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案探秘——杨乃武与小白菜之谜



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是晚清四大奇案 ^[01] 之首，案情曲折，家喻户晓。然而，案件真相究竟是什么？杨乃武和小白菜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他俩到底是不是杀人凶犯？案件背后又隐藏着晚清政坛和社会的哪些玄机呢？

今天，由我为大家揭开“杨乃武与小白菜之谜”。

杨乃武和小白菜，是两个家喻户晓的名字。在他们身上发生的传奇，曾两度拍成电视剧，为观众朋友们所熟知。那么，电视剧里的情节有几分真实，几分虚构？案件的真相是什么？一个普通的民间命案，为何能审理四年，闹得举国皆知，甚至惊动了慈禧太后呢？

一、案发蹊跷

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资料馆蜡像（该馆位于杭州市余杭区，是老余杭风情园的一部分，馆内收藏了与此案有关的清代档案和珍贵实物的资料????

同治十二年（1873年）十月初七，浙江余杭县仓前镇葛村，有个叫葛品连的小伙子，突然浑身不适，身体时冷时热，呕吐不止。妻子葛毕氏熬中药、请大夫，忙得焦头烂额。两天后，葛品连竟口吐白沫，气绝身亡！

操办后事时，葛品连的母亲发现葛品连的遗体脸色发青，口鼻出血，怀疑他是中毒而死，便写了状纸，请官府前来查一查。

知县刘锡彤看完状纸，准备动身，正巧有个名叫陈竹山的秀才登门给他看病。俩人平日里很熟，就聊起一会儿去验尸的事。没想到，陈竹山讲了一段“羊吃白菜”的故事，令刘知县大吃一惊！那么，“羊吃白菜”是怎么回事呢？

“白菜”，指的就是葛毕氏，这桩奇案的主人公—小白菜。她这个绰号，纯粹是因为她容貌清秀，常穿白上衣、绿围裙，被当地人起的。

小白菜的丈夫葛品连，是余杭县一家豆腐店的帮工。他经常夜间工作，便住在店里。跟小白菜结婚后，葛品连就租了两间房。房东名叫杨乃武，本县举人，就是“羊吃白菜”的“羊”。

“羊”怎么会吃“白菜”呢？据说，葛品连发现杨乃武和小白菜经常一起吃饭，怀疑他们有奸情，就趁夜回家，躲在屋檐下偷听。可只是发现小白菜饭做多了吃不完，就给杨乃武送去一起吃；顺便请杨乃武教她识字，杨乃武为表感谢，也会悉心教她。看起来没什么奸情啊。葛品连满腹狐疑，就告诉了自己的母亲，老太太断定俩人暧昧，便满嘴“跑火车”，到处说闲话，搞得街谈巷议，满城风雨。

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资料馆蜡像（该馆位于杭州市余杭区，是老余杭风情园的一部分，馆内收藏了与此案有关的清代档案和珍贵实物的资料）

租过房子的朋友或许都会觉得，房东和房客互相帮衬，本在情理之中。可是，在封建时代，男女授受不亲。何况杨乃武的妻子刚刚去世，小白菜也经常在家独居，两人接触过多，自然会遭人议论。

杨乃武是个好面子的人，听不得闲言碎语。为了证明清白，决定增加租金，逼葛品连两口子搬走。而葛品连觉得被人戴了绿帽子，心情不好，生了场大病。

有人会问，葛品连得了什么病？根据文献记载，他长期上夜班，黑白颠倒，加上生气，导致免疫力持续下降，可能得了急性流感或伤寒。这病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不太容易治愈。因此，我要奉劝大家，为了保持身体健康，尽量不要熬夜。

虽说“羊吃白菜”是子虚乌有，但被炒作得有模有样。这给刘知县的第一印象就是：跟《水浒传》里西门庆和潘金莲合伙谋杀武大郎的情节如出一辙。带着这样的印象，他和仵作（法医）沈祥前去验尸。

沈祥是个新手，把口鼻流血误认为七窍流血。他把银针探进死者的喉咙，拔出后确实看到了青黑色。根据一般经验，如果用皂角水反复冲洗银针，青黑色仍然不褪，就可以断定此人是中毒而死。可是，沈祥把这道工序给忘了，一看有青黑色，就判定是中毒。这样的判断，让刘锡彤相信，自己的第一印象是正确的。于是，他下令将小白菜押回县衙审问。

那么，刘知县的印象是否合情合理呢？等待小白菜的将是怎样的命运呢？

二、糊涂断案

公堂之上，刘锡彤问小白菜为何毒杀亲夫，毒药从哪儿弄来，小白菜概不承认。

刘知县见审不出什么，又感到有点疲惫，便将她投入大牢，次日再审。

这天夜里，有人买通狱卒，溜进监狱，径直走进小白菜的牢房，悄悄地问道：“刘子瀚跟你的事，你招了没？”这人是谁？刘子瀚是谁？刘子瀚和小白菜之间发生了什么事？

这人名叫阮桂金，是刘子瀚的哥们儿。刘子瀚不是旁人，正是知县刘锡彤的儿子。关于刘子瀚和小白菜的交集，《清稗类钞》是这样记载的：

邑令刘锡彤有子逾冠， 闻其名，一日遇诸途，尾随之，密以意示衙役，使谋之，久之通焉。 ^[1]

刘子瀚听说小白菜有姿色，路上偶遇，色心顿起，就尾随其后，知道她的住处后，便指使手下衙役配合他去勾引。不管小白菜是真心还是被迫，刘子瀚得手了。俩人之间发生的，就是这个事。

阮桂金问完，小白菜白了他一眼，说道：“他有脸做，我可没脸说。”

“没说就好。”阮桂金脸色一沉道，“你只要招认是杨乃武给了毒药，让你毒死葛品连，你的小命就可保住。”

小白菜说：“这不是害杨乃武吗？”

阮桂金压低嗓音说：“你不照办，那就永远别想离开这里！”说罢扬长而去。

次日一早，刘锡彤升堂，继续审讯小白菜。跟前日一样，小白菜依旧否认所有指控。刘知县再也耐不住性子，便动用了酷刑。奄奄一息的小白菜只好承认，是杨乃武与她合谋毒杀了葛品连。

这正是刘锡彤想要的。他马上下令，传杨乃武到庭。

有人会问，这刘知县父子俩为什么非要跟杨乃武过不去呢？

杨乃武跟刘锡彤的过节，有两种说法：

一是撞船。余杭县有座石拱桥，两个桥洞左右行船，互不干扰。刘锡彤迷信八卦，乘船出行时非要逆行穿越桥洞，险些跟正向行驶的小船撞上。而这小船上的乘客就是杨乃武。刘知县新官上任，丢了面子，当然不爽，就打算借葛品连命案公报私仇。 ^[2]

二是告状。刘锡彤曾任余杭县税官，贪得无厌，敲诈商民。杨乃武决心“修理”他一次。县城修桥，杨乃武奉命到省城采购材料，押船返回时刘锡彤依旧索要税银。其实，杨乃武携有官府开具的免税公文，但他没有出示，而是借口回去取钱，脱身返回杭州。半路上，他把那份公文一撕两半。到了杭州，他直接去找知府大人告状，说刘锡彤扣船敲诈，强抢公文。知府大人是杨乃武的老师，闻讯大怒，将刘锡彤革职拿问。事后，刘锡彤获悉原委，恨得咬牙切齿 ^[3] 。

刘子瀚跟杨乃武的过节则绕不开小白菜。《清稗类钞》记载，刘子瀚听说“羊吃白菜”的传言，觉得杨乃武让自己独占小白菜的打算落了空，便决心陷害杨乃武。

公堂之上，杨乃武否认了全部指控。刘锡彤知道，杨乃武的护身符就是举人头衔。有这个头衔，便不能动刑。于是，他上报朝廷，指控杨乃武有罪，奏请革除杨乃武的举人头衔。还没等朝廷下文，他就先行剥夺了杨乃武的举人头衔，随后大刑伺候。刘锡彤还让小白菜和杨乃武当庭对质。小白菜当着杨乃武的面，再次违心地承认两人有染，合谋毒杀亲夫。杨乃武受尽酷刑，无话可说，被迫招认了通奸和谋杀的罪名。

两人都招了，刘锡彤很满意。他立即向杭州府呈报公文，准备定两人死罪。

对于这起命案，杭州府将怎样审理？杨乃武和小白菜将面临怎样的命运呢？

三、曲折往复

此时的杭州知府，不再是杨乃武的老师，而是换成了陈鲁。看了刘锡彤报来的材料，他觉得证据不足，不能定死罪。刘锡彤在官场厮混多年，生怕杨乃武和小白菜当庭翻供，让自己难堪，便专程拜会知府大人，送上银两，陈鲁拿人手短，心领神会。

杨乃武和小白菜被押到杭州，在府衙过堂的经历跟在余杭县差不多，都是“喊冤——挨骂——惨遭毒打”的过程。唯一的区别，是陈知府问杨乃武毒药从哪儿买的。陈鲁的如意算盘是，既要维持原判，对得起刘锡彤送的银子，又要有所突破，显得自己技高一筹。搞清毒药的来源，那这两个目的就都达到了。

杨乃武不想再挨打，只好胡编了一句：“毒药是我在仓前镇爱仁堂药店买的，老板叫钱宝生。”他说完这话就昏过去了。陈鲁认为，只要钱宝生出来做证，杨乃武、小白菜的死罪就算是坐实了。于是，他让刘锡彤去找钱宝生。

其实，爱仁堂药店老板根本不是什么“钱宝生”，此人真名叫钱坦，根本没卖过砒霜，当然不乐意做伪证，但他又不敢得罪知县老爷，所以很为难。受刘知县委托的乡绅去找钱坦并向他保证：“你只管做证，出了事有知县大人顶着，事成之后还会有赏银。再说了，杨乃武已经招认在你药店里买过砒霜，你不做证的话就会被认为是有意隐瞒，届时可要吃不了兜着走！”钱坦吓坏了，只好同意做证。当然，是做伪证，证明杨乃武在他药店里买过砒霜。

有了钱宝生的证词，再加上杨乃武和小白菜的供词，陈鲁正式宣判：杨乃武斩立决，小白菜凌迟处死。不过，按照清朝的法律，核准死刑的程序很复杂，知府大人只能宣判，无权立即执行，必须向上级报批。

杨乃武被捕，最担惊受怕的莫过于他的姐姐杨菊贞。她相信杨乃武是被冤枉的。面对几乎铁定的结局，这个弱女子没有屈服。哪怕只有一丝希望，她都要争取。既然杭州府和余杭县求告无门，她就到省城向巡抚大人喊冤。浙江巡抚杨昌濬接到了这起案件的卷宗，决定派个候补知县再做调查。

巡抚派来的这个候补知县一到余杭，就受到了刘锡彤的盛情款待，连吃带拿。得了好处自然投桃报李，回到杭州后他就报告说没有冤情。既然如此，杨昌濬也没有深究，宣布罪名成立，维持原判，上报朝廷。

杨菊贞等来的，不是青天大老爷，而是晴天霹雳。她双腿一软，瘫倒在地。既然救不成了，起码得见弟弟最后一面啊！想到这里，她给牢头塞了银子，换来了宝贵的探视机会。姐弟相见，泪如雨下。哭着哭着，她就琢磨：难道天下就没有讲理的地方吗？她让弟弟写份自诉状，自己带到京城告状。杨乃武本已心灰意冷，不希望姐姐再去冒险。然而，看到姐姐一再坚持，他只好硬着头皮写了自诉状，讲述了自己如何被诬陷，如何被屈打成招的经过。

那么，杨菊贞进京告状，能告赢吗？

四、惊动朝廷

清代老百姓进京告状，被称为“京控”。那时没有信访局这类单位，而是由各个衙门自行接访。杨菊贞把状子递到了刑部和都察院。不久，朝廷传旨：此案发回重审。

朝廷这个决定，给杨乃武和小白菜带来了一线生机。他俩知道，这是求生的唯一机会，必须豁出去了！复审仍是由杨昌濬主持，但他俩不仅当庭翻供，而且揭露了刘氏父子的恶行。小白菜还爆料：刘锡彤的儿子刘子瀚，曾经多次强奸她！

如此戏剧性的变化令杨昌濬始料未及。若就此上报朝廷，不仅他丢了面子，而且也没法收场。他决定把案子搁置不报。

杨菊贞一看没了动静，判断巡抚大人可能在捣鬼。于是，她决定再进京告状。临行前，她再次打点牢头，混进监狱，见到杨乃武，问他在京城和省城有没有熟人。杨乃武眼珠子一转，想起三个熟人：

其一，名叫汪树屏，跟杨乃武同科中举，很讲义气，其兄长汪树棠就是京官。

其二，名叫夏缙川，仗义疏财。他只是一介平民，但他的堂哥夏同善，可是朝廷的翰林院编修，也在京城任职。

其三，名叫吴以同，在胡庆余堂任职。而这胡庆余堂的老板，正是大名鼎鼎的红顶商人胡雪岩。

很明显，杨乃武既有官场人脉，又有商界人缘。关键时刻，他的这些朋友能管用吗？

杨乃武让姐姐先去找这三个人，再把自诉状发给在京同乡，求得更多支持。

杨乃武的想法奏效了。汪树屏看了自诉状，马上提笔给哥哥写信，然后联系了多位同科举人，联名向都察院控告浙江官员严刑逼供、草菅人命。夏缙川也给堂哥夏同善写了书信，吴以同还把杨菊贞引荐给胡雪岩。这位红顶商人听完其讲述，深表同情，马上拿出纹银二百两，作为杨菊贞进京的盘缠。

我们不得不佩服杨菊贞，这个农村妇女用自己的坚强意志和不懈努力，正一点点扳回危局。我们不得不为杨乃武感到庆幸，正是他的举人头衔，及其带来的社会资源救了他自己。看来，“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这话确实有道理。

杨菊贞成功了，收获之大令她意想不到。案情惊动了慈禧太后，激怒了一些正直的浙江籍京官。有御史弹劾杨昌濬审案马虎、居心不良。慈禧太后看到弹劾奏章后，决定让浙江学政胡瑞澜前去复审。可是，胡瑞澜不愿得罪自己的上司杨昌濬，便复奏朝廷，认为应当维持原判。很快，又有御史上书弹劾，说胡瑞澜和杨昌濬没把案情搞清楚就匆忙结案，太不负责，建议刑部亲自复审。

孝钦贤皇后像（图为慈禧人到中年的姿态）????

慈禧连收两份弹劾奏章，当然不高兴。就在这时，汪树棠等十八位浙江籍京官联名向刑部和都察院呈递的控状，又恰好转呈到她手里。控状指责杨昌濬罗织罪名，草菅人命，上下其手，欺瞒朝廷，建议由刑部主持重审此案，以解天下之疑。

杨乃武和小白菜的性命，慈禧是不会放在眼里的。可是，“上下其手，欺瞒朝廷”，却说到了慈禧的痛处。

大家知道，慈禧是个权力欲很强的女人。咸丰死后，她先是联合恭亲王奕和慈安太后，发动辛酉政变，诛杀了肃顺等权臣，开始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接着，又设圈套收拾了恭亲王奕，实现了大权独揽。虽然在朝廷里说一不二，但对于地方实力派，她还是颇为忌惮。这头号地方实力派，就是湘军集团。

这个靠镇压太平天国起家的军事政治集团，这些年持续膨胀。同治十一年（1872年），曾国藩去世，但湘军集团依然控制着江浙等省的要缺。慈禧担心大权旁落，担心地方实力派尾大不掉，所以一直在找机会削弱湘军集团。浙江巡抚杨昌濬就是湘军集团的重要成员。为了清洗浙江官场，这个案子她管定了。

慈禧当即传旨，由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署理刑部侍郎，重审此案。

翁同龢是晚清重臣，知名度很高。他调阅卷宗后，找出三处重要疑点：

第一，卷宗上写葛品连娶小白菜，花了六十银元，这些钱足够穷人家维持好几年的口粮。一个豆腐店伙计，家境不会富裕，怎么可能有这么多钱？

第二，关于购买砒霜的时间，杨乃武向陈鲁招供是十月初三，向胡瑞澜招供是十月初二，到底是哪天？如果前后说法不一致，为什么不把卖砒霜的钱宝生叫来当庭对质呢？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钱宝生（钱坦）死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慈禧太后与公使夫人合影

第三，小白菜翻供时，曾提到刘子瀚这个人，胡瑞澜复审时为何不找他问话？

他把这些疑点摆在台面，开会研究。同僚们一致认为，翁同龢分析得很有道理，杨乃武与小白菜很可能被冤枉了。于是，刑部草拟了一份奏折，把案件疑点统统摆了出来，呈送给慈禧太后。

慈禧读罢奏折，传旨把所有人犯、人证和审案官员都押送刑部，接受审讯。

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惊动了太后老佛爷，这是杨昌濬、陈鲁和刘锡彤万万没想到的。既然太后已经降旨，杨昌濬也只好硬着头皮把涉案人员分批送往京城。

五、迟到的正义

刑部这次大审轰动京城。翁同龢坐镇幕后，刑部浙江司郎中刚毅主持此次审讯。刚毅升堂后，没有训斥，没有吓唬，语气沉稳，讯问有条有理，这让杨乃武和小白菜看到了翻案的希望。于是，两人声泪俱下，讲述了案情真相。

接下来要审问的是仵作沈祥。或许是被刑部公堂的气氛吓着了，他承认看到葛品连口鼻出血，就误认为是砒霜中毒导致的七窍流血。沈祥话音未落，余杭知县刘锡彤在陪审席上坐不住了，大喝一声：“胡说！”接着他径直走去，打算对沈祥开揍。可是他忘记了，这不是余杭县衙，而是刑部大堂。他的反常举动，招致刚毅的厉声怒喝：“小小七品芝麻官，竟敢咆哮刑部公堂，分明是藐视朝廷！”

刘锡彤也毫不客气：“刚大人，我这是纠正仵作的胡言乱语。再说，我是奉旨陪审，不是奉旨受审，请您尊重点。”

刚毅冷冷一笑：“仵作是不是胡说，过几天开棺验尸即见分晓。你在本案中的表现，待本官查明真相，奏报朝廷后，再来问罪！”这话让刘锡彤的心跳骤然加快。看来，刚毅这是要玩真的了。

光绪二年（1876年）十二月初五，葛品连的棺椁贴着封条运抵京城。四天后，刑部尚书桑春荣主持开棺验尸。棺椁打开的那一刻，只见葛品连尸骨皆白，牙齿喉骨也呈黄白色，没有中毒发黑的迹象。桑春荣由此断定：葛品连不是中毒而死。

这样的结论令在旁观看的刘锡彤差点背过气去。事后，他赶紧去找浙江巡抚杨昌濬想辙。杨昌濬想了一圈，就去找进京述职的四川总督丁宝桢帮忙。丁宝桢不仅是“宫保鸡丁”的发明者，更曾在山东巡抚任上杀了慈禧的亲信太监安德海，吃饭工作都有名气。不过，这次，丁宝桢上当了。杨昌濬先是陈说案情和开棺验尸的情况，又强调一旦翻案，会有许多官员革职甚至掉脑袋，这不就天下大乱了吗？丁宝桢觉得有理，就去拜会桑春荣，问问情况。

第二天，他见到桑春荣，就劈头盖脸问道：“葛品连都死了三年了，毒消骨白，开棺验尸能证明什么？如果据此翻案，多少官员将会被革职拿问，还有谁敢再当地方官呢？如此这般，您在刑部还能坐得安稳吗？”

桑春荣不愿得罪人，只是挂着笑脸，洗耳恭听。倒是坐在旁边的一个六品小官抱拳作揖道：“请丁大人息怒，下官有一事不明，不知可否赐教？”

“说吧。”丁宝桢没好气地说。

“丁大人认为人死三年，毒消骨白，请问这说法是猜的，还是传世文献讲过的？”

“这是常识，还用引经据典吗？”

“下官只知先贤文献记载，毒死之后骨髓发黑，即便尸体腐烂，骨头的颜色也不改。不知是先贤的文献可信，还是丁大人的猜测可信呢 ^[4] ？”

丁宝桢听完，才意识到小瞧了这个六品官，倍感尴尬，只得以“尽信书不如无书”来搪塞。最后，还是桑春荣出面打圆场才解了围。丁宝桢事后才知，这个六品小官正是翁同龢的侄子翁曾桂，就在刑部供职，真是“强将手下无弱兵”。

丁宝桢碰了一鼻子灰，再也不插嘴了。翁同龢将审案经过写成奏折，上报朝廷。慈禧太后做出最后裁决：杨乃武、小白菜无罪释放；余杭知县刘锡彤革职充军，发配黑龙江；杨昌濬、陈鲁、胡瑞兰革职拿问。

杨昌濬是湘军将领，将他罢免，无疑对湘军集团在浙江官场的影响力，是不小的打击。而继任浙江巡抚的梅启照，就不属于湘军集团。

刘锡彤的儿子刘子瀚畏罪自杀，而刘锡彤还没出发也死了。刚毅审案有功，受到朝廷嘉奖，开启了升官的通途。

虽然沉冤昭雪，但在封建社会，一旦清白的名誉被毁，便很难恢复。杨乃武只好重操旧业，以养蚕为生，培养出名叫“风采牡丹”的蚕种品牌；小白菜看破红尘，出家为尼。值得欣慰的是，他俩都得以善终。

六、影响深远

故事讲完了，但案件的社会影响犹存，主要分为三方面：

第一，朝廷收回了死刑裁决权。

清代中叶刑罚之抓捕（图片摘自梅森编著并于1801年在英国出版的《中国刑罚》）

为了避免地方督抚坐大，清廷曾采取多种制约措施，死刑复核制度就是其中之一。地方官判罪犯死刑，必须呈报刑部复核，由朝廷终审。这一方面是对死刑犯的性命负责，尽量避免错杀；另一方面也是皇权高于一切的体现。可是，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朝廷镇压不力，只好放任地方自保。在战争环境中，死刑难以及时上报复核，只好由地方督抚拍板。这样，死刑复核成了一纸空文，“就地正法”的案例越来越多。通过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慈禧太后越来越意识到，如果任由地方督抚专擅大权，“长外省草菅人命之风，其患犹浅；启疆臣欺罔朝廷之渐，其罪实大” ^[5] 。朝廷关心的，不是老百姓的生死，不是案件是否冤枉，而是担心地方继续坐大，皇权继续旁落。慈禧要扭转的，正是这种局面。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给慈禧提供了这样的机会。

清代中叶刑罚之刑讯（图片摘自梅森编著并于1801年在英国出版的《中国刑罚》）

清代中叶刑罚之杖责（图片摘自梅森编著并于1801年在英国出版的《中国刑罚》）

第二，士绅阶层的崛起。

杨乃武的同科举人汪树屏，发动同科举人们联名写状纸，要求复审；其兄长汪树棠联络浙江籍京官奔走斡旋。这俩人的努力为案件的平反起了重要作用。可以说，杨乃武用自己的举人头衔，动员了一切社会资源，最终救了自己。而在那个时代，举人不同于普通老百姓，他们属于士绅阶层，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特权。在这起案件中，他们用自己的努力讨回了公道，最大限度施展了话语权。

清代中叶刑罚之刖刑（图片摘自梅森编著并于1801年在英国出版的《中国刑罚》）

清代中叶刑罚之刖刑（图片摘自梅森编著并于1801年在英国出版的《中国刑罚》）

清代中叶刑罚之刖刑（图片摘自梅森编著并于1801年在英国出版的《中国刑罚》）

第三，平面媒体的崛起。

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之所以震惊全国，举世瞩目，跟当时新闻传播工具的利用分不开。1872年4月，《申报》在上海创刊。一年后，就发生了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申报》深度介入该案，进行了长达三年多的跟踪报道，内容客观公正，以案说法，为弱者辩护，揭露刑讯逼供和司法黑幕，吸引了公众的眼球，推动了冤案的成功平反。

【知识链接】

京 控

清代官民如遇冤屈，经地方最高级别官府审判，仍无法解决，可进京向都察院、步军统领衙门等机构控告。这种情况称为“京控”，就是俗称的“告御状”。

中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在清朝发展到了顶峰。皇帝不希望臣民有强烈的自我维权意识，遇到哪怕一丁点儿不爽之事就去打官司。《易经》就有“讼则终凶”的说法。因此，作为皇帝代言人的各级官府，虽然以断案为主要业务，但对打官司还是比较反感的，往往会做出“息讼”“压讼”的事情来。

不过，清朝前期特别是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皇帝标榜自己是千古一帝，出于巩固统治、粉饰盛世的考虑，要向全体臣民展现自己公正无私、察纳雅言的形象，是天下最大的“青天大老爷”。对于频繁发生的社会问题，皇帝大多会把责任推卸给各级官员，让老百姓有个盼头，认为天下总还是有说理的地方。于是，清朝皇帝就开辟了“京控”的渠道，允许臣民“来京告状”，并作为一项“德政”加以宣扬。对于老百姓来说，“京控”是在面对棘手难题和冤情，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寻求最高统治者帮助的最后出路。

此外，“京控”也是中央政府加强对地方控制，皇帝加强对各级官员控制的一种方式。皇帝通过“告御状”的老百姓，了解到地方社会的许多真实情况，便于他做出贴近实际需要的决策。

从这些情况来看，“京控”的主导权在皇帝手里。他可以根据自己的政治需要，将这个渠道开放或关闭。一般情况下，新皇帝继位后，为彰显自己求贤若渴的政治形象，也出于“兼听则明”的考虑，他会鼓励百姓“京控”，甚至亲自调阅相关卷宗，以便借此由头革除弊政，迅速建立属于自己的政绩。

如此，“京控”便成为中央和地方之间矛盾的具体体现。中央志在彰显“政平讼理”，地方则是竭力“劝民息讼”。至于老百姓的合法权益是否真的得到了维护，统治者主要不是从依法办事的角度，而是从平衡统治集团各方利益的角度来考虑。中央政府事务繁杂，不见得每个“京控”案都能得到及时公正的处理。地方官府为了保住顶戴花翎和既得利益，不惜用“截拿”的办法“息讼”。有些官府甚至还豢养打手，专门殴打“京控”百姓；有些官府跨省勾结，相互配合，截拿“京控”百姓。

对于清代的法制建设而言，“京控”制度是一项重要的纠错机制，它不能取代既有的司法诉讼制度，但起到了一定的补充作用。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就通过“京控”得以洗清冤屈，平反昭雪。然而，由于清朝中央政府日趋腐败，加上步入近代以来新生事物越来越多，应接不暇，“京控”案件的纠错率越来越低。一起“京控”案，少则两三年，多则十几年，才能审结，还有些案件直至清朝灭亡也没能结案，甚至出现多年来没有一桩“京控”案得到平反的情况。

“京控”制度，只能解决一部分个案，却无法根治清朝审判制度的种种弊端。面对强势的特权阶层，弱势群体的身份劣势，很难通过“京控”的司法实践得到弥补。中央政府无法通过“京控”制度改善吏治，解决社会问题，实现真正意义的“依法治国”。清朝灭亡后，随着效仿西方的新型司法体制的建立，“京控”制度也就走到了终点。

参考文献

汪半山：《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件真相》，北京：群众出版社，1986年。

王策来：《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真情披露》，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

徐珂：《清稗类钞》，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