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往事——逃不开的权力宿命



酷吏作为一柄利器，被武则天深深地扎进了帝国权力集团的心脏地带。

武则天利用索元礼、来俊臣、周兴这样的酷吏诛灭异己分子，并借助酷吏之手，推行严酷路线。在替武则天打击政敌的过程中，由于程序正义的缺失，酷吏捞取政治资本心切，有时也将打击面扩大化，经常殃及平民。酷吏每年要办一千多个案子，涉及人数大者数百人，小者数十人，所涉范围远者数千里，近者数百里。犯人如有不服，以掠笞定之。

酷吏成为当国者的身边红人，那些跟着他们混吃喝的酷卒也成为那个时代的职场红人，黑狱风云可屡自泛黄的史册中窥见。可见武则天时期的狱吏之尊，而且大多属于法外之刑，从酷吏到狱卒，没有几个人按照法律程序走。然而酷吏的下场，往往像他们的名字一样，也很残酷。一个没有规则的社会，往往是吞噬所有人的社会，非法执法者怎能保证，他日不会被另一个非法执法者给办了呢？

来俊臣这种动辄就见血封喉的做法使权贵们感到威胁，为了求得自保，他们只好联合起来除之而后快。犯了众怒，而又能安居高官者，大都靠的是皇帝的宠信。历朝的皇帝几乎都有这种毛病，官僚集团越反对谁，他就越要宠信，非跟官员们较这个劲。

但是不要忘记一点，皇帝宠信大臣，就跟宠爱妃子一样，时间一久，难免会生腻。这时候，宠臣倒霉的日子就到了，酷吏也是如此。他们多年为武则天鞍前马后招来了很多怨气，朝堂上很多人瞪着血红的眼睛寻找机会——一个置他们于死地的机会。

三种形式，一个结局

酷吏是寄生在权力结构中的特殊团体，犹如握在皇帝手中的一柄双刃剑，用好了可以为政治目的披荆斩棘，用不好反为所累。在通常情况下，酷吏是特殊时期政治斗争出现“白热化”时，皇帝才会亮出的双刃剑。

酷吏的酷只是一种被权力利用的手段，皇帝用它，是为了维护官家的专制。对于酷吏来说，看起来他们是权力的受益者，受害的往往是那些被扒去权力马甲的官员和无权势的下层百姓。酷吏手中握着制度赋予的合法伤害权，既然是伤害，那就得有个度，就算伤害的是平民百姓也有界线，一旦突破界线，就可能遭遇反抗，施暴者的利益也会受到伤害。这种反伤害是平民维护权益的手段，是一种平民的愤怒。当酷吏成为大多数人的公敌时，皇权也会义无反顾地将其抛弃，皇帝清除酷吏也就成为维护专制统治的一种必然。

第一种结局：由于酷吏百无禁忌，忘乎所以地将屠刀伸向权力系统内部，因此最后沦为权力帮派之争的牺牲品。酷吏们“好杀行威”，使得官员人人自危，这样就威胁到了皇权的统治。皇帝只有将酷吏斩杀，才能安慰官员的心。在官家社会，皇帝不允许任何人危及或可能危及自己的绝对权威。

开了酷吏先河的索元礼最终没有逃脱命运的裁决，武则天对他下手的理由很简单：收受贿赂。这是一个不能称之为理由的理由，如同酱缸的帝国官场，身在其中又怎能做到出淤泥而不染？

索元礼垮台是因为他的地位，他是酷吏的带头大哥。周兴、来俊臣、侯思止都拿他作为人生的榜样，在当时新旧势力交锋的转折时期，举报谋反或打击武则天的政治异己，成为官场上最快的一条升迁路径。索元礼因为告密受到武则天的召见，被直接提拔为游击将军（五品以下武散官）。女皇还专门交给他一项特殊任务——审诏狱，就是专门审理由武则天亲自点名的案子，当然这些案子都是事关武则天政权稳固的大案要案。据粗略统计，在当时经索元礼之手判处死刑的官员有数千人之多。

作为一个胡人，索元礼对于官场上的利益网并不能梳理清楚。另外，武则天一手打造出来的酷吏只对她一个人负责。酷吏的利益网往往是纵向的，并不能像普通官员那样经纬交错。索元礼得罪的官员太多，包括那些拥护武则天的官员。

时移势易，武则天不会因为一个酷吏而得罪大部分官员，她亲自下发逮捕令，索元礼坐进了他以前的工作场所——监狱。以前是他审判别人，现在是别人审判他。开始的时候，他不服气，不老实坦白交代，不肯承认自己的罪行，负责审判的官员就高喊：“把索先生发明的铁笼拿出来。”

索元礼发明的铁笼虽然做工比较粗糙，但确是审讯效率最高的刑具。在问案的时候，先把犯人的脑袋戴上一个小铁笼，然后在四周钉入木楔，犯人交代罪行稍微晚点，一不小心就会看见自己脑浆的颜色。

索元礼知道自己这件作品的分量，没等铁笼带上，他就交代了别人希望他亲口承认的罪行。于是，他获得了死刑，经武则天核准，被扑杀于狱中。

索元礼并不是第一个遭到诛杀的酷吏，第一个是傅游艺，此人经历也极富传奇色彩，他是酷吏中唯一的宰相。傅游艺是武周革命过程中最为耀眼的人物，因其劝进有功，短短一年之中，由一个小小的合宫县九品主簿，一跃而为三品宰相，官服由青而绿、自朱入紫，时人号为“四时仕宦”。

傅游艺曾经诬告李唐宗室，又奏请诛杀岭南流人，因此被列入酷吏名单。李唐民心未失，傅游艺的首先变节为李唐旧臣所鄙；诛杀流人又表现得过于残忍，令天下人侧目；他的快速发迹引发了同辈投机分子的嫉妒；而作为酷吏之中唯一入阁拜相掌控中枢的人，傅游艺成了帝国权力集团的众矢之的。

如此传奇经历难免冲昏当事人的大脑，作为权力的暴发户，傅游艺在大部分时间里处于一种飘飘然的眩晕状态。他在自己的亲信面前吹牛，昨夜梦见自己登上湛露殿。湛露殿是皇帝召见重要大臣的地方，他就算没有当皇帝的野心，至少说明他对自己的仕途有更为高远的期盼和追求。

此时正是“酷刑有理，诬告无罪”的时期，亲信立即将其告发，说他有反心。武则天即时做出反应，将其下狱。身为酷吏的傅游艺不堪忍受酷刑，选择了自杀，也算是报应不爽。此时距他神话般的发迹不过一年多时间，真是“一枕荣华已历尽，所炊黄粱犹未熟”。

第二种结局：因为权力集团的取舍需要，挑唆酷吏之间展开内部斗争。当周兴因为一件并不存在的谋反案受到牵连的时候，武则天将他交到了好友兼下属来俊臣的手里。来俊臣当然明白，武则天是希望尽量保住周兴的，可是在来俊臣看来，周兴的飞来横祸只意味着一件事：自己上位的机会来了。

在来俊臣的眼里，这个世界只有“利益”二字，与情感有关的一切都是不值得留恋的。权力场上只有一级又一级登上权力巅峰的阶梯，而不是一个又一个曾经帮助过他的人。他要让天下人都见识到他的智慧与手段，新一代的酷吏之王就是他来俊臣。

与索元礼和来俊臣不同，周兴的业务水平不只限于酷刑，他对帝国刑律的知晓和理解超过了大部分司法官员。早在高宗时期，周兴的才华就曾经引起唐高宗李治的注意。有一次，他当面向皇帝汇报工作，陈述观点条理清晰，博得天子的赏识。不过在听到他只是一个小吏的时候，皇帝叹息道：“可惜你是个小吏，可惜……”言下之意，如果周兴是官，不是吏，就可以为朝廷所重用。

在封建官家体系里，“官”和“吏”之间存在一道不易逾越的鸿沟，尽管如此，命运还是为周兴敞开了一扇门。武则天开启权力新时代的时候，周兴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坐标。他向御座上的老妇人申诉忠诚。武则天看中的只是他的刑讯手段而不是他对律法的理解和阐述，但他这样一个毫无身份可言的小人物，已经错过了一次机会，如今一技之长被帝国新主人看中，还能有更多的要求吗？只要武则天的一个眼神，一个暗示，他必定像最忠实的猎犬一样立刻扑上去咬断目标的喉咙，然后叼回来向主子邀功请赏。高宗时代曾反对武后监国的宰相郝处俊的后人郝象贤，高宗的两个庶出儿子上金、素节，素来与武则天不睦的常安公主……一个个全做了他的刀下亡魂。周兴在仕途之上一路奏凯，累迁至司刑少卿、秋官侍郎。

那个长着“阿婆”脸面人见人欺的小吏终于长出了两只权力的触角，成了人见人畏的“牛头阿婆”；那个当初混迹于权力末端的小小胥吏如今摇身一变，成为帝国的司法高官。如果不是史书明确记载，我们无法相信一个谨小慎微、奉公守法了半辈子的小吏，会成为残狠暴虐的罗刹。人的生存弹性是何其大，只要给予充分的舞台和足够的诱惑，普通人都能爆发出意想不到的邪恶因子。

天授二年正月，一个奇寒彻骨的冬日。周兴与来俊臣面对而坐，帝国的两大酷吏在酒精的作用下说了一些感怀人生的话。来俊臣俊美的面庞上已现出酒醉的酡红，神态保持着一贯的谦恭，语气却多了些抱怨：“现在审案越来越困难了，那些犯人越来越刁滑，个个都说冤枉。”

周兴淡淡地道：“那是你没有用对方法。”

来俊臣问：“到底什么样的手段能让那些罪犯乖乖伏法？”

周兴很是不屑地看了来俊臣一眼，对方眼里那种茫然无知的神情让他很满足：“这个简单。现在不是冬天吗，就地取材好了。找一个大缸来，把炭火生得旺旺的，把缸烧得发烫，请人犯进去坐会儿，考考他的忍耐力，看看他能待多久。”

来俊臣叫手下人按周兴所说就地置办，现场试验。等到炭火熊熊，缸已经烧到发烫，来俊臣翩然起身，朝着周兴深深一揖：“奉旨查办周兄与丘神勣合伙谋逆一案，烦请周兄入此瓮中。”

没费多少工夫，来俊臣就把谋反一案的证据全部搞定，送达武则天。武则天看在周兴多年来为自己披荆斩棘的份上，没有杀他，而是改判流放岭南。对于周兴来说，流放就意味着让他去死。因为他做酷吏得罪的人太多了，还都是血债，最终，周兴没有到达流放之地，半道上就被自己的仇家给杀掉了。

武则天像一个高明的驯兽师，当她要夺取并巩固权力的时候，就毫不犹豫地驱使虎狼去撕咬猎物；而当她意识到酷吏政治已经产生了副作用之后，又能不动声色地迫使虎狼自相残杀。一切都在她的掌控之中，一切都服从于她的政治需要。

“请君入瓮”的那一刻到来的时候，旁观者的脸上写满了“恶人自有恶人磨”的欣喜，神态举止之间散发着“因果循环，报应不爽”的释然。所有的人都好像在等待这一刻的到来，所有的忍耐与等待在这一刻也好像迎来了一个暂时完满的结局。没有人去深究“请君入瓮”的那个人是谁，他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来俊臣扳倒周兴，并不意味着当权者对暴虐体系的自我反省，更不意味着暴政已经开始上演大结局。

历史经常和我们玩换汤不换药的游戏，一个周兴倒下去了，一个来俊臣又站了起来。不过是一个恶毒奸险的小人取代了另一个，血腥仍在帝国的天空弥漫，残酷的哀号仍在耳畔回响，一切似乎都没有改变。在家天下制度下的中古时代，酷吏也终究难以逃脱兔死狗烹的命运规则。这是一个无法解开的权力规则的死结，在那风雷激荡的大时代，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惨死于酷吏刀下的民众如此，实施伤害的酷吏又何尝不是。

索元礼、周兴、来俊臣……只是武则天用来血腥整肃政敌的工具，时过境迁，工具沦为破铜烂铁，也就到了该扔的时候。酷吏们有着强烈的生存意识，他们不断地创新，不断地刷新自己的残酷记录，不断地树立新的打击目标，为的就是避免自己兔死狗烹的命运。

周兴虽然没落得好下场，可他真的会在生命休止的那一刻流下忏悔的泪水吗？对于周兴来说，这是一道并不纠结的选择题。是做一个挣扎于最底层的小吏，在权力的神经末梢毫无尊严地耗尽生命，还是大权在握，生杀予夺，公子王孙、金枝玉叶、名臣良相任他鱼肉，就算最后赔上他一条贱命，对他来说也有赚无赔了。

秦朝宰相李斯在受到腰斩的时候，跟儿子说过一句名言：“牵犬东门，岂可得乎？”这话没了豪气，但增加了几分无奈。如果时光倒流，一切犹未可知，他真就愿意带着儿子去过那种“牵犬东门”的悠闲生活？在我看来，这种可能性几乎为零。权力是金不换，权力是银不换，在权力的世界里迷失的人，又有几个能够做到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第三种结局：酷吏们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往往一再试探底线，这就容易激起很大的民怨，等平民的愤怒达到临界点时，就可能出现暴乱。这时候，权力集团为了平息民愤，会将酷吏斩杀以示天下。

有人说皇帝是被官员忽悠的“冤大头”，那么被当枪使的酷吏又何尝不是被皇帝忽悠的“冤大头”呢？武则天任用酷吏一直收放自如，绝不任由这些人肆虐蛮干。

我们来看一看武则天任用过的二十七名酷吏，他们的官途真如同自己酷吏的名号一样酷吗？这二十七名酷吏，除傅游艺外，其他如周兴、来俊臣、索元礼等人，武则天并没有授给较高的官职，只是把他们当枪使，并没有让他们在自己的权力系统中占据要位。

就是在执法机构的核心层，武则天依然保留了狄仁杰、徐有功、杜景全等一批执法公正且能力很强的官员。这些官员的位置让酷吏们羡慕得眼里冒血，恨不得找机会把他们也敲牙剜眼。他们千方百计编排罪名，诬陷身处显位的大臣。可不管他们如何诬陷，武则天始终不为所动，总会出面予以保护。有时为了顾全大局，武则天也会将其中某个人当众贬官。但过不了多少时日，被贬之人又官复原职或者换个位置再升一级。武则天始终把这些优秀大臣倚为股肱，这也是皇权易主，政局依然稳定的重要因素。

索元礼、周兴、来俊臣、万国俊是武则天酷吏体系中的“四大金刚”，他们虽然红到发紫，但最后都没得到好下场，或获罪被杀，或流放途中被仇人所杀。“酷吏之王”来俊臣的死更是让人见识到，酷吏的死也是很“酷”的。

来俊臣师承周兴，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如果说周兴是牛头马面，那么来俊臣就是真正的活阎罗转世，这个名字已经成为死神的代名词。在唐室诸王谋反一案中立有大功的高句丽大将泉献诚，官拜左卫大将军，来俊臣向他索贿不成，便诬以谋反，泉献诚不堪酷刑被逼自杀。消息传开，帝国上下为之震动。

魏王武承嗣为了达到改立皇嗣的目的，让武周朝真正成为武家天下，与来俊臣联手，掀起一轮又一轮的腥风血雨。后因岑长倩和格辅元两位宰相极力反对而作罢。于是来俊臣出马大兴冤狱，不仅处死了两位宰相，还有数十位朝臣也跟着成了刀下亡魂，成为武周开国以来的第一起大案。

紧接着爆发的“六道使事件”，更是让所有人见识到来俊臣究竟有多酷，有多么疯狂。在这次事件中，他居然将矛头直指东宫太子李旦，诬其谋反。东宫的太常乐工安金藏护主心切，用刀刺向自己胸膛，剖心明证。这件事震动了朝廷，更惊动了武则天。

来俊臣的滥杀无辜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帝国律法对他来说形同虚设，人命如草芥，帝国的司法制度濒临崩溃的边缘。终于有人忍耐不住，上书要求整顿酷吏，结束滥刑，重建法制。如果这些奏章出现在垂拱年间新旧权力集团斗争阶段，武则天也许会扔在一边不予理会，但如今她已君临天下，不会为几个酷吏的生死损害自己的圣君形象。同时她也想转移权力集团的内部矛盾，这么多年的严刑峻法让官员们吃尽了苦头，也让帝国的政治关系成了绷紧的弦。酷吏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使用方法，在争夺权力的时候，酷吏是一把刀，在巩固权力的时候，酷吏也可以为执政者背一背黑锅。

武则天临朝称制的六年多时间里，二十四个做过宰相的人就有十七人被罢相，遭到贬、流、杀。等到武则天称帝时，朝臣中的反武势力已经微乎其微了。除此之外，武则天还滥杀了一些无辜的臣下，使朝臣们人人自危，形成了新的权力危机。正当所有的人把矛盾的焦点集中在酷吏身上时，武则天突然变脸，也将刀锋指向了酷吏。

延载元年（694年），来俊臣以贪污罪被贬谪为同州参军。可是没过两年来俊臣又重新获得起用，擢拜为洛阳令、司仆少卿，这是从四品上的官衔。对于这个她亲手由死囚群中提拔出来的美男子，武则天一直是另眼相看的。

一个混迹于社会底层的流氓，因为武则天而进入帝国权力高层。可是来俊臣能够感觉到，帝国官员们看他的眼神充满了轻蔑与厌恶。那种眼神，陪伴了他四十多年。童年和少年时期，那种眼神缘于他那混乱不堪的身份以及家庭出身。好不容易抓住机会进入官场，可那种眼神依然如影随形地跟着自己。这些沉重而锋利的伤痛和屈辱在他的心中日积月累，早已成为浓得化不开的黑色怨毒，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沉淀。他仇恨那些豪门士族，仇恨那些天生贵胄，甚至仇恨那些过得比自己幸福的人。

来俊臣沉而复起，姿态比从前更加嚣张，但凡有美貌女子，便指使党羽诬告其丈夫谋反，杀夫而夺妻，由此罗织诛杀的士民不可胜计。无论西蕃酋长，还是高门贵族，无不深受其害，然而迫于他的淫威，竟然无人敢言。

来俊臣毫无底线的疯狂激起了所有人的不满，不杀不足以向帝国官员交代，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以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魏王武承嗣为首，诸武及太平公主联合上奏，揭发来俊臣索贿受贿、欺压良善等多项罪状，结果证据确凿，来俊臣被立刻逮捕下狱。来俊臣这样的酷吏看起来是“法治”的代言人，手中握着的是正式权力，但事实上，他们是打着正式权力的旗号，干着非正式的勾当。

所有的人在弄死来俊臣这件事上都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抱团精神，越审罪名越多，开始说他想诬告诸武和太平公主，接着说他还想诬告皇嗣和南北牙禁军谋反，想把这一干人一网打尽，然后利用武则天对他的信任，伺机夺位自己当皇帝。

神功元年（697年）六月初三，武则天下令将来俊臣斩首弃市。就在鲜血喷溅的那一刻，围观的人墙突然裂开，强烈的情绪无可遏制，人们纷纷推开刑吏，争先恐后地扑向来俊臣的无头尸体。来俊臣在世时，曾经制造了多少起冤案，害得多少人家破人亡。愤怒的人们撕扯着来俊臣的四肢，有人甚至连皮带肉地张口就咬，状若疯癫，凄厉如鬼，史称“人争剐其肉，须臾尸尽”。传说中的凌迟也不过如此。人们憎恨这些暴虐的酷吏，但又没什么好的办法来消除酷吏现象，往往陷入以暴制暴的恶性循环中。

虽然武则天早知来俊臣引起的民愤极大，但是大到这种程度，还是远远超出了她的想象。武则天随后又颁布了一道《暴来俊臣罪状制》，在制书中历数这个昔日宠臣的斑斑罪状，把他骂得狗血喷头，最后还掷地有声地宣布：“宜加赤族之诛，以雪苍生之愤！可准法籍没其家。”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自己伸张正义、替天行道的立场。数日后，来俊臣被满门抄斩，家产全部抄没。朝野上下人人拍手称快，互相在道路上庆贺说：“从今往后，终于可以一觉睡到天亮了。”

随着来俊臣的身死族灭，一个血雨腥风的酷吏时代终于落下了帷幕。

武则天的胜负手

如果从垂拱二年（686年）盛开告密之门算起，到神功元年来俊臣伏诛为止，武则天借助酷吏实行恐怖统治的时间长达十一年。酷吏横行以垂拱、天授时期为最，前后不过五年时间，正是帝国权力易主的时代。一般说来，女主临朝根本无法通过官僚集团的同意，女人独揽大权只有借助外戚或宦官的势力，不然的话很难实现。

唐朝初年，帝国的宦官势力几可忽略不计，武则天也并无外戚势力可以仰仗。就连裴炎、刘祎之等亲密盟友在关键时刻也背叛了她。数十年岁月在深宫度过，从未有机会接触民间、交游豪杰的武则天，又能依靠什么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权力野心？

汉高祖刘邦起于沛县，有丰沛集团辅佐；而李唐则有“太原元从功臣”题名凌烟阁；武周的开国功臣，就只能是武皇一手提拔起来的这些微贱草民了。

武则天利用酷吏打击的主要对象是那些李唐宗室和反对自己上位的大臣。因为这些人并不甘心李唐的江山落在了自己这个李家媳妇的手里。他们极端仇视武则天以及大周朝，所以反抗得也最为激烈。武则天要实现个人的政治理想，只有拿出铁的手腕，来打击李唐皇室的复辟势力。

垂拱四年（688年），李唐宗室秘密联络，准备起兵铲除武则天。事情败露，由此武则天掀起了一场清算风暴，唐高祖李渊、唐太宗李世民的子、孙、女、婿十余人或被贬、流放或者遭到诛杀。

永昌元年，鄱阳公李湮、太宗的孙子李炜等十二人，因秘密策划迎立中宗李显，废除武则天临朝称制，被人告密，全部被诛杀。同年，武则天又借助酷吏之手诛杀了唐高宗的第四子许王李素节和他的九个儿子。高宗的第三子泽王李上金受牵连，自缢而死，他的七个儿子也一起被杀。这一年的八月，唐高祖的二十一子密王李元晓的长子李颖等皇室宗亲数十人遭到诛杀。这样一来，李唐宗室除李显、李旦、千金公主等少数尚能保全外，几乎被武则天杀戮殆尽。等到天授元年武则天正式登基称帝时，李唐宗室就再也无力反抗了。

武则天利用酷吏打击的另一类对象是元老大臣。这些人传统观念根深蒂固，以李唐老臣自居，对武则天掌权一万个不服，暗中制造舆论，企图恢复李唐王朝。这些人也就自然成了武则天的眼中钉、肉中刺，只要他们稍微露出一点儿反对武则天的形迹，就会被连根铲除。在武则天临朝称制的六年多时间里，二十四个做过宰相的人就有十七人被罢相，遭到贬、流、杀。等到武则天称帝时，朝臣中的反武势力就更加微乎其微了。

除此之外，武则天还滥杀了一些无辜的臣下，据统计，在武则天行使酷吏政治的十四年间，宰相被贬斥和杀死的占十之六七。在其放弃酷吏政治的最后七年时间里，临朝宰相无一被杀，被贬的只占十之一二。

武则天扶持酷吏，本来就是为了“尽诛皇室诸王及公卿中不附己者”，而酷吏们也确实有本事，如周兴在大杀李唐宗室之后，又上书请废李唐的皇族身份，来俊臣更是多次表示他的存在就是为武则天解决麻烦，当时便有人评论说，武则天开告端，用酷吏，“故能计不下席，听不出闱，苍生晏然，紫宸易主”，可见酷吏的存在确实沉重地打击了武则天的反对势力，为她改朝换代巩固政权扫除了障碍。

此外，酷吏主要行使检察权，而不是行政大权。他们担任的大多数是司法方面的官职，“纠举百僚，推鞫狱讼”，而绝少入阁拜相，因此不能从根本上左右国家政治。影响最大的酷吏索元礼、周兴、来俊臣，均未至宰辅。傅游艺倒是因头一个上书劝武则天登基而拜相，但不出半年就被杀。而吉顼自来俊臣死后已经不能算是酷吏了。武则天只把他们作为钳制朝臣的工具来使用。

酷吏是武则天一手打造出来的，当她发现负面作用已经累积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自然就要丢卒保帅以安抚天下民心。所有的酷吏以为只要自己死忠武则天就可以背靠大树好乘凉，却还是免不了兔死狗烹的下场。机关算尽，他们也不过就是一枚权力世界的棋子罢了。在利用酷吏打击反对派和唐宗室贵族的过程中，武则天也多次采取适时遏制酷吏、保护朝中才俊大臣的措施。

光宅元年，受徐敬真（徐敬业的弟弟）案株连的秋官尚书张楚金、凤阁侍郎元万顷、陕西刺史郭正一、洛阳令魏元忠四人被判处死刑。武则天认为魏元忠等人是帝国需要的人才，特赦改为流配岭南。特别是魏元忠，他是平叛徐敬业之乱的功臣之一，这次徐敬真将他供出来是为了报复，想借酷吏之手将其除掉。武则天是个惜才之人，死里逃生的魏元忠先后擢拜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检校并州长史，并最终进入帝国宰相之列。武则天死后，他又在中宗朝得到重用。

开国皇帝在创业过程中，需要大量地储备人才，尤其需要那些忠诚的死士用刀锋为自己冲锋陷阵。对于武则天来说，她的权力之路与那些开疆拓土的帝王并无二致。虽然不用将四分五裂的疆土重新缝合，可新旧权力秩序的交替，同样需要忠诚的死士，那些酷吏就是为她打天下的死士。

等到最高权力尘埃落定，武则天的政治策略也做出调整。在开国皇帝与功臣之间，有一条“兔死狗烹定律”。皇帝和功臣由于权力分配破坏了权力系统的理性秩序，私人的情感因素被权力控制到了最低程度。

武则天与酷吏之间的关系，就像开国皇帝与功臣。武则天登基后，已经强烈地意识到，用酷吏肃清官僚贵族反对势力后，帝国必须及时走上一条清明的政治轨道。正因为如此，武则天在遏制酷吏的势力和威势方面果断地收刀。她的理由是：“古人以杀止杀，今朕以恩止杀。”也就是说，过去的君王是以杀戮来结束杀戮，而今天她要以恩来制止杀戮。

要理解酷吏的下场，我们无法忽略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像武则天这样的非法篡权者与合法继任者之间最大的不同，是获取权力的路径。那些以创业者面目示人的开国皇帝在撕裂和破坏旧的政治格局时，也是非法篡权者。

合法继任者是在儒家温文尔雅、充满书卷香气的伦理纲常的上层文化氛围中实现权力交接的，虽然中间也有阴谋和手段，但人的尊严与价值是得到充分保障的；而开国皇帝则不同，他们在创业的过程中，没有上层文化的那种雅致与悠闲，他们为了权力步步为营，在危机感的逼迫之下，道德和良心让位于更为现实、更为精明、更为残暴的手段。所以从文化层面上来说，篡权者走的是下层文化路线。这种文化往往伴随着破坏、饥饿、抢夺与血腥。创业者要动用手里有限的资源，将算盘打到最精，将手段用到极致，才能让每一寸资源都发挥出最大的效益。

等非法篡权者的权力底座变得牢固时，他们的身份也随之转换，由创业者变身守业者。他们要在空疏繁碎、悠闲雅致的上层文化的氛围中，将整个国家置于自己的个性、爱憎和狂想之下。酷吏的存在显然不符合武则天这时候的用人标准，残暴与血腥已经逐步让位于天意王道。武则天这时候已经在为推进帝国转型寻找新的权力合作者。

武则天最为赏识的大臣之一——狄仁杰也差点毁在酷吏的手中。魏王武承嗣认为宰相狄仁杰是他被立为皇嗣的主要障碍，于是勾结酷吏来俊臣诬告狄仁杰等大臣谋反，将他们逮捕下狱。当时法律中有一项条款：“一问即承反者例得减死。”也就是说，只要承认自己是谋反者就可以判处死缓。

当来俊臣逼迫狄仁杰承认自己有谋反之实时，狄仁杰以非常之举应对非常之时。还没有等来俊臣将那些鬼见了都发怵的刑具摆好，狄仁杰就当场服罪：“大周革命，万物惟新，唐室旧臣，甘从诛戮，反是实！”来俊臣只好将狄仁杰等人收监，待日行刑。

来俊臣肯定是冷笑着走出刑讯室的，可他又感觉不太过瘾，毕竟没有见血，没有听到狄仁杰这样的良臣在自己刑具下的号叫。

狄仁杰找了个机会，从衣服上撕下一块布，将自己的情况写在上面，然后塞到棉袍里，以天热换单衣为借口，让家人带了回去。狄仁杰的儿子见信后，马上持书上告。武则天召狄仁杰当面质问：“承反何也？”狄仁杰从容不迫地答曰：“向若不承反，已死于鞭笞也。”狄仁杰也是实话实说，他要是不承认，凭来俊臣的酷烈手段，只怕早就被对方折磨致死。狄仁杰不是神探，却运用自己的才智计谋死里逃生。

武承嗣欲根除后患，曾多次奏请诛之，都被武则天拒绝。为了帝国权力高层之间的平衡，狄仁杰又被重新召回朝中，恢复了宰相职务，成为辅佐武则天掌握帝国大权的左右手。狄仁杰病故时，武则天悲恸异常，凄然而叹：“朝堂空矣！天夺吾国老何太早矣？”遂赠狄仁杰为文昌右相，并宣布废朝三日，以示哀悼。由此可见，武则天对狄仁杰有多么器重。

武则天用人，多是因势而用，用人用到几分，用到什么地方，都是有讲究的。比如说武则天在另一个司法官员徐有功的使用上，就有着更为现实和有效的诉求。武则天对徐有功有欣赏的一面——他忠心守法、护法而且很有才干；但她又有讨厌他的一面——他常出来与她争辩，阻碍她除尽敌对势力。在政治局面稳定的时候，武则天明知道徐有功奉公执法必定常常拂逆自己的心意，也坚持起用；而在需要打倒政敌的时候，就算徐有功是无辜的也依然要削职为民。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徐有功和狄仁杰只是武则天用来平衡酷吏政治，维护帝国法制的棋子。所以等到酷吏全面垮台之后，武则天会再度想到那个敢于在朝堂之上与自己争执的耿直之臣。可是徐有功的反应却让人难以理解，这个可以含笑面对死亡的硬汉，在接到武则天给他的任命书时忍不住流泪，坚决不肯上任。他叹息道：“麋鹿在山野间自在遨游，生命却系于庖厨之手，时势如此，无法可施。陛下如今任命臣为侍御史，臣必定要守正执法，总有一天会触怒陛下，坐罪枉死，请陛下收回成命！”

由上面这段话可以看出，徐有功已经看透当时的官场险恶以及武皇给自己派定的角色，也清楚地预见到了自己公正执法的必然下场，纵然坚毅如他，也忍不住悲伤泪落。这也许有损他的硬汉形象，却让人看到了一个更为真实的徐有功。在经历了腥风血雨的权力斗争之后，徐有功宁愿躲入山林中做一个安安分分的小民，避开数不清的明枪暗箭。徐有功对自己有着清醒的认识，对武则天也有着清醒的认识。他知道，只要自己还坐在法官那个位置上，就不能容忍自己的手中出现冤案，不能坐视无辜人士被杀。

酷吏统治只是武则天开创及巩固政权最重要的手段之一，但她能坐稳江山十余年，绝不仅仅在于运用威刑暴力。武则天之所以能取得帝国独裁者的地位，有很多原因。回过头看，当她替高宗李治做决策的时候，就已经走到一个不能逆转的地位了。

上元二年（675年），唐高宗的风眩症更厉害了，便与大臣们商议，准备让武后摄政。这一提议遭到了帝国官员的极力反对，只好作罢。以后她在权力之路上所表现出来的残忍，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她一度面临险境。

在帝国的权力递延过程中，相互咬合、相互排斥的各种矛盾，让那些政治家们头疼不已，一方面需要超级的手段，另一方面还要有无限的机缘。唯有如此，才能在进退之间，做出攻防转换的最佳决策。武则天在这一点上，和李世民类似：他们都知道如何采取主动，先下手为强。也许有人指责，他们完成超级伟业的过程中手段过于酷辣，甚至不惜牺牲家人的性命。但相反，这只能说明他们都知道极权的真正精髓，既系最高之名位，那就不能被任何事物限制与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