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案探秘——康熙闭关之谜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兴盛了几十年的南洋贸易突然被朝廷叫停。康熙皇帝宣布，禁止中国人到东南亚做生意。这道禁令的负面影响之一，就是摧毁了一支大型远洋商船队，使中国走向蓝海的梦想在清前期完全破灭。这究竟是怎么引起的呢？康熙这次闭关，跟乾隆中叶的闭关有什么不同呢？

江苏巡抚张伯行号称“天下清官第一”，但处理南洋贸易这件事办得非常被动，甚至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请随我一起揭开“康熙闭关之谜”。

在清朝历史上，先后出现过三支强大的船队。第一支是施琅统率的福建水师，曾经在统一台湾的战争中立下头功。第二支，或许大家比较陌生，是大商人张元隆麾下的商船队。第三支是北洋舰队，一度成为亚洲最大的海军舰队。第一支和第三支大家都很熟悉，都是官府供养的军队。

我们的故事，就从商人张元隆和他这支神秘的商船队讲起。

一、船老大和他的大洋之梦

张元隆是上海人。文献里留下了两段他的背景资料：

声名甚著，家拥厚资，东西两洋，南北各省，倾财结纳……党援甚众 ^[1] 。

马戛尔访华尼使团的清朝社会见闻：乾隆末年中国沿海的商船 （图片摘自随团英国画家威廉·亚历山大所著，于1814年出版 的《中国人的服饰和习俗图鉴》）

……

立意要造洋船百艘，以百家姓为号……往来东西二洋及关东等处 ^[2] 。

这两段文献给我们提供了关于张元隆的四个重要信息：

一是财大气粗，名气大、影响远；

二是广交朋友，朋友遍布国内各省和海外各地；

三是船队庞大，号称要造一百艘大海船；

四是触角很长，贸易范围伸向东西二洋和“关东”地区。

什么是“东西二洋”？有人认为，东洋就是日本，西洋就是郑和到过的印度洋，甚至欧洲。这个解释是错的。

明末以来，中国的海外贸易对象主要是东南亚，即“南洋地区”。这个地区国家比较多，为了便于辨识和管理，朝廷就以文莱为界，将南洋地区切割为东洋和西洋。所以准确地说，东洋主要是指今天的菲律宾、马来西亚东部、印度尼西亚东部、文莱；西洋主要是指中南半岛上的越南、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西部、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西部等。

什么是“关东”？“关东”不是指山海关以东的东北地区。当时，东北作为清朝的龙兴之地，是被封禁的，不让内地人过去。直到清朝末年开放封禁，才有了“闯关东”的说法。所以，张元隆不可能把船开到东北，也找不到生意对象。

马戛尔尼访华使团的清朝社会见闻：乾隆末年中国沿海的商船（图片摘自随团英国 画家威廉·亚历山大所著，于1814年出版的《中国人的服饰和习俗图鉴》）

这里的“关东”可能是指日本。虽说当时日本实行锁国令，只开放长崎对外贸易。传统意义的“关东”是指今天的东京附近，离长崎很远，但在很多文献里，“关东”就指代日本。

张元隆不是吹牛，到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他真的拥有一支数十艘洋船的庞大商船队。当时每造一艘船需要用银七八千两。光这些船就值几十万两银子。按照购买力计算，就相当于今天的一亿元人民币。看起来似乎不太多，但别忘了，这仅仅是船的价值。船上每次装载的货物价值，要多出成百上千倍。所以，我估计张元隆拥有的资产总量，至少有几百万两银子，相当于今天十亿元人民币以上，比当时江苏省全年的财政收入还多。

张元隆能发展到这一步，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地缘特色。

清朝建立后，为了对付东南沿海坚持抗清的郑成功集团，清廷在沿海各省迁界禁海，又闭关锁国和坚壁清野，搞得劳民伤财、怨声载道。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廷统一台湾，迁界禁海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第二年，清廷就废除了这个政策，开放四口通商。此后三十年间，每年有超过两百艘中国商船前往日本做生意，超过一千艘中国商船到东南亚做生意。

在中国的外贸格局中，上海的位置得天独厚。它是长江三角洲的龙头，背后有太湖流域丰富的丝织品资源，面向大海，去日本和东南亚都很方便。这推动了上海海上贸易和造船业的进步。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清廷取消了不许民间私造双桅杆和多桅杆海船的禁令，商人们可以合法地制造大型海船。上海的富商建立了好几支大型商船队，张元隆就是其中之一。他们的船只都有多大呢？

根据日本方面的记载，前往长崎的上海商船，特大船载重600—1000吨，大船250—300吨，中小船100—150吨。木壳船能有这样的吨位，那是相当大的。

沙船模型（上海往来中国沿海区域的商船，由于紧贴海岸线和内河航线航行，故而以沙船居多）

上海商人跟日本的贸易，一般是出口丝绸、纸张、笔墨、瓷器、砚台、药材，换回中国紧缺的黄铜、金银和海产品。跟占领东南亚的欧洲人做生意，主要是出口丝绸、茶叶，换回海参、燕窝、鱼翅、蔗糖、象牙等奢侈品。由于路途遥远，生意做不完，有些商人只好住在异国他乡过冬。长崎就有专供中国商人居住的唐人坊。

长时间的海上航行，使船主们不光要面对惊涛骇浪的考验和背井离乡的痛苦，还要时刻提防海盗的袭击。清朝官府虽然放宽了对造船吨位的限制，但仍然对出海中国商船携带的武器和铁器做了严格限制。这样，中国商船在遇到海盗时就毫无还手之力。无奈之下，一些商人就主动依附官府，借助官府力量，要么偷带武器，要么借兵船保护生意。还有的商人干脆向官员行贿，换取官府默许和袒护他们的非法贸易，帮他们牟取暴利。

《姑苏繁华图卷·水运商贸》（局部）????

张元隆所做的生意，既有合法的，也有非法的。他利用弟弟张令涛是两江总督噶礼女婿的便利条件，获得官府对他生意的长期庇护。然而，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的这点小秘密被一个清官发现了。这个清官是谁？他又是怎么发现这个秘密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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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一清官”肢解“第一船队”

这个清官，就是江苏巡抚张伯行。由于为官清正廉洁，他被康熙皇帝授予“天下清官第一”的荣誉称号。

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夏，张元隆的船队又被海盗抢了。他忍无可忍，只好报官。张元隆是大商人，案子当然受重视。江苏巡抚张伯行亲自查办。不过，张大人在查办过程中，无意间发现有水手“假名冒籍”，私贩海上，经年不归。虽然这种事常见，但按照官府的规矩是不允许的。

更让张伯行惊讶的是，他发现张元隆曾指派弟弟张令涛给噶礼行贿，送的礼品足足装了十多船。当然，噶礼也投桃报李，调用水师战船以缉私为名，帮着张元隆运大米。这些大米都是从苏州采购，装到战船上运往宁波，而后转移到张元隆的商船上运送出海。

用战船运送稻米，当时是有先例的。一旦哪个地方遭灾，粮食歉收，朝廷会调拨战船，运送粮食赈济灾区，或者开展异地调剂，稳定粮食市场。很显然，战船运粮完全是出于公用。而张元隆借用战船运粮，是瞒天过海，避开海关盘查，把大米卖到海外牟利。

张伯行拓像????

大家会问，粮食出口不是很正常吗？现在是很正常，当时就不太正常。清前期的通用货币是白银，但中国自产的白银很少，主要靠出口商品，换取海外大量输入的银元。而顺治到康熙前期，中国长期搞迁界禁海，白银进不来，江浙地区就通货紧缩。即便朝廷开放了四口通商，白银依然奇缺。这就造成江浙地区的大米价格远低于国际市场价。由于朝廷没有明文禁止大米出口，那么商人把国产大米卖到外国，不仅不违法，而且有利可图。

这个现象，张伯行也注意到了。他曾向朝廷奏报：“江南之米，被下海船只带去者甚多 ^[3] 。” 这说明，做大米出口生意在江浙地区蔚然成风，不只张元隆一家。那张伯行对此又有什么疑虑呢？

他有两点看不懂：

第一，清前期的中外贸易中，大米不是大宗商品。中国的贸易对象国，包括东南亚国家和朝鲜、日本等，都不缺粮食，不是大米的净进口国。那么，张元隆运这么多大米出国，究竟卖给谁呢？

第二，既然出口大米不违法，那张元隆为什么还要重金贿赂噶礼，利用战船运输呢？难道仅仅是为了逃脱海关的税收吗？是不是还另有隐情呢？

一开始，张伯行就认定张元隆是海贼的化身。对外贩卖这么多大米，除了赚钱，还有可能是为了资助海贼。不过，这只是张伯行的猜测。

虽然没证据，但是张伯行有做官的使命感和责任心。眼看官商勾结，他绝不能袖手旁观。于是，张伯行抓住涉嫌受贿和包庇纵容张元隆贩卖稻米出洋这两宗罪状，写奏折弹劾两江总督噶礼，要求朝廷按规矩严办。

此时，康熙为几桩大案忙得焦头烂额，根本没工夫给张伯行的奏折写批示。可张伯行觉得，朝廷不给谕旨没关系，他就自己审。于是，他下令把张元隆及其属下的船主都抓了起来，逐个审问，搞清楚到底把大米卖到哪儿去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意外发生了。

什么意外呢？咱们都知道，刑讯逼供在清朝衙门里司空见惯，监狱的环境也很糟糕。受不了牢狱之苦的张元隆，还没来得及招供就突然病倒。由于没有及时治疗，他竟然死在监狱里了。有十二名船主耐不住严刑拷打，丢了性命。抓获的几个海盗头子都说根本不认识张元隆。这下张伯行麻烦了：非但死无对证，还背上了草菅人命的嫌疑。噶礼趁机反手一击，给康熙写奏折，告了张伯行一状：

前冬（张伯行）泊船上海，阻臣出洋，恨臣不从，迁怒船埠张元隆，陷以通贼，牵连监毙 ^[4] 。

噶礼说张伯行是公报私仇，迁怒于张元隆，诬陷其私通海贼，把他关在监狱里弄死了。

这时，张伯行脑子有点乱。他认为，监狱方面在张元隆生病时不报告，死了也不验明正身，出具文书。这只能说明张元隆死得蹊跷，背后一定有鬼！就在这时，又有一桩案子引起了他的兴趣。

上海县有个老百姓叫顾协一，状告张令涛霸占他的房屋，还说张令涛“有水寨数处，窝藏海贼”。眼下，张令涛就藏在江苏布政使司的衙门里。大家知道，张令涛是张元隆的弟弟，噶礼的女婿，顾协一的举报如果属实，恰恰印证了张伯行此前的猜测。

于是，张伯行马上派人到布政使司衙门，找江苏布政使牟钦元交涉，要他交出人犯。牟钦元回应说：我没有藏匿人犯啊，交什么呢？情急之下，张伯行干脆派兵包围了布政使司衙门，并且进行了搜查，但一无所获。牟钦元被张伯行的做法激怒了，说张伯行丧心病狂，到处诬告，此人该杀。张伯行觉得理亏，怕丑闻传出去对自己不利，便先下手为强，写了份奏折弹劾牟钦元。

事态严重了，消息传到皇帝的耳朵里了，康熙该怎么办呢？

三、老皇帝的艰难抉择

康熙先免了噶礼和牟钦元的职务，并派赫寿接替噶礼担任两江总督，前去调查。赫寿到了苏州一打听，江南地区的高官“无对张伯行称善者”。既然张伯行的人缘这么差，他的话肯定不能信。赫寿调查一番后，采纳了大多数官员的意见：张令涛跟海贼勾结的说法，是顾协一道听途说，并无真凭实据。牟钦元衙门里确实没有张令涛的踪迹。根据张令涛之子张二供述，张令涛本人已前往湖广、福建。这样，赫寿否定了张伯行的指控，并以此向朝廷奏报。

看了赫寿的奏报，康熙很是诧异。张伯行是“天下清官第一”，怎么会落到这步田地呢？带着这样的疑惑，他又派吏部尚书张鹏翮等人前去复审。张鹏翮虽然跟张伯行同是清官，但觉得张伯行的种种作为纯粹是“瞎折腾”，就不自觉地跟大多数江南高官站在同一条阵线上。于是，张伯行就成了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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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帝中年朝服像

在审问过程中，张鹏翮问：“到底有没有海贼？”

张伯行答说：“确实没有。”

张鹏翮说：“既然没有海贼，那你以前号称有海贼，就抓捕张元隆兄弟，就是欺骗皇上啦？”

张伯行很倔，当庭否定了“欺君之罪”。他说：“我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防止海上出事，急于防微杜渐。张元隆虽然死了，但党羽众多，他们造船出海，人人都能冒名顶替，领取证照。而且张令涛就躲在布政使司衙门里，就算不是通匪，不是跟海贼勾结，也算是地头蛇、黑社会。我作为地方大员，怎能坐视不管呢？”

虽然义正词严，但张伯行毕竟60岁了，长时间车轮战一般的审讯，就算不动用刑罚，他的身体也吃不消。最后，他只好承认诬告了牟钦元，愿意接受革职处分。

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七月，张鹏翮向朝廷启奏，说张伯行“诬陷良民，诳奏海贼甚多，挟诈欺公，妄生异议”，建议处以斩监候（即死刑缓期执行），得到刑部批准，报康熙做最后裁决。

这时的康熙，对张伯行的印象有点变差了。在跟一些大臣的交流中，他流露出了些许不满。

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十二月二十日，在与大学士们的交谈中，他说牟钦元“居官甚好”，张伯行“操守虽清，为人糊涂无办事之才” ^[5] ，弹劾牟钦元都是胡说八道。两天后，在召见新任浙江巡抚徐元梦的时候，他再次指出，“张伯行操守虽好，而办事多糊涂执拗之处” ^[6] 。赫寿、张鹏翮等人对张伯行的审讯，康熙也没干涉。

康熙对张伯行的态度，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呢？主要是因为康熙末年社会问题突出，需要更多有实务操作经验的官员来妥善处理，化解矛盾。张伯行是儒生，虽然德行高尚，做事规矩，但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很欠缺。康熙认为“清官多刻，刻则下属难堪” ^[7] 。说白了，就是清官“好看不中用”。

因此，康熙认为：“宁用操守平常的能吏，不用因循误事的清官。”当然，这跟我们今天倡导“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选人用人理念不一致。但不管怎么说，康熙确实对张伯行有成见。

张鹏翮塑像

不过，当看到“斩监候”三个字时，康熙犹豫了。他不是对张伯行失望了吗？为什么还会犹豫呢？我觉得原因有三：

第一，清官不能杀。张伯行追查张元隆案，可谓锲而不舍，展现了以国事为己任的精神。这么负责的官员如果要杀掉的话，后人会说康熙是昏君的。康熙是个好面子的人，张伯行这面清官的旗帜，他怎能轻易砍倒呢？

第二，民意不可违。张伯行是汉族士大夫里的精英，民众支持度还是很高的。朝廷宣布将他革职后，苏州许多老百姓自发罢市，举着黄旗到张鹏翮公馆，要求将张伯行官复原职。如果把张伯行杀了，可谓民心丢尽，政治影响肯定是负面的。

第三，江南搞孤立。张伯行之所以招致江南高官的众怒，是因为高官们或多或少都从大米走私的生意里获利，或者起码是他们受贿了。追查张元隆兄弟，会损害这些高官的经济利益。所以，张伯行犯了众怒，在江南官场高度孤立。

有人会问，既然这么多高官都有经济问题，为什么不把他们抓起来治罪呢？康熙晚年，老皇帝为储位斗争的事伤透了脑筋。所以，这几年他治理天下的核心思路就是“务求安静”，过几年太平日子。所以，江南官场不能动，即便动，也只能动张伯行。

于是，康熙决定：张伯行从宽免死，调进京城，命南书房行走，署仓场侍郎。一方面是放在自己身边保护起来，另一方面也变相承认了张伯行在地方的办事能力确实不行。而噶礼则因受贿等多宗罪名被免职，几年后赐死。

既然康熙君臣都认为，张伯行办事能力差，在张元隆的事上惹了麻烦，那么康熙会不会因此给张元隆平反呢？答案是否定的。这倒不是因为张元隆只是一介草民，而是康熙另有考虑。

那么，康熙是怎么想的呢？

四、面向世界之窗匆匆关闭

康熙中后期，中国的对外贸易规模日益扩大。中国茶、布和瓷器深受西方市场欢迎，出口规模逐年递增，源源不断地换回白银。然而，由于自然经济自给自足的特点，以及内地老百姓购买力弱，对海外商品的需求有限，这些白银就没有回流到国际市场，而是留在了中国，并且产生了贸易顺差。

白银大量内流，就会造成通货膨胀。虽然带来的物价上涨趋势是平缓的，但多年累积下来，涨幅也是很明显的。康熙自己就注意到：

朕前巡幸南方时，米价每石不过六七钱。近闻江浙米价，每石竟至一两二三钱。 ^[8]

康熙当然没学过现代经济学，没法把白银内流和米价上涨联系起来。在他看来，“天生物产，只有此数”。如果大批量地出口大米，国内的大米肯定供应不足，引发米价上涨。米价一涨，社会就会不稳定。尤其是江浙地区的汉族士大夫，对“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记忆犹新，本来就对清朝统治者不太服气，如果米价再涨起来，导致社会动乱，其后果不堪设想。

想到这儿，康熙忽然生发出一种不祥的预感：

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 ^[9]

康熙觉得，这些跟中国做生意的西方国家，迟早会成为中国的心腹大患，不可不防。张伯行在奏折中曾提到：

内地之米，下海者甚多……其载往千百石之米，特为卖与彼处耳。 ^[10]

卖到海外的大米，数量多，目的地很明确，这现象让张伯行触目惊心。他尤其提到：

米粮贩往福建、广东内地尤可，若卖与外洋海贼，关系不小。 ^[11]

张伯行的担心，也正是康熙的担心。张元隆这样的大商人，如果仅仅是将大米跨省贩运，卖到福建、广东，就相当于肉烂在锅里，问题不大；但如果是把大米卖给海盗，特别是海外反清势力，那就是里外勾结，既赚了大钱，又资助了敌人，对清朝在江南的统治势必不利。于是，康熙很快就做出了几项决定：

第一，立法禁止出口大米。《大清律例》采纳了张伯行的建议，补充了一条例文：“至渔船出洋，不许装载米、酒……违者严加治罪。” ^[12] 到乾隆元年（1736年），这条例文又被具体化：“奸徒偷运米谷潜出外洋接待奸匪者，拟绞立决。” ^[13]

第二，不给张元隆平反。张元隆的船队被肢解，船主们要么死在监狱里，要么转行或单干，一支庞大的远洋商船队就这样销声匿迹了。张元隆背着串通海贼的莫须有罪名，一直没获平反。

第三，关闭南洋贸易。为了从根本上杜绝大米走私出口带来的政治威胁，康熙帝下令，从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起，关闭南洋贸易。中国商船禁止到东南亚做生意。

康熙这次“闭关”，跟乾隆中叶的“闭关”有很大区别。乾隆的“闭关”，是不光不允许“走出去”，就是主动来中国做生意的西方商人，也要严格限制，通商口岸由四个缩减到只有广州一口，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842年《南京条约》的签署。而康熙的“闭关”，只是单方面关闭中国与南洋地区（东南亚）的贸易，即不允许中国人“走出去”做生意，但不排斥东南亚的商船来。

比起乾隆中叶的“闭关”，康熙的“闭关”相当于关上了半扇门，双向互动改成了单向被动。即便如此，由于东南沿海地方官和商人、百姓，很多都得靠南洋贸易维持生计，所以他们一直呼吁，希望朝廷收回成命。

康熙在位时期，即便这样的禁令弊大于利，老皇帝也不愿意自废武功，丢掉面子。因此，“纠偏”的使命就落到了雍正的头上。雍正五年（1727年），朝廷终于接受各方建议，解除“闭关”禁令，恢复南洋贸易，准许中国商船到东南亚做生意。因此，跟乾隆中叶以后的那次“闭关”相比，这次“闭关”只是个插曲，影响小得多。然而，如果放在更高层次来理解，这算是转折点，应该从两个方面来评价：

第一，维护政治稳定，确保粮食安全，无可厚非。对康熙来说，禁止大米出口，并以此为由头关闭南洋贸易，首先是从政治上来考虑的。他要确保国内粮食供给充足，稳定粮食价格，避免因粮价上涨导致国内社会不稳，尤其是防止江南地区失控，成为清朝统治造成的心腹大患；同时，防范粮食出口资敌，避免海外敌对势力壮大。康熙的这种考虑无可厚非。

第二，思维方式落后，思想观念落伍，失去机遇。18世纪是大航海时代的继续。张元隆船队拥有商业扩张的潜质，却被官府打压和扼杀。中庸保守的思维方式在社会精英中占了上风，中国也就失去了一次发展壮大海上力量，独立自主步入近代社会，从而避免19世纪民族灾难的历史契机。如果对比英国东印度公司在英国政府保护下四处扩张的历史，就会觉得张元隆船队的覆灭更加可惜。

雍正五年（1727年），关闭南洋贸易的禁令解除，上海松江码头恢复了往日的繁忙景象。只是，没人再敢贩卖大米，也再也没有庞大的商船队。一切都按部就班，继续着盛世的气象。但这样的盛世，对清王朝，对中国，是福？是祸？

【知识链接】

洪任辉“告御状”

就在张元隆船队灰飞烟灭四十年后，也就是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一个名叫洪任辉的英国人，不远万里来到天津告御状。这是怎么回事呢？

乾隆中叶以前，虽然清廷开放四口通商，但专以英国等欧洲列强为贸易对象的，只有广州一口。广州的粤海关和作为贸易代理商的十三行垄断了广州外贸，英国商人从中国购买生丝、茶叶的成本高昂，额外缴纳的规费（小费）较多，不胜其扰。从自由贸易的角度出发，英商希望能在贸易口岸方面多点选择。

有些不守规矩的英国人，偷偷把船开到浙江舟山，登岸做买卖，由于靠近生丝茶叶产地，加之规费较少，降低了综合成本，获利较多。而浙江的浙海关艳羡广州粤海关的富庶，故而对前来贸易的英商，只收税，不限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样的格局一旦形成，来广州贸易的英商必将减少，会冲击广州粤海关和十三行的既得利益。因而他们官商勾结，游说朝廷，把浙江这个口子封上。乾隆帝从维护国家安全、防范欧美列强和反清势力勾结的角度出发，接受了广东方面的建议，关闭了浙江同西方列强的贸易。虽然英国东印度公司几次向广东方面交涉，都没有取得成果。于是，他们决定搁置外交手段，而是派一个通晓汉语的英商洪任辉进京告状。被告就是广州粤海关监督李永标和糟糕的广州外贸体制。

外国人到天津告御状，这是清朝从未有过的事。洪任辉是怎么做到的呢？他驾驶一艘小船，先到浙江告状不成，转而沿海岸线北上，抵达天津大沽口，递交了一份控诉信，大致内容是这样的：

我一行十二人，跟役三名，水手八人，我系英吉利国四品宫，向在广东、澳门做买卖，因行市黎光华欠我本银五万余两不还，曾在官差衙门告过状，不准，又在总督衙门告状，也不准，又曾到浙江宁波海口呈诉，也不准，今奉本国公班衙派我来天津，要上京师伸冤。 ^[14]

天津大沽营游击赵之瑛经过一番盘查后，表示愿帮洪任辉一把，但索要白银五千两。经过讨价还价，价钱压到两千五百两，洪任辉首付两千两，赵之瑛负责帮忙把控诉信交给上级。

因此，洪任辉告御状，敲门砖就是行贿送礼。这样的方式，历代都不提倡，甚至是触犯刑律的事，但在那个年代，已经成了潜规则。倘若不送钱，就办不成事。想要办成事，必须先送钱。

赵之瑛收了银子，还真帮洪任辉疏通了一番。经过几道审批程序，最终由直隶总督将控诉信送到了乾隆皇帝面前。这封信里，列举了粤海关的“七宗罪”：

第一，粤海关勒索陋规繁多，除正常货税外，每船需要另缴三千三百至三千四百两银子；

第二，外商要想见到粤海关监督，必须向其看门家奴付小费；

第三，华商欠外商货款不还，华商因病去世后，粤海关监督和两广总督不允许再继续追债；

第四，粤海关对外商携带的日用品征收赋税；

第五，清朝官员对进出澳门的外商征收陋规（额外费用）；

第六，粤海关在征税的同时，还加收百分之三的附加税；

第七，由十三行行商组成的保商，名义上负责担保货物和税收，实则挪用外商货款、耽搁外商船期。

这些问题，确实暴露了广州外贸体制的种种弊端。乾隆帝收到控诉信后很重视，传旨追查。朝廷派出福州将军新柱作为钦差大臣南下，解除李永标的粤海关监督职务，开始彻查。经过一个月调查，钦差大臣新柱会同两广总督李侍尧对这“七宗罪”做出回应。

新柱和李侍尧，虽然同意归还华商欠款，但对减免陋规费用、废除保商这两项请求，不仅全部拒绝，而且纳入则例，建章立制。即便对李永标的责任认定上，他们也是百般回护，尽量开脱。

李侍尧还在奏折里向乾隆强调，粤海关每年都向宫里筹措大量奢侈品，“向来定有官价，较之市价未免减少”，李永标到任以来“亦系循照旧例办理”。这无疑是在提醒乾隆帝：不要忘记李永标为满足您的需求所付出的努力；没有功劳，还有苦劳，您悠着点。

在李侍尧的点拨下，乾隆帝若有所悟，果然从轻发落李永标，只是撤职处分而已，而把更多罪责推到李永标的家奴身上，将其发配黑龙江了事。

在处理李永标的同时，乾隆突然发现：洪任辉不是洋人吗？他怎会书写出如此合乎清朝规范的诉状，并顺利送达朝廷呢？乾隆怀疑，这其中“恐有内地奸人为之商谋”。经过多方调查，洪任辉承认是旅居噶喇巴（今雅加达）的福建侨商林怀代笔，而四川籍商人刘亚匾从中帮了很大的忙。

乾隆收到李侍尧等人的奏报后，做出了最终裁决：刘亚匾“为外夷商谋砌款”，斩首示众；洪任辉“勾串内地奸民代为列款”，罚在澳门圈禁三年，期满获释回国。

同时，乾隆对外宣布了新的对外贸易基本原则：

内地物产富饶，岂需远洋些微不急之货。特以尔等自愿懋迁，柔远之仁，原所不禁。今尔不能安分奉法，向后即准他商贸易，尔亦不许前来。 ^[15]

乾隆摆出“天朝”姿态，将中西贸易视为怀柔远人的手段、恩赐藩国的工具，可大可小，可有可无。

洪任辉事件，使英商开辟浙江市场的努力归于失败。此后，清廷颁布闭关政策，限制广州一口对西方列强通商，对广州外贸予以严格限制。关闭了外贸的窗口，也就关上了接触世界、融入世界的大门。在西方正大踏步地进入工业革命时代之际，清朝统治下的中国依旧在小农社会亦步亦趋，勉力维持着传统盛世，直至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

参考文献

张伯行编：《正谊堂全书》,卷首，福建正谊书院同治五年藏版。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起居注》（三），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马建石，杨育棠主编：《大清律例通考校注》，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

郭成康：《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政治卷），沈阳：辽海出版社，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