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往事——杨广活在谁的幻想里

大业元年（605年）一月三日，杨广在大臣们的注视下，威仪地走向皇帝宝座。官员们行礼如仪，匍匐在他的脚下，这使他看上去似乎拥有无边的法力。没有任何人能够逃脱这种法力的控制。那一刻的杨广回头看了看，满朝文武似乎没有注意到他这一细微动作。他总觉得身后有两双眼睛在无时无刻地盯着自己，一个是先皇隋文帝杨坚，一个是他的母后独孤皇后。

一直以来，杨广习惯了活成他们所期待的样子。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在那段时间里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们，他们的目光虽然无法穿透他的伪装，但也常常令他束手无策。

为了能够得到王位，杨广将真实的自己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在贵为帝王和王后的父母面前，他以一个演员的标准要求自己。等到登上皇帝宝座之后，外在的压力和约束都已经消失，天性中那长期压抑着的“激进因子”不可阻挡地活跃了起来。百无禁忌的权力强化了他的政治虚荣心，也同时助长了他内心的浮躁感。这么大的舞台，他演戏的欲望更加强烈。他继续扮演着一个虚假的自我，一个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自我，只不过这个时候的观众由区区“二圣”两个人扩展为全世界的人。

杨广带着臣僚登上了邙山的最高峰——翠云峰，那里曾经是老子的炼丹之所。西望云天，都城长安隐没于重重关山后面，那是先皇留给他的遗产，那里虽然有雕栏玉砌的宫殿和如花美眷，但他总觉得缺少了些什么。与此同时，他又将目光望向了东方，如果说长安是先皇的荣耀之地，那么洛阳才是真正属于他的新生之地。从长安到洛阳，就像是上天在指引他去完成一场更大的突围。

突围，一个新鲜而刺激的词汇，想想都让他觉得莫名的兴奋。平心而论，杨广所开创的那些事业，只要拿出其中两件就可以将他送进伟大帝王的名人堂。比如说科举考试，比如说大运河。之所以没能进入，是因为他太接近于一个离地三尺装神仙的狂傲诗人。才华这种东西大部分时候总是与理性相悖，如果才华始终转化不了才能，越投入就越疯狂。一个国家奢华浪费不说，穷兵黩武不说，没完没了的劳役也不说，农民被帝国无条件征用，他们被迫从土地上出走，失去土地的农民就这样被逼入生死一线。

隋王朝在国内外形势的急剧恶化中，与即将崩溃的权力体系来了一个火星撞地球似的碰撞。在零星不断的骚乱和劫掠之后，不满于帝国权力倾轧的杨玄感起兵于河南北部的黎阳，从而打响了帝国官员反对杨广的第一枪。他是杨广宠信大臣越国公杨素之子，官至二品，授礼部尚书之职。一个帝国的二品官员起兵造反，它的伤害值并不仅限于城池的失守和军队折损。对于帝国权力集团而言，它所产生的蝴蝶效应使隋王朝的政治体系分崩离析。杨玄感起兵有家族仇恨的因素，其父杨素的死与杨广有着密切联系。

杨玄感与李渊一样，不仅是隋王朝的社会精英人物，并且与皇室有远亲关系。其父杨素是隋朝的开国元勋，也是隋文帝杨坚最为信任的大臣之一。他本人官至礼部尚书，在杨广远征高丽之初，负责督运军需。也就是说，在那些叛军的领导层中，杨玄感算是杨隋帝国王公贵戚的反隋典型代表。

大业九年（613年）春天，在今天的山东地带连续爆发了数起农民暴动。杨玄感利用朝野上下对高丽之役的普遍反对和对炀帝本人的极度不满，纠集军队向东都洛阳进发，并将其围困起来。杨玄感喊出的口号是“为天下解倒悬之急”，也就是说他要解天下生民于水深火热。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的起义者在动兵之前都要有一个正当的理由，而这个理由往往体现在他们的口号上。

杨玄感是贵族子弟，是帝国的既得利益者，他不可能像农民起义那样，打出“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王室贵族起义一般打着“清君侧”或者与政治改革有关的口号，这样才能让旧的体制从内部瓦解。杨玄感在这时候举兵，一时间从者如流，队伍迅速扩张。

杨玄感起兵反隋，带来的影响很快就得到了验证。杨玄感起兵在隋朝统治集团内部导致了大分裂。杨玄感起兵与隋炀帝推行的政治体制改革有着密切的联系，大业年间，帝国围绕封爵勋官制度推行了一系列政治体制改革。改革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打破北周宇文泰以来实施的“关中本位政策”。通过限制、削弱关陇集团在权力结构内的影响力，将帝国权力重新洗牌。政治改革往往会导致利益格局的重新划分，在杨广的改革体系里，首先受到冲击的就是以杨玄感为代表的一批关陇集团重要成员的特权利益。

本来就是干柴烈火的时局，如此一来，改革就成了点燃时局的那根火柴。

杨玄感这边大旗一举，那边就有大批年纪相仿的贵族官僚子弟蜂拥至黎阳，与杨玄感“共谋大事”。由于父辈都曾经是朝廷里的重臣，享受着权力带来的利益，而他们中间很多人与杨玄感又是儿时的玩伴。这些人中间有观王杨雄的儿子、开国名将韩擒虎的儿子、内史侍郎虞世基的儿子、民部侍郎裴蕴的儿子等四十余人。光禄大夫赵元淑、兵部侍郎斛斯政等人也直接响应杨玄感起兵。

在众多响应的贵族权力者中，有一个人是杨玄感的莫逆之交——李密。李密的爷爷李曜是北周的魏国公，父亲李宽是隋朝的蒲山郡公。此人才兼文武，尤擅兵法。他继承蒲山郡公的爵位后，散尽家财养客礼贤，结交天下英豪。

李密为杨玄感献上三条策略：上策是挥师入蓟（今北京西南）截住隋炀帝的归路可以不战而擒；中策是西入长安据险自固必克万全之势；下策是就近进攻东都屯兵坚城之下胜负未知。结果，杨玄感却以李密的下计为上策久攻东都不下，功败垂成。

时势推进至此，拿起枪杆子闹革命已经不是那些吃不饱饭的农民才干的事，像杨玄感这样的帝国权力集团内部的既得利益者，也希望能够打破旧的分配格局，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利益结构。虽然说不破不立，但是这种“皇帝轮流做”的权力交棒游戏，新或者旧，对于中华帝国的政治体制来说并无本质上的区别。

这场叛乱来得快，去得也快。前后只延续了不足两个月就宣告失败，杨玄感也落得抄家灭族，身首异处。火柴已经点燃干柴，想要自动熄灭已不可能。中华帝国烽烟四起，而权力系统内部和民间流传着各种未经证实的流言和带有目的性的谶语，成为泼洒于干柴上的助燃汽油。在隋文帝时期，已经被炒作过的“李氏当为天子”的神秘谶语再度甚嚣尘上。这条神秘谶语，令隋炀帝和他的权力拥趸者到了谈虎色变的地步，尤其是那些李姓中人，更是人人自危，当然这其中也包括李渊，一个站在帝国角落里沉默隐忍了半辈子的贵族官员。

杨玄感的败亡，非但没有让杨广迎来一个喘息的机会，反而加速了隋王朝的崩解。

各地叛乱风起云涌，大大小小上百支起义军投身于帝国利益的重新分配中。而这些起义军有一个共同的行动纲领，那就是以反对繁重徭役和兵役为口号。新体制的萌芽往往建立在反对繁重徭役的基础上，当新体制变为旧体制时，繁重的徭役又会成为压弯旧体制的最后一根稻草。

最先起兵造反的是长白山地区（今山东章丘、邹平境内）的王薄起义军，这支起义军的军歌《无向辽东浪死歌》里提出“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歌词一经唱出，“避征役者，多往归之”。也就是说，他们反对杨广到高丽打仗，拿他们这些贫民当炮灰。

李密的瓦岗军在讨杨广的战斗檄文中，开列了杨广不死无以谢天下的诸多罪状，其中有“广立池台，多营宫观，金铺玉户，青琐丹墀”。为了满足自己奢靡的生活，杨广倾全国之力，耗天下之财。由此可见，在反隋的队伍里，为了逃避征役而投身反政府行列的，主要是那些挣扎于社会最底层的民众。《隋书》中记载：“彼山东之群盗，多出厮役之中，无尺土之资，十家之产，岂有陈涉亡秦之志，张角乱汉之谋哉！皆苦于上欲无厌，下不堪命，饥寒交切，救死萑蒲。”其实隋王朝的国库并不空虚，穷到连最基本的生存都无法维系的还是老百姓。

隋朝的财政体制是藏富于国，这就必然会导致官僚资本大量积累，而老百姓的日子却过得异常艰难。大业六年元宵节，杨广在东都洛阳举行盛大的节日庆典，大设戏台，大演百戏。全国各地进京会演的戏班子，带着他们的拿手绝活儿，敲锣打鼓地来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演艺人员有五万多名乐工，这些乐工集中于东都皇城外的定鼎门大街，通宵达旦，足足闹腾了将近一个月。那些随他西巡入京的诸国使节、商人都有幸见识了帝国的强盛与富足。

除了炫耀自己的精神文明，杨广又将物质文明显摆了一番。东都的市场整饬一新，供各国商人参观。就连那些成本低廉，收入微薄的菜贩子都要在店铺里铺上地毯。各国客商路过酒店，都会被连拉带拽进去喝上几杯，喝完后可以拍拍屁股走人，根本没人问你要酒钱。胡人们觉得过意不去，就主动去柜台结账，老板们笑脸相迎道：“我中原大国富足，老百姓到酒店吃饭都是不要钱的。”

喝了酒的胡人，满脸写着狐疑之色，他们踉踉跄跄出了酒店，一头就撞在了路旁的树干上，可丝毫没有感觉到疼。半醉半醒之间，抬眼上瞧，路旁的树木都用丝绸缠起来，极尽奢华。对于杨广所展示出来的大国奢华之风，胡商们很不能理解。他们转脸问身边的中原朋友：“你们这里有人连衣服都穿不起，还不如把这些裹在树上的丝绸拿去给他们做衣服呢？”这句话极尽讽刺意味。

杨广一生可以说都沉湎于活给别人看的虚幻世界里，史料到处可以见到这样的记录：“高祖幸上所居第，见乐器弦多断绝，又有尘埃，若不用者，以为不好声妓，善之。上尤自矫饰，当时称为仁孝。尝观猎遇雨，左右进油衣，上曰：‘士卒皆沾湿，我独衣此乎！’”在隋文帝面前伪装不好声色，勤俭好德的样子，在当时被人称为仁孝。外出打猎遭遇下雨，手下人给他献上雨衣，他却说“士兵们都湿透了，我怎么可独自穿这件衣服呢？”

那些揭竿而起的反叛力量并没有统一在一面旗帜下，投身其中的叛乱者就像一个个走到了世纪末的疯狂赌徒，手中有枪有人有地盘就会找机会称王称霸。然后又找机会消灭邻近力量，以壮大自己的势力。在这些激烈的斗争中，谁能够正确运用战略战术，并做好政治分化工作，谁就能占据优势，从而成为笑到最后的那个人。

在这些叛乱队伍中具有代表性的有，北方边境的李轨、薛举、刘武周等部，黄河流域有王世充、李密、窦建德、孟海公、后来的李渊等部，江西一带的肖铣等部，江淮之间的杜伏威、李子通、宇文化及等部。

其实隋末的叛乱者并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农民出身，虽然这些队伍的基本构成以失去生产资料的农民为主，但是从叛军领导者的社会地位来看，其中不乏王公贵戚，还有一些中下层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甚至还有僧侣、奴婢和少数民族等。由此可见，帝国的权力阶层已经走到了一个全民情绪的引爆点上，以隋炀帝杨广为首的帝国权力阶层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梦想，不惜与整个社会为敌。

史称迨至隋末，不仅失去活命之资的农民难以生存下去，就连帝国的中产阶级也纷纷走向破产。当时在政府里助编国史的名士王孝籍，就是因为“不免输税”，弄到“申旦不寐，饥寒切体，卒岁无聊”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