碗汤罢了，不算出轨吧？他不知从哪找到一个制作片儿汤的食谱，交给内务府，说你们让御膳房照做就可以。

内务府汇报，做可以，但要另外盖一间厨房，请专门的厨师，这样共需经费六万两，另外还需每年再加一万五千两的维护费。

道光听了吓一大跳：不会吧，一碗片儿汤，又不是金汤银汤，哪要用这么多钱？

他皱着眉说：“我知道前门大街有一家饭馆，能够做这种汤，每碗不过四十文，你们可以每天让太监去买。”

内务府的人嘴上不说，肚子里已装满了晦气：每天买？我们辛辛苦苦跑断腿，可怜是不假的，却连一文回扣都拿不到，虐待狂啊你！

过了几天，内务府向皇帝汇报：“您所说的那家饭馆已经关门了。”道光怅然若失，唯有叹息而已：“我这个人向来不贪嘴，也从不肯浪费国家的一分一厘，可是我作为皇帝，难道吃碗汤都不可以吗？”

道光带头勤俭节约，在吃穿上百般算计，甚至连碗汤都舍不得喝，结果平叛的军费当然是省出来了，但却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帝国的风气。

说起来，这股风气已有上百年的历史。较之唐宋，明清的开国皇帝都不失为过于苛刻而精明的老板，薪水能开低决不开多，因此各级官员得到的俸禄非常之少。许多官员十年寒窗，好不容易熬出头，最大的动力之一就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从此能够过上体面的生活，结果还落得这般寒碜，哪里能够安之若素。

反正又不像皇帝那样拥有四海，自己家的事儿，还是得自己上上心。从顺治年间开始，朝野上下便流行“陋规”：商民要给普通公务员送礼，普通公务员要给官员送礼，地方官员要给京官送礼。长此以往，导致社会风气逐渐败坏，行贿受贿浮出水面。

在清朝皇帝中，雍正最为务实，他实行高薪养廉，提高了官员待遇，但此时“陋规”已像是被放出闸的洪水，再也遏制不住。到嘉庆交棒于道光时，“陋规”已俨然成为一种谁也离不开且见怪不怪的社会现象，从下到上，办什么事都要暗中“孝敬”，否则就寸步难行。

道光要“以德治国”，当然也想整顿和清查“陋规”，即位之初曾专门下达过相关谕令，但谕令却遭到了官员群体的一致反对，几乎没有一个赞成的。

面对巨大的反对声浪，以及官场已经出现的混乱迹象，道光只能被迫收回成命，同时做了自我检讨，承认自己刚做皇帝，不懂吏治，做事难免冒失。

等到真的“懂”了，道光更加不敢动这样高难度的外科手术了。事实上，他也的确没有什么办法，历数祖祖辈辈，康熙够伟大了吧，可他又能拿“陋规”怎样？

比拼演技

在道光执政的中后期，实政已经进行不下去了，早期实施的也大多虎头蛇尾，不了了之。比如陶澍承办的漕粮海运，当时就那么漂亮了一下，等到河运的状况稍稍好转，海运即被予以废除，东方古国仍与海洋无缘。

除了观念守旧，更主要的还是开辟海运挡了很多人的财路。与陶澍同一时代的清末思想家魏源就曾经说过，至少有三种人对海运不爽：负责收税的税吏；负责收粮的粮官；负责河运的船队。

漕粮河运这个食物链很长，相关的人都需要从中层层谋利，他们上下相通，所掀起的舆论压力也足以使道光望而却步。

以一人敌天下，纵然你是皇上也无能为力，而陋规不除，道光的以身示范，似乎也只能为帝国官场添些笑料。

道光很少为自己添置衣服，最多一个月才换一套。他有件旧的黑狐皮袍，大概算是所有衣服里比较上档次的了，只是衬缎稍微大了一些，他便想改一下，在袍子四周再添些皮子。

内务府报了个账，说需要上千两银子才能搞定。道光毫不意外地迅速抽手，我不添了还不行吗？

第二天，军机大臣值班，把这件事当新闻一样播了出去。文武百官从此都把道光看成怪物一般，以为他有节俭的癖好。正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既然皇帝好这一口，再不跟风而进，拍好这个马屁，那就傻了。

道光“喜欢”旧衣服，大伙也都跟着穿旧衣服，新的不要了，拿到当铺去换旧的穿，俨然刮起了一股时装怀旧风。京城官多，需求量大，争相购买的结果，竟然把旧官袍的价格都托抬起来，一件旧的，比做两件新的还贵。

道光的一条裤子破了，不舍得扔，便让内务府打上补丁，叫作“打掌”。大臣们见了，纷纷仿效，明明裤子没破，也非得在上面打一补丁不可。

道光召见军机大臣，发现他的裤子打了补丁，就问他，怎么你也“打掌”啊？

军机大臣的回答是：“再买一条费钱，所以就打掌了。”

再问：“打一个掌，需要多少钱？”

军机大臣被问住了。衣服上打补丁，不过费一块碎布的事，就是说出花来，能用多少钱。又不能不答，愕然良久，只好往大了讲：“得三钱银子。”

道光满脸羡慕之色：“外面的东西真是太便宜啦，宫中内务府给钉这样一个补丁，足足用去我五两银子呢！”

从三钱到五两，加了十倍还不止，道光当然不甘心，他要省，最好是也能用三钱银子打一补丁，这样的对话其实就是在打听行情。

对这样的问题，不老实回答的话，无疑会有欺君之罪，太老实，又容易得罪内务府。后面那些人尽管拿皇帝没辙，却一定会把你牢牢记在心里，山不转水转，没准你下次让人绊倒头破血流，都不知道是怎么摔的。

所以回答一定得有技巧。比方皇帝问，你家吃鸡蛋，知道一个鸡蛋需要多少银子吗？

说多说少都不好，最佳答案是避实就虚：“我从小就过敏，吃不得鸡蛋，不知道价钱。”

朝臣们公开场合争穿旧衣服，给新裤子打补丁，都是为了应付道光。

皇帝待己对人都那么严苛，他“甄别贤愚”的标准是看你是不是有德，换句话说，就是有没有向他看齐靠拢。谁能做到？大部分人都做不到，那只有比拼演技了。

道光曾经不打招呼地跑到军机处，为的就是检查里面的人是否有迟到早退的现象。有了这次遭遇后，大伙学乖了，每天下班都会留下一人，以应付类似的突然袭击。

皇帝果然又来了，看到天色这么晚，军机处仍有人在办公，很激动：“他们都回家了，你为什么单独留下来？”

被问的人早就准备好了答案：“臣责任重大，哪敢贪图安逸！”

哦了，道光连连点头，当天便给这位会说话的幸运儿送去一块匾额，上书：清正良臣。

一地鸡毛

做得好不如演得好，渐渐成了官员们的红宝书，武英殿大学士曹振镛更是把这种演技练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曹振镛历仕三朝，长期居于高位，号称政界不倒翁，有门生向他请教做官秘诀，此老报之一笑：“能有什么诀窍呢，不过是多磕头少说话罢了。”多磕头，就是要顺着皇上的心思来，他喜欢什么你跟着做什么，哪怕是做到不近情理的地步。

曹振镛每天上朝都是一副标准的乞丐装打扮，上面披一件旧袍，下面套一条“打掌”的裤子。这倒也没什么稀奇，因为文武百官都是如此，乍一看，整个帝国朝廷跟乞丐帮也没什么两样。说曹振镛绝，就绝在他八小时之外还有更为精彩的演出。

下朝之后，众人脱去朝袍，如释重负，该咋样仍咋样。曹振镛也换上了日常装束，但他换完装就挤进菜市场，亲自买菜去了。

曹振镛买菜，跟邻家大婶毫无区别，甚至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常常为了讨价还价，与小贩争到面红耳赤，头破血流。

小贩：看您老人家像个体面人，能多少讲究点不？我的价已经喊到最低了，这一文钱无论如何不能让。

曹某：一定还能便宜，那一文钱，你让也得让，不让也得让。

小贩生气了，收起秤杆和菜：我不卖还不行吗？亏本生意，搁谁也不能答应啊。

这时曹振镛就会刷地掏出他的腰牌：我是内阁大学士，明察暗访，专门抓不法商贩，你现在就跟我去衙门吧！

小贩一看腰牌，不像假的，魂都吓飞了，这么大的官，一辈子没见过，人只要凭一句话，就能咔嚓一下，把我给弄折了栽盆里啊，“得，别说区区一文钱，您就是白拿也行。”

曹振镛倒也不会白拿，只要演出成功就开心了。

当他拎着小菜，扬扬得意地打道回府时，有关新闻自然早就上了当天头条。道光一听，我是平民皇帝，你是平民宰相，缘分哪，于是见到曹振镛总是特别亲热，臣君之间的关系如同知己。

史书上记载的曹振镛，的确是个清官，没有明显的劣迹。可一个宰相，除了当清官，更重要的是你还得干实事。曹振镛什么实事也不干，甚至也从不轻易对政事发表意见，这就是他的“少说话”。

那皇上要当场问话怎么办呢，总不能装哑巴吧？曹振镛不敢装哑巴，他装聋子：您问这事该怎么办，嗯，容我想想，这个这个，那个那个——对了，刚才您问什么来着？

曹振镛确有一点耳疾，但并不是听不见，可就这被他当成了护身法宝，谁都拿他没辙，连皇上也无可奈何。

由于演技出神入化，且基本无懈可击，曹振镛遂被外界称为“模棱宰相”。

道光上蹿下跳，忙乎半天，帝国的整体局面仍是一地鸡毛，到处都是这样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模棱宰相”和“模棱官员”，你要他们干点实事，他们既可以阳奉阴违，也可以巧言搪塞，反正是总能围绕政策找对策。朝堂之下，马照跑，舞照跳，酒照喝，“以德治国”和实政都刚打开一个缝，就吱呀一声关上了门。

理想的胳膊终究拗不过现实的大腿，道光执政之初的勇健和敢为，也渐渐地被疲惫和保守所取代。

尽管连碗片儿汤都喝不上，但皇帝的工作量却着实不小，每天群臣们送上来需要他批阅的奏折都能堆成山，从早到晚，道光就是在与这些奏折战斗，而且似乎永远看不到有解脱的希望和可能。他悄悄地问计于身边的心腹大臣：你有没有什么好法子，能够让我稍微喘口气的？

对方想了半天，给出了个主意，不过看上去很像馊主意。上朝时，道光就依计把一些奏折给单独拣出来，然后痛斥大臣：我真是高看了你们，瞧瞧你们写的这些奏折，连文章格式都出错，字也写得不端正，歪歪扭扭，别以为这是小问题，这是态度问题，后果很严重！

道光所说的后果，就是要交吏部处分，降级的降级，撤职的撤职。这下子把群臣全给吓傻了。

文章不符合皇帝所谓的“标准格式”，字体用了稍显随意的行书，而非中规中矩的楷书，竟然就得如此上纲上线，要是奏折内容里再出一点格，那还不得抄家杀头灭九族？

上奏折跟发俸禄并不挂钩，换句话说，你就是一个字不写，也不会被扣俸禄，何苦来哉？大臣们的奏折很自然地变少了，内容也变得空泛无物，就算是御史上的条陈中，也基本找不出什么刺。它们越来越像八股，既规范又严谨，但毫不例外都在重复着各种各样的假话、空话和套话。

官场的这股倾向很快蔓延到了考场。一张考卷，考官往往不看考生阐述了些什么，有没有真材实料，只要用词上犯了忌讳，或者写的字不合他的意，甚至哪怕是写错了一个偏旁，那你就等着名落孙山吧。

科举是那个时代选拔人才的最重要的渠道，如此取士，势必导致很多真正优秀的人才无法脱颖而出。浙江杭州进士龚自珍素有才名，他在殿试中针对张格尔叛乱后的南疆治理，大胆提出改革主张，洋洋千言，令阅卷考官都惊叹不已，但结果却因楷书写得一般，只被打了个中等分数，连“优”都没评上。

龚自珍一生不得志，四十八岁那年，他辞官归隐，身后留下了那句著名的慨叹：万马齐喑究可哀！

洋人地里的泥巴

就算不再清理陋规，不再推行实政，乃至于连待办的奏折也人为地减少下来，皇帝仍然忙得气喘吁吁，席不暇暖。

仅一个张格尔叛乱，前前后后，左左右右，无一不需要他为之操心，真是费尽心神。好容易消停了那么几年，紧接着，另一件让他伤透脑筋的事又再次跳了出来，这就是禁烟也就是禁绝鸦片的问题。

说“再次”，是因为大家已不陌生，算是老相识了。

鸦片输入中国并非源自清代，事实上，早在北宋时期，官方药典上就已经有了关于鸦片的记载，只不过当时仅仅作为药用而已。据考证，民间吸食的风气起自明末，算起来也有几百年的历史了。

从嘉庆开始，大清国正式宣布完全禁止鸦片输入。道光继任后，再次重申禁令，所以这虽是他第一次禁烟，但对于清帝国而言，却不是第一次。

其时道光对鸦片的态度，主要是把它跟“以德治国”和清理陋规联系起来，认为吸食鸦片不仅败坏社会风气，使人堕落，还会怂恿沿海走私现象，导致官员们内外勾结，偷奸耍滑。

这么坏的东西，当然不能予以容忍，一定得予以取缔。可是按照帝国实情，一般情况下，光发禁令还不行，得皇帝用眼睛紧紧盯着。偏偏当时急着要道光办的大事特多，海运漕粮、张格尔叛乱，哪一件看上去都比禁烟来得紧急，他只好先忙这些去了。

忙完以后，道光已经意兴阑珊，连他自己都没兴趣和热情再去主动干什么实事了，可禁烟是个例外，不干不行，而且在道德纲纪之外，道光又发现了鸦片的更大害处，那就是还拐了他的银子。

中国本身没有大的银矿，早期的钱主要是指铜钱，自明朝以后，全世界的银子才随着贸易大量涌入，使中国俨然成了一个白银国度。道光不一定清楚白银的来源，他只知道如何持家，把每一两白银都尽可能留在国库里，然而根据御史递上的报告，洋人们依靠鸦片贸易，每年都要从中国赚走数百万两白银。一年数百万好像不多，然而如果对比一下帝国窘迫的国库以及皇帝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的节俭，这数字就相当可观了。

另外一种流传已久的说法则更令人火大，说鸦片其实是洋人地里的泥巴——这些洋鬼子竟然就拿这些一钱不值的泥巴，来换我们白花花的银子，世上还有比这更可恶的事情吗？

道光第二次下达禁令。相比于第一次，这一次的范围更广，力度也更大，从东南沿海到全国，从县令到督抚，实行了全民总动员。

不就是鸦片吗？什么了不得的东西，还敢跟我叫板？对于成功地办理漕粮海运，平定过张格尔叛乱的道光皇帝来说，大风大浪都经历了，确实想不出一块“洋泥巴”会有多大能量。

反馈上来的信息似乎也在验证这一结论，每年年底，在各省送上来的查禁报告中，都是一片报捷之声。到1835年底，连道光自己都确信已经“天下无贼”，至少在帝国境内，再也无人敢于顶风吸食或私栽鸦片了。

三年之后，即1838年，真相逐渐露出了尾巴。道光吃惊地发现，鸦片贸易不仅没有销声匿迹，而且每年都在呈几何级数快速增长。

举个例子，嘉庆末年走私的鸦片每年不过才四千箱。在道光宣布第一次禁烟令期间，首次突破了一万，到第二次发布禁令，已接近两万，似乎是禁令越严，烟民越多，有的官员自己也成了如假包换的“瘾君子”。

鸦片进来，白银当然就要出去。每年两万箱的“洋泥巴”，足足从中国人手里赚走了上千万两银子，就这样，那些御史们还嫌皇帝不够闹心，在奏折中添油加醋，将上千万说成是七八千万，给道光造成的印象就是，即使想明天不破产都不可能了。

穷日子磨出来的琐碎，已经足以把皇帝折腾得苦不堪言。人家平时连碗汤都舍不得喝啊！现在你们还要抢他银子，而且不是一两一两地抢，是千万千万地抢，这无异于在挖心挠肺，用一千把小刀子捅着这个可怜人的心，蹂躏着他的感情。

道光出其愤怒。继两次禁烟失败后，他宣布第三次禁烟，这次不比以往，要动真格的了。1838年9月，两位王爷都受到了削去爵位的严厉处分，其中还包括一位皇室中地位最高的铁帽子王，原因就是吸食鸦片。处分令下，一时震惊朝野。

刚拿皇亲国戚开完刀，道光就接到奏报：在天津查获走私烟土一万余两。

这回倍感震惊的是道光。他这才发现自己仍然错误估计了鸦片的能量，那不是普通的“洋泥巴”，而是威力无比的“洋魔土”。

面对如此顽固和强大的敌人，再按部就班，一点点来，无疑还是在瞎忙一气，最后只能落得竹篮打水一场空。得出重手，使绝招了，道光相信，只有堵住源头，鸦片贸易才可能完全绝迹。

鸦片走私的源头在哪里？在广东。广东查禁到的鸦片量每年都排在全国第一，换个角度，也可以说明那里的鸦片贸易有多么猖獗。

这是用得着千里马的时候，必须派得力官员前去主持禁烟。说起道光最喜欢的千里马，当属陶澍无疑，此人办理漕粮海运的气魄和才能至今仍然历历在目。无奈时年六十多岁的陶澍健康状况不佳，已经中风躺倒在床，实在指望不上，于是道光想到了林则徐。

将鸦片斩草除根

林则徐从小家境贫寒，父亲是私塾先生，由于家里人口多，有时还不得不以卖柴为生，不过穷归穷，林则徐从小就显示出了极好的个人品质。某天，他和同学出去玩，看见一位老太掉了串铜钱在路上，两人就帮着一道捡，谁知他同学中途用脚踩住一文铜钱，等老太一走，就偷偷地藏进了自己的衣袋。

林则徐看在眼里，非常不高兴。后来他做两广总督，那个同学也恰好被分配到了广东，本以为林则徐会看在老同学面上，给安排个肥缺，不料久无结果。找人一打听，林则徐很干脆，说你以前那件事我还记得，“儿时心术如此”，连一文铜钱你都要贪，现在当官了，我决不相信你还会保持廉洁。

这个同学碰了钉子，便托关系改分到了别的省，此后果如林则徐所言，让他中箭落马的正是贪污受贿。

林则徐晚年给子孙分家产，三个儿子一人拿到了六千串铜钱。全部铜钱加起来，按银价折算，还没一万两白银。要知道，林则徐任官四十年，仅封疆大吏就做过二十年，到老只能留下这点积蓄，称得上是官场中的奇迹，所以后来连曾国藩都对他弟弟说，大吏能清廉到这种样子，“真不易及”，我们这些人很难做到啊！

自古及今，清官都不是判断好官的唯一标准，林则徐的厉害之处，在于他绝不低于陶澍的实干作风和能力。

陶澍在考中进士入翰林院后，曾在年轻翰林们中间组织诗社。就是这么一个文学社团，却几乎将道光年间的千里马都一网打尽了，包括龚自珍、魏源都曾加入过诗社。原因是这个诗社不光讨论如何写诗作赋，还研究“实学”，与道光曾倡导的实政可谓相得益彰。

明清一代，科举考试皆以“程朱理学”（也称宋学、新儒学）为正宗，试卷的标准答案都是理学家们所提供的。在高榜得中之前，陶澍这些人也没有一个敢逾越雷池半步，但是等通过考试，步入社会后，他们马上就发现自己学过的大道理亦即所谓“义理”，至多可以用来提高一下自身修养，办事的时候却百无一用。于是这些聪明人便想到把义理中“内圣外王”的含义拓展开来，猛补恶补社会课，从而以“经世致用”的学问来填补“外王”之不足，这就是清末“实学”的最早起源。

在研究实学的诗社里面，陶澍居首，林则徐排老二。林则徐是个有心人。早在他坐船进京赴试时，一路上就向人打听关于漕船的事。别人觉得很奇怪：马上就要考试了，你不多做做复习题，问这些干什么？

当周围投来疑惑的目光，林则徐只是一声叹息：“读书人什么事不要留心呢，怎么可以漠然而视之？”

林则徐和陶澍都想到了一块儿，漕运、河工、盐政被称为帝国“三大政”，“三大政”搞得好不好，直接关系国家兴衰，自然而然也就成了早期实学乃至实政关注的核心。

有心才能办事。1831年，道光调林则徐治理黄河，这是“河工”中的重点，也是难点。

要跟黄河对峙，最现成的办法就是把秸秆，也就是摘了穗的高粱秆堆成一垛一垛，用以防护大堤，但是每年数不清的钱投下去，就是难以见效。林则徐一语中的，说弊端就出在秸秆上，他亲自检查这些秸秆堆，检查时，不看头几层光鲜的，而是专门从里面几层抽取秸秆，结果发现全都是杂草和秸根。

林则徐剥丝抽茧，顺着秸秆一路追查下去，谁是问题秸秆的提供者，便追究谁的责任。这下子无人再敢造次，只能全都老老实实地把合格秸秆如数送来。

在林则徐之前，奉旨治理黄河的大臣不少，但没有谁能有这样的见识，也没有谁可以做得如此精细，加上出任督抚期间的其他出色政绩，林则徐很快就得到了皇帝的关注和认可。

无论陶澍还是林则徐，对禁烟的态度都很坚决，时任湖广总督的林则徐在缉拿烟贩、收缴烟具方面，更被视为地方上的楷模。当道光就禁烟一事遍询诸臣时，林则徐上书请用重典，并断言：“此祸不除，十年之后，不惟无可筹之饷，且无可用之兵！”这句话第一时间就得到了道光的共鸣，他下令林则徐即刻晋京面圣。

进京之后，道光连续十九次召见林则徐，每次召见，都特准在紫禁城内骑马。在紫禁城内骑马是清代皇帝给予重臣的一个特殊礼遇，其本意确是要让大臣骑马代步，但后来考虑到能得此礼遇的臣僚多数已经一把年纪，光是跨上马背就不容易，同时紫禁城内守卫森严，怕就怕把马给惊了，弄得秩序一团糟，所以实际操作中是大臣坐在一个小椅子上，由两个侍从抬着入朝。

除了把林则徐抬入朝中外，正式交谈时，道光还让人在地面铺上了毡垫。前者从乾隆起即有先例，后者却是大清开国以来从来没有见过的，不唯一般大臣享受不到，就连曹振镛这样七老八十，走路都要打晃的三朝元老，也只有旁边看看的份儿。

当然待遇跟责任也是相匹配的，给你多高的待遇，你就要准备承担多大的责任。道光此时已把鸦片视为“中国一大患”，他把除患的使命交给了林则徐：“我现在任命你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查办，以便正本清源，将鸦片斩草除根！”

虎门销烟

1839年1月，林则徐抵达广东。履任之后，他就像当年治理黄河那样，一条条对照禁烟令，哪个疑点都不放过，并且谁的人情也不给。这位钦差大臣或许还不知道自己将在世界禁毒史上所留下的分量，他只知道国家需要他守护，鸦片这个大患不除，国家就难以看到明天，所以他决不会轻言放弃。

林则徐致信洋商，要求鸦片贩子们必须在三天内将走私入境的鸦片全部交出，撂下的话是：“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

广东不是第一次禁烟，过去也曾是查获鸦片最多的一个省份，但作为鸦片走私的源头和最大集散地，这里的鸦片贸易却一直都没有消停过，而且眼看着是越查越多，其中一个弊病就是洋商会拿银子去衙门开路，所谓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林则徐突然来这么一手，使得潜规则突然失效，鸦片贩子们一个个惶惶不可终日。

商人重利，怕归怕，这些人还抱着侥幸心理，在磨磨蹭蹭地察看风向。在这种情况下，林则徐传令封锁驻广州的英国商馆，同时缉拿商馆内最大的鸦片贩子。

林则徐的雷厉风行，让正在澳门的义律坐不住了。义律的身份是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其职责就是保护在华英商的利益，见英商们已成困兽，他赶紧从澳门赶到了广州。

义律要进商馆，但遭到了官军的阻拦，他便拔出一把剑，做出一副要跟人决斗的架势，结果硬是挤进了商馆——倒不是说义律的剑术有多厉害，大家纯粹是不想惹他，毕竟人家也是个洋人的大头目。

直到进入商馆，义律才感觉自己的脑瓜子嗡嗡作响。原来英雄实在不是谁拿柄剑就能冒充的，里面的日子真苦啊：在雇佣的中国仆人撤走后，商馆里三百多号洋人，包括义律在内，只好自己做饭洗衣服，由于水源被切断，到后来他们甚至只能用洗澡水来烧饭。

义律的英雄梦被削得粉碎，他撑不住了，转而劝告那些商人：再不把鸦片交出去的话，咱们都得饿死渴死在这里。

“我们收购鸦片可是花了大价钱的呀，又不是被海关没收，这么白白交出去，岂不是要把老底都给赔光啦？”鸦片贩子们靠走私牟取暴利，虽然明知道政府除派义律前来交涉外，短期内不可能还有其他援救渠道，但他们牢记在心的仍是一个利字。

义律真的后悔跑广州来了。对着这些要钱不要命的家伙，他也只好用谈生意的办法来解决矛盾：“这样吧，你们把鸦片全部交给我，就算是交给了英国政府，然后我再上缴给中国人。”

有了这句话，洋商们乐开了花。在商馆这么多天，大家全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巴不得早点解脱，担忧的仅仅是一个血本无归的问题。现在义律既然以政府的名义出面担保，那还怕什么？

眼看禁烟风头如此之紧，都是早一刀晚一刀的事。交，全交，有人甚至把尚在路上或储存在福建沿海的鸦片也交了上去。

林则徐将收缴到的鸦片集中于广东虎门，亲自进行点验，以防洋人偷梁换柱。检验的结果是，两万余箱鸦片都是真货，钦差大臣的认真和坚持换来了报偿。

确认无误后，林则徐奏请派人解送鸦片进京，道光皇帝的答复是在海滨就地销毁。

1839年6月3日，开始了著名的虎门销烟。如何销毁鸦片在当时就是个技术难题，最简单的办法是用火烧，弊病是烧不完的鸦片渣会渗进泥土，那些“瘾君子”见到渣子都会两眼放光，难保他们不会挖地三尺，把这些渣渣再给刨出来。

林则徐在虎门采用的是水泡法。销烟人员事先在海边凿一大池子，投以石灰，使鸦片得以完全溶入池子的海水里，然后再趁退潮时往大海里冲：你再有瘾，就到海里面去吸吧！

虎门销烟持续了四十多天，伴随着石灰的沸沸扬扬，在蓝色的天空下，所有被缴鸦片全部化为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