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往事——非常规打造“权力清道夫”



弘道元年（683年）十二月初四，唐高宗李治驾崩，临终遗诏太子李显柩前即位，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高宗的遗诏，无疑是留给武则天的一把“尚方宝剑”，成为她日后临朝的法宝。

武则天在帝国编织了一张无所不在的情报网，这张网由下至上。武则天深知，如果在帝国权力上层强行树立自己的帝王合法性，显然是不足取的。中华帝国的君权理论发展到李唐王朝，已经形成天命与民意两大核心体系。

就算强势如武则天，在权力的世界里可以做到蔑视传统，自我作古，却不能不顾忌天下汹汹的舆论，不能不了解民意。她的上位之路分两步走：一是强化皇权，在全国范围内树立起自己的权威；二是大造社会舆论，在整个帝国掀起一场接一场的造神运动，宣扬自己才是真正的天命所归，君权神授，让整个社会调整心态，逐步接受女主正位的现实。

从李治驾崩、武则天尽揽大权开始，直至她正式登基为帝，这段铺垫过程，武则天足足用了六年时间。六年，是一个互相磨合和适应的时期。权力有时候如同婚姻，实施权力的人和受制权力的人，同样需要一个彼此适应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翻阅史册，上下几千年，我们见识了太多拿着鸡毛当令箭的权力者，根基还没有扎稳就开始做起皇帝梦。六十岁的武则天还愿意花六年的时间来成全自己的王者之路，我们不能不对她的沉着冷静和非凡耐心感到惊讶。诚如马基亚维利在他的《君主论》中所说：“君主既然必须懂得善于运用野兽的方法，他就应当同时效法狐狸与狮子。由于狮子容易落入猎人的陷阱，而狐狸则不能够抵御豺狼，因此，君主必须是一只狐狸以便认识陷阱，同时又必须是一头狮子，以便使豺狼惊骇。”

武则天在通向权力之巅的道路上，需要来自民间的舆论力量的支持。这也正好应验了一个真理——历史是由人民书写的。对于武则天而言，只要能够得到天下人的认可，她就算大功告成。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武则天自然会大肆鼓励民间上言，帝国也由此拉开匦检制度的序幕。

匦检制度并不是武则天首创的，《封氏闻见记》记载：“汉时赵广汉为颍川太守，设缿筩，言事者投书其中，匦亦缿筩之流也。梁武帝诏于肺石、谤木之旁各置一函，横议者投谤木函，求达者投肺石函，即今之匦也。”

当然和梁武帝相比，无论是规模、技术含量还是影响力，武则天都要大大超越前者。提议设置铜匦的人是侍御史鱼承晔的儿子鱼保家。按照他的设计，铜匦分为四格，用来收受天下表章，一旦投入其中便无法收回，除非用铁器强行将箱子撬开。四格的开口正对着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并援引五行学说，配以四季并涂上不同的颜色。

东方为青色，是为延恩匦，“怀才抱器，希于闻达者投之”。也就是说，如果你觉得自己有才干被埋没了，可以投匦自荐。

南方为红色，是为招谏匦，“匡政补过，裨于政理者投之”。用来接受人们对于朝政和时事的谏言。

西方为白色，是为申冤匦，“怀冤受屈，无辜受刑者投之”。用来受理冤案申诉。

北方为黑色，是为通玄匦，“进献赋颂，涉于玄象者投之”。为想表达对女皇爱戴之情、进赋献颂者设置。

密匦类似我们今天的检举箱。对于大众来说，检举箱并不是稀罕的玩意儿，今天很多政府机构和事业单位的门前都会放置那么一个箱子，鼓励人们检举揭发腐败分子的腐败之举。

武则天偶尔会在朝堂上用眼神的余光扫向密匦，这个敞着阴险怀抱的古怪玩意儿，肚子里塞满了官员、商人、文士、地主以及农民的密件。告密就像权力系统内部在玩一场扫雷游戏，不知道哪一天哪一个雷会爆，会殃及哪些人，每个身处权力经纬里的人都在拿命赌明天。

他们上朝前，像与家人进行一场生离死别，写好的遗书随时铺展在案上，要交代的后事每天都要说一遍。看着官员们脸上惶恐的表情，武则天不免为自己这一伟大发明而得意。心怀恶念之人，借着告密大肆攻击与自己有过节的人；那些无意卷入其中的官员，本着进攻是最好的防守的原则，也拿起告密的武器。他们为了各自的利益将偌大的朝堂变成了一座权力者的狂欢派对，整个帝国也因此陷入亢奋状态。

为了保证这一制度的公正性，武则天还设立了多名匦使，以谏议系统的官员谏议大夫、补阙、拾遗一人充当知匦使，以监察系统的官员御史中丞、侍御史一人为理匦使。所有投放其中的诉状，都要在天黑之前由知匦使送达。紧要事情即刻处理，剩下的转呈中书省和理匦使处置，然后再根据轻重缓急上报武则天。如此一来，帝国的谏议制度，就在原有的廷议和上封之外多了一项投匦。

有人将铜匦的功能简单视为告密，这未免将帝国的检举制度看得过于简单化，后果是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使之慢慢偏离了设立这项制度的初衷。如果检举制度建立在国本稳固、社会关系缓和的政治生态基础上，那么发动群众参政议政，就有政治民主化的倾向。不过可惜的是，这项制度设立于以周代唐的前夕，对于武则天而言，这是政治权力博弈最为关键的时期，权力的运行都要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戏剧性的是，这项制度的第一个牺牲者是铜匦的设计者和铸造者鱼保家。铜匦摆放于朝堂上时间不久，一封人民来信便塞进了通玄匦。这封密信揭露铸造者鱼保家曾经为徐敬业叛军制作兵器。鱼保家因此遭到诛杀，血祭铜匦。铜匦其实和底层民众并无多大关系，很多时候还是官场内部权力斗争的道具，用来发动官员揭发官员，发动官员诬陷官员。对于官员来说，可怕的不是制度本身，而是保障制度得以贯彻执行的严酷手段。

事情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告密的函件纷至沓来。连武则天也没有料想到，这项制度的效果会如此明显。于是她接连颁布鼓励告密的诏令，这无异于打开了帝国的告密之门。按照最初的设立要求，还有青红白三色铜匦，可是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其他三色统统化为阴森肃杀的黑色。

此项检举制度完全成为揭发别人隐私或短处的告密制度，其直接后果就是导致社会道德体系的崩溃，人性沦丧，社会的长治久安也随之化为泡影。我们分析那些告密者的真正动机，无外乎以下四种情形：一是认为被告者的行为大逆不道；二是被告者的言行可能导致连坐，为保护自身做出选择；三是与被告者有私怨，借机报复；四是完全因为利欲熏心。

第一种情形相对来说比较温和，其他三种情形却让人心冷胆寒。当然第一种情形也有可能是告密者从己方利益出发所做出的判断。比如1898年的一个深夜，手握清廷重兵的袁世凯经过一番思想斗争，跑到天津荣禄的住处，进行了一次隐秘的投机活动——告发维新派。这次盛大的告密活动直接改写了中国的近代史：戊戌变法失败，六君子被杀，袁世凯擢升飞黄腾达，并逐步走上复辟道路。极权制度是制造告密者的肥沃土壤，统治者希望社会单元里的每一个人都是告密者，而每一个人又都处于被告发的状态。唯有如此，才有利于帝国权力集团的监控，执政者才能有效打击异端，及时剪除异己分子，以巩固政权。

武则天为什么推行这样的制度呢？

中国历史并不缺乏才智过人、果敢深沉的女政治家，尽管数量有限，她们还是在历史上留下了属于自己的印记。比如西汉时期的开国皇后吕后、北魏的文明太后冯氏、清初的太皇太后孝庄。她们对于权力的热衷，以及所持有的政治手段都可圈可点。但与武则天相比，她们都没有实现皇帝梦，成为统治男人世界的一代女主；她们一生都以后妃的身份干预政治，却始终没有踏出通往权力顶峰的最后一步。

武则天能够完成权力的终极梦想，除了由唐王朝开放包容的时代性所决定，还与权力者的心性有很大的关系。何为“心性”，用专业的心理学术语来讲就是“情商”，也就是一个人在情绪、情感、意志、受挫折等诸多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特质。心理学家认为，情商水平的高低对一个人能否取得成功有着直接的影响。对于武则天而言，当时的政治、人物、社会的包容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她的人生道路。

在人生的某些关键点上，一个人精神爆发的能量的高低往往会决定成败。同样是遭遇情感危机，吕后为刘邦的用情不专而心生怨恨，武则天则利用李治的性格弱点和愧疚心理，谋求政治上的更高地位；同样是作为幕后的参政者，北魏文明太后通过怀柔政策，消除皇帝对自己擅权专政的怀疑，而武则天则采取高压政策，让名义上的皇帝成为自己手中的傀儡，让这些傀儡失去与自己对抗的能力；同样是面对亲情与权力的冲突，孝庄太皇太后一直举棋不定，试图在家庭关系与政治利益的平衡木上保持稳定，而武则天则毫无顾忌，让天平倒向政治的一面。只要有利于自己，丈夫、儿子、女儿和其他亲人都可以作为一张牌无情地打出去。

早年的成长经历往往决定一个人的心性，父亲的早逝，让武则天童年时代一直处于寄人篱下的状态，她要忍受来自同父异母兄弟的歧视与无礼。女孩子本就脆弱而敏感，童年生活的阴影给她留下了极大影响。生活带来的磨难让武则天变得更为早熟和更有城府，能权变、能忍耻，同时也造就了她的攻击型人格和暴力倾向，有着强大的支配欲和控制欲。

心理学研究表明，这种人往往会忽视别人的感受，只在乎别人在自己面前是不是真的屈从和臣服。两次入宫的经历使武则天变得更加成熟，甚至可以说造成了她性格上的扭曲。不管遭遇什么苦难，她都能保持一种坚定的姿态，不但不会遇到问题绕着走，反而会迎难而上。没有困难就是制造困难，她也要做一个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强者。匦检制度正好迎合了她的心理需求和实际需求。

按照武则天发布的诏令，凡是告密者，各级官员都要一路放行，旅途之上一律按照五品官员的待遇供其饮食，夜宿驿亭官舍，每餐都要有七菜一羹，不问身份尊卑都可以进宫谒见武则天。如果地方官吏故意制造困难阻挠告密者，将会受到严惩。告密者的积极性这么高，正是因为前方有巨大的利益诱惑。如果谁的密奏能够得到武则天的肯定，便可以擢升为官。即使所告发的内容经过查证是无中生有，纯属诬告，也可以逃避法律的制裁。按照大唐律令凡是诬告者须反坐，也就是按照告发他人的罪名给予追究，可是到了武则天这里这条律令就成了一句空话。这使无数在正常的官僚选拔制度下没有资格进入官场的人获得了新生。整个社会陷入人性颠覆期，一切秩序都被颠倒，一切不可能也成了可能。

武则天并不是随便说着玩的，她以帝王之尊天天在朝堂上亲自接见那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告密者，他们中间有农夫、樵人甚至死囚。帝国官员都有些无法适应武则天的角色转变，这还是那个常常在他们面前天颜震怒的强权女人吗？在面对告密者的时候，武则天表现出来了极大的耐心，眉眼过处无不流露出女性的温柔、母性的光辉。

就算查无实据或者不符武则天的心意，告密者也不会空手而回，朝廷会给予一定的赏赐作为辛苦费。对于那些告密者来说，这无疑是一项有赚不赔的好买卖，百万庶民因此陷入一种史无前例的亢奋和狂乱之中，告密的黑色旋风随即席卷了整个帝国天空。

清人张鉴《浅近录》里记载：在武则天掀起告密之风期间，江淮地区旱灾严重，朝廷下令，举国上下要勒紧裤腰带过日子，禁止屠宰牲畜。当时有个叫张德的官员添了一个男丁，他在私下里偷偷杀了一头羊招待同事和朋友，以示庆贺。其实这本不是什么要紧的大事。可是张德宴请的人里有一个同僚叫杜肃，他认为这是一次升官发财的机会。于是在酒足饭饱之后，就写了一封检举信将张德告发了。

第二天上朝，武则天当着杜肃和满朝文武的面质问张德：“你从哪里弄到羊肉招待客人的？”张德吓得魂飞天外，不待他回答，武则天又话锋一转：“我禁止屠宰牲畜，也不知到底是对是错，但是你以后请客要看准对象。”说完拿出杜肃的告发信展示给大家，言下之意，就算大家以后请客，也不能请杜肃这样连朋友都出卖的人。

告密行为滋生蔓延需要几个客观条件：一是对告密人本身具有利益诱惑；二是告密行为无须承担后果，也就是说不论追查的结果如何，告密者本人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三是不透明的暗箱操作模式，有人对当朝有怨言而无法明奏，只能私下谤讥市朝；四是严酷的手段。

如果说中国人以“礼义廉耻”的四维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么告密者所实施的告密行为无异于破坏传统文化和人性根源的杀伤性武器。在权力者的保驾护航之下，告密者们狠狠地将礼义廉耻踩于脚下，如同一个人撕下面皮露出动物的本性。他们追逐利益就如同蚊蝇趋腥，道德不再是一个人生存的法宝，善良也成了造就个人命运悲剧的根源。利益，赤裸裸地摆在那些想入非非者的面前，只要有利益可以捞取，一切都不是问题。那些藏匿于人性深处的欲望火种，很快就燃烧为吞没世道良知的燎原之火。那些靠出卖他人换得自己百倍身价的告密者，庆幸自己抓住了这个时代的救命稻草，做出了一个正确无比的选择。虽然他们在此前也曾经痛恨过社会的不公、官场的腐败、权力的倾轧，可是当利益向他们招手的时候，他们还是义无反顾地投向了利益的温暖怀抱。

神都洛阳就像笼罩上一张巨型的大网，每一个人都成了网中待捕的鱼儿。

光宅元年（684年）五月，嗣皇帝（中宗）李显被废为庐陵王。只做了一个多月皇帝的李显，就这样被他的母亲赶下了乾元殿，幽禁到别殿，同年四月又被流放房州。他的皇后韦氏也同时被废，韦氏族人均流配岭南。发生政变的第二天，武则天宣布，立她的第四子豫王李旦为新的皇帝，史称睿宗。武则天开始临朝称制，经过一年的调节和休整，六十岁的老妇人开始向帝位发起猛烈地冲击。她无须再躲在帷帘之后发号施令，已经没有人能够制约她的野心。

武则天明白自己插手皇权必然会引起天下人的不满，有可能将帝国内部潜伏的不安定因素再次激活，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于是，武则天又是一阵紧锣密鼓地安排，恩威并施，稳定政治局面。

这一天，京畿飞骑（皇帝骑从）十余人在酒肆里聚餐饮酒。酒过三巡，其中有一人话语间提及皇帝废立之事，言语中流露出不满和不恭。大概是说，侍奉新皇帝还不如侍奉废掉的中宗所得奖赏多。谁也不曾留意，此时有人悄然离场。还没有等到酒席散去，官兵已经把他们堵在了酒馆里。所有人都被抓了起来，发牢骚的人被斩，其他的人因知情不报被绞杀，告密的人则被提拔为五品官。《资治通鉴》记：“告密之端由此兴矣。”

垂拱元年（685年）三月，一个明媚的春天，武则天向天下官民打开了那扇告密之门，数以万计的人就像迁徙的候鸟从帝国的四面八方飞至神都洛阳。他们像春天的信使，朝四色铜箱里投进内容芜杂、带着不同目的的密信。他们的表情凝重而愉悦，凝重是因为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愉悦是因为他们感谢武则天赐予底层草根上达天庭的机会。

他们不远万里而来，坚信所有的诉状和谏言都会按照帝国的法律程序递交到武则天的手中。掌管铜箱钥匙的监察官员每天都会在固定的时间开启铜箱，用布袋将密信装好并密封，于第一时间送达宫中。他们在清理密信的过程中，发现每次都是黑色通玄箱中的投书居多。

有人据此推断，朝堂外的世界并不像这个明媚的季节一样充满温暖、光明和正义，而是布满了冤屈、阴谋和仇恨。一夜之间，神都洛阳的大街小巷都塞满了风尘仆仆的告密者。帝国官吏们忙得焦头烂额，疲于应付，他们心里不由得对年逾六十的武则天充沛的精力佩服不已。六十岁，放在今天已经是退休的年纪，可他们的太后好似打了鸡血。

在此之前，还从来没有这样大规模的君王与庶民的直接对话。到了七百年后的大明王朝，朱元璋才再现这种场面。所不同的是朱元璋发动底层民众压制官僚，而武则天更多的是发动官僚斗官僚，是权力集团内部的博弈。在朱元璋颁布的《大诰》里，有这样一条规定：“今后布政司、府、州、县在职的吏员，赋闲的吏员，以及城市、乡村中那些老奸巨猾的顽民，若胆敢操纵词讼、教唆犯罪、陷害他人、勾结官府、危害州里，允许当地的贤良方正、豪杰之士将这些人抓起来，绑送京城。如有人胆敢中途邀截，则枭首示众！各处关津、渡口也不得阻挡。”

表面上看，帝国的子民们在这里遵守的是朝廷颁布的正式章程，其实不然，因为无论是朱元璋还是武则天，他们走的都是非正式章程的路线，与天条律法没有多大的关系。中国历史的记载里，很大一部分是官僚与皇权的博弈。官僚需要不断壮大自己的实力来维持权力份额，而君王也常常需要借助权力来限制官僚集团的扩张。在这种情况下，谁能够将第三方拉拢到自己的范畴，谁的胜算就大一些。

对于农民出身的朱元璋来说，第三方就是帝国的农民。对于武则天来说，第三方就是那些不反对自己的中间派和民间人士。

帝国通过法制和惯例为老百姓提供了“鸣冤叫屈”“哭诉”“陈情”“请愿”的一系列途径或方式，以满足他们在受到损害时的需求，保障他们的正当权益，防止官吏豪强过分为害。但是在各种权益救济途径中，“告御状”是最不现实的一种。为什么这么说，原因有三：

第一，有越级上访的嫌疑。历朝历代都把“告御状”视为权益救济的最后途径，在大部分情况下，朝廷会禁止那些没有经过地方审理、直接呈递到中央各级衙门处理的案件。

第二，有逃脱审查的嫌疑。一般案件要经过一定的接待官员或衙门的审查甄别才能有选择地“上达天听”，底层民众并不是直接向皇帝陈诉或递交状子。

第三，即使告御状者能够一路闯关来到天子脚下，皇帝出面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民间百分之九十九的案子，皇帝是不会亲自坐堂审理或书面审理的，而是由受理机关的臣僚们先行审理并提出处理意见，交皇帝斟酌决定。

也就是这么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武则天和朱元璋手里变成了现实。

官员们根本无法理解武则天为何面对那些山野村夫的粗言俚语，依然能够如沐春风。官员们还记得，前不久，有同僚因为没有吃早餐，在早朝途中从路边摊买了个胡饼边走边吃，因而被弹劾，以仪容不整、有伤国体的罪名被解职。可是眼前这些大老远跑来告密的山野村夫，哪一个不是蓬头垢面？这些人居然有在太后面前说话的资格，更何况他们中间有些人说出来的话完全不符合逻辑，絮絮叨叨，捕风捉影者比比皆是。

官员们想了这么多，却没想到，武则天对于官与民的要求怎么会一个标准？

那些经年累月没有得到提拔的官员，抓住这次机遇，一下子挠到了武则天的痒处，连连获得提拔。有目不识丁者，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弄来厚厚一沓检举信，受到武则天的褒奖，也因此混入仕途。史料记载，这场席卷帝国的告密狂潮平息下来时，武则天亲自接访的群众近万人，应该创造了一项纪录。

这种宽松的“信访”制度，极大地刺激了人们不正当的权力欲望。以如此方法，既可以将自己的仇人不动声色地除掉，又能够轻而易举获得一官半职，天下哪有这般好买卖？在任何时候，有投机取巧之徒，就有耿直刚毅之辈。在这种君臣道德集体堕落的狂潮中，那些特立独行、忠于人格信念的勇士，并没有屈服于武则天的非主流执政方式。

永昌元年（689年）九月，宰相魏玄同与酷吏周兴结下私怨，所谓私怨不过是早年的一场误会。周兴在高宗时期曾经做过河阳县令，高宗想要提拔他，朝中有人反对，周兴尚不知情，到朝堂上等消息。魏玄同当时是地官尚书、检校纳言、同平章事，见到周兴便说：“周明府可以去矣（唐人称呼县令为明府）。”周兴以为魏玄同在背后给自己使坏，便记恨在心。

此时，周兴便想搞垮魏玄同。因魏玄同与裴炎关系好，周兴便诬奏：“魏玄同与裴炎为耐久朋（即始终不渝的好朋友）。”又造谣魏玄同说过：“太后老矣，不若奉嗣君为耐久。”意思是做武则天的官做不了几天，不如做李旦的官长久。当时武则天年近古稀，此话正中其心病，立时震怒，下令赐死魏玄同。监刑御史房济知魏玄同被冤，便让他反告周兴以自直。魏玄同说：“人杀鬼杀，亦复何殊，岂能做告密人邪！”于是从容而死。

在死亡面前，魏玄同是一位智者和勇士，知道在武则天时代，活着的日子其实也生不如死。但他宁死不做告密的人，岂非为时代和后世立下一面巨大的镜子，烛照了那些卑贱污垢的告密者的灵魂和诱人堕落的魔鬼的真面目。

武则天要实现她的帝王梦，就要取得天下人的信服，当然这种信服带着一种强制与刚性的色彩。她知道，不要说天下之主，就是正式权力系统内部的一个普通官员，也是女人无法企及的。

她并不奢望天下归心，只要那些异己势力不给自己添太大的麻烦就谢天谢地了。每次面对拜伏于脚下的帝国官员，武则天都有一种难以抑制的冲动，虽然已经是六十岁的老妪，早已过了冲动年纪，可是权力这种东西比世间一切灵丹妙药的回春能力都要强百倍。她能够从那些官员的表情里读出他们内心的潜台词，太后临朝已经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更不要说什么女皇帝。尽管此前北朝鲜卑人统治多年，唐初女人的地位较其他王朝有了大幅提升，但是偌大的中华帝国毕竟还是一个男权社会。做女皇，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无论如何都是件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

在武则天看来，要想成为男人世界里的那抹红，当务之急就是剪除异己，让那些不服管教的帝国官员真正拜伏于自己的权力台阶下。听说他们中间的一些人，每天上班就像提着脑袋，即使同僚之间碰面也是垂首无言，连一个眼神都不敢交流。每天要上班的时候，一些官员会与家人抱头痛哭，来一场生离死别的仪式，因为他们谁也不知道检举箱里到底有没有告发自己的信。

自古以来，聪明的权力者都会将突破口置于人性的阴暗面。告密不能说是最好的办法，只能说是最有效的办法之一。大家互相怀疑，谁也不信任谁，让密切而庞杂的社会关系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如此再去整治，就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武则天也许早就已经料到，自己掀起的告密之风将会使得丑陋者更丑陋，施恶者更无忌。在己方与他方的权力关系中，有四种不同的博弈方式：利人利己，损人利己，损己损人，损己利人。

而在这四种关系中，利人利己是一种双赢格局，是理想化状态；而损己利人是双重不道德行为，它既损害了己方的利益，又导致他人损人利己，对人对己都是不道德的；损人利己是非道德行为；为损人宁愿损己则是极低劣的行径，伤人八百、自毁一千同样是一种扭曲的价值观。

在一般情况下，人们会首先选择利己，然后才去考虑是否损人，损人的道德拷问要严谨得多，因此施行者所要负担的心理压力也更大。在形式各异的权力行为中，只要是损人的，就会有人跟风效仿，就算是走到两败俱伤的境地，仍然会有人紧随其后。告密就是如此。

告密行为就像一场蔓延开来的瘟疫，严酷的政治环境已经限制了人类良知善行的产生。人与人之间为了避免病原菌的感染，互相避之不及，更不敢轻言包容，而缺少了法律约束的告密行为使得帝国的政治秩序处于失控状态。在这样一种特定的社会环境中，我们可以想象，置身于刚性制度下的人性究竟是怎样地扭曲。

最初的告密行为也许不带有多么大的功利色彩，反而带有一种纯粹的忠诚意向。但这一行为导致的是，参与同一活动的人成为告密的主动者和被动者所产生的结果截然不同：一方升官发财，另一方轻者流放发落，重者丧命灭族。初次尝到主动告密的甜头和不主动告密的苦头，后来的人们在利益考量面前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主动告密。

武则天每天都要花去很长一段时间翻看那些来自不同阶层、不同人群的告密信，并且乐此不疲。那些告密信就像是一条条伸向帝国四面八方的触角，让整个帝国处于严密地监控下，为武则天实现权力垄断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线索，让她不出宫门也可以掌控朝堂内外的政治动向。武则天不会忘记，因为情报不灵，徐敬业集团在背后搞了那么多阴谋诡计，朝廷居然一无所知，直到他们集结起十万大军攻城略地时，武则天才仓促应战。武则天同样不会忘记，正是因为有人告密，裴炎兵变的预谋才第一时间就被扼杀于摇篮之中。

告密，对于一个权力独裁者来说，是再好不过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