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往事——转折



天宝十四载（755年）十二月，整个长安城笼罩于一片萧瑟之中。京都的冬天总是灰蒙蒙的，没有一点儿勃勃的生命力，偶尔见着太阳，也总是隔着厚厚的帘幕，树上未落的叶子有气无力的挂在树梢。按照惯例，皇室成员每年都要于冬日极寒到来之际，移往华清宫（今陕西西安南骊山上）避寒。

玄宗皇帝李隆基带着贵妃杨玉环以及跟贵妃有关的诸杨，一路上席天卷地。京郊的老百姓早已失去了对奢华的排场的新鲜感，皇家的威仪与他们的生活没有任何关系，他们的目光里甚至流露出厌恶与嘲讽。盛世背后，已潜伏着深刻的经济危机。唐朝赖以富强的均田制遭到严重破坏，土地被大官僚、大地主、大豪商大量兼并。大批农民陷入了失田失业、破产流离的绝境。大地主兼并垄断土地，使经济恶性膨胀。到玄宗执政后期，这种以大地主土地所有制为主的经济完全主宰了国家经济命脉，导致贫富两极分化悬殊，而贫富差距又激化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

这时候的李隆基也不再是当年那个意气风发、处事果决的临淄王，与励精图治开创开元盛世的圣君明主有了很大的距离。时间对于世人来说就是一把无情刀，不论你是平民百姓，还是皇亲贵族。在时间的转换中，一切繁华终将归于平淡。对于帝国的普通百姓来说，他们并不在乎今天的城头又插上了谁的王旗，他们在乎的只是生存所需要的现实利益。

宰相专权误国，边将包藏祸心，帝国的政治体制就像是舟行半途，前半程马力十足，等到半途已过，帝国机器运转受困陷入难以自拔的历史旋涡中，随时有被风浪吞没的可能。朝廷可以将一个被战争破坏的帝国扶植复苏，却不能与它一手培植的繁荣状态相始终。

唐朝经过开元、天宝年间的盛世后，天下户口由开国初年的三十八万余户，发展到八百九十一万余户。在农业社会，户口多少就代表着生产力的高低和国力的强弱，李唐王朝此时经济实力达到了顶峰。帝国的版图和势力范围则随着国势强弱不断变化。唐高宗李治时达到最大，国境东尽日本海、西至咸海、南抵越南、北越贝加尔湖，幅员纵横皆过万里。国家统治的中心中原地带是农耕经济区，边疆地区则是游牧经济区，所以在行政制度上也必须区别对待。

唐在内地实行州县制，边疆地区则实行在都督府和都护府统领下的羁縻府州制。羁縻府州制是为了安置归顺的游牧部落而设，开元末年，羁縻府州数量已达到内地府州的两倍多。羁縻府州制不改变归顺部落的组织和风俗习惯，由唐廷册封各部落酋长担任都督、刺史，并准许世袭，各部落不需呈报人口，进贡土特产代替赋税，并可以保留原部落的兵士，自治权相当大。

这些部落对唐朝都必须承担军事征发的义务，每有战事，酋长们都要率领本部兵马换上唐军旗号出征。由于这些归顺的部族多为游牧民族，擅长骑射，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这种制度和罗马帝国利用高卢人、色雷斯人等蛮族作为雇佣军颇有相似之处。但是这种形式的统治并不稳固，这些游牧民族大多不愿充任唐廷的炮灰。

咸亨元年（670年）、仪凤三年（678年）唐军在大非川和青海两败于吐蕃后，诸蕃部落叛乱不断：后突厥复兴、吐蕃逐渐壮大、奚和契丹叛乱，边警不断。这些叛乱使得唐朝一方面失去了大量无须开支的骑兵部队，一方面又必须不停征发兵力应付战事。兵源不足和财政困难成为唐廷的两大难题，其中兵源不足最终导致府兵制废止，中央的军事力量也大大削弱了，到天宝元年时中央和内地兵力仅有八万余人。

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初九，安禄山打着“奉命讨伐杨国忠”的旗号，发所部三镇兵马及同罗、奚、契丹、室韦兵共十五万，号称二十万，起于范阳（今北京西南），兵锋直指两京（长安与洛阳）。一场彻底改写唐朝历史，并将深刻影响整个中国历史的战乱就此拉开序幕。

在信息传递基本靠马的年代里，安禄山起兵的消息六天之后才传到骊山华清宫。太平皇帝当久了，曾经有着强烈生存危机意识的帝王也陷入精神麻木的状态。

在鲜花美人的簇拥下，已进入人生暮年的李隆基看上去显得比他的实际年纪年轻许多，依旧容光焕发。在李隆基看来，杨贵妃的绝世美貌是上天赐予自己最完美的礼物，是对自己开创一个盛世的最好奖赏。一个七十岁的男人，一个拥有无上权力的男人也需要爱情的滋润，那会让他感觉这个世界还在自己的掌控之中。

封建王朝的大部分时段里，女性连政治的配角都算不上，能够有幸载入史册的少之又少，即使载入也是寄居式的。一种是一生都在依靠男性权力的美丽女性，另一种是前期依靠男性权力，后期主动获取权力的女性。唐朝是中国女性最为光彩夺目的一个时代，这两种类型的女性都有展示自己的机会和舞台。武则天、太平公主、韦后、上官婉儿、杨玉环，她们用女性的特质为中国历史增添了一道道阴郁妩媚的色彩。

虽然二者都有可能对中国历史产生巨大影响，但作用方式是不同的。权力女性对历史的影响是主动的，她们不甘于做权力的配角。炽烈的权力之火烘烤着她们，她们用区别于男性的手段取得了不加限制的广大权力，并利用手中的权力来实现个人的理想。纯粹美丽的女性，对历史的影响是被动的，对权力需索也是被动的，她们是大时代背景下的权力玩偶。她们没有权欲，也不想参与政治，更没有权力资本去伤害国家民族，她们引发的政治悲剧并不是她们造成的，而是和她们有特殊关系的男人造成的，她们是时代的弃儿，是权力斗争的受害者。

安禄山造反的消息传至京师，李隆基还天真地以为这是对方和自己开的一个玩笑（恶禄山者诈为之）。在此之前，杨国忠一口咬定安禄山起兵造反是早晚的事。作为警醒帝王的谏言，这句话不存在任何逻辑上的问题。可是作为宰相的杨国忠既没有拿出相应的对策，又满世界散布言论，这种做法是极具风险性的。

安禄山真正造反的消息传至长安，杨国忠长出了一口气，就好像一个赌徒终于压中了宝。杨国忠得知安禄山发动叛变时，还得意地说：“现在造反的仅仅是安禄山及少数几个人，他手下的将士都不想反叛，所以不到十多天，安禄山的首级必定会通过驿站传送到京城。”可见杨国忠之所以敢逼安禄山造反，是因为估计安禄山得不到大多数的支持。这种想法可以说是正常的，毕竟这么多年帝国并没有亏待东北的边防军。那些边防将士没有必要跟安禄山冒着杀头的危险造反。作为朝廷大员的杨国忠只顾争权夺势，并不关心时局大政的走势，可以说是整个帝国的悲哀。

渔阳烽火汹汹，九重城阙将要升起更大的烟尘。处于风云动荡中的帝国臣民期待重新看到那个意气风发的李隆基、那个开创了大唐盛世的英明天子，期待他在紧急关头再次力挽狂澜。然而，当了近半个世纪的太平天子，风光无限的唐明皇已经一去不复返。

安禄山一直是唐玄宗信任的边疆守将，那些奏称他有不臣之心的人，都被唐玄宗交由他自行处理。其实李隆基的笼络手段和过度信任，又何尝不是一种心虚的表现。这种心虚来自对帝国军队实力的不自信。在玄宗以前，武官的选任权力集中在朝廷，兵部负责中低级武官选任，宰相负责高级武官选任。朝廷通过对武官的选任，牢牢控制住了军队。而玄宗朝，武官选任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远在边疆戍守作战的将士不可能亲自跑到长安，让兵部进行选任，朝廷不得不把对中下级武官的选任权力下放到节度使手上。节度使可以利用对属下军官选任的权力，乘机扩张其政治权力。

而玄宗因军事需要改革兵制，让节度使在当地招募士兵，施行长任兵制。而长任兵制的特点之一就是职业兵、兵员子弟可以世袭，而家口也常驻边地。这样一种军事制度加上节度使选任武官的权力，就可以使节度使与边将之间形成利益集团，从而削弱了朝廷对军队的控制力。军队武官的选任在节度使手中，而不在朝廷手中，武官自然会与节度使拥有共同的利益，而军队的士兵家乡都在边地不在内地，反叛也没有什么后顾之忧。安禄山久任节度使，使他可以通过以上制度形成一个利益集团。安禄山反叛并不是少数野心家的谋反，而是得到了整个军队的支持。

李隆基以传统的御臣之术来驾驭边将，自作聪明地以藩镇牵制藩镇。重用安禄山就是为了保持藩镇之间的力量平衡，但最终还是形成了以哥舒翰、安禄山等为首的地方军事集团。在这种新形势下，李隆基本应该想办法对节度使进行挟制防范，不能让节度使久任。可是现实情况却是安禄山兼任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时间长达十四年之久。

中国历史上每一个复兴王朝在抓好经济建设的同时，都会将边境线上的战备工作放在重要位置。国家的战备工作，事关生死存亡。唐朝实行的是府兵制，府兵制最大的特点就是“平时为民，战时为兵；兵不识将，将不知兵”。府兵的户籍由军府（又称为折冲府）掌握，府兵制下的折冲府有木契、铜鱼，如果朝廷需要征发府兵，皇帝就会颁下敕书，都督府和郡府检验木契、铜鱼，若都能对合，然后就能发兵。

和平时期府兵耕地种田，并在折冲将军领导下进行日常训练；战争爆发时，由朝廷另派将领聚集各地府兵出征，府兵作战一般不能长期在外，也很少远征，更不能随意更换驻屯地。战事结束后各地府兵仍归本镇，重新纳入当地折冲将军的管辖。这种兵役制度是为了解决三国、南北朝以来军队成为将领私产的问题，有利于防范地方割据势力抬头。府兵制还结合了屯田制，有利于农业生产，减轻国家军费开支，部分解决了后勤供给问题，也扩大了兵源。

唐朝均田制遭到了严重破坏，而且帝国边患日深。为了对付那些机动性极强的北方骑兵，帝国的军事战略必须做出有针对性的调整，防御战线由最初的点式防御转换为线式防御。这就要求帝国的军队有能力远征，也有能力长期驻防边境。

后来，帝国府兵制也逐步走向没落，士兵有死有逃，也不再清点补充，就连府兵装备的马匹、武器和粮草也消耗殆尽，无法得到及时补充。更为严重的是，府兵的社会地位也大不如前。原来的府兵入朝宿卫者被称为侍官，是去保卫天子的。后来宿卫的府兵就雇用顶替，类似于今天的临时保安。士兵成了军官任意驱使的奴隶，以至于长安城中的男人以做侍官为耻辱，甚至会被时人作为嬉笑辱骂的对象，而被派往边疆戍边的府兵也多被当作苦力役使，府兵死后，边将可以吞掉他们的财产。在这种背景下，应该服兵役的成年男子会想尽一切办法逃避。

政府内阁宰相李林甫曾奏请皇帝停止折冲府下发铜鱼、木契和敕书，也就是让名存实亡的府兵制停止运转，皇帝同意了这一建议。从此，府兵虽然保留了原来的官吏，但是这些折冲府府兵中的折冲都尉和果毅都尉等却再也得不到升迁的机会，因此，士大夫们以当此类官员为耻辱。而代替府兵的是招募弘骑，在执行当中也逐渐丧失了本意，应募的多是一些市井中商贩和刁滑之徒，并且大部分人没有经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当兵成了他们的副业。因此，安分守己的老百姓就更不愿意当兵了。

开元八年（720年），契丹再次起兵造反，扰乱帝国边境，并占取了营州。李隆基亲自从长安调集了两万军队，不远千里奔赴前线。可是这支威武之师在行军途中突遇山洪暴发，一夜之间全军覆灭。

李隆基只好另找对策，用了一种全新的方式：直接在幽州本地招募，称“健儿”，是一种新型的职业兵。他们不交租税，并可以获得一份工资。这是与唐朝原有的兵民合一性质的“府兵”截然不同的新制度。这批军队一共有两万人，不仅满足了当时的战役需要，而且事后变成常驻边疆的职业化军队。这种隶属于节度使的边兵，脱离了和中央的密切联系，对于中央的忠诚度开始下降。这为后来的安史之乱埋下了祸患的种子，这也是帝国后期藩镇割据长期存在的关键因素唐朝政府军没有如预计一般在十天内平定安禄山叛乱，反而在玄宗和杨国忠一错再错的决策之下，被打得节节败退、损兵折将，而且很快就把洛阳和长安两座京城都给丢了，以致玄宗君臣仓皇流亡巴蜀。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安史之乱爆发刚刚两个月，安禄山就在洛阳堂而皇之地当上了大燕皇帝；而时隔不过半年，声称十天就能拿下安禄山脑袋的杨国忠，反而在马嵬驿被砍掉了脑袋。

安禄山刚刚起兵之时，尽管朝野上下都为之震骇，却还是没有人料到局势会恶化到那种地步，也没有人料到叛军会一路如入无人之境，东都洛阳失守。大敌当前，李隆基却听信宦官谗言斩杀大将封常清和高仙芝。而当大将哥舒翰在长安的门户潼关守险待机，安禄山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出现了对唐政府有利的形势时，李隆基又听信杨国忠谗言，认为哥舒翰按兵不动坐失良机，连续不断地逼令出兵。哥舒翰被迫出兵与叛军会战，结果大败，潼关失守。

当天晚上，长安见不到潼关传来的平安烽火，人心惊慌，顿时大乱。李隆基睁着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从彻夜难眠的焦虑和不安中走了出来，从数十年的盛世迷梦中走了出来，神色恍惚、步履蹒跚地迈上了那驾前途未卜的马车，迈上了一个太平天子从来没有想象过的流亡生涯。一夜之间，这个风流皇帝真的老了。

如果不是因为这场来势凶猛的战争，七十二岁的皇帝不会认为自己老了。他创造了一个王朝的巅峰时刻，很多时候他会恍惚觉得，自己和属于自己的盛世都将在时间里不朽，当然还有自己的爱情。

男人是很奇怪的动物，他们的生理年龄和心理年龄始终无法重合，各行其是。对于七十二岁的李隆基来说，他的心理年龄只能算是刚刚进入而立之年。如果没有时间的慷慨与自私，这个世界就不会有真正的公平。幸好时间还在，它裹挟着每一个人从出生、成长一直奔向衰老和死亡。人来这个世上走一遭，成功与否，主要是看他在与时间的对抗里能坚持多久。

身份虽然是对抗时间的砝码，但绝对不是决定输赢的那一个。对于李隆基来说，他的砝码至少有三块，一块是载入史册的功业，另外两块则是他所钟情的艺术和不朽的爱情。三者合一，让他成功拦截了数十年的时间腐蚀剂，从而有效延缓了生命的衰老。

至少在心理上，在精神状态上，李隆基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当安禄山粗暴地将他身上那件华丽的外衣撕得粉碎的时候，当政治舞台上所有的聚光灯和布景都消失的时候，当时间的潮水公平地从帝王和平民身上流过的时候……真实的一幕显得过于残忍，但让人不得不去面对，而让一个古稀老人去面对现实的残忍，就更显得残忍。

在穿过太极殿的时候，李隆基驻足停留了片刻。失败因为毫无心理准备而更难于承受。望着护送自己的皇家卫队扔下的军服、辎重，李隆基显得神色恍惚。自从唐隆政变以来，他就没有尝到过失败的滋味。他不知道世界上原来还有“失败”这个词，更没想到这个词有一天会砸到自己头上。对于那些等着看这场大戏的臣民们，他更不好交代，他这个“一贯正确”“英明伟大”的帝王，怎么会犯了如此低级的错误。他不敢见那些大臣和妃嫔，总觉得他们的眼睛里饱含嘲讽。

这一天，跟随李隆基一起逃亡的人有杨贵妃、韩国夫人、虢国夫人、秦国夫人，以及太子、皇子、公主、妃嫔、皇孙，还有杨国忠、韦见素、魏方进等少数大臣，此外就是一些亲近的宦官和宫女。这支逃亡队伍在陈玄礼所率禁军的护卫下，从延秋门（宫城西门）出太极宫，匆忙向西而逃。只有住在宫内的皇家眷属才有幸跟着玄宗逃出生天，而住在太极宫外的妃嫔、公主、皇子、皇孙等，都被他无情地抛弃在身后，更不用说一般的臣民。

在逃亡的路上，玄宗心里还偶尔会惦记那些即将在战火中受煎熬的百姓。经过左藏（国库）的时候，杨国忠对玄宗说：“烧了吧，免得将来落入贼人之手。”李隆基无比厌恶地瞪了杨国忠一眼，然后满脸哀伤地望向那个曾经最让他引以为傲的所在，长叹一声道：“算了，如果贼人来了得不到它，必然会劫掠百姓；不如给他们，免得让老百姓受苦。”

玄宗一行出长安西门后，很快就过了西渭桥。队伍刚一过桥，杨国忠立刻命人将桥焚毁。玄宗一见大火燃起，赶紧说：“士庶各避贼求生，奈何绝其路！”当即命高力士带人回去扑火，让他把火灭掉再回头追赶队伍。

六月十四日，大约中午时分，玄宗一行走到了马嵬驿，这里只是帝国千百个驿站中极为普通的一个，可没有人料到，它会因为一起重大的事件而永载史册。

行至马嵬驿时，禁军将士们忽然都停了下来，再也不想往前走了。因为从长安一路走来，他们已经郁积了太多的不满。面对群情汹涌的六军将士，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心中暗暗叫苦。此次出逃，他肩上的责任最重。作为禁军的最高长官，他要负责天子、宰相和一大帮皇室成员的安全，要在将士们吃不饱的情况下发号令，艰难处境可想而知，所以他也窝了一肚子火。

陈玄礼很清楚，如果不能给怒火中烧的六军将士找一个宣泄的对象，后果将不堪设想！陈玄礼心念电转，马上就有了主意。在这种情况下，也只能把矛头指向朝野共愤的杨国忠。他随即大声对部众说：“今天下崩离，万乘震荡，岂不由杨国忠割剥氓庶，朝野咨怨，以至此耶？若不诛之以谢天下，何以塞四海之怨愤！”此言一出，就像一支火把扔进了柴草堆，六军将士纷纷攘袂高呼：“念之久矣，事行身死，固所愿也！”

身为禁军将领的陈玄礼并不是一个莽撞的武人，早在四十多年前就参与了李隆基诛杀韦后的唐隆政变。对于兵变这种事，他比一般人更为轻车熟路，也更为成熟和冷静。杨国忠是皇帝跟前的头号宠臣，要杀他，就意味着要和皇帝翻脸。换句话说，诛杀宰相这种事情，说好听点叫作“清君侧”，说难听点就是逼宫，就是谋反。陈玄礼可不想背上谋反的罪名，他必须为这场兵变寻找一个强硬的政治后台，使行动更具合法性。

谁最有可能作为陈玄礼的政治后台呢？答案只有一个——太子李亨。早在李林甫当政期间，杨国忠就曾多次充当李林甫的打手，屡兴大狱陷害太子。及至杨国忠当权，他与太子的矛盾更趋尖锐。陈玄礼找到东宫宦官李辅国，通过他向太子汇报了诛杀杨国忠的计划。太子并没有做出任何明确的表态，只要不反对也就等于默许。

恰巧当日随同玄宗从长安逃出来的一批吐蕃使节正围在杨国忠马前诉苦，陈玄礼见状，顿时灵机一动，忽然回头对部众大喊：“杨国忠勾结胡虏谋反，杀了他！”士兵们随即一拥而上，有人马上张弓放箭，射中了杨国忠的马鞍。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杨国忠大惊失色，慌忙掉头而逃。可他刚刚蹿进驿站的西门，哗变士兵就追上了他，一人一刀下去，转眼就把他砍成了一堆肉酱。随后，余恨未消的士兵们又把他的脑袋割下来，挂在了驿站的大门上。

将安史之乱完全归咎于杨国忠一个人，是当时的人们冤枉了他，也可以说是高抬了他。果真要追究安史之乱的罪魁祸首，唐玄宗李隆基肯定是一号人物，其次是一代权相李林甫，最后才能轮到杨国忠。追究祸乱元凶，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谁给了安禄山扩充军力、不断坐大的机会。玄宗长年不至洛阳，无法直接掌控河北军队，给了安禄山在此地坐大的机会。手握重兵的安禄山为了得到更多的财富、更多的物质享受以及更大的权力，便趁朝廷不备，发动了这场颠覆性的叛乱。

有位哲人曾经说过：历史总是把吃饱的感觉归功于第三个馒头。哗变士兵杀了杨国忠后，愤怒不但没有平息，反而生出了发泄和杀戮的快感。杀一个人是杀，杀一群人也是杀，那就干脆把平时看不顺眼的家伙通通杀了。反正事情已经闹开了，索性就把它闹大。乱兵们紧接着又杀了杨国忠的儿子、户部侍郎杨暄以及韩国夫人和秦国夫人。御史大夫崔方进被眼前的一幕吓得面无人色，哆哆嗦嗦地指着士兵们说：“你们怎么敢杀害宰相？”话音未落，他的脑袋就飞离了身躯。

此时，哗变士兵已经把驿站围得水泄不通。玄宗拄着手杖，趿拉着便鞋，踉踉跄跄地来到驿站门口，跟凶神恶煞的士兵们说了一大堆好话，劝他们各自回营。可大兵们却一个个鼻孔朝天，对皇帝的一番好言好语置若罔闻。玄宗无奈，只好让高力士出面，问他们到底想干什么。片刻后，高力士把答案带回来了。他转达陈玄礼的话说：“国忠谋反，贵妃不宜供奉，愿陛下割恩正法。”

这句话像是一记重锤狠狠地砸在了李隆基的心上，让他顿觉天旋地转。他万万没有料到，士兵们到最后竟然会把矛头指向杨贵妃。在玄宗看来，杨玉环只不过是个女人，而且从来没有干预朝政，何苦跟她过不去呢？然而，这只是玄宗的个人想法。

在当时的人看来，正因为杨玉环是个女人，而且有着倾国倾城的绝世容颜，才会让玄宗堕入情网、不可自拔，从而荒废朝政、宠任奸佞，最终导致了安禄山的叛乱，给天下人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所以，杨玉环就跟历史上的妲己、褒姒、赵飞燕姐妹一样，属于红颜惑主、狐媚误国的典型。这样的人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这样的人不杀不足以谢天下。

“告诉他们，我自有处置。”玄宗有气无力地对高力士说，然后转身踱回驿站。

在大门后面，玄宗避开众人的视线，这个老态龙钟的男人拄着手杖、垂着脑袋默默伫立了很久。这时候，没有人看见一颗骄傲而脆弱的灵魂正在战栗和哭泣；这时候，更没有人去聆听一个老人那颗热烈而苍凉的心在时间里破碎的声音。这些时日以来，他和杨玉环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他经常在梦中高声惊叫，她整夜整夜数着念珠为他祈祷。

他也知道，今天这些哗变士兵要是达不到目的，绝对不会善罢甘休。可明知如此，他还是要做最后的挣扎——就像一个失足落水的人，在行将溺毙之前所做的那种无望的挣扎。驿站外不断传来哗变将士烦躁不安的叫骂声，局面随时有可能再度失控。

最后的时刻，最了解玄宗也最忠于玄宗的老奴高力士，走到玄宗身边，说：“贵妃诚无罪，然将士已杀国忠，而贵妃在陛下左右，岂敢自安？愿陛下审思之，将士安，则陛下安矣。”高力士的话一下子切中了问题的要害。这根本不是杨贵妃有没有参与杨国忠谋反的问题，而是既然将士们铁了心要杀贵妃，陛下您究竟做何选择的问题。

要么忍痛割爱，壮士断腕，要么和贵妃共赴黄泉路。事已至此，李隆基彻底绝望。他让高力士把杨贵妃带到了一间幽静的佛堂里，在此与爱人诀别。李隆基不是普通的男人，是帝王，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可以送人上天堂，也可以送人下地狱。可这一次，他要送的人是自己心爱的女人。两人对泣片刻，仿佛有千言万语需要倾诉，却又不知道该说什么。最后，杨贵妃抹了抹脸上的泪痕，凄然一笑，说：“愿皇上保重，妾身有负国恩，虽死无恨。”李隆基哽咽着说：“愿妃子善地受生……”话音未落，他便艰难地转过身，蹒跚着向门口走去，再也没有回头。

杨贵妃跪在佛像前，平静地做完最后一次礼拜。等她站起身，高力士手中的三尺白绫就套上了她的脖颈。一代绝世红颜就此香消玉殒，也让多情的李隆基心如刀绞、肝肠寸断。十六年前，高力士负责把杨玉环带到玄宗身边；十六年后，他又负责把杨玉环从玄宗的身边带走。二十二岁到三十八岁，一个女人生命中最惊艳最华丽的部分，从此永远凝固在了泛黄的史册中。

如果说盛唐是中国历史的一座巅峰，那么杨玉环就是绝顶之上一朵灼灼绽放的盛世牡丹。从这个意义上说，杨玉环是幸运的。因为，正是有了富贵雍容的盛世作为底色，她的爱情故事才会被渲染得如此鲜艳妖娆；正是有了锦绣华章的时代作为舞台，她的生命之舞才会摇曳得如此绚丽多姿、华美无双。

然而，她又是不幸的。因为盛世背后就是乱世的深渊，霓裳羽衣歌舞未歇，渔阳鼙鼓已经动地而来。刹那之间，盛世崩塌，红颜凋零。当初的艺术和爱情越是令人心醉，此刻的诀别和死亡就越是令人断肠……

传统史家很多时候将盛世的终结归咎于红颜祸主、狐媚误国，他们从未曾细想：这一介红颜，连自己的命运都把握不住，又怎堪为盛世的终结承担罪责？其实，杨玉环们也只能被迫地成为一个夭折盛世的殉葬品。像安史之乱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起因本来就是相当复杂的，单从某一方面或某一角度都不能完全概括，只有将诸多因素结合在一起，我们才能更清晰、透彻地看到历史的真相。

乡民父老遮道请玄宗领导抵抗安史叛军，贪恋生命的玄宗哪里听得进去。他在百姓转请之下留下太子李亨敷衍，自己则仍不放弃皇位，马不停蹄地逃到了蜀郡。李亨北上灵武（今宁夏灵武西南）宣布称帝，是为唐肃宗，遥尊玄宗为太上皇。

肃宗重新积聚力量，借助回纥收复两京，最终平定了历时八年的安史之乱。浩劫之下山河破碎，人民蒙受了深重的灾难和苦痛。唐玄宗亲手酿成的安史之乱葬送了他的政治生命，也葬送了他的浪漫爱情，更葬送了唐王朝的赫赫国威。唐王朝从此一蹶不振，每况愈下。

公元758年玄宗返回长安，在儿子肃宗的猜忌和软禁下度过了几年凄凉晚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