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往事——谁的道义和良心债



此心不定，随机而动。对于此时的李泰而言，他已经无法在这场权力拔河中做到气定神闲。并不愚蠢的他做出了一个愚蠢至极的行为，他对晋王李治说了一句威胁恐吓的话。

也恰恰因为这句话，举棋不定的李世民下定了决心——放弃魏王，改立晋王。李泰对李治说的那句话是：“你历来和元昌友善，如今元昌已被处死，你难道就不担心自己的脑袋？”

本就不具有刚霸性格的李治显然被吓破了胆，变得惶惶不可终日。李世民大为奇怪，屡屡追问他原因，李治不得不坦白交代，将李泰的话原原本本地转述给皇帝听。那一刻，李世民的心里忽然掠过一阵强烈的痉挛。他痛苦地意识到，褚遂良的警告绝非危言耸听。李泰一旦登上大位，绝不会放过李治。

而差不多在此前后，李世民去看望了一趟废太子，言语之间不免又大加斥责。李承乾愤愤地说：“儿臣既为太子，还有何求？皆因李泰暗算，儿臣才不得不与朝臣谋求自安之术，没想到被野心家教唆，撺掇我犯上作乱。今天父皇要是立李泰为太子，就是跳进了他的圈套。”

李承乾此语虽有泄愤之嫌，但是却不无道理。它最起码证明了一点，李泰确实一直都有夺嫡的野心。如果真的立他为太子，那就是对藩王夺嫡的纵容，也等于为李唐王朝开启了祸乱之源。单凭这一点，李世民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李泰得逞。既然没得选，大唐帝国的新任储君也只能是李治。一旦册立晋王李治，也就意味着必须将魏王李泰逐出帝国的权力中心，彻底终结他的政治前途。唯有如此，才能确保李治的安全和政局的稳定。手心手背都是肉，君临天下十七年，李世民第一次感觉到做一个皇帝是如此艰难。当年高祖李渊在储君问题上所经历的千般苦痛和万般无奈，而今他终于身临其境地体会了一把。

在随后的一次朝会上，满朝文武散班之后，李世民唯独留下房玄龄、长孙无忌、褚遂良、李勣四人，神情凄然地对他们说：“我三子一弟，所为如是，我心诚无聊赖！”突然，李世民拔出佩刀，作势要刺向自己。褚遂良眼疾手快，一把夺下皇帝的佩刀，转身递给呆立在一旁的晋王李治。

长孙无忌还没等李世民心情平复，就迫不及待地问他要立谁为太子。

李世民有气无力地说：“我打算立晋王。”

长孙无忌马上抢着说：“臣等恭奉圣诏，如有异议者，臣请皇上格杀勿论！”

李世民将脸转向李治，说：“你舅舅已经许你为太子，还不赶快拜谢！”一脸懵懂的李治赶紧向长孙无忌跪地叩首。最后李世民又表示了另一层担忧。他说，不知道满朝文武对这个新任储君有何看法。长孙无忌胸有成竹地说：“晋王仁孝，天下久已归心。陛下不妨召见百官，征求众人意见，若有人反对，就是臣等辜负陛下，罪该万死！”

长孙无忌既然敢拍着胸脯打这种包票，李世民还有什么可说的？大唐新太子的人选就此敲定。上面这一幕是贞观十七年这场易储风波中最耐人寻味的一组镜头。

首先，李世民第一句话中为什么会提到“三子一弟”？“三子”当然是指他的三个嫡子：李承乾、李泰、李治，而“一弟”是指李元昌。在这四个人中，李承乾和李元昌有谋反计划，李泰有夺嫡阴谋，他们的所作所为让李世民为之心痛，这很好理解，可李治是一个少有的“乖乖儿”，从头到尾什么坏事也没干，李世民为什么把他也数落在内了呢？

其次，李世民为什么会一反常态，做出令人匪夷所思的自杀举动？还有，最后表态的时候，李世民为什么会对李治说“汝舅许汝”，而不是说“我许汝”？作为一个以英明神武著称的有为帝王，李世民的言行为何变得如此反常而无奈？这其中除了亲情的困扰之外，是否还有别的因素在作祟，比如某种强大的政治因素？

最后，李泰和李治都是长孙无忌的亲外甥，可在这场储位之争中，长孙无忌为什么自始至终反对李泰而力挺李治？他如此偏袒李治，难道仅仅是因为李治仁厚，更适合当一个守成之君吗？除了这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之外，长孙无忌是否还有别的更深层的动机？

只有深入解读上述问题，找出合理的答案，我们才能读懂李世民真实的内心，也才能读懂贞观后期的政治。大唐帝国的储君桂冠最终之所以落在李治头上，关键就在于长孙无忌。长孙无忌为什么不选择李泰？原因很简单，李泰表现得太过强势了。

贞观十七年，李泰已经二十四岁，是一个生活阅历和政治经验都已相对丰富的成年人，拥有自己的一套处世哲学和政治理念。正因为如此，他才会在所谓的礼制问题上屡屡向那些元勋老臣叫板，借此树立个人的政治威信。他早已在朝中打造了一个不可小觑的势力集团，其中多有元勋子弟，如杜如晦之弟杜楚客、柴绍之子柴令武、房玄龄之子房遗爱等。假如由李泰继承皇位，这帮少壮派就成了拥立新君的首功之臣，而像长孙无忌这样的前朝老臣到时候就只能乖乖地卷铺盖回家，所以长孙无忌必定要反对李泰。

与魏王李泰相比，李治显然要单纯许多。这时候的李治只是个十五岁的少年，一个本不想当皇帝的人，更能按照合乎人性的方式去生活。按照今天的标准，李治应当属于“不会混”的那一类人。然而，事情都有它的两面性，比如他没有自己的私党，也就不会树敌太多。他不参加皇位的争夺，在品行上不至于恶劣到哪里去，在做人上就胜了李泰一筹。假如由李治继承皇位，长孙无忌等朝廷重臣更易于掌控。当一个外戚极力拥护一个幼主继承皇位的时候，他的目的只有一个——在日后掌握朝政大权。

力挺李治的代表人物，除了长孙无忌就是褚遂良。

褚遂良是当年秦王府学士褚亮之子，属于贞观政坛的后起之秀，历任秘书郎、起居郎等职，时任谏议大夫。虽然他资历较浅、官阶不高，却因忠直敢言而深受李世民的器重和赏识。魏徵去世后，褚遂良更是满朝文武中继其遗风、敢于犯颜直谏的第一人，所以到了贞观十七年，他实际上已经成为李世民最为信任的股肱重臣之一。对此，朝野上下的人们都看在眼里。他们心里都很清楚，此人的政治前程不可限量。

长孙无忌和褚遂良都是当面站出来力挺李治的。除了他们之外，在拥护李治的集团中，还有一个重要人物，这个人就是李勣。李勣是初唐名将、开国功臣，他在并州任内治理边务十几年，曾被李世民盛赞为“国之长城”，所以贞观十五年便被调入朝中担任兵部尚书。到了贞观十七年，大唐的开国名将逐渐凋零。在此情况下，李勣作为帝国屈指可数的军事栋梁，其政治地位自然非常人可比。

李勣怎么会和晋王李治扯上关系呢？早在贞观七年，年仅五岁的李治就被授予并州大都督一职，由于年龄太小不可能实际到任，因此只能“遥领”。而负责代替李治行使职权的人就是李勣。他当时的职务是并州大都督府长史。所以严格说来，晋王李治算是李勣的老领导。在这场储位之争的选边战中，李勣毫无疑问是站在晋王这边的，所以他才会出现在这次内定储君的核心会议中。

由此可见，李治背后的这三个帝国大佬可以称得上一个典型的“铁三角”——长孙无忌是元勋老臣的代表，褚遂良是政治新秀的代表，而李勣则是军方人物的代表。面对如此强大的政治力量，李世民又岂能等闲视之！

相形之下，李泰背后的势力集团尽管不乏权门之后，可是在李世民眼中却毫无分量。不但毫无分量，而且李世民对那些功臣子弟恰恰颇为反感。在他看来，这帮人基本上就是一些无德无才、只会吃父兄老本的纨绔子弟。当他得知房遗爱等功臣子弟大多卷入魏王李泰的夺嫡阴谋时，就曾当面警告房玄龄等人：“功臣子弟多无才行，借祖父资荫遂处大官，德义不修，奢纵是好！……朕发此言，欲公等戒勖子弟，使无愆过，即家国之庆也。”

李世民非常清楚，如果李泰入继大统，这帮“德义不修”的功臣子弟必然会执掌朝政，到时候不但贞观一朝的政治成果无法保存，而且李唐社稷的安全与稳定也有可能受到威胁。

虽然李世民在感情上一直倾向于李泰，但是在理智上却不得不最终选择李治。争夺太子席位的斗争，其实是大唐权力集团中关陇派与非关陇派之间的斗争。两派都想围绕将来的帝国接班人，缔造自己的势力，而争夺尤为激烈的是顾命大臣的席位。

由于李治得到了太宗皇帝最为信任的权力大佬——长孙无忌的坚决支持，李泰最终落败。自此以后，非关陇派的地位急剧下降。他们中许多极负盛名的人物，或者遭到飞来横祸，或者郁郁寡欢而死，或者被派往地方，离开中央的政治圈子。李世民最后将李治选为接班人，是因为李治背后的政治集团，只有让这批元勋故旧辅佐新君、继续执掌朝政，贞观路线才会得到延续，而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帝王功业才能得到有效的继承，并且发扬光大。

与其说这是李世民主动选择的一种政治走向，还不如说这是他被迫接受的一种既成事实。作为一个马上得天下的创业之君，谁没有几分乾纲独断的霸气，尤其在储君的问题上，任何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在正常情况下都会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办。可是贞观十七年，李世民却被迫陷入了一个他无法掌控的局面。也就是说，当时朝廷的政治已经发展到“文武之官，各有托附；亲戚之内，分为朋党”的地步，在这种令人不安的局面下，李世民几乎已经没有了主动选择的余地。

当李世民最终接受长孙无忌等人的意见、决定改立李治时，心里并没有多少喜悦和成就感，有的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无奈和苦涩。立李治为太子不久，他就因担心李治性格仁弱而召见长孙无忌，叹息道：“你总劝我立他，如今立了，但恐怕不能守社稷，该如何是好啊？”

在李世民看来，李治虽然足够聪明，足够仁厚，也足够有耐心，却缺乏两样对伟大帝王来说最根本性的东西：勇气和魄力。尽管长孙无忌用各种各样的话让李世民相信李治必将是个优秀的统治者，但李世民始终放心不下，他最担心的就是李治无法驾驭这群追随自己多年的老臣。

正因为选择李治是一种无奈之举，才让李世民表现得一反常态，先是将无辜而懵懂的李治跟其他人一块数落了，继而又寻死觅活，最后又对李治说“汝舅许汝矣，宜拜谢”。一国之君通过自己的语言、神情将自己活脱脱弄成了一个大权旁落、心有不甘的“苦主”。其实李世民的这些反常言行，一方面固然有其内心种种痛苦情绪的流露和发泄，另一方面他也是在长孙无忌等人面前完成自己的表演。目的是让他们看看，他这个皇帝在这场易储风波中经受了多大的折磨、做出了多大的妥协、付出了多大的牺牲。这些朝廷重臣必须在日后竭尽全力辅佐新太子，否则就是对他这个天子的辜负和亏欠。

李世民想让长孙无忌等人在夺得“定策之功”，获取巨大政治利益的同时，也背上一定程度的道义负担和良心债。就像他李世民为了帝国的政治稳定和长治久安，不得不顾全大局、牺牲个人的意志和感情一样。

敲定新太子的人选后，李世民立刻召集朝中所有六品以上官员，在太极殿举行了一次“民意测验”，让大臣们畅所欲言，提出他们认为合格的储君人选。

李世民对众人说：“承乾悖逆，泰亦凶险，皆不可立。朕欲选诸子为嗣，谁可者？卿辈明言之。”这句话道出了李世民的心声，自己的儿子虽多，可嫡子只有三个，既然“承乾悖逆”，而李泰又“凶险”，除了晋王李治，还能有谁？

满朝文武都听懂了皇帝的意思，于是“众皆欢呼曰：‘晋王仁孝，当为嗣。’”就在满朝文武的欢呼声中，年仅十五岁的晋王李治终于“众望所归”地成了大唐帝国的新储君。

同一天，李世民传召魏王入宫。李泰意识到此行凶多吉少，但是皇帝敕命又不可违抗，无奈之下，只好带着几百个随从骑兵来到永安门。守门官当即把他的随从全部拒之门外，只把魏王李泰单独带到肃章门。当天，李泰即遭软禁，暂时被扣押在北苑。

等待他的将是与废太子李承乾如出一辙的命运。在这场废立太子的风波中，李世民看到了立储问题背后的隐忧——选谁做太子，绝非人们所想的那么简单，只需要比试双方的才干学识即可分出高下。李世民已经一手奠定了大唐帝国的格局和疆域，而对于继任者来说，他的任务并非开疆拓土，而是守成，将这份基业万世不移地传承下去。

李唐王朝需要的是稳定，而不是英武，他不想身后再出现一个隋炀帝。

李泰的班底都是功臣子弟，他们凭借祖上的功勋自高自大，目空一切。他们尤其看不顺眼的，便是在朝堂上把控实权、占据高位的一干元老重臣。选择李泰，就有可能改变李世民自贞观以来苦心经营的各项制度和政策，使得大唐朝局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还算是好的情况，而最坏的情况，便是元老派和少壮派在李世民百年之后发生激烈地倾轧和内斗，使帝国的朝堂变为血雨腥风的战场，甚至有可能连江山都被他们断送。

贞观十七年四月七日，李世民亲临承天门，下诏册立晋王李治为皇太子，同时大赦天下。随后，李世民对宰执大臣们公开表态：“朕如果立李泰为太子，那就表明太子的位置可以靠钻营而谋取。自今往后，太子失德背道，而藩王企图谋取的，两人都要弃置不用，这一规定传给子孙后代，永为后代效法。而且李泰为太子，则李承乾和李治均难以保全，李治为太子，则李承乾与李泰均安然无恙。”这是一个父亲为了避免骨肉相残，而不得不做出的一种选择；这是一个皇帝为了顾全大局，而不得不对拥立李治的大臣们所做的一次重大妥协。

在这场波谲云诡的夺嫡之争中，李承乾的铤而走险和李泰的处心积虑最终都没有给他们带来好运，反而意外地促成了李治这匹政治黑马的最后胜出。

在这场险象环生的政治博弈中，李治的年轻、幼稚和仁厚，不但不是一种劣势，反而变成了一种得天独厚的优势。李治继任储君三天后，李世民在第一时间给他安排了一个极为可观的辅臣团队。

这是一个超豪华的“明星”阵容——长孙无忌任太子太师，房玄龄任太子太傅，萧瑀任太子太保，李勣任太子詹事，左卫大将军李大亮领右卫率，前太子詹事于志宁、中书侍郎马周为左庶子，吏部侍郎苏勖、中书舍人高季辅为右庶子，刑部侍郎张行成为少詹事，谏议大夫褚遂良为太子宾客。

李世民将那么多股肱重臣全部派到东宫当老师，足见他对李治的期望之高。此举也等于向天下人表明，经过这么多风波之后，皇帝最后敲定的这个储君就是铁板钉钉的未来天子，任何人也别想再打夺嫡的主意。

在留给太子的《帝范》中，同样包含了李世民对唐王朝命运的深深忧虑。他谆谆告诫李治，因为完全是依赖父祖的功业而登履帝王之位的，必须时刻牢记“若肆情以纵非，则业倾而身丧”。李世民这些掏心窝的话，把他对王朝数世而亡的那种“为此不得不惧”的忧患和焦虑心理表露无遗。越到晚年，尤其是在经历了废承乾立李治的波折之后，他的这种忧虑愈强烈。其实在他当国期间，这种忧患意识是贯穿始终的。假如他努力经营的大唐基业倾覆在儿子手上，唐王朝岂不就成了又一个短命的秦、隋，“国祚长久”岂不就成了又一个历史笑话？

数日后，李世民颁下了一道贬黜魏王的诏书，字里行间交织着一个父亲的爱与痛以及一个帝王的无奈和义愤。

朕闻生育品物，莫大乎天地；爱敬罔极，莫重乎君亲。是故为臣贵于尽忠，亏之者有罚；为子在于行孝，违之者必诛。大则肆诸市朝，小则终贻黜辱……魏王泰，朕之爱子，实所钟心。幼而聪令，颇好文学，恩遇极于崇重，爵位逾于宠章。不思圣哲之诫，自构骄僭之咎；惑谗谀之言，信离间之说。以承乾虽居长嫡，久缠疴恙，潜有代宗之望，靡思孝义之则。承乾惧其凌夺，泰亦日增猜阻，争结朝士，竞引凶人。遂使文武之官，各有托附；亲戚之内，分为朋党。朕志存公道，义在无偏，彰厥巨衅，两从废黜。非惟作则四海，亦乃贻范百代！

在诏书的最后，李世民下令解除了李泰的雍州牧、相州都督、左武侯大将军等一应职务，降爵为东莱郡王。原魏王府的官员，凡属李泰亲信者全部流放岭南；杜楚客论罪当死，但以其兄杜如晦之功而被赦免，废为庶人。

不久后，李世民又改封李泰为顺阳王，将其迁出长安，徙居均州的郧乡县（今湖北郧县）。名曰改封，实则与流放无异。对于这个儿子，李世民一直深感痛惜。时隔数年后，当李世民看着李泰从均州给他上呈的表章时，怜惜和钟爱之情仍旧溢于言表。他对侍臣们说：“泰文辞美丽，岂非才士！我中心念泰，卿等所知。但社稷之计，断割恩宠，责其居外者，亦是两全也。”

贞观二十一年（647年），李泰被封为濮王，政治待遇略有提升。高宗李治即位后，又特准李泰开府置官，并赏赐给他大量钱物。可是，无论李世民和李治在事后如何刻意弥补，终究无法改变李泰在政治上蹉跎失意的事实。

对于一个把政治地位看得高于一切的人来说，政治生命的过早终结无异于提前宣告了他的死亡。五年后，郁郁不得志的李泰卒于郧乡，年仅三十三岁。直到离开这个世界，李泰也没能回到他魂牵梦萦的故乡长安。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仲春，太宗皇帝李世民在终南山的翠微宫里染病卧床。两个月之后，病情急转直下，到了夏初，已近弥留之际。

五月二十四日，太宗皇帝病危，召长孙无忌入宫，打算安排后事，由于君臣二人情绪过分激动，长孙无忌泪流不止，病重的李世民也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两天后，长孙无忌偕同褚遂良再次入宫。这一次，太宗皇帝做了临终交代。当时在场的有四个人，长孙无忌、褚遂良、太子李治和太子妃王氏。永徽年的政治斗争和变化，与在场四个人的命运息息相关。

太宗对两个大臣说：“卿等忠烈，简在朕心，昔汉武寄霍光，刘备托诸葛，朕之后事，一以委卿。太子仁孝，卿之所悉，必须尽诚辅佐，永保宗社。”

又对太子李治说：“无忌、遂良在，国家之事，汝无忧矣。”

在场的四个人，是太宗李世民最为看重之人，是贞观事业的接班人。随后而来的永徽年，执政的虽然是唐高宗李治，但不可否认的是，永徽政治是贞观政治的延续，李世民才是永徽政治格局的精心设计者和总设计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