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魏晋探微——南北对立时期的彭城丛亭里刘氏

历史大观园还原历史 2020-06-22 13:39:31 0

一　刘该其人其事

彭城丛亭里刘氏是处于南北界上河淮地区的著名士族，它不曾倾族南迁，永嘉以后仍在彭城本乡保持着强大的宗族势力。凭借其可南可北的地理条件，族人有时南移江左，有时回归本土，有时又投奔北方，以求保护和发展宗族势力。这是一种与江左王、谢高门不同类型的士族。我们拟以东晋太元、隆安之际刘该北出一事为切入点，探索此一家族在南北朝对立时期的动向及其际遇。

《东晋门阀政治》一书⁽¹⁾提到刘该之事。该书谓太元二十一年（396）东晋孝武帝死，安帝即位，会稽王司马道子解徐州刺史之任，《通鉴》云“以散骑常侍彭城刘该为徐州刺史，镇鄄城”。⁽²⁾该书认为这是司马道子为招揽散在河淮地区北府诸将的一项措施。刘该被司马道子派遣之事不见于今本《晋书》，《通鉴》当另有根据。《宋书》卷一《武帝纪》东晋元兴元年（402）“北青州刺史刘该反”。同书卷五一《宗室长沙王道怜传》义熙元年（405）北青州刺史刘该引索虏为援，寇徐州，围彭城，刘道怜率众追斩叛将刘该于光水沟。⁽³⁾据此，知刘该已由徐州刺史转北青州刺史，并投降北魏，协同魏将围攻彭城等地。刘道怜于刘该降魏数年之后，犹以其东晋官守称之，可知刘该一直依违于南北之间，且不远离彭城据点，而杀刘该的刘道怜，亦为彭城人物。刘该具有何许背景？因何故投降北魏？降北魏后际遇又如何？《东晋门阀政治》对于这些问题未予深究。书出版后，在讨论中，发现北魏孝文帝时刘芳的祖父刘该，就是司马道子派往鄄城作徐州刺史的刘该，而刘该背后有一个强大的士族门户的存在。这样，彭城丛亭里刘氏人物时南时北的活动轨迹，始见端倪，引起我们探索的兴趣。

《魏书》卷五五《刘芳传》：刘芳“彭城人也，……祖该，刘义隆征虏将军，青徐二州刺史”；《北史·刘芳传》：刘芳“彭城丛亭里人，……祖该，宋青徐二州刺史”。若以宋文帝元嘉时间计，此刘该晚于受司马道子之命北镇鄄城的刘该约30年。这是以前未曾将两刘该联系起来思考的原因。但细究起来，两刘该实即一人。《魏书》、《北史》将刘该东晋安帝元兴时事，误记为宋文帝元嘉时事，而将北青州刺史误脱北字。这类错误，在《魏书》中常见，不胜枚举。《魏书》及《北史》刘芳传均云：“芳祖母，〔崔〕浩之姑也。”此言刘该妻就是崔浩姑母，崔玄伯姊妹。崔玄伯作为汉族士人受到道武帝拓跋珪的宠任，正好是在刘该降北魏期间。天兴元年（398）北魏朝廷制官爵、撰朝仪、定律令、申科禁，“吏部尚书崔玄伯总而裁之”。⁽⁴⁾后来崔玄伯又“通署三十六曹，如令仆统事，深为太祖所任，势倾朝野”。⁽⁵⁾北魏朝廷为羁縻自南奔北重要官员的政治需要，多以宗室或大臣子女与之联姻，所以刘该才有机缘与崔玄伯之姊妹婚配。

《宋书·武帝纪》谓东晋元兴元年（402）“北青州刺史刘该反”，元兴元年应是刘该配合魏将进攻彭城的时间。《魏书·长孙肥传》：“除肥镇远将军，兖州刺史，给步骑二万，南徇许昌，略地至彭城。司马德宗（晋安帝）将刘该遣使诣肥请降。”通观事件的发展过程，长孙肥出征前为卫尉卿，当从平城出发，根据《魏书·太祖纪》，其时在北魏天兴四年（401）七月。长孙肥先绕道征许昌，然后再略地至彭城，估计至少需时数月。所以，我们推测刘该投降长孙肥的时间当在北魏天兴五年（402），即东晋元兴元年，其时东晋形势已发生巨变。东晋元兴元年三月桓玄占领建康，自为丞相、录尚书事，流放太傅司马道子，杀道子子元显等。刘该南归之路既绝，而青齐地区的广固又有慕容德的南燕政权。当长孙肥重兵压境之时，刘该除了投降一途以外，没有别的出路。《通鉴》系刘该降魏于隆安五年（401）七月，与长孙肥从平城出发同时，此当为叙事方便，没有顾及事件发展的时间顺序。当然，这还只是根据当时形势发展对于刘该降魏动机的合理推测。严格说来，在北魏天兴四年七月至五年六月长孙肥撤离彭城⁽⁶⁾之前，都有接受刘该投降的可能性。

刘该是北魏入主中原后第一批降魏的南方重要将领。刘该降魏后仅二年多时间即战死，他的儿子刘逊之、刘邕，⁽⁷⁾可能由于孤立无援，也可能由于南方朝廷的招引，又倒向东晋，并出仕东晋、南朝边州军府。

二　丛亭里刘氏世系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丛亭里刘氏：汉“高祖七世孙宣帝，生楚孝王嚣。嚣生思王衍。衍生纡。纡生居巢侯般，字伯兴。般生恺，字伯豫，太尉、司空。生茂，字叔盛，司空、太中大夫，徙居丛亭里。恺六世孙讷，晋司隶校尉。孙宪生羡。羡生二子：敏、该。”⁽⁸⁾此言刘该高祖为刘讷，彭城丛亭里人。刘讷在西晋是著名的士族名士。《世说新语·品藻》“刘令言始入洛”条刘孝标注引《刘氏谱》曰：“纳⁽⁹⁾字令言，彭城丛亭人。祖瑾，乐安长。父甝，魏洛阳令。纳历司隶校尉。”同书《言语》“庾穉恭为荆州”条注引《文字志》曰：“〔刘〕劭字彦祖，彭城丛亭人。祖讷，司隶校尉。父松，成皋令。”又《隋书》卷七一《刘弘传》云：“刘弘字仲远，彭城丛亭里人，魏太常卿芳之孙也。”以上数条皆确证刘该为彭城丛亭里人，且亲从关系较详。

参照《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后汉书·刘般传》、《晋书·刘隗传》、《魏书·刘芳传》及各附传，能够大致弄清由两晋南北朝下至隋唐丛亭里刘氏的世系，并编制成如下页的简略世系表。

说　明：

（一）刘茂以上数世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及《后汉书·刘般传》。

（二）此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参考《元和姓纂》卷五“彭城刘”条：“恺六世孙讷，晋司隶校尉。孙宪生羡，羡二子：敏、该。”刘宪为刘讷之孙，但不明为何人之子，其父可能是刘松，也可能是刘畴，也可能是刘讷另一子，故用疑问号表示。

（三）刘庆以下世系，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及《魏书·刘芳传》。《世系表》载丛亭里刘氏共91人，多为刘敏后裔。《魏书·刘芳传》错讹较多，只作参考。如谓刘芳为刘庆之孙，与各书均不同，似误。但《魏书·刘芳传》记刘芳后裔颇详，特别是刘芳后裔在唐代的情况，并记刘敏后人刘轨之子孙分居丰县，均为它书所不载。

（四）刘逖及刘逸民，据《北齐书·刘逖传》。

（五）刘弘见《隋书》卷七一《刘弘传》，谓弘为刘芳之孙，但不知其父名讳。

（六）敬徽，《魏书·刘芳传》作徽，同书《崔光传》谓崔光之女婿为彭城刘敬徽，盖即其人。《刘芳传》脱敬字。

（七）刘僧利，《刘芳传》谓为芳族兄，《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谓为刘敏从子，两者所叙相差一辈，此依《刘芳传》。

（八）刘缵等三人皆见《刘芳传》，谓缵为芳族兄。刘缵等人亦散见《南史·齐武帝纪》及《梁书》。

（九）刘傭，刘隗从子，见《晋书》卷三二《简文宣郑太后传》。

史书中尚能发现一些其他丛亭里刘氏人物，如《宋书·刘延孙传》所说的“豫州刺史刘怀武”；《隋书·刘子翊传》谓子翊“彭城丛亭里人，父徧，齐徐州司马”。因不明亲从关系，此表中无法注明。

在两晋及南北朝成书的各种史籍中，均谓丛亭里刘氏为汉高祖刘邦弟楚元王交后裔。《宋书·刘延孙传》云：“延孙与帝室虽同是彭城人，别属吕县。刘氏居彭城县者，又分为三里，帝室居绥舆里，左将军刘怀肃居安上里，豫州刺史刘怀武居丛亭里，加上吕县别属，凡四刘。虽同出楚元王，由来不序昭穆。”此言彭城刘氏四支皆为楚元王之后。又如《魏书·刘芳传》：“刘芳字伯文，彭城人也。汉楚元王之后。”再如唐初成书的《晋书·刘隗传》，亦如是说。此说的主要根据当是《世说新语·品藻》所引之《刘氏谱》，此谱《隋书·经籍志》及新、旧《唐书》皆无著录，疑隋唐后已散失。唐中宗时刘知几撰《刘氏家史》及《谱考》，有新说：推“彭城丛亭里诸刘，出自宣帝子楚孝王嚣曾孙司徒居巢侯刘恺之后，不承楚元王交，皆按据明白，正前代所误。”⁽¹⁰⁾林宝《元和姓纂》两说俱存，其所述之丛亭里刘氏谱系，明言据刘知几所考，基本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同，故知刘知几的考证就是《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的根据。据《后汉书·刘般传》，刘般封侯在建武九年（33），离楚孝王嚣只有60余年，亲从仅三世，记载明确；《汉书·楚孝王嚣传》与《后汉书·刘般传》所述世系皆能衔接，一般说不会有误。刘般子刘恺，恺少子茂，其事迹见《后汉书·刘般传》，也是信史。

三　永嘉乱后丛亭里刘氏在彭城地区的宗族势力

据知永嘉时过江的彭城丛亭里刘氏人物，有刘隗与刘劭。《世说新语·言语》“庾穉恭为荆州”条注引《文字志》：“〔刘〕劭博识好学，多艺能，善草隶，初仕领军参军，太傅出东，劭谓京洛必危，乃单马奔扬州。”刘劭为刘讷之孙，南渡时间在永嘉四年（310）十一月东海王越出许昌之后不久，当时洛阳尚未陷落，但形势已明朗，故“谓京洛必危”。而刘讷侄刘隗过江时间，难于确考。司马睿监徐州镇下邳时，刘隗为彭城内史，彭城属徐州军府，刘隗当在司马睿统督之下，他随司马睿于永嘉元年（307）同时过江，是可能的。

随刘隗及刘劭过江的刘氏宗族，或从彭城，或从洛阳，必有人在。永昌元年（322）王敦第一次举兵时，刘隗被迫北奔石勒，带走妻子亲信200余人，其中当有丛亭里刘氏南渡的宗亲。王敦以诛刘隗为名举兵叛乱，似未触及刘劭一支。刘劭在成帝咸康时仍任侍中、豫章太守等职，但并不显赫。

在刘隗、刘劭等避乱南下后，当有丛亭里刘氏的部分宗族仍留在彭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及《元和姓纂》中，刘宪及其子刘羡，羡子刘敏，有名讳而无职任，这与《宰相世系表》所载人物体例不合，绝非疏忽脱漏。疑刘宪、刘羡、刘敏子孙三人皆在彭城平居或作坞主，未受朝廷之命。《魏书·刘芳传》各附传中，刘芳从兄弟刘元孙“养志丘园，不求闻达”，刘僧利“从容乡里，不乐台官”等，都是显例。

丛亭里刘氏在江左，有为北府将者。《宋书·刘延孙传》所述之刘怀武属丛亭里，他在刘宋时任豫州刺史，应出身东晋的北府将，推测他应居京口。另外，《太平广记》卷四一《刘波》（原注：出《异苑》）云：“刘波，字道则，晋孝武帝太元年中，移居京口。”《异苑》是刘宋时人刘敬叔的志怪小说，除去神怪荒诞部分，往往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据《晋书》卷六九《刘波传》，刘波为刘隗之孙，曾随刘隗在石赵作官，石虎死后，刘波南奔，长期投靠桓氏为将，沦为门阀士族的爪牙。太元四年（379）苻丕攻克襄阳，刘波率军救援，因畏懦免官。他移居京口，当是此时之事。淝水战前刘波为冠军将军、散骑常侍，史籍只记军号而不记具体职掌，疑亦有因。战后刘波被授为“督淮北诸军、冀州刺史，以疾未行”。刘波此时上疏中说：“苻坚灭亡，于今五年，”⁽¹¹⁾知此授当在太元十三年（388），其时谯王司马恬已为“都督兖、青、冀、幽、并、扬州之晋陵、徐州之南北郡军事，领镇北将军、兖青二州刺史、假节”，镇京口。⁽¹²⁾谯王恬是北府主将，刘波为冀州，正在谯王都督之下，当已转为北府将。

此外，如前所述，孝武帝死前后，司马道子为抢据河淮之间北府诸将屯驻之地，招揽北府诸将，命彭城刘该出任徐州刺史，亦当有利用刘该乡里宗族力量的考虑，而刘该亦当具有北府将资历无疑。

彭城丛亭里刘氏之居官北方者，也不乏与乡里宗族联系的迹象。《魏书·刘芳传》附刘骘传谓永熙三年（534）刘骘父刘秦汉魏晋探微——南北对立时期的彭城丛亭里刘氏（刘芳之子）被高欢诛杀，其时刘骘为徐州开府从事中郎，骘即率乡部赴兖州，与刺史樊子鹄共同抵御高欢。与此同时，刘芳第五子刘粹为徐州别驾，亦因“兄死，粹招合部曲，就兖州刺史樊子鹄，谋应关西”。⁽¹³⁾刘粹、刘骘二人，皆为徐州开府上佐，在丛亭里刘氏宗族势力集中之地，故能随时集聚乡部。

丛亭里刘氏拥有强大的宗族势力，除刘骘、刘粹之例以外，还有不少。太和二十二年（498）南齐豫州刺史裴叔业进攻徐州，“疆埸之民颇怀去就，高祖忧之，以〔刘〕芳为散骑常侍、国子祭酒、徐州大中正，行徐州事”。⁽¹⁴⁾北魏把徐州事务交给刘芳处理，目的当是利用丛亭里刘氏的影响，来稳定此地动乱形势。翌年八月，孝文帝死，宣武帝初即位，南徐州刺史⁽¹⁵⁾沈陵南叛，徐州又发生大水，为防止彭城地区发生骚动，⁽¹⁶⁾朝廷“遣〔刘〕芳抚慰赈恤之”。⁽¹⁷⁾刘芳两次出使徐州之后，皆有升迁，第一次“徙兼侍中，”⁽¹⁸⁾第二次“正侍中”。《通典·职官》三谓“北魏尤重门下，多以侍中辅政。”刘芳由散骑常侍徙兼侍中，再正侍中，说明刘芳在徐州稳定局势有功。

值得注意的是，刘该投降北魏，并与北魏势家崔玄伯联姻，他的子孙理应居官北魏。但史实却相反，他的儿孙皆在南方，刘芳入平城时竟是孑然一身。这原因何在？依我们看来，丛亭里刘氏的门户地位离不开彭城地区的宗族势力，当时彭城在南方政权控制之下，丛亭里刘氏只有回到南方才能倚靠宗族势力。刘宋泰始年间失淮北徐、兖、青、冀四州，彭城由北魏稳定地占领，丛亭里刘氏宗族大都归于北魏，以刘芳为代表的丛亭里刘氏家族地位始在北魏迅速升起。刘芳有《徐州人地录》行世，可见他对乡里事物的关注。

总的说来，丛亭里刘氏既为士族，又是将家，其宗族主体仍以彭城及左近为基点，不曾倾族迁徙。丛亭里刘氏人物无论在南在北居官，大多与乡里宗族保持联系，以利观望；而南北朝廷也往往利用刘氏人物的此一特点，任命他们为彭城地区的将军刺守或其上佐，以图稳定局势，发展势力。丛亭里刘氏在南北纷争中宗族不衰，盖由于此；而他们无论在南在北都难于稳稳上升而至显赫地位，亦由于此。

四　丛亭里刘氏门第在江左的变迁

《山公启事》记载山涛领选时的选例，其中有云：“近启修武令刘讷补南阳王友，诏曰：‘友诚宜得有益者，然以长吏治民不易，屡易为疑，令散人无所依仰。’又启‘今者职散中诚自有人，然刘讷才志外内非称，臣以为宜蒙此者，是以启及，不审固可用不？’诏‘可尔所启。’”⁽¹⁹⁾此条中“刘讷才志外内非称”，从前后文内容连贯看，“非称”应为“所称”之误。此言刘讷在入洛阳作官之前曾作修武令，因才智出众，领选的尚书仆射山涛向晋武帝推荐刘讷调南阳王友，这就是《世说新语·品藻》所说的刘讷初入洛的情形。武帝子司马柬于咸宁三年（277）八月徙封南阳王。柬与惠帝同为杨皇后所生，特为武帝所宠爱，所以得以徙封大国，其开府僚佐应为高门清显。这不仅是因刘讷所秉赋的才智，当亦有门第因素。

丛亭里刘氏之先人刘般，光武帝时初封菑丘侯，徙封杼秋侯，再改封居巢侯。其子刘恺三登三事，恺子刘茂亦位至司空。史言刘般“修经学”，“讲诵不怠”。刘恺让居巢侯爵与弟刘宪，并敢于抵制外戚邓骘，这些都是当时名士所景仰的行为。在士人与外戚、宦官的斗争中，刘茂与太尉陈蕃等联名上书救护李膺，影响深远，也当是丛亭里刘氏进入世家大族的重要阶梯。刘茂之后三世无显宦，其孙刘瑾为乐安长，曾孙刘甝为曹魏洛阳令，但仍维持世家大族地位。东晋王敦檄文攻击刘隗为邪佞，亦未曾诋其门第。

刘讷之子刘畴，史称“善谈名理”，看来正处于由儒入玄的转变之中，这有利于丛亭里刘氏门户地位的进一步提升。刘畴曾代傅宣为吏部郎，⁽²⁰⁾也正是高门美选。永嘉中，他曾为司徒左长史。据《晋书·怀帝纪》，其时相继为司徒者有王衍、东海王司马越、傅祇三人。傅祇永嘉五年（311）五月始为司徒，六月刘曜入洛，傅祇退屯盟津，暴疾而亡，大概未曾开府置佐。我们推断，刘畴应是王衍或东海王越为司徒时之左长史，也就是说，刘畴与东海王越应有较深关系。江左司马睿朝廷公卿多是东海王越府的僚佐，⁽²¹⁾这应是王导及蔡谟推崇刘畴的原因之一。《晋书·刘畴传》：“司空蔡谟每叹曰：‘若使刘王乔得南渡，司徒公之美选也。’又王导初拜司徒（按当以《裴劭传》拜司空为正，王导拜司空在大兴四年七月），谓人曰：‘刘王乔若过江，我不独拜公也。’其为名流之所推服如此。”⁽²²⁾蔡谟和王导论及刘畴，是对刘畴人才的赞许，也是对丛亭里刘氏门第的推崇。探王导之本意，还有感叹时事艰难之意。因为其时王敦之叛如箭在弦，刘畴若过江，也许能以其所具影响调解矛盾。

刘畴未能过江，而被阎鼎杀害，这是丛亭里刘氏门户利益的一大损失。刘隗尽力事元帝，被门阀士族目为佞臣，又“骄蹇失众心”。⁽²³⁾他被迫北投石勒，出仕僭伪，丛亭里刘氏门户地位和在江左的影响大大降低。刘劭虽仍能作侍中、尚书，但已绝非刘畴那样的重名，所以后嗣不显。

婚姻关系是士族门第的一个重要标志。丛亭里刘氏在南的婚配，我们可以举出刘傭为例。据《晋书·简文宣郑太后传》：郑后，河南荥阳人，世为冠族，先适渤海田氏而寡居，纳为元帝夫人。郑氏尚有二妹，郑氏忧曰：“恐姊为人妾，无复求者。”于是元帝从容谓刘隗曰：“郑氏二妹，卿可为求佳对，使不失旧。”荥阳郑氏在江南无显官，失去了高门地位；郑夫人又非正妃，形同妾媵。刘隗自然知道，王、庾等高门绝不会求偶于郑氏，只能退求其次，于是“举其从子傭娶第三者，以小者适汉中李氏，皆得旧门。”此知丛亭里刘氏与汉中李氏够得上“旧门”，但并不显赫，与王、谢有相当差别。汉中李氏本是东汉反对外戚梁冀而死的名士李固的后裔，⁽²⁴⁾李固与其父李郃均位三公，⁽²⁵⁾但《华阳国志》及《晋书》中未见汉中李氏有显宦，其门第与丛亭里刘氏大概相若。不过刘氏子弟纳郑氏女是刘隗在南之事，刘隗出奔后刘氏门第就当别论了。

刘劭之后，东晋后期丛亭里刘氏见于记载的，就是刘隗之孙刘波及刘宪之孙刘该。刘波淝水战前为散骑常侍，战后出为督淮北诸军、冀州刺史；刘该亦为散骑常侍，后出为徐州刺史。散骑常侍在西晋初本为显职，后来逐渐沦为闲散，刘宋以后此职用人颇轻，⁽²⁶⁾宋齐多沿袭晋制。东晋后期散骑常侍已开始用将家，如刘敬宣曾加散骑常侍。⁽²⁷⁾敬宣，刘牢之子，将家无疑。刘波、刘该已降为将家，沦为次等士族，他们虽善于经营武力，但不能接近中枢。可注意的是，刘波督淮北诸军，其作用与刘该出刺徐州相同，即怀辑北府诸将；其所具有的特殊条件亦当相同，即有彭城乡部宗族可以依托。不过刘波以疾未行，刘该虽行而未获成效，是相异处。

五　丛亭里刘氏在北魏的际遇

南北朝时，丛亭里刘氏在南方似已消声匿迹，但却在北魏兴起。刘芳以平齐民身份入平城，幸运地受到文明太后的赏识。其中原因，一是刘芳的个人儒学修养，一是丛亭里刘氏的门望。

《北史·儒林传·叙》谓“刘芳、李彪诸人以经书进”。刘芳经学精洽，尤长音训，号称刘石经，被目为儒宗。这与丛亭里刘氏的家学似有关系。丛亭里刘氏所传何经，史无明文。从刘芳一生言行及所留著作残文看，儒学素养绝非一般。刘氏子孙好学强立，文翰及经史兼综者不少。

丛亭里刘氏在北魏的婚姻关系，限于士族的狭隘范围。除刘该与崔玄伯联姻外，我们尚知刘芳与清河崔光为中表亲，刘芳族孙刘敬徽又为崔光之婿，⁽²⁸⁾刘芳从妹与北魏显贵李洪之结婚，⁽²⁹⁾刘芳之舅为青齐著名强族房元庆。⁽³⁰⁾后来孝文帝选刘芳族子刘长文之女为太子恂孺子，不为无因。孝文帝特重汉人门第，他规定六皇弟必须选择陇西李氏、荥阳郑氏、范阳卢氏诸高门女子为婚。⁽³¹⁾史称“世之言高华者，以五姓为首”，⁽³²⁾五姓：崔、卢、李、郑、王。荥阳郑氏是五姓之一，而丛亭里刘氏之女“与荥阳郑懿女对为〔太子〕左右孺子”，⁽³³⁾丛亭里刘氏与荥阳郑氏门第应当相近。由此可见，丛亭里刘氏虽然消声于南而犹显贵于北，这是丛亭里刘氏入唐后还能持久不衰的重要原因。

〔后记〕　本文之作，滕君昭宗与我共同发明指意，起草之任属滕君，清定之责在我。滕君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供职于连云港市博物馆。他在阅读拙著《东晋门阀政治》一书时，提出该书所论东晋徐州刺史刘该可能就是北魏刘芳之祖刘该。我们经过往返研讨，觉得此说不误，并有深入研究的价值。时值汤用彤先生百年寿辰，我建议共以此意撰文纪念。刘该属彭城丛亭里刘氏，故里在河淮之间可南可北之地，未曾倾族迁徙。刘氏人物之居官者，其动向是忽南忽北，在相当程度上视彭城故里属南属北为准，也就是说以保全家族利益为依归。刘氏既为士族，又是将家，像这样的家族自成一种类型，在南北对立时期还能找到一些。我们认为对彭城丛亭里刘氏进行研究，可以说明一些历史现象，开发一些类似的研究课题，是有益的。不过本文只能算是初步尝试，深入的工作有待同好共同钻研。

田余庆　1992年11月

——原刊《汤用彤先生诞辰百周年纪念论文集》，1993年。

————————————————————

(1) 参看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版第241页。

(2) 《资治通鉴》卷一〇八太元二十一年五月。孝武帝死于九月，《晋书》卷六四《司马道子传》谓安帝践阼，道子解徐州。两书记时不同，授刘该徐刺在前，是由于事机紧迫，权宜版授，以促其行，而后才有解道子徐刺诏令。

(3) 《晋书》卷七五《荀羡传》：“羡自光水引汶通渠。”此言光水为汶水支流。《水经注》卷二四《汶水》、卷二五《泗水》《洙水》各条，光水皆作洸水。

(4) 《魏书》卷二《太祖纪》。

(5) 《魏书》卷二四《崔玄伯传》。

(6) 《魏书》卷二《太祖纪》天兴五年（402）六月诏长孙肥等征平阳。

(7) 《元和姓纂》卷五“彭城刘”条作雍之，据此推断刘邕亦可作刘邕之，南北朝人名中“之”字常见省略。

(8) 《新唐书》卷七一上《宰相世系表》。

(9)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引程炎震《笺证》曰：“宋本纳作讷，《晋书·刘隗传》亦作讷。”程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