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往事——帝国的权力均衡论

尖利的刀锋，在长安的月下闪着寒光，对手的咽喉是它的目标，也是它存在的理由。无论作为父亲，还是作为一国之君，李渊都不想看到兄弟相残，父子斗法，毕竟杨隋王朝殷鉴不远。可是人在社会外部环境的裹挟之下，根本无力改变和扭转时局。他试图让李建成和李世民两兄弟握手言和，以缓和诸子之间日益紧张的权力关系，并通过某些微弱的努力弥补他们之间的裂痕，可是效果微乎其微。

李世民集团势力的膨胀，不仅引起了李渊的高度警觉，也增加了他对自己选定的接班人命运的担心。偏偏在这个时候，曾经出任过隋万年县法曹的孙伏伽给李渊上了一道奏疏。在这道奏疏中，他写道：“臣历窥往古，下观近代，至于子孙不孝，兄弟离间，莫不为左右之乱也。愿陛下妙选贤才，以为皇太子僚友，如此即克隆磐石，永固维城矣。”孙伏伽的奏文再次震撼了李渊那原本就已经十分脆弱的神经，皇位继承在任何时代都是一道难解的题，到了他这里也同样的纠结，不会因为他是新君，历史的老大难问题就能轻易地绕过去。

作为一国之君和父亲，李渊始终无法找到妥善处理帝国接班人的最佳方案。他的所有努力看上去更像是有心无力的敷衍，他陷入宫廷内和朝堂上精心策划的尔虞我诈的交叉火网之中，一方总在设法攻击另一方。

在这种互相攻击中，李渊对李建成和李世民的态度是摇摆不定的。李渊的态度，很多时候取决于儿子们成功地利用他的程度。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就算李世民与李建成其中一方能够摒弃前嫌，放下自己的雄心壮志，也无法做到船过水无痕。在皇权斗争的路上根本就没有第三条路可走，或者选择死亡之路，或者选择执掌帝国权柄，成为新的权力继任者。身陷于权力斗争的旋涡中，没人能够做到坦然处之，何况争的还是皇权。

秦王集团和太子集团很快就展开了权力控制与反控制的博弈，这种行动由中央的权力核心地带向地方权力空间延伸扩散，像是带毒病菌弥漫于帝国的躯体，直到腐烂。在帝国的权力核心地带，李世民本来就处于劣势，现在更是岌岌可危。在这种处境之下，他只能选择自保。自保又谈何容易？剑已经亮出来了，收起来就等于束手就擒。在这种局面下，他所能够做的就是不断加强自己府邸卫队的实力，同时收买东宫的官吏，安插内线，以便随时掌握李建成、李元吉的行动方向。

在权力世界里，永恒的往往不是朋友，而是敌人。说得更残酷一些，权力就是一架炮制敌人的机器。可李世民不希望拥有太多敌人，他需要来自帝国权力集团的支持，尤其需要那些能够得到皇帝信任的官员，真正有实权的官员的支持。他希望自己的支持者们能够对李渊施加影响，阻止李建成、李元吉直接对自己下手。

李世民也考虑到不得不在宫门内发难的可能，这是一条终南捷径，同样也是加速死亡的捷径。是捷径就会有人甘冒风险，他李世民也不例外。他需要采取一些应急准备，以备不时之需，其中当然包括将玄武门这一关键所在置于自己控制之下。

李世民知道，自己的优势不在中央，而在地方，洛阳是他的权力核心地带。他一直崇尚山东世家大族的风尚，在隋末农民战争中，山东集团的强势崛起让别人不敢小视。他和太子李建成都意识到山东集团在双方斗争中的重要作用，于是极力争取山东集团的支持。李建成借讨伐刘黑闼之机在山东大大扩充自己的势力，笼络了许多山东豪杰。李世民将山东视为自己能否夺取政权的关键，在洛阳地区开辟了军事根据地。

作为一名军事统帅，李世民经常离开长安，他在长安城内和宫廷内部的势力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秦王集团势力在洛阳，如果李建成将李世民困于长安，切断洛阳对他的援助，那么李世民就成了带着镣铐起舞的笼中鸟，根本无法与李建成抗衡。

正因为如此，洛阳对于李世民来说，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李世民不但安排自己的心腹温大雅在那里坐镇，经营地方势力，同时他还秘密派遣张亮率领一千多忠心的将士前往该处，“多出金帛，恣其所用”，结纳山东豪杰，把这里变成自己的武装根据地和大本营，以便在情况有变时能够有资本进行反抗。

相比中央，太子集团对地方的重视程度小很多，这与他们的基础薄弱有关，更与他们决心在中央内部解决李世民的策略有关。在中央的较量之中，太子集团无疑占据上风，他们将李世民困在了长安。随着时间的推移，李渊在这件事上的暧昧态度助长了他们的气焰。

李渊知道皇子之间的明争暗斗，但他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来防范和制止。他的这种态度，与他是一个父亲不无关系——毕竟手心手背都是肉。他不愿意动李世民，是因为日益严重的突厥外患需要军事人才，在强大的军事威胁下，他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保证李世民的权力（兵权）。

不管李渊的出发点是什么，他的这种态度都造成了这样的结果：一方面让李建成和李元吉无所顾忌，将李世民的空间逼迫得日益狭窄，另一方面让李世民觉得自己还没有被逼到绝境，使他做了在绝境下铤而走险的打算，也相应做出了一些调整和安排。

武德六年（623年）以后，李世民与李建成从暗中较劲变为撕破脸皮公开敌对。杨文干事件使双方矛盾公开化并且逐步升级。

李渊本希望李世民能够知难而退，放弃夺嫡之念，然后自损收敛以避祸。可是对于李世民而言，放弃就意味着灭亡，夺嫡之路已经走到连当事人也无法控制的地步。从李渊的态度中，李世民知道要想通过合法途径改立太子是不可能的。他决意冒天下之大不韪，做最后的生死博弈。从后来反复修改史料的行为就可以看出李世民是个对名声、人望极为看重之人，他在做最后的决定之前，肯定有过长时间的思想斗争。

李建成是法定储君，武力夺嫡是谋反大罪。即便能够侥幸得手，还是要千秋万世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如果一着不慎换来满盘皆输，等待着他的就是灭顶之灾。

武德八年秋天，大唐帝国的边境线上烽烟再起。东突厥颉利挥师南下。这场战争虽然没有直接威胁唐朝中枢，但覆盖面广、持续时间长，也着实让唐军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疲于应付。

李渊的军事部署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将右卫大将军张瑾、安州大都督李靖等人调到前线，而李世民则作为后备力量派驻蒲州（今山西永济市），防守关中门户。李渊之所以没有像往常那样将李世民推向战争最前沿，主要是因为突厥的这一波入侵并没有对李唐王朝构成大的威胁，同时也表明李渊在尽可能抑制李世民的锋芒，不让他再出风头。

武德九年年初，突厥人入侵边境。太子李建成提议，由齐王李元吉前往边境抗御突厥。李元吉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附加条件：秦王手下兵强马壮，善于攻守，希望能够带上李世民手下最优秀的将军们和精锐士兵赶赴前线。

李元吉这么做，明摆着要借此机会削弱秦王集团的势力。李世民和他的文武将官识破了这场意图明显的局，那些忠心耿耿的将官当然不愿意就这样被分离，被对方各个击破。其中尤以尉迟恭、程知节、段志玄等主要将领的反应最为强烈。李元吉抓住把柄，先是诬陷马军总管程知节，逼着李渊将其外放为康州刺史。接着又用金银丝帛贿赂右二护军段志玄，段志玄不肯从命。

李建成和李元吉又用这种非常规手段去厚赂秦王集团的其他关键性人物，希望他们能够在关键时刻倒戈。李渊对此似乎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于他来说，几个王子之间的斗法和博弈，可以帮助他实现帝国权力的均衡。

李渊并不是毫无作为，他一直在积极寻找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他想让李世民前往东都洛阳，要他在那里建天子旌旗。他说：“当初建立大计，后来又平定海内，都是你的功劳，当时就想立你为太子，可你却坚决推辞，我也只好成全你的美意。再说建成年长，当太子的时日已久，我也不忍心剥夺他的继承权。看你们兄弟好像不能相容，都住在京城里，必定要产生冲突，我想让你重新掌管陕东道大行台，居住洛阳，自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以东的国土都由你做主，准许你建立天子旌旗，一切仿照西汉梁孝王刘武的做法。”

但是他很快又推翻了这种想法，将已经拟好的诏令撕毁。恰好在此时，李元吉向李渊汇报了一个重要情况：秦王和部下听说要到洛阳去，表现得极为高兴。李元吉并不是谎报，李世民和他的部下们都不愿意在京城长安受李建成与李元吉之流的羁绊，他们宁愿到东都洛阳，那里才是他们可以做主的地盘。

如果秦王势力进入洛阳，将会使帝国陷入划疆而治的分裂局面。一个国家将分为东西两半，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让帝国陷入一场超大规模的东西内战。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李渊在家与国之间的痛苦抉择，他在起兵时期的英明果决，此时突然失灵，左右不是人。没有人能够体会到一个君王和一个父亲此时的内心世界，所有人只能看到他的毫无作为，而正是李渊的“无为”，才使得这场惊天动地的政治危机以玄武门之变的方式彻底解决。一场如此重大的政治危机，这种解决方式所付出的代价，虽然对这个家庭来说是巨大的，而且也是不可避免的，但对于一个帝国，以及刚刚饱经战乱的人民来说，它的伤害值又是最小的。

谁又能说，在诸多的选择中，无为而治又何尝不是政治权术的最高境界？李世民已经感受到了来自太子集团的逼人杀气，他预感到，决战的时刻已经悄然逼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