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往事——赤裸裸的施恶白皮书



随着告密之风裹挟而至的是酷吏的狠辣作风，三木之下，何求不得？如果说告密使得整个帝国的权力阶层陷入一种人人自危的白色恐怖状态，那么酷吏就是开启瓶子后化作一缕青烟逃脱的撒旦，是真正的魔鬼的化身。既然告密是一种见不得光的行为，那么酷吏就要将那些捕来的风，捉来的影化为现实中的罪孽。

对于武则天来说，告密与酷吏是她在特殊时期运用的特殊手段。

古代问案，尤其是这种从密匦派生出来的政治性案件，根本谈不上什么调查取证，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只有不断地扩大打击面才能提高命中率，谁也不能保证捕风捉影不会成为板上钉钉。正是在这种心理驱使下，一旦有人通过告密揭发了你，想要洗脱罪名就很难了。密匦横行多年之后，虽然那些真正反叛的人，或者曾经参与反叛、同情反叛的人能被检举揭发出来，但是更多的则是被冤枉的人。冤狱带来的结果，就是人们几乎成为没有思想、没有语言、只能服从的机器人，当权者用既定的程序编码取代他们的主观能动性。

武则天设置密匦制度，就是为了营造这种人人不可信，人人皆自危的恐怖气氛。

在中国这样一个讲究差序格局的熟人社会，人与人的亲疏远近，是这个社会赖以维系的基石。这种亲疏关系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哪怕你是皇帝，也无法打破这种牢不可破的网络格局。如果逆势而行，就有可能遭到强烈地反弹。武则天的密匦制度，名义上是鼓励全民参与，可是对于那些整天扛着锄头土里刨食的农民来说，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并不关心政治的风向，他们只关注天气情况，庄稼的收成，赋税的厚薄。密匦制度最适用于权力结构的上层，用于权力集团内部的博弈，用于消弭上层的反抗。如果武则天非要强行将这项制度推向社会底层，肯定会引发整个社会的动荡。

无论哪个皇帝都没有这个本事，可以把政权体系立体化，贯彻到社会每个角落，贯彻到每个家庭。人性固然有阴暗的一面，但人性不能一直处于高压状态。如果长期处于高压态势下，精神压力得不到释放，再正常的人也会被逼疯的。

活阎罗的狂欢时代

密匦制度对于武则天来说，有两大用途：一是打压异己分子，二是发现特殊人才。

武则天没有失望，她很快就相中了一些能够为自己所用的特殊人才。索元礼、侯思止、来俊臣和周兴等人从无数的告密者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历史上鼎鼎大名的酷吏一派。

如果单纯从酷吏的职业特点来说，武则天的用人之道是值得肯定的。所谓物尽其用、人尽其责，作为酷吏中的大佬级人物，这几个人都有着超拔于常人的特质，这种特质由冷血、残忍、暴虐等多种成分混合而成。酷吏赖以生存的手段，就是酷刑。

唐中宗李显复辟后列出过一张二十七人的酷吏名单，索元礼、周兴、侯思止、来俊臣……每一个名字，都背负着很多条人命。他们是武则天权力征途上最忠实高效的鹰犬，只要主子给一个眼神、一个暗示，他们就会像饿狼、疯狗一样扑向目标，对武则天的政敌或潜在政敌实行肉体消灭。

他们是死神的代称，那森冷阴鹜的黑色之翼鬼魅似的划过帝国的暗夜长空，就连地狱里的阎罗鬼判也会为之颤抖。有人说，这是一个最好的年代，同样也是一个最坏的年代。历史迎接新的权力格局时，难免腥风血雨，更何况这一次迎接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女皇。

有时忍不住感叹，人类在残害同类这件事上，几乎将想象力用到了极致。贝卡里亚说：“纵观历史，目睹那些自命不凡、冷酷无情的智者所设计和实施的野蛮而无益的酷刑，谁能不触目惊心呢？目睹帮助少数人、欺压多数人的法律有意致使或容忍成千上万的人陷于不幸，从而使他们绝望地返回原始的自然状态，谁能不毛骨悚然呢？目睹某些具有同样感官因而也具有同样欲望的人在戏弄狂热的群众，他们采用刻意设置的手续和漫长残酷的刑讯，指控不幸的人们犯有不可能的或可怕的愚昧所罗织的罪，或者仅仅因为人们忠实于自己的原则，就把他们指为罪犯，谁能不浑身发抖呢？”

睿宗文明元年（684年）秋天，帝国迎来了一场叛乱，叛乱者是初唐名臣李勣（徐茂公）的孙子徐敬业。按传统史家的观点，“诸武用事，唐宗室人人自危，众心愤惋”，徐敬业等为自保而叛乱。这是一场旨在反对武则天称制的叛乱，这场叛乱因骆宾王的《为徐敬业讨武曌檄》而闻名于史。“伪临朝武氏者，性非和顺，地实寒微。昔充太宗下陈，曾以更衣入侍。洎乎晚节，秽乱春宫。潜隐先帝之私，阴图后庭之嬖。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

据说武则天在看完檄文后不仅没有震怒，反而惊呼骆宾王的惊世文采。她半真半假地指责帝国官员选拔人才不力，居然错漏如此天才良吏。

徐敬业起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武氏家族势力增长，朝中的权力格局发生变化只是其中之一。徐敬业借题发挥不过是为了赢得天下民心，如果没有一个正统合法的理由，这场叛乱就是一场祸国殃民的篡逆，谁也不会跟着一个不得人心者闹革命。虽然闹革命是裤腰带上别着脑袋的事，可人人都想革别人的命，留自己的命坐天下。篡逆则不同，它是先天缺乏正统性和道德原则的事，不符合当时已经深入人心的儒家传统思想和部分士人集团的理想。

叛军的首领之一薛仲璋是当朝宰相裴炎的外甥，许多人因此推断扬州之乱有更为复杂的背景。不知是不是故意试探裴炎，武则天找来裴炎商量平乱之策。裴炎虽然知道背后有人捅自己刀子，可还是反过来劝说武则天要顺应天意民心，及早还政于李氏。

既然裴炎自己往火坑里跳，那些平日结下冤仇的官员也就不客气了，他们据此诬告裴炎，暗通叛军，意有所图，一句话——裴炎想谋反。

对于帝王来说，谋反是高压线，触及必死。武则天即命御史大夫骞味道、御史鱼承晔（铜匦的发明者鱼保家的父亲）审讯裴炎。

虽然很多大臣纷纷上奏营救裴炎，但武则天始终不为所动。行刑前，有人曾劝裴炎，要他向御史大夫们说些好话，或免一死。裴炎慨叹说：“宰相下狱，焉有更全之理？”裴炎其实死在他的原则立场上，作为帝国最高级别的官员，他显然不可能参与一个局部的地方叛乱。裴炎只是希望借助这样一场叛乱，逼迫武则天还政于李氏。他试图通过这场叛乱两面取利，可是自身的回旋余地实在太小，最终被杀。

帝国高层刚刚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权力博弈，只坐了三十六天皇帝的李显被自己的母亲赶下皇位，贬离京城。在这次事件中，裴炎是武则天的忠实拥护者。李显欲将其岳父韦玄贞提拔进宰相班子，一石激起千层浪，裴炎为了保住自己的权相地位，与武则天结为政治同盟。但是这种合作只是暂时的。裴炎有自己的政治底线，他不能眼睁睁看着武则天突破他的底线，取李氏而代之。

这个时期是武则天权力迅速膨胀的时期，没有人可以阻挡她前进的步伐。裴炎一案中，那些参与营救或为他说好话的大臣几乎都受到株连。凤阁侍郎胡元范，被流放到琼州（今海南岛）并死在那里；单于道安抚大使程务挺也被处决；纳言刘齐贤被贬为吉州长史；郭待举由礼部侍郎贬为岳州刺史。

从一系列事件中，武则天敏锐地感觉到：皇帝虽然性情懦弱，但毕竟是成年人，如果自己再以皇帝年幼、太后辅政的名义只手遮天，那些深谙儒家思想的帝国官员是不会坐视不理的。裴炎曾经是武则天最为信任的股肱大臣，武则天万万没料到，这个“自己人”会出卖自己。

如果“自己人”都能随时出卖自己，谁才是可信任的支持者，总不会是那些反对派吧？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武则天，她不能坐等反对派发展壮大，以汹涌之势将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局面吞没。

权力其实就是一种互相制衡的生存游戏，此消彼长，从来就没有真正的双赢。一方要想制服另一方，必须动用铁的手腕。对于武则天而言，铁的手腕就是使用酷吏来制衡反对派。

武则天起用的第一个酷吏是胡人索元礼，此人是武则天的男宠薛怀义的干爹。武则天在生活作风方面并不在意天下流言汹汹。作为一个有着更高政治诉求的人，武则天并不把生活作风有可能会毁掉的名声视为要爱惜的羽毛。正因为如此，在她登上权力巅峰的前后时期，也就是她生命的后半段，除了权力，她将内心的宠爱都给了那些花样美男。

索元礼由干儿子薛怀义推荐入宫，此人性情残暴、冷酷嗜血。据说武则天就非常欣赏他那双深深地陷进眼窝、像狼一样阴冷的眼神。不同于汉人，索元礼有一张洋气十足的脸，高颧骨、高鼻梁，脑袋上顶着卷曲杂乱的头发，尤其是那双眼睛，不看人的时候像是睡着了，可一旦睁开，便精光暴射发散出缕缕杀气。

索元礼经手的第一桩案子是鱼保家的案子，这真是一件极具讽刺性和戏剧性的事。鱼保家发明铜匦，如果能想到自己的发明创造会要了自己的命，他还会选择那么做吗？他的父亲侍御史鱼承晔曾经主审宰相裴炎“谋反案”，手段干净利落，因此得到武则天的赏识。

索元礼算文人出身，他参加过科举考试，举进士及第。相比之下另一位酷吏侯思止的发迹就多了一些传奇色彩，他本来在街头摆摊设点，卖饼为生。那时候既没有报纸，又没有网络，信息获取全靠口口相传。在街头混迹的人，接触社会的各个层面，南来北往的讯息让他们成为信息最为及时、丰富的一部分人。

告密让天下官民像流水一样汇聚京都，有人落拓而来，富贵而去。偌大的街市再也摆不下侯思止的一张烧饼炉，他要更大的富贵。一张饼能获利几许，只有权力才是真富贵。他大字不识几个，按照帝国的科举取士制度，他连考试的资格都没有。可是告密不同，只要脸皮厚、心够黑、手段够辣就够了。

当他经过一番筹备，费尽心思见到武则天的那一刻，就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做小买卖让侯思止能够从别人的面部表情读解出更多讯息，他发现武则天并不讨厌他。于是侯思止在说了一些无关痛痒的废话之后，道出了内心的欲望，自己不是为告密而来，是为求官而至，他要做一名御史。

侯思止是个懂得如何营销自己的商人，他化繁为简，主动出击，引起了武则天的好奇：“卿不识字，连公文都看不懂，怎么能够做官呢？”

侯思止的回答也很巧妙：“神兽獬豸也不识字，却能够根据自己的直觉和正直的天性辨别出忠奸善恶，谁说不识字看不懂公文就不能做官了？”这番话是最合武则天心意的就职演说。她不需要那些整天拿圣人言论压自己的文官，按照圣人言，女人连家都当不了，更不要说当国了。她当下最需要的，就是逆潮流而动，供自己所驱使的权力之犬。

武则天怕的并不是李唐宗室对自己的威胁，她知道，在权力之路上，礼法传统才是真正的劲敌。中国古代的史学家，对历史的评价始终逃不过儒家思想的框框套套，两千年来，儒家思想成为评价历史功过的一把铁尺。

在中国的权力递延中，女人始终无法沾权力的边，只能做大时代的模糊背景。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说：“女人的缺点不仅仅在于柔弱和缺乏毅力，如果放松她们的话，她们也会变得残忍、诡计多端和野心勃勃……而且从她们那里发出更加任性和专制的命令……”在他看来，女人面对权力所表现出来的令人恐惧的面目，并不逊色于那些男人。

武则天在帝国政治格局中的行事作风，让帝国官员很容易将她与吕后联系起来。刘邦驾崩后，其长子刘盈十七岁登基，从此大权便落到了吕后的手中。吕后在中国皇权继承的问题上首创垂帘制，同时也开创了后世母后独掌皇权的先河。

刘邦去世的时候，吕后曾经封锁消息，四天密不发丧，与其幸臣审食其密谋诛杀帝国将领。后来走漏风声，被人劝阻。放出去的风声让群臣惊恐不已，那些如狼似虎的将领们只好屈从于吕后。吕后不仅主谋诛杀大臣，还对刘邦的子孙们痛下杀手。刘邦的八个儿子，有四人直接或间接惨死于吕后之手。其中最有名的是毒死赵王刘如意；砍断刘邦的爱妃戚夫人的手足，挖眼熏耳，用药使之变哑，置于厕中，名曰“人彘”。

武则天巩固权力的手段与吕后如出一辙。武则天以类似的凶残手段残害王皇后和高宗的宠妃萧淑妃——剁掉手脚投入酿酒的瓮中，说是“令其骨醉”，最终使之受尽折磨而死。林语堂对此评价：“谋杀既然成为习惯，凶手对谋杀就失去了恐怖……在武则天心里，屠杀就是伟大，就是权威。”吕后不遗余力地迫害刘邦的子孙，目的之一是夺取他们的封地，用以分封娘家人，壮大吕家势力。事实上，吕后几乎夺得了刘家天下。

汉武帝刘彻登基后，为了预防大汉帝国再出现吕后垂帘涉政的历史悲剧，做出了一项重要决定：子为储君，母当赐死。也就是说一旦确定了皇太子，生母只有选择死亡。这种“留犊去母”的做法过于残忍，并没有得到很好地传承。帝国也一再陷入帝王年幼、太后篡权涉政的历史怪圈。

在权力发展过程中，吕后一直是武则天的精神偶像。不同的是，武则天并没有像吕后那样大肆重用娘家人。在打击异己分子上，武则天一直仰仗酷吏那鬼见愁的狠辣手段。

“合法伤害权”是帝国官员的本钱，这在酷吏身上得到了最大化的展示，他们把这种参与权力分配的本钱用到了极致，甚至超出了人类的思维。酷吏的酷，表现在对犯法者动辄处以极刑，杀头无数等方面。在权力系统秩序井然的官场上，酷吏是一伙擅于投机的人。在皇权遇到麻烦，需要酷吏站出来清除障碍的时候，他们会不断将自己的“合法伤害权”升级换代，将这种伤害能力兑换成“政绩”以获得提拔。而对于政绩的评定又取决于官家集团的利益计算，酷吏总是很容易就能浮出权力的地表，成为一支强劲反弹的潜力股。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榜样的示范引领下，借着告密的东风，大批酷吏在帝国的权力集团内部风生水起。秋官侍郎周兴以心黑手辣闻名于官僚群体，有着“牛头阿婆”的称谓。他是一个天生的酷吏，在手段的运用上有着丰富的想象力和创新精神。西方著名学者沃拉斯写道：“绝对不可能从人性原则推断政治学。”

酷吏给人定罪的手法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说你有罪就有罪，容不得半点商量。比如当年汉武帝重用的酷吏张汤就创立过一个新的刑名，叫“腹诽罪”。顾名思义，你就是一句话不说，心里有不满也照样能够治罪。史书如此评价酷吏张汤：“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监史深祸者；即上意所欲释，予监史轻平者。”也就是说，皇帝想要给哪个犯罪嫌疑人（一般是大臣）加罪，像张汤这样擅于揣度圣意的酷吏就会想尽一切办法去搜罗证言、证物，甚至不惜造假，给那个人套上重罪；相反，皇上要想从轻处分谁，酷吏就会采取另一种办法，让手下少用证据，甚至毁灭证据来达到为罪犯减刑的目的。酷吏的脑袋是扛在皇帝的肩膀上的，他们内心的利害计算，是建立在皇帝满不满意的基础上的。

酷吏行刑时手段残酷，那些嗜血的花样手段已经超越了人类的想象。周兴绰号“牛头阿婆”，“牛头”指其手段严酷如地狱的牛头马面勾魂使者，“阿婆”指其男生女相，外表慈祥和善如老妇。我们可以想象：一副和善面孔的周兴在鲜血淋漓如人间地狱的刑讯现场，用阴恻恻的语气向犯人生动地描述着自己的新发明，脸上带着老妇人一般的笑容。这种表与里的巨大反差，给人以强烈的心理冲击。如果再配以周兴创造发明的各类刑具，以及逼供到底的决心，还真没有几个人能够扛得过去。周兴最大的功劳就是参与审讯李唐宗室谋反案，因为活干得漂亮，得到武则天的赏识。

中国古代王朝讲究的是一家一姓，家国天下。正因为如此，最希望武则天登基改李唐为武周的人，是那些武姓族人。他们想尽办法给武则天改朝换代做舆论宣传，武则天的侄子武承嗣就伪造了一块带有“圣母临人，永昌帝业”字样的宝石，谎称是从洛水打捞出来的，并说这是上天降下的祥瑞，派人献给武则天。《周易》上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叫“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这块石头一出来，引起帝国上下的巨大轰动，中国人自古以来就讲究天人感应，“河出图，洛出书”是圣人出现的标志。杜撰出来的祥瑞正好暗合了武则天内心的渴望，她立刻决定将这块石头命名为“天授宝图”，并给自己加了一个尊号叫“圣母神皇”，同时宣布要在十二月的时候亲临洛水，举行受图大典，并在明堂里接受百官朝贺。

为了办好这件盛事，她诏令各州的都督刺史以及李唐宗室外戚都在典礼举行前十天到洛阳集合。诏令一下，李唐宗室惶恐不已。他们认为，武则天将他们集中到洛阳，是为了将他们一网打尽。在这种恐慌情绪的支配下，宗室成员开始彼此联络，密谋造反。接到密信的除了前几代皇帝的儿孙等男性成员，还包括那些早已嫁为人妇的公主。

由于叛徒告密等种种原因，造反被迫提前举行，而且造反者也从整个李唐宗室萎缩成了越王李贞和琅琊王李冲父子俩。这种不成规模的叛乱根本无法对新政权构成威胁，很快就被武则天镇压下去。

在清除李唐宗室的这场大狱里，周兴是最大的功臣。他快捷而有效的断案方式深受武则天的赏识，累迁升为秋官侍郎，在新旧酷吏中独领风骚。由社会底层爬上高位的周兴，以加倍的勤勉和忠心来报答武则天的知遇之恩，真可称之为上体天心，下戮人心。载初元年（689年），武则天听从周兴的奏请，废除所有李唐宗室的皇亲身份，取消了李家宗籍。从权力的外在形式上看，曾经辉煌灿烂的李姓时代就这样成为过去式。其实并不尽然，武周新朝从来就没有被帝国官员真正承认过，在精神上，他们还是唐人。就算那些忠心耿耿的官员，也只是服从于武则天本人。李唐高祖、太宗、高宗三代帝王统治尚算开明，民心未散，知识分子深受正统观念影响，支持李唐势力的朝臣更多，这对于新生的武周政权极为不利。

根据《旧唐书》所载，皇族子弟215人，非命而亡的约有113人，其中武则天掌权时被杀的占60%，加上流放、潜逃的，则占到73%。李唐皇族的女眷与亲友也有数百家遭受屠杀，被杀者皆就地草草掩埋，年幼的则没为官奴，“唐之宗室至是殆尽矣”。

来俊臣究竟有多酷

酷吏在残害同类这件事上所表现出来的想象力和创新精神，与科学史上那些伟大发明相比也“毫不逊色”。古代的刑法可谓千奇百怪，手段极其残忍。有笞杖、鞭扑、枷项、宫刑、刖刑、割鼻、斩首、腰斩、梳洗、剥皮、烹煮、绞杀、凌迟、车裂等多种名目。这些手段不仅反映了思维的发散性，在具体操作上更体现了执行者的专业水准，光是那些做工精巧的刑具就让人叹为观止，在“术”的层面上达到了惊人的高度。

如果我们把武则天时期的酷吏放在一起举行一场技能大比武，来俊臣是当之无愧的冠军。在索元礼、周兴等人的眼中，酷刑就是简单的暴力行为，是对受刑者的肉体折磨和精神摧残。他们与来俊臣相比，无论是手段还是效果都难以企及。

有人曾经这样评价来俊臣：“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坏人，或小说里的恶棍，只要跟来俊臣一比，都会黯然失色，只因任何恶霸如果用放大镜仔细观察多少都能发现人性的流露，只有来俊臣，他连一丝人性的痕迹都找不到。”

一个花样美男，却拥有最毒的蛇蝎心肠。动物之间的捕杀是为了生存，而人类却用上帝赐予的智慧花样百出地把别人的痛苦加深、延长、定格，来满足意识深处那些阴暗龌龊的畸形心理。

来俊臣与索元礼等人专门打造了十个不同尺寸的大枷，一叫定百脉，二叫喘不得，三叫突地吼，四叫著即承，五叫失魂胆，六叫实同反，七叫反是实，八叫死猪愁，九叫求即死，十叫求破家。这一整套刑具和刑罚方法非常奏效，审讯开始前展示刑具的过程就是摧毁犯人精神意志的过程。囚犯入监，不论贵贱，先把枷锁棍棒陈列在地上，把囚犯召来，告诉他：“这些就是我们平时使用的工具。”犯人一见，早已魂飞魄散，个个自诬罪重，只求早死。

在来俊臣这里，酷刑得到了全方位的升级改版，完全超越了纯粹的实用性，同时来俊臣还将诬告陷害上升到理论的层面。他的那本经典著作《罗织经》如此总结道：“致人于死，莫逾构其反也；诱人以服，非刑之无得焉。刑有术，罚尚变，无所不施，人皆授首矣。”也就是说，刑讯是讲究方法的，刑罚需要因人而异，贵在变化，不必动刑而用言语就可以杀人于无形，那才是真正用刑的极致。

在来俊臣的世界里，酷刑的酷并不仅仅体现在鲜血淋漓、皮开肉绽、白骨森然上。如果他没有发现其中的乐趣，酷吏就是最让人感到冷血和恶心的一项职业。在来俊臣等酷吏们看来，那些旁观者对于刑罚的认知，只停留于引发生理反应和精神恐惧的初级阶段。来俊臣有强大的想象力，那些奇诡绚烂的创意将酷刑推向了一个高峰。

来俊臣的酷刑“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比如说他看到家仆杀鸡，就发明了“凤凰展翅”，把受刑者捆缚在一个十字木架上，手脚张开，然后向各个方向来回大幅度拧转木架，随着两根木头之间角度的不断变化，受刑者的身体各部分或被过分拉伸，或被过分挤压。

来俊臣理论联系实际，不断钻研出各种新的刑罚，并与人合著《罗织经》一书。曾有学者评价此书：“它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部制造冤狱的经典；它是酷吏政治中第一部由酷吏所写，赤裸裸的施恶告白；它是文明史上第一部邪恶智慧集大成的诡计全书；它第一次揭示了奸臣为何比忠臣过得更好的奥秘：权谋厚黑。”柏杨先生也曾经说：“武周王朝，在历史上出现短短十六年，对人类文化最大的贡献，就是一部《罗织经》。”

为了将发明打上自己的烙印，来俊臣将令人胆寒的酷刑配上了形象生动的名字，有的还诗意盎然。“仙人献果”是让犯人高举重物跪在碎砖瓦上；“玉女登梯”是让人立于高处，然后往下拉……来俊臣一边陶醉于自己天马行空的想象世界，一边享受着犯人的哀号连连。他常常留恋徘徊于刑房，心情愉悦地欣赏着犯人受尽折磨的表情。

与索元礼、周兴、侯思止等人相比，来俊臣只是酷吏中的后起之秀，可是来俊臣后来居上，他的办案效率足以令那些老前辈们汗颜。来俊臣“每鞫囚，无问轻重，多以醋灌鼻，禁地牢中，或盛之瓮中，以火环绕炙之，并绝其粮饷，至有抽衣絮以啖之者”。就是说来俊臣每次审犯人，不管案情轻重，动不动就拿醋灌进犯人的鼻子，关到地牢里。更残酷时，把犯人放到大坛子里，外面围上烧红的铁链，并且不让人吃饭，囚犯饿得只好吃自己身上的衣服。囚犯们睡在粪便垃圾中，受尽苦楚，除非死，否则永远都逃不出来俊臣制造的人间地狱。每逢上头颁发赦令，来俊臣都要先派狱卒杀光所有的重案犯，然后才宣布有赦令。

佛教经典里描述地狱之门打开后，进入鬼门关的魂魄会见识到人类酷刑的极致部分：火床煎爆、烧皮彻骨、钉板刺身、灌热铁汁、铁矛刺肛、铁钩拔舌、挖眼抠心、粪尿浸泡……原来地狱酷刑也不过是人间酷吏们玩剩下的。

对于武则天来说，所有的酷刑只是服务于自己权力的手段。武则天极为看重来俊臣等人，授以高官厚禄。这大大鼓舞了酷吏们的好勇斗狠精神，一个个就像是打了鸡血的疯狗，一个赛一个地疯狂。京城各处布满了酷吏的眼线，帝国官员往往在上朝时就突遭袭击逮捕，继而族灭全家，或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这一时期内酷吏经办的政治案件，主要的有二十多宗，被整肃的对象主要是反对武则天的官僚，包括一大批宰相。他们被整肃的理由各不相同，有的纯属诬陷，有的则因贪赃枉法，有的因为与来俊臣等有私怨，有的则牵连于皇位继承问题。

所谓时势造英雄，时势也同样造就了酷吏，“非吏敢酷，时诱之为酷”。暴君需要酷吏，而酷吏的出现同样离不开最高权力者的认可。酷吏的出现是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是统治者手中的一件工具、一杆枪。封建帝王需要儒臣用温文尔雅的儒教来驯化平民百姓，也同样需要酷吏用手中的屠刀来稳定龙椅宝座。

从更深层次上讲酷吏是政治体系中三大矛盾的产物，也就是权力集团内部的派别矛盾、官家集团与地方豪强大姓的矛盾、官府与百姓的矛盾的产物。当年汉武帝刘彻重用酷吏张汤，就是为了打压地方豪强。

武则天重用酷吏是在垂拱元年，而来俊臣至天授元年（690年）才获得提拔。在几位酷吏大佬中，作为后起之秀的来俊臣天分极高，武则天交到他手里的硬骨头没有啃不下来的。之所以如此，和他的家庭出身有着很大的关系。来俊臣的身世很混乱，他的父亲来操是个赌徒，私通朋友的老婆，后来赢了朋友一大笔钱，朋友拿不出来，来操顺势娶了已怀孕的朋友妻，进门没多久就生下了来俊臣。来俊臣较之他的赌徒老爸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人凶恶阴险，反复无常，整天在地方上作恶，是个无赖流氓。他在官府衙门的档案资料里也是劣迹斑斑，审讯、关押是常有的事，最严重的一次是成了死囚。

如果不是武则天执政需要，按照帝国律条，来俊臣已经成为一个死人。与生俱来的赌徒性格在这一刻起了作用，不甘在狱中等死的来俊臣要求上书告密。或许是他的身份太过特别，来俊臣受到了武则天的破例接见。

来俊臣的花样的美貌、机敏的应答能力和非凡的政治嗅觉，给武则天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这是一个人才，同时又是一个不安分的死囚。如果能够把他从死人堆里扒出来并授以官位，他会成为最有用的那种人。武则天大笔一挥，来俊臣就从一个死刑犯华丽转型为帝国的八品官员。在那一刻，除了武则天没有人会意识到，在今后近十年的时间里，这个眉目之间透着邪恶之美的年轻人，将让整个帝国的人为之颤抖。

父亲是个赌徒，母亲是赢回来的赌本，而自己身体里流着谁的血液也无法搞清楚。畸形的家庭组合方式，受伤害最大的是孩子。与生俱来的耻辱感始终包围着来俊臣，如果有一个管道能够排解他对社会和人群的仇恨，那他埋藏于心底的怒火能焚毁一切人性良知与道德底线。

他对生命本就有种极端的仇恨，血液里的暴力因子一旦释放出来，就会将兴奋与满足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面对那些残酷无度的恶事，他没有丝毫的忏悔与内疚。生命对他而言，本来就是一场接一场的酷刑组合。街头的暴力，家庭的精神摧残，没让他感到一丝生命的温情。在武则天执政的大时代背景下，外因与内因相互作用，共同打造出这名仿佛罗刹化身的天下第一酷吏。

在长期底层生活的磨砺中，来俊臣对人的生理和心理的承受极限了如指掌。他可以针对不同犯人量身打造刑具，并且实施不同的审讯方式和方法。不管犯人是什么体格、精神状态，交到他的手里就等于交到了活阎罗的手里。

怎么做伪证，怎么收买证人，来俊臣都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用他自己的话说：“死之能受，痛之难忍，刑人取其不堪。”也就是说，人可以接受死亡，却不能忍受痛苦，所以有必要选取他们不能忍受的刑罚。他只需要对两个人负责，一个人是武则天，另一个人就是他自己。只要他察觉出武则天对谁不满或者怀疑，或者他自己看谁不顺眼，这个人便上了黑名单，上了黑名单的人几无活命的可能。

按照帝国的制度，作为左台御史中丞的来俊臣并没有刑审资格。御史台本来只弹劾官员，不审理案件，但是到了武则天这里，出于不可言明的政治目的，在御史台下专门设立了推事院，成为独立的刑审部门。来俊臣等酷吏直接受控于武则天，而这些酷吏又在全国各地收买了几百个无赖，一旦想诬陷谁，便指使这些无赖去告发，然后各地响应，互相做证，他们背景不同、身份不同，但口供都一模一样，足以给人定罪。

天授二年（691年）之后，来俊臣已是最得武则天信任的宠臣之一，凡有大案必交给来俊臣处理，并专门为他在丽景门内置推事院，号为“新开狱”，由他一个人主宰制狱，入此门内，有死无回，百不全一。武则天疑心病很重，对于谋反案件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即使有明显漏洞也不加责怪，任他自由发挥，至于受贿索贿、夺人妻妾这类鸡毛蒜皮的小事，更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来俊臣算是得到了尽展其长的机会，他的魔鬼天性也完全暴露出来。

来俊臣豢养于各地的数百名无赖，原本用来相互串供诬陷良善，现在这些人又多了一项任务，那就是为来俊臣摇旗呐喊，以放大其在帝国权力集团的影响力。这些人每次告密之后，都会添上一句：“请将此案交给来俊臣审问，必定可以水落石出。”

时间一久，来俊臣就成为人气最高的酷吏，只要有大案要案，武则天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来俊臣靠着花样百出的手段，博得了武则天的信任与好感，也因此青云直上，累迁侍御史，加朝散大夫，又擢拜左台御史中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