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案探秘——年羹尧和隆科多之谜



年羹尧和隆科多，作为康熙后期的重要官员，在雍正夺位的政治斗争中立下大功。雍正皇帝继位后，这两人出将入相，位极人臣。然而没过几年，两人却都被投入大牢，背上几十条罪状，最终身败名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雍正为什么要严惩这两个功臣？年羹尧和隆科多案背后，究竟隐藏了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又对清朝历史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年羹尧和隆科多的人生悲喜剧，能给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带来哪些经验和教训呢？

下面，由我带领大家一同揭开“年羹尧和隆科多之谜”。

一、异军突起

先介绍一下两位主人公吧。

年羹尧（1679—1726年）是汉军镶黄旗人，出身官宦世家。父亲年遐龄曾任湖北巡抚，兄长年希尧曾任工部侍郎，老婆是当朝大学士明珠的孙女。可谓先天资源丰富。年羹尧的妹妹是雍亲王胤禛的侧福晋，雍正继位后晋升皇贵妃。毫无疑问，年羹尧是雍正的嫡系。

年羹尧????

有这样的人脉，年羹尧可谓少年得志。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年羹尧31岁。这样的年龄如果放到现在，多数人只是科级，只有少数人能擢升为处级。而回到三百多年前，年羹尧已经被提拔为四川巡抚，跻身正省级封疆大吏行列了。十几年后，他又更进一步，晋升为川陕总督，大权在握。可以说，这种直升机式的越级提拔，离不开四阿哥胤禛在背后的鼎力支持。没有这层裙带关系，怎可能平步青云呢？

年羹尧坐镇西北，干了两件大事：第一，修建驿站，确保后勤供应畅通；第二，协助以“抚远大将军”名义出征西北的十四阿哥胤禵，名为辅佐，实则监视和牵制，使胤禵难有战功，加上远离京城，从而失去了争夺储位的主动权。因此，年羹尧对雍正继位做出了重要贡献。

隆科多（？—1728年）是满洲镶黄旗人。他出身的佟佳氏，是清朝有名的贵族世家，出了许多达官贵人，号称“佟半朝”。父亲佟国维，把妹妹嫁给了顺治，生了康熙，把女儿嫁给了康熙。所以，佟国维既是康熙的舅舅，又是康熙的岳父，可谓亲上加亲，官至领侍卫内大臣，封一等公，位极人臣，并不奇怪。

隆科多的生活环境算是得天独厚。作为康熙的表弟兼内弟，自然备受信任。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他就像《鹿鼎记》里的韦小宝那样，担任一等侍卫。

隆科多仕途的第一个转折点，是康熙五十年（1711年）。

这年，他晋升步军统领，俗称九门提督，负责京城的卫戍和治安，相当于今天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兼公安局长。权力大，责任也大，一般由皇帝特简满族亲信大臣担任。可是，隆科多为什么有机会荣膺此职呢？

隆科多的前任托合齐，跟太子胤礽结党营私，聚众饮宴，被康熙怀疑有可能发动兵变，逼皇帝让位，于是被捕。太子胤礽也被废掉。这件事让康熙感到，为确保皇位平稳交接，必须安排可信赖的人担任步军统领，掌管京城兵权，在关键时刻稳定大局。他选择了隆科多，就是考虑佟佳氏家族与清朝皇室几代联姻的特殊关系。

隆科多担任步军统领，掌管京城兵权，可见康熙皇帝把他当成了亲信，格外信任。

有了托合齐的教训，隆科多跟家人朋友刻意保持距离，以免背上结党恶名。康熙欣赏他的谨慎和低调，高看一等，给予重用。康熙病危之际，隆科多很可能是皇帝身边唯一的大臣，而且兵权在握。因此，在皇位归属问题上，他一言九鼎。那么，为何隆科多会倒向胤禛呢？

第一，父亲做局，胤禛拉拢。隆科多的父亲佟国维，与太子党早已结怨，转而支持八阿哥胤禩。不过，佟国维为了给自己留后路，便指派隆科多支持储位斗争中比较“冷门”的四阿哥胤禛。而胤禛虽然为人低调，但也在暗中拉拢。

第二，生活经历，多有交集。四阿哥胤禛的生母乌雅氏只是宫女出身，因而胤禛小时候曾由皇后抚养。而这个皇后，就是佟国维的女儿、隆科多的姐姐。有了这层关系，隆科多跟胤禛的交往就顺畅得多。

第三，专注冷门，宁为鸡头。在储位斗争中，八阿哥胤禩、十四阿哥胤禵是热门人选，党羽众多。即便隆科多拥立其中之一，也很难获得首功。而胤禛集团相对薄弱，隆科多一旦拥立成功，便可成为第一功臣，获得无与伦比的恩宠。

第四，就近投靠，稳妥保险。康熙弥留之际，胤禩已经失宠，胤禵远在西北，被年羹尧牵制无法动弹。只有胤禛被老皇帝委以代行祭天的重任，就在京城。拥立胤禛，可以避免京城政局动荡，确保皇权平稳交接。

太和殿。在隆科多等人的星夜护卫下，胤禛成功返回紫禁城，并在太和殿宣布登基，完成 了“雍正夺位”的世纪大戏

很显然，年羹尧和隆科多成功了。雍正继位后，年羹尧接管了胤禵的“抚远大将军”印信，掌控西北军政大权，被雍正称为“恩人”；隆科多兼任总理事务大臣，雍正不仅在官方文书里称他“舅舅隆科多”，而且嘉奖他是“当代第一超群类之稀有大臣”，可谓荣宠备至，达到了仕途的顶峰。

雍正刚刚上台，提拔自己人，既是酬劳，又是排斥异己、建立班底的必要动作。没有年羹尧和隆科多的内外合力，便没有雍正的皇帝大位。雍正将他们视为左膀右臂和台柱子，再正常不过了。

然而，雍正继位不过两年光景，对年羹尧、隆科多的态度却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这是怎么回事呢？

二、年氏倒台

有人说，年羹尧获罪，是因为奏折里用词不当。事情果真如此吗？

雍正三年（1725年）二月，天上出现了“日月合璧，五星连珠”的现象。当时人们比较迷信，认为是“祥瑞”。按老规矩，大臣们都要上表歌颂，哄皇上开心。年羹尧也不例外，上表称赞雍正“朝乾夕惕”。不过，他一时大意，写成了“夕惕朝乾”。

这两个成语都出自《周易》，形容一天到晚勤奋谨慎，毫无懈怠，但放在当时的官方语境里，意思就差别大了。“朝乾夕惕”是白天得到皇上褒奖，晚上自己要好好反省，警惕不足之处；“夕惕朝乾”是每天晚上预先想好，有所警惕和防范，白天再去见皇上。语序变了，意思全变了。用今天的话说，“朝乾夕惕”相当于认真学习贯彻皇上嘉奖，“夕惕朝乾”意味着做事应付皇上、防着皇上。用“夕惕朝乾”来歌颂皇上，显然是用词不当，甚至有点骂皇上了。

雍正帝观书像????

雍正觉得，年羹尧不是个粗心之人。他这么写，肯定不是一时大意，而是故意不想把“朝乾夕惕”送给皇上，转而“自恃己功，显露其不敬之意，其谬误之处断非无心” ^[1] 他先是要年羹尧做出解释。面对皇上挑理，年羹尧一时语塞，说不清楚。然后，雍正决定调换四川、甘肃、陕西等地高官，分化瓦解年羹尧在当地的亲信势力。接着，传旨年羹尧交出抚远大将军印，调任杭州将军。至此，年羹尧的兵权被解除，只剩下“杭州将军”的空帽子。

其实，早在雍正二年（1724年）十月，年羹尧进京述职，雍正传旨犒赏，坊间就有传言，这犒赏是年羹尧主动索要的。这样的传言让雍正很没面子，对年羹尧态度骤变。

雍正是个喜怒形于色的人。他曾跟大臣们多次抱怨：

朕岂冲幼之君，必待年羹尧为之指点！ ^[2]

朕非年羹尧能如何如何之主！ ^[3]

意思就是说，我又不是小孩子，哪轮得到年羹尧指指点点！我这个皇帝，不是年羹尧能左右得了的！

雍正确实不是小孩子了，这年46岁，比年羹尧还大1岁。这番话当然是牢骚，但言语间充斥着不满。很快，他就通过奏折朱批，跟很多地方督抚进行了谈话，内容都是指责年羹尧“居心不纯”“功高志满”“擅作威福”。让大家划清界限，主动揭发，以图自保，最大限度地孤立年羹尧。

自从年羹尧的兵权解除后，大家发现他已经失势，便纷纷跳出来落井下石。就连年羹尧的亲信、直隶总督李维钧，也见风使舵，给自己的主子扣上了好几顶帽子：

挟威势而作威福，招权纳贿，排异党同，冒滥军功，侵吞国帑，杀戮无辜，残害良民。 ^[4]

套用今天的说法，就是以权谋私、收受贿赂、结党营私、冒领军功、侵吞公款、杀害无辜、残害百姓等，每顶帽子都够杀头了。

雍正把大臣们雪片般的告状信转给年羹尧，让他解释。年羹尧当然百口莫辩，只好自认倒霉。儿子、亲信、家人先后被抓，自己则被革职，以“闲散章京”身份待在杭州。年羹尧就这样被踢出了高官队伍，进入“监视居住”的状态。

奇怪的是，雍正没有乘胜追击，而是做出了一个更“戮心”的决定：请各地督抚发表看法。这些督抚大人们都在官场摸爬滚打多年，对皇上的心思早就摸得一清二楚。既然皇上想借大家的嘴把年羹尧喷死，那他们当然是争相上书，都往狠里说，甚至甩出“大逆不道”的罪名，要求将年羹尧斩首。“人人得而诛之”的舆论氛围就这样形成了。

雍正帝半身西服像????

雍正皇帝一看，既然大家都要求严惩年羹尧，“民意基础”牢固，民心不可违啊！于是，他就顺坡下驴，传旨逮捕年羹尧，罗列九十二条大罪，责令他自裁。年羹尧的家属要么革职，要么发配，家产被抄没。叱咤一时的年大将军，最后竟落得如此下场。

年羹尧临死前并不服气，于是雍正传旨说：“尔自尽后，稍有含怨之意，则佛书所谓永堕地狱者，虽万劫亦不能消汝罪孽也！” ^[5] 意思是说，你死后，如果还心怀怨恨，就会像佛经中说的“永堕地狱”那样，就算在地狱里经历无数劫难，也洗刷不了你的罪孽。所以，你就认命吧，别再不服气了。

雍正和年羹尧都信佛教，往来文书常用佛家语。雍正以这种方式，对当年的“恩人”年羹尧做出了最后宣判。

三、隆党崩溃

电影《小兵张嘎》里有句话：“别看你今天闹得欢，就怕将来拉清单。”隆科多很懂其中深意，便预留了后手。

他知道雍正整人喜欢抄家，便抢先把家产分散在亲戚朋友家和寺庙里。但这么做动静太大，反倒引起雍正注意，留下了把柄。

他知道步军统领职位特殊，自己跟雍正越来越不合拍，便主动辞职。但这么做并没有逃脱雍正的猜忌。雍正发布谕旨公开打压年羹尧时，隆科多也被捎上一起斥责，后来说顺口了，便“年、隆”并称。隆科多次子玉柱是乾清门头等侍卫，在雍正处置年羹尧之子年富的同时，也被牵连免职。

惩办年羹尧时，雍正认为隆科多从旁干预，导致吏部决策错乱，就下令都察院彻查，免了隆科多的太保头衔，发往宁夏贺兰山修城垦荒。这还没完，雍正还给当地官员传了道谕旨，其中提到：

隆科多亦如年羹尧一般贪诈负恩，揽权树党，擅作威福……似此诳君背主小人，相见时不须致敬尽礼。 ^[6]

意思是说，隆科多跟年羹尧一样，贪婪狡诈、忘恩负义、独揽大权、结党营私、作威作福，像这样跟皇上不一心的小人，你们见到他时不必致敬，也不必遵行礼数。

这意味着，隆科多在雍正心目中的形象，从“当代第一超群类之稀有大臣”迅速堕落为罪人。毫无疑问，隆的倒台已为期不远。

雍正四年（1726年），隆科多接到了一个新差事：到恰克图与来访的俄国外交使团议定中俄中段边界。临行前，雍正发来谕旨，承诺他“若实心任事，思盖前愆，朕必宽宥其罪”。抱着赎罪的心理，面对俄国特使萨瓦提出的领土和经济条件，隆科多都断然拒绝，态度强硬。经过实地勘察，他发现俄国侵占了中国喀尔喀蒙古地区（今蒙古国境内）的大片土地，便在谈判桌上坚决要求俄方退还。我觉得，在清朝对西方列强进行外交谈判的历史上，隆科多算是态度最强硬的中方代表，也是俄国代表眼中最难对付的中方代表。

就在双方拉开架势，在谈判桌前唇枪舌剑之际，远在北京的隆科多府上出事了。奴仆王五、牛伦被秘密逮捕，在刑部的严刑逼供下，招认自己的主子隆科多曾收受年羹尧等多名高官的贵重礼物。没有微信朋友圈，没有微博和电子邮件，更没有移动电话甚至电报传真，隆科多对这些新情况一无所知。

谈了一年，陷入僵局。这天，朝廷使臣携谕旨来到恰克图，宣布逮捕隆科多回京，由兵部侍郎图里琛取而代之，继续与俄方谈判。回到京城，隆科多立即被扣上了四十一条大罪的帽子。其中头等大罪，就是私藏玉牒底本。

玉牒是皇家族谱，非常神圣，除宗人府衙门外，任何人不得私自翻看。即便因公务需要阅读，也要先上奏请旨，得到批准后才能“敬捧阅看”。隆科多办这事，无非就是满足自己的收藏爱好而已，却犯了皇家的忌讳。

如果皇帝心胸宽广，或者跟这大臣关系不错，这些小节本不算什么。可是，雍正已经盯上隆科多了，这事自然也就作为把柄被放大，说成是“大不敬”罪。

面对皇帝的指控，隆科多自知无力回天，只好认栽。既然当事人没什么好说的，雍正干脆就传旨，将隆科多永远圈禁在畅春园附近，贪污受贿的赃银几十万两，从家产中抵扣追缴。长子岳兴阿被夺爵，次子玉柱发配黑龙江。之所以把隆科多关在畅春园附近，就是因为他对康熙“大不敬”，没把皇上的墨宝当回事，罚他在园外思过。

一年后，隆科多病死在囚所。至此，雍正继位的两大功臣双双倒台。

四、君臣之道

年羹尧、隆科多是雍正身边的亲信和功臣。雍正夺位成功，他俩位极人臣，本该同享胜利果实，为何如流星划过一般迅速倒台了呢？

先说年羹尧、隆科多。这俩人在雍正继位后，触犯了君臣之道的三大忌讳：

一是对上：妄自尊大。

儒家伦理讲究“君臣父子”，君臣之间等级森严，泾渭分明，不容逾越。可是，年羹尧、隆科多偏不当回事，仗着自己是功臣，言谈举止间显露出居功自傲、狂妄自大的情绪，这让雍正很不痛快。

年羹尧身为川陕总督，只是封疆大吏。可是，当他接了十四阿哥胤禵的抚远大将军职位，便要在权势上向这位阿哥看齐。他向地方督抚、蒙古王公发布公文，都用“令谕”，居高临下，把平级官员视为下级僚属。每次出行，都要百姓填道，临时戒严，兵丁把守路口，店铺关门歇业，好不威风。到年府送礼称为“恭进”，年羹尧给人东西叫“赐”，下属拜谢要自称“谢恩”，接见新下属称为“引见”，吃饭称为“用膳”，请客称为“排宴”。这些本该用于皇帝的词汇，都被年羹尧拿去给自己摆谱。

年羹尧言行上的随意，还体现在跟皇帝打交道上。皇帝谕旨送达西宁前线，按规定应该在公共场合摆香案，跪着听。他偏不，直接拿起来就看。年羹尧编了本书送给雍正，雍正准备写个序言，没想到年羹尧直接掏出一篇自己事先代拟的序言，请雍正认可。陛见雍正时，其他大臣都是站着或者跪着，而年羹尧偏要坐着。年羹尧这么做，超出了君臣关系的正常限度，是典型的自取其祸。

二是对事：独断专行。

年羹尧仗着自己备受宠信的特殊地位，在官员任用上独断专行。在川陕总督任上，年羹尧连巡抚、布政使、按察使、提督、总兵这样地方大员的任免权，也攥在手里，先安排，再上奏。年羹尧大肆保举亲信，到了什么地步呢？吏部选用官员，必须单立一格，称为“年选”，一旦有缺，优先安排。许多精于钻营的官员发现，巴结年羹尧是升官捷径，于是争相行贿送礼。年羹尧也是毫不客气，来者不拒。这些被保荐的官员围拢在年羹尧周围，形成朋党，其中西安按察使王景灏在被举荐为四川巡抚后，对年羹尧百依百顺，被人称为“干儿子”。隆科多主管吏部工作，大权在握，经常插手官员任免。吏部的司官对他“莫敢仰视”，惟命是从。对他经办的铨选，称为“佟选”。

三是对人：闹不团结。

十三阿哥胤祥 ^[7] 是雍正的铁杆亲信，雍正继位后封他为怡亲王，地位高于年羹尧、隆科多。对此，年羹尧很嫉妒，便私下议论允祥的宅子“外观宏长，而内草率不堪，矫情伪意，其志可见”。 ^[8] 四川巡抚蔡珽是年羹尧推荐给雍正的亲信。可后来，年羹尧想在四川铸钱，蔡珽借口四川不产铅，断然拒绝。年羹尧一怒之下，借口蔡珽逼死下属，收受贿赂，将其弹劾革职。

允祥，即康熙帝第十三子胤祥（1686—1730 年），与雍正关系最亲密，成为其夺得皇位 的最有力支持者????

直隶总督李绂本是年羹尧的死党，一次，由他主持论功行赏，年羹尧的儿子年富排名第一，一些拍马屁的小人建议从优给赏，李绂认为不符合规矩，没有同意。年羹尧得知后，大骂不止，导致俩人交恶。

几年下来，年羹尧把雍正集团的得力干将都快得罪光了。

妄自尊大、独断专行、闹不团结，这三条都逾越了人际关系的基本底线，最终给他们带来了杀身之祸。这样的教训发人深省。

再说雍正。在对待年羹尧、隆科多的问题上，有三点用意。

一是巩固专制，消除隐患。清朝是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空前强化的朝代，雍正对于独揽大权的欲望非常强烈。雍正这辈子最恨大臣不守臣节，最害怕失去实权。年羹尧屡次触犯这两条底线，当然令雍正不满。

雍正夺得皇位的过程，经历了许多波折，留下了历史之谜。最了解谜底内幕的大臣，就是隆科多。对于雍正来说，隆科多的存在绝对是隐患，何况他还是步军统领，掌握兵权。所以，隆科多的倒台也就成了必然。

有人会问：年羹尧、隆科多有没有造反的野心呢？我认为是没有的。雍正收拾他们采取的是步步推进、各个击破的办法，这俩人毫无还手之力，只希望皇上顾念往日情分，饶过一命。所以，雍正曾说：“朕之不防年羹尧，非不为也，实有所不必也。” ^[9]

二是打击朋党，维护稳定。康熙末年发生的储位斗争，表面看来是几个王爷为了皇位继承权明争暗斗，其实他们的背后都有各自的朋党集团，党同伐异造成朝廷不合，甚而导致分裂。如今，年羹尧、隆科多也组成了各自的政治集团，分别在四川、陕西和朝廷的吏部、兵部形成宗派势力，这是雍正无法容忍的。为了政令畅通，为了不重蹈覆辙，他必须对结党大臣进行无情打击。

三是惩处贪腐，整顿吏治。康熙末年，吏治腐败，财政亏空。雍正继位后，为重振朝纲，便把惩处贪腐、整顿吏治作为一项重要的改革措施，落实得非常严厉。年羹尧知法犯法，贪污军饷、钱粮价值数百万两银子。隆科多也贪了几十万两银子。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们自然难逃惩罚。

通过处理年羹尧和隆科多这两条“大鱼”，雍正的这三个目的基本实现。

五、谁人评说

对于年羹尧、隆科多案，我们应该如何来评价呢？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谈谈。

第一，年羹尧、隆科多毁誉参半，咎由自取。他们曾经是朝廷的功臣，饱受恩宠，位极人臣。然而，他们居功自傲，在处理跟皇帝、跟同僚、跟下属的关系上犯了一个又一个致命错误，最终葬送了自己的仕途甚至性命。他们的倒台，归根到底是他们自己的不自律造成的。因此，正人先要正己，身正才不怕影子斜。

第二，雍正对年羹尧、隆科多的倒台负有责任。年羹尧、隆科多的居功自傲，跟雍正的过分恩宠脱不开关系。俗话说，“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若醴”。过分亲昵、恩宠和放权，使这两人淡漠了君臣界限和臣子身份，变得忘乎所以。因此，有时候距离产生美，车辆距离过近容易追尾，人际交往过密副作用也难免。

第三，雍正对隆科多的抓捕行动时机不当，导致边界谈判吃亏。就在隆科多与俄国使团就领土问题据理力争，谈判陷入僵局之时，雍正突然下令将隆科多召回，另派兵部侍郎图里琛继续主持谈判。图里琛对中俄中段边界没有实地调研，也缺乏谈判技巧，很快就把底牌亮了出来，导致谈判陷入被动，在俄方讨价还价下步步后退，做出了较多让步。尽管随后签署的《恰克图条约》和《布连斯奇条约》仍是中俄两国的平等条约，但在领土问题上中方确实吃了亏。临阵换将，未必会起死回生，反而会扰乱军心，把事办砸。

君和臣，是封建社会君主专制政体下的一对矛盾统一体。如何处理好君臣关系，同心协力推动国家走向富强，是一门颇有奥妙的学问。君臣之道，一张一弛，处在不同的角色，要深刻理解自己的角色定位，做好本职工作，不越位，不说过头话，不做过头事，和衷共济，维护团结，这才是君臣之道留给我们的精髓，也是雍正在处理年羹尧、隆科多案留给我们的深刻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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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死亡之谜

雍正虽然在清除政敌和异己的斗争中耗费了大量精力，但身体健康状况一直还不错。即便是雍正七年（1729年）害了一场大病，险些丢了性命，甚至连传位诏书都备好了，还是挺了过来，甚至在雍正十年（1732年）添了儿子弘瞻，其后还两次前往清东陵祭扫。直至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他还在养心殿、圆明园照常办公。然而，八月二十一日起，雍正的身体出了大状况。

《清世宗实录》记载，八月二十一日，雍正在圆明园患病。次日晚间病情加剧，自知来日无多，便召见亲王弘历、弘昼、允禄、允礼，以及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领侍卫内大臣丰盛额、讷亲，内大臣兼户部侍郎海望，宣布传位弘历。二十三日，雍正便辞世了。发病急、恶化快、死亡迅速，死因不见于正史记载，从而引起各方面的怀疑。

西暖阁，分南北前后两室，前室西侧为 “三希堂”，东侧为雍正秘密召见大臣 的场所，格局保密，挂有雍正亲笔题写 的“勤政亲贤”匾额和“惟以一人治天 下，岂为天下奉一人”的楹联

关于雍正死因，学界有三种说法：

第一，正常死亡。张廷玉在自撰年谱中透露：“八月二十日圣躬偶而违和，犹听政如常。（张）廷玉每日进见，未尝有间。二十二日漏将二鼓，方就寝，忽闻宣诏甚急，疾起整衣，趋至圆明园，内侍三四辈待于园之西南门，引自寝宫，始知上疾大渐，惊骇欲绝……至二十三日子时龙驭上宾矣。”

张廷玉为官谨慎，尽量避免因文字获罪，故而无论是纂修实录，还是撰写年谱，都有欲言又止、故作模糊处理的情况。这段记述同样没有提及雍正病因，或亦有难言之隐。

第二，刺客谋杀。雍正曾大兴“吕留良文字狱”案，其女儿（一说孙女）吕四娘侥幸逃走。为替父报仇，吕四娘到深山习武，练就一身本领，后来潜入皇宫，斩杀雍正，割下脑袋带走。更有传说，讲吕四娘的师父本是雍正的血滴子剑客，后因不满离去，出家为僧。

吕四娘刺杀雍正的说法，得到了历史学家陈垣、罗继祖等人的支持，但南开大学冯尔康教授经过论证，予以否定。由于雍正的泰陵地宫并未打开，有身无头的说法没有印证，因而吕四娘刺杀雍正的真伪始终存疑。

此外，英国人濮兰德撰写的《清室外纪》记载，湖南卢某获罪处死，其妻学习剑术，混入畅春园，替夫报仇，刺杀了雍正，然后自杀。这一说法也被冯尔康教授否定。

第三，丹药中毒。雍正继位前，曾韬光养晦多年，与僧道多有往来。他对道家炼丹很感兴趣，曾作过《烧丹》诗，推崇紫阳真人，赞赏其“发明金丹”，为其重建道观。继位后，雍正国务繁忙，不仅自己服用丹药，“弥补元气”，还把道士招进宫里修炼，给自己治病，希望以此去病健身、延年益寿。然而，这些道士炼成的丹药，都含有一定量的铅。服用过多，有可能造成铅中毒死亡。这或许就是雍正的重要死因。

雍正去世三天后，新帝乾隆立即传旨将这些道士赶出皇宫，并且声称“未曾听其一言，未曾用其一药”，不许这些道士“捏称在大行皇帝御前一言一字”，否则“一经访闻，定严行拿究”，“立即正法”。新皇帝上台，政务繁忙，千头万绪，却把驱赶道士作为要务，还不忘严加申饬，令其管好嘴巴，只能说明雍正之死与道士炼丹脱不开干系。

清朝遗老金梁在《清帝外纪》的《世宗崩》中写道：“世宗之崩，相传修炼饵丹所致”。杨启樵在《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一书中，也认为“服饵丹药中毒”是雍正死亡的主要原因。

种种迹象表明，雍正长期处在黑白颠倒的工作状态，身体处于高度紧张的亚健康状态，免疫力和抵抗力日益下降。服用丹药加剧了身体素质的弱化，导致中毒症状逐步加剧。诸多因素汇集在一起，导致了雍正中年而亡。

参考文献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起居注册》，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影印。

萧奭：《永宪录》，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

李强编：《清代名人奏折书系：年羹尧》，郑州：大象出版社，2010年。

翟清福：《中国历代整肃官吏史料通编》（一九），香港：蝠池书院出版有限公司，2011年。

于平：《年羹尧》，北京：华夏出版社，2014年。

陈晓枫：《九十二宗罪：雍正杀年羹尧的缘由与诡局》，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

年羹尧

太和殿。在隆科多等人的星夜护卫下，胤禛成功返回紫禁城，并在太和殿宣布登基，完成了“雍正夺位”的世纪大戏

雍正帝观书像

雍正帝半身西服像

允祥，即康熙帝第十三子胤祥（1686—1730年），与雍正关系最亲密，成为其夺得皇位的最有力支持者

西暖阁，分南北前后两室，前室西侧为“三希堂”，东侧为雍正秘密召见大臣的场所，格局保密，挂有雍正亲笔题写的“勤政亲贤”匾额和“惟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的楹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