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案探秘——甘肃通省冒赈捐监案



乾隆年间，政治安定，经济发展，清王朝进入了全盛时期。然而，一起名为甘肃通省冒赈捐监案的窝案，犹如利刃剜开了盛世背后的烂疮。这是清前期牵涉官员最多、涉案金额最大、隐瞒时间最长的集团腐败案，震惊全国。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乾隆王朝》《倚天钦差之甘肃米案》都对此案进行了文学演绎。不过，观众朋友可能更熟悉电视剧里的乾隆与和珅，而对这起案件没太多印象。

那么，这桩大案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能隐瞒多年？又是怎样东窗事发的呢？面对这起大案，乾隆君臣该如何处置？他们的处理是否妥当？这样一起案件，给当时的中国社会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又给今天的我们留下哪些启迪呢？

一、三件怪事牵出惊天大案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三月，甘肃爆发了苏四十三领导的农民起义。 ^[1] 起义军包围了省城兰州。陕甘总督勒尔谨慌了神，赶紧向朝廷求援。

阿桂（1717—1797年），章佳氏，字 广廷，号云崖，满洲正蓝旗人，大学 士阿克敦之子????

乾隆唯恐兰州有失，即命大学士阿桂和户部尚书和珅为钦差大臣，前往甘肃增援。

四月初七，和珅抵达甘肃。而阿桂呢？临走前身上长了个疮，不得不先养病，比和珅晚到了十四天。

就在他俩动身前后，发生了三件怪事。

第一件，乾隆帝认为勒尔谨用兵不利，将其革职，调云贵总督李侍尧取而代之。一把手换人，底下的大小官员自然战战兢兢。为了免受牵连，甘肃布政使王廷赞主动提出，愿意捐出历年积攒的俸禄四万两银子，资助军饷。这一举动，反倒让乾隆帝起了疑心。

按照购买力换算，一两银子折合今天两百元人民币。清朝的布政使，相当于分管财政、民政的副省长，年薪七八千两，相当于今天的一百五十万元，看起来真不少。不过，王廷赞才当了四年布政使，就算不吃不喝，也只能攒三万两银子。怎么可能一下子掏出四万两银子呢？难道他要砸锅卖铁，散尽家财了？

就这件事，乾隆帝曾问过和珅，得到的解释是：

王廷赞在任甘肃藩司有年，其家计充裕，即再加数倍，亦属从容。 ^[2]

和珅的意思是说，王廷赞在甘肃当布政使好几年了，家里很有钱。就是再多交几倍的银子，也出得起。一直以来，乾隆对和珅都言听计从。但这次，乾隆非但没有信服，反而有了新的疑问：

王廷赞仅任甘肃藩司，何以家计充裕？其中情节总未能深悉。 ^[3]

什么意思呢？王廷赞只是个布政使，怎么可能家里很有钱？其中肯定有一些隐情没弄清楚。

于是，乾隆就让阿桂和李侍尧对此暗中访查。在当时的高官里，阿桂踏实，李侍尧机灵，但都口风很严。派他们查案，再合适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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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品文官的补子，布政使在清代一 般是三品官，如果按照合法正常收 入，是出不起几十万两银子的

第二件，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乾隆帝南巡。浙江巡抚王亶望为取悦皇帝，添建房屋，张灯结彩，奢侈异常，花费甚巨。乾隆帝看到这些，觉得有些过分。本来标榜访查民情的南巡，让王亶望这么一接待，反倒成了公款旅游。

当然，乾隆帝知道王亶望这么做是在表忠心，所以没有发脾气，只是让他下不为例。而王亶望被吓着了，生怕龙颜不悦，对自己没好处。于是，他做出了一个“将功补过”的惊人决定：奏请捐出五十万两银子，用于修建海塘工程。

王亶望来浙江之前是甘肃布政使，王廷赞的前任。五十万两银子，购买力相当于今天的一亿元人民币，是布政使六十多年合法收入的总和。如果规规矩矩做官，到哪儿去弄这么多银子！

乾隆帝脑子有点乱：甘肃不是个穷省吗？怎么这些布政使都腰缠万贯啊？他们这些银子都是从哪儿弄来的呢？

第三件，按照乾隆帝的吩咐，和珅前往甘肃途中，要及时奏报所见所闻，作为朝廷决策的依据。和珅的密奏很快送到了御前，其中说道：“一入甘境，即遇阴雨。” ^[4] 一进入甘肃境内，就遭遇阴雨天气。

阿桂进了甘肃，也奏报说当地“雨势连绵滂沛，且至数日之久”。 ^[5] 连绵不绝的雨下得很大，大到士兵们没法挖掘战壕、修建工事。

照阿桂、和珅的说法，甘肃今年雨水充足。但前不久甘肃的官员还奏报当地闹旱灾，希望朝廷继续救济。乾隆帝纳闷了，到底该信谁的呢？他写下这样一段朱批：

何以从前俱以雨少被旱为词，岂有今年甘省雨独多之理？ ^[6]

意思是说，以前都说甘肃雨少干旱，唯独今年雨量很大，哪有这样的道理？

照理说，阿桂、和珅是去办军务的，没必要说假话；那么扯谎的只可能是甘肃官员了。那么，他们为什么要编瞎话呢？

官员不差钱，谎报天气，这些怪事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呢？乾隆帝觉得，三件看似不相干的事，背后肯定有某种联系。

突然，有两个字映入脑海，让他恍然大悟。

这两个字，就是“捐监”。

什么是“捐监”？“捐监”与这三件怪事又有什么关系呢？

二、朝廷新政蜕变为全省作假

明清两朝，国家最高学府是“国子监”。在国子监读书的学生，称为“监生”。只要当上了监生，就相当于一只脚踏进了官场。在当时，这是科举考试之外的另一条做官捷径。所以许多人都想当“监生”。

怎样才能成为监生呢？在清代，无外乎四种途径，一是考试录用，二是皇帝特许，三是高官子弟免试，四是捐资换取。那些考试不灵、“拼爹”不灵、沾不上皇恩的人，要想成为监生，就得捐钱捐物，就是“捐监”。清代的“捐监”始于顺治六年（1649年）。

说到“捐”这个字眼，人们很容易联想到“捐官”，也就是花钱买官。这不是个好现象。但在清代，“捐监”的确是个司空见惯的政策，而且有三大好处：

一是为地方官府筹集银两，拓展财源，弥补打仗、赈灾之需；

二是丰年开捐，收储粮食，可在荒年投放市场，救济灾民、平抑物价；

三是给有真才实学，但不擅长科举考试的人提供做官机会，延揽更多人才。

不过，跟考试相比，捐监不算“正途”，坏处更明显，包括三方面：

一是不讲公平。“捐监”就是花钱买文凭，相当于朝廷与民间的“权钱交易”。它破坏了科举考试的正常竞争秩序，对十年寒窗的读书人来说是不公平的。

二是不怀好意。“捐监”之人，有很多是不学无术之辈。他们抱着投机心理当上监生，谋得官职，再加倍搜刮，带走了更多的银子，留下的只是狼藉与骂名。

三是标准不同。“捐监”的标准不一。有时要求捐物，有时允许捐钱。无论钱物，一旦管理不善，使用不当，监督缺位，就会滋生腐败。

正是考虑到这些弊端，清廷多次下令叫停捐监。可是，当时的财政体制是中央集权，强干弱枝，朝廷有钱、地方缺钱。州县官任务重，经费少，实在吃不消，只好攫取灰色收入，弥补财政亏空。这种现象在当时的官场很普遍。捐监就是攫取灰色收入的途径之一。

如果叫停捐监，地方灰色收入就会锐减。一旦遇到天灾和战争，财力和储备不足，朝廷的救援又跟不上，那才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所以，捐监政策从来没有真正废止。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陕甘总督勒尔谨奏报说，甘肃地瘠民贫，存粮亏空；近年来粮食丰收，粮价下跌。他建议恢复捐监政策，这样可以逢低收购，充实仓储，稳定市场，备荒备战。乾隆帝同意了，但要求只收粮食，不能折成现银。

捐监事关全省财政、民政，因而这项工作就落到了时任布政使王亶望身上。

王亶望是江苏巡抚王师之子，算高官之后。混迹官场几十年，从一介知县做到浙江布政使，既靠“拼爹”和小聪明，更靠行贿送礼、巴结上级。王亶望是山西临汾人，继承了晋商传统，督办浙江海塘工程期间，账目算得很精。乾隆帝或许看重这一点，把他调到甘肃，主持捐监事务，希望他能把事办好。

到了甘肃，王亶望发现，这里虽然穷，但天高皇帝远。捐监事务漏洞多，从中牟利并不难。抱着“有钱不赚，过时不候”的心态，他做了三件事：

一是收权。捐监大权从各州县收归省城兰州。王亶望本人坐镇兰州，亲信蒋全迪又是兰州知府。这样，既可掌控捐监全局，又便于偷偷分赃和相互包庇。

二是折色。征收粮食，叫作“本色”；折成银两，就称为“折色”。朝廷要求“本色征收”，王亶望却私自改为按照当时的粮价“折色征收”。每个监生明码标价—六十两银子，相当于今天的一万两千元。

三是谎报。王亶望向朝廷谎报旱灾连年，骗取朝廷下拨捐监名额；谎称征收的粮食太多，原有粮库不够，要求朝廷拨款建新粮库。其实，新粮库根本没修，拨款全都落到了王亶望等人的腰包。

蒋全迪是安徽歙县人，有点徽商精于算计的特质。他给王亶望出了个主意：监生名额的分配，主要根据各州县灾情轻重。灾情虽然可由州县官自行填报，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但最终要以省里的认定为准，其实就是王亶望和蒋全迪大笔一挥。而这俩人认定灾情，全凭个人好恶。如果喜欢你，就把你县的灾情定得重一些，这样就会拨给更多的捐监指标，让你获得更多牟利机会。所以，州县官都得向他俩巴结送礼。

然而，想给这俩人送礼，不是件容易事。当时甘肃官场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

一千见面，两千便饭，三千射箭。

意思是说，送一千两银子，只能换得与王大人见一面；送两千两，王大人可以赏脸吃个饭；送三千两，王大人高兴了，会跟你一起拉拉弓，射射箭，娱乐一下，以示关系又近一层。

为了把礼金送到位，许多州县官都派出了“坐省长随”。这是一种新兴职业，就是州县官派出贴身随员，常驻兰州充当联络员，专门负责拉关系、交朋友、打探消息，甚至偷偷送礼。必要时，就把礼金装在酒坛或菜筐里，用泥巴封好，由这些“坐省长随”直接送进去。

一个以捐监为名上下勾结、相互利用的利益链条，就这样形成了。官员们得到的是真金白银，朝廷得到的只是一纸谎报。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王亶望升任浙江巡抚。63岁的宁夏道道员王廷赞出任甘肃布政使。王廷赞只是小吏出身，充其量算是“屌丝”。但他工作勤谨，才干突出，很快就脱颖而出，在甘肃官场摸爬滚打三十多年。

王廷赞曾经是个好官。平反冤狱，兴修水利，修建书院，政绩卓著，得到了同僚的夸赞和朝廷的嘉奖。可是，自从当上了布政使，或许对捐监的利益早已垂涎，或许想趁退休之前捞一笔。总之，王廷赞变了，变得贪婪了。

当上了布政使后，王廷赞不仅继续“折色征收”，而且继续杜撰灾情，骗取捐监名额和赈灾粮款。他还谎称各地收粮，需要给运费，骗取户部报销。其实，运费根本不存在，报销的银两都被他中饱私囊。

他们这么做，难道省里就没人敢管吗？勒尔谨作为王亶望和王廷赞的上司，深知捐监背后的利益。对于这俩人的作为，基本视而不见，充当了保护伞。这样一来，两位布政使前后相继，有恃无恐。甘肃全省大小官员，慑于权威，噤若寒蝉。甘肃按察使福宁主管全省监察工作，跟王亶望平级，竟然这样说：

通省如此，我一人亦断不能从中梗阻。 ^[7]

意思是说，全省都这样，我一人也不好阻挠。于是睁一眼眼闭一只眼，甚至参与分肥。

王亶望和王廷赞倒是摆出一副有钱大家赚的姿态，拉全省官员下水。州县官们见上司拉拢，便争先恐后，投奔孝敬，串通一气，嘴巴紧闭，行贿受贿，包庇下属，营私舞弊，参与分赃。全省官场已经烂透。

八年间，甘肃省总共捐出了二十七万多个监生名额，纳入官仓的粮食应该有一千两百万石。但实际上，粮食一颗也没有，银子却收了一千六百万两，相当于今天的三十二亿元，涉案金额之高可见一斑。

八年间，难道朝廷就没有察觉其中的弊端吗？难道就没人站出来揭露他们的嘴脸吗？

三、欺瞒朝廷维系八年骗局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王亶望呈上一份奏折，亮出了捐监政策出台半年来的成绩单：全省捐监生员一九〇一七人，收到监粮八十二万多石。

乾隆帝既对王亶望大加夸奖，又对这个数字表示怀疑。他绕开了王亶望，直接向勒尔谨提出了“不可解四”：

甘肃民贫地瘠，安得有二万人捐监？又安得有如许余粮？今半年已得八十二万，年复一年，经久陈旧，又将安用？即云每岁借给民间，何如留于闾阎，听其自为流转？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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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二京十八省地图。甘肃偏居西 北，王亶望、王廷赞等人认为“山高 皇帝远”，便可随意曲解朝廷善政， 将其转变为牟利工具

这四个问题，问到了点子上。甘肃省民贫地瘠，怎会半年内冒出近两万人捐监？这些人从哪儿搞来这么多余粮？半年就得了八十二万石粮食，年复一年，陈陈相因，粮食放变质了，还怎么吃啊？就算这些粮食每年都借给老百姓，为何不留在民间，自由调剂呢？

勒尔谨也是聪明人，担心骗局败露，就逐项回复道，八十二万石粮食不光是半年内征收的，其实开捐的时间更早。捐监的主要是外地商人，他们花钱买粮食，在甘肃就近交纳。比起甘肃粮仓五百一十九万石的额定存储量，这八十二万石还不算多。更重要的是，实行捐监以后，每年可为朝廷节省百万两拨款。 ^[9] 这样的解释，竟把老迈的乾隆帝糊弄过去了。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王亶望奏报甘肃省收捐情况。他说，捐监新政实施三年来，收到监粮六百多万石，约有十五万商民通过纳粮成为监生。在粮食连年短缺的甘肃，短期内聚集了这么多监粮，成绩伟大，而且完全归功于皇恩浩荡。乾隆帝龙颜大悦，但他还有些不放心，决定派人实地调查。选定的钦差大臣，是户部尚书袁守侗（1723—1783年）。

袁守侗出身大户人家，田产超过十万亩，店铺数以千计，遍及山东邹平老家到京城的官道两侧。生活从“不差钱”，自然也就两袖清风，不屑于受贿。他办事严谨，多次破获大案，有“袁青天”的美誉。他的仕途很顺，官至直隶总督，后来积劳成疾，死在任上，被追授“太子太保”。

袁守侗的清廉和勤勉，使朝廷相信他有能力搞清甘肃捐监的真相。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他以钦差大臣身份前往甘肃，盘查粮食存储情况。经过“逐一签量，按策核对”，得出“俱系实贮在仓，并无短缺”的结论。 ^[10] 乾隆帝的疑虑被打消了。

事实果真如此吗？

袁守侗只是抽样“签量”，测量面积仅有方圆数尺，没看到仓库全貌。而实际上，王廷赞做了手脚。应付检查的仓库，是用掺和糠土的木板一层层摞起，只在最上面铺放少许粮食。即便是这些粮食，也是从别的州县腾挪来的，真的“监粮”一颗也没有。袁守侗被骗了。

每每读到这件事，我都感慨良多。什么样的官是好官？品学兼优、清正廉洁固然重要，但接地气、办实事的能力更少不了。这方面显然是袁守侗的短板。

就这样，甘肃捐监的那些小秘密又瞒了下来。

俗话说，纸里包不住火。究竟要瞒到哪一天呢？和珅、阿桂和李侍尧又是怎样发现这一惊天大案的呢？

四、东窗事发导致人头落地

面对开篇提到的怪事，乾隆帝肯定会琢磨：怎样才能在短期内攒出这么多银子呢？想来想去，除了贪腐，别无他途。于是他断言：

因思甘肃收捐监粮，其中必有私收折色，多得平余情弊。 ^[11]

意思是说，甘肃捐监，肯定有私自征收银两，将多余银两中饱私囊的情况。

很快，阿桂和李侍尧就把暗访到的真相奏报上来，印证了乾隆的判断：仓库里没有监粮，历年来收的都是银两。乾隆帝终于明白：

该省地方官，竟以监粮一事，年年假报旱灾冒赈，作弊已属显然。 ^[12]

意思是说，甘肃省地方官借捐监为名，年年谎报旱灾，冒领赈灾粮款和捐监名额，明显就是作弊行为！

这场惊天骗局瞒了八年。自诩聪明的乾隆帝非常生气，决心“一查到底”。

第一步行动是抓捕勒尔谨，拆除捐监弊案的保护伞。勒尔谨很快就招供，承认甘肃捐监确实只收银两，而且直接交给兰州府。

第二步行动是就地抓捕王亶望、王廷赞和福宁。这三人很快就束手就擒。面对讯问，王亶望百般推脱，王廷赞避重就轻，倒是福宁为人老实，和盘托出案情。

第三步行动是查抄家产。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王亶望的家产出奇的殷实，到了什么程度呢？他名下的金银、珠宝、字画，加上在临汾的各类房屋一〇八所、土地一〇九五亩，以及高利贷和房租收入，价值高达三百万两，相当于今天的六亿元，远超合法所得，堪称天文数字。

面对自己的家产清单和同僚的口供，王亶望的心理防线终于崩溃。为求免死，他招供了。至此，甘肃冒赈捐监案真相大白，大概包括以下四个要点：

一是私自改征折色银两，而且层层加码；

二是虚报旱灾，骗取监生名额和赈灾粮款；

三是虚报征粮数量，骗取新建粮仓费用；

四是滥用捐监名额审批权，向州县官大肆索贿，放任其捏造灾情、克扣赈银。

随着审问的深入，涉案官员越来越多，达到一百零四人。《大清律》规定，贪污一千两就处死。阿桂和李侍尧据此圈定了一份六十六人的杀头名单。太平盛世里一下子杀掉这么多官员，朝廷的脸面何在？想到这儿，乾隆帝心软了，不再坚持“一查到底”，而是改为“法外施恩”。生死线定在了贪污两万两。这样，杀头的人数减少到了三十人，其中省级高官四人。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十月初二日清晨，其中十九人被押到兰州街市，当众斩首。人头滚滚，血流成河。王亶望、蒋全迪被砍头抄家，王廷赞被绞死，勒尔谨被赐自尽。维持八年的甘肃捐监事例，至此叫停。

剩下的七十四人贪污不满两万两，虽然暂时保住了性命，但顶戴没了，自由没了，一顿胖揍，发配边疆。他们当中的二十八人，后来还是被杀了头。

十几年后，乾隆帝退位，当了太上皇。一天，他读到国史馆进呈的《王师传》，不禁顿生怜悯之情。他觉得，王师在世时政绩卓著、清正廉明，其子王亶望虽然贪腐，但也不该罪及后代。王亶望的儿子这才结束流放，回到原籍。

五、盛世大案究竟谁是祸首

甘肃通省冒赈捐监案，是清朝前期牵涉官员最多、涉案金额最大、隐瞒时间最长的集团腐败案和连环案，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全省范围内的塌方式腐败，社会危害程度远远超过著名的和珅案。这起盛世大案，究竟谁是罪魁祸首？

是王亶望吗？他似乎算不上。

王亶望等人之所以逍遥法外多年，既得益于下属巴结、同僚串通、上级庇护和他本人的小聪明，更离不开远在北京的更强后台—首席军机大臣于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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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敏中（1714—1780年），字叔 子，号耐圃，江苏金坛人，乾隆 二年（1737年）殿试状元，官至 文华殿大学士兼军机大臣，乾隆 朝担任内阁首辅时间最久的汉族 大臣，并担任四库全书馆正总裁

于敏中生前权倾朝野，地位不亚于此后的和珅。当初是户部奏请恢复甘肃的捐监，而主管户部的大学士，正是于敏中。就在甘肃捐监案发前两年，于敏中病死。后来，乾隆帝找借口抄了他的家，发现其家产多达两百万两银子（相当于今天的四亿元）。其中有不少就来自王亶望的行贿。当然，于敏中已死，逃脱了国法的制裁，乾隆帝不再深究，这也让许多受贿京官暗自松了口气。

难道罪魁祸首就是于敏中吗？好像也不准确。

我们不能把问题单纯地归结到一两个人身上，而要全面客观地判断，更多地关注乾隆后期畸形的政治经济体制。对于这起案件，我觉得有三点启示值得回味。

一是管好一把手，意义很重要。有句俗话叫“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说明带好队伍、搞好单位，一把手责无旁贷。清朝前期，君主专制制度强化，地方总督、巡抚的权力膨胀，甚至一手遮天。王亶望和蒋全迪能力很强，王廷赞曾是好官，勒尔谨是皇帝的宠臣，而且都是所在地区和分管领域的一把手。可他们都背弃了传统道德和做官箴言，走上了贪腐的不归路，不仅自己身败名裂，而且带坏了全省官场的风气。因此，加强对一把手的权力监督，真正发挥其正面引领作用，确实很重要。

二是抓贪官不能只靠皇帝。这起案子瞒了很久，最后还是乾隆帝本人揭开了盖子。皇帝不是神仙，百密终有一疏。更何况，乾隆帝并非“完人”。他很贪财，爱虚荣，乐于收取官员进贡，充实内务府的银库，满足皇室的浩大开销。王亶望和王廷赞主动捐献银子，就是为了满足皇帝的这点爱好。所以，治理官员贪腐，不能只寄希望于大人物的权威，而要建立健全科学、完备、长效的制度来管人，让人们不敢犯错，不愿犯错，不能犯错。

三是要用改革来克服顽疾，推动发展。甘肃不少知县的涉案金额只有几千两。他们这么做，虽然有贪财好利的一面，但也有难言之隐。雍正时期，明确知县的年薪一二千两白银，大致相当于五十至一百万元人民币。貌似很多，但这些钱不但要养活一家人，还要支付师爷的薪水和衙门的办公费，甚至打点上级，并不算宽裕。整个十八世纪，中国的物价总水平涨了三倍，但地方官的薪水基本没变，随着物价上涨，越发捉襟见肘。这就使得有人难免心生邪念，拿了不该拿的银子，从而触犯国法。这起案件中，一些只贪了几千两银子的知县，就属于此类情况。如果朝廷能够正视这一现实，改革财政体制，调节官员薪水，使之与物价涨幅和社会承受能力保持协调，就有可能引导一部分官员在利益诱惑面前收手。高薪未必养廉，低薪也不是办法。只有与时俱进，通过改革去克服体制顽疾，才能推动社会不断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

【知识链接】

案中案：陈辉祖监守自盗案

甘肃通省冒赈捐监案真相大白，乾隆震怒，下令查抄王亶望在浙江的家产。这项工作就落到了当地父母官闽浙总督陈辉祖的头上了。

陈辉祖也是官宦子弟，两广总督陈大受的儿子，没考过科举，靠着老爹的关照，从荫生起步，历任户部员外郎、户部郎中、军机处行走，而后外放知府、布政使、巡抚、总督，成为封疆大吏。可以说久经历练，官场经验丰富。

在查抄王亶望家产的时候，陈辉祖惊呼精美玉器、上好金器、名贵字画多如牛毛，贪心顿起。他觉得，自己就算从中抽取几件，据为己有，偷天换日，也神不知鬼不觉，没人知道。可是，他瞒得了别人，却瞒不住更在乎钱财的乾隆皇帝。

乾隆收到查抄清单后，并没有大笔一挥，批准了事，而是细细审读，发现自己赐给王亶望的一些珍宝不在其中。究竟去哪儿了呢？他就派人访查，最终发现是陈辉祖监守自盗。

乾隆帝原本对陈辉祖信任有加，但这回彻底伤透了心。用一个贪官去查另一个贪官，这简直成了天大的笑话。他不禁感慨：“朕又将何以用人！尚复何人可以信任乎！”那意思是说，我以后还怎么用人！还有什么人值得信任呢！

乾隆看到贪官“前赴后继”，非常伤感，对大学士阿桂说：“辉祖罪固无可逭，然与亶望较，终不同。传云：‘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辉祖盗臣耳。亦命改（绞）监候。”后来，乾隆对陈辉祖说：“你不值得朕杀你。”陈辉祖很知趣，就自尽了。

乾隆帝戎装图

陈辉祖被治罪，其实还不只因监守自盗。他的四弟陈严祖，在甘肃当知县，卷入了甘肃通省冒赈捐监案，贪污四千八百两银子。陈辉祖也被株连，降三品顶戴留任，罚交议罪银三万两。或许陈辉祖凑这笔钱有难度，才借抄家中饱私囊。同时，陈辉祖在浙江、福建政绩不佳，“两省庶政皆废弛贻误”，在湖广总督任上搞的吏治糟糕，遗留问题众多，这些也成为陈辉祖被赐自尽的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清高宗实录》，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影印。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第二册《甘肃捐监冒赈案》，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

翟清福：《中国历代整肃官吏史料通编》（一九），香港：蝠池书院出版有限公司，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