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往事——博弈：靠人不靠天

武德九年春天，正是长安城一年当中最美好的季节。如果李氏兄弟不是生在皇家，他们的父亲不是那个叫作李渊的皇帝，他们会在这个时节的某个早晨，穿上最漂亮的服饰，牵上最彪悍的骏马，在京都的旷野之上追逐时光。所有的刀光剑影都将隐去，岁月被阳光抹上一层淡金的光泽，看上去那么温柔。

奈何人总是被命运裹挟前行，既然历史成了板上钉，也只有让他们各就各位。现实是，属于李氏兄弟的这个春天是一段最为难熬的时光，除了朝堂上发出的无关紧要的喧嚣声，长安城寂静得令人心慌。除了等待，他们变得无所事事。但这种等待又是残忍的，就好像在人的心上施加某种酷刑，考验着每个人的耐性。

对于李世民来说，他已经做出了某种选择。在剩下的时间里，他开始慢慢享受演出前的兴奋。事态的天平，也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着变化。

第一步：权力的集团化操作。作为秦王集团的带头大哥，李世民拥有一个人才济济的心腹集团，身边聚拢的这些人都是他在长期烽火岁月里结交的患难之交，在这一点上李建成是远远不及的。尽管在太原起兵之前李建成被李渊派到河东分管招揽人才的工作，但取得的效果并不出色。

经过战火的淬炼和岁月的砥砺，李世民已经不是当初那个十八岁的少年，而是一柄出鞘的利剑，李建成也不是那个沉稳的大哥，而是一个等待接班的太子。

时间让他们发生了质的改变，李世民有了取而代之的实力和野心。不过，能吸纳人才只是成功的一个方面，如果仅仅将各方人才集中到身边，享受权力带来的快感，而不很好地用其所长，让这些人忠心于己、为己所用，即使拥有再多的人才也无法实现权力值的最大化。李世民在聚集人才之余，还能使这些人才全心全力地为己效忠，这是一种极为高明的人才笼络手段。战略要想开花结果，战术要想被贯彻执行，都离不开优秀人才。再反过来看太子集团，虽然李建成手下也有魏徵、王圭这些有实力的谋臣，但是王圭在杨文干事件中被谪，至于那个后来成为一代名臣的魏徵，在李建成手下好像只做了两件有迹可查的事：一是劝李建成参与对刘黑闼的第二次战争以固东宫势力，李建成采纳了这个建议，并且干得还算漂亮；二是劝李建成及早诛杀李世民，李建成犹豫的时间过久，丧失了最佳的出击时间。

太子集团中可堪大用的谋士只有魏徵、王圭、韦挺三人，武将只有薛万彻等寥寥数人。这种战斗力与秦王集团根本就不在一个档次上，秦王府中谋士有名者十八人以上，猛将更是不胜枚举。李建成有要事需要商量，总是与李元吉在一起私下商讨，不见有什么心腹自始至终参与其中。而李世民身边始终有杜如晦、房玄龄、长孙无忌三人环绕在侧。他与这三人能够开诚布公地讨论，汇集四人智慧。

第二步：得玄武门者，得天下。玄武门位于太极宫北边，而太极宫是皇帝及皇族居住和处理朝政的地方，是初唐时期政治活动的中心。因此玄武门是皇宫与外界联系的咽喉要地，玄武门的得失事关宫城安全和皇帝的安危。

为确保宫城的安全，玄武门城门建造得非常结实、沉重，不会轻易被打开，攻打城门若没有内应很难成功。在这里需要提出，玄武门是禁军宿卫的重地，因此驻守玄武门的禁军就成为发动政变者争取的对象。

玄武门是维系宫城安全的重要咽喉之地，皇帝不会轻易将守卫北门这一重要职责随便授给他人，守卫北门的将领多为皇家亲信。玄武门宿卫将士的选拔要求非常严格，皇帝还制定有一套相当完备的安全保卫制度，违制开门则需要皇帝手谕，否则，失职将士都会受到严重的惩罚或被判死刑。

李世民能够控制玄武门，这是他取胜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玄武门在唐代多次政变中均处于关键地位，谁能控制它，谁就容易在军事上处于优势地位，取得最后的胜利。熟谙兵法和战术的李世民，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收买禁军将领、安插心腹亲信，他用了两年多时间用心经营这个地方。玄武门之变虽然在一天内解决战斗，但是整个事件的布局绝非一时的心血来潮，每一个置身于局内的人都在其中步步为营。

李世民布置玄武门，是为了应对不时之需，是最后一步夺命的险棋。不到最后关头，估计他也不会动用这一招。以秦王府的一千人来对抗东宫几万人，无异于以卵击石，发动政变成功的可能性实在微乎其微。作为一个正常人，如果不是无路可走，是不会冒如此大风险的，道德的包袱会压垮权力带来的快感。虽然有人从玄武门之变得出李世民是“具有雄才伟略而根本蔑视公认道德的政治家”的观点，但是这种说法有待商榷。

一个无视道德的君王，怎么会在权力到手后，想着法子去干预史官的著撰，将自己最不光彩的一页做道德上的美化。在那个生死存亡取决于一念之差的时刻，无论是李建成还是李世民，都无暇去顾及道德的问题。在杨文干事件之后，双方或许都已经意识到欲以不流血手段击败对方是不可能的。箭在弦上，躲是躲不开的。

李世民对整个事件谋划精当，每个细节都拿捏得恰到好处。再纠缠于谁是主谋，谁是受害者已经没有丝毫意义，形势逼人急。这里有一个人不得不提，就是驻守玄武门的将领常何。有人推测，常何是李世民在玄武门布下的一颗夺命棋子。

陈寅恪先生通过常何墓志铭揭示了这段千年秘密：常何出身于瓦岗寨，他和秦叔宝、程知节等都是老相识，本来隶属于李建成。武德七年，李世民将其调入长安，赏赐他金刀子一枚、黄金三十斤，派驻玄武门做了统领。李建成以为屯守玄武门的是自己的心腹，也未加防范。当时守卫玄武门的职位更高的将领敬君弘和吕世衡，也被李世民拉拢过去。

李建成显然没有认识到玄武门的战略地位，李世民在此处苦心经营长达两年时间，他竟然毫不知晓。对于李世民而言，最稳妥的选择就是离开长安，到洛阳召集支持力量与太子集团周旋。而李建成也认定李世民会采取一种比较保守的态势，离开才是明智之举，比发动政变的风险要小得多。

李世民考虑的是什么——就算能够离开长安城，一路上关卡重重，也未必能够成功脱险；发动政变，只要在一开始就击杀太子，控制住皇帝，即使兵力极度悬殊，还是有希望取得最后的胜利。当权力博弈走到刺刀见红的地步，风险值也会大大提升。这就像是赌徒下注，当输无可输的时候，只有置之死地而后生。

第三步：人才争夺战。太子集团要剪除的第一个对象是秦王府车骑将军张亮。武德九年，两大集团的权力斗争已经进入白热化。李世民在寻找退路，尽管第一战场的胜负尚未分出，可他还是未雨绸缪，积极开辟第二战场。洛阳是他的根据地，如果京城第一战场全面溃败，那么出京据守此地也算有个退路。

李世民命令行台工部尚书温大雅镇守洛阳，同时命令张亮率左右侍卫王保等一千余人同去，暗中交结当地英雄豪杰，等待事态发展。

李世民让张亮带去大量金银绸缎，任其使用，什么时候开展工作都需要经济做后盾。

洛阳是李世民于武德四年攻打下来的，他在洛阳战役中连续火并王世充和窦建德两大集团。打下洛阳后，他禁止士兵骚扰抢劫百姓，获得民心；没收府库金银绢帛，赏给将士，获得军心。一手抓民心，一手抓军心，李世民在洛阳建立起很好的群众基础。

张亮按照李世民的指示在洛阳广泛结交英雄豪杰。张亮的活动被太子集团觉察到了，李元吉向李渊告状说张亮结交不法之徒意图谋反，张亮由此遭到囚禁。最后因为证据不够充分，又将其释放，仍然让他回洛阳任职。

太子集团要剪除的第二个对象是秦王府左二副护军尉迟恭，此人是李世民的左膀右臂。

太子集团出的第一招是利诱。李建成、李元吉秘密送给尉迟恭一车金银珠宝，并写信表示：“盼望有幸得到您老人家的照顾，用这一点儿菲薄的礼物，增进我们贫贱时相识的友情。”尉迟恭比李建成大四岁，李建成自降辈分，可见他对尉迟恭的重视程度。尉迟恭严词拒绝，说：“我出身贫贱。秦王对我有再生之恩，现今我又名列王府，只有杀身以报。对于太子殿下，我却没有一点儿功劳，所以不敢接受重赏。如果和殿下秘密交往，就是贪图富贵，对主人不忠。这种人，殿下要他有什么用呢？”

既然不能将活得尉迟恭拉拢到自己的阵营里，那索性就要个死的吧！太子集团想的第二招是暗杀。李元吉派刺客于夜间袭杀尉迟恭，尉迟恭事先得到消息，命家人把大门到卧室的所有门户全部打开，自己静静地躺在床上等待刺客上门。刺客几次来到庭院，都不敢进入卧室。

太子集团想的第三招是陷害。李元吉向唐高祖报告说尉迟恭犯了罪，李渊这时在帝位的继承上已经完全倾向于李建成，李元吉的报告一到，李渊就下令逮捕尉迟恭，关押在监狱中调查审理，打算处死。李世民竭力营救，才留下一命。

太子集团要剪除的第三、第四个对象是秦王府左一马军总管程知节和右二护军段志玄。李元吉对程知节进行诬陷，李渊于是命令程知节出任康州刺史。程知节坚决不去，并对李世民说：“大王的四肢和臂膀都被剪除，身躯还能活多久？我愿意冒死刑的危险，留在京城保护大王，请早定大计。”李元吉又故技重施对段志玄进行利诱，送给他金银绸帛，也被段志玄拒绝。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也不知道李世民从哪里找到这么多坦荡荡的君子。

太子集团要剪除的第五、第六个对象是秦王府的智囊房玄龄和杜如晦。李建成对李元吉说：“秦王府的智囊，使人畏惧的是房玄龄、杜如晦二人。”李渊也曾经当着侍臣的面夸赞房玄龄：“此人足智多谋，足能委以重任。每当替我儿陈说事务，一定能了解人的心理，千里之外，好像对面说话一样。”李建成找了个机会上奏，说房、杜二人挑拨李世民和李建成的兄弟关系，应当严加惩处。李渊最头疼的就是太子和秦王之间的暗斗，对与此相关的事情非常敏感。他几乎没有犹豫就将房、杜二人调出秦王府，而且不准他们和李世民往来。