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魏晋探微——李严兴废与诸葛用人

诸葛用人问题，从其内涵诸方面说来，本无剩义可言。本文拟在用人问题的具体情节以外，根据蜀国统治集团组成状况及其变化，探索诸葛用人背景，从另外的角度重新认识这一问题。在我看来，李严这个除了略起反衬作用以外从不为史家注目的人物，其显隐兴废是理解诸葛用人背景的关键。循此线索进行研究，蜀史中的某些问题似乎可以得到新解。

一　新和旧、客和主的分野

建安十七年（212）刘备举兵葭萌以袭刘璋之时，力量甚为单薄，如刘璋益州从事郑度所说：“兵不满万，士众未附，野谷是资，军无辎重。”⁽¹⁾后来刘备得到诸葛亮从荆州溯流入蜀之援，力量仍很有限。刘璋集团军力较强，弱点是统领无方，缺乏内聚力，不足以抗衡刘备。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经过涪城、绵竹、雒城几次战役，刘璋之军不断溃败，陆续向刘备求降。刘备控制益州全境以后，其统治人物中由刘璋部属归降者占有很大比重，这些人越来越显著地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刘璋部属，本是在刘焉、刘璋父子战胜益州在官地主的二十多年中逐渐形成的一个松散集团。起先，刘焉欲“避世难”，⁽²⁾于中平五年（188）入蜀，为益州牧。当时支持他的，除了陆续入益州的以南阳、三辅人为主的“东州人”及其他外来人以外，还有两种益州势力。一为原仕洛阳、后随刘焉回籍的益州官僚，如侍中广汉董扶、太仓令巴西赵韪；⁽³⁾一为仕于益州的本籍豪强，如领有家兵的益州从事贾龙。董扶“明图谶”，以“益州分野有天子气”说刘焉。贾龙战胜了益州黄巾，但力量有限，不能自立，当刘焉入蜀时他选吏卒出迎。这些事实，说明益州地主虽然力图影响益州政局，可是他们还没有强大到足以据地自保，并抗衡外来势力的地步。因此，上述益州在官地主，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力图借重具有刘汉宗室身份的刘焉，以求达到保据益州，不受或少受中原战乱影响的目的。在这个基础上，刘焉同益州在官地主之间，暂时形成了相互利用、相互依存的关系。

但是，刘焉是外来势力，他同益州在官地主之间有明显的利益不一致，冲突是迟早要出现的。初平二年（191），刘焉“托他事杀州中豪强王咸、李权等十余人，以立威刑”，⁽⁴⁾引起犍为太守蜀郡任岐和校尉蜀郡贾龙（即前选吏卒出迎刘焉的州从事贾龙）起兵叛乱。刘焉用以压平叛乱的，是东州士和青羌兵。

兴平元年（194）刘焉死，焉二子璋、瑁在蜀，“州大吏赵韪等贪璋温仁，共上璋为益州刺史”。州大吏赵韪，就是随焉入蜀的原太仓令巴西赵韪，这时他的权势达到足以选立刘璋、左右政局的地步。也有一些不服刘璋的益州将吏东走荆州，其中的甘宁以后成为东吴大将。建安五年（200），赵韪“因民怨谋叛，……阴结州中大姓，与俱起兵，还击璋，蜀郡、广汉、犍为皆应韪”。这是益州在官地主最大的一次叛乱。由于东州士殊死战，成都得以保全，而赵韪卒为其部将庞乐、李异所杀。以后虽然还有如“州中诸将庞乐、李异等皆恃功骄豪，欲有外意”的事，⁽⁵⁾但是益州在官地主大规模叛乱却不再见于史籍了。⁽⁶⁾不断由三辅、南阳及荆州它郡流入的外来士人与余下的益州在官地主联合一起，形成一支比较稳定的力量，支持刘璋，使刘璋在益州的统治得以维持一个时期。刘备进攻刘璋，这支力量又陆续背弃刘璋，倒向刘备。

刘璋邀刘备入蜀之初，这两个营垒之间就自然地形成“客主”之分，有时又称为“新人”和“旧人”之分。最早说及这种关系的，是刘璋的主簿黄权。黄权谏刘璋勿迎刘备入蜀，否则客主难于相容，“若客有泰山之安，则主有累卵之危”。⁽⁷⁾显然，这是就客主两方的军事营垒而言。刘备围攻刘璋于雒城时，法正在刘备军中，致笺刘璋，劝他勿以“客主之势”自恃。⁽⁸⁾这里说的客主仍是指对垒的两军，与黄权之意一样。

刘备征服刘璋，刘璋部属全体进入刘备阵营以后，客和主、新和旧合流，其分野实际还存在，不过不再是军事上两个营垒的区分，而是政治上两个派别的区分。《诸葛亮传》注引法正谏亮之言曰：“今君假借威力，跨据一州，初有其国，未垂惠抚。且客主之义，⁽⁹⁾宜相降下，……”云云。这说及一体之中存在着主和客、或者说旧和新这两部分人，构成蜀政中的一大问题，须得刘备、诸葛亮细心协调，妥善处理。在当时矛盾还不显著的情况下，两部分人的区分并不十分整齐，政治态度也不完全一致。同是刘璋旧属，有些人在政治上公开反对刘备，例如来敏、李邈、刘巴等；多数人则不公开反对，等待形势的变化发展。

刘备初领益州牧时，据《先主传》云：“诸葛亮为股肱，法正为谋主，关羽、张飞、马超为爪牙，许靖、糜竺、简雍为宾友。”这里除法正、许靖、马超以外，都是新入蜀的刘备部属，即所谓“新人”。他们在蜀国官员中人数较少，却是蜀中统治者的主体。刘备对旧人中类型不同的各种人物，也作了精心考虑。法正引刘备入蜀，其地位同于刘备部属。许靖以名高为法正荐于刘备，与刘璋本来没有多少关系。马超在蜀更无根柢，可以不论。《先主传》：“及董和、黄权、李严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吴壹、费观等，又璋之婚亲也。彭羕，又璋之所排摈也。刘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处之显任，尽其器能，有志之士，无不竞劝。”《通鉴》于此下还缀有“益州之人是以大和”。这是一次重要的政治安排。刘备通过设官分职，力图使各种人，主要是刘璋旧属，同新人一起，各得其所，彼此相安。其中属于“璋之所授用”的董和、李严二人更被重视，在刘备政权中处于特别地位，具有特殊作用。

《董和传》，和由荆入益，仕刘璋，建安十九年（214）“先主定蜀，征和为掌军中郎将，与军师将军诸葛亮并署左将军、大司马府事”。左将军、大司马府，刘备军府。董和作为刘璋旧属的代表，被物色来与诸葛亮并署军府，这是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安排，从政治方面表示对旧人的尊重。董和居官忠恪谦恭，诸葛亮谓其“参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来相启告”。建兴元年（223）刘备死，其时董和当已卒官，于是李严就被选来代替董和，成为蜀国政权中刘璋部属亦即所谓旧人的代表，与诸葛亮一起受遗诏辅幼主。李严所得到的这种礼遇，又大大地超过董和。何焯谓董和与诸葛亮并署左将军、大司马府事，李严与诸葛亮并受付托之任，“皆所以慰蜀士大夫之心”，⁽¹⁰⁾这一见解是精当的。何焯所说的“蜀士大夫”并非专指益州籍贯的士大夫，而是泛指刘璋旧属，包括益州籍的也包括外来的益州官吏，而且外来的居多数。

刘备死后，诸葛亮继承了这一既成局面，维持与李严的和谐关系，保持新人与旧人的平衡。⁽¹¹⁾但是，形势在发展，利害有冲突，新人旧人的矛盾日益滋长。敌视旧人者嫉妒李严，不服新人者攻击诸葛亮。新人旧人矛盾明朗化，几年之后遂演化为诸葛亮与李严的公开冲突。

二　李严的特殊地位

《李严传》：严，南阳人，少为郡吏，以才干见称，历事刘表、刘璋、刘备。刘备死前，李严以犍为太守征拜尚书令，受遗诏副诸葛亮辅政，以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建兴五年（227）诸葛亮出军汉中，李严当知后事，严遂移镇江州（巴郡治所，今重庆市），留护军陈到为都督，驻守永安，统属于严。

在当时形势下，李严以都护屯江州，实际上是总揽蜀国东部军政，与成都分陕而治。⁽¹²⁾《吕凯传》益州郡大姓雍闿叛乱，李严以都护名义“与闿书六纸，解喻利害”。《华阳国志·南中志》则谓“从事蜀郡常颀行部南入，以都护李严书晓谕闿”云云。常颀当为益州从事，益州从事行部入南中，不宣丞相、益州牧诸葛亮的教令，而以都护李严书晓谕，可见李严职任之重。

何焯在前举《义门读书记》中论李严“所以并当大任”之因，有些是比较准确的。他说：“既蜀土故臣，宜加奖慰；……荆土归操，严独西归，似有志操；理民治戎，干略亦优，是故取之。”李严初入蜀，为成都令。成都是益州首邑，大姓纵横，李严得居此任，看来是得到刘璋器重。他以刘璋护军而降刘备，于璋败备胜起了重大作用。他受任为犍为太守，压平郪县土豪高、马家，又助平越西夷王高定，于刘备有军功。这些经历使李严于旧人、新人中都具有受信任、被尊重的地位。他在郡有兴业将军（后加辅汉将军）军号，握有相当的军事实力。《先主传》建安二十四年刘备得汉中地，“遣刘封、孟达、李平等攻申耽于上庸”。按李严改名李平晚在建兴八年（230），所以历来注家不信此李平即李严，但我认为不能排除陈寿此处用李平之名记李严事的可能性。建安二十四年（219）秋，李严以兴业将军列名上刘备为汉中王表中。值得注意的是《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所载同年“黄龙见武阳赤水，九日乃去”一事，这是刘备称帝的重要舆论准备。二十五年太傅许靖等上言，历数其时上书称符瑞图谶者已八百余人，特别称述黄龙见赤水事，因为据他说，“龙者君之象也”。武阳为犍为郡治，犍为太守李严为此立庙作碑。《隶续》卷一六著录此碑，称《黄龙甘露碑》，凡二，其一碑侧有太守李严之名，题名中有司徒臣某。另一碑有建安二十六年字，盖刘备沿用汉献帝年号，以示继汉。蜀有司徒始自章武元年，即碑上所作的建安二十六年，是年以许靖为司徒，则前一碑有司徒名号者亦立在此年。这件事显示了李严对刘备特别效忠。刘备日后看重李严，与此当有关系。

李严后来以尚书令受遗诏辅政，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李严何以得骤居此职，陈寿未作交待，它书亦无说明。据知前此孙吴曾以周瑜为中护军，与长史张昭共掌众事。李严中都护之任略当孙吴之周瑜，而顾名思义，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的职任更重于中护军，近于魏晋常见之都督中外诸军事，例为武力权臣所居。我疑李严素有实力，他奉诏来永安，或有率所领兵以守峡道任务，成为夷陵倾败以后蜀国安危所赖的重镇，因而有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的任寄。后来诸葛亮北伐时调李严离永安、江州，欲得其兵以镇汉中，李严“穷难纵横，无有来意”，就是由于有此背景。

李严辅政以后，处境有些特殊，与诸葛亮的关系也颇为微妙。李严不得入成都，只是居永安为外镇，实际上无法起到刘备原来许诺于他的辅政作用，中都护统内外军事也成为具文。他退而求其次，力图在江州扩大实力，巩固分陕之势。《华阳国志·巴志》：李严在江州“更城大城，周回十六里，欲穿城后山，自汶江通水入巴江，使城为州（按州即洲），求以五都（按当作郡）置巴州。丞相诸葛亮不许”。⁽¹³⁾《水经·江水注》略同。《李严传》则直谓李严“求以五郡为巴州刺史”。《华阳国志·后主志》还说李严欲效法魏国陈群、司马懿所为，要求开府，以与其时开府、领益州牧的诸葛亮等列。种种迹象表明，李严是想使巴、蜀“分陕”的局面合法化，长期化，与诸葛亮分庭抗礼，这当然是诸葛亮所不能容许的。诸葛亮与李严的矛盾在酝酿中，不知哪一天将要爆发。

李严拥有实力和地位，自视甚高，一贯表现与诸葛亮相颉颃的态度。据《李严传》，严致书于由蜀降魏的孟达曰：“吾与孔明俱受寄托（按指受遗诏辅政），忧深责重，思得良伴。”诸葛亮亦有书与孟达曰：“部分如流，趋舍罔滞，正方（按李严字正方）性也”，史谓“其见贵重如此”。按诸葛亮致书孟达，是以执政地位，在北伐出师之前引孟达为外援，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李严以都护屯驻江州而与孟达为境外之交，炫耀自己与诸葛亮相伯仲的地位，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李严还劝说诸葛亮受九锡，晋爵为王，动机何在，值得琢磨。诸葛亮复书谓“若灭魏斩睿（魏明帝曹睿），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耶！”亮以“并升”为词以尊李严，可以想见他委屈求全于李严的用心。

诸葛亮通过委重李严以表示对旧人的尊崇，暂时缓和了旧人新人的矛盾，但并不能消除这种矛盾。最先挑起矛盾的是廖立。廖立，武陵人，是刘备在荆州所用的重要人物之一，深受诸葛亮器重。《廖立传》，亮谓“庞统、廖立，楚之良材，当赞兴世业者也”。刘备死，廖立为五校之一的长水校尉，并没有被安排在足以“赞兴世业”的更高位置上。他“本意自谓才名宜为诸葛亮之贰，而更游散在李严等下，常怀怏怏”。李严郡吏出身，长于文法而短于学术。廖立“公言国家不任贤达而任俗吏”，所指当包括李严在内，主要就是李严本人。廖立发难，新人旧人一时关系趋于紧张。诸葛亮表上后主，说廖立“坐自贵大，臧否群士，……诽谤先帝，疵毁众臣”。亮表还说：“陛下即位之后，普增职号，立随比为将军，面语臣曰：‘我何宜在诸将军中？不表我为卿，上（按此字疑误）当在五校。’臣答：‘将军者随大比耳。至于卿者，正方亦未为卿也。且宜处五校。’自是之后，怏怏怀恨。”廖立被废徙汶山为庶民，导火线在于坐自贵大，不服李严。

从旧人方面爆发矛盾，始于来敏。来敏，义阳人，东汉功臣来歙之后，司空来艳之子，出自“荆楚名族”。来敏仕刘璋，为璋姻亲，在旧人中颇有地位。《来敏传》注引《诸葛亮集》亮下教曰：“昔成都初定，议者以为来敏乱群。先帝以新定之际，故遂含容，无所礼用。后刘子初（按即刘巴）选以为太子家令，先帝不悦而不忍拒也。”《宋书·王微传》：“诸葛孔明云：‘来敏乱群，过于孔文举。’”后主即位，来敏为虎贲中郎将领宿卫兵。刘巴本是刘备“宿昔之所忌恨”的人，来敏既于成都初定之时即为刘巴所援引，其对待刘备的态度可知。“乱群”是诸葛亮处置官吏时习用之词，表废廖立，曾说“羊之乱群，犹能为害”云云。⁽¹⁴⁾“乱群”之语，盖指在群僚中制造事端，特别是导致新人旧人纠纷。诸葛亮在筹划北伐、安顿后方时，对于东宫旧人、掌领宿卫而好“乱群”的来敏，是不会不作处置的。所以，诸葛亮请来敏为军祭酒、辅军将军，使他离开后主，随同自己北伐；而在所上《出师表》中推荐董允为侍中领虎贲中郎将，统宿卫兵，以代来敏。这件事，引起了来敏的激烈反应。诸葛亮教谓：“将军来敏对上官显言：‘新人有何功德，而夺我荣资与之耶？诸人共憎我，何故如是？’敏年老狂悖，生此怨言。”来敏所称“新人”，即指董允。董允是董和之子，董和虽是刘璋旧属，但与诸葛亮长期共署左将军府事，“终始好合”（《董和传》），在政治上与新人一体。董允年少，刘备时始起家为东宫官属，与刘璋没有什么关系。这也许就是来敏不认为董允是刘璋旧属而认为他是“新人”的缘故。来敏以“语言不节，举动违常”，屡被废黜，又以其耆宿学士，东宫旧臣，屡废屡起，但也只是职在闲散，没有大用。这种处置似乎是留有更大的余地，与对廖立有所不同。

诸葛亮废徙廖立，左迁来敏，目的是惩罚和防备发难闹事的人，以求维持平衡和安定。但这还不是最终解决新人旧人矛盾问题的办法。最终的办法已经在诸葛亮思考之中，要等待有利的时机才能实现。

三　诸葛亮废黜李严的原因及其结果

建兴八年（230），关中魏军有三路进攻汉中的态势。诸葛亮借此理由，命李严将二万人赴汉中，并以严子李丰为江州都督，典严后事。李严抗命不欲北行，筑江州大城，求置巴州为刺史，并求开府诸事，已见前述。诸葛亮表废李严时追叙这一段事情说：“臣当北出（按指建兴八年出师防备魏军之事），欲得平（按李严改名李平）兵以镇汉中。平穷难纵横，无有来意。”亮以李丰为江州都督典严后事，“隆崇其遇，以取一时之务”，完全是作为促使李严北上，也就是调虎离山的条件而安排的。李严既然不得不离开长期盘据的江州，那末，诸葛亮进一步解决李严问题，就只是早晚的事情了。

建兴九年，李严为祁山蜀军催督运事。诸葛亮废李严，假借了一个难于置信的口实。据《李严传》，李严之表现为：一，喻后主指，运粮不继，呼亮军还；二，又诘亮粮足何以还军；三，并表上后主谓亮军退盖以诱敌。亮以严反复如此，乃出严前后手笔为证，表徙严于梓潼为民。《李严传》注引诸葛亮公文上尚书，谓严“横造无端”；《季汉辅臣赞》据亮所言，亦谓严“造此异端”。但是这里所说的李严举动毕竟过于乖谬，不符常情，丝毫不像一个素来“以才干称”、“有能名”、被誉为“部分如流，趋舍罔滞”，在蜀国地居分陕的人所当为，颇疑其间另有文章。废徙李严，是解决新人旧人之争的关键，是当时的一件政治大事。陈寿所上《诸葛氏集》二十四篇十余万言，其中有《废李平第十七》一篇，可见关于此事的文书资料是不少的。陈寿、常璩书中所载废李严事，当是据《诸葛氏集》资料写成。但是今存这些，看来都是诸葛亮之词，没有李严一面的资料，历史真象究竟如何，已无从考定了。

李严被废徙，也有他个人的原因。《季汉辅臣赞》注谓：“都护李严性自矜高”。⁽¹⁵⁾《太平御览》卷四九六引《江表传》：“诸葛亮表都护李严，严少为郡职吏，用性深克，苟利其身。乡里为严谚曰：‘难可狎，李鳞甲。’”这个材料，是陈震向诸葛亮提供的。陈震是刘备旧属，随刘备由荆入益，与李严的人事背景不同。《陈震传》载诸葛亮与蒋琬、董允书，谓“孝起（按陈震字孝起）前临至吴，为吾说正方腹中有鳞甲，乡党以为不可近（按陈震与李严均南阳人，故知乡党所论如此。震使吴在建兴七年，早于李严被废二年）。吾以为鳞甲者但不当犯之耳，不图复有苏、张之事出于不意”。由此可见，李严人多巧诈，桀骜不驯，难于共事，而且还有“苏、张之事出于不意”，更是激化矛盾的导火线。

李严所为“苏、张之事”，具体情节没有记载。《通鉴》太和五年（231）胡注曰：“谓苏秦、张仪捭阖其说以反复诸侯之间，今李平复为之。”这一解释，可以与《诸葛亮传》注引诸葛亮《正议》所说“二三子多逞苏、张诡靡之说”的用语相印证，⁽¹⁶⁾应当可信。李严所行“苏、张之事”，当指其纵横捭阖于旧人新人之间，肆其诡靡之说，挑起新旧不和，所以诸葛亮要假借理由加以消除。诸葛亮与李严的矛盾由于涉及新人旧人问题，关系重大，不便独自处理，所以诸葛亮表废李严，联署者包括旧人新人在内，竟有二十余人之多。

解决了李严问题，同时也就解决了江州地区的问题。李严驻永安时，江州入旧人之手。⁽¹⁷⁾费观为巴郡太守、江州都督，而费观是刘璋的女婿，李严的参军。费观以后是李严，李严以后是李丰。李严被废徙后，诸葛亮立即“夺平子丰兵，以为从事中郎，与长史蒋琬共知居府事”，见《华阳国志·后主志》。这样，江州的军政权就转移到诸葛亮掌握中了。《李严传》记载亮与丰教，说到“若都护（按指李严）思负一意，君（按指李丰）与公琰（按蒋琬字公琰）推心从事者，否可复通，逝可复还也”。这本是诸葛亮对李严的一个姿态，李严于徙所信以为真，“冀亮当自补复”。但是李严的希望并未实现。

廖立以不服李严被废，而李严又以不服诸葛被废。在这看来是两不相涉的孤立事件中，却包含蜀国历史上的一段公案，贯串于其间的是新人旧人问题。史家每每把这两件事作为诸葛亮执法公平的重要佐证而并提。习凿齿论及这两件事，谓亮如水如镜，至平至明，“可谓能用刑矣”，见《李严传》注引。《三国志》以廖立、李严同传，陈寿并谓其“招祸取咎，无不自己”，以此作为二人同传的理由之一，从历史的表面看来，这自然是可以的。但是廖立、李严招祸，导源于新人旧人之争；诸葛执法，也是要表现持平态度于新旧两造之间，这一历史深层的联系，陈寿似乎没有予以注意。

李严被废徙后，旧人中敢于继续公开反抗的，据知只有李邈一人。李邈，广汉郪人，刘璋牛鞞长。成都初定，李邈正旦行酒，面责刘备“取鄙州甚为不宜”。有司将杀邈，诸葛亮为请得免。亮死，邈疏上后主，谓“亮身杖强兵，狼顾虎视。‘五大不在边’，⁽¹⁸⁾臣常危之。今亮陨没，盖宗族得全，西戎静息，大小为庆”。后主下李邈狱，诛之。⁽¹⁹⁾李邈被杀事，是新旧矛盾的余波。大体说来，新旧矛盾以严废亮死而告结束。紧接着出现的是魏延、杨仪争权，酿成砍杀的重大事件，而魏延、杨仪都是刘备阵容的人，属于新人之列，他们的矛盾，不再属新旧之争。

四　巩固新人地位、协调新旧关系是诸葛亮用人的核心问题

诸葛亮以法治蜀，是他受到后人推崇的一个重要方面。以法治蜀，主要表现在用人上。《诸葛亮传》陈寿《上诸葛氏集表》，谓亮辅幼主时“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励”。陈寿又评“诸葛亮之为相国也，……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张裔传》裔谓亮“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这些资料都是世所习知，论诸葛亮者常加引用的。乱世创业君臣，执名实刑赏以驭天下，强调循名责实，信赏必罚，以立威权。名实刑赏，是他们巩固团结的重要手段。可以说，这是东汉末年群雄争竞以来具有时代特点的现象。诸葛亮以法治蜀，也是如此。

世乱纷争，不得人者不得势，这是当时人所共知的道理。所以三国之主皆以善用人著称。《廿二史札记》“三国之主用人各不同”条曰：“人才莫盛于三国，亦惟三国之主各能用人，……而其用人亦各有不同者。”赵翼所言三国用人特点，偏重于手段和情意，即“曹操以权术相驭，刘备以性情相契，孙氏兄弟以意气相投”。赵翼所见是一个方面。我们从魏、蜀、吴各自的历史条件分析，还可以看到其他方面的特点。这就是，曹操在创业阶段对抗大族，反对单纯遵循世家大族的道德标准，而以“惟才是举”取人。在这方面，曹操获得了成功。孙权在建安年间，力图把他父兄所依以起家的淮泗文武，同他自己后来所依靠的江东大族的利益协调一致，使这两种力量共同支持孙吴政权。在这方面，孙权也是成功的。刘备入蜀后，遇到的情况同曹操、孙权有所不同。刘备在益州完全是外来人，而且是后到的外来人。先来的外来人把后到的外来人视为客，视为新人，同他们画开距离。这样，诸葛亮当政后，其用人策略首先就是要巩固新人地位，稳定旧人，协调新旧关系以求安定，并进一步消灭新旧界线。在这方面，诸葛亮同样获得了成功。这就是诸葛亮用人的核心所在，是他以法治蜀的一项重要内容。

三国情况各不相同，益州有很大的地方特点。以诸葛亮和曹操相比，他们在用人方面碰到过一些相同现象，其后果却不尽一致。魏国是大局面，蜀国是小局面。同样是清议之风，魏国有强大的、深具影响的大族阶层鼓煽其间，蜀国则没有，所以魏国轩然大波迭起，蜀国只有小风小浪。“来敏乱群，过于孔文举”，这只能视为诸葛亮的忿激之言。实际上孔融在魏的地位和作用，不是区区来敏所可比拟的。而且孔融影响遍及南北，并不局限于魏国境内。许靖也是一个南北知名的人物。许靖在蜀，如同在北方一样，喜好臧否人伦。他见到王商，称之曰：“设使商生于华夏，虽王景兴（王朗）无以加也。”（《许靖传》注引《益州耆旧传》）他见到张裔，又说裔“干理敏捷，是中夏钟元常（钟繇）之伦也”（《张裔传》）。但是蜀国毕竟不是中原，许靖在激扬清浊、进退人物方面，丝毫发挥不了当年汝南“月旦评”的作用。来敏、许靖能够把中原的清议风尚带到益州来，但是他们却无法带来中原的社会条件。所以来敏乱群问题虽然有重要意义，但并未在蜀政中构成一件大事，诸葛亮处理起来游刃有余，因而也鲜为后世史家注意。

《诸葛亮传》注引《蜀记》诸葛亮答法正之言曰：“刘璋暗弱，自焉以来有累世之恩，文法羁縻，互相承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诸葛亮认为，“累世之恩”造成了刘璋部属这样一个利益集团，而过度的宽纵又破坏了刘璋与他们之间实际上的君臣关系。刘备、诸葛亮接纳了这个集团，也接受了他们所带来的这一份颓风弊政的遗产。这种颓风弊政，又使新人旧人关系容易失去控制，处于紧张状态。面对此情，诸葛亮知道像刘璋那样专靠恩泽来维持是不行的，必须“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著”。前引诸葛亮以法治蜀的世所习知的资料，可以看作是对这段话的具体说明。诸葛亮以法治蜀，核心内容是不论亲疏远近，刑赏一统于法，力求“用心平而劝戒明”。而所谓亲疏远近，其主要尺度，实际上就是新人旧人——臣僚以新旧为分。新人旧人有了共同的刑赏准则，差别日渐泯灭，蜀国统治才能巩固。诸葛亮对于影响安定、滋生事端的人物十分留意，因而有废徙廖立、罢黜来敏之举，而廖立为新人，来敏为旧人，这自然是为了保持新旧平衡的缘故。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认为，历史上备受赞誉的诸葛亮以法治蜀，主要表现在用人方面；用人问题的关键所在，是消除亲疏远近差别以安新旧人心。旧人中足为代表的是李严，所以李严成为诸葛亮表现其用人策略的主要对象，而李严的兴废，大体上也就是诸葛亮以法治蜀的始终。

蜀国统治者中的矛盾，并不是只此一端。以廖立为例，他所攻击的主要是李严，但也触及刘备、关羽，所以诸葛亮说他“诽谤先帝，疵毁众臣”。对滋生事端的人，也并非一概严惩，如李邈面责刘备而诸葛亮为请免罪。新人旧人的地位也可能发生变化，如董和本来是旧人的主要代表，而他的儿子董允实际上却被视为新人。旧人中有些地位尊贵、影响较大的人，虽然不满诸葛，但毕竟能超然于新旧斗争之外，避开了纠纷。如《刘巴传》，刘巴“自以归附非素，惧见猜嫌，恭默守静，退无私交，非公事不言”，卒全其高士之名而获令终。

诸葛亮以法治蜀，并非完全真正一统于法，无懈可击。《法正传》法正为蜀郡太守，“外统都畿，内为谋主，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擅杀毁伤己者数人。或谓诸葛亮曰：‘法正于蜀郡太纵横，将军宜启主公抑其威福。’”亮答，列举法正引刘备入蜀大功，曰：“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耶？”自然，这种威刑不肃的情况出现在创业之始，是权以济事，毕竟不是常情。而且对法正这样特殊人物，这是政治问题，不是法律问题。严格说来，李严兴废也是政治问题，不是法律问题。用人与用法，毕竟不是一回事。《梦溪笔谈》卷二五：“范文正常言，史称诸葛亮能用度外人。用人者莫不欲尽天下之才，常患近己之好恶而不自知也。能用度外人，然后能周大事。”《颜氏家训·音辞》：“人心有所去取，去取谓之好恶。”所谓“近己之好恶”，即指以己之好恶而定去取。这种师心自用的枉法行为，可信诸葛亮是没有的。不过所谓“度外”，可以是理度以外，更可以是法度以外。所以要诸葛亮在用人方面完全体现出用法精神，使两者完全一致，也是不可能的。

诸葛亮在思想流派方面是儒是法，论者非一，本文不置论。诸葛亮以法治蜀，主要不是出发于他个人的某种思想理论信念，而是着眼于蜀国历史背景和社会政治的实际需要，这是本文立论的主旨所在。

成都武侯祠有清人赵藩所撰著名对联，其下联曰：“不审势则宽严皆误，后人治蜀要深思。”所谓“审势”，不知赵藩所指。但就诸葛亮用法的背景而言，“审势”首先应当着眼于解决新旧之争，这大概是诸葛亮掌握宽严标准的关键所在，可以与本文内容印证。

——原刊《中华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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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三国志·蜀书·法正传》。

(2) 《三国志·蜀书·刘二牧传》。以下见于此传及《华阳国志·刘二牧志》的引文，一般都不出注。

(3) 赵为巴西安汉大姓，见《华阳国志·巴志》。同志另有安汉赵颖，颖为韪之误字。

(4) 《三国志·蜀书·刘二牧传》注引《益部耆旧杂记》谓李权为临邛长，《华阳国志·刘二牧志》谓王咸为巴郡太守。

(5) 庞乐，《三国志》及《华阳国志》均作庞羲，误。庞羲为河南人，不得称之为“州中诸将”；他地位高，亦不得在诸将之列。而庞乐、李异二将共杀赵韪有功，故此处“恃功骄豪”的“州中诸将”必为庞乐、李异。又，吴有将军李异，疑即此蜀将之降吴者。

(6) 《华阳国志·蜀志》及《三国志·蜀书·李严传》所载郪县世掌部曲的高、马家高胜、马泰（一作马秦）的叛乱，属于土豪问题；《三国志·蜀书·后主传》等所载益州郡大姓雍闿叛乱等事，又涉及民族问题，均与本文所说益州在官地主有所不同，当别论。

(7) 《三国志·蜀书·黄权传》。

(8) 《三国志·蜀书·法正传》。

(9) “客主之义”，《通鉴》建安十九年胡注：“以亮等初至为客，益州人士则主也。”这与上引黄权、法正之说是一致的。

(10) 《义门读书记》卷二七。

(11) 诸葛亮早已留意用蜀中旧人以协调新旧关系，在委署太守时也很明显。《杨洪传》谓犍为太守李严辟犍为杨洪为功曹，严未去（去字据《通鉴》，意谓去官，本传误作至）犍为而洪已为蜀郡太守；蜀郡太守杨洪举有才策功干的门下书佐蜀郡何祇为郡吏，洪尚在郡而祇已为广汉太守。“是以西土咸服诸葛亮能尽时人之器用也”。何祇，蜀郡人，见《张嶷传》。

(12) 分陕而治，也是相对言之。其时统属于李严的永安都督陈到，是随刘备入蜀，“名位常亚赵云”的“新人”，见杨戏《季汉辅臣赞》、《华阳国志·巴志》。陈到驻守永安，对李严不能不是一种重大的牵制力量。

(13) 《元和郡县图志》卷三三渝州巴县条：“先主（按当作后主）令都督李严镇此，又凿南山，欲会汶涪二水，使城在孤洲上。会严被征，不卒其事，凿处犹存。”《华阳国志》“使城为州”，“州”乃“洲”之本字。《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卷一《巴志》谓汶涪二水即长江与嘉陵江，李严盖欲自今浮图关凿通二江，使全城如岛。

(14) 《三国志·蜀书·刘巴传》刘备斥责刘巴，也说过“孤欲定天下而子初专乱之”。

(15) 杨戏《季汉辅臣赞》赞费观，注：“都护李严性自矜高。护军辅匡等年位与严相次而严不与亲亵。观年少严二十余岁，而与严通狎如时辈云。”又，赞辅匡，注：“辅元弼，名匡，襄阳人也，随先主入蜀。益州既定，为巴郡（按《华阳国志·巴志》作巴东）太守。”按费观，江夏人，刘璋母为观之族姑，璋又以女妻观，建安十八年参李严军，拒刘备于绵竹，与严俱降。上举李严亲费观而不亲辅匡，恰恰就是亲刘璋旧人而不亲刘备新人，似乎其“性自矜高”中也自有偏向在。

(16) 诸葛亮此处所用“苏、张之事”，系贬意无疑。但三国时人亦有用为褒义者。《吴志·吕蒙传》孙权赞扬鲁肃，谓“其决计策意出张、苏远矣”。又《周瑜传》注引《江表传》周瑜语蒋干，亦有“假使苏、张更生，郦叟复出”云云，亦无贬意。

(17) 蜀汉之初，巴郡太守人选的改易，显示旧人、新人在巴郡力量的消长。《华阳国志·刘先主志》：建安十九年（214）刘备入成都，列署官守，“费观为巴郡太守”，此为蜀汉巴郡首任太守。费观为旧人，疑本为刘璋署置，刘备暂仍其旧。《杨戏传》载《季汉辅臣赞·赞辅匡》，注曰：“益州既定，为巴郡太守。”此为第二任。辅匡为新人，当是刘备旋以辅匡代费观，巴郡入新人之手。同传载《季汉辅臣赞·赞费观》，注曰：“既定益州，拜为裨将军，后为巴郡太守、江州都督。”此为第三任。当是李严为中都护驻永安，巴郡为永安后方，费观遂复任巴郡太守。此后巴郡都由李严、李丰掌握，直到李严废徙。

(18) “五大不在边”，《左传》昭公十一年申无宇对楚王之言。《疏》引贾逵云：“五大，谓太子、母弟、贵宠公子、公孙、累世正卿。”五大，还有它说。《正义》谓“专盛过节则不居边城”，得“不在边”之义。

(19) 《华阳国志·先贤士女总赞》广汉士女。《季汉辅臣赞》赞李邵，注引《华阳国志》载李邈事，文字略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