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帝国风云——一叶而知秋



在奕经上殿面君之时，道光特地交给他一纸诏书：“凡失守各城的逃兵逃将，一律军法从事。”

虽然授予了这么一柄沉甸甸的尚方宝剑，但在前方连战连败的不利境况下，奕经的奉旨出征早已没了奕山挂帅时那股雄赳赳气昂昂的气势，道光本人在“剿”“抚”的态度上也开始出现松动，变得不甚明朗起来。

第一个窥测到这一切的是首席军机大臣兼大学士穆彰阿，他给道光上了一个奏折，请求释放琦善出狱，让他跟着奕经到前线去效力。

琦善此时已成了“主抚派”的象征，若放在过去，穆彰阿是断然不敢上这样一个可能引火烧身的折子的，他敢上，就是抓住了道光的心理变化。果然，道光看过奏折后，很快予以批准。

穆彰阿这道折，有迎合皇帝的意思，但也有意无意地救了琦善一条命。此前琦善已被定为斩监候，秋后就要勾决杀头了。

奕经本来是个天生没主意的人，皇上让带琦善，那就带着这小子去玩玩吧，倒是他的一位幕僚颇有政治眼光，力劝奕经不能这么做：您以扬威将军的名号出征，主要使命是战，而不是抚，让琦善跟着算怎么回事呢？别人肯定说你三心二意，又想战，又想抚，最后可能是两边都不讨好。

奕经一想是这么个理儿，便上奏说我不带琦善了。扬威将军的话很管用，道光听后马上改变了主意，这样一来，爵爷死罪虽免，活罪难逃，奕经不要他，他被押到关外做苦差去了。

乱点鸳鸯谱

奕经的态度是有了，可世上的事，光有态度不行，你还得有能力，恰恰奕经欠缺的就是能力。奕山出征广州还知道要发动火攻，奕经则是一脑袋糨糊，啥也不知道。

为帅的不行，要是底下将佐厉害一些，或者还可以予以弥补，可跟着奕经出京的官员基本全是一些废物。他们这些人平时久居皇城，既无实权，也没油水，愿意出来只是为了到基层打打秋风，哪有一点能打仗会打仗的样子。

奕经着急啊，带着你们这些没用的家伙，要是上了战场可怎么办？还好，因为征集那一万兵勇需要时间，出于“谋定而战”，不打无把握之仗的原则，道光暂时也没急着催他上战场，

利用这段时间，奕经决定发扬民主，从民间招纳贤才。他在营门外安了一只木柜，说只要对打仗有独特见解的，就可以把建议和自己的名字写成字条，放进木柜，本将军三日后予以接见。

“招贤柜”一出，惹得营外人来人往，跟赶集似的，好不热闹。柜子里的字条倒是塞了很多，但奕经乃无主见之人，字条一多，反而把眼睛给看花了，不知道哪一条是制胜克敌的妙招，又有哪一位真的是“奇才异能之士”。

干脆，乱点鸳鸯谱，抽到谁算谁。在奕经主办的这次招贤活动中，共有四百多人献策，被奕经招纳的“贤才”有一百多个，结果却是所有的“策”没一条能派上用场，“贤才”也大多是鱼目混珠之辈，不比那些京城官员强上多少。

队伍大了，反而更不好带了。从皇城下来的京官自然是一个个心醉神迷，到哪都以“小钦差”自居，俨然奕经一人之下，他万人之上，连地方官员们见了都得长跪不起，口称“大人”。这倒也罢了，那些鱼目混珠的“贤才”竟然也有样学样，跟着作威作福，被称为“小星使”。

“小钦差”和“小星使”们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一路上都弄得乌烟瘴气，以致奕经的班子还没到前线，周围已经是谤议四起，没有人不骂的。

如此折腾来折腾去，奕经已全无一点离京时的志气。他驻节的地方是被称为人间天堂的苏州，吃喝玩乐，应有尽有，躺在温柔乡里，他哪儿都不想去，更别说上前线打仗了。

主帅迟迟不能现身，可把浙江方面的官员给急坏了，隔三岔五地派人来催，但奕经就是赖着不肯动身：那谁谁丢了城池，就严惩他，我有皇上赐的尚方宝剑哩。反正一句话，你们别打扰老爷我的雅兴就行。

这么一赖皮，年都过去了。到第二年年初，连内陆援军都差不多到齐了，奕经没法再推托，不得不移师赶往曹娥江前线。

裕谦生前企盼的大将终于来了，只是这位大将迷迷瞪瞪，始终找不到取胜的法宝。

自己靠不住，随从京官和“贤才”又都不行，束手无策的奕经天天做梦，企盼着在梦境中得到上苍的指点。你还别说，上苍很够意思，第一时间就给奕经托梦，在梦中，奕经看见穷凶极恶的英军竟然收起摊子，撤出了已占领的东南城池。

这梦很有些不可思议，但显然合上了做梦人的心意。奇怪的是，跟奕经一齐出京的参赞大臣也做了一个同样的梦，让你不心跳都难。

不会吧，我还没进攻，洋人怎么就会撤兵呢？奕经对此也有点将信将疑，然而前方传来的消息却不由得他不信，英军真的撤出了已占领的余姚等三座城市。

原来在镇海之战结束后，英军又连夺三城，但这样一来力量有所分散，加上冬季到来，璞鼎查决定收缩兵力，等来年执行新的作战计划，所以才未再组织新的进攻并退出了所占领的城池。

事到如今，连奕经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如此“佳兆昭著”，看来老天爷还真是向着我啊！

虎头人

有了这么一个称心如意的梦之后，奕经自此对“怪力乱神”的一套就特别着迷。在开赴曹蛾江前线前，他专门前往杭州的西湖关帝庙抽了一签，签上批了一句话，叫作“不遇虎头人一唤，全家谁汝保平安”。

相比于那个一看便懂的梦，签上的这句话就太古怪了，什么意思呢？奕经百思不得其解。三天后，他恍然大悟，而当他恍然大悟的时候，只能被迫用手强压住胸口，因为就怕心脏经受不住刺激，猛不丁地从里面喷出来。

“虎头人”来了，这不是梦！

眼前的不速之客们头戴虎皮帽，屁股后面还拖一条虎尾，加上身材魁梧高大，简直就是一只只活生生的百兽之王。惊喜交集之下，奕经一打听，原来是增援浙东的四川藏兵，因为离得远，所以才刚刚报到。

四川藏兵来自川西阿坝的藏区部落，这些地方的男人个个勇猛矫健，过去他们披着虎皮行头，曾多次协助政府军队参加平定边疆的战役，并且屡建奇功。

奕经开心死了，“虎头人”既已齐集，接下来就是要选一个进攻的良辰吉日。翻完皇历，时辰定了下来，是为壬寅年壬寅月戊寅日甲寅时。这是有讲的，在十二生肖中，寅属虎，因此可理解成虎年虎月虎日虎时，共占四个虎。

“四”当然是不吉利的，奕经又任命一个属虎的总兵为大将，总算凑足了“五虎”，他要用“五虎”来扑“羊”。

羊者，洋人也。以“虎头人”为前锋，以“虎大将”为指挥，五只猛虎共逮一只软沓沓的小绵羊，这还能没胜算吗？

谁说精神的鸦片没有作用，至少它提气啊。此时的奕经一扫之前的颓丧，重新变得神采奕奕且胸有成竹起来。他给道光上了一道长达四千字的奏折，上面列出了一个详细的反攻浙东计划。

虽然隔着千里万里，但奕经的激情明显也感染了皇帝。从前派出去的钦差或将军，汇报的无非是如何守住地盘，这奕经多少天不吭气，突然之间竟然能够组织反攻，还布置得如此妥帖周密，真是应了那句话，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想不到啊想不到，看来冥冥中确有贵人相助。道光举首向天，跟奕经一样，为老天爷的仗义而慨叹，并相信奕经“必能成此大功”。

奕经自己已经忍不住了，战前，他把幕僚们召集起来，组织了一次提前书写捷报的文学大赛。奕经的幕僚打仗不行，写起锦绣文章，吹起老牛来一个比一个棒，不一会儿就交来了三十多篇稿子，放在桌案上堆得像座小山似的。

这使得我们的首席评委奕经大人都为难起来，篇篇佳作，选哪一篇好呢？当然名次还是要有的，奕经忍痛割爱，亲自筛选出了一、二、三名——第三名，语句华丽，不错；第二名，有声有色，鼓掌；第一名，如临其境，过瘾！

虚拟完了，回到现实。1842年3月10日，奕经发动了鸦片战争中唯一一次反攻行动。

奕经抽的签批上至少有一点是预言对了。如果说反攻部队中有一支特别争气的话，那就是“虎头人”，他们在攻打宁波的战役中勇不可当，曾依靠里应外合一举冲入城内。可这个签批又没有全对，藏兵勇则勇矣，但他们的冷兵器无法抗衡英军的热兵器，冲进城的结果是死伤惨重，天一亮又只得退出城外。

当浙东反攻失败的消息传来，奕经大惊失色。连“虎头人”都保不住他的“平安”，扬威将军的意志立马像雪崩一样地溃散下来，他当时就想跑路，好歹被幕僚给劝住，才勉强支撑了一晚。

第二天实在受不了了，奕经铁了心要逃，幕僚拉都拉不住。他连夜西奔，一气逃到杭州，后来还跟道光解释，说自己不是逃跑，而是检查钱塘江防务去了。

浙东兵败的奏折传到京城，道光的心情可想而知，这么长时间的准备，换来的却是“张格尔模式”的彻底破产。

还检查什么防务，净整这些没用的，他在奏折上批了一行字“愤恨何堪，笔难宣述”，气得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道光手中再也没有任何可以用来出奇制胜的利器了，这场战争差不多耗尽了他所有的精力以及财力。自战争开始以来，大清国的国库光军费已用去三千万两白银，足足为张格尔之役的三倍，可迄今为止，连取得一场小胜的迹象都没有。

战争之初，道光还难得地露出了大方模样，沿海各省所需军费，要多少给多少。那是因为他以为战争很快就会结束，但随着时间的延续，情况越来越不对劲，到颜伯焘失守厦门，户部开始靠挪借银子度日，再到浙东反攻失败，国库存银寥寥无几，整个帝国已经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越败越要花钱，花了钱败得更快，然后再花钱，再败。

对道光来说，战争正逐渐变成无底洞，往后的日子不知道该如何过下去，这是最让他感到困窘的地方。

打不如偷

尽管道光曾经一度对琦善等人深恶痛绝，但此一时彼一时，道光终于又不得不动用“抚”来收场了。让他难堪的是，这个“抚”已明显不同于以前的“抚”，以前的“抚”属于骗骗边疆的小弟弟们，自己仍然可以高高在上，现在的“抚”则是给逼得没招了，才被迫做出低头姿态，说难听一点，就是求和。

难堪也只好难堪，现实永远都比面子更重要，特别是当你接连不断地被扇耳光的时候。如今的道光深刻体会到了这一点。

不过另一方面，道光也非常清楚，在英军“凶焰甚炽”，嚣张得不知道手往哪里放的情况下，一味求和，就等于光着身子跟人家谈判，铁定只有被讹被宰的份儿。

他决定再派钦差大臣前去浙江，临走前授之以“先剿后抚”之计，即多少打一场胜仗，哪怕只是极小的胜利，然后再谈和，以求在谈判桌上能够讨价还价。

新任钦差大臣叫耆英，耆英一到任，奕经立刻从中感受到了对他的威胁。正好英军放弃了宁波，他如获至宝，赶紧拿来当成自己的功绩，向道光报告，说英夷终于被我赶跑了。

每位出征大将都是这样，先咬着牙死磕一下，磕不过再进行文学创作，向上谎报战功。人们奇怪的只是，英军为什么要突然撤出宁波呢？

说起来，这里倒也少不了奕经唱戏，但他并非故事中的真正主角，充其量只不过是个串场角色而已。

自从反攻浙东大败后，奕经其实早就没了继续组织反攻的勇气和能力，但他也不能什么都不干：既然不敢出门，那就蹲在家里玩玩捉汉奸的小游戏吧。

某日又抓到一个“汉奸”，准备处死。帐中有一个随军效力的当地知县，一看，哪里是什么汉奸，分明是他认识的一个小偷，大约平时一副鬼鬼祟祟的样子，便被当成汉奸捉了过来。

知县很可怜这小偷，当着面对小偷说：“你偷东西而已，罪不至死，我给你一个求生的机会，可以保你不死。”

他的求生方案是这样，说穿了也是偷，不过是偷人头！知县承诺，如果小偷能把“鬼头”，也就是宁波城里的英军脑袋割下并送过来，不仅可以减免死罪，还会请奕经将军重重赏赐。

杀个人而已，又不是到天上摘星星，能用洋鬼子的头代替自己的头，有什么不愿意的？小偷满口答应，知县便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将他放了。

连当官的都认识且亲自为之说情的小偷，一者说明他是惯犯，二则这小偷肯定也非无名之辈，属于那种行走江湖，黑白两道都吃得开的人物。果然，这小偷有名有姓，他叫徐保，从小臂力过人兼身轻如燕，在当地民间名闻遐迩，颇类似于后来的京城神偷“燕子李三”。

徐保返回宁波城后，没过多久，果然送来一个英国兵的脑袋。英国人的长相跟中国人完全不同，脑袋没法冒充，所以鉴别都不用鉴别就知道是真货。

奕经见了那个高兴劲，自己费劲巴拉地组织一次反攻，顶多也就干掉几个洋鬼子，看来真是打不如偷啊，赏，重赏！

在兵荒马乱的岁月里，别的不出，尽出小偷和强盗，宁波城里光数得着的偷儿就有六七十个，被徐保这么一示范，个个眼红不已，都争先恐后地盯准了这一“新兴产业”。于是，英军据守的宁波城就出了一个怪现象，那就是小偷如云，特别是到傍晚黄昏的时候，“遍府中无非偷者”，钻洞翻墙，出出进进的高手们全是想偷洋鬼子脑袋的人。

英军肤色不一，有英吉利白人，称为“白鬼”，有印度人，称为“黑鬼”，奕经开出的赏格以黑白分出档次，“黑鬼”脑袋的价格最低，“白鬼”翻倍，还有就是，如果能够活捉，则倍上加倍。这就等于把洋鬼子们送上了猪肉摊位，大家伙瞧他们的眼光都是两样的：得计算啊，这个黑的不错，那个白的更好，哇，马上要赚翻了。

某夜，英军晚上巡街，两个兵一前一后，两小子嘻嘻哈哈地说笑，突然后面的没了声音，前面的纳闷，扭头一看，头发立即根根直竖——只一眨眼的工夫，同伴的脑袋竟然没了！

在这部超惊悚的恐怖片面前，没有人能够保持镇定，英国兵吓得连叫都叫不出声，就像根木桩一样地僵立不动了。

呼，一道亮光闪过，他自己的脑袋也不翼而飞。

黑水党

对于英军来说，宁波城中的气氛已经变得越来越诡异了。一天，一位英国兵远远看到有人跟他打招呼，其人完全是他们本国装扮，手里拿着根竹杖，看样子也没什么威胁性，便不假思索地走过去。未料对方不知从哪儿拔出刀来，一刀就把这哥们儿的脑袋给削了。

知道什么叫易容术吗？跟你套近乎不为别的，纯为借尔项上人头一用。

活的更值钱。一般是尾随在后，突然用布扣住单个英国兵的头，让他叫不出声来，然后背口猪一样地背到偏僻的弄堂口，捆好并用口袋装起来，接着再送出城去。

有时正好不远处有个英国兵，见同伴被背走，自然要跟着追，这一追就坏了。偷儿们早就设计好了桥段，你追的时候，另外一个偷儿会从小巷中钻出来，跟在后面取你的脑袋——都是宁波人，地形不比你熟？

城里的士兵们不是脑袋掉了，就是突然失踪，令驻城英军不得不加强防范，或者严格限制进出，或者成群结队巡城，但这并没有难倒热情高涨的猎头者们。

不进城了，就躲在城墙底下，信不信，照样取你脑袋。

城头上有英军往来巡逻，听到下面有喧哗声，忍不住要探头俯视。嗖的一声，藤环飞来，正好套中他的头，再一用力，人立即翻了下去。由于是晚上，其他英军看不清楚，说：“这小子是不是失足掉下城啦？真不小心，有好奇心也得注意安全嘛。且让我瞧瞧，看能不能把他给救上来。”

于是其他人也伸头来看，又是一个猎物。

等城上的英军惊觉开枪时，偷儿们已带着活捉到的英兵呼啸而去，且迅捷如飞，追都追不上。

随着时间的延续，加入“猎头”行列的民间高手越来越多，袭击方式更是五花八门。以上这种袭击守城士兵的手法最为常见，叫作“杀哨”，除此之外，还有放毒的，埋炸药的，甚至有趁黑夜自己驾一火船去烧英军军舰的，“奇策秘术，莫得而详”，你都不知道里面究竟有多少门道。

代表正义的偷儿从此得换名称了，因其多着黑衫黑裤，且出没于东南沿海，所以称为“黑水党”。

奕经在家里坐享其成，觉得士兵脑袋也不稀罕了，便给“黑水党”下达一条命令，说“得群夷百不如得酋一”：抓一百个当兵的及不上抓一个当官的，要是你们能活捉一个英军指挥官回来，少说点，一万两白银，外加封三品官。实在抓不到活的，死的也要。

这样的“金脑袋”谁不想去偷啊，但英军指挥官可不是普通哨兵，他们往往都住在指挥所里，就是出去，也是里三层外三层，周围全是卫兵，而且由于前面搞得动静太大，对方已经有了防备，指挥官一晚上都要换好几个住所，让你飞檐走壁都找不到下手的机会。

以徐保为首的“黑水党”想了很多办法，始终无法得手，只得作罢。尽管如此，“猎头行动”已经令入侵者闻风丧胆，据说仅宁波一地，被擒斩的英军就多达四十多人。

所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英军一路上攻城拔寨，可以说轻轻松松，怕就怕来自暗处的袭击。他们实在搞不清楚这股暗杀潮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盛行的，又没有特别有效的办法来加以制止，只能在军中发出警告，告诫官兵们平时不要“独自一人在城内游来荡去”。

1842年5月7日，英军撤出宁波和镇海，外界纷纷传闻，是因为英军不堪“黑水党”的袭击，待不下去了，才被迫放弃。

在奕经的表功奏折中，当然不会提及“黑水党”，只说是自己进兵反击，才导致“夷人惶俱”，弃城逃遁。

道光见到的说谎折子多了去了，不过这回奕经言之凿凿，不仅有“鬼头”为证，还抓到了现成的俘虏。

一听还有俘虏，道光信了，这是真正的胜仗，不然怎么可能抓得到俘虏？太好了，凡有功官吏，全部奖赏。

要说奕经还算是厚道之人，虽然没提“黑水党”，但他还是把徐保作为自己的属下报了上去，所以徐保也得了一个五品冠带，“黑水党”也由此名震东南沿海。

奕经因打了“胜仗”而涨了身价，道光的心理也随之又发生了变化，他觉得既然形势不错，“抚”是不是亏啦？

念头一动，道光便下了道旨，准备将耆英给调走。

先剿后抚

奕经又一次因撒谎而得了便宜，然而即便是他也不知道，其实英军撤出宁波和镇海，与“黑水党”的捣乱同样没多大关系。

尽管“猎头行动”多少造成了一些心理恐慌和人员损失，但你要说这就足以影响英军的军事布局，那就太科幻了。想当初，英军第一次占领定海，遭遇病疫袭击后死了四百多人，义律还不肯轻易退出定海，这一点损失又算得了什么？

璞鼎查如此部署，是为了集中优势兵力发动新的进攻。1842年5月18日，英军出兵攻陷离杭州更近的乍浦，杭州城内由此一片大乱，准备登船逃难的民众把港口都堵塞了。

这时耆英还没收到道光要调走他的旨意，眼见奕经吹破了牛皮，杭州危急，他赶紧祭起既定的“先剿后抚”方略，找英军联系“抚”。

道光和耆英对于“抚”的范围，不过还是以通商换和平的那一套，通商也仅限于广州一地。对于英国人说，等于没讲一样，广州那里都已经通商一年了，你到现在还跟我来扯这个，想消遣我吗？

耆英不“抚”还好，一“抚”之下，璞鼎查气不打一处来，干脆对耆英置之不理。过后，耆英也很快收到了调令，这令“抚”彻底无果而终。

英军对“抚”毫无兴趣，他们要玩儿一票大的，让中国皇帝知道知道他们的实力。5月28日，英军撤离乍浦，将攻击矛头指向吴淞。

吴淞是扼守长江的第一道门户，继裕谦之后的又一位两江总督牛鉴正坐镇于此。

道光本人对牛鉴是很赏识的，早在牛鉴在翰林院当编修时，就曾两次单独召见，而要论外放出仕后的政绩，牛鉴也比裕谦强得多。牛鉴的问题主要出在他自己身上，为人过于直率，有想法就说，为此不知得罪了多少同僚或上级。担任陕西布政使时，他就与陕西巡抚意见不合，上下级关系弄得很僵，牛鉴一气之下称病辞官，回家歇着去了。

道光帝倒是一直想着他，不久又把他召回京城，并且当着面就对他说：“你得了什么病，朕心里是很清楚的，无非就是和巡抚有不同意见嘛，不要紧！从这件事上，朕反而看出你是一个守正不阿、和而不流的人。”

按照道光的本意，是希望由其他朝臣推荐牛鉴复出，那他正好可以来个顺水推舟。没有想到的是，牛鉴“人缘之坏”已闻名官场，道光又暗示又侧击，眼巴巴地等了半天，却始终未能等到这样的举荐奏折。

不管了，道光自己下旨，把牛鉴补授为河南巡抚。河南是黄河水患的重灾区，此前到那里跟黄河打交道的都是林则徐这样的人，由此也可见道光对牛鉴的器重。

在牛鉴赴河南之前，道光六次召见，并且实话实说：“朝中没人肯推荐你，是朕执意要用你。你感谢朕的法子，就是把官当好，不要毁了朕这个伯乐的名声。”

牛鉴执政河南后，果然没有辜负道光的期望，不仅“甚有政声”，而且颇得民心，河南老百姓非常爱戴他。

以道光的眼光来看，牛鉴是完全可以进入一线能吏行列的。他之所以没有把牛鉴调到海防前沿，是因为黄河发大水这样的事，比“剿夷”还来得迫切和危险。

就在道光以为英军已经在广州被终结的那年夏天，暴涨后的黄河忽然决堤，大水来冲龙王庙，哗啦哗啦，把当时的河南省城开封都一股脑儿包围了起来。其间开封面临的险情十分骇人，水一直涨个不停，尤以城北受压最大，城墙已经有十多处地方被冲毁了。

眼看城池难保，一时人心惶惶。牛鉴正在决堤处组织抢堵，闻报立即赶往开封。大水围着进不去，牛鉴就乘上一叶小舟，来到城下后再用绳子绑着吊入城内。在开封被洪水围困的六十多个日夜里，他始终不辞劳苦，白天黑夜都立在城头进行指挥。

牛鉴的举动让百姓大为感动，开封居民全都争先恐后地加入抗洪阵营，有人甚至拒绝接受政府发放的工钱：“父母官为了我们都不要命了，还能拿这钱吗？不要！”

尽管牛鉴采取了“抛砖石成坝”等办法来与洪灾厮斗，但这座危城仍是奇险频出，看上去随时有被冲垮的危险。东河河道总督因此上奏，要求迁移省城，放弃开封。

自黄河决堤以来，大家在开封能坚持得住，其实都是靠人心所向。假如迁移的消息一传出，定然人心崩溃，军民将各自逃生，谁还会主动去抗洪抢险？而且怕就怕迁移还没来得及实施，城内已经大乱，小偷强盗全冒了出来，结果是抗也抗不成，跑也跑不掉，那样的话情况将不堪设想。

在黄河治理方面，河道总督的权威性显然要比主管一省民政的巡抚大，然而自处危地的牛鉴并不领情，他也递上奏折，力言开封决不可弃。他的防洪攻略是“省城可守不可迁，决口可堵不可漫”：根据以往规律，一过白露节气，黄河水势就会减退，只要挺到那时候，同时不断抢堵决堤口，一定可以化险为夷。

道光认为牛鉴说得有道理，遂批复同意。在牛鉴的指挥下，洪水渐退，开封保住了。

溃散一空

裕谦死后，两江总督的位置空了下来，这把交椅可不是谁都能坐的，所要肩负的担子和承受的压力太重了，于是道光又想到了牛鉴。

河南的士绅百姓得知牛鉴要调走，急得不行，立即推举代表上疏朝廷，请求让牛鉴留任。即使在牛鉴动身启程的前一天，还有一千多人守在巡抚官署的门口，哭着求牛鉴不要走，你再劝他们也不肯散去。牛鉴无奈之下只得绕行，然而跪送的百姓仍不绝于途。时人评价说，“百姓于抚军之去，犹婴儿之失慈母矣”，河南人失去牛鉴，简直如同婴儿失去慈母一般。

就任两江总督后，牛鉴延续了身体力行的办事风格，他亲自坐镇宝山县城，并制订和落实了一份具体详尽的迎敌方案。方案上不仅按照通常要求修缮了炮台，增加了炮位，还吸取以往多次战败的教训，在英军可能从侧翼发起绕袭的地方配置了一定数量的正规部队。

前线的作战方案，道光见得多了，但牛鉴的这份还是令他眼前一亮，称赞其“水陆交严，深得以静制动之法”。

不管邻近的浙江怎样败得一塌糊涂，牛鉴仍对在吴淞挡住英军抱有自信，除方案务实外，一定程度上与他手下拥有一位不可多得的大将有关。

这位大将就是江南水师提督陈化成，一个与关天培齐名的老将。关天培守虎门时六十岁，陈化成此时已经七十多岁了。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陈化成镇守吴淞，没有人能不信服。整整两年时间里，他都坚持和普通兵勇一起，住在炮台旁的帐篷里。有一年冬天下大雪，雪把帐篷给压坏了，陈化成为此一晚上都被搅得睡不着。早上起来，他不急着给自己修帐篷，而是去基层检查，发现部下们衣着单薄，便马上派人赶制棉衣送来。

又有一次，狂风大作，暴雨如注，水都快要漫到帐篷里来了，部将请陈化成移帐。陈化成说我这是中军大帐，不能轻移，否则会惊扰三军，再说了，我一个人搬到干燥的地方去了，士卒还“卧泥水中”，这怎么可以呢？

其时裕谦担任两江总督，也正驻节宝山。他常听别人说陈化成如何吃苦耐劳，长年“枕戈海上”，还有些不信，以为对方是在作秀。现在看到雨下这么大，想想老爷子定然招架不住，总得移帐了吧，于是专门派了匹快马前去探看。

一看，陈化成稳坐帐中，安然不动，裕谦不由大为叹服。说来也怪，之后雨就停了，军营帐篷也没有被淹，当地百姓尊称陈化成为“陈老佛”。

有完备的方案，有出色的战将，牛鉴怎么会没有信心呢，要知道水漫开封的时候，他的眉头都没有皱过一下。

可是英军的攻击和摧毁能力之强，完全出乎牛鉴的意料之外。他和陈化成固然是把可防能防的地方都防到了，却仍然挡不住对方一拨接一拨的猛烈攻势。

在鸦片战争中，武器和战术的差距固然是战败主因，参战的绿营不得力也是一个重要方面。

绿营兵制沿自明朝，兵卒全部招募自汉人，因以绿旗为标识，有别于八旗，故谓之绿营。由于八旗兵员不足，在乾隆以前，大抵平定内乱用绿营，出征才用八旗，后来随着八旗的战斗力越来越弱，里里外外，方方面面就基本上全都要靠绿营了。

到了嘉道年间，绿营逐渐步八旗之后尘，军中盛行陋规，训练废弛、军纪荡然几乎是普遍现象，他们在鸦片战争中的表现也因而相当糟糕。当然官兵又有所区别，具体来说，军官尤其是负主要责任的将官大多不能不勇敢一点，因为对于他们来说，逃跑或者战败都是可能要被杀头的。兵卒则不然，常见的现象是一触即溃，英国人的炮一轰过来，就逃得到处都是，肯留下来陪着军官死磕的士兵都是极少数。

陈化成算是做得不错了。由于他身先士卒，且平时视兵卒为子弟，部下们即便心里再恐惧，也不敢轻言后退，然而等到他一战死，余下兵勇失去心理上的依靠和制约，便像以往一样溃散一空。

在战斗打响后，驻守宝山的牛鉴曾亲自率兵增援陈化成，可是半途中他们遭到英舰炮火轰击，被当场炸死十多个人，他们只得又退回宝山。

牛鉴毕竟是文官，开不了枪，舞不了刀，前线就是依靠一个陈化成。陈化成的阵亡和吴淞的失守，让他方寸大乱，当英军来到宝山城下时，已经人去城空。

不一样的八旗

尽管使用了六百里加急，但乍浦、吴淞、宝山失陷的消息，京城的道光都要隔上十天半个月才能知道。

乍浦的失陷，一举粉碎了奕经的“捷报”，把道光再次拖进了痛苦的深渊。那种“忧愤苦衷”和难言的失落，令他五内俱焚。为此，他不得不下令耆英暂缓离开，按照“先剿后抚”的原则专办“羁縻”，但与此同时，他仍对“剿”抱有莫大期望。

从小就熟读史书和圣人严训的道光，当然知道真实的“羁縻”是怎么一回事，说穿了就是为保苟安无事而求和，在历史上，那都是“苟安皇帝”才做的，而他道光从小就得到先父先祖的器重，是一个有过远大目标和作为的勤勉皇帝，他不甘心啊！

可是南方似乎越“剿”越没戏了，乍浦之后是吴淞，都是败，没一个胜，道光被深深激怒了，他再也不愿委曲求全。

在发往南方的上谕中，道光明确要求江浙官员弃“抚”从“剿”，全力抵抗，他自己则白天黑夜地调兵遣将，部署天津防务，以做好与北上英军一决雌雄的准备。

如果说河南时期的牛鉴尚斗志昂扬的话，江苏时期的牛鉴已经斗志全无，在这位新任两江总督身上，也再看不到从前那种闲庭信步的水准和风度了。

陈化成一死，他就知道仗打不下去了。道光说他“守正不阿、和而不流”，倒是真没说错，一般官员很少敢抗旨申辩，唯有牛鉴在接到道光要他“专意剿办”的旨意后，来了个直言上奏。

牛鉴提到了当年乾隆发兵出征缅甸的往事。因为屡战不利，且耗师糜饷，乾隆接受现实，在缅甸答应朝贡的前提下诏令撤军，结束战争。牛鉴的意思是希望道光像他爷爷学习，对英国人同样实行“羁縻之策”。

牛鉴的抗辩，让道光很是不爽，但在两江总督这个位置上，他再也拿不出新的人选来替换牛鉴，只能一遍遍告诫牛鉴“应守则守，应剿则剿”，不要因胡思乱想而动摇军心士气。

就在君臣间打笔墨官司的时候，英军方面又出现了新的移动迹象。按照道光和朝中大臣的判断，他们预计英军可能会北上直奔天津，也因此做了防范。牛鉴同样做如此想法，道光要从浙江派大臣和军队增援江苏，他还客气，说不要了，江苏战事已经结束，黄河水退下去了。

其实他们都想错了，江苏战事不仅没有结束，而且还才刚刚开始。

英军攻击吴淞的行动并非盲目，它是扬子江战役的一部分，而这一军事计划又是由义律所制订的。璞鼎查自从把义律给换下来后，起先并没有完全照着扬子江战役的部署去做，基本上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打到哪儿算哪儿，最后沿海城市倒是打下不少，但并没有能迎来他想要得到的结果。

直到此时，英国政府才开始重新重视义律提出的计划。相对于道光君臣对洋人的无知，长期跟中国人打交道的义律似乎更清楚东方帝国的七寸部位在哪里：一个长江（扬子江），一个黄河，那是命脉所系。

英国内阁训令印度殖民政府，让其尽一切可能把军队调向中国沿海，以参加即将展开的扬子江战役。海上行程是说不准的，援军未能按原计划到达，驻浙江的英军就抢先发动了进攻，算是扬子江战役的演练，这就是前述的乍浦一战。

练练手当然好，但是此次“排练”的难度之高，却令英军指挥官始料未及。乍浦的防御体系一般，火炮也很少，它的特殊之处就在于这里是八旗驻防区。

清军入关以后，相对于面积广大的地域，军队数量显得太少，难以实现直接控制，所以分成了两部分，驻防于京城的八旗兵称为禁旅八旗，驻守各处的称为驻防八旗。驻防八旗的主要使命是监视绿营，再通过绿营来控制全国，从而起到一个以臂使手、以手使指的作用。

按照清代制度，当兵吃粮是下层旗人唯一可从事的职业，如果当不上兵，则还有“铁杆庄稼”，即政府发放的固定钱粮。在渐渐失去农商技能的前提下，许多旗人因此滋生了市井习气，由他们组成的部分禁旅八旗兵也早已不复祖先的勇猛刚健，其训练质量和战斗力甚至远不如同样弊病丛生的绿营。

驻防八旗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在八旗驻防区内，官兵都是拖家带口，集中居住，过着亦兵亦民的生活，他们从不轻易出动，只在有重大情况发生时才就近出兵。正是在事实上与外界形成隔离，八旗驻防区受到荒嬉怠惰风气的影响较少，八旗兵的身上仍遗留着一股难得的血性之气。在他们看来，弃家而逃是很可耻的一件事，当英军攻进来时，他们没有像一般绿营那样打不过就跑，而是进行了殊死抵抗。

驻守于乍浦主阵地上的三百八旗兵，在退路已被切断的情况下，仍奋力作战。火药打光了，就用弓箭，弓箭射完了，再用刀矛，总之是绝不后退，最后三百人大部分战死或受伤被俘，没有一个投降者。

一位八旗老军人持刀肉搏，伤重被俘。英军军官见他在担架上淌眼泪，以为他是怕死，就通过翻译告诉他不用担心，英军会优待俘虏，得到的回答是：“我流泪是因为阵地丢了，我愿流尽自己的最后一滴血！”

惊叹号

在乍浦，英军所过之处，几乎每一所房子都会向他们射击，而当人们抵御不住时，这些旗人家庭就出现了全家自杀的惨烈场面。一时间，自杀者的尸体甚至把乍浦河水都给堵住了。

乍浦之战，英军伤亡64人，其中还包括一名官居陆军中校的高级指挥官，为鸦片战争以来所未有，这给参战的英军官兵留下了一个大大的惊叹号。

这个惊叹号到镇江之战时达到了顶峰。

1842年7月21日，英军进攻镇江。与以往中国军队一般都占有数量优势不同，在镇江一战中，双方的数量优势已经易位，攻方超过了守方。

远道赶来参加扬子江战役的英国援军终于到齐了。为了关键性的这一战，印度政府倾其所有，能派的都派过来了，英军的海陆军总数达到两万，其中陆军在一万两千以上，配有炮兵、工兵等特种部队，兵力如此之强，在英国的海外殖民史上甚为罕见。

在发现英军的企图后，牛鉴也已向镇江城外紧急调拨了增援部队，其中有四川兵、湖北兵、江西兵、河南兵近三千人，但在实战中，所有这些绿营军队几乎都只能打打酱油，真正起作用的还是驻守城内的八旗兵。

和乍浦一样，镇江也是八旗驻防区，领军之人为老将海龄。在历史上，海龄是一个毁誉参半的人。老头很倔，几乎跟哪个上司都搞不好关系，这使得他老是被降职，降的比升的还快。他本来已经是总兵，不知为什么被同为旗人的琦善参了一本，一下子连降两级，被送到新疆改造去了。

道光怜惜他是个人才，又把他调回来，让其出任京口副都统，并且还亲自写谕旨给他，劝他改改脾气。可海龄依然故我，没多长时间又跟初来江南的牛鉴干上了，于是第二次被参。

这次他的运气不错，前方军事紧张，正值用人之际，所以虽然降了两级，但被给予留任察看的处分，没有一把年纪灰头土脸地再赴新疆。

作为一个思想保守的八旗军官，海龄有满洲为尊的倾向，性格上也暴躁轻率。在英军兵临镇江城下时，他曾下令关闭城门，镇江郡守请他开城，以给城中居民留下活路，但是海龄坚持不肯这么做，说是开门可能带来危险。

百姓要求出城，他就以汉奸罪名予以拘捕，为此还滥杀无辜，这导致他在鸦片战争的一众殉国将领中口碑很差。不过总的说来，此人“大节无亏”，算得上是一条好汉。

驻守镇江的八旗兵共有一千六百人，攻城的英军则有近七千人，无论武器还是人数，对比都很悬殊，可这一千多八旗兵在海龄的率领和指挥下，却能够以弱抗强，与对手一掐到底。

另一方面，英军也犯了错误，他们的错误是没有把镇江和乍浦联系起来，以为乍浦守军只是偶尔坚挺了一下，再加上占有完全压倒性优势，使得他们十分轻敌。在之前的作战中，一般都是海陆军进行配合，唯有此次海军作壁上观，基本未用舰炮对镇江城内进行射击，仅对城外的绿营军队做了象征性轰击——没有任何意外，绿营兵在伤亡几十个人后作鸟兽散。

这一下英国人更不得了：重炮什么的都不需要了，直接端着枪进城吧！

结果是英军反而被八旗兵抱住了一顿痛打。参加镇江之战的八旗兵又分两类，原驻镇江的京口八旗训练水平稍差，相比之下，从南京调来增援的四百青州八旗要厉害得多，这些兵勇也成了守卫镇江城的核心主力。

当天，青州八旗表现十分抢眼，他们奋勇格杀，刀柄上渗满鲜血，滑得拿不住，仍大呼杀贼。

英军企图用长梯从正面登城，但是在八旗兵的顽强阻击下，“坠梯者纷纷”，根本爬不上城，最后选了一个叫十三门的地方，才打开缺口，而十三门那里正好没有青州兵把守！

屈服

眼见英军从十三门蜂拥而入，青州兵挺身上前。有的勇士手持长矛，一家伙先挑了一个，来不及拔出，又挑着尸体刺倒了另一个英国兵，短兵相接处，犹如当年的赵子龙附体。

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仅靠青州兵难以将英军驱出城外，城内英军越来越多。得知城陷已成定局，海龄一把火点燃都统署，然后带着全家人自杀了。

失去指挥的青州兵不肯放弃，他们率领京口兵在城内列阵，与英军展开巷战。面对英军更胜一筹的火力攻击，京口旗兵率先不敌，被迫选择了后撤。

能够坚持到这种程度，京口兵已经相当不易，可青州兵仍然很生气，对之大骂：“你们不敢交锋，难道在我们屁股后面助助威都没胆吗？”

青州兵“悉力死拒”，拼着命作战，到实在力不能支时，才夺门撤退。

鸦片战争以来，从广东到福建，从浙江到江苏，在所有海防重镇中，镇江设防最为薄弱，英军投入的兵力也最多，但这里的抵抗又最为激烈，英军遭到的损失也最大，总计有172人伤亡，其中42人战死或失踪，其伤亡率相当于除乍浦之战外历次战斗的总和。

八旗兵付出了伤亡近五百人的代价，也就是说两三个八旗兵即能拼掉一个英国兵，这份成绩单在近代史中相当瞩目，青州八旗因此一举成名。

道光留恋满语是有道理的。保留着传统的八旗驻防军总算没有给这位满人背景的皇帝丢脸，让他在长久的挫败中好歹也找回了一点自尊。在相关奏折中，道光曾御笔批示：“不愧朕之满洲官兵。”

可是不管八旗兵怎样豁出性命，镇江还是丢了。镇江处于京杭大运河与长江交汇之间，乃漕运之枢纽，占领和控制这里，也就等于卡住了道光和整个帝国的咽喉，因此从军事角度上来说，镇江沦陷就已经决定了中英之战的胜负归属。

1842年8月2日，英军主力溯江而上，直指长江上的核心城市南京。牛鉴与耆英等人连连上疏，请道光下旨议和，以拯危局。情急之下，牛鉴顾不得忌讳，声称“危迫实不可言”，情况危急到都不知道该怎么描述了，要皇帝“速速定夺，以拯民命”。

即使在英军兵临南京城下的这一刻，道光仍然在幻想战局出现转机，这样的话才可能保证“先剿后抚”的效果，也才能在谈判中争取到地位。可是牛鉴的话表明，他的想法是有多么的不切实际。

“以拯民命”四个字已经触碰到了道光内心的底线。作为皇帝，他得对整个帝国负起责任，不能破罐子破摔，而在战争看不到一丝一毫取胜希望的前提下，越早结束，损失才会越小，这正是当年他的爷爷乾隆征讨缅甸时留下的教训。

在给耆英的旨意上，道光告诉对方：“两年来，沿海百姓频遭战火蹂躏，朕实在于心不忍，与其兵连祸结，不如息事安民。”

他屈服了，尽管很不情愿。

道光松了口，但让南方官吏纠结的是，英国人却拒绝跟他们谈和。

道光年间，从来没有天生的“主抚派”，都是碰得头破血流、鼻青脸肿后才不得已改弦更张。比如耆英就是这样，鸦片战争爆发之初，他在加强海防方面不遗余力，你看不出他有什么主和的气味儿。发生思想转变，是到了前线，亲眼见识英国人“船坚炮利”之后才开始的。或许我们可以做个假设，如果耆英还待在大后方，没准“主剿”的论调仍然喊得比谁都高。

耆英是努尔哈赤的后裔，属于皇室宗亲，他跟琦善一样，都不用读书，全是靠荫生才当了官。不过这个人似乎天生就很会做官，连教师爷都不用请，朝廷的“吏户礼兵刑工”六个部门，他做过四个部门的尚书，一个部门的侍郎，前前后后担任了五十多个职务。

大概因为官做得太多太大，什么世面都见过，无形中也把耆英的胆子给弄壮了。在南方主和的官吏中，牛鉴虽然勇于坚持自己的主张，但道光不发话，他还不太敢擅自行动，耆英正好相反，他明里不跟皇帝争论，私下里却我行我素，称得上是胆大包天。

在道光三令五申，要求弃“抚”从“剿”的那些天里，耆英从没有放弃他的“羁縻”努力，一路都追着英军递送书信。在他那里，道光的“主剿”谕旨形同空气，想理就理，想不理就不理。

这么多年官做下来，老官僚自有一套应付上级的办法。英军回复他的照会，他会从里面挑字眼，然后进行包装。在他笔下，英方的强硬态度往往会变成“言词恭顺”“深知感激”，反正是一副软沓沓的孬种样，其做法颇近似于靖逆将军奕山。只不过奕山还是打了败仗，实在没法交代时才走了文学道路，耆英却是一个如假包换的文学青年，随时随地都有创作灵感，可以把假的说得比真的还真。

极品家丁

只是道光好哄，英人难骗，璞鼎查不是义律，这个洋鬼子一个劲地耍大牌，耆英的笑脸往往贴了冷屁股，人家就是不理你。

牛鉴则表现得更有意思，在璞鼎查甩臭脸的时候，他还给对方说大道理，讲信义，表示现在进入了谈和期，英军不应再出手动武。璞鼎查连听都不想听：“闭嘴！不唱高调能憋死你吗？要让我暂时不攻南京也可以，先拿三百万两白银出来，作为赎城费。”

南京不是广州，没有那么多富商，牛鉴勉强才凑了六十万两，还要分两次才能付清，而此时的璞鼎查已全然没有一点英国绅士的风度，他根本等不及别人凑钱。1842年8月5日，牛鉴接到英军发出的通牒：不交出三百万两白银，立即进攻南京。

牛鉴急得都快要疯掉了，他派人急赴无锡找耆英，让耆英拿个办法出来。耆英能有什么办法，要有办法，还至于坐在家里无事可干吗？

好在与耆英在一起的还有另外一个主和大臣、前两江总督伊里布，他说有办法。

伊里布的人生经历跟裕谦相似，有显赫家世，同时又是科班进士出身，不过与裕谦不同的是，早在鸦片战争之前，伊里布就以“熟练边务”而闻名。

当时的各省之中，以云南等天高皇帝远的边疆地区为最难治理，朝廷在选择疆臣时，往往都要挑选得力的大臣充任。伊里布执政云南期间，能够宽猛互济，该温和时温和，该铁腕时铁腕，使得云南政通人和，因此受到道光的多次褒奖，并授以协办大学士。道光执政前期，疆吏中能获此殊荣的仅两人而已，除了他，就是琦善。

毫无疑问，伊里布可以位列一线能臣之列，加上清末也常称少数民族为“夷”，一个“边夷”，一个“英夷”，在未搞清楚两种“夷”区别所在之前，一般人都以为“治夷”方法可以互相套用，这使得伊里布理所当然地成为道光所用名单中的热门人选。

义律第一次占领定海之后，伊里布即被委任为钦差大臣，奉命收复定海。一开始，伊里布跟其他人没什么两样，上来都是雄心壮志，而他干练果敢的行事风格也得到充分展现，短期内就从周围各省调集了一万多兵勇。在拖拉疲沓的清末官场，这种工作效率甚为少见，足能当得起道光对他的信任。

但是其他人的最后遭遇也同样可以复制到伊里布身上，还没正式开打，伊里布就发现武力收复定海是个难以完成的任务：他有陆军，却没海军，关键的水师战船没有着落，而去定海，就得坐船抢渡，不然插翅膀飞过去啊？

伊里布像琦善一样识趣，他不打了，改为与英军进行谈判，接着便成功地实行了停战，保证英军不再实施进攻。而后由于琦善与义律制定的“穿鼻草约”在先，他又得以从英军手中接收了定海。

假使换个角度，可以说伊里布是不费一枪一弹就收复了定海，应该有功才是，然而其时正是“主剿”空气最浓的时候，京城的言官御史，地方上的左邻右舍，递上来的弹劾奏章多得跟雪片似的，让伊里布很快陷入了被声讨的汪洋大海。弹劾他的官员中，既有伊里布以前的下级颜伯焘，也有后来的下级裕谦，称得上是众叛亲离，令伊里布大感苦涩。

最狠的一棒是皇帝敲的，道光下旨革去伊里布的所有职务，发往张家口军台（相当于驿站）做苦差。

随着战争的延续，原先咬牙切齿，发着狠要弹劾伊里布的“主剿派”相继吃了亏，除了已经死掉的，活着的都一个个变成了“主抚派”。立场一变，态度就变，他们不仅觉得伊里布当时没有做错，反过来还眼光独具——您老人家怎么还没打就知道打不过呢，太高明了！

伊里布重新又变成了香饽饽，大家都举荐他再次出山，道光也有此意，便将他释回，随耆英南下，从事“先剿后抚”事宜。

伊里布说有办法，算是着实救了耆英一命，但再听下去，伊里布说的有办法，不是说他有办法，而是说他的一个家丁有办法！

在见多识广的伊里布眼里，他这个家丁可不是普通家丁，而是极品家丁，世之奇才，可以与管仲、乐毅、苏秦、张仪之流相提并论。

家丁的名字很有喜感，唤作张喜。

独闯虎穴

张喜是天津人，祖上曾经富裕过，不过到他这一代已经败落。由于家里实在太穷，张喜没办法走科场道路，只能去别人府上做家丁。

父母给不了张喜钱，却给了他三样千金不易的财富。一是不俗的外表。史载张喜“超姿貌”，身材魁梧挺拔，乃十足的大帅哥。二是聪明的头脑。张喜性格爽直，但做事又十分精明细致，尤其反应非常敏捷。三是好口才。凭一张三寸不烂之舌，可以说到铁树开花，枯藤发芽。

难得的是张喜还喜爱读书。因为没有应试这一顾虑，就用不着去死记硬背，生吞活剥，随便一本书拿到手里，有用的看，觉得废话连篇的便丢到一旁，这大大扩展了他的眼界，堪称从民间走出来的实学人才。

张喜刚到伊里布府上的时候，还并不惹眼。伊里布位列名臣，府上的家丁也都非一般粗鄙之辈，那相貌堂堂的，办事麻利的，能说会道的，不在少数，而且同行相嫉，家丁与家丁之间也相互排挤。张喜初来乍到，免不了受挤对，所以一开始默默无闻，平时也只能端个茶，倒个水，公开场合连插句话的资格都没有。

转机开始于伊里布移任江浙。大部分混得好的家丁在云南都有家有业，想想要走那么远，没人情愿，只有少数几个人肯继续跟随伊里布，张喜便是其中之一。

人少了，聒噪之音也就少了，伊里布渐渐地发现张喜这个家丁非同一般，有着惊人的见识。

伊里布奉命收复定海，却发现连海都过不去，当时也像其他大臣那样脑袋一片空白，不知如何是好。这时张喜说了一句话：“其实我们错了，从一开始就错了。”

伊里布问哪里错了。张喜说，国事就跟下棋一样，布局要布得对，对英夷这样的强敌须采用“当剿用剿，当抚用抚”的策略，也就是说，该打的时候要狠狠地打，不遗余力，一看形势不妙，那就得赶紧见风使舵，就驴下坡，别为了面子在那里死撑。

在张喜看来，朝廷错就错在，当剿的时候用了抚，当抚的时候用了剿，前后颠倒，结果“洋务”越办越糟，窟窿越捅越大。他告诉伊里布，眼下“剿”已经不行了，得用“抚”。

伊里布一听有理，便采用了张喜所用之计。他给道光发去一份奏折，声称要合四省大军，联合收复定海。这实际上是一个拖字诀，四省联合，没个几十天的工夫难以集结得起来，而且伊里布的这份奏折用的还不是“五百里”或“六百里”加急，是最慢的平信方式，道光迟至近一个月后才收到。

道光那时候“剿”的兴头正高，收到奏折，马上看出伊里布是想拖延时间，为此大发脾气：“朕让你单独出兵去收复定海，你跟朕扯什么四省？”

时间只拖了一半，但已经够了。等伊里布接到道光“脾气折”的时候，形势有了转变，在琦善的建议下，道光又由“剿”改“抚”，伊里布自然就用不着干“陆军打海军”这样瞎折腾的事了。

在此期间，由于英军运输船在附近失事，伊里布抓到了一批英军俘虏，其中还有一名叫安突德的英国陆军上尉。裕谦杀俘是为了表明决心，张喜没那么死心眼，他又给伊里布献了一计。

伊里布依计对这些俘虏好吃好喝招待着，然后给懿律送去一照会，很直接很赤裸地提出“以人易地”的原则：我给你俘虏，你还我定海。

英国人在殖民战争中的行径就跟海盗差不多，不然也就不会有“赎城费”一说了，从来都是他们讹别人，没有别人能讹他们的。懿律和义律说什么也不肯答应，懿律更是发着狠，说你们要是不送还俘虏，明天我就打到镇海去。

好说话一些的是义律。他无意中透露了一个口风，那就是因为水土不服，病疫严重，英军已有撤出定海，偃旗息鼓的想法，只是还不太甘心，总觉得不拿点什么就亏了。

伊里布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机会，应该趁热打铁，他决定派人去定海，与英军进行直接谈判。

一圈儿问下来，没有一个僚属愿意去，龙潭虎穴啊，去了要是回不来怎么办？伊里布最后没有办法，只好找到张喜，后者“慷慨请行”。

家丁身份是上不了谈判桌的，伊里布临时给他加了一个六品顶戴的虚衔，以权充使臣。当这位“家丁使臣”出发时，周围认识他的人都为之捏着一把汗，但张喜平静如常，样子非常从容。

张喜连着两次乘着小船出海登舰，与懿律、义律以及其他英方的高层人物进行谈判。在谈判中，双方达成一致，即将收复定海、释放俘虏与琦善的广州会谈打包处理，只要那边会谈拿出初步方案，这边就一个还定海，一个放英俘。

懿律和义律平时见到的中国官员，大多神情乖张，极少碰到像张喜这样身处险地，仍能坦然自若、侃侃而谈的“使臣”，一时间也很佩服，当场就以洋酒相敬。

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对洋人都有各种各样莫名其妙的猜疑，比如说酒里放毒之类，但张喜接过洋酒一饮而尽，脸上没有一丝一毫的疑惧之色。

几天后，义律乘舰前往广州，懿律则发出通告，宣布浙江停战。

晏子使楚

未几，伊里布得到琦善从广州发来的文件，获知英方已同意“以人易地”。消息是好消息，可问题是怎么交，是先交人还是先易地？万一对方不认账怎么办？这个先生鸡还是先生蛋的问题，显然把双方都给难住了，彼此都不愿轻易做出妥协。

伊里布推敲半天，拿出一个方案，即由张喜带部分战俘打前哨，先行到定海“交人”，葛云飞等“定海三总兵”率三千人马，押解“最高级人质”安突德随后，这样一旦有变，还能对英军施加压力。

张喜按计划到达定海，并释放了他所带来的英俘。英军清点了一下，说不对啊，安突德呢，你们不把他交出来，我们就不能“易地”。

张喜早有准备：“我们交一部分人，代表的是诚意，只要你们易地，我们留着那个安突德有什么用，养着他还要白吃饭哩，当然马上就会还你们。”

英国人仍然把脑袋摇得像个拨浪鼓，张喜的脸沉了下来：“想耍赖？告诉你们，安突德就被我军押在半路，刀架着脖子呢。你们归还定海便罢，不还的话，我们先砍安突德的脑袋，然后大军开到，把你们杀得片甲不留。”

话犹未了，却出现了一个令张喜既被动又尴尬的场面，安突德驾着小船回到了英军营中。

随后两名中国小校来到张喜这一方，一看，正是负责押解安突德的那两名卫兵，经证实，安突德是被英军发现后半途劫走的。张喜赶紧问从镇海出发的大部队在哪里，回答是还没跟上来。

这真是令人天旋地转的事，摆明英国老外是想背约反悔了，而且他们也有了反悔的条件，不悔白不悔，倒是张喜等人命悬一线，反过来成了对方的人质。

张喜急了，唰地就把身上腰刀拔出来，对英军负责人大喊道：“我们现在已经把俘虏全部交到了你们手上，你们要是再不还城的话，大家只有同归于尽了！”

英军负责人被张喜那怒发冲冠的样子吓了一跳，听翻译一讲，才知道张喜的意思。他本来确实有取巧的想法，但义律已有“一手交人，一手还地”的正式命令给他，如果“中国使臣”真的被激怒，给他破罐子破摔，来个“伏尸二人，流血五步”之类的，他也很难向义律交代。

这洋鬼子马上“改容谢过”，向张喜道歉，说刚才纯粹是跟你开个玩笑，定海肯定会还给你们。

第二天，英军收缩部队，陆续上船离开。这时候，那三千大军竟然还没现身，临时接收定海的只有四个人，即张喜、随从翻译外加两个小校。张喜负责连夜赶回镇海，向伊里布报信，顺便打听出征人马的下落，其他人则在定海城里到处找熟人，请他们帮忙看守城门和仓库。

伊里布半夜里被张喜叫起来，既喜且惊，喜的是终于接收了定海，惊的是自从“定海三总兵”出发后，便音讯皆无，他们究竟去了哪里呢？

张喜也是一头雾水，只好再次返回定海，这次总算是见到诸位老兄的尊容了。原来他们一路拖拖拉拉，三千人走了三天才到达定海。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听到定海已成为空城后，三个总兵还为谁第一个进入定海而争功，差点因此打起架来。

在浙期间，张喜声名大震，尤其是在接收定海的最后过程中，几乎全仗其一人之力，让人不禁想起春秋时“晏子使楚”的故事——晏子不卑不亢，有理有节，硬是把楚王仗势欺人的威风给灭了个干净。

伊里布和张喜这一主一仆收复宁海，原本是立了功的，可是被“主剿派”一围攻，却由功臣变成了罪人。道光帝更是一厢情愿，他认为伊里布如果遵旨进兵的话，完全可以把盘踞在定海的“逆夷”一扫而空，现在你还眼睁睁地放他们跑了，是不是脑子不好使啊？

在“主剿派”的归类中，如果说琦善是“主抚派”的老大，伊里布就是老二，等到老大获罪，老二亦在劫难逃，当即被抓回京城受审。

一同被捕的还有张喜。有时候一个人的祸福真是说不准，假使他现在仍然寂寂无名，谁又会来为难一个家丁呢？

弦外之音

在北京，张喜被单独审讯了十余次。负责审讯的刑部官员希望从张喜嘴里套出不利于伊里布的口供，以便向皇帝邀功，但张喜宁死也不愿出卖自己的主人。

有人拿张喜的家丁背景做文章，当面讥讽他说：“你一个卑贱的下人，居然还以使臣的身份去跟英国人谈判，你觉得你配吗？”张喜理直气壮地回答：“当时当地，配去谈判的人自然不乏其人，可他们为什么不去呢，却让我这么一个不配的人舍身冒险，恐怕他们才是真的不配吧！”

刁难张喜的人被驳得张口结舌，转而又想用动刑来进行威慑和逼迫。张喜说：“我渡海去定海谈判前，早就将生死置之度外了，我还怕区区刑具吗？”

审讯者从张喜身上挖不出他们想要的东西，只得匆匆结案，释放了张喜。张喜回家后，得知伊里布已经被发往张家口受苦，心里深感不安，于是拜别双亲，一路风餐露宿，赶往张家口。

张家口属于关外，路上风沙走石，很不好走。张喜在路上就得了风寒，已经半身麻木。伊里布见后于心不忍，便说：“现在我这里也没什么事，你还是先回北京养好身体再说吧。”就这么着，张喜又被劝回京城养病。

随着东南局势的逐渐恶化，道光被迫再次起用伊里布。伊里布刚回北京，张喜就去随侍，并一再叮嘱主人：“如果皇上要召见你，请务必将夷情彻底讲清楚，不然的话，我们恐怕又要像以前那样受到掣肘，什么事都办不好。”

张喜之所以这么说，与他对形势的研判有关。到张家口的那段时间，伊里布曾问他，如果英军北上天津，天津能不能守住。张喜很干脆地回答：“恐怕守不住。”

天津的兵力和炮台部署还不如虎门、镇海，虎门、镇海尚不能守，天津这里又怎么可能出现意外的奇迹？当时琦善也在张家口一同服刑，他对张喜的论断深表赞同。

张喜回到北京后，发现道光的“剿抚”态度动摇不定，而且仍以为依靠天津防务就可以将英军阻击于国门之外，便觉得在这种情况下，伊里布一行只会徒劳无功。

果然，道光对伊里布连见都未见，仅仅给了一个七品顶戴，让他跟着耆英办事。伊里布得不到皇帝召见，当然也谈不上汇报什么“夷情”了。

一叶而知秋，张喜意识到道光对“夷情”还没有深刻认识，耆英、伊里布此去，不过是做做陪衬，难以建功。正好他的身体也不好，父母又需照料，于是在伊里布问他是否愿意南下时，张喜即以病相辞，表示自己去不了。

其实耆英也认识张喜这个有名的家丁。事实上，他不仅认识，还一度打过张喜的主意，想借机将他召入自己的麾下。

对带着伊里布玩，耆英兴趣并不大，都是身份地位差不多的同僚，有了功算谁的？并且他还听说，伊里布在浙江能和英国人实现停战，并成功收复定海，全系张喜一人之功。

耆英真正感兴趣的是张喜。他曾把张喜叫到自己府上，问这儿问那儿，一会儿问问“夷情”，一会儿又问问张喜多少岁了，家中有几口人，父母怎么样。

话锋一转，耆英忽然发问：“你为什么不跟伊中堂（指伊里布）？”

张喜莫名其妙：“没有哇，我去过张家口，现在只是中堂让我回来养病的。”

耆英哦了一声，又问张喜：“那你今后还会跟着伊中堂吗？”

张喜不假思索地答道：“那是当然，中堂待我很好。”

旁敲侧击了一会儿，耆英逐渐进入正题：“我看你年轻有为，很可以为国家出点力，你能不能跟我一起到浙江办理洋务呢？”

终于听出了弦外之音。相比于虽遭赦免，却仍受朝廷和皇上冷落的伊里布，耆英显然是一根高枝，然而张喜并不是那种舍弃故主，嫌贫爱富的人。何况他觉得耆英并不尊重人，面对面说话，手里还拿着鼻烟壶，眼睛也看着别处，分明是仍然把他当成一个下人。

张喜坦然作答：“等伊中堂到京，请将军（指耆英）和伊中堂面商吧。”

耆英听后嘴上说是这个理，是这个理，但脸上明显不悦。那时候的耆英并不像伊里布那样把张喜作为奇才来看待。他认为张喜不过是胆子大了一些，敢跟外国人单独对话罢了，胆大的人到处都是，我耆英要是高兴可以找一大箩筐。

离开京城时，伊里布想让耆英去向道光请道旨，以便动员张喜南下。耆英一撇嘴：“我说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你要让皇上瞧着我们还不如一个家丁，多余养我俩废物吗？”

南下之后，耆英才发现洋务之难，这可不是光胆子大，嘴皮子麻利就能办好的。整整三个月时间里，他别说“抚”了，连与英方沟通都做不到，而在江南一带，上至奕经、牛鉴，下至一般士绅百姓，只要听说过张喜当初作为的，都是“既慕且叹”，均认为张喜不来，局面难以收拾。

现在再次听伊里布提到张喜，已经焦头烂额的耆英真是懊悔之至。早知如此，在北京的时候，说什么也要把这个奇才给带过来，如今奈何？

伊里布春风满面：“他已经来了！”

名不虚传

打动张喜的，是伊里布亲笔写的一份秘密家书。在这份家书中，伊里布告诉张喜，“夷事”已“大猖獗”，朝廷终于下定决心“抚”了，但不知道如何“抚”法，无从下手。本来还想一南一北，通过书信跟你商量着办，看情况来不及了，还是需要你亲自来。

伊里布还动情地说：“以前我们在浙江实心办事，却蒙受了不白之冤。现在正是剖白前冤的时候，机遇难得，不可错过。”

这不像是主人给仆人的家书，倒分明是朋友对朋友的一份真情告白。捧着信件，张喜的思想斗争很激烈。他此时跟父母住一起，二老俱已八旬年纪，是需要照料的时候，他是不想再走了，可是伊里布话语恳切，主人的一片知遇之恩难以推却。再者，他早就论证过，天津海防挡不住英军，江浙若不能了局，战火延伸至天津是必然的，到时北方又是一片浩劫，想坐视都不可能。

在征询乡社宗亲的意见时，一位耆老言道：“尽忠即是尽孝。你家中尚有兄弟，可权其轻重。”有了这句话，张喜才拜别双亲，兼程南下。

临近江南，沿途一片萧瑟，张喜曾听说，镇江等战场实地“尸骸枕藉，填塞街巷”，而以他亲眼所见，即如扬州这样英军尚未攻入的城市，绅商百姓也早已逃逸一空，土匪和私盐武装则趁机到处抢掠，乃至昔日之繁华都市，皆作断壁残垣，这令他的心情十分沉重。

张喜的到来，对伊里布和耆英都不啻是特大喜讯，尤其是耆英，他是钦差大臣，地位在众人之上，所要承担的责任也最重，对他来说，张喜这个名字已经跟救星的含义差不多了。

耆英立即传见张喜，就他关切的问题一一进行询问。

问起对目前形势的看法，答：“扬子江乃咽喉之地，天下大局全在于斯。英军如果断我盐漕，绝我商旅，这不是疾癞之疾，而是心腹之患。”

问起如何办洋务，答：“一不致过刚，以免弄出枝节，耽误国家大事，二不致过柔，以免示弱于异邦，给国家丢脸。”

耆英这才知道张喜名不虚传，是个胸藏乾坤，腹有经纬的人，由此他也产生了一个念头，即此人有奇才异能，我招抚他不肯俯就，又如此难请，看来一定有所求，而且胃口还不小。他试探着对张喜说：“你必须参军入伍，我才能给你弄功名。”意思是张喜并非科班出身，要让朝廷授官尤其是大官有难度。

张喜愣了一下，随口答道：“只要把‘夷事’办好就行了，何况我南下不是奔着功名来的。”

回去见伊里布时，张喜忽然想道，他的回答欠妥。耆英是个老官僚，对付洋鬼子没有办法，对付自己人却是一肚子弯弯肠子。他说到功名，纯属问者有心，张喜自己却是答者无意，给耆英留下的疑虑很可能是，你既不为功名，那当然是贪图“夷人”的便宜了。

别说耆英一个人有这样的想法，那个时代但凡与洋人有接触的，都会被认为有“汉奸”嫌疑，是私下收受了对方贿赂的结果。琦善被捕回京，审讯官一个穷根究底的问题便是：“你有没有收了洋人的好处？”

耆英以己及彼，根本就不相信张喜南下，会跟利字没有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在耆英面前明证自己不是汉奸。张喜对伊里布说：“我绝对没有贪图‘夷人’便宜的一丝念头，再说了，‘夷人’是为便宜而来，眼下他们气焰嚣张，见谁灭谁，又岂肯将便宜白白送与他人？”

伊里布把张喜的话转告耆英，耆英一听，这才稍稍打消了一些疑虑。同时，他也生怕张喜因遭猜忌而不出力，赶紧翻出一件自己的衣服送给张喜。张喜推辞，他不由分说：“我们身高差不多，我给你，你只管穿，不用客气。”

南京的牛鉴告急，耆英和伊里布商量来商量去，只能先派张喜前去。两人问张喜有没有让英军“受抚”的把握。张喜老实作答：“试试看吧，英军风头正劲，如果言语能劝最好。不行的话，我当以一死来报效国家和主人的知遇之恩，除此之外，就不是我所能知道的了。”

最后那句话是耆英最不愿意听到的，张喜能够英勇赴死，他可不想死啊。于是他再也顾不得自己说过的要参军才能有功名的话，在张喜临走前，匆匆忙忙地亲自送来一个五品顶戴，并且对张喜说：“以前你在浙江时给的是虚衔，这个虽然也是虚的，但我一定会奏明皇上，让你名至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