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案探秘——扑朔迷离的马新贻遇刺之谜



马新贻是晚清两江总督，1870年遇刺身亡，震惊全国。这是晚清著名奇案之一，死因众说纷纭。2007年出品的电影《投名状》中，就反映了这段蹊跷横生的故事情节。马新贻究竟为何遇刺？刺客究竟是谁？行刺的动机究竟是什么？马新贻遇刺对晚清政局产生了怎样的影响？马新贻案的背后，又有哪些值得我们深思的东西呢？

今天，就请随我一起揭开“马新贻遇刺之谜”。

电影《投名状》想必许多观众都看过，李连杰扮演的庞青云，刘德华扮演的赵二虎，以及金城武扮演的姜午阳，这三个角色深入人心。在清末乱世里，三个人结拜为兄弟，东征西讨，立下大功。然而，大哥庞青云追求功名利禄，越发野心勃勃，不惜跟其他两人决裂。故事的最后，庞青云被人一箭穿心，结束了性命。这箭是谁射的？他为什么要杀庞青云？导演把谜团留给了观众。

这个故事并非完全虚构，原型就出现在十九世纪中叶。那就是晚清著名奇案—马新贻遇刺案，简称“刺马案”。这个马新贻，就是庞青云的历史原型。这个案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跟电影情节又有哪些相似之处呢？

一、喋血总督衙门

同治九年（1870年）七月二十六日，两江总督马新贻前往两江总督署西边的校场演武厅观看新兵操练。

两年前，马新贻担任两江总督，在省城江宁（今南京）训练新军，装备洋枪洋炮，新军每天操练，每月二十五日接受检阅。而七月二十五日恰逢当地一年一度的总督阅射日，总督检阅军队，允许百姓观看。因此，每到这个时候，新军检阅与总督阅射日合二为一，老百姓万人空巷，视为节日一般。可是，这年七月二十五日下了一场瓢泼大雨，检阅被迫推迟一天，改到二十六日举行。

检阅仪式非常隆重，来观看的老百姓很多，把总督署围得里三层外三层。检阅完毕，马新贻带着随从像往常一样步行回总督署。就在他们一行走到后院门口时，从人群中闪出一人，大喊冤枉。随从连忙上前询问。又走了两三步，又有人冲出人群，大喊冤枉。刚才那个喊冤的人，分散了警卫的注意力。就在大家一愣神的功夫，眼前这个喊冤之人，突然拔出匕首，朝着马新贻的胸口猛扎一刀。

马新贻顿时倒在了血泊之中，刺客束手就擒。这时，随从们才反应过来，七手八脚地把总督大人抬进衙门。没过多久，马新贻失血过多，不治身亡。

光天化日之下，堂堂总督大人，在成群结队的卫兵护送下，竟然在自己单位门口被人暗杀。这事传扬出去，举国震惊。同城为官的江宁将军魁玉连夜提审刺客，折腾了好久，才弄出一份非常奇怪的供词：

刺客名叫张汶祥，时年46岁，老家河南河阳（今孟州）。在宁波当过小商小贩，参加过太平军，后来看到太平军快垮了，就开了小差，辗转回到了宁波。

张汶祥为何会刺杀马新贻呢？他给出了三点理由：

第一，他回到宁波后，发现自己老婆和钱财都被人霸占了。于是，就找到时任浙江巡抚的马新贻拦轿喊冤，但马新贻没受理。他又到宁波府告状，老婆要回来了，钱却没要回来。他觉得老婆已经失了身，没脸跟他过了，一怒之下，逼老婆吞鸦片自杀。他思前想后，觉得自己家破人亡的不幸情景，马新贻应该负责。

第二，张汶祥回到宁波后，跟海盗团伙厮混谋生。马新贻当巡抚后，严厉清剿海盗，捕杀了很多人。海盗团伙里认为张汶祥最讲义气，有义务去刺杀马新贻，为弟兄们报仇。

第三，张汶祥在宁波开了一家“小押”，就是放高利贷的典当行。马新贻上任后，把这样的生意给叫停了。张汶祥觉得马巡抚断了自己的生路，更加愤恨。

新仇旧恨叠加在一起，令张汶祥对马新贻动了杀机。马新贻从浙江调到福建、江苏，他也一路相随，择机下手。两年后，终于捕捉到这么个机会，把马新贻给杀了。

这份供词是真的，原件签字画押后，就存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可是，这份供词里的说法漏洞百出。最关键的是：马新贻跟张汶祥，八竿子打不着。成天跟老百姓打交道的，并非省级高官，而是类似村委会主任、居委会主任之类的基层干部。就算张汶祥对马新贻的一些政策做法不满，这仇恨也不至于到动刀子的地步吧。

不管怎么样，马新贻遇刺案在纠缠一段时间后，就按这份供词的说法定性了。朝廷给出的行刺动机是“听受海盗指使并挟私怨行刺”，“实无另有主使及知情同谋之人”，赶紧结案了事。张汶祥被处以极刑，剖腹挖心，用来祭奠马新贻。

案子审结了，但朝野上下的议论并没有终止，反倒是越说越玄乎。就连马新贻的四弟也不满意，提出“悲呼疑案之莫名”，要求继续追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二、刺马案的几种说法

很多人对朝廷的定案结论并不认可。《清史稿》对马新贻遇刺案的记述非常简单，细节语焉不详，这就给各种说法的流传提供了广阔空间。对于马新贻遇刺案，除了官方定案的“挟私报仇”说之外，还有四种说法一直在坊间流传，我们来看一看：

第一种说法：为情所杀。

《清稗类钞》记载，马新贻参与镇压过太平军，曾被张汶祥俘虏。当时张汶祥打算投靠清朝，就不仅放了马新贻，还跟他结拜为兄弟。同时结拜的还有张汶祥的朋友曹二虎、石锦彪。马新贻把张汶祥带过来降清的人马编为“山字营”，作为镇压太平军的先锋。“山字营”屡建战功，马新贻也因此被提拔为安徽布政使。官升了，兄弟之间的感情却淡了。恰好曹二虎把老婆接来同住，马新贻见曹二虎的老婆貌美如花，就将她诱奸。俗话说，“朋友妻不可欺”。马新贻做了这等亏心事，怕曹二虎找他报仇，就先下手为强，借口曹二虎通敌，把他处死了。张汶祥获悉内情，实在看不下去，就替曹二虎报仇，刺杀了马新贻。

这个说法流传很广，被文学作品反复演绎和渲染。电影《投名状》就采用了其中的情节。故事里的马新贻，被塑造成背信弃义、渔色负友的小人。这段情杀的故事的也在告诉大家：兄弟如手足，友情价很高，既要同患难，更要同富贵。

天王府不系舟（石舫）

可是，情杀的说法是否靠谱呢？我认为不靠谱，理由有三：第一，在晚清的封疆大吏里，马新贻是个清官，作风比较端正，没有三妻四妾，用情比较专一。第二，马新贻死后，他的妻子立即就自杀了，说明妻子对他感情很好，至死追随。如果马新贻是因为生活作风问题被人行刺，妻子不会轻易就为他自杀。第三，如果情杀属实，那总督大人真是死得很窝囊。相比之下，朝廷给的定性不是更体面吗？既然如此，为什么马新贻的四弟非但不感谢朝廷，反而继续要求追查呢？

第二种说法：为国除奸。

《清稗类钞》又给出了另一种说法。张汶祥跟徐某曾是太平军的士兵。兵败后，徐某降清，成了马新贻的亲兵。而张汶祥则回到宁波，开小押为生。一天，徐某跟张汶祥说，马新贻暗中勾结甘肃的地方叛军，准备共同反清。张汶祥听后很生气，当场骂道：“此等逆臣，吾必手刃之！” 张汶祥说到做到，还真亲手杀了马新贻。

这个说法的前半部分跟张汶祥的供词相似，后半部分越来越离谱。马新贻身为朝廷命官，参加过镇压太平军的战争。他应该很清楚，连太平军都没能推翻清朝统治，其他地方叛军更不是清朝的对手。马新贻当两江总督的时候还不到50岁，算提拔非常快了，政治前途一片光明，完全没必要造反。

第三种说法：政敌报复。

《清稗类钞》成书于马新贻遇刺案之后不久，记述的还都是民间的议论。但“政敌报复”这种说法，则是官方提出的。具体说来，是太常寺卿王家璧在案件审讯过程中提出的。当时，江苏巡抚丁日昌的儿子丁惠衡逛妓院，寻衅滋事杀了人。迫于舆论压力，丁日昌不得不将案情上报朝廷，并自请接受处分。朝廷决定，由两江总督马新贻处理这个案子。虽说丁巡抚向朝廷请了罪，但官府传唤多次，他的这个宝贝儿子拒不到庭，案件审理只好一拖再拖。四十多天后，马新贻便遇刺身亡。王家璧认为，丁日昌曾向马新贻请托通融，遭到婉拒，怀恨在心，就找人把马新贻杀了。王家璧提出这样的观点，也有自己的依据：这种说法在民间流传很广，绝非空穴来风。丁日昌本来就是个小人，阴险狡诈。江南官员那么多，大家偏偏怀疑他，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吗？

清王朝一直鼓励官员“风闻言事”，王家璧说这些话也没什么不对。不过，这个说法当即就被主审官郑敦谨给否了。郑敦谨琢磨，丁日昌能做到江苏巡抚，说明他有本事，不简单。马新贻是封疆大吏，位高权重，一旦遇刺，朝廷必然震动。他跟马新贻确实不和，但如果在这个节骨眼上派人行刺，无异于引火烧身，让大家指责自己。这样的蠢事，丁日昌断不会干。即便马新贻死了，丁惠衡摊上的命案还会有其他官员接手，谁敢保证接手的官员好说话呢？丁日昌即便想保儿子，也不会干这种没把握的事。因此，督抚不和是真，政敌报复是假。

曾国藩画像

第四种说法：政治谋杀。

高尚举是山东菏泽医专的教师，2001年出版了《刺马案探隐》，它成为国内第一部研究马新贻遇刺案的专著。为了破解这一历史疑案，他查阅了海峡两岸的大量历史档案，走访当事人的后人，进行了大量社会调查，历时八年，行程万里，足迹遍布多个省份。因此，这本专著收集的资料比较全，治学也很严谨，得到了史学界的认可。在这本专著里，高尚举提出，马新贻死于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集团策划的政治谋杀。关于这种说法，我要详细讲讲。

三、政治谋杀是真是假

大家都知道，湘军是靠镇压太平军起家的，打了十几年仗，转战大江南北，实力越来越强。同治三年（1864年），湘军攻陷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今南京），为清朝的“同光中兴”立下汗马功劳。由此，湘军及其将领逐渐发展成为晚清举足轻重的军事政治集团。曾国藩担任两江总督，节制四省军务，官居一品，位极人臣。曾国藩的部下、门生、朋友遍及江南各省，担任要职。湘军驻防的江苏、安徽、江西等省，赋税收入占到全国的三分之一。可以说，湘军集团控制了中国重要的经济命脉和军事政治资源，成了朝廷的心腹之患。

朝廷跟太平天国斗了十几年，早已精疲力竭，财政亏空，急需敛财。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早就听说，太平天国经营十几年，把大批金银财宝都搜罗到了天王府里，便让曾国藩去查问这批金银的下落。曾国藩很正经地查了一番后回复说，天京城破之日，兵荒马乱，天王府着了一场大火，烧得片瓦不存，没留下财宝。曾国藩这番鬼话，朝廷根本就不信。没过多久，就传出这样的说法：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率领湘军攻陷天京后，大肆抢掠，将天王府的金银财宝洗劫一空。湘军将领将这些财宝溯江而上，运回湖南老家，买田置地，都成了大款。慈禧很想知道这事是不是真的，但又不敢去查，唯恐得罪曾国藩和湘军集团。

眼下不敢查，并不等于朝廷不惦记。慈禧在等待合适的时机。同治七年（1868年），朝廷将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在清朝的地方大员里，直隶总督地位最高，两江总督排第二。表面看来，曾国藩是升官了。实际上，这是调虎离山之计，让他远离湘军老窝。接任两江总督的，是刚刚升任闽浙总督的马新贻。

马新贻参加过镇压太平军的战争，但骨子里是文官，不属于湘军集团的派系。马新贻在安徽、浙江、福建为官多年，减轻赋税、兴修水利、整理盐政，虽然不懂军务，但做事精明干练，政绩卓著，官声不错，在朝廷眼里是忠臣、清官。

《刺马案探隐》里提到了一条重要信息：慈禧太后用马新贻为两江总督，曾经下了密旨，要他暗中查证曾国藩、曾国荃以及湘军集团在江南的劣迹，尤其是找到太平天国那批金银财宝的下落。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慈禧安排马新贻去两江，就是刻意制约曾国藩的。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俗话说，孤证不立，仅靠《刺马案探隐》的说法，当然没法下定论。可是，我们又找不到新的直接证据。因此，这条信息的真伪只能存疑。

存疑，并不意味着湘军集团和曾国藩就能脱开嫌疑。探案就像炒菜，讲求翻来覆去。因此，先捋一捋马新贻遇刺及其之前的情况，或许能发现什么蛛丝马迹。

我们将其分成四个环节来看：

第一，频繁接受慈禧召见。一开始，马新贻接受闽浙总督的任命，按例要进京面君，聆听训令。在京城这些天，慈禧太后先后召见他十多次。据说最后一次召见是在六月，酷暑难耐，马新贻退出养心殿后，大汗淋漓，朝服浸湿，满脸惊恐。正常情况下，新官到任，慈禧太后召见一两次也就罢了，唯独召见马新贻十多次；俗话说，伴君如伴虎，最后一次召见完，新官一般都会长出口气，面露喜色，可马新贻神色慌张。除非朝廷给他交办了重要事务，甚至是有可能得罪重要人物的事情，否则不会如此失态。

第二，提前获悉新的任命。马新贻进京见过慈禧后，就离开京城回老家祭祖。此时，朝廷还没有发出将他改任两江总督的谕旨。按说，人事任免的事项极端机密，当事人不大可能提前获悉。可是，当马新贻回到老家后，将两位哥哥招到密室，反复叮嘱说：“我此行吉凶难料，万一有不测，你们万万不可进京告状，要忍气吞声，方可自保。”由此可知，马新贻离京之前，或许已经知道，闽浙总督只是个过渡，朝廷是想让他去接替曾国藩，当两江总督。他已经意识到，这个两江总督是个烫手山芋，接也不行，不接也不行。

慈禧太后与群妃合影

第三，镇压湘军散兵游勇。就在马新贻走马上任的同时，清廷开始裁军。湘军遭到裁员，确有其事。裁下来的几万湘军并没回到湖南，而是变成了地方的黑恶势力，勾结官府，无恶不作，破坏社会稳定。马新贻很重视维护社会治安，严厉惩治散兵游勇，抓到为害百姓的兵痞就地正法。这些湘军的散兵游勇对马新贻又怕又恨。如此一来，就形成了湘军集团对马新贻“人人喊打”的氛围。

第四，刺客背后或有真凶。《清史稿》记载，张汶祥行刺后，没有逃跑，而是束手就擒，非常从容。嘴里还不停地喊：“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显然，这话里有话。也许他在暗示，行刺案背后还有主谋。用今天的眼光看，总督大人护卫森严，却被刺杀，而且一击毙命，本身就是一件高难度的技术活。如果没有幕后主使，张汶祥怎能做得到！

那么，张汶祥行凶的幕后主谋究竟是谁呢？

四、幕后主谋究竟是谁

幕后主谋究竟是谁？这个问题，大家肯定都想知道。其实，朝廷和审案官员更想知道。可是，当这案子真的开审了，过程却扑朔迷离。

马新贻遇刺后，朝廷马上传旨严查。江宁将军魁玉等人虽然一直在审，但借口案情重大，不仅办得拖拉，而且不对刺客用刑。魁玉的理由是，倘若刑讯逼供，把人犯弄死了，谁能担得起这责任！对于魁玉等人给出的张汶祥“挟私泄愤”“没有主谋”的作案动机，慈禧并不相信，而是调曾国藩火速回任两江总督，加派刑部尚书郑敦谨为钦差大臣，到江宁复审。

曾国藩接到谕旨，借口生病，请求改派他人，朝廷不予批准。拖了三个月，他才去上任。郑敦谨以“铁面无私”著称，受命之际正值隆冬，大雪封路，车马难行。郑敦谨带着两位刑部郎中徒步踏雪，赶赴江宁。这里的郎中，不是江湖医生，而是刑部的司局级干部。他们一路风尘，行程四十一天。到任次日，就关门审案。郑敦谨本想查个水落石出，但审了几天，张汶祥并不改口，曾国藩只是坐在一旁不吭声。郑敦谨满腹狐疑，只好私下求教，问曾国藩该怎么办。曾国藩只说了一句话：看来只好按魁玉的结论结案。郑敦谨听后恍然大悟，知道没法再深究了，就按魁玉定的罪名结案。

这样的结论，遭到参审部分官员的质疑。江苏候补道孙衣言、江宁盐法道袁保庆就当面质问郑敦谨：万一审出是某某主使，某某军队是后台，这案子怎么结？郑敦谨的办法是：所有审案官员都在结案奏折上签字画押，大家都是一根绳上的蚂蚱，谁也别指责谁。大部分人都签了字，只有孙衣言、袁保庆死活不肯。

奏折写好，签字画押，四百里加急送往京城。接下来就是等待朝廷谕旨了。可是，郑敦谨不等谕旨下达，就带着两个郎中匆匆离开了江宁。按照地方官场的规矩，钦差大臣临走时，地方官会送点银子，表示感激。郑敦谨分文未取，两个刑部郎中各收了五百两。赶到江苏清江的运河码头，郑敦谨让两位随从回京复命，自己写了一份奏折，说身体不适，无法继续履职，请求开缺养病。朝廷只准了他两个月的病假。而郑敦谨一不做二不休，自行弃官回乡，终生不再为官。如果不是内心有愧，他会把辛苦半辈子换来的大好前程轻易断送掉吗？

两个郎中回到京城，向朝廷复命后不久，就悄然离京。其中一位叫颜士璋，被派往兰州当知府，到任才知道，根本没有实缺，相当于被流放了。幸运的是，陕甘总督左宗棠是湘军集团出身，深知其中黑幕重重，对颜士璋的遭遇很同情，就将其收到帐下，帮办政务。另一位郎中名叫伊勒通阿，则给了个“全俸以养天年”的待遇，发100%的薪水，回家养老去了。这两个郎中正值年富力强之时，又没做什么错事，如果不是马新贻遇刺案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何至于如此！

孙衣言和袁保庆，都是性格耿直、嫉恶如仇、文笔辛辣的官员。他们曾经长期不受重用，十分落魄。马新贻就任两江总督后，了解这俩人的才干，便点名保举，让他俩到总督衙门任职，成为自己的左膀右臂。

马新贻死后，孙衣言为他写了一篇《神道碑铭》，语言慷慨，直抒胸臆。其中有一句话说：“衣言之所以奋其愚憨为公力争，亦岂独为公一人也哉！”意思是说，我之所以为这个案子跟别人争论，愣是不在郑敦谨的奏折上签字，不光是为了总督大人自己。我想，他说这话，更是为了争一个公道，争一个真相。

此文一出，舆论哗然，大家都意识到，这案子审得蹊跷！张汶祥绝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幕后肯定有更大的主谋！大家都懂的事，慈禧太后肯定更懂。然而，慈禧更清楚：湘军集团树大根深，难以撼动，绝不能为了一个死去的总督，去得罪活着的地方实力派。一旦把曾国藩逼反了，后果不堪设想！

也许正是这篇文章，让孙衣言和袁保庆有了护身符，没有像郑敦谨那样吓得赶紧病退，没有像两个郎中那样被挤兑、遭迫害。曾国藩或许嫉恨他俩，却苦于舆论牵制，徒唤奈何。孙衣言后来被提拔为布政使，在湖北、江苏都有政绩；袁保庆在盐法道道员任上病故，留下一个养子，就是袁世凯。

袁世凯新军戎装像????

种种迹象表明，马新贻遇刺案不是情杀，不是仇杀，而很可能是一场政治谋杀，其背后牵涉的政治利益错综复杂。幕后真凶，十有八九就是曾国藩或者曾国荃。马新贻死了，天王府里的金银财宝也就成了永远的不解之谜；张汶祥死了，马新贻遇刺案的真相也就成了永远的不解之谜，只有像《投名状》这样的文学作品，还在演绎着那段三兄弟为情反目的经典故事，虽然不是历史事实。

马新贻死后两年，曾国藩病逝。湘军集团虽然群龙无首，但依旧存在。两江总督的大位长期被湘军将领垄断，直至清朝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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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王府的财宝去哪儿了

（一）惨遭劫掠

同治三年（1864年）夏，曾国荃率湘军攻入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今南京），随即开始了杀戮和劫掠。

清代学者柴萼的《梵天庐丛录》里记载，曾国荃率军进入天王府的大殿后，看到上面悬挂着四盏大灯。识货的将领一眼辨出，这是元代用风磨铜烧铸的宫中宝灯。传说，“风磨铜”可以避风，在元代比黄金还值钱，用风磨铜制作的灯挂在迎风处，红艳似火。曾国荃“当仁不让”，直接将这四盏大灯收归己有。

一名湘军参将带着几十个兵丁闯入另一所大殿。刚一进门，就有个兵丁被塌陷的地砖绊倒。大家把碎砖挖开，发现下面埋着一百多双金缠臂。这是古代女性缠绕手臂的饰品。兵丁们看是黄金制品，不容分说，一抢而光。接着，各路清军蜂拥而至，这位参将不想让更多人抢他们的“战果”，就拿出曾国荃的令箭插在大门口，阻止其他兵丁入内。

对于将士们的抢劫，曾国荃非但没有阻拦，反而动手勒索。曾任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经理的宁调元，在《劫灰一夕话》中说，曾国荃下令对湘军士兵进行搜查，把他们抢来的值钱东西要走。这一做法招致了将士们的不满。有三个老兵合谋，一人装死，把抢来的金银珠宝绑在他的腰间，另两人用竹床把他抬出去“掩埋”，这才躲过了搜查。

曾国荃在天京城内大肆剽掠，“于此中获资数千万……报效若干外，其余悉辇诸家”。也就是说，除了上交一点外，其余全部运回了湖南老家。曾国藩亲信幕僚赵烈文在《能静居士日记》里写道，曾国藩曾严禁抢掠，但湘军将士“唯知掠夺，绝不奉行”，就连伙夫、杂役也参与到劫掠中去，大捞一笔。后来两江总督马新贻对天王府财宝去向的怀疑和调查，绝非无中生有。

为了掩盖大肆抢劫和屠戮的丑行，湘军将富丽堂皇的天王府付之一炬，大火烧了三天三夜，可谓“十年壮丽天王府，化作荒庄野鸽飞”。这还不算完，曾国荃还把这种“野性”用到了做官上，在两江总督任上，不仅经常借口生病，不务正业，无所事事，当甩手掌柜，而且大肆索贿，卖官鬻爵，搞权钱交易，官声不佳。

（二）部分保留和复原

天王府虽然遭到焚掠，但并未完全烧毁。金龙殿、暖阁、穿堂、东西花园等重要建筑，并未完全烧掉。在今天的南京“总统府”里，还能依稀找到踪迹。

目前留下来的遗物主要有：

第一，“总统府”西花园内的假山群，有四处是天王府遗迹。“纶音碑”碑额和碑座、“胡侍卫衙界碑”等均因混杂于假山中之间而幸免于难，得以保存至今。

第二，“总统府”中轴线东侧穿堂，一处通往东区的门额上，有篆书砖额，上书“旭爽”二字。字体和内容与院内其他门额不太一样。专家认为可能是天王府遗物。

第三，1982年，“总统府”西面发现中古井，井栏是五色石，有可能是《四梦汇谈》所述天王府宫殿西朝房“西有一井”的井。

此外，还有西花园的几棵古树，都有二三百年历史，劫后余生，如今枝繁叶茂，冠如巨伞。

留下的，大多是那些带不动、搬不走、烧不坏的遗物。至于天王府里的金银财宝、古玩家具，则早已散失，进入民间，难以寻回。据说，天王宝座曾流落到四川大地主刘文彩的宅院里，但后来下落不明。2002年，“总统府”中轴线东部复原了天王宝座、天王书房、枢密室等场景，复制了天王大殿里的四盏宝灯，再现了天王府的盛况一瞥。

参考文献

马新祐：《清马端敏公新贻年谱》，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影印。

马新贻：《马端敏公奏议》，台北：文海出版社，1975年影印。

薛福成：《庸盦笔记》，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

高尚举主编：《马新贻文案集录》，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

高尚举：《刺马案探隐》，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

徐珂：《清稗类钞》，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