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案探秘——叫魂案：乾隆朝妖术恐慌之谜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中国境内发生了一起名曰“叫魂”的妖术大恐慌，朝野震动。“叫魂”是什么？“叫魂”怎么会跟妖术联系在一起？妖术为何会导致一场全国性恐慌呢？面对这样的混乱局面，乾隆帝是如何应对的？地方官员是如何处理，以及与皇帝博弈的呢？在这场风波中，老百姓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

这一切，都将由我一一作答。请看“叫魂案：乾隆朝妖术恐慌之谜”。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一种名为“叫魂”的妖术，像幽灵一样，在中国的上空盘桓，搞得当时所有人都寝食不安。那么，什么是“叫魂”呢？

传说，有伙四处游荡的术士，专以偷窃别人的灵魂为业。他们有种特殊本领，就是在别人的名字、辫子或者衣服上作法，比如剪辫子、偷衣服之类，让人发病而死，趁机窃取灵魂。今天，大家多数是无神论者，相信唯物主义，但在那个年代，“不问苍生问鬼神”是常态。“叫魂”的说法一旦流传开来，肯定是人心惶惶。

一、谣言四起

乾隆三十三年，浙江德清县的护城河桥塌了，官府组织工匠开始修葺。阮知县从邻近的仁和县雇了个名叫吴东明的石匠，让他带人在河里打桩。两个月后，吴东明发现带的粮食不够吃了，便打算回家乡塘栖镇采购。回家之后，乡亲们告诉他，有个名叫沈士良的想找他帮忙。那么，这沈士良究竟是谁？

马戛尔尼访华使团的清朝社会见闻：百姓鼓风冶铁以谋生（图片摘自随团英国画家威 廉·亚历山大所著，于1814年出版的《中国人的服饰和习俗图鉴》）

沈士良是个农夫，当年43岁，跟两个侄子住在一起。这俩年轻人心眼很坏，经常欺负他。沈士良虽然是长辈，但根本治不了这俩人，感觉很丢人，没脸活了。后来，他听说德清县修吊桥的石匠有一种特异功能：把写有活人名字（那些名字就是偷来的灵魂）的纸片贴在木桩顶端，可以给打桩的锤子注入更多精神动力，让打桩更加有力。这种特异功能就被称为“叫魂”。那些被偷走灵魂的人非病即死。沈士良受够了窝囊气，就想用这法子报复两个侄子。于是，听说吴东明回家，沈士良就登门求教。

马戛尔尼访华使团的清朝社会见闻：虔诚于烧香拜佛的百姓，企图以此获得功利（图 片收录于法国作家阿兰·佩雷菲特所著，于1989年出版的《停滞的帝国》）

吴东明根本不认识沈士良，也从没有这种特异功能。但他听过“叫魂”的传说，生怕牵涉其间，招惹麻烦，就找保正把沈士良扭送到德清县衙。阮知县一通审问，下令将沈士良打板子、戴枷示众了事。

阮知县和吴东明以为案结事了，其实远非如此。德清石匠会“叫魂”的说法不胫而走，整个浙江都传开了。一天深夜，一个名叫计兆美的德清人，在杭州西湖附近的净慈寺外被一群人围住暴打一顿，然后扭送到保正家问罪。

补充下，什么是“保正”呢？

我国历史上很多朝代都实行保甲制度，将其作为管理基层社会的主要手段。十户一甲，十甲一保，保正就是这一百户的头，一般是由富裕的大户充当。《水浒传》里的“托塔天王”晁盖，造反前就是“保正”。

保正拷问，计兆美招认自己到邻居家帮忙，喝多了回家有点晚，叔叔怀疑他在外赌博，就把他赶出家门，无奈之下，他只好流落杭州，乞讨为生。但是大家认为，德清乃“叫魂”发源地，一个德清人半夜到寺庙，不是做贼，就是“叫魂”。

保正厉声喝道：“你是德清人，身上肯定有咒符，还不从实招来！”

此时的计兆美已被五花大绑，伤痕累累，生怕再挨打，只好瞎掰：原本身上有五十张纸符，其中四十八张已经扔进了西湖，剩下两张已经咒死了两个孩子。

第二天，保正把他扭送到钱塘县衙门。赵知县问他：“咒符是从哪儿搞到的？又是谁指使你干‘叫魂’之事的？”计兆美只好继续瞎掰。他听过德清工匠的传说，记得领头的叫吴什么明，便说咒符是吴什么明给他的。接着，石匠吴东明被押到了钱塘，放在一群人里让计兆美招认。这下，计兆美懵了，他根本不认识吴东明，谎话编不下去了，只好承认这些故事都是因为害怕挨打而编造的。

计兆美“叫魂”之事查无实据，计兆美本人被判处“戴枷示众”了事。

沈士良和计兆美的事，虽然真相大白，但“叫魂”的传说仍在浙江飘荡。这时，四个游方和尚相聚于杭州萧山的一个茶馆，约定兵分两路去化缘。

巨成和净心走在街上，看到一所宅子门前有两个玩耍的男孩。巨成问了其中一个孩子的名字，还夸他日后定能做大官。巨成这么做，只是为了取悦孩子，好从他们的父母那里换取斋饭。可是孩子无动于衷，斋饭也没得到，俩和尚只好继续上路。刚走几步，就有一对夫妇怒气冲冲地追上来，责问他们为啥打听孩子的名字。无论巨成和净心怎么解释，夫妇俩都坚信他俩就是“叫魂”者。接下来，保正和村民就把俩和尚扭送到了萧山县衙。

另外一路化缘的和尚，法名正一和超凡，他们在萧山城的西门遇到兵丁盘问，在他们的行李里搜出了剪刀、锥子和扎辫子的带子。捕快就问，和尚没有头发，带剪刀、锥子和带子干什么？围观群众认为，他俩就是要剪大伙的辫子，用来“叫魂”。俩人有口难辩，也被抓到了县衙。

接下来就是一顿刑讯逼供，而后是层层上报。等案子报到省里，浙江按察使曾日理发现，和尚“叫魂”证据不足，但案情有新的发现：镇守萧山城西门的捕快曾向和尚们敲诈未遂，而后就栽赃诬陷。最后，案子退回萧山，捕快挨了板子，戴枷示众，和尚们无罪释放。

怪事多多，都没证据，但在那个迷信盛行的时代，人们更相信口耳相传的谣言。即便是地方官员，也对“叫魂”的传说将信将疑。谣言很快就传遍大江南北。不过，这些案件虽然情节各异，但都有四个共同特征：

第一，故事结构相似。都有人涉嫌剪人辫子，在咒符上写人名字，以便偷人灵魂，或者盗窃财物。

第二，全都证据不足。所有嫌犯都是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被抓的，所有供词都是刑讯逼供的产物，没法采信。因而，几乎所有嫌犯都被释放。

第三，嫌犯全是外地人。出事的嫌犯，不是乞丐，就是游方和尚，总之都是外地人，很容易被熟人社会隔出圈外、轻易识别。

第四，浸透无知与迷信。老百姓蒙昧无知，轻易听信谣言，成为所有案件发端和蔓延的重要原因。这点倒不奇怪，直到今天许多人仍然相信，灵魂和肉体是可以分离的。

“叫魂”案越来越多，蔓延到全国各地，终于惊动了乾隆皇帝。作为最高决策者的乾隆，会如何处理这一系列奇案呢？

二、两个乞丐引发的闹剧

盛夏时节，正在承德避暑的乾隆收到了各地的奏报，他马上让大学士缮写一道谕旨，发给江苏、浙江的督抚。其中这样写道：

其言甚为荒诞，或系市井剪绺匪徒借端捏造，冀得逞其鼠窃伎俩，亦未可定。但此等造作讹言，最易煽惑民听，理应留心查禁，以杜浇风 ^[1] 。

乾隆帝朝服像????

乾隆认为，“叫魂”的说法都是市井传言，荒诞不经，但这样的谣言最容易蛊惑百姓，应当严禁，防患未然。显然，乾隆没把“叫魂”案当回事。

不久，他就收到了山东巡抚富尼汉的一份奏折。其中的内容让他很吃惊。富尼汉的奏折里究竟说了什么事呢？

山东抓获了两个乞丐，分别名叫蔡廷章和靳贯子。根据俩人的供述，事情大概是这么回事：

蔡乞丐在扬州城外遇到和尚通元——他的一个熟人。通元告诉他，浙江仁和县有几个术士，精通神奇法术。他们先用迷药弹在别人脸上，趁人昏迷之机，剪掉发辫。然后对着发辫念咒语，就可以通过发辫摄取那人的灵魂。随后，他们将这段带有灵魂的发辫扎在纸人、纸马上，便可以随意拿到别人的财物。通元还说，一个叫吴元的术士正在招募学徒，建议蔡乞丐入伙。

于是，蔡乞丐就来到浙江入伙，学了一些妖术，以为可以用它来发财了。他来到山东邹县，走进一家饭馆，抄起迷药就弹向一个食客的脸，同时准备剪他的辫子。可是，那食客并没晕倒，反而跟其他人一道把蔡乞丐制服了，扭送县衙。

靳乞丐在山东章丘的道观里，遇到一个名叫张四儒的算命先生。俩人以前就熟识。张先生告诉他说，安徽宿州有个青龙寺，寺里有个法名玉石的和尚，精通法术，可以轻易地剪掉别人的辫子，而后将发辫扎在纸人、纸马上，用来获取别人的钱财。

靳乞丐是个穷人，有钱赚的事当然感兴趣，于是就被张四儒推荐给了玉石。玉石给了他一把刀和一包迷药，让他去剪小孩的发辫。靳乞丐在山东境内游走多个县城，剪了好几个小孩的辫子，后来被官府抓获。

富尼汉分析，这两个案子说明，江浙地区的术士可能向各地派出了爪牙，诱骗人们入伙。他们这样做，或许不光为了谋财，没准是要谋反，甚至是制造混乱。

这份奏折深深地触动了乾隆。在清朝皇帝看来，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压倒一切。任何威胁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行为，都是他不能容忍的。既然“叫魂”案中的妖术已经超越了乾隆容忍的底线，那就不能只是传旨严禁那么简单了。

于是，乾隆向全国各省督抚发布了新的紧急上谕，命令各省严厉追捕“叫魂”术士，保护百姓免受妖术之害，维护地方稳定。对于抓获的术士，要按照《大清律例》的规定予以严惩。

然而，收到谕旨的各地督抚，又会作何反应呢？

只有山东巡抚富尼汉抢先一步，在全省范围内大肆搜捕，抓了一批“叫魂”嫌犯。其余的大部分督抚反应比较一致，根本不相信世界上还有“叫魂”这种妖术。由于“叫魂”案发端于江浙，当地最高军政长官两江总督高晋、江苏巡抚彰宝和浙江巡抚永德的反应最有代表性。

面对乾隆的谕旨，高晋的反应不紧不慢。他写了一道奏折，表示只在杭州地区发现了一些谣言，江苏没有剪辫子的事。一旦传谣者被抓获，谣言的传播路径被截住，地方也就安定了。高晋是汉军正黄旗人，叔父是内阁大学士高斌，姐姐是慧贵妃，家族地位很高。不过，高晋深谙为官之道，不想招惹麻烦，尽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就把这一系列案子压下来了。这次，他猜错了皇帝的心思。

乾隆对高晋的复奏很不满，在朱批中说，既然别的省都奏报了剪辫子的案例，你江苏省怎么可能没有。你们这些官员“化有为无之术实属可恶 ^[2] ”！可是，高晋毕竟是贵族后裔，即便是磨洋工，乾隆对他也无可奈何。于是，高晋的属下——江苏巡抚彰宝，成了替罪羊。

根据山东巡抚富尼汉的奏报，几桩“叫魂”案背后的妖人就躲在江苏境内。而彰宝这时正在追查另一桩贪腐案，刚有点眉目，根本没工夫查办“叫魂”案，自然也就抓不到那几个妖人了。正当他兴高采烈地把追查贪腐案的重大进展奏报给乾隆时，得到的却是一顿数落。

乾隆说，那桩贪腐案“不过地方公事之一，况已查有端倪，无甚棘手。若匪徒潜匿肆其鬼蜮伎俩，扰害闾阎，民生之害最钜要”，彰宝“轻重倒置”了 ^[3] 。

乾隆的批评，以及山东方面的情报，让彰宝很紧张。他一面派人追查，一面询问山东方面情报是否可靠。可是，彰宝这通忙活，还是没有扭转乾隆的成见。

大家一定会觉得奇怪：高晋和彰宝远离京城，乾隆怎么会对他们的表现了如指掌呢？

三、乾隆与大臣的博弈

清兵入关后，江南地区的抗清运动如火如荼，非常惨烈。江南的汉族士大夫对清朝的统治并不服气。有鉴于此，清廷在江南地区设立了江宁织造、苏州织造和杭州织造，名义上是替宫里采买丝绸、衣料，实际上是刺探地方吏治和民情。这三个织造都由皇帝的包衣奴才担任，绝对忠诚可靠，皇帝对他们的情报格外看重。《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的爷爷曹寅，就担任过江宁织造，扮演了密探的角色。这次，提供秘密情报的重任就落到了苏州织造萨载的头上。

萨载很快就写了一份奏折，讲了两方面情况：一是“叫魂”案的实情，二是高晋和彰宝的表现。乾隆从这份奏折里获得了一个重要情报。

萨载说，苏州就发生了几起“叫魂”案。只是因缺少证据，嫌犯都被无罪释放。州县官们没有继续追查，也没听说有谁的辫子真被剪去。

前面提到，高晋曾奏报说，江苏没有发生“叫魂”案。显然，高晋扯了谎，有意隐瞒了事实真相，彰宝也没有及时奏报。萨载的情报印证了乾隆的判断。于是，乾隆给这两位督抚写下了这样一段评语：

高晋既习于阘冗，毫不振作。彰宝前任藩司日久，原不免沾染积习，嗣在晋抚任内，诸事尚知奋勉，意其痼习以悛。乃自调任江苏以来，故智复萌 ^[4] 。

意思是说，高晋办事拖沓，已经是振作不起来了。彰宝以前长期担任布政使，沾染了些官场习气。后来调到山西当巡抚，办差还算努力，原以为他的那些毛病都改了。不料调任江苏巡抚后，老毛病又犯了。这样的批评算是非常严厉了。

彰宝自知背上了失职渎职、玩忽职守的罪名，只好一面自请朝廷责罚，一面戴罪立功，抓捕所谓的“嫌犯”。

这段日子里，浙江巡抚永德的日子也不好过。虽说“叫魂”案在浙江最早爆出，但沈士良和计兆美的事早已结案，他认为没必要惊动朝廷，也就没当回事。然而，当山东巡抚富尼汉把蔡乞丐和靳乞丐的口供送到浙江时，永德有点懵了。口供里说，术士吴元、张四儒就在浙江。很快，乾隆的谕旨到了，要求永德报告情况，立即采取抓捕行动。

永德在全省范围内派出了密探，没有找到吴元，只找到一个名字音同字不同的和尚。可是，他跟“叫魂”案没有任何关系。至于张四儒更是查无此人。永德只好据实复奏，并保证继续严查。然而，他的这番努力，只换得乾隆一句冷冷的朱批：

马戛尔尼访华使团的清朝社会见闻：18世纪后期中国内河航运的情况（图片摘自随团 英国画家威廉·亚历山大所著，于1814年出版的《中国人的服饰和习俗图鉴》）

不意汝竟如此无用。 ^[5]

意思是说，没想到你竟然这么没用！永德被这句朱批弄得胆战心惊，连忙把此前所有跟“叫魂”案有关的卷宗全都送到了北京。乾隆一口气读完了这些卷宗，越看越来气。他对浙江官员给出了十二个字的评价：

纵恶养奸、颠倒是非、搪塞敷陈。 ^[6]

在乾隆看来，各地督抚根本没把“叫魂”案的严重性当回事。于是，他又发布了一道谕旨，尤其强调了“剪辫子”的现象，把“叫魂”案跟政治效忠的话题联系了起来。这是怎么回事呢？

四、闹剧的终结

剪辫子是传说中“叫魂”的妖术之一。然而，辫子在清朝有特殊的政治含义。清兵入关后，强迫关内的汉人剃发留辫，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说法。前额剃光、脑后留辫，是当时满族男子的发型，也是汉人效忠清朝的外在表现。如果辫子被人剪了，便会被视为对朝廷不忠，这可是死罪！

因此，乾隆把剪辫子的妖术上升到政治高度，将其视为谋反。这是《大清律例》里危害最大、刑罚最重的罪名，被定为“十恶”之首。

乾隆的喊话终于起了作用。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纷纷行动，对那些“叫魂”术士开始了地毯式的搜捕。许多嫌犯被扭送到衙门，刑讯逼供，弄得血肉横飞，鬼哭狼嚎。可是，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足以将嫌犯定罪。尽管如此，各地督抚还是把审讯的情况写成奏折，送到了承德避暑山庄。

乾隆见地方官审不出所以然，便让他们把重要嫌犯都押到京城，由军机大臣傅恒、刑部尚书刘统勋等人组成特别法庭，重新进行审讯。可是，嫌犯们纷纷翻供，说以前的口供都是刑讯逼供所致。两份供词前后矛盾的情况越来越多。这案子已经没法审了，嫌犯全都是冤枉的。

当乾隆听到傅恒、刘统勋等人奏报的真相时，才恍然大悟，几个子虚乌有的谣言，一些捕风捉影的怪事，被他自己编织成了一个全国性的冤案。就在乾隆结束避暑，回到京城的两天之后，他就传旨结束了这场对“叫魂”案的全国性清剿。

然而，结束清剿不等于收回成命，皇上还是要面子的。折腾了这么久，乾隆当然不会承认是自己犯了错，否则只会有损于他的权威。于是，他在这道谕旨里给自己找了个台阶：“叫魂”案之所以蔓延到全国，是因为江浙官员没有及时奏报情况，玩忽职守，“因循贻误”。抓获的嫌犯里没有真正的罪犯，而都是些无辜百姓，这都是“江浙地方官养痈遗患所致”。清剿只会滋扰地方，对朝廷不利。因此，“叫魂”案就不必再查了。不过，罪犯并未落网，各地官员仍须警惕。

不光乾隆处境尴尬，那位冲锋在前的山东巡抚富尼汉也很没面子。乾隆只好对他大加安慰：

东省办理虽有过当之处，不怪汝者。以既命严缉又罪过当，则外吏将何适从。然栽赃刑求又非正道。 ^[7]

意思是说，山东省虽然办案有点过头，但不能怪你。如果朝廷既严令缉拿，又对办过头的官员加以惩处，那封疆大吏们还怎么办案。不过，你办案的方式确实欠妥，刑讯逼供、滥抓无辜不是正道。

乾隆用这种方式，既斩断了冤案的蔓延，又回护了朝廷的颜面，特别是自己的面子。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了封疆大吏们。而那些无辜被捕的百姓，无论是乞丐，还是和尚，都身处社会底层，他们惨遭刑讯逼供，肉体摧残。在这场“叫魂”案的闹剧中，他们才是最大的悲剧。

“叫魂”案导致的乾隆朝妖术恐慌，在清朝历史上持续时间比较短暂，影响不大，长期以来鲜为人知。20世纪8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孔飞力先生来到中国，在第一历史档案馆里收集了大量档案，出版了一本名为《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的专著，在国际历史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此后，对这起案件的讨论才渐渐热络起来。不过，学术界的讨论主要集中在皇帝的专制制度、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博弈，以及清王朝的地方司法实践上。

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探讨这起案件同样很有意义。我觉得有三方面意义，可以跟大家共享：

第一，谣言不可信，更不可传。乾隆年间，通讯技术还不发达，传递一封书信耗时长，成本高。老百姓更多依赖口耳相传来获取信息。因此，各种传言对社会舆论的影响是很大的。错误导向的谣言，对社会的负面影响非常深刻，甚至难以挽回。今天，我们生活在现代信息技术的时代，获取信息的平台和渠道增多了，但仍然无法避免以讹传讹的情况。这就需要有关部门抢占舆论高地，端正舆论导向；需要新闻媒体做负责任的报道，释放正能量，弘扬好风尚；需要老百姓相信权威发布，相信事实真相，不信谣，不传谣。大家都为维护社会稳定做出贡献。

第二，重视底层民众的利益诉求。“叫魂”案中，那些所谓“嫌犯”都是身处底层的老百姓。乾隆君臣在追查的时候，似乎从来都没有去探讨，为什么他们会相信妖术、想使用妖术。乾隆朝是清朝最强盛的时代，但在盛世背后，潜伏着各种社会矛盾。底层百姓依旧吃不饱、穿不暖，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在外地饱受歧视。在不公平面前，他们保持沉默。在利益诉求得不到认同的情况下，他们只能诉诸妖术，以此来追求一种自我实现，从而引发一连串闹剧。今天，社会崇尚公平正义，各阶层的利益都应兼顾，特别是中低收入阶层的合法权益，更不能忽视。

第三，做人做事，过犹不及。在“叫魂”案落下帷幕之际，乾隆对山东巡抚富尼汉进行了一番安慰。不过，其中提到办案过头，实际上是委婉地批评了他。列宁曾说：“只要再多走一小步，仿佛是向同一方向迈的一小步，真理就会变成谬误。”中国也有类似的成语，叫“过犹不及”。无论做人做事，都要把握分寸，追求恰到好处，才可能把事情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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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本、奏本、奏折、谕旨

在“叫魂案”的大恐慌中，乾隆帝对地方官的遥控，地方官对乾隆帝的请示、呈报和蒙蔽，都通过奏折和谕旨等官方文书来维系。那么，什么是奏折？什么是谕旨？它们在清代官方的公文运转系统里，是如何发挥维持国家机器运转的独特作用呢？

（一）题本和奏本

说起奏折和谕旨，还得先从题本和奏本说起。

题本和奏本，都是清朝沿用明朝的官方上行公文形式。

根据明永乐年间的规定，“诸司有急务不能面陈，许具题本投进，专用于公事”。外形为用纸折叠而成的“折子”，里面每幅六行，每行二十字，从右到左竖着写。其中第一面（封面）一定会写“题”，以说明该折子的体裁。大臣写好题本并用印盖章后，送通政司审核行文格式。审核通过后的题本称为“通本”，会送达内阁。如果是中央部院的题本，则可以不经通政司，直接送到内阁，称为“部本”。

内阁大学士拿到通本或部本，会对其中的事项提出初步处理意见，写在小纸票上，相当于替皇帝草拟了圣旨，因而称为“票拟”。当然，票拟的处理意见未必只有一种，而是可能有三到四种，供皇帝斟酌选择。

夹带着票拟的题本送达宫中，经皇帝认定和批准后，内阁和批本处会将皇帝认可的票拟文字用红笔誊录到题本上，这样的题本就会称为“红本”。随后，红本转送六科。其不仅留存原件，还会抄录三份，一份发相关衙门落实执行，一份送内阁供史官记录，一份给六科相关部门备查。

凡是题本上有批红的圣旨，内阁票签处的值班中书都会逐日逐件抄录，装订成册，称为“丝纶簿”。每年年终，内阁会将六科保管的红本原件收存于红本库。

与题本不同的是，奏本报告的是内容以私事居多，首幅（封面）写有“奏”字，标明体裁。写好后不能用印。到清代，类似官员到任、升转、加级、记录、宽免、降罚、降革留任、谢恩等内容，都用奏本。清初规定，奏本字数不要多于三百字。呈报程序同样要经过通政司审核、内阁票拟、皇帝裁定、抄录圣旨、送六科发抄施行等环节。

题本和奏本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主要是公务，后者主要是私事，除此之外，大体相似，可以概括出四个特点：一是官员上书，二是折子样式，三是通政司和内阁先行处理，四是六科督办落实。

相对而言，题本和奏本由于流转环节多，很难保密，程序繁复，批转效率也很低，其内容更多的是例行公事的事务性、程序性工作。清朝皇帝为了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从军事斗争和加强对江南汉族士大夫聚集区的控制，尤其对重要公文的保密和执行效率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因此，奏折和谕旨作为两种新的公文体裁应运而生。

(二)奏折和谕旨

奏折的外在形式跟题本、奏本一致，都是用纸折叠而成的“折子”，但内容和用法大相径庭。它是由皇帝指定的大臣单独给皇帝密报，由皇帝直接用朱笔批示，再发还该大臣的官方文书。

奏折产生的年代，学术界还有争议，一般有顺治年间、康熙初年、康熙中叶三个说法。然而，不管哪种说法靠谱，反正到康熙中叶以后，康熙帝已经指定一些亲信大臣和常驻外地的内务府包衣奴才写奏折。他们的奏折内容，最初是谢恩折，后来发展到刺探民众动向、查访官员言行、留意雨雪粮价等情况，并随时上报皇帝。雍正年间，奏折制度又得到了细化和完善。

奏折的流转渠道是绝对意义的单线联系。皇帝指定有资格写奏折的官员，发给一个特制折匣，配有两把钥匙，皇帝和这个写奏折的大臣各一把。大臣写好奏折后，密封起来，装入匣中并上锁，交亲信家人快马送走，直送京城。如果遇到急事，则途中换马不换人。家人进京后，直接到紫禁城东侧的景运门，将折匣交给值班太监。由太监将这个折匣送到养心殿。皇帝亲自开锁拆阅。待皇帝做出朱批后，封好锁上，由值班太监送到景运门外，交给该大臣的家人带走。这样就最大限度地解决了效率和保密问题。

大臣按照奏折上的朱批办完差事后，会定期将奏折交回京城，由雍正年间设立的军机处誊抄一遍，做录副备份，原件和录副件都由军机处设立专档保管。

写奏折的大臣，原先只有类似江宁织造曹寅、苏州织造李煦，以及一些地方的重要督抚，后来拓展到布政使、按察使、道员，甚至一些知府。有资格写奏折，就意味着受皇帝信任，能够将自己的意见直达天听，是责任也是荣誉，许多官员求之不得。

雍正是一个热爱政治事业的皇帝，动辄批示几十字、数百字。有时候尾批不过瘾，还要夹批、眉批。有时候觉得可能需要较长的批示，甚至会形成一道命令，奏折的空白处有限，干脆就批示三个字“另有旨”。然后，把他特别设立的秘书班子——军机处的大臣叫来，口授旨意，由他们默记。然后，这些军机大臣回到养心殿外的军机处值房，口授给军机章京形成文字稿。这个文字稿，就是谕旨的草稿。谕旨拟好后，由军机大臣核对无误，随即呈报给皇帝核改。有时军情紧急，皇帝改完，不必誊写，就把花脸稿发出。多数情况下，皇帝改完，由军机章京誊清、用印，形成谕旨定稿。

谕旨分为两类：一是明发谕旨，交由内阁抄录和发出，向天下宣示，一般都是公开文件；二是廷寄谕旨，一般是对奏折事项的处理意见，事出机密，不经由内阁，而是军机处直接封好并盖印，由兵部密封后交驿使快马送给草拟奏折的大臣。遇到事情紧急，则要快马加鞭，日行三百到六百里不等。

这样来看，奏折和廷寄谕旨的特点，就是事由机密、经手人少、效率较高，自然而然，这两者便成为皇帝周知天下情形、快速做决策的有力工具。奏折出现并普及后，题本和奏本的内容就不再重要，越来越呈现事务性、程序性的特点，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而承办奏折的军机处，则取代内阁和议政王大臣会议，成为朝廷新的权力中枢。

参考文献

［美］孔飞力著，陈兼，刘昶译：《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