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往事——储君危机的临界点

贞观十七年暮春，太子李承乾和魏王李泰终于走到你死我活的边缘，大唐王朝的储君危机也到了一个临界点，而唐太宗李世民更是面临着一场即位以来最严峻的政治考验。

人生百年无梦游，日日如羁囚。眼前的一幕难免让李世民感到似曾相识，皇权交替的路线图又走到了那个变幻莫测的历史拐点。这么多年来，李世民一直不甘心做一个时间的囚徒，他在无数个梦里一遍遍擦拭属于自己的那段血腥记忆。天意弄人，越想抹去的记忆往往越清晰可见。

太阳渐渐西斜了，一种叫黄昏的东西在天边铺展开来。时间在这一刻仿佛是有重量的，压得那些敛着翅膀的鸟儿低低地掠过皇城的角檐。夕阳将偌大的长安城分成动静分明的两部分：一边是沉静肃穆的皇宫，层层叠叠压得人心底一沉一沉的；而另一边是彤红彤红的东宫，犹如燃烧起来的烈烈火焰。

李承乾眨了眨眼睛，确定这不是一场美丽的梦。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眼前的美景多像人的命运，而这时候的他就是东宫上空燃烧的火焰。他知道，父皇李世民的废黜诏书随时会降临，现在的他要么等待命运的发落，要么用自己的方式改写命运。

人类的悲哀在于，人不是一种能永远保持清醒的动物。被猪油蒙了心的太子李承乾居然有了反意，他甚至想到要拉一个合作伙伴。在所有的开国元勋和朝廷重臣中，他认为只有侯君集对现状最为不满，这个人对天子的怨恨最深。

李承乾相信，有了侯君集的加盟，这场储位保卫战和皇位争夺战定然会多几分把握。他随即通过侯君集的女婿贺兰楚石（时任东宫带刀侍卫），向侯君集发出了诚邀加盟的信息。当年玄武门事变中李世民的得力干将就这样变成了现任太子李承乾的心腹打手，时移世易，不变的是人的运道。侯君集一直在等这样一个机会，那个折磨了他几十年的梦又攫住了他。在梦里，他架着一个梯子登上天去，梯子断了……

自从与李承乾谋划好之后，侯君集常常在梦中惊醒，妻子非常奇怪，对他说：“你是国家大臣，每天晚上这样，一定是有什么事。如果你做了什么对不起国家的事，应该自己到皇上面前去领罪，这样才能保全自己。”但侯君集并没有听从妻子的劝告。

侯君集入伙之后，李承乾又以重金收买了大内宿卫的禁军将领李安俨，让他密切监视皇帝的一举一动，随时向东宫通报。汉王李元昌也极力煽动太子谋反，不过他的目标跟侯君集大不一样。侯君集瞄准的是天子之位，而这位王爷相中的却是皇帝身边的一个美人。

究竟是李承乾日益耽于嬉戏享乐导致唐太宗态度的转变，还是唐太宗态度的转变导致太子的破罐子破摔？这就好比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很难说得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两方面都同时存在，成为既定事实。

李承乾紧锣密鼓地开始了行动，朝中的一些王公贵戚纷纷加入，其中就有驸马都尉杜荷（杜如晦之子，娶李世民的女儿城阳公主）、开化公赵节（其母是李世民的姐姐长广公主）等人。这帮人歃血为盟，发誓同生共死，计划发动政变，派兵攻入皇宫。杜荷对李承乾说：“我最近仰观天象，发现有变化之兆，我们应该立即采取行动，殿下只要声称突发重病、生命垂危，皇上一定亲来探视，到时候计划必能成功。”

就在太子集团蠢蠢欲动之际，齐王李祐起兵造反的消息传到长安，李承乾冷笑着对纥干承基等人说：“东宫的西墙，距大内不过二十步，我们要是想干大事，岂能轮到他一个小小的齐王！”

李承乾万万没有料到，他的谋反大业会坏在齐王李祐身上。李承乾及其党羽还没来得及动手，一场灭顶之灾便从天而降。李祐败亡后，朝廷按照连坐之法，穷究他在长安的余党，事情竟然牵连到了纥干承基。有关部门立刻将纥干承基逮捕，关进了大理狱，准备处以死罪。死到临头的纥干承基为了自保，不得不主动上告，将太子李承乾的政变阴谋也一并交代了。

齐王李祐刚刚伏诛，太子谋反案也随即爆发，在接踵而来的重大打击面前，李世民顿时感到心如刀绞、五内俱焚。他实在弄不明白为什么他越努力，形势就越趋向当年的玄武门事件。他已经在前朝历史上找遍了所有药方，为什么还是不见效。越到后来，他越对扭转储位之争丧失信心。

贞观十七年四月初始，李世民召集了长孙无忌、房玄龄、萧瑀、李勣等宰辅重臣以及大理寺、中书省、门下省的主要官员，对太子谋反案进行会审。审理结果，此案证据确凿，李承乾反形已具，罪无可赦。尽管这样的结果早在李世民的意料之中，可事到临头，李世民还是感到无比心痛和无奈。在这种情况下，他终于可以理所当然地废掉太子了。

虽然早就有预感，但李世民没想到会来得如此之快。他那颗对皇权交接异常敏感的心又一次紧缩起来，脑海里浮现出一系列不祥的词汇：勾结、攀附、政变、逼宫。真是怕什么偏偏就来什么，命运成了一张中奖率极高的彩票。当李世民神情黯然地征求大臣们的意见时，其实他的心里早就有了答案，征求意见不过是在试探朝野江湖的水有多深。

太子谋反是帝国政治中最恶劣、最敏感的事件，这种事情谁也不敢替皇帝做主。群臣们都把头匍匐得很低，他们知道，废掉培养了十七年的太子，李世民的心中一定不能平静。不过，多数大臣内心认为，这一天对李唐王朝来说不是灾难性的日子，而是一个幸运的时刻。大家心里都有一堆话要说，嘴上却一句话都不说。最后李世民借着通事舍人来济的口说出自己的决定。来济说：“陛下不失为慈父，太子得尽天年，则善矣！”也就是说，废掉李承乾的太子之位，留他一条性命。

这样的答案当然也是李世民想要的，对于太子，他有一份内疚。平日来，他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都投放于盛世的打造上，日理万机，几乎没有时间分给诸皇子。他所谓的重视，也只限于身边官员的密报，而官员们审视皇子的态度，往往取决于自身利益。也正因为如此，那些传到皇帝耳朵里的话，真真假假让他无从把握。

随后，李世民颁下诏书，废黜太子李承乾，将其贬为庶民，囚禁在右领军府。不久后将其流放黔州（治所在今四川彭水县）。李承乾在这边瘴之地度过了两年生不如死的岁月，于贞观十九年（645年）抑郁而终。

处置完李承乾，接下来就轮到他的那帮党羽了。其中的大部分人都落得身首异处，但有两个人，李世民想要保全性命。一个是汉王李元昌，李世民打算饶他不死，无奈群臣极力反对，李世民只好将李元昌赐死于家中。另一个是侯君集。刚刚逮捕侯君集时，李世民就对他说：“朕不想看到你在公堂上遭刀笔吏的侮辱，所以亲自审问你。”但是不管李世民怎么审，侯君集就是拒不认罪。最后他的女婿贺兰楚石跳了出来，把老丈人与太子暗中勾结、策划政变的经过一五一十地揭发了，侯君集无话可说，只好低头认罪。

李世民念在侯君集追随自己多年，而且是李唐王朝的开国功臣，有心饶他不死，然而却遭到满朝文武的反对。李世民没有办法，只好亲自到牢中见了侯君集最后一面，说：“与公长诀矣，自今而后，但见公遗像耳！”言罢泣下沾襟。

押往刑场斩首的时候，侯君集不失一个沙场老将惯有的镇定与从容。他面不改色地对监刑官说：“我一误再误，终于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但是陛下尚为秦王时，我便已侍奉左右，此后又率部西征，攻灭了两个国家（吐谷浑和高昌），乞求陛下给我留下一个儿子，以继承侯家香火。”侯君集被斩首后，李世民命人抄没了他的家产，但赦免了他的妻子和一个儿子，只将他们流放岭南。

魏王李泰盯着那个空空荡荡的储君之位，嘴角掠过一抹深藏已久的微笑。他相信，普天之下，没有第二个人比他更适合成为东宫的新主人。随后的日子，他天天入宫侍奉父皇李世民，表现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孝顺和谦恭。

李泰的表现让李世民感到了莫大的安慰，此时此刻，也唯有李泰可以抚慰他这个天子兼父亲伤痕累累的心灵。李泰这个孩子，自小聪明伶俐，能写得一手好文章。论起相貌来，也是器宇不凡。再加上他向来便表现得礼贤下士，相比之下，患有足疾的李承乾便显得失色不少。由他来继承帝业，应该是最好的选择。更何况，李泰是嫡次子，眼下嫡长子已经废了，由次子来继任储君也是理所当然之事。

基于如此考虑，李世民终于向李泰当面承诺：准备立他为太子。

贞观十七年四月初，太极宫正殿里，群臣毕集，气氛严肃。皇帝李世民面色沉郁地端坐在龙椅上，左手边跪着中书侍郎岑文本、黄门侍郎刘洎等人，右手边跪着司徒长孙无忌、谏议大夫褚遂良等人，他们身后是黑压压的大臣们的头。

原以为废掉李承乾，李泰继任储君就成了水到渠成之事，可现实远比想象复杂，朝臣们在新储君的人选上再次产生了严重分歧。他们因立场不同而分作两派：岑文本、刘洎等人力挺魏王李泰；而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则表示强烈反对，他们提出了另一个人选——晋王李治。

这真是一个天大的意外，魏王李泰不知道自己究竟该感谢命运，还是该诅咒生活——就在朝堂上下认定他入主东宫是板上钉钉之事时，那个不起眼的晋王李治居然会从斜刺里杀出。看着这个嘴上没长毛却要和他角逐储君之位的九弟，李泰的目光中充满了怨恨、困惑和不安。

面对这一两难局面，李世民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矛盾、苦恼和焦虑之中。平心而论，他一直认为晋王李治是一个好儿子，可从来没有想过将他立为太子。是这帮大臣太有想象力，还是自己做得远远不够？

李治生于贞观二年，是李世民的第九个儿子，在嫡出的三个儿子中排行老三，贞观十七年他才十六岁。这么一个年龄尚幼、不谙世事的小儿子，又怎么有资格成为大唐帝国的储君呢？而且，李治除了年纪太小外，还有一个致命缺点——他的性情过于柔弱。

从幼年起，李治就有“宽仁孝友”之名。小时候老师给他讲《孝经》，李世民问他有何读后感，当时年仅七岁的李治摇头晃脑地说出了一番对忠孝的感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君子之事上，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也就是说，一个人讲究孝道，首先是孝顺父母，然后才能对待君王，最后才是立身。

此番见解令李世民欣喜不已，他说：“你能做到这一点，就能善待我和你的那些兄弟，尽到一个君王和臣子的本分。”李世民的这个评价固然是对李治的赞赏，可同时也恰好表明——他压根就没想到有朝一日李治会成为自己的政治接班人。换言之，李治这辈子能够老老实实地侍奉父兄，当一个循规蹈矩的臣子，就是李世民对他的最高期待。

贞观十年，长孙皇后病逝，李治是三个嫡子中哭得最凄惨的，史称其“哀慕感动左右，太宗屡加慰抚，由是特深宠异”，作为李世民和长孙皇后生的三个儿子中最小的一个，李世民对李治当然是非常宠爱的。如果说，李世民对魏王李泰的“宠”是一个皇帝对后备储君的赏识和期望，那么，他对晋王李治的“宠”则是一个父亲对幼子的疼爱。

前者关乎政治，而后者关乎亲情，二者并不是一个平台上的较量。而今，让李世民放弃一贯钟爱的魏王李泰，改立性情柔弱的晋王李治，这个决定又如何下？他找了一个机会，对那些反对魏王的大臣们说：“昨天青雀（李泰的小名）扑在我怀里说，‘臣直到今日才真正成为陛下的儿子，这是臣的再生之日啊！臣有一子，等到臣死的那天，一定为陛下把他杀了，将皇位传给晋王’。天下哪一个人不爱惜自己的儿子啊，朕看着他实在是心生怜惜。”

李世民在这里打了一张悲情牌，试图以此为魏王李泰争取一些同情分，但是在这场权力站队中，拥护晋王的大臣根本不吃这一套。谏议大夫褚遂良毫不客气地说：“陛下言大失。愿审思，勿误也！安有陛下万岁后，魏王据天下，肯杀其爱子，传位晋王者乎？陛下日者既立承乾为太子，复宠魏王，礼秩过于承乾，以成今日之祸。前事不远，足以为鉴。陛下今立魏王，愿先措置晋王，始得安全耳。”

褚遂良一针见血地点破了魏王李泰的虚伪和矫情。他提醒李世民，不会有人在君临天下、手握大权之后主动杀掉自己的儿子，让位给弟弟。这种说法绝对违背人性常识，所以不可听信。褚遂良又警告李世民，一旦魏王当上天子，李承乾和李治恐怕都会被李泰斩草除根，皇帝想立魏王，可有没有考虑会为此付出怎样的代价？

褚遂良的担心，李世民不是没有想到，只不过囿于父子之情不愿意加以正视罢了。假如非立魏王不可，那么为了晋王的安全，就有必要事先废除晋王的爵位，贬为庶人，让他从此远离权力中心和政治旋涡，或许这样魏王能放他一马，令他保住性命。可是，同样都是嫡子，他又怎能为了册立野心勃勃的魏王，而贬黜年少无辜的晋王？

人会迷失方向，但时间不会，时间有一个恒定的方向，它指引着人一次又一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李世民最担心的事情是，同胞手足为了争夺皇权而骨肉相残；他最忌讳的事情是，武德九年的那场悲剧再一次在他的眼皮底下重演。

褚遂良的话音刚落，李世民的眼泪已经不可遏制地夺眶而出。他不得不承认，褚遂良的担忧是有道理的，以李泰的性格和为人，他完全有可能在登基御极之后铲除所有政治上的异己，巩固已经到手的权力。

李世民像是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忽然，他站起身来，面向朝臣无力地摆了摆手，哽咽着说：“朕不能……”

当天的朝会除了半句没有说完的话和一个哀伤凄恻的背影，李世民没有留下任何明确的指示。他说他不能，是不能因为册立魏王而废黜晋王，还是不能因为顾及晋王的安全而放弃魏王这个储君？没有人知道李世民心里到底怎么想。

这些时日里，魏王李泰比任何时候都要焦躁难安。朝中，以长孙无忌为首的一帮元老极力撺掇皇帝改立晋王，而父皇在当面承诺立自己为太子后，却又表现得优柔寡断、举棋不定，如此局面，又怎能不令他心急如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